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记得电视剧里有个人物很不争气，而且经常被人欺负，孩子突然小声地说了一句：“真窝囊！” 我顿觉有一条鞭子抽在我心上，惭愧、后悔、心的疼痛，像决堤的水涌来涌来……火车载着我再次离开故乡前往北京，我对儿子的粗暴，令我愧痛得无法描述，那是我终身也无法忘记的。 任何时候，想起他那句“真窝囊”，我都会闭上眼睛……那天夜里，儿子冒出那句“真窝囊”时，我注意到儿子并没有对我怀恨。是儿子已经原谅我了？不，儿子的心中压根儿就没有恨，也没有“原谅”这样的意识，他在被我打的时刻和被打之后，最担心的就是怕我不爱他了……这件事情会让我愧疚一生，我的粗暴和施虐是不可原谅的。在这件事中，我看到了自己人性中有一种“恶狠狠”的丑恶而残暴的东西！我凭什么这样对待儿子，就因为我是他的父亲？我意识到了所谓“家长式”在我们许多人的灵魂中都渗透得多么深！它是我们社会中不平等、不文明、不民主等现象的家庭基础，是个人身上就存在的劣习劣根。 今天我已能认识到，我在儿子刚刚出生就为他准备好了许多“小人书”，也是我犯的一个错误。我自己少年时一点一点地把零钱积起来去买书，“连环画”好比“连续剧”

，是有悬念、有巨大吸引力的，我看完一本，没了，就想听“下回分解”，于是就有很大的兴趣去寻找。再得到一本新的，那阅读真的是“如饥似渴”，这整个过程是去获取见识、了解未知的过程。可是，我把一切都给孩子准备好了，就消灭了他去获取的兴趣。 类似的例子还见于一位女教师给我讲的一个故事：有个初一女生自己攒钱想买一部《哈利·波特》，快攒够了，碰到了她的生日，母亲把《哈利·波特》买回来了，作为送给她的生日礼物。没想到女儿顿时眼泪掉下来，不是感谢，而是说：“没劲透了！” 从此拒绝看《哈利·波特》。 别人听了都说，你看你，自己没花钱，又得到了你想要的《哈利·波特》，这多合适呀！ 可孩子不是这么想的。这个世界能给予她发挥一点主动性的空间已经微乎其微，好不容易有一本自己想要的书，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得，而且为此准备了很久，就要成功了，突然，母亲消灭了她的愿望。 再说我的儿子读到三年级，成绩是班上中下水平。他虽然各科成绩都没有不及格，可以升四年级，但我们意识到不能让他接着读四年级了，只好选择让他再读一年三年级。又考虑到不能在原校重读，于是再找关系，把他转到了离家较近的另一所小学重读三年级。

我们鼓励他：没关系，充满信心，从头再来！ 但不久，我们发现，过去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是很深的。他自己从未说过不想读书，但重读他读过的课本，在他心灵深处引不起热情和兴趣，“厌学”在他的精神深处已被“培养”成熟了。重读，他也只是中等水平。 这是他的童年。 “文革”十年，最大的损失恐怕是教育的损失。“文革”后，千千万万的家长对子女教育的重视是空前的，数不清的爷爷奶奶也在灯下盯着小孙子读书。老师辛辛苦苦，家长辛辛苦苦，孩子呢？有人问：当今中国社会最辛苦的是谁？ 都说：我们的孩子。 不是吗？每天清晨，他们匆匆忙忙骑着自行车冲出院子赶去上学……晚上，家长在看电视，孩子在灯下紧张地做作业……大家都非常辛苦，非常用心。可我们的教育方式，常常表现为老师和家长配合着，在辛辛苦苦、兢兢业业地构成对孩子成长的压迫和摧残。 1992年，我调进北京，第二年全家迁到了北京。我向我并不认识的海淀区育英中学校长求助，感谢她接收了我的孩子进入育英中学。初中三年，孩子还当了三年班长。

但在初三，我的孩子在中考模拟考试时成绩落到班上后五名，远落在海淀历年的中考录取分数线之下，在短时间里他还能出现跃升几十分的奇迹吗？如果不能，他将进不了高中了。怎么办？ 我与他去散步，在大草坪上走了不知多少圈。那时我除了鼓励他，还能做什么？我怎样才能让他有信心呢？我没招了，给他讲打仗，我说毛主席说，战争的首要任务是保存自己。人生在最艰难的时候，就不要考虑能有多高的成绩了，但可以考虑下限，下限就是“名落孙山”那个孙山。孙山是考取的最后一名，你的目标就是那最后一名，能考个北京全市够上高中的那最后一名就是你的胜利，真正的胜利！ 我说这看起来像个惊险动作，能做到这个惊险动作，也是很鼓舞人心值得一拼的。考上了就赢得未来高中的三年时间，然后再争取，你看行吗？ 儿子说：“爸，我会！” 这一年，他15岁了。 我知道，让他五岁半上小学一年级，这事实上让孩子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我们已经无法让他再回到7岁去从头开始。在孩子成长的岁月，由于我们的错误给他造成的损失，不是他的考分多少能衡量的。未来的岁月，仍有许多压力在等待他，而童年成长期的损失，很难弥补给他了。

我与张逸民院长的交谈持续到黄昏，我与他告别。 他已知我想写一本关于教育的书，在我临走前对我说：“我这个笔记本电脑里有许多在新西兰拍的照片，你要是有兴趣，可以拿回去看看。那些新西兰的孩子，你看看，不论在教室、在街头，总是笑得阳光灿烂。那是童年，真正幸福的童年和少年！” 我说，那我就背回去看了。 他说，你还可以去访问一些中学生，听听他们怎么说。 我说，好吧！

我们的孩子失去了什么相关思索——把孩子从负螺旋状态解放出来

这个春天，我获得一个印象深刻的“正螺旋”和“负螺旋”概念，以为用此了解并帮助自己的孩子，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所以想写出来与大家共鉴。 假如孩子已处在“负螺旋状态”，请立刻停止对孩子的批评、挖苦和苛责，否则无异于迫害！否则不论你多么爱孩子，都换不来孩子的“觉悟”，因为你自己就在误区。 因为此时继续给孩子加压，就是往“负螺旋”方向使劲，把孩子往向下的方向推，那就是在制造失败。这时需要立刻着手寻找往“正螺旋”方向推助的用力点。 “是赞扬和鼓励吗？”有位当编辑的母亲说，“不是没有鼓励和表扬，常常有一点进步就使劲表扬了，有时孩子也会保持一段，但转眼间还是厌学，要不说说他，他马上就不行了，怎么办呀？” 我想，了解了“正负螺旋”两种状态，还该牢牢记住，“自信心”和“成功感”是促成孩子进入正螺旋状态必不可少的两样东西。 “自信心”很难通过高高在上的表扬使孩子获得。如果孩子已处于负螺旋状态，就好比掉在一个坑里，他已经非常困难了，你站在坑上表扬他是没有用的。你也要跳到坑里去，就是说要去学会理解他的困难和痛苦，要找到和他的“共同体验”和“共同语言”

，才可能找到帮助他的有效办法，否则他就很难上来。 “成功感”更是孩子自身的体验，没人能代替他体验，但可以为他创造条件去获得成功的体验。总拿高标准去要求他，他达不到就没有成功感可言。你降低难度，他达到了，成功的体验就在他身心产生。不要说低难度没用，请记住新西兰五年级那个“蛋糕题”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世界一流的学生。这里面其实是有哲学的，不仅仅是对待成长中的孩子，当你用一个过高的标准去要求对方时，可能适得其反。我们曾经用“共产主义”的高标准来要求一个生产力水平尚低的社会群体，其结果是付出沉重代价的。 成功的体验不一定只在读书。我的孩子曾在初一的寒假提出要独自回故乡看外公外婆，我们支持了他。他一个人行程数千里在某个清晨去敲外婆的门，让外婆猛一惊喜，孩子获得了一次非常快乐的成功体验。 没有成功感，就没有自信心。深刻的成功感，即使在孩子遭遇失败时也会对孩子以持续的支持，这比你的表扬更可靠。所以“成功感”是“自信心”的基础。在“自信心”和“成功感”下面更深一层，还有一个要素叫“求知欲”。每个孩子天生就有求知欲，失去自信心和成功感，就会损害到“求知欲”，这就损害到深层。“求知欲”

受损的表现就是“厌学”。 人生的求知欲是本，知识为末。伤害了学习的欲望，造成厌学，便是舍本逐末，以末害本。 过早地把孩子送进学校（至今是许多父母的做法），目的是想让孩子早一点去获取知识，以为“先下手为强”，其实让自己的孩子小别的孩子一岁甚至两岁去上学，并非优势而是劣势，让孩子处于劣势就难有自信，此后会一直处于艰难中成长。缺乏自信，世上万种信息、千种机会就在眼前也会不知获取，所以仅因“过早上学”这一步之错，也可能贻误终生。 所以，关注孩子处于哪种状态比盯“分数”重要。孩子厌学就是处于负螺旋状态，那就不只是成绩处于下降趋势，而是日子虽在延伸，人生却困在岁月中没有成长。若不发生逆转，就会真正“没戏”。父母的努力就是要全力以赴帮助他走出“负螺旋”。孩子一旦进入正螺旋状态，那就是上升的趋势，成长的状态，他就会自己向着天空、向着阳光枝繁叶茂地成长。

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压力，压力，还是压力

访问了张逸民院长后，我去访问了京源学校。 它坐落在石景山鲁谷开发区，是王能智老师的“实验田”之一。这是一所集婴幼园、小学、初中和高中于一体的寄宿学校，1996年建立。 当年开学不久，有学生跳起来在崭新的白墙上踩了一个鞋印，校长和书记做出一个决定：全校学生排队去参观那个“鞋印”。 于是有家长来信说，学校的任务是让孩子学习好，你们组织参观那个鞋印也就行了，还组织讨论，那不是占了学习时间吗？甚至问：“你们是学校还是党校？” 学校让学生每个星期一做大扫除，有的学生弄脏了衣裳，鞋也湿了。又有家长来信问：“孩子在你们学校，是学生还是清洁工？” 学校开展“双语教学”，就是也用英语讲课，有家长来信说：不要这么教，因为用英语讲不如用汉语讲得透彻，这么讲将来是会影响高考的。 在京源学校，我认识的第一人就是在前面那个座谈会上已经见到的曹彦彦。某天上午，在她的办公室，我们再次见面。 下课铃声一响，她的办公室就来了许多学生，总围在她那台电脑旁……这时刻她的办公室实在不像个副校长办公室。曹彦彦并不在意，好像早就习惯了。

她大约是北京市最年轻的副校长之一，1971年出生，内蒙古呼和浩特人，母亲也是教师。1993年她22岁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地理系，到北京石景山某中学教地理后认王能智为师，29岁任京源学校副校长。 她的办公室依然人进人出。她刚才说到家长们参与意识都很强，对我们教学的一举一动监督得很厉害，现在她接着说： “孩子还在小学一年级，家长们都高瞻远瞩地看到了高考。每个家长都关心孩子当前的考分，我们每个学期结束也发分数条，好像教育的成果最后就体现在分数条最后一栏的总分上。 “你们学校有厌学的孩子吗？”我问。 “有。压力对学生、对老师都普遍存在。” “你是说压力与厌学有关？” “这好像不单单是我们教育领域的问题。家长下岗，邻居某个大学毕业生找不到工作，都会让初中生感到压力。压力对学生好像无孔不入，单靠我们来改变，很难很难。” 曹彦彦还说，有位母亲讲，当你听说清华、北大的学生还没毕业用人单位就预订了，可从一般的大学毕业，到人才市场还没开口，人家一个牌子立那里，叫你“免谈”，你啥感觉？现在你不使劲督促孩子，他还小，知道什么？等知道就晚了。不是说“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吗？

于是，家长们感到督促孩子不够，就督促学校。 上课铃声响了，学生们又潮水般地退走了……望着静下来的办公室，我说，我想接触一下你们的初中生。 她说，好呀！

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考砸了为什么不回家

学生的压力，最集中地体现在初三和高三。 在描述具体的学生之前，我想有必要先了解一下他们的学业背景。 我国实行的是九年制义务教育，方针是要力争让学生至少读到初三。如果考不上高中，初三就是孩子一生中重大的分界线。初三毕业能不能考上一个好高中，又是孩子和家长们力争的制高点。 发达国家实行的基本上是12年义务教育。为了让我国学生在九年义务教育中多学到知识，我国从小学到初中阶段都增加了学习内容。有句话说：“我们是用9年对付发达国家的12年。”这样，我国初中生的学习任务就比发达国家的同龄孩子重。 压力不仅仅来自学习任务。2002年，我国共有初中6.56万所，初中教师346.77万人，在校生6687.43万人，初中毕业生升学率是58.3％，这意味着有41.7%的初中毕业生被淘汰。一个孩子要是没读到高中，哪个家长不操心呢？ 由于他们还只有十四五岁，由于初三是孩子第一次面对自己人生的挑战，他们承受的压力，比高三的孩子更大。 现在，我见到了一群初三的孩子。 从表面上看，我很难描述他们是活泼还是比较拘谨。

有个初三的男孩说话了，他说：“我吃饭有压力，上课有压力，下课聊天还有压力，做梦都是紧张的场面，压力无处不在。” 我问：“为什么下课聊天也有压力？” 他说：“比如我妈就反对我看流行音乐杂志。” 我问：“这跟下课聊天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呀！”他说，“我其实并不喜欢流行音乐，但我买了很多流行音乐杂志，比如《大嘴鳄鱼》啦，《流行乐坛》啦，我每期都认真看。” “不喜欢，干吗还认真看？” “为了聊天时和同学有话说。如果别人说起来我什么都不懂，就没人愿意和我聊天了。” 这下我听明白了。我想家长一定会说，不和你聊天有什么关系？把聊天的时间用于学习不是更好吗？ 可是孩子需要聊天，而且很在意聊天。 有个女孩在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出来后，因分数掉下来一大截，到晚上9点了还没回家。家长在晚上7点找到学校，找到老师，老师说早放学了，没留下任何学生。一问模拟成绩，知道不好。那么女儿到哪儿去呢？ 老师、家长都打电话问平常跟她要好的同学。 回答都说：“没看见。” 同学也紧张了，帮助往所有同学家中挂电话。 都说没看见。大家都紧张了。

家长发动亲朋好友开着车满京城找，见到网吧、游乐场所都不放过。仍然没有。 11点了。家里就留个奶奶守电话。电话铃响，奶奶跳起来，接听，是儿子的声音：“妈，有消息吗？” 老母亲反问：“你那儿有消息吗？” “有消息我还问您吗？” 做父亲的决定报派出所。在派出所，父亲的手机响了，接听，没声，问：“谁呀，有消息吗？” “爸，是我。”女儿的声音。 “你在哪儿？” “在家，你们干吗呀！” “你没事吧？” “还活着。” “没事吧？” “没事！” “你上哪儿去了？” “跟同学聊天。” “瞎说，你的同学我们全问过了。” “跟小学同学聊天。” “小学同学？”父亲很困惑，“谁呀？” 女儿说了个名字，是她小学时候的好朋友，已经很久没联系了。父亲一边往家赶，一边给还在京城四处寻找的亲朋好友打手机，说别找了，回家了。 回到家，父母问女儿吃饭了吗？ 吃了。 在哪儿吃的？ 麦当劳。 两个小学时候的朋友就在那儿一边喝饮料，一边望着麦当劳的灯光聊天。

夜色很美，她们的心里很茫然……家长感到不可理解，说你考砸了，不赶快回家抓紧复习，还有时间去聊天？ “天哪，谁来理解我们？”说这话的女生脸上并没有痛苦状，好像是一句玩笑。其实，含笑的痛苦，真的是父母所不理解的痛苦。找小学同学聊天，那是怀念小学时候的生活。虽然小学也很紧张，但毕竟不像中学。找小学同学聊天，是对中考感到恐惧，是因为心中有不被大人们理解的孤独。 “小学太可爱了，中学太可怕了！”她说。 不想回家，还因为回家父母就问：“考得怎么样？” 接下来不是批评就是鼓励。女孩说：“鼓励也是压力。”为什么？比如父母说，“考不好没关系，继续努力，吃完了进屋去吧！” 这句“进屋去吧”，就是驱赶你去学习。 每个家长都觉得这样要求孩子是对的，“都这时候了，就该锁定目标，分分秒秒都用在学习上！” 孩子不懂得该努力吗？ 他们对各种道理能倒背如流：现在社会竞争这么激烈，发展这么快，不学能行吗？如果连高中都考不上，将来能干什么？……用不着你告诉他学习有多么重要。 “不是不知道，就是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主要责任恐怕不在孩子。

全国统一的教育大纲很具体地规定了课本里哪些要“识记”，哪些要“理解”，哪些要“运用”。中考、高考按此出题，教学就要以此为依据，复习以此来备考，老师不敢有疏漏。近几年强调素质教育，但现行的教育大纲里需要“识记”的内容仍然很多。学生说，什么“识记”，就是死记。 应该承认，如今考试的方方面面也在改进，比较灵活的考题也在增多，老师们为对付“灵活题”，不得不加进新的应对内容。如此，减的不多，加的却不少。 一次次的演习性考试，俗称“做片子”，就像防空警报频频拉响，让你紧张得要命！大量试题来不及细看你就要迅速做出判断，只要有几道题卡壳，你就心惊胆战，眨眼间分数就下去了。中考、高考一卷判前途，考不上你就完了！ 大量的知识压得孩子抬不起头来，题海要把他们淹没了，没有人会对许多答错的试题兴高采烈。一次次受挫，都在扑灭他们的自信，在不断制造出大量厌学的孩子，伤害自信是对孩子成长期最大的伤害。 或许，这一代孩子处在这个重大教育转型期，正经历着最难的一段跋涉。

初三的压力比高三更大就愿跟陌生人说话

的爸爸妈妈对我的学习非常重视，平常不让我看电视，周末了，我看个动画片他们还唠叨半天。不看电视也就算了，就连平常我看的课外书也被他们收起来。一回家就把我关在屋里让我学习。我出去倒口水喝，我妈也说：“浪费时间，你不会把开水瓶提进去？”都说要全面发展，我给我爸我妈说了，他们也不听，我该怎么办？ 这是京源学校初三的一个女生写给心理学女教师张郁茜老师的信。张郁茜也是王能智主持的“石景山中青年骨干教师进修班”的学生，但在王能智还不认识张郁茜时，京源学校的白宏宽书记、麻宝山校长就亲自到大学应届毕业生中去招来了张郁茜。 这是个很有现实意义的举动，基于两位校领导的共识：当今孤独、苦闷的中学生有许多心理问题，我们必须为学生物色一位心理学教师。 张郁茜是安徽省淮南市人，在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时正为自己的去向发愁，因为许多学校更关注的是中考、高考要考的那些科目的老师。中考、高考都不考心理学，许多学校也没有设心理学课，她毕业了向何处去？突然，她遇到了京源学校的两位校领导专门来物色心理学教师，并被选中。 “这是你的办公室。”白宏宽书记说。 “就我一人的办公室？”张郁茜问。 “对呀！”

真是太意外了。因为她已经看到，全校各科教师都是多人共用一个办公室。校领导不但给她配备了单人办公室，还配上沙发和电脑。她得到的是独一无二的环境。 “学校给我这个环境是为学生考虑。”张郁茜告诉我。 “怎么说？”我问。 “你想，学生心里积压着许多隐秘的话，跟家长、跟班主任都不便说，能在大办公室里说吗？这就需要一个让他们感到安全的环境。来这里，可以一对一地跟心理学老师说，配上沙发，有助于进一步让学生放松。” 学校在初一就开设心理学课，让学生初步了解心理学并建立对心理学老师的信任。此后从初二到高三不再开设此课，但全校学生都可以用各种方式与张郁茜老师交流，比如写信。 请看另一个女生写给张郁茜老师的信： 父母很爱我，一日三餐，无微不至。晚上我做作业，他们怕影响我，连电视也不看。但是，我们就像生活在一栋楼里的陌生人。 我们出去散步的时候，天黑了，我爸我妈走在前面，我独自在后面尾随，就这样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家。大家都不说话，我觉得压抑极了。吃饭时父母也说：好好吃饭，不要说一些无关的事。 什么是无关的事呢，父母就认为，只要是跟学习无关的就是无关的。

他们说：有事说事，没事写你的作业去。我想跟他们说些话，常常一开口就被堵回来，我在家里非常孤独。 张郁茜与学生的交流形式多样，常常也用E-mail交流，如果需要直接交谈，就在信里约见或打电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