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的消极影响心知肚明。因此他们就主张以改革、现代化和合作互助的精神来改造欧美社会经济制度并以此来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第三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力图在国内寻求公平与效率的平衡，在国际上则提倡开展有效的世界化的合作，促进国家间的交往、理解，尤其是相关政策的对接和协调。总之，“第三条道路”的出笼是以高新科技为代表的欧美新生产力要求经济基础发生变革、以经济全球化为重要特征的生产关系要求社会管理方式等上层建筑发生变革的综合反映。很明显，这套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在事实上也对欧美各国，特别是美国连续10年的经济增长产生了良性刺激。

由于以高科技为依托的新的生产力与世界上众多处在工业化之中或前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国家在能源等自然资源上没有更多的利害冲突，所以在克林顿主政白宫的8年中，世界也就始终处在和平与发展这个总节律之中。 传统的“反扑”与战争选择 高新技术产业行业的兴起，不可避免地要造成对美国旧有经济结构、产业行业结构的冲击。而后者强烈的抵制、抗拒也就终于形成了政治上的反弹与反扑。这种反弹反扑的人格化表现就是小布什总统的上台执政，而“第三条道路”也就至此戛然而止。 美国本届政府与传统产业行业有着怎样的联系，只要看看其相关的背景便可一目了然。总统布什本人就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位农场主，有个1583英亩的牧场，拥有的净资产超过2000万美元。他与各大财团集团的关系尽人皆知。为此，竞选捐款最多的企业分属石油、石化、天然气、制药、烟草、制造业和营销、工程承包等。布什成为白宫新主人后，为报答这些大企业大公司的关照，专门让副总统切尼组织了一个能源政策项目小组。而切尼本身也是一家能源企业的首席执行官。结果俩人一拍即合，悍然退出了以环保为主旨的《京都议定书》。

作为重要阁员的国防部长也曾是多家医药、电信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董事。一向被视为鹰派人物的“巾帼”赖斯女士也同样在几家传统产业公司担任董事长或国际顾问。 石油、石化、制造、军火、金融、房地产等等，这些产业行业都是撑起欧美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台柱子，虽然后工业化时代的高新技术也对这些产业行业的更新有着强有力的推动作用，但它们毕竟是旧时代的产物，具有耗能多、技术含量低的特点。加上美国劳动力的就业成本甚高，致使它们在国内难与新型产业行业相匹 敌；在国外也因为运营成本过高而常常落败于对手。尽管它们在美国GDP中所占比重仍保持在40%以上（不包括军工业），但终究举步维艰，处在夕阳西下的境遇。它们要想发展，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掌控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命脉——能源，扼住对方的“咽喉”就可无往不胜。无疑，这是传统资本主义列强争夺世界的手段。不管在争夺形式上有多少变化，“炮舰政策”的影子仍然依稀可辨。由此我们也就不难明白，布什总统执政的美国政府为何要拼尽全力，不顾一切舆论压力去攻城掠地了。 彻底摒弃“第三条道路”

，以垄断的跨国的传统的产业行业为基础，按照陈旧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在传统的能源原料、资源领域进行争夺，这就是本届美国政府的战略走向。选择这样一种战略走向的国家又怎么能避免与那些正努力实现自身工业化的国家发生冲突呢？如果美国国内新生产力不能重新占据经济和政治的上风，这种冲突只会愈演愈烈，直至走向新的战争，甚至是世界范围的大战。仅就美国国内经济来说，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实质上是传统对新生的胜利，是资本贵族对资本平民的胜利，是夕阳产业行业对朝阳的胜利。 这种胜利是美国的悲剧，也预示着世界的不幸，我们只能为之哭泣。

第一辑江 平 （1）

法的精神——只向真理低头 江平，1930年出生。1948年考入燕京大学，攻读新闻专业；1951—1956年，赴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1956年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1983年任该学院副院长，1988年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1988年访问意大利期间，促成了与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罗马法传播研究组的合作。参与多项重大立法活动，为《民法通则》四人专家小组成员之一；任《行政诉讼法》起草专家小组组长，《信托法》起草专家小组组长，《合同法》专家小组组长。目前正致力于《物权法》和《民法典》的专家起草工作。

用民主的方式讨论政治体制改革问题，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实践中减少冲突、增加共识的重要途径之一。 ——江 平 起草中国的“权利宣言”——《民法通则》 在我国法学界，江平教授是一位泰斗级的人物。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他就致力于我国法学思想和理论的转向，建构了一个初步适合中国国情的现代法学理论体系；1985年他主持起草了中国的“权利宣言”——《民法通则》，成为我国“民法通则”观念的主要启蒙者和民法理论的奠基人。后来人们把他和我国另两位法学泰斗梅仲协、谢怀并称为中国“民法三杰”。 《民法通则》是为了保障公民、法人的合法民事权益，正确调整民事关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制定的法律文献，第一次列举式地规定了一系列民事权利，填补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空白。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有关部门于1954年开始第一次组织力量起草自己的民法典，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完成了全部草案。草案以宪法为根据并按照党的八大所确定的方针作过多次修改，分总则、所有权、债、继承四编，共525条。它强调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特别是对国家财产的特殊保护，但忽视了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的应有的法律地位，再加上“左”

的错误的干扰，这次起草工作中断了。1962年政府组织力量进行了第二次民法起草，于1964年7月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试拟稿）。由于受多年来“左”的思想的影响，该民法草案（试拟稿）无论在结构或内容上都比第一次草案倒退了。条文大多流于空洞的政治口号；只讲义务，不谈权利；只讲通俗，不讲科学性等等。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又使“草案”束之高阁。此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民法的起草一直停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根据当时形势，从1979年11月开始经过两年的努力，草拟了4个民法草案。几年后，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婚姻法、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商标法等法律。国务院及其有关部门也颁布了相当数量的单行法规。但是，民事生活中带有共通性的事项需要加以规定，这就促成了《民法通则》的起草。 1985年，刚刚担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的江平接受了起草《民法通则》的任务，他和中国人民大学的佟柔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王家福教授、北京大学的魏振瀛教授成立了4人专家小组。在起草《民法通则》前，他已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民法通则”的意义和作用，解答了许多法学观念的难题。

他的先期研究和大量的析疑解惑工作，使《民法通则》的制订、通过和实施得以顺利进行。 1985年8月他们完成了《民法通则》草案第一稿；11月，《民法通则》草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3次会议进行初步审议。根据委员长的建议和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于1985年12月召开了有188名民法、经济法专家及有关部门的同志参加的修改《民法通则》草案的座谈会。经过反复讨论，《民法通则》的修改稿得以完成，并于1986年4月12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正式通过。 《民法通则》被认为是“中国的权利宣言”，它又一次赋予了中国人尊严。由于《民法通则》专家组的出色表现，江平、佟柔、王家福和魏振瀛在法学界被尊称为“四大民法先生”。 1987年，值《民法通则》实施一周年之际，全国人大法工委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陶希晋说：“现在我们的刑法、民法、刑诉、民诉都有了，就差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了，今后应加强这方面的工作。”副委员长王汉斌听后立即说：“这事就交陶老啦。”会后陶希晋又建议由江平来牵头，于是由江平任组长、北大罗豪才和法大应松年两位教授任副组长的“行政立法研究组”

成立了，组员有法工委的肖峋等。当时江平想搞出一部类似《民法通则》一样的《行政法大纲》，但后来发现这很难，于是他提出借鉴民事立法经验，先搞一个行政诉讼法，以此来促进行政实体法如计划生育法等的出台。经过几年的工作，终于促成了“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出台。 江平的出色表现在法学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也给中央高层领导留下深刻印象。1988年江平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兼任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副主任。 20多年来，江平教授还主持或参与了我国其他一系列重要法律的立法工作。他是1999年出台的《合同法》、2001年出台的《信托法》的专家起草小组组长，参与了《国家赔偿法》《公司法》《证券法》《票据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等立法工作。尽管现在他已逾古稀之年，但仍担任着《物权法》和《民法典》的专家起草组负责人的重要职务。

第一辑江 平 （2）

从莫斯科大学优秀留学生到社会底层人 江平教授是浙江宁波人，他的父亲早年在民国中国银行大连分行供职。1930年江平在大连出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江平随父母到上海，一年后，又随调入民国中国银行北平分行工作的父亲来到北平。 江平有兄弟姐妹6人，他排行老五。从小聪明好学的他随着父母几度迁居，视野颇为开阔，是兄弟姐妹中最调皮也是最聪明的一个。他的初中是在当时的北平艺文中学度过的，高中就读于著名的崇德中学。 崇德中学（现为北京三十一中）属圣公会学校，1910年，英国安立甘差会拨款1000英镑，在西城绒线胡同，以一座古庙为基础开始修建崇德中学的校舍。1939年由于日本反英，学校被迫停办。1940年春，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将崇德的旧班底搬到海淀蔚秀园，成立燕大高中部。第二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大与高中部同时被日本兵关闭。直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崇德才复校。江平就是崇德复校后进入该校读书的。这所著名的中学除培养过江平这样的法学大家外，还培育了著名科学家杨振宁、“两弹元勋”邓稼先、台湾作家郑愁予等世界知名人士。 1948年一直做着记者梦的江平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

燕京大学也是一所私立的基督教学校。基督教教会的根据地主要是美国和加拿大，以美国为主，在纽约有“中国基督教大学董事会”，在上海有“中华基督教教育会”，多的时候，基督教会支持着16所大学，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之后，还保留几所。燕京大学是其中之一，也是规模最大、办得最好的一所，毕业的人也最多，在政治上、国际文化上影响是最大的。 江平进入燕京大学后由于热衷于新闻事业，处处表现活跃。1949年他因加入反抗当时政权的民主青年同盟而被迫辍学。北平解放后，他参加了北平市团委筹委会的工作。 1951年，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各方面的人才，因此国家选送了第一批约十一二位德才兼备的学生前往苏联留学，江平就是其中之一。他留学的是喀山大学法律系，那是列宁的母校，在苏联很有声誉。1953年，江平从喀山大学转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继续深造。他聪明好学，每门功课都很优秀，成为留学生中的偶像。 在留学期间他还参加了中国学生会的工作，与同在莫大法律系求学并担任学生团委工作的戈尔巴乔夫多次打交道。 1955年江平与宋健等人被选为留苏学生代表前往波兰华沙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

参加联欢节的中国代表团当时有200余人，团长是罗毅，副团长有吴学谦、马少波等人。当时宋健在莫斯科包曼高级工程学院学习自动控制专业，出国前曾就读于哈工大，俄语很好。由于他在苏联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经校方推荐、国内批准成为研究生，同时在学校承担一门教课任务。经过两年多的研究，写出了高水平的副博士论文。校方又提出，再延长一段时间，对论文稍加修改，即可获博士学位。由于中苏关系已公开恶化，国内又急需他的专业，宋健便决定放弃博士学位立即回国工作。中苏关系正常化后，苏联主动授予宋健博士学位。 前往华沙的同一年，江平与陈汉章（后任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一起为司法部长史良率领的中国司法访苏代表团当过俄文翻译。 江平由于成绩突出，提前一年毕业。1956年他在毕业典礼上作为莫斯科大学留学生的代表发了言，轰动整个校园。 完成学业回国的江平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任教。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第二年厄运降临到他的头上。 1957年的中国，创巨痛深。江平因说了当时不该说的话，成了首批“右派”分子，遭遇流放。 也是在这一年，与他相濡以沫的妻子在组织的干预下被迫与他离婚，好好的家庭破裂了。

也是在这一年，他在山西改造时，在一次与难友抬钢丝过铁轨时，因身心交瘁，精神恍惚，竟让一列风驰电挚的火车带出去几十米远，无情的车轮碾碎了他的一条腿。 1957年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岁月，他依靠顽强的毅力和意志挺过了生命中沉重的磨难。事后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可以说是从火车轮子底下捡回了一条命，这让我觉得对人生应该有一个乐观的态度。 1972年，北京政法学院解散，江平被“发配”到安徽农村劳动，后来几经周折，调到延庆中学教书，生活有了好转。此时他也重新组建了家庭，并有了儿子和女儿。

第一辑江 平 （3）

风云突变：中国政法大学校长职位突然被免 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第二年江平恢复了教职，回校任教，一边潜心研究民法和商法，推动国家立法，一边做好法学教育工作。由他主持开设的罗马法、西方民商法，在国内是最领先的，成为全国闻名的特色课程，他也成为我国法学界中知名度最高的教授之一。 1983年江平教授被推拥为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北京政法学院1984年改名为中国政法大学时，他为副校长，1988年升为校长。 在江平校长看来，法学教育不应该过分强调空洞的形态问题，而要有更多的开放度，要与整个人类的法律知识体系衔接。不要把中国法学教育孤立在世界之外，不能把中国法学教育分离在人类的丰富的法律知识体系之外。为此他选择了从事民主和法治的教育。 江平教授所理解的法治具有民主和自由两个思想支点。因此他的同事称他是“民主校长”。在他的领导和同道者的努力下，中国政法大学迅速跃升为中国最著名的学府之一，成为中国法学的最高殿堂。 江平不但是个好管家，也是一个好教授。听过他课的人都说他有讲课的天赋。他思路明晰，重点突出，课题又能针对现实、旁征博引，启发性极强。

20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培养民商法方向的硕士，90年代开始培养博士，是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津贴的专家。 20世纪90年代，江平教授把精力主要转到对西方法学著作的翻译组织工作上。早在1988年，他就在访问意大利时与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罗马法传播研究组达成合作协议，决定翻译罗马法原始文献。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全部文献计20多卷500万字，需要20年才能译完。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像的。江平以他的远见卓识为我国法学教育以及罗马法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历史文献资料。他还通过努力获得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组织翻译一套30余种的“外国法律文库”丛书，译字总计1000多万。目前这两项工程都已完成，受到学界好评。 他的学生龙卫球博士曾总结江平担任校长期间政法大学呈现的三个特点：一是在学校的各种工作中，任何情况下都以教学为优 先。他挽留了很多优秀教师，也帮助和引进了很多优秀教师，并且是在最困难的时候提供最重要的帮助。国内的中青年学者，包括民商法专业外的不少学者，都得到过他的鼓励或提携。二是在处理学校与学生的关系中，以学生为学校的主人。他在一定范围开创了学生自由选择老师听课的先例。

他作为校领导，经常深入到学生中去，了解学生的生活、学习的需要，尊重学生的合理意愿。他非常爱护学生，是一个真正能够与学生同呼吸的师长。三是在教育方针上，确立民主思想教育与专业教育并进的原则。 说到江平校长挽留人才的故事，就不得不说我国法学界另一个大名鼎鼎的法学家贺卫方教授。 贺卫方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杂志的编辑工作，1988年决意“下海”，江平校长爱才心切，执意挽留，未能使贺卫方回心转意，结果两人大吵一通。可“下海”不久的贺卫方却无法割断对大学校园的思念，终于回心转意。在江平校长及学校同仁的努力下，1990年1月贺卫方从中国轻工业品进出口总公司重回中国政法大学。贺卫方回忆这段经历时感慨万分地说：“当 时自己很难想像这么快又回到政法大学，走在校园里，心情十分复杂。我对江老师充满了敬意和谢意，特别庆幸能够在他的校长任期的最后时刻调回学校。” 然而就在贺卫方回到学校后不到两个月，江平校长的职务被免去了。

1990年2月15日，度完寒假的师生从四面八方回到学校，在那天下午的全校教师大会上，几乎是在全体师生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司法部派员来校宣布决定：免去江平中国政法大学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 关于这次人事变动的解释是相当低调的，会场上的气氛十分凝重。但江平教授很平静。在全体教师长时间的掌声中，他发表了耐人寻味的讲话： 首先，我对于司法部党组免去我的校长以及校党委委员职务的决定表示拥护。实际上，自担任校长职务以来，我一直感到不能够胜任这副重担。自己也多次萌生辞去职务的想法。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学校长这个角色愈发不好干，自己愈发不能适应国家的要求。今天终于被免去了职务，我好像卸下了一个沉重的包袱，感到了一种特别的轻松。自己本是一介书生，从教师中来，现在又回归到教师中去，我想起陶渊明的话：“田园将芜兮，胡不归！”能够回归到自己的学术家园，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是从本校的前身北京政法学院开始自己的大学教师生涯的。几十年来，自己所有的酸甜苦辣都跟我们这个不大的校园联系在一起，对于这里的一切充满了感情。能够为学校做些微薄的贡献，是自己的责任。

当然，由于自己能力和水平上的原因，许多事情想做没有做成，或者没有做好。我想今天是一个机会，向大家表达我的歉意，尤其是我得罪过的那些人们，希望你们能够原谅我。 从今天开始，我不再是校长了。但我仍然是学校里的一个教师。今后校领导有哪些工作需要我参与或者协助，我仍将全力以赴。另外，我现在还担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我将一如既往地积极参加立法方面的工作，为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做出自己的贡献。总之，无论地位怎样变化，无论从事哪种工作，我都将力求无愧于历史，无愧于人民！谢谢大家！ 教师们几乎是屏住呼吸听完江平的“告别演说”。当江平讲完话，会场再次响起长时间热烈的掌声。 从他1983年担任北京政法学院副院长算起，江平在中国政法大学和它的前身当了5年的副校长（副院长）和2年的校长。这在江平的人生中只是短暂的时光，然而他在这段时间中为实现中国政法教学模式的改革，促进中国法学教育与世界的接轨，为推动和完善中国法律制度建设，做出了杰出贡献。 江平教授离开了校长之位后，一方面继续积极从事学科研究和授课工作，另一方面把大量时间投入到西方法学名著的翻译工作及国家法律制度的起草中。

2000年12月28日是江平教授的70岁生日，在他的同事和学生为他庆祝之际，他个人捐资50万元在中国政法大学成立一个助学基金，令人无比动容。为了褒奖这位卓越的法学家对中国政法大学及整个中国法学事业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中国政法大学授予他终身教授的荣誉。 江平在答谢发言中说：“人生七十，该是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了！上苍总算是‘公平’的。1957年以后，给了我整整22年的逆境，又给了我整整22年的顺境。逆境给了我磨难和考验，使我更能以正常心看待一切，我喜欢的一句格言就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国家民族如此，个人也如此。逆境给了我沉思和回顾，已经没有什么可迷信的了，我喜爱的另一句格言就是：‘只向真理低头。’”

第一辑江 平 （4）

宪法必须进入司法程序——“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