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节

人向我介绍他自己，说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就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个年轻人挺讨人欢喜，会对人表示同情。我这人有一个弱点，就是会对新认识的人突然发生爱好，尤其是遇到那位新交善于聆听别人的话，于是，我就在许多问题上发表了意见。

谈到世界大事时，我表示悲观，说欧洲局势将导致另一场战争。 “哼，下一次再打仗，可别指望我参加，”我的朋友说。 “我认为你这样并没错，”我回答，“我就是瞧不起那些专给我们带来苦难的人；我就是不爱听人家吩咐，要我们去把什么人杀死，去为什么事情送命——还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爱国。” 我们很亲切地道了别。记得我还约他第二天吃晚饭，但是后来他没来。真没料到呀！和我谈话的这个人并不是什么朋友，原来他是一位新闻记者。第二天报纸就在显著地位刊出：“查理·卓别林不是爱国主义者！” 报道的是实话，但当时我并没要把私人的看法公诸报端。事实是：我之所以不是爱国主义者，那不但是由于道德或理智上的原因，而且由于我缺乏这种爱国主义者的感情。有人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这时候你怎么能容忍爱国主义？也许有人说，那是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可是，每一个国家里都潜伏有那种杀人的组织啊。 我是不能大力鼓吹国家自豪感的。如果你是深受了这些影响，如家庭的传统，住宅和庭园，快乐的童年，家人和朋友，等等，那我是能够理解你这种感情的，然而，我却是缺乏这一切背景的。

对我来说，爱国主义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地方习惯所形成的思想感情罢了；如赛马，打猎，吃约克郡布丁、美国牛肉饼和可口可乐，然而，如今这些土产都已成为全世界普及的东西了。当然，如果我所在的国家遭到侵略，我想，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会作出最大的牺牲。但是我不能对祖国抱那样狂热的爱，因为那样只会使一个人成为纳粹，所以，我尽可以毫不在乎地放弃了它——根据我的观察，纳粹组织虽然暂时是潜伏着的，但是它们可以很快地在每一个国家里活跃起来。因此，除非是我本人相信某一政治目标，否则我就不愿意为它作出任何牺牲。我不能为国家主义牺牲——我更不愿为一位总统、首相或独裁者去送死。 过了一两天，菲利普·沙逊爵士陪我去孔苏埃洛·范德比尔特·鲍尔桑家午餐。他家住在法国南部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座上有一位客人显得很特殊，他身体瘦长，头发乌黑，留着小短胡子，样子和蔼可亲，午饭时我和他攀谈起来。当时我谈到梅杰·道格拉斯写的《经济民主》一书，说他的信贷理论可以解决目前各国的经济危机——这时我不妨援引孔苏埃洛·鲍尔桑那天午后所说的话：“我发现和卓别林谈话挺有趣，我注意到他那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

首先我肯定说了一些话，特别使那位身体瘦长的绅士感兴趣，因为他脸上闪出了光，眼睛张得很大，我可以看出了他的眼白。他好像赞同我说的每一句话，可是后来我谈到了我的主题，而那些话肯定又是和他的意思相左的，因为他露出了失望的神气。原来那天我是在和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程富埃我根本没想到这个人后来会当上了英国黑衫党头子——但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的瞳仁上边露出眼白，咧开着的大嘴里露出牙齿，给人的印象即使不是有点儿可怕，至少是十分异样的。 在法国南部，我还会见了埃米尔·路德维希唱痴馕辉经为拿破仑、俾斯麦、巴尔扎克等人写了巨帙传记的作家。他把拿破仑描写得很有趣，但是，由于过分注意心理分析，反而使一些叙述为之减色。 他拍给我一份电报，说他十分欣赏我的《城市之光》，很想要见我一面。他那副样子和我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他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奥斯卡·王尔德，头发留得很长，丰满的嘴唇旁边有着女性的曲线美。我们两人在我的旅馆里会见，初见时他显得相当客套，有些做作，他递给我一片月桂树叶，说：“从前罗马人成了名，人家就赠给他一顶月桂树叶编的王冠。所以，我送您一片月桂树叶。”

过了一会儿，我对这种热情的赞扬逐渐适应，这才开始觉察到，路德维希是在掩盖他的羞涩情绪。等到他恢复正常后，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有趣的人。我问他写传记时什么是最基本的条件。他说最基本的是态度。“这样说来，传记是具有偏见和经过删节的记录了，”我说。 “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事情是不会被提到的，”他回答，“因为那些事情牵涉到了其他的人。” 晚餐席上，他问：在所看到过的东西当中，我认为什么是最美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海伦·威尔斯唱唱炒蛲球的动作最美：不是姿势优美，动作简练，而且对于男性有一种健康的吸引力。再有，就是停战后不久我看到的一个新闻片镜头，拍的是一个农民在佛兰德犁一片上面曾经死了成千上万人的土地。路德维希描绘了一幅佛罗里达海滩日落的景色，那时，一辆敞篷汽车懒洋洋地驶过，车上挤满了穿游泳衣的漂亮姑娘，其中有一个坐在后挡泥板上，一条腿荡在空中，汽车在前进，她的脚趾触到了沙土，划出了一条连绵不断的迹印。 此后，我又想起其他美丽的景色：那是佛罗伦萨贵族广场上本文努托·切尔利尼的“珀修斯”场Ｄ鞘笔且雇恚广场上已经点上了灯，我原来是打算去看米开朗琪罗的“大卫”唱常但是一看到“珀修斯”

，我觉得其他一切艺术品都黯然失色。我被它那风格与形式的无法形容的美所陶醉。珀修斯手里高举着墨杜萨的头，那女怪在他脚底下惨痛地蜷曲着身体，珀修斯成为一切悲哀的像征，他使我想起了奥斯卡·王尔德神秘的句子：“因为，每个人都会杀死他心爱的东西。”在善与恶永恒的神秘的斗争中，他完成了自己应做的事情。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8)

我接到阿尔巴公爵的电报，邀我去西班牙。但是第二天报纸上都以大字标题刊出：“西班牙爆发革命”。于是我终止去西班牙，改赴维也纳——忧郁的，美丽的维也纳。那个地方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是：我和一个美丽的姑娘有过一段罗曼史。那件事的经过，有点儿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最后一章：两人海誓山盟，最后吻别，知道以后再不会有相逢的日子了。 离开维也纳，我到了威尼斯。那是秋天，当地已经没有游客。但是我却更喜欢那里有一些游客，因为有些地方需要游客点缀，才会显得温暖有生气，否则就很容易变得像一片墓地一样。实际上我是喜欢那些游山玩水的人，因为，去度假日的人，看来总要比匆匆忙忙挤进旋转门上写字间的人更可爱一些。 威尼斯虽然景色秀丽，但使人感到忧郁，所以我只在那里待了两夜，每天没什么可以消遣的，只有听听留声机唱片——连唱片也只能偷着听，因为星期日跳舞和听唱片都是墨索里尼所禁止的。 我原来想要回到维也纳，去那儿重寻旧欢。但是因为已约好了去巴黎，赴创议欧洲合众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车奈缪纾我不愿错过这一机会。那次我会见白里安先生时，他好像身体欠佳，带有一副失望和愤懑的神气。

午宴是在巴黎《不妥协者》报发行人巴尔比先生的寓所里举行的，虽然我不懂法语，但是觉得那次宴会十分有趣。诺阿耶女伯爵唱呈且桓龌钇玫孟裰荒穸似的娇小的女人，她说得一口英语，非常机敏可爱。白里安先生一看见她就说：“近来我极少见到你；你这样难得来，就好像是一个被人遗弃了的情妇啊。” 餐后，他们陪我去爱丽舍宫，我在那里受了荣誉军团勋位。 我不打算描绘我第二次访问柏林时受到热烈的、盛大的欢迎——虽然，有时候我几乎又是心痒痒地想要去提到那件事。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有一次玛丽和道格拉斯把他们出国时拍的旅行记录片放映给我看。我总以为，他们会给我看一些有趣的旅行记录片的。那影片一开始，映的是玛丽和道格拉斯抵达伦敦的情景，火车站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旅馆外边欢迎的群众也是人山人海，然后是他们抵达巴黎的情景，那儿欢迎的人更多了。我看完了伦敦、巴黎、莫斯科、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各地火车站上和旅馆外面的盛况，就天真地问：“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看一点儿镇市上和乡村里的风光呀？”他们都笑了。应当承认，我描绘那些欢迎我的群众时，也是不够谦虚的。

再说，到了柏林，民主政府招待我，并派约克女伯爵——一位非常漂亮的德国姑娘——陪着我，可以说是由她充当了我的随员。那是一九三一年，是纳粹党人刚在德国国会中得势的时候，我竟然不曾觉察到有半数的报刊都在攻击我，说我是一个外国人，说德国人这样狂热地欢迎我实在可笑。当然，这些都是纳粹报纸。当时我很天真，玩得很高兴，对这一切都毫不注意。 德皇车囊晃惶玫埽很热情地陪我去参观波茨坦的无愁宫唱场Ｔ谖铱蠢矗所有的宫殿都是一些荒谬的建筑，是一些无谓的炫耀。想到凡尔赛宫、克里姆林宫、波茨坦宫和白金汉宫时，我一般并不重视它们的历史意义，而只是意识到它们是由夸大自负的心理构成的。德皇的堂弟告诉我，无愁宫具有更美的建筑风格，它虽然小巧，却更富有人情味。但是我看了它，就想起了妇女的梳妆盒，感到很扫兴。 我参观了柏林罪犯作案展览馆，只感觉到恐怖和烦闷——看到那些照片上拍的尽是被害的、自杀的以及形形色色腐化堕落和人类的变态行为。最后我总算离开了那幢大厦，又呼吸到新鲜空气。 《奇迹》的作者冯·富尔默博士请我去他家吃饭，我在那里会见了德国的一些艺术和戏剧代表人物。

我还和爱因斯坦夫妇在他们那套小小的公寓房间里消磨了一个晚上。当时曾经作好安排，让我和冯·兴登堡将军骋黄鸪酝矸梗但由于将军临时生病而作罢，后来我又去法国南部。 前面已经说过，我在这本书里将谈到性的问题，但不拟加以渲染，因为我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颖的东西可以谈的，然而，人类的繁殖原属自然界的重要活动，因此每一个男人，不论年轻或者年老，每遇见一个女人，总会估量一下他与对方之间的性的可能。而我也是一向如此的。 从事工作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去想到女人的；只是在拍完了电影，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才会在这方面把持不住。正如Ｈ·Ｇ·威尔斯所说：“一天当中有那么一个时刻：你已经写完了早晨应写的稿子，复完了下午应复的信件，再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了。这时候你就会感到沉闷，也就会涉及到性的问题了。” 因此，在天蓝海岸唱澄奘驴勺龅氖焙颍我认识了一个极其美丽的姑娘，很运道，这姑娘能够消除我的寂寞。她和我同样是散漫不羁的，于是我们一见之下，互认知己。她毫不隐讳地告诉我，说她新近刚忘情于一个曾经与之恋爱，但后来彼此不欢而散的埃及青年。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未经谈明，但双方都心照不宣；她也知道我最后是要回美国去的。

我每星期补贴她一笔费用，于是两人一同去俱乐部、酒馆和其他娱乐场所。我们吃饭，跳舞，从事一般游乐。但是，由于经常接近，我终于对她有了感情，于是，想到要回美国时，就不大舍得抛下了她。一念及要和她分手，我就觉得她可怜；她是那么愉快、美丽、知情识趣。但是，有时候她也会引起我的猜疑。 一天下午，我们在一个俱乐部里参加茶舞，她突然紧拉住了我的手，原来她多次对我提到的那个埃及情人“Ｓ—”来了。我很不高兴；后来，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那里。快要走到旅馆时，她忽然发现手套留在俱乐部了，要回去取，叫我先去旅馆。她的托辞分明是假的。但是我既不加以阻拦，也不多说什么，就一径回旅馆去了。两小时后，她仍没来，我肯定她这次去不仅仅是为了一副手套。我已约了几个朋友那天晚上出去吃饭，时间快到了，仍旧不见她来。我刚要独个儿去，她回来了，面色苍白，头发蓬乱着。 “你现在去吃晚饭，已经太迟了，”我说，“被窝里舒服暖和，你还是回到那儿去吧。” 她不承认有这种事，又是辩解又是央求，但是怎么也没法为耽搁了这么多时间自圆其说。我肯定她是和她那个埃及情人在一起的，经过一阵吵骂，我没带她去，就独个儿走了。

一个人突然感到孤寂无聊，谈话时竭力要使声音高过那如泣如诉的萨克斯管，高过那夜总会里的一片喧哗吵闹：我们这些人当中，谁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啊？你和另几个人坐在一起，自己在做主人，但内心却是那么痛苦。我回到旅馆，发现她不在那儿。我慌了。难道她已经走了不成？她竟然走得这么快啊！我走进她的卧室，心上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因为她的衣服和其他东西仍旧在那里。十分钟后，她兴冲冲地回来了，说是去看电影的。我冷冷地对她说，我第二天就要去巴黎，现在准备和她把账结清，从此一刀两断。她对这一切都表示同意，但仍旧不肯承认她和那埃及情人有过沾惹。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9)

“即使我们之间还存有一些情分，”我说，“但是，因为你这样欺骗我，那点儿情分也被一起打消。”接着我就编了一个谎，说我曾跟踪她，看见她从俱乐部里出来，和她的埃及朋友到他旅馆里。可真没想到，她痛哭流涕，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接着就赌咒发誓，保证以后不再和他见面。 第二天早晨，我收拾东西，准备动身时，她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我的朋友上来说，东西都已准备停当，他在楼下等着我，我准备搭他的车走了。她咬着她的食指，伤心地哭起来。“千万不要丢下了我，千万不要……不要丢下我呀。” “你要我怎样呢？”我冷冷地问。 “只要你陪我去巴黎；到了那儿，我保证再也不麻烦你了。”她说。 看她那么一副可怜相，我心软下来了。我告诉她，说这样一路上是不会愉快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到了巴黎我们就要分手了。她对这一切都同意了。于是，那天早晨，我们三个人乘了我朋友的车一起去巴黎。 车刚开时，气氛很严肃，她黯然无语，我客气而冷淡。然而这种态度是很难持久的，因为，车一路行进时，我们看到了一些共同感兴趣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人就会说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不会像以前那样亲热了。

我们直接将她送进旅馆，然后和她道别。她说和我永别了，但这明明是一句假话。她感谢我为她费了许多事，和我握了手，装腔作势地说了一声“再见”，就消失在旅馆里了。 第二天她打电话来，问我可以陪她去吃午饭吗？我拒绝了。但是，当我和朋友一起走出旅馆时，看见她穿着皮大衣，打扮得整整齐齐，已经等候在外面了。于是我们三个人一同吃了午饭，后来又去参观约瑟芬被拿破仑离弃后在那里度过晚年的马尔美松场Ｄ鞘且凰美丽的宅邸，约瑟芬曾经在那里洒了不少眼泪；在那个萧瑟的秋天，我们当时的心情更是忧郁。我的女友忽然不见了；后来我发现她坐在花园里一个石凳上，哭得泪人儿一般——看来，她是受到了整个气氛的感染。我的心几乎软下来了，但是，我怎么也不能淡忘了她那个埃及情人的事。于是我们在巴黎分了手，我启程去伦敦。 回到伦敦，我又几次会见威尔士亲王。记得第一次会见他是在比亚里茨，那是由我朋友弗内斯夫人辰樯艿摹Ｎ液屯球运动员科歇，再有其他两个朋友，在一家热闹酒馆里吃饭，亲王和弗内斯夫人走进来了。茜尔玛递了一张条子到我桌上来，问是否高兴饭后和他们一起去俄罗斯俱乐部。 我觉得那次会见是客套的应酬。

我们彼此经过了介绍，亲王殿下就叫了酒，然后起来和弗内斯夫人跳舞。亲王跳完了舞，在我身边坐下，和我谈话。“您当然是美国人啰？” “不，我是英国人。” 他露出惊讶的神气，“您在美国待了多久？” “一九一○年就去了。” “哦，”他点了点头，好像在思索什么，“是战前去的吗？” “是的。” 他笑了。 在那天晚上的谈话中，我提到了夏里亚平唱常说他将设宴招待我。亲王显得很孩子气，说他也想去。“殿下，”我说，“夏里亚平对您的光临肯定会感到荣幸和快乐。”于是我请亲王允许我去安排这一件事。 宴会的那天晚上，亲王的风度赢得了我的崇敬，他先陪着夏里亚平八十多岁的老母，一直到她离席去休息了，这才过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谈笑。 再说，此时威尔士亲王在伦敦，他邀我去贝尔维迪尔堡他的乡间别墅。那是一座古堡，经过了重新修建，但布置得很是一般，只是邸内的菜肴烹调得十分精美，而亲王又非常会招待客人。他领着我去参观了他的邸宅；他的卧室里陈设得很简单朴素，只床头挂了一张上面绣了王旗的新式大红花毯。

另一间卧室里的陈设使我吃了一惊，那是一个红白两色的房间，房里摆了一张四根柱子的床，每根柱顶上插了三根粉红色的羽毛。这时我才想起，原来羽毛是亲王皇室纹章上的标志。 那天晚上，有人介绍我们玩当时美国风行的一种叫作“公评”的游戏。玩时发给每个客人一张卡片，上面列有十个项目，包括：魅力，智力，品格，性吸引力，仪容，诚恳，幽默感，适应能力，等等。先由一个客人走出去，切实地考虑了卡片上自己所有应予评定的项目，给它们分别打上分数，从一分起到最多的十分——比如，我给自己批的分数是：幽默感七分，性吸引力六分，仪容六分，适应能力八分，诚恳四分。同时，其他的人都悄悄地给离开了屋子的那个人评分数。后来，被评分的人进来，读出他自己打的分数，再由一位代言人读其他客人所评的分数，看两种分数是否符合。 轮到亲王时，他说他的性吸引力是三分，但是客人们平均评了他四分，我评了他五分，也有人只评了他两分。在仪容项下，亲王给自己评了六分，客人们平均给了他八分，我给了他七分。在魅力项下，他自己说应得五分，客人们的平均评分数是八分，我评的分数也是八分。

至于诚恳，亲王给自己打了最高的十分，客人们的平均分数是三分半，我批的是四分。亲王很恼火。他说：“我认为，我所有的特点中最重要的就是诚恳。” 我小时候曾经去曼彻斯特，在那里待过几个月。现在既然闲着没事，我就想到要到那里去看看。虽然曼彻斯特是那样凄凉冷落，但它对我具有一种浪漫色彩的吸引力，仿佛，透过了雾和雨，从那里闪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光辉；也许，那是因为我想起了兰开夏郡人家灶下的炉火了吧——也许，那是因为受到当地人的精神的感召了吧。于是，我雇了一辆轿车，向北出发。 在去曼彻斯特的途中，我在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市名，在英国沃里克郡，莎士比亚故居所在）停下来，因为以前从来不曾去过那里。我到达那儿是星期六晚上，时间已经很迟，晚饭后我出去散步，希望能够找到莎士比亚的故居。四下一片漆黑，但是我本能地拐了一个弯，沿着一条街走了下去，在一所房子外边停下，擦亮了一根火柴，看出了一个牌子：“莎士比亚故居”。我肯定是被一种相互冥合的灵感引导着——可能是诗人的灵感吧！ 第二天早晨，斯特拉特福市长阿奇博尔德·弗劳尔爵士到旅馆里来看我，领我去参观了莎士比亚的故居。

我怎么也没法把诗人和这样一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我几乎无法相信，像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竟然会住在这样一个地方，或者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农民的孩子到了伦敦，后来成为红演员，当了戏院老板，这种事是容易想像的；但是，这样一个人竟然会成为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会掌握那么许多有关外国宫廷、红衣主教和帝王的知识，这可是令人无法理解的。讲到莎士比亚的作品究竟是谁写的这一个问题，管他是培根写的也好，是南安普顿或者里奇蒙写的也好常我都不去介意，但是我根本没法相信那是一个斯特拉特福的孩子写的。必须是一位具有贵族风度的人，才写得出那样的作品。也只有一位出身高贵和富有才华的人，说话时才会那样完全不去注意文法。我看了那一所农舍，听了一些当地的传说，讲到他小时候怎样喜欢游荡，怎样不用功读书，怎样偷捕鱼鸟，对某些事物又是怎样抱有那种乡愚的看法，我就不相信他在思想上会发生这样大的转变，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在伟大天才的作品中，你可以从某些地方看出他们是出身寒微的，然而，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你却一点儿也找不到这一类的迹像。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10)

我从斯特拉特福乘汽车去曼彻斯特，下午三点左右到了那里。那天是星期日，曼彻斯特市内一片沉寂，街上几乎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所以我只得回到车上，取道布莱克本。 我小时候随剧团巡回演出《福尔摩斯》时，布莱克本是我爱去的一个城镇。那时候我往往住在一家小客栈里，包括膳宿，每星期付十四先令，不演出时就在客栈里的小弹子台上打弹子。英国刽子手比林顿常常去那儿，我和他打过弹子。 我们到达布莱克本时刚五点钟，虽然天色已经昏暗，可是我仍旧找到了从前住的那家客栈，在那儿喝了一杯酒，但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