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近期关于国家和政治能力的研究第16节 小结

上述表明，当今的一些关于国家问题的学术著作在分析政治能力时的效用是有限的。首先，那些研究使用公共部门的规模来作为国家力量的标准，并因而遇到了严重的实际问题和概念上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著作对于如何区分公共部门和私域并不清楚。但是这些研究明显代表了从一般意义上界定国家力量定义的认真的尝试，这是它们的优点和长处。 相反，另一研究视角既否认国家力量的一般性定义的价值也否认它的可行性。除了认为民族国家是国家政治舞台这点可取之外，这一视角的模糊性是不可接受的。当把这一视角运用到国家政治能力问题的研究中时，它将给除了类似路易十四和博卡萨（Jean-Bedel Bokassa）之外的所有人带来使他们不知所措的具体化的问题。不过这一研究视角的基本困难还在于它的模糊性。明确界定国家定义的失败，使人回想起早期著作中在区分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和政治体制（regime）——它们都源于政治权威（Easton，1965）——时遇到的困难。

探讨国家自治问题遇到的难题与早期著作中区分政治体系（political system）和它的更宽的外界环境（enviroment）遇到的难题没有多大差别。在这些试图使研究变得更为具体的例子中，国家主义视角只不过是在早期的研究和争论上再贴上一个标签。阿尔蒙德告诉我们：“很难明白《把国家带回》（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一书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新的启发和新的研究计划”（1987，p477）。 从方法论的更深的意义上说，当今关于国家问题研究的大多数著作事实上是在否认一般性定义的可能性，甚至于否定它的价值。 我相信我们能比这走得更远些。在国际舞台上，很明显，由于一些国家拥有更为丰富的资源（包括人口和工业能力），它们比其他的一些国家更具影响力。即便能力的标准有些不同，人们也容易以类似的眼光来看待国内政治能力问题。从表面上看来，大多数工业化国家从政治意义上来讲相对发达，对它们而言，国家制度崩溃的事情更为鲜见——尽管魏玛德国和程度更轻一点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要排除在外。

相反，自1975年以来黎巴嫩的国家政治能力就一直在微不足道和丧失殆尽中徘徊不定，同时，在黎巴嫩，政变、革命、动乱等等事件发生的可能性进一步加剧了它的政治制度的脆弱性。这样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才能准确评估脆弱性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