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当代著名作家 郁达夫(1)

郁达夫：（1895～1945年）中国当代著名作家，原名郁文，浙江富阳人。 1895年郁达夫出生于浙江富阳，三岁时父亲病故，母亲含辛茹苦地将他养育成人，让他接受教育，期望他将来能够出人头地。为了生活，母亲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别人的白眼和冷遇，其间的屈辱给郁达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郁达夫7岁入私塾受启蒙教育。后到嘉兴、杭州等地中学求学。由于聪颖好学，少时已有中国古典文学的深厚基础。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在文学界引起不少关注。1912年考入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被校方开除。1913年赴日本留学，广泛涉猎了中外文学和哲学著作。饱受屈辱和歧视的异国生活，激发了他的爱国热忱，也使他忧伤、愤世。他从研究经济学转而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 和许多20世纪初的著名文人一样，郁达夫的第一次婚姻是被母亲包办的。1920年，当他被母亲匆匆召回家乡完婚时，娶来了一位也算是知书达礼、颇有才情的贤惠女子——孙荃。 这个婚姻是由双方家长包办的，并不是郁达夫的意愿。郁达夫曾经说过，他与孙荃的结合，是为了成全年事已高的母亲的心愿，他与孙荃的婚礼是其母亲一手包办的。

尽管郁达夫追求新思想，但是对于这场婚姻却无力抵抗。根据郁达夫本人的记述，孙荃是这样一位女性，自幼生活在偏远的乡村，从没进过城市，小脚，看的书只不过是私塾里读的《列女传》、《女四书》等旧书。就连如何才能把一个女人打扮得娇俏，以及怎样才能裁剪出流行式样的衣服都不知道。只把柔顺二字作为自己行动的规范。 孙荃虽也识字，也懂写诗，比较有才情，但郁达夫对于孙荃，始终缺少一份激情。郁达夫在婚姻问题上的妥协来自他对母亲的深厚感情。他不愿意委屈自己的感情，但也不愿意违抗母亲，他能做到的最大的反抗只是不举行结婚仪式，不请媒人而已。 就当时来说，这是相当破格的举动，对新娘来说，这也是极大的打击。但较之以后的日子，这只是苦涩的开始。结婚以后，两人维持着平静的生活，孙荃为郁达夫生下了两男两女。 婚后不久，郁达夫继续他的日本求学之路，1922年回国后，参加了建于1921年的文学组织创造社，编辑多份报纸，曾与鲁迅合编《奔流》月刊。著有《沉沦》、《南迁》、《春风沉醉的晚上》等著名作品，是难得的一位敢于直视自己的作家。 1923年起郁达夫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州大学等校任教，奔波于各个城市之间。

1926年秋天，创造社名誉日下，社务被一帮闲人弄得乱七八糟。发起人之一的郭沫若随着北伐军去了前线，创造社无人打理，一片混乱。而此时，恰逢爱子龙儿生病，郁达夫却奔波于北平和广州之间。不到半年，龙儿患脑膜炎去逝，这锥心之痛差点打垮了他。而他在广州大学的教职，又被别人抢去了。在家庭、事业的双重重压下，在前途的一片灰暗中，郁达夫毅然前往上海，重振创造社。此时的郁达夫，落寞孤寂之情溢于心间，他已经三十岁了，甚感前途茫茫，漂泊不定。 到上海后，郁达夫住在出版部里，后迁居到市郊的上海艺术大学。宿舍在江湾路虹口公园的后边，四面环着乡农的田舍。远处看得见一排枯树、几簇荒坟和几间红屋顶的洋房。随着春天的来临，窗外的草地也一天天地有了绿意。 郁达夫一到上海，就开始忙于整理创造社的部务，他在上海的事情主要是写稿，另外还要四处找人约稿。工作上的忙碌辛苦和生活的孤寂形成了极大的落差。在上海的巷子里，他一个人徜徉于酒家、书局和朋友之间，企图实现自己的文学梦想。而他的落寞总是难抑于心，这从他的日记不难看出。 “八日，星期五，雨大而风急。 晨七时刚醒，听窗外雨滴声更觉得凄楚。半生事业。

空如轻气，至今垂老无家，先在友人处，起居饮食，又多感不便……” 工作之余，郁达夫常到位于北四川路的内山书店去买书或看书，一来二去，和书店的老板内山先生就成了熟人。 一天上午，郁达夫正在店堂里和内山先生谈话，背后传来一声大叫：“达夫！果真是你！” 郁达夫转头一看，认出来人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孙百刚。孙百刚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笑着说：“我一进门就听见了你的声音，我们差不多快两年不见了。” “百刚，你怎么会来上海？我听说你在温州。”郁达夫遇到旧故，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声音都有些颤抖了。 “我来了好多天了。你不是在广州吗？几时到上海的？” “我才来不久。” “住在哪里？” “住在创造社。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马浪路尚贤坊。” 两人坐下，细谈别后种种。由郁达夫在广州中山大学的事情，一直谈到最近险恶的时局，以及若干朋友的沉浮。后来郁达夫问清楚了孙百刚的地址，约定去看他。 郁达夫也许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这一去，将邂逅他用一生去负担的、痛苦与甜蜜纠缠的浪漫。 1月份的一天，天气晴和，阳光暖洋洋地从街道上的梧桐树的树枝间参差地射下来。

这一天郁达夫收到妻子孙荃寄来的皮袍子，心中十分感激，还盘算着要写一篇小说，卖几个钱寄回家中。出去办完事后，就去法租界来看孙百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