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何谓政治能力第8节 政治能力研究的意义

尽管权力和暴力之间的基本区别相对简单，但这一区分并没有使人们对政治能力有多深的了解。许多学者置代议制、民族自决权已成为证明现代民族国家合法的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这一事实不顾，仍过于强调暴力在当今政治中的作用。我们还记得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国家是唯一合法使用暴力的政治实体”这一经典论断，但还有人回避他“使用暴力并不正常，它也不是国家实行统治的唯一手段”（Weber，1946，78）的话，夸大暴力的作用，却忽略合法性的作用。 这一问题至少在两个方面表现得异常明显。 非殖民化运动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在世界范围内输出民主的巨大希望。当然，现实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最为明显的是军人政治成了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常态。从1945年起，更多的第三世界的政府首脑是通过军事政变而不是通过选举的方式来实行更替。最初，一些学者非常乐意对军人干政进行研究，是基于这样一些原因，即非军事组织较为软弱或无法存在，军队最有可能吸引住新兴国家的人才，军事组织采用了一种有助于发展的外在形式，并因而可能提供一种相对的“稳定和控制”（Levy，1966；Pye，1962）。

后来的学者对军人政权总是乐于进取、乐于改革这一点更不乐观（e.g.,Huntington,1968; Nordlinger,1970），但却继续认为军人政治可能对后来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当我们回忆起军事政变充满暴力并对国家予以非法打击时，很明显，对军人政权作出这种断言是建构在这一政体能够提供解决政治问题的技术手段这一假定的基础上。 然而，经验事实表明，在解决政治问题上，军人政权和非军人政权的行为是没有显著区别的（e.g., Jackman, 1976; Zuk and Thompson, 1982）。那么这究竟能告诉我们什么呢？ 我相信它强化了对暴力和权力作出区分的意义。成功、有效的政体——不管它是军人政体或是别的政体——是指那些能够使权力得以实施的政体，而一开始就依靠暴力的政体却不能说是成功的政体。在许多国家出现的军人政权的意义在于它为那些具有政治抱负的人提供了机会（当然，不仅仅是机会）。但在政客和军人之间存在着重要的差别。能有效地使用权力的政客不管他们的出身如何将会取得成功。

与此相反，那些一开始就依靠暴力的军人不管他们是不是通过军事政变来获取职位，在政治的意义上，往往都是失败者。 在威权政体（authoritarian regime）中这种区分更加适用、有效。史蒂潘（Stepan，1985，320）在对拉丁美洲的官僚（bureaucratic）威权政体进行研究时写道： 既然强制是权力的一个格外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么国内强制机关的制度凝聚力的程度也就成了一个关键的变量。智利政权在1973年到1981年的近十年间几乎在各个方面都是强有力的。 但是，如果说暴力的频繁使用是权力丧失的表现的话，那么史蒂潘的第一句话就不能算是一个推断性的结论。与此相似，多明格茨（Dominguez，1987）声称拉丁美洲的强国家（或是具有自主性的国家）与软弱的政体和执政者共存，就显得有点自相矛盾。此外，这一悖论完全依国家力量（state strength）的定义而定。这一定义关注的是国家早已完备的强制能力和日渐增长的军费开支与州际冲突。 如果多明格茨承认暴力象韦伯国家思想中的合法性一样占有中心地位，那么，这里也就不再存在任何理论上的悖论了。

我并不是要否认暴力威胁是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也不想去否认借助暴力的广泛使用可以使任何政权维持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的统治。我只是说，不能无限期的使用暴力，强大的暴力机器也不足以证明政治权力或政治力量的同等强大。 最后，有很多学者对在民族国家形成时期暴力的作用进行了大量的研究（e.g.,Tilly,1975,1985,1990;Cohen,Brown,Organski,1981;McNeill,1982）。有很多证据表明，欧洲国家通过暴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军事征服在北美、澳大利亚和其它移民国家的创立过程中也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此外，新兴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边界也常常说明了这些地缘边界是在殖民统治时期通过各殖民国家的军事竞争来加以确定的。但是，我们并不认为仅仅因为暴力在现代国家的建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在现代国家的统治和发展时期暴力依然会发挥同等重要的作用。面对着那些能成功的实施权力或权威的政体，当今的民族国家到处面临着扩大政治参与的挑战。权力和暴力的区分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区分，但它对政治生活的意义和影响却是广泛的而又深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