第十部分佐尔格（1）

1941年11月18日凌晨5点，日本东京特高课人员突然闯入德国《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记者佐尔格家里，二话没说，就将只穿睡衣和拖鞋的佐尔格推进警车。佐尔格则大声抗议这种非法逮捕。　　特高课指控佐尔格是苏联间谍。佐尔格供认：我是间谍，但不是苏联间谍，而是德国间谍。苏联政府宣布，苏联与佐尔格“毫无关系”。　　佐尔格的德国记者同行知情后，立即联名写信给德国驻日大使抗议日本的暴行。德国驻日大使尤金•奥特少将驱车前去“探监”，并于11月23日向柏林拍回绝密电报：《法兰克福日报》驻东京特派记者理查德•佐尔格因间谍罪被日本警察拘留。德国外交部要求日本务必彻底澄清事实，释放佐尔格。　　有人说佐尔格被捕后神奇般地回到了欧洲，还有人说在澳门亲眼见到了佐尔格。战后，佐尔格的日本情人石井花子带着对佐尔格的思念，来到东京杂子谷公墓前徘徊……　　佐尔格简直是一个十足的传奇人物!　　理查德•佐尔格(Richard Zorge，1895—1944)，1895年10月生于俄国高加索巴库油田附近的阿基堪德镇，父亲是德国工程师，母亲是普通的俄国妇女。

佐尔格3岁时，全家迁往德国，定居柏林郊区。1902年，佐尔格进入柏林希特费尔德中学读书。他喜欢历史，爱好文学，能言善辩，政治上是一个泛德主义者。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佐尔格应征入伍，奔赴战场。战争期间，他作战勇敢，荣获二级铁十字勋章。佐尔格经历和目睹战争的惨状后说：“我陷入了极度的思想混乱之中。”1916年，佐尔格负伤住院时，结识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接触一些共产主义经典著作。同年10月，他就读于柏林大学经济系，秘密接触了社会主义组织。他暗下了决心：“除学习之外，还要参加有组织的革命活动。”1918年1月，佐尔格正式退役转入基尔大学学习并加入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1919年加入德国共产党，担任德共秘密交通员，初步显示他的组织鼓动才能。　　1921年，佐尔格结婚了。他的妻子是他的大学教师科尔特•格拉契的夫人克里斯蒂阿尼。他们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初时并没有料到会有这层关系，但佐尔格的才能吸引了她。克里斯蒂阿尼说：佐尔格“从不缠人。他无须向别人献殷勤。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总是围着他转”。

　　1924年，德共第7次代表大会召开，佐尔格作为会议的正式代表出席会议，并负责会议的保卫工作。佐尔格的个性吸引了与会的苏共代表，他们建议他去莫斯科，用他的才能为共产国际服务。1925年，佐尔格偕妻女来到苏联，定居莫斯科，加入苏联国籍和苏联共产党，供职于共产国际新闻处。1927年2月，佐尔格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驻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搜集有关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共产党、经济、政治以及一切可能发生的重大问题情报。”1928年7月，佐尔格出席了共产国际第6届世界代表大会。不久，苏军情报部部长别尔津招用佐尔格，在接受严格的特种训练后，正式成为苏军谍报人员。1930年1月，佐尔格被派往中国，搜集有关中国局势问题的情报。佐尔格取道柏林，从德国农业报编辑部里搞到一封介绍信，然后以该报记者的身份来到上海，拜见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工作人员，结识德国《法兰克福日报》记者史沫特莱以及其他一些国际知名人士，很快建立了由1个苏联人、1个波兰人、1个中国人、1个日本人组成的“上海小组”，广泛搜集各种情报。

佐尔格通过收买在南京政府工作的德国工程师、无线电通信军官施特尔茨的中国太太，掌握了国民党军南京总司令部及其所属部队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德国军事顾问相互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密码和1本德国军事顾问与国民党中国进行联络的电话号码。此后，大量有关中国问题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飞往莫斯科。与此同时，佐尔格还向中国共产党通报国民党军队的动向，对中国革命起了一定的作用。如他将有关国民党引进新式武器的情报通报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尚未投入使用时，红军便熟悉了这种武器。1931年，佐尔格又成功地用金钱贿赂国民党政府内有关人员的办法，营救了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的国际革命者劳伦斯夫妇。　　1932年2月，佐尔格完成了他在中国的使命，经海参崴回到莫斯科，受到了有关部门的热烈欢迎。这时，佐尔格是一个“单身汉”。他的德国妻子克里斯蒂阿尼到苏联不久，发现丈夫从事一种神秘的工作，“心神不定、酗酒、勾搭女人，对她越来越冷淡。”1926年10月，她离开莫斯科而 祷氐鹿４哟耍胱舳褚坏读蕉稀５亲舳竦纳羁刹患拍钠拮?走后，他很快就与莫斯科某制药厂的工程师卡捷琳娜同住在一套公寓内，佐尔格的朋友都把卡捷琳娜当作他的俄国妻子。

据说他俩的关系可以追溯到1929年甚至更早的时间。后来，佐尔格去日本，卡捷琳娜还经常给他写信，托人给他捎去衣服和食品。　　1933年4月的一天，佐尔格奉命来到别尔津的办公室。别尔津问他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考虑，佐尔格激动地说：“在东京我也许能干点事。”这正中别尔津的下怀。自从20年代日本干涉苏俄革命起，苏联一直把日本当作东方最危险的敌人。九一八事变后，苏联决定在日本组建情报网，别尔津正打算把这个任务交给佐尔格，两人一拍即合。经过具体的筹划，佐尔格决定取道德国到日本。　　柏林是佐尔格的第二故乡。佐尔格通过熟人和朋友从《法兰克福日报》编辑部弄到了驻东京特派记者的身份证，从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刊物《地缘政治》编辑部里搞到了进见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先生和德国驻东京大使馆外交官的介绍信，从《每日展望》编辑部里搞到了进见德国临时助理武官尤金•奥特少将的介绍信。他们都把佐尔格说成政治上完全可靠的人。7月，佐尔格又到华盛顿拜见日本驻美国大使出渊先生，从他那里获得了进见日本外务省情报司司长天羽荣二的介绍信。9月，佐尔格怀揣各种高级介绍信，满怀信心登舟破浪奔赴东京。

　　在东京，佐尔格首先拜访德国驻日大使馆的外交官，认识了奥特少将，他俩一见如故。临别时，使馆的人员说要介绍佐尔格进见外务省的人员，佐尔格颇为得意地说：“我兜里揣着给天羽的信，因此不再需要给日本外务省的介绍信了。”次日，佐尔格便去外务省拜见天羽荣二。天羽在他每周举行一次的记者招待会上，介绍佐尔格与日本记者和外国驻日记者见面。佐尔格抓住这个机会，广泛开展活动。不久，一个隐伏在日本的苏联谍报组织“拉姆赛”小组成立了，成员有南斯拉夫籍的勃兰科•伏开利克（苏共党员）、德国人马克斯•克劳森（苏共党员）、日本人宫木佑德（美共党员）、大崎秀实（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等。到1941年11月，这个小组发展成为由39人组成的国际性组织。1933年10月，佐尔格又加入纳粹党，进一步获得了工作的便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