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现代作家 郑振铎(1)

郑振铎：（1898～1958年）现代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考古学家。 郑振铎生于1898年，祖籍福建长乐。1917年夏，20岁的郑振铎自故乡温州来到北京投奔他三叔，次年考入一所高等院校——铁路管理学校。“五四”运动中，他开始投身社会活动，成为本校的学生代表。当时在北京的福建同乡会十分活跃，不仅在诸如“五四”运动、“福州惨案”等大事件中积极做出反映；而且也为了本省的利益或问题常召集各高校的福建同乡会在北大师大开会。郑振铎虽出生在浙江，但祖籍是福建长乐县，所以也可算是个闽人，当然每会必到，到则慷慨激昂，这样，他认识了许多人，其中便有女子高等师范的以战国“四公子”自许的女高师“四公子”，有3个还是福建籍。 他爱上了其中的一个——黄世瑛。黄世瑛出身于有钱人家，家里既有恒产，又代代做官，她的父亲此时正任教育部的主事，像她这样的小姐，居然也参加爱国活动，还担任了校学生自治会主席，而且长得很漂亮，在爱国学生运动中，郑振铎对她很有好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觉得只要几天不见黄世瑛，便仿佛定不下心来。有时，他正好有关于学生运动的事，便闯进女高师红楼去，当时，因“五四”

运动的冲击，女高师当局已被迫放宽了原先如同监狱看守般的门卫制度。 禁不住爱情的煎熬，他先找了个机会跟“四公子”中他最熟的黄英说了自己的心事，可是等不及回音，便又给黄英写了一封信去。 黄英在入女高师的第二年开始用“庐隐”作笔名发表作品，“庐隐”终于成为载入文学史册的名字，而她的原名则渐渐被人淡忘了。 信中写道：“……我最近心绪十分恶劣，事事都感到无聊的痛苦，一身一心都觉无所着落，好像黑夜中，独驾扁舟，漂泊于深不见底的大海汪洋里，彷徨到底点了呵！日前所云事，曾否进行，有效否，极盼望早得结果，慰我不定的心。” 接到信时，黄英正与程俊英、黄世瑛等人在校园葡萄架下闲聊，本是好朋友，除了情书，一般来信几乎都是互相公开的。于是几人轮流看了信，等其他人都走开只剩下黄世瑛的时候，黄英悄悄问她：“振铎的信你看了觉得怎样？” 世瑛莫名其妙，反问道：“什么怎么佯？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黄英有些犹豫的，道：“其实也没有什么，……我说了想你不至于恼我吧？” 世瑛有点急了，同时也猜到几分，嘴里催道： “你不要吞吞吐吐了，什么事就快说吧！”

黄英道：“他信里说他十分苦闷，你猜为什么？……就是精神无处寄托，打算找个志同道合的女朋友，安慰他灵魂的枯寂！”说到这里，她不禁微笑了，“他对你十分信任，从前跟我说过几次，要我向你转达，我怕碰钉子，一时也未找到机会，今天他又来信追问，我只好告诉你了。我想他的人格，你总信得过，做个朋友，当然不是大问题，是不是？” 黄英知道世瑛的脾气，因此把话说得极婉转，但意思已十分清楚。世瑛听了后，半天没吭一声，后来说出来的两句也真令黄英丧气： “做朋友本来就不成问题……但是不知道我父亲的意思怎样？等我回去问问再说吧！” 黄英想想，也无可奈何，于是说：“也好，但希望快点。” 可是怎么“快”得了呢，世瑛连跟家里谈的勇气也没有。 时间到了1920年的最后一个月，郑振铎忙着准备铁路学校的毕业考试，又忙着筹备成立文学研究会（他是最主要的发起者），可是大忙仍不能稍稍缓解他对黄小姐的思念，他也就在焦渴中更加努力地用功、工作…… 次年初，文学研究会在北京顺利成立了，他被推为书记干事；他的毕业考试总成绩这时也出来了，他得了“乙等”

，并被分配到上海沪杭南铁路管理局，可是他没有立即去报到，他在痛苦地等待。 在他的介绍下，黄英与世瑛都是文学研究会的第一批会员，而且3人都在研究会小说组，平时也总有机会见面，可是世瑛那边始终没有一个确信过来，郑振铎就在希望、失望、绝望的圆环中转圈。 苦等了3个月之后，他不得不离京赴沪了。在动身的前夕，他一人坐在灯下给黄英写信。念及个人事业有了良好的开端，已隐约可以看见前程的光明，而恋爱却如此不顺，如此希望渺茫，不禁泪盈眼眶，惆怅满胸。他想，世瑛未回答他的呼唤固然有家长的门户之见的原因，可是在如今这样一个封建的厚幔已被掀起一角的时代，家长的专制决不可能成为他们恋爱的主要障碍，主要原因还是世瑛自己的思想观念、生活勇气以及爱情本身的问题，如果她真爱他，爱得深一点，像他爱她一般，那还有什么问题呢！想到这里，他又不免有些自伤自怜，他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棵大树，没有能环抱它的人；他对她的深情就像一片汪洋，可是没有能盛下它的容器。于是英雄孤立于世的悲壮感又爬上了心头。 想是这么想，他对世瑛还是不肯放弃幻想——世瑛没答应，可也没明确拒绝啊——只要心不死，情也就难绝。

即使是一堆死灰，也总是在妄想着有复燃的一天的，只要火种还在。因此他在信中仍然表示他愿意在上海继续等候世瑛的最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