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 制度和政治能力第21节 小结

组织年龄对国家政治制度能力如何施加影响，这种施加影响的方式有何重要性，这都是我在本章中要强调的问题。我的分析是在总体上借用韦伯对组织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来展开的，同时我强调组织更新倾向的重要性——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新秩序的建构和马基雅弗利所认为的完全一样的困难。我对这点的强调与对新兴国家政治发展研究中重申过的问题完全一致。尽管那些新兴国家与三十年前没有多大变化，但它们的相对年轻仍是它们最为显著的政治特色。 我探讨过制度年龄的两个组成部分——实际年龄和代际更替年龄。当然，二者相互关联，尽管如此，可能还是会有人认为我们应该首先关注组织的实际年龄而不是首先关注代际更替年龄。然而，这样做将使我们失去很多。在我们去努力尝试度量制度的实际年龄时，与这种对组织代际更替年龄的内在兴趣一起，对代际更替年龄和继承过程的集中关注将有助于我们决定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在第六章中，我将回到这一问题。 最后，制度年龄问题不是一个能简单的用明确的直线性的标准来回答的问题。即是说，对国家之间的富有意义的比较观照，不能建立在政治年龄的简单的数字基础上，因为发展不是制度和组织年龄的直线形的延长。

相反，这样看——在制度和秩序建立后的前几十年里，组织的更新倾向最为明显和重要，并且，随着岁月的推移，这一更新倾向的意义将变得更小——倒看似更有一些道理。因此，两个制度年龄分别为一百年和两百年的国家的发展程度的差别，与两个制度年龄分别为十五年和三十年的国家的发展程度的差别相比，更不值一提。这一非直线性直接源于组织定形化的可调适、可修正的性质。尽管认为组织的制度化会随年龄而增长这是合理的，但牢记斯塔巴克所说的“最早的定形化表现也是最引人注目的表现”（Starbuck，1965，p478）也非常重要。这正如吉尔茨（Geertz，1977）指出的，前面的几年是决定性的、关键的几年。在新秩序建立十年左右之后，组织变化的步伐开始放慢，新的惯例也开始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