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当代著名作家 郁达夫(5)

1938年，郁达夫携着许绍棣不愿与之结婚的王映霞赶赴武汉。此时的王映霞不断与许绍棣联络，以期还个“说法”给腹中的孩子。而此时的许绍棣，却真的与当初的借口——王映霞所号称的为许绍棣介绍的用来续弦的小姐开始了火热的交往。此时的郁达夫发现了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三封情书。 他将这些信批量影印，声称是“打官司的凭证”。王映霞则匆忙卷带细软躲到一个律师朋友家中。郁达夫请了郭沫若来查看“现场”，并在报上大登侮辱性的启事，且致电致信浙江军政府，吁请查找王映霞。一时间，舆论哗然，满城风雨。事情的结果是：聪明的许绍棣以快速定亲结婚洗刷了自己；郁达夫与王映霞则在朋友们的调解下各作让步。王映霞写下了不公布的“悔过书”，而郁达夫却再次登报声明这次事件是自己“精神失常”所致的误会，以保全她的声名。 不可外扬的家丑，就这样被清教徒性格的郁达夫张扬成了所有人的焦点。任何一个女人都不可能完全原谅这种就算自己错的尊严伤害。从此，两人貌合神离。 1938年12月，一家三口从福州上船，抵达新加坡。两人的感情经历这么多波折，关系越来越坏。

郁达夫担任的《星洲日报》副刊编辑，在那里，发表了《毁家诗纪》，有着详注的19首诗与1首词，展示了他和王映霞的感情破裂以及王与许绍棣的发展过程。清教徒性格的郁达夫再一次“自我暴露”，他写了不少一般人难以启齿的家事：例如两人在金华重逢时，王映霞以例假为由拒绝与郁达夫同房，不日却与许绍棣夜奔碧湖同居，等等。还有的诗中将王映霞比作姬妾。如其四： 寒风阵阵雨涛涛，千里行人去路途。 不是有家归未得，鸣鸠已占凤凰巢。 同去的王映霞在香港的《大风》旬刊上看到了郁达夫不索取稿费只求发表的《毁家诗纪》，终于下了离开郁达夫的决心，她已被毁誉得无颜立足南洋。王映霞不堪忍受，也写了两篇文章给《大风》期刊，为自己辩解。夫妻关系公开到如此地步，已无力回天了。王映霞向郁达夫提出了离婚。 1940年3月，众友朋的劝解无效，郁达夫与王映霞正式离婚。三个孩子归郁达夫抚养。 带着一身伤痕，王映霞只身回返中国，并于1942年在重庆与钟贤道结婚。钟贤道是江苏常州人，任职于重庆招商局，在当时拥有相当地位与实权。王映霞与钟贤道的婚礼十分隆重。章克标著的《文苑草木》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

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记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多么阔绰。” 王映霞再婚后，与钟贤道生了一子一女，一家定居上海。对于自己的第二次婚姻，王映霞在自传中说：“如果没有后来一个他（指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漂泊不定。” 郁达夫在新加坡主要从事抗日活动，为了避免日本人的迫害，与胡愈之等人向苏门答腊撤退。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岛隐姓埋名住了下来。不料，由于日本军队得知郁达夫会日语，而日军当时正急需适当的语言翻译，就把化名为赵廉的郁达夫强行征为翻译。 翻译的差事很轻松，但郁达夫一个人在苏门答腊岛总不习惯，于是娶了一个当地华侨姑娘何丽有，生下儿子大雅和女儿美美。 这是郁达夫的第三次婚姻。何丽有不是一个聪明伶俐的姑娘，而郁达夫结婚的目的就是找一个管家婆。两个人之间说不上有什么感情。两人的日子非常平淡。 不久，郁达夫以有病为由推掉了翻译之职。1945年，日本投降了。8月29日，郁达夫被日本宪兵队的两个人带走，从此一去不返。人们只是从后来的战犯审讯中得知他被日本兵杀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