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部分 国家政治能力的度量第33节 合法性(2)

暴力挑战 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对国内政治冲突的经验比较性的研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请参这两本杰出的著作，e.g.，Gurr，1970；Hibbs，1973）。尽管不同的学者使用不同的解释方法，但是他们的研究都把理解在什么条件下权威的挑战者会使用暴力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这样，格尔（Gurr）就把他的著作的标题定为《人们为何造反》（WhyMenRebel）。此外，这些研究还对暴力挑战的测定作出了一定的努力，从中我们能够汲取到有益的营养。 希布兹（Hibbs）认为，要把某些行动视为对权威的挑战，这些行动必须满足三个相关的条件。第一，这些行动必须具备反体制的实质，必须是反政府的抗议，但是支持政府的游行不能算是对政府的挑战。第二，它们必须具有明确的、直接的政治重要性，以致它们的威胁最少给政治精英的规范地、正式地运行带来严重的麻烦和不便。这一标准把普通的劳工罢工排除在外，但是那些最少具有威胁性的、温和的政治目标的罢工被包括在内。第三，这些行为必须是集体性的行动，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把谋杀和武装抢劫之类的犯罪活动排除在外（1973，p7）。

希布兹在运用这一标准来对一百个国家在1948年到1967年这段时间的数据进行维度性（dimensional）分析时，他得出结论说，大众政治暴力有两个一般性的组成部分：集体抗议和国内斗争。集体抗议反映了暴力的更为温和的程度，包括反政府示威、政治罢工和暴乱。国内斗争是指一种逐步升级的形式，包括政治暴力、武装进攻和政治暗杀。既然国内斗争更为明确地表明了对政权发动的暴力挑战的不同的严重程度，那么它看起来是一个更为适合于正在考虑的目的的组成部分。 即便如此，希布兹确认的所有三个变量对国内斗争问题有相同的影响，这也不确切。正如希布兹（Hibbs，1973，p11）自己指出的，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用来反对那种把暗杀置于“大众暴力”这一项目下的观点。即使最乐观的看，关于暗杀的政治意义、反体制的特征和它的集体性也是不明确的（TaylorandJodice，1983，2：43），这意味着它们不必满足要包括进去必须具备的三个指定的标准。我相信对类似“武装进攻”的事件的解释也是模糊的，而且，希布兹的经验性结果表明，那些事件确实不能很好地适用于国内斗争这一维度。

这些考虑表明，对暴力或挑战严重性的度量，它的最好的单一的变量只能是政治暴力的死亡人数。这一方法至少有三个优点。第一，单一变量比复合变量更具有解释力。死亡人数的统计更不易于变得模糊起来（上文分析的），因为它们体现了集体事件的严重程度和明确的政治意义。虽然死亡人数中有些人是死于集团间的暴力，但他们的大多数是因官方或非官方的政府代理人而死。 其次，如果我们把暴力挑战想象成一种对参与者来讲具有很高潜在成本的行动，那么死亡人数是实际支付成本中的最直接有效的数字。最后，从更为现实的意义上来说，有各种证据表明，因为死亡人数的可见性，它们比其他在希布兹看来更为特别的事件（比如暴乱和武装进攻等等）更具有新闻价值。因此它们常常得到更为完全的报道（关于这点，尤其请参SnyderandKelly，1977；Rosenblum，1981；Weede，1981）。 正如国家物质强制的情况一样，《世界政治和社会手册》也是一部关于国内政治暴力死亡人数资料最为详实、全面的集子（TaylorandJodice，1983，2：48-51）。

这些死亡人数的数字是指在包括抗议、暴乱和武装进攻等各种不同的特殊事件中的死亡人数。“范围包括在外国对本国进行干涉中死亡的国民的人数，但是不包括外国人的死亡数字。也不包括政治处死的死亡人数，不包括死在敌人监狱里、国际冲突中和边界冲突中、以及杀人犯的牺牲者的死亡人数”（TaylorandJodice，1983，2：43）。我们可以从中得到140个国家在从1948到1982年三十五年时间跨度里的有关信息。 与我对有关国家强制资料的处理一样，这些有关挑战严重程度的国家原始数据最好是转换成自然对数值。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这种转换使得国家评估值的增加的意义有所降低。例如，报道的六十年代尼日利亚内战伤亡数字要比报道的印度尼西亚内战伤亡数字大，但是重要的一点是死亡数字在两个国家都是巨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