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跋扈大员高岗与投机高手饶漱石第53节 一场黄粱美梦

毛泽东到杭州后，由刘少奇、周恩来在北京主持筹备七届四中全会，高岗的问题也准备在这次会议中解决。对于高、饶，毛泽东虽然重拳出击，旨在打碎其联盟，但对于他们个人还是相当宽厚的，准备给予他们改正错误的机会。这一点，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说得很明白："通过团结决议应尽可能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高岗看到刘少奇主持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后，感到大势已去，惶惶不可终日，他写信给毛泽东，承认自己有错误，要求见主席一面。毛泽东见离四中全会会期已近，要高岗有什么问题直接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商量。他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再次重申："关于四中全会开会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他还要刘少奇也将这封信转给高岗看。 四中全会前，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三人找高岗谈了两次话。1954年2月5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5人找饶漱石谈话，点出了他们的问题。2月6日至10日，七届四中全会顺利召开，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这次会议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没有参加，他集中时间在杭州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从2月15日到25日，一连十天，分别由周恩来和邓小平召开有关高岗和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座谈会结束后，高、饶停职反省，分别在家写书面检讨。 高岗好像做了一场黄粱美梦，醒来发现食尽鸟归林，眼前只剩下一片白茫茫。从一马当先到停职反省，从前途似锦到低头认罪，从门庭若市到门庭冷落，一种强烈的幻灭感掠过高岗的心头。昔日的壮志豪情刹那间灰飞烟灭，他决定了此残生。同时，他也是用死表示自己强硬的态度。 在死之前，高岗还异想天开地想保护饶漱石。他给毛泽东打电话："饶漱石现在不得了了，只有你才能给他解围。" 毛泽东回答："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 高岗明白，饶漱石也完了。 高岗先后三次寻死。第一次是抢警卫员的枪想自戕，结果被制止。第二次想摸电门触电，没有电死。几个月后，他将积攒起来的安眠药全吞进肚子里，终于没治了。这是1954年8月17日。

毛泽东是个重感情的人，对于犯了严重错误的高大麻子，也为他考虑了出路。毛泽东曾表示，在高岗检讨完后，安排他回延安当几年地委书记，给他改过的机会。但是，心高气傲的高岗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意选择悔过。 饶漱石错估国际风云，为高岗鸣冤叫屈，企图翻案，使事态更加严重，再次自掘坟墓。别的案件牵连到他，罪有应得与罪不应得，使他精神分裂。 四中全会之后，饶漱石的面部神经痉挛症更加严重，看、写、说都有困难。但他仍在秘书的协助下，花了半年时间，写出了近两万字的检讨。在检讨中，他给自己"扣"了八顶帽子。在1954年的大部分时间内，饶漱石无所事事，听候处理。他除了偶尔到住所附近的景山公园散散步外，基本上是足不出户。在为期一年多的时间里，中央几次开会，反复研究处理方案，决定接受毛泽东的意见：只撤销饶的中央委员和中组部部长职务，保留党籍，还要给出路。处理意见提交给1955年春全国党代会各代表团预备会议讨论时，许多代表不赞成把饶留在党内，纷纷要求开除他的党籍。中央政治局仍然决定不改变原来的处理意见。 1955年3月，全国党代会正式召开。

会议突起波澜，饶漱石的问题急剧升温，处理意见被完全推翻。这180度的大转折出乎事前人们的意料。 这一年是饶漱石的"凶年"，罪有应得与罪不应得都集中到了他的身上。 首先是他闹翻案，引起众怒。1954年底，苏联共产党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和解，赫鲁晓夫公开为铁托恢复名誉。饶漱石认为时机到了，打破沉默，找人痛诉冤肠，完全否认自己曾经勾结高岗进行反党活动，说自己的那份检讨是被迫说了违心话，称自己这次"挨整"是陈毅蓄意挑起的，表示要向中央申诉，为高岗和自己翻案。他的这些言行都被秘书陈麒章及时地汇报给了杨尚昆。 杨尚昆对此事有专门的回忆。他说："饶漱石停职反省后，我当面交待陈麒章：现在不便给饶换秘书，今后你作为中央办公厅干部，暂时仍以原来名义留在饶处工作，每周写个'饶漱石近况简报'送交办公厅，有重要事情可以随时到中南海，直接向我汇报。他忠实地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