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国“十一五”发展计划等；从微观上讲，要尽快按《中国减灾规划》的精神落实城市防灾法规建设。除此之外，特别要请国家教育部及各省市教委切实将青少年安全防灾自护教育纳入教育计划中，为避免走过场，重要的是落实有水准的教材编制及其系统的不同年级的教学计划，从而根本地把握安全防灾教育的贯彻传播及落实。

城市减灾忠告呼吁加强大安康文化建设

面对灾难、生命、自然的种种较量，重塑市民的忧患意识，树立对生命负责的大安康观才是根本的建设。 市民为什么需要大安康观 人类安全观念的提出与发展是世界历史的进步。过去的安全观念，一般以抽象的国家安全为中心。现代的人类安全观念则要求打破这种仅仅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思维框架，通过“以人为本”地构建新安全观，促进和提高人文发展水平，保障公民社会。新的安全观认为，国家安全与人的安全不仅不是对立的，相反，却是高度互补的。没有人类安全，何来国家安全？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基本组成，而国家安全是包括人类安全在内的。国家的职责是“为人民服务”，也即保护、促进人类安全，而不是让人类（个体与社会）单向地保障国家安全，本末不能倒置。今天，人类面对的一系列新型安全威胁，几乎都是人造的，也就是说，人类灾变的主要威胁来自人类自身。即使今天遇到的许多所谓“自然灾害”，其本质都是人祸，人祸猛于天灾。所以，实现人类安全也只能靠人类本身。首都市民的安全意识的树立应成为一种文化标志，这里倡导的大安康观基于如下新认知： 第一，现代社会的灾害源决定了只有大安康观才能应对。所谓大安康观就是同时关注“以人为本”

的安全与健康问题，其核心内容是全方位关注城市系统可能诱发的所有灾害与危机。虽然建设部早在1997年《城市建筑技术政策纲要》的防灾篇中已定义“地震、火灾、风灾、洪水、地质破坏”为城市的五大类主要灾害，但2001年美国“9·11”事件及2003年春夏之际的SARS灾害、全国频发的洪灾、交通恶性事故等，再次警示人类，人类之所以要有超越健康观的大安康观，就在于致灾对象已在扩展，人类应对的危机越来越集中在脆弱的城市系统上，其酿灾类型为：自然巨灾、人为事故、恐怖袭击、瘟疫病灾及其尚未出现的新灾，人类对此必须有充分警觉，任何忽视及不全面都将酿成不应有的后果。北京城市灾害的典型排序是：火灾、交通事故、意外事件、气象灾害、环境公害、流行病、地震与地质灾害等。 第二，“小康安全”需要大安康观的导引。其含义在于小康社会的标准要更高更全面，缺少安全就缺少了小康的标志。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要层次论认为，“安全”需要是人的第二层次上的需求，从“以人为本”的视点出发小康安全即富裕起来后的社会公众的安全追求十分重要。

所谓安全是对应于事故与灾祸而言的，安全防灾除了要防止各类产业事故外，更要避免日常生活的灾害即交通事故、城市火灾、化工厂泄漏、城市生命线系统崩溃、居家事故、恐怖事件等；此外还要最大限度地减少自然巨灾及其环境公害的影响如地震与地质灾害、水灾（水多、水少、水脏、水资源分配平衡）等。正是从此种意义上讲，安全需要对于当今及未来中国应成为占据重要地位的科学与教育的建设思考。从联合国减灾委员会及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安全概念的确立应是广义的大安全即区域安全、国家安全、生态安全、城市安全、企业安全、社区安全、个人安全，说到底都要落实到小康社会的安全上。 第三，城市的有序度呼唤安全的承载容量。城市化进程，不论“造城”还是“改城”，都是既要求人口密集，又要求“城市安全”。这正如在高速公路上疾驰的车辆，就得随时倍加小心。现在为生态旅游已引入了承载容量及备用的概念，城市为什么不呢？在“城市安全”中，各类资源的“承载容量”尤须科学地面对。其中城市生命线系统的供电供水供气问题首当其冲。在我国，因自然资源的人均占有比例较低和资源管理体制有待进一步改革，目前有不少城市对地下水已是“过度采集”，以至于在许多“造城”

地区，都出现了“一开发，就缺水”的严峻局面。2003年夏全国19个省市先后出现的限电、故障停电不仅进一步表现了城市的脆弱性，也拷问了城市生命线系统的安全保障度。它反过来警示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你的城市生命线系统在灾害到来时有保障吗？ 市民的危机意识教育应从安全文化入手 事实上，人们在谈到防灾时，大多谈的是政治价值，或者经济价值，却较少谈到防灾减灾安全的文化价值。有些人以为，文化不就那么回事嘛，它的价值能有几何？这实在是一种认识上的偏见与误解。我们固然应对安全防灾的政治价值、经济价值予以高度重视，但同时防灾的文化价值更应引起人们的关注。何为防灾的文化价值？防灾事业作为一种文化的产物，它的客观文化价值体现在为人们（或社会）的物质与精神需求做出贡献的大小。贡献大则文化价值高，反之则文化价值低。说得通俗点，就是人们在日常吃、穿、住、行等生活中，用了多少防灾？起了多大作用？这“作用”就是我们所说的文化价值。以防灾安全的消防文化为例：消防的文化价值，有着它的特殊意义。消防文化作为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一种反映，既抽象又具体，既无形又有形，看似可有可无，其实极其重要。

消防文化往往表现为人的精神和意识、观念和理论、知识和素质、情操和品格，是社会精神风貌与精神内涵、美学情趣与美学追求、价值尺度与价值取向的高度凝聚。消防文化是中华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消防的文化价值，绝非仅仅是保护了几座名胜古迹，挽救了多少人的生命，它的文化价值更在于导向人们选择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先进的文化思想塑造人的灵魂。试想，那些消防队员、那些蹈火者们，如果没有高尚的人生观、神圣的利义观、悲壮的生死观，怎能面对烈火浓烟，舍己救人，义无反顾？从此我们不难看到安全防灾的文化价值之所在。我国安全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为了生存、繁衍和发展，人类祖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对付灾害与猛兽的经验，找到了维持人类生命运动生存的方式，这就是人类不断地解决物质需要和保障其活动的安全需求。人类对安全或灾害的认识经历了无知、盲目、被动的阶段，才发展到局部有知、有意识的、系统的阶段。需要指出，现在倡导的大安康观的安全文化绝不单单是“文化安全”，而是一种随社会发展而出现的安全信息化、安全产业化、安全科教化的现代化文化形态，它不是过去的安全管理简单的“翻版”

，也绝不是故意要将安全文化这实践性专题搞得神秘化，更非“另起炉灶”，而是控制事故的新探索，是实践的新需求。提升安全文化价值，不仅仅是喊一个口号，发表一个宣言，讲几句理论而已，问题的关键是要有一批人脚踏实地地去实践、去创造。北京是首都，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公众的安全文化素质教育及建设理应走在全国的前列，这是一项极艰巨的事业，它建筑在应知应会之上。安全文化建设的案例研究是对一个文化过程的刻画和描述，有它自身的规范和方法，但案例研究重点要突出对企业、对社会、对公众有指导意义且源于实践的规律性的内容。安全防灾文化素质教育是一特殊的科普内容，之所以说安全防灾文化素质教育是一有难度的特殊的科技与科普内容，是因为它所涉及的范围不是常规科学技术，它专门关注人们生存空间、生产与生活中的人为或自然的危险及危害。安全防灾自护文化素质教育的核心是教授人们多一份警觉，懂得一些安全自护平安的知识及规律，掌握必要的避难和应急的方法，从而获得在突发事件到来时临危应变，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及损失。 市民的安全文化素质已成为当代文明的新追求 古今中外，人类一直在与灾难的抗争中前行的。

从1986年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事故后的“核安全文化”为世界开辟了工业安全文化反思的新路，到近年来国内安全减灾专家在推进安全文化建设上的，才使得中国安全文化理论体系在中国创生并有今日之良好发展势头。我以为，安全文化的内涵十分丰富，研读并实践它正是当今遏制事故灾难与危机事件的良方，其关键点在于不要“就事故论事故”，而是从更高的文化层面去剖析事故灾祸的发生背景中人为致因的种种要素。如何从安全文化视角予以认知呢？ 第一，城市灾难，带给人类的难题，要求人类去正确解读。面对突发事件，很多人的心理不可能不出现过度的焦虑、无助、沮丧与恐慌，但逆境催人类成熟，从安全文化层面上讲，灾害有理由且事实上使人类演习了灾难应对，不能不承认由于我们平时太缺少准备，经历了茫然、无措、正视、反思、调整到逐步地镇定，不能说不是一个痛苦的安全文化建构过程。 第二，城市灾难，更呼唤行政与制度的安全文化重铸。文化的重铸在危机开始时并未凸显，它是长期以来社会上一些思维惯性与惰性的反映，事实上也是对我们向来以乐观主义为主流的文化习性的写照。危机就是危机，有专家将其描述为软危机，既然是“软”

的就不构成灾难，这分明是一种危害更大的文化习性。积重难返，落伍的文化习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亟待扬弃并重铸。2003年面对SARS，国务院在仅仅20天之内颁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在相当短的时间内使“抗非”纳入法制化轨道，使行政与制度的种种欠现代化行为统一到应急的安全文化的新层面中。 第三，城市灾难，在“抗非”中体现出的责任及关怀，更体现着一种可贵的安全文化的人性化重铸。应该说，由于全社会安全文化教育的不够及不够普及，公众中发生一定程度的恐慌算是灾难事件中正常的初步反应，但由于灾难本身及公众的复苏的希望，人们的“人情味”开始变得浓郁，人们及社会增加了一种对生命价值更深切的理解，这是安全文化的警策性作用。同所有事件一样，灾难及减灾过程所具有的深层文化意义都需要做出理论阐释及精神总结，只有这一步，它的价值才可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彰显，并成为一项真正的精神资源和财富。从此种意义上看，市民危机的安全文化教育计划及目标应纳入城市精神文明建设中。

城市减灾忠告公众安全文化教育应培养纪律意识

“城市灾难健忘症”要不得 松花江两岸，每至寒冬，雾凇长垂，晶莹剔透，婀娜多姿。在人们的零星记忆中，吉林市的印象是那般美好──北山公园、丰满水电站、陨石雨……然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现也开始为这座美丽的江城曾经遭受过的灾难而感叹不已，若干年前，一场无情的大火吞噬了这座城市的一座博物馆，使大量珍贵的远古恐龙骨架化石付之一炬。如今，令人震惊的“2·15”特大火灾又在这座城市的一座百货商厦肆虐，造成53人惨死的又一人间悲剧！ 这是怎么了？狰狞的火神何以一次次向江城下手？ 在那些日子里，人们为死去的人悲伤，为活下来的人感到幸运，也为当地党政有关部门在处理这场火灾时的果断和沉着而感慨。毕竟，如今我们在处理这类公共安全领域突发事件的态度和能力已与从前大不相同——不再遮遮掩掩，而是以求实的态度从容面对，尤其是不再回避灾难发生的真实情况。 尽管媒体报道说，这场大火发生后，当地省市的有关领导已向广大群众表示道歉，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反省“问责”制度落实得如何。但是，当一遍遍地反复浏览报纸、网页，除了看到大量的有关这次火灾各种消息外，却没有发现有一篇反思前后两场大火的文字，心却不由得凉了一半。

看来若干年前发生在吉林市博物馆的那场大火，已被许多人忘记了，这座城市在那场火灾后并没有“长了记性”，或者从中汲取了什么教训。要知道，一个城市在并不长久的时间里接连发生了两起国人尽知的大火灾，绝不是一件有多光彩的大好事，但也不见得非要忘记它！都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但一旦大难临头时，又有多少人能记得我们这座城市曾经有过相同的灾难？ 细究一下，“城市灾难健忘症”的主要临床表现是：灾难驾到，感慨万状；灾难消遁，记忆全无；空谈预防，不舍一金。换句话说，就是平日里不记得一座城市曾经发生或有过的灾难，不汲取曾经以血换来的诸多教训，使得没有多长时间又有相同的灾难来临，给国家和人民群众造成极大损失。应该说，许多自然灾难固然难以预料，但是许多人为造成的灾难却是可以提早预防的，就看你这座城市是不是平日就有了准备，市民是不是都为“有心人”，而有关主管部门也是不是在灾难未来之时舍得花些本钱，采取一些有效措施予以抵挡和防范。客观地说，现在这种“城市灾难健忘症”仍比比皆是，好好地查访和观察一下你周围的各种灾难隐患，你不能不感到心惊胆战！有了病就得下决心去治。“城市灾难健忘症”

并非是不治之症，而是有办法治愈的。至于治疗措施也不外有三：一是时常“忆忆苦”，告诫人们记住这座城市过去所经历的各种“天灾人祸”，培养一种应有的灾难忧患意识。二是“思思甜”，多算算防范灾难所能带来的诸多好处，鼓励有关部门舍得花大本钱投资，以防患和减灾。对每个家庭来说，花点钱购买一个消防灭火器，并不是一件难事，这件事不能光鼓励，有时还得来些硬措施！第三个措施最难办也最重要，就是要采取一切必要的实际措施，棒喝“城市灾难健忘症”！你不是屡屡犯这个“城市灾难健忘症”吗？你不是不肯为防范各种灾难做一些实事吗？那就请你腾出位置，让愿意有作为的人去大胆地干事，使其有所作为。反之，就是对国家和人民犯罪，贻害无穷！ 公众安全文化教育迫切呼唤纪律意识 2004年2月2日（农历正月十五），北京密云群众在元宵晚会上，发生人群拥堵踩踏事件，造成37人死亡，15人受伤，这是北京1949年以来罕见的特大事故，震惊了京城，震惊了全国。 密云踩踏事故这个深刻教训提示我们，大力提高国民纪律意识已刻不容缓，它关乎着人民的生命安全。

密云重大伤亡事件固然有组织方面不可推诿的责任，但是从更深层次上讲，这是对于我们长期忽视纪律性教育的一个必然结果。我国著名记者萧乾先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直在伦敦。谈到其自身经历的两次伦敦大轰炸，萧乾先生认为，英国之所以能战胜两度空袭，英军的战斗和防空设施固然重要，但最为重要的是民众素日养成的良好纪律：在空袭躲警报时，市民仍保持镇定和秩序。他回忆说，“我记得，只有一回，在地铁入口由于秩序乱了，一个人倒了，后边就全堆了起来。结果没人被炸死，却因拥挤，许多人压在底下窒息而死。所以每次见到北京人挤公共汽车的那种争先恐后的劲头，我就想，万一打起仗来，这可怎么得了？”

城市减灾忠告安全减灾的GDP

绿色GDP的启示 GDP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逐渐被世界各国所采用。当时经济发展对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影响远没有现在这么巨大，可持续发展的概念还没有出现。在1992年之后，GDP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核算指标，而且实际已成为衡量各级政府政绩最硬的指标，这是由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路所决定的。应该看到，GDP的效果是多方面的。2001年我国GDP达到95933亿元，比1989年增长近两倍，年均增长93％，经济总量居世界第六位。追求GDP的高速增长，不仅使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改善和丰富，增强了我国的国际竞争力和吸引力，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的国际政治地位。 GDP只是对最终产品和劳务的计量，没有把资源成本和环境成本计算在内，它本身只能反映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经济增长与否，而不能说明一个地区或国家资源消耗的状况和环境质量的变化。而片面追求GDP的增长，对我国政府近年来所倡导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构成了巨大的挑战。现在看来，可持续发展的要义是可持续，而不仅仅是发展。可持续不仅是当代的可持续，而且是子孙后代的可持续。

GDP也被发达国家所采用，似乎没有带来对资源和环境明显的负面作用。这与我国具体国情有很大关系。首先，我国当前正处于工业化阶段，尚未摆脱高消耗、低效率、高排放的粗放型增长模式，生产工艺总体上还相对落后，资源的利用率比较低，污染物的排放率比较高。其次，没有哪一个发达国家的GDP增长率像我国这样高。高消耗、高排放，高增幅，造成了资源的惊人消耗和数量巨大的污染排放──如果长此以往，发展将难以为继。 再次，我国的政府职能还没有得到根本转变，GDP增长在各级党政干部的政绩考核中的极端重要性，使得短期利益和短期行为屡禁不止。发展经济往往“压倒一切”，环境和生态保护只能为经济建设“让路”。 当前，对于GDP增长的盲目追求，已经使我国的资源、环境形势非常严峻。世界银行认为，我国1995年因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在540亿美元左右，约占当年GDP的5％～7％。虽然这一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值得商榷，但也不乏警示意义。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是对“发展是硬道理”的丰富和补充，更加强调了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

在这样的背景下，实行绿色GDP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更为突出。把成本和环境成本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党政官员的政绩观，推动粗放型增长模式向低消耗、高利用、低排放的集约型模式转变，真正把可持续发展战略落实到经济建设的各个层面、各个领域。可以说，实行绿色GDP是贯彻落实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新发展思路的最佳切入点。 实行绿色GDP，面临技术挑战，但并非不可跨越。实行绿色GDP面临现实的技术挑战。主要有两大难题：一个是资源环境的损耗与经济发展不同步。比如，工业污染引发的生态破坏和健康损失是污染发生之后逐渐显现的，有的需要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被发现，其成本算到哪一年才准确？再比如，物种的灭绝也是这样，你很难把它归结为哪一项经济活动。另外一个难题是资源环境如何定价。人们逐渐意识到，资源、环境无价的观念是错误的，但是究竟如何进行市场定价？因此，我们在呼唤绿色GDP的同时，也要问一下：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实行绿色GDP确实存在许多难题，但并非不可跨越。其中一个重要前提是资源、环境的产权明晰。有产权就会有市场交易，定价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

近年来我国许多资源的产权越来越明确，比如土地权、林权、水权，随之而来的租用、买卖等交易行为越来越频繁，土地、树木、水等自然资源也就有了具体的价格。有形的自然资源是这样，无形、无界的环境又如何定价？ 相对于自然资源，环境的价格似乎更难确定。从目前来看，一般做法是，首先由政府部门确定出一定区域的环境质量目标，并据此评估区域的环境容量，然后推算出污染物的最大允许排放量，并将最大允许排放量分割成若干规定的排放量，即若干排污权。政府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分配这些权利，如公开竞价卖、定价出售或无偿分配等，并通过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使这些权利能合法地买卖。在排污权市场上，排污者从其利益出发，自主决定其污染治理程度，从而买入或卖出排污权。这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排污交易。通过排污权交易市场，最终就可以确定环境的价格。资源环境的产权明晰是与市场化的进程密不可分的。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资源市场和环境市场的逐渐形成，实行绿色GDP的控制时间表会越来越近。 安全减灾的GDP 先看加大事故经济处罚力度。

2003年3月22日，山西吕梁地区孝义市孟南庄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造成72人死亡、4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035万元。对于这起特大事故，处理结果如下：事故主要责任人、孟南庄煤矿总经理孟昭康等５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处理；吕梁地委书记郭海亮等18名责任人受到相应处分；孟南庄煤矿被处以2118万元的行政罚款，被吊销了有关证照，并被实施关闭。对这样的事故，有关专家认为是缺乏必要的经济制约手段，带有隐患的小煤矿之所以屡禁不止，是因其生产成本太低、所获的利润太高。尤其是煤炭价格回升后，一些小矿主更是要钱不要命，忽视安全，超能力突击生产。虽然我国目前已对采矿单位收取矿产资源补偿和资源税，但却是依据生产量甚至销售量在事故后收取的，不是依据资源蕴藏量而进行事前的有偿转让。这样的税费额度并不很大，导致“准入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