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节

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是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 即使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仍可以想像出，您曾经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才能够练就这一套神奇的本领，能使我们哄堂大笑，接着又突然痛哭。人们可以猜想，或者应当说可以看出，您本人经历了多少痛苦，才能那样细致入微地描绘所有那些琐碎的小事，那些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们，那些事是您从自己的生活片断中汲取来的。 这是因为您的记性很好。您忠实于您所记得的童年生活。

您一点也不曾忘记那个时期里自己的悲哀，那个时期里亲人的死亡；您是要别人不再遭到您的那些痛苦，至少，是要所有的人都知道如何怀抱着希望。您从来不曾因为一朝得意而忘了您那悲哀的少年时代，名气始终不能把您和过去的历史分割开来——然而，说来也可叹，那种情形在一般人中却是屡见不鲜的。 能这样永远怀念您的早年生活，这也许是您最大的优点和最重要的资产，并且，这真实地说明了，群众为什么会那样崇拜您。您那些细致的表演，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看来，您好像是永远与他们心连着心。的确，没有比这更为协调的了：您将编剧、表演、导演等工作合而为一，集合了几方面的才能，为拍摄富有人情味和旨在教益的影片作出了贡献。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您的作品总是精深博大的。它不受理论的障碍——甚至极少受到技术的障碍；它永远是一篇自白，一席私话，一篇祷词。每一个观众都是您的伙伴，因为他们所想到的和您一样，所感受的和您相同。 单凭您的才能，您已经使一般批评者折服，您已经使他们倾倒。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一般批评者永远不肯承认：您不但发挥了老式舞剧的可爱之处，而且表现了费多车目窳业娜惹椤Ｈ欢，您确实具有这些特点，同时您还表现出一种使我们联想到米塞唱车姆缍龋虽然您并没向任何人去仿效，也不和任何人相似。而这也是您能成名的一个秘诀。 今天，有机会欢迎您来，我们戏剧电影作家协会感到荣幸和高兴。原谅我们屈尊枉驾，增添了您的麻烦。我们十分希望您来到我们当中，听我们告诉您：我们是多么敬爱您，您确是属于我们这个协会的。因为，在您的影片中，故事都是卓别林先生写的。同样，音乐是他作的，片子是他导演的。此外，作为一位喜剧演员，他的表演也是第一流的。 在这里，您可以会见一些法国作家，戏剧作家，电影剧本作家，作曲家，制片人：所有这些人，和您一样，都以不同的方式熟悉了您所知道的艰苦工作，知道这工作是光荣的，但也是需要作出自我牺牲的，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抱负，那就是：要使群众受到感动，获得快乐；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描绘那种对失去了爱的恐惧；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满怀希望，本着和平与友爱的精神，去弥补那受到损坏的部分。 谨向您表示感谢，卓别林先生。

罗歇·费迪南（签名） 去看《舞台生涯》初映的都是一些知名人士，其中有法国阁员和各国使节。但是美国驻法大使不曾去。 我们做了法兰西喜剧院的贵宾，喜剧院特为我们上演莫里哀的《唐璜》，参加演出的都是法国第一流的艺术家。那天晚上，王宫里喷泉吐水，灯火争辉，法兰西喜剧院的学生欢迎我和乌娜，他们穿着十八世纪的学校制服，举着亮堂堂的烛架，把我们让进了上层楼厅，那里坐满了全欧洲最美丽的妇女。

永别好莱坞永别纽约(4)

我们在罗马受到同样的接待，我接受了勋章，总统和部长们都接见了我。那一次预映《舞台生涯》时，却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情。美术部部长建议我绕过那些人群，从后台门进去。我觉得部长的建议有些古怪，说既然人们那样耐心地候在戏院外面，想要见我一面，为了礼貌起见，我也应当从正门进去，让他们看上一眼。当时我觉得部长有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他只是柔声饴气地重复说，从后边走可以省却我许多麻烦。但是我坚持不肯，而他也就不再勉强我了。 那天晚上预映时，戏院外面像往常那样灯火辉煌。我们乘的轿车驶近戏院，人群被绳子远远拦在马路那面——我心里想，他们离开得太远了。我竭力装出了潇洒大方的神气，走下轿车，绕到路当中，在弧光灯的照耀下满脸堆笑，学着戴高乐的姿势挥起了双臂。立刻，卷心菜和蕃茄像连珠炮似的在我旁边飞了过去。我一时没看清楚那是些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后来只听见我那位担任翻译的意大利朋友在后面伤心地说：“真没想到，在我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呀。”幸喜不曾掷中我，于是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了戏院。这时我才觉察出当时的情景令人发噱，忍不住哈哈大笑。连我的意大利朋友也只好跟着我笑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些闹事的是一些年轻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我应当说，他们那样扔番茄，并无意使用暴力，只不过是要示威罢了。他们当中有四个人当场被捕，警局问我是否要向他们提出控诉。“当然不要，”我说，“他们还都是年轻的孩子。”（他们是十四岁到十六岁的青年。）于是这件事就被丢开不提了。 在我离开巴黎去罗马之前，主编《法兰西文学》的诗人路易·阿拉贡忱吹缁埃说让－保罗·萨特唱澈捅霞铀飨胍见我，于是我邀他们共进晚餐。因为他们说要找一个幽静的地方，所以就选了我旅馆的房间里。给我负责宣传工作的哈里·克罗克一经获悉这件事，几乎是歇斯底里发作。“这样，咱们离开美国以来所做的工作都白搭啦。” “可是，哈里，”我说，“这儿是欧洲，又不是美国，何况这三位都是世界名人。”当时我已无意再回美国，但我很小心，还不曾把真情向哈里或其他任何人吐露，因为我还有一些财产留在美国不曾脱手。听了哈里的话，我也几乎相信，只要是同阿拉贡、毕加索和萨特聚会一次，就无异于是阴谋推翻西方民主制度。哈里虽然这样担心，但后来又特地留下了，让这几位先生在他的纪念册上签了名。那一天我不曾邀哈里一同晚餐。

我告诉他，说我们期望斯大林会来，不愿这件事被张扬出去了。 我对那天晚上的酬酢不太有把握。只有阿拉贡会说英语，而你依靠翻译交谈，就像是在远远地打靶子，必须等待射击的结果。 阿拉贡的脸轮廓分明，人长得很漂亮。毕加索的样子挺滑稽，人家很可能把他当作一个杂技演员或者小丑，再也不会想到他是一位画家。萨特有着一张圆脸，你虽然不容易从他的长相上辨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但可以看出他有一种精明和灵敏的美。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那天晚上宴会散了，毕加索领我们到左岸去看他至今仍在使用的那间画室。我们登上扶梯，看见他下边那层楼上一家住宅门口挂了一个牌子：“敝寓非毕加索画室——请更上一层楼。” 我们走进了一间样子十分寒碜，像间堆房似的顶楼，那是一个连查特顿骋膊辉敢馑涝谀嵌的地方。椽子上钉了一只钉，上面挂着一只光溜溜的灯泡，我们借着灯光可以看出一张摇摇晃晃的铁床和一只已经坏了的炉子。靠在墙脚下是一堆积满了灰尘的旧油画。他拣起了一幅——那是塞扎纳唱车淖髌罚而且是一幅精品。他拣起了另一幅，接着又是一幅。我们至少看了五十幅名画。我真恨不得向他出一大笔钱，把所有的画都给买下来——只是为了要让它们离开那个垃圾堆。

在高尔基的“底层”持校埋藏着一座金矿。

永别好莱坞定居瑞士(1)

到巴黎和罗马去主持了献映后，我们又回到伦敦，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这时我还需要找一所住宅，好把一家人安顿下来。有一个朋友劝我去瑞士。我当然喜欢留在伦敦，但是我们不知道那儿的气候对孩子是否合适；再加那时候我们确实担心限制货币的问题。 因此，怀着点儿忧郁心情，我们收拾起什物，带着四个孩子到了瑞士。我们暂时下榻洛桑唱唱趁媪俸水的湖滨旅馆。那时已是秋天，景象萧疏，但群山仍是那么秀美。 接连着四个月，我们一直在寻找一所合适的房子。此时乌娜即将生第五个孩子，她很着急，说出院后不愿再住旅馆，由于时间紧迫，我就忙着到处去找房子，最后是在韦维唱唱唱成员笨莆鞫村的德班别墅定居下来。我们不曾想到，那所房子占地三十七英亩，有一片果园，里面除其他水果外，还有大颗的黑樱桃，鲜美的青皮李，苹果和梨；再有一个菜园，里面种有草莓、玉米和极其可口的芦笋，后来，无论我们外出到哪儿，遇到这些蔬菜当令时节，总要老远地赶回来。阳台前面是一片占地五英亩的草坪，四周是葱茏的大树，衬托着远处的湖泊和群山。

我聘用了几位很得力的助手：雷切尔·福特小姐给我们安排家务，后来当了我的总管家，比尔尼埃太太担任我在瑞士的英文秘书，这本书的原稿经她打过了好几遍。 我们起初看了气派这样大的一所住宅，有点儿胆怯，不知道我们的收入可够维持开销吗，但是房东告诉了我们所需的费用，我们算算自己的钱还是够的。这样我们就住进了人口有一千三百五十人的科西尔村。 至少是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我们才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孩子们暂时进科西尔的村校。要他们一下子样样都使用法文，的确是很吃力的，我们担心这样会在他们心理上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但是，不久他们已经能说流利的法语，看到他们能这样很好地适应瑞士生活方式，我们是很激动的。连孩子们的两个保姆，凯凯和平妮，也用功地学起法语来。 这时我们开始斩断自己和美国的一切关系。结束这件事，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到美国领事馆去缴回了我的再入境签证，对领事说，我已决定不再去美国住了。 “你不打算回去了吗，查理？” “不去了，”我说时几乎像是在道歉，“我年纪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无谓的麻烦了。”

他没发表什么意见，只说了这么几句：“好吧，你如果再要回去，随时凭普通签证都可以去。” 我笑着摇了摇头。“我已经决定在瑞士长住下去了。”我们彼此握了手，于是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这时乌娜决定放弃她的美国国籍。于是，趁去伦敦的时候，她通知了美国大使馆。但是使馆人员说，办这个手续至少需要三刻钟时间。“这可是胡说！”我对乌娜说，“要这么长的时间，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我陪你一块儿去。” 我们一到大使馆，我过去由于种种侮辱和诽谤所受到的气一时迸发，就要像一只气球似地爆炸了。我大声问移民局办事处在哪里。乌娜觉得不好意思。一间办公室的房门开了，一个人走出来说：“喂，查理，你和你太太进来好吗？” 他肯定已经看出我的来意，所以第一句就说：“一个美国人要放弃他的国籍，必须经过全面考虑，并且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考虑。所以我们要履行询问的手续，这是为了保护一个公民的权利。” 不用说，我觉得这话有它的道理。 他是一个年近六旬的人。“一九一一年我在丹佛旧王后戏院看过你的演出，”他说时带着责怪的神气瞅着我。 这一来我的气当然平息下去了，于是我们谈到多年前那些快乐的日子。

讨厌的询问结束了，所有的文件都签好了，我们和和气气地道了别，这时候想到自己对这种事缺乏感情，我又觉得有些难过了。 去伦敦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见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当中有西德尼·伯恩斯坦常艾弗·蒙塔古，爱德华·贝丁顿－贝伦斯爵士唱常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埃拉·温特，格雷厄姆·格林唱唱常Ｊ·Ｂ·普里斯特利唱唱唱常马克斯·莱因哈特，以及小道格拉斯·范朋克等。虽然有些朋友我们不常会晤，但想到了他们时也会感到一种快慰，就像我们有时候要驶进某个港口，知道自己在那儿有个什么可以停泊的地方而感到高兴似的。 有一次去伦敦，我们接到通知，说苏联大使馆将在克拉里奇旅馆举行宴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想要在那儿会见我们。我们到达旅馆时，休息室里已经挤满了来来往往、神情激动的人群。我们由一位苏联使馆人员陪同着，在人群中一路挤了过去。忽然，我们看见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从对面走过来；他们也是一路挤着，脸上的那副表情说明，他们已经感到厌烦，不高兴再等，正要退了出去。 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即使是在懊恼的时刻，仍旧带着一副幽默的神气。他正挤向出口，陪同我们的人唤道：“赫鲁晓夫！”

但是赫鲁晓夫向他挥了挥手，表示不高兴再等了。陪同我们的人喊：“赫鲁晓夫，查理·卓别林！”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都止住步，转过身来，脸上露出了喜悦。我真感到得意。我们在汹涌的人潮中互相介绍了。赫鲁晓夫谈了几句话，由一位译员翻译，说苏联人非常喜欢看我的电影，接着我们就喝了一些伏特加。我以为它里面是洒了不少胡椒粉，但是乌娜觉得它的味儿不错。 我们好容易在一小圈腾空了的地方一同拍了照。由于声音太吵闹，我根本没法谈话。“让咱们到隔壁屋子里去吧，”赫鲁晓夫说。一群人觉察出了我们的意思，于是一场混战开始了。我们由四个人护卫着，被猛地推进了里边一间屋子。一离开了人群，赫鲁晓夫和我们所有的人都“嘘”地舒了一口气。这时我才定下神来，可以安心谈话了。 这时候一个美国记者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听说，赫鲁晓夫先生，令郎昨儿晚上离开了学校，进城寻欢作乐来了。” 赫鲁晓夫露出了半恼半笑的神气。“我儿子是个很规矩的青年人，他准备做工程师，读书很用功，但是我想，他有时候也要找点儿娱乐。” 我们谈了几分钟，有人来通知，说哈罗德·史塔生诚壬在外面候见赫鲁晓夫先生。赫鲁晓夫向我转过身来开玩笑说：“您不介意吗？

他是一个美国人。” 我笑了起来，说“我不介意。”后来，史塔生先生和夫人同葛罗米柯唱诚壬和夫人一起快步走进来。赫鲁晓夫回了我们一声，说他只过去说几分钟话，接着就走到屋子那面角落里去同史塔生和葛罗米柯谈话了。

永别好莱坞定居瑞士(2)

为了找一些话说，我就问葛罗米柯夫人，是否准备回苏联。她说要去美国。我说她和她丈夫已经在美国住了很久。她笑了，那样儿有点儿不好意思。“我倒不在乎，”她说，“我喜欢那个地方。” 我说：“我不相信，真正的美国是在纽约或者太平洋沿岸；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美国的中西部，比如，北达科他，南达科他，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我觉得那些地方住的才是真正的美国人。” 史塔生夫人突然激动地说：“喂，我听了您这话真高兴！我和我丈夫就是明尼苏达州人呀。”她又兴奋地笑着重复了一句：“我听了您这话真高兴。”我心里想，她原来以为我受到美国那些恶意中伤后仍耿耿于怀，要对美国大发牢骚。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再说，即使是如此的话，我也不会向史塔生夫人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太太发泄满腹怨气。 我看赫鲁晓夫还有好一会儿工夫要和其他几个人谈话，就和乌娜站了起来。赫鲁晓夫看见屋里乱腾腾的，就离开了史塔生，走过来送我们。我们握手时，我一眼瞥到了史塔生；这时他背靠着墙，漫不经心地眼光直冲前瞅着。我向所有的人告了别，单单没去招呼史塔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那样做法还是得体的——然而，从那一瞥中，我觉得史塔生这个人是可爱的。

第二天晚上，我和乌娜两人在萨芙伊旅馆烤肉餐厅里晚餐。饭后我们正在吃点心，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和他夫人走进来，在我们桌子前面站住了。一九三一年以后，我就一直没见到过温斯顿爵士，也不曾收到过他的信。但是，《舞台生涯》在伦敦放映后，我们联美的分销办事处问我，是否可以将这部影片送到温斯顿爵士宅邸里去放映给他看。我当然非常乐意这样做。过了几天，他寄来了一封信，向我再三致谢，说他很喜欢这部电影。 再说，这时候温斯顿爵士面对着我们站在桌子跟前。“好呀！”他说。 那“好呀！”两字中似乎含有一种不满意的口气。 我赶快站起来，满面堆笑，给他介绍了乌娜，那时她正准备回屋子里去。 乌娜走后，我问是否可以陪温斯顿爵士和夫人一起喝咖啡，接着就坐到他们桌上去。丘吉尔夫人说，她在报上看到我会见赫鲁晓夫的新闻。 “我一向和赫鲁晓夫相处得挺好，”温斯顿爵士说。 但是，我始终觉得温斯顿爵士有什么事不高兴。这也难怪，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虽然他个人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和鼓舞人心的词令拯救了英国；然而，我认为，他那篇提到“铁幕”的富尔顿演说巢⒚挥腥〉檬裁闯删停只不过加剧了冷战而已。

后来，话题转到了我的《舞台生涯》上。这时温斯顿爵士终于道出了这么几句：“两年前，我写过一封信给你，祝贺你的影片成功。你可曾收到吗？” “哦，收到了，”我热情激动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 “我没想到那需要回信，”我表示歉意。 但他可不是你能哄得过去的。“哼，”他悻悻地说，“我还以为那是你对我表示见怪哩。” “哦，绝对不是，”我回答。 “不过，”他接下去说，而这样一来就把我的话岔开了，“我是一向爱看你的影片的。” 像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竟然会留心这样一件琐屑的事情，还记得两年前一封不曾见复的信，这一点使我觉得很有趣。但是，在政治上，我的看法始终是和他不同的。丘吉尔说：“我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主持瓦解英帝国。”唱痴庋说法可能是妙于词令的，然而，面对当今的世事，这样说法是不现实的。 他所说的“瓦解”，并不能将其归咎于政治活动，革命军队，共产党宣传，暴力煽动，或者是肥皂箱上的演说唱唱场Ｕ嬲的阴谋者倒是那些肥皂包皮纸，我意思是指那些国际间的广告宣传，包括无线电、电视和电影，此外，再有汽车和拖拉机，科学的发明，交通和速度的加快，等等。

一些帝国的瓦解，实际上都是由这些革命势力促成的。 刚回到瑞士，我就收到尼赫鲁车囊环庑牛内附蒙巴顿勋爵夫人唱车慕樯苄拧Ｑ爵夫人认为尼赫鲁和我会有许多地方是意气相投的。她说尼赫鲁将路过科西尔，也许我们有机会见一次面。尼赫鲁去洛桑参加大使年会时寄来了这信，说希望我去他那儿过夜，第二天再搭他的车回德班别墅。于是我就到洛桑去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尼赫鲁和我长得一般矮小。他的女儿甘地夫人唱唱骋苍谀抢铩—那是一个对人亲切、态度安详的妇女。尼赫鲁给我的印象是：他遇事十分警惕，思虑辨析入微，既是富于感情的，又是严肃和敏锐的。起先他显得很腼腆，但后来就熟了，他应我的邀请去我家午餐，于是我们一同离开洛桑，驱车去德班别墅，而他的女儿则取道日内瓦，乘了另一辆车尾随在后面。一路上我们谈得很高兴。他盛赞蒙巴顿勋爵，说他任印度总督时，为结束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我问他印度在意识形态方面将朝哪个方向发展。他说：“不论它是哪一个方向，那总是为了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接着又说，他们已经开始执行一项五年计划。

在整个途中，他一直高谈阔论，而他的汽车夫则以每小时七十英里，或者更快的速度沿着陡狭的公路飞驶，时不时来一个急拐弯。尼赫鲁只顾说明印度的政策，可是，老实说，他的话我有一半不曾听进，因为我只想到要去干涉那个车夫。汽车不时发出尖厉的声音突然刹住，我们向前面撞了出去，可是尼赫鲁仍旧显得那样若无其事。谢天谢地，后来总算让我定了一会儿神，原来汽车暂时在十字路口停下了，尼赫鲁的女儿要和他分路走了。只是在这个时刻，他才显出是一个体贴入微的慈父，他拥抱着女儿，亲切地对她说：“你要自个儿当心呀，”听来这更像是一个做女儿的应向父亲说的话。 正当朝鲜危机紧迫，全世界人都十分焦灼地注视着那极端险恶的局势时，中国大使馆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在日内瓦为周恩来放映《城市之光》，周当时是决定和战的关键性人物。 第二天，总理邀我们去日内瓦和他共进晚餐。我们临去日内瓦之前，总理的秘书来电话，说总理阁下可能被一些事情耽搁住，因为会议上突然出现了重大事件（这是一条很不完整的报告），届时我们不必等候他，稍迟他会出席的。 没想到，我们到达那里，周恩来已经在他寓所的台阶上等候我们。

和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一样，我也急于要知道会议上发生的事件，于是向他请教。他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切都和平地解决了，”他说，“是五分钟前解决的。”

永别好莱坞定居瑞士(3)

我以前听过许多有趣的故事，讲到三十年代共产党人如何被迫转移，深入中国内地，已经分散的少数军队，如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又被组织起来，然后沿途重振军威，转向北京。那一次的进军，为共产党赢得了六亿中国人民的拥护。 那天晚上，周恩来向我谈了一件毛泽东奏凯进入北京的动人故事。一百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