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节

部影片又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放映我们影片的这家戏院，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个座位，接连着三个星期，每星期卖座八万美元。对面派拉蒙影戏院共有三千个座位，映的是一部有声电影，还有莫里斯·萨瓦利埃城鬃缘翘ǎ一个星期里只卖了三万八千美元。《城市之光》一连放映了十二个星期，扣除了一切开销，还净赚四十多万美元。它之所以不再映下去，只是因为纽约轮流上映的戏院提出了要求，说它们已用高价订下这部影片，不愿影片轮到它们放映时已经陈旧了。 现在我准备去伦敦，在那里为放映《城市之光》做好筹备工作。

这次在纽约时，我常常会晤我的朋友拉尔夫·巴顿，他是《纽约客》的编辑，最后为巴尔扎克《逗乐集》唱车男掳姹净了插图。他刚三十七岁，但是已经先后结婚五次。最近他情绪很坏，一度企图自杀，大量吞服了什么药剂。我劝他陪我一同去欧洲，说这样换一个环境对他有好处。于是我们两人登上了“奥林匹克”号，也就是我头一次回英国乘的那条船。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1)

睽别十年后，我不知道这次回去时伦敦人会怎样接待我，于是感到惴惴不安。我倒挺想悄悄地回去，不要惊动任何人。然而，我这次去是为了主持《城市之光》的初映，这就必须为影片做宣传工作。后来，我总算不曾失望，有很多人来欢迎我。 这一次我住的是卡尔登旅馆，因为，和里茨旅馆相比之下，它是一个更老的地方，住在那儿我会感到伦敦对我更加亲切。我住的一套房间十分华丽。每天走进卡尔登，我就像是走 进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我认为，要习惯于奢侈生活，乃是一件最使人发愁的事情。但是，在伦敦，财富能使你每时每刻过着新奇有趣的生活。整个社会是一个游艺会。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节目的开始。 我向窗外望出去，看见下面街上贴了好几幅招贴。一幅上面是：“查理仍然是他们的宠儿。”我觉察到它的弦外之音，不禁会意地笑了。新闻记者对我非常客气，我在一次招待会上闹了一个笑话：他们问我是否要去参观埃尔斯特里常我很天真地问：“它在哪儿？”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光，微笑了笑，然后告诉我，说那是英国电影工业中心。我当时确实显得很尴尬，所以他们也就不再见怪我了。

第二次去英国，几乎和第一次同样激动人心，并且肯定比第一次更为有趣，因为我有机会会见了许多更有趣的人物。 菲利普·沙逊爵士打电话来，他几次邀我和拉尔夫到他公园弄的城里公馆和利姆普纳的乡间别墅去吃饭。我们还和他在下议院共进了午餐，在议院休息室里会见了阿斯托夫人场９了一两天，阿斯托夫人邀我们去圣詹姆斯广场一号午餐。 我们一走进客厅，就好像走进了蒂索夫人的群英殿唱场—我们面对着肖伯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唱唱场⒗秃稀で侵我约捌渌一些名流，但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由于阿斯托夫人富有过人的机智，所以谈话进行得很活跃，但后来她突然被唤走了，接着就是一阵使我感到难受的沉默。幸亏肖伯纳把话说开了头，讲了一则有关英奇教长唱唱唱车挠腥す适拢河⑵娑允ケＢ蕺唱唱唱唱车乃到瘫硎痉呖，说：“保罗歪曲了我们教主的教义，可以将其比喻为把救主倒钉在十字架上了。”肖伯纳最和蔼悦人的地方是，他会亲热地凑趣，使席上谈笑风生。

在午餐席上，我跟经济学家凯恩斯闲谈，说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谈的是英格兰银行（当时它还是一家私人银行）唱唱唱唱唱常在信贷方面所起的作用；文章里说，大战期间，英格兰银行已经用空了全部黄金储备，只剩下四亿英镑外国证券，政府要向该银行借五亿英镑，于是银行的主管人员就把那些证券一起搬了出来，向它们看了一下，又把它们藏进金库，然后向政府提供了贷款，据说这一个办法曾被重复了好几次。凯恩斯点点头说：“是这个情形。” “可是，”我很有礼貌地问，“那些借款又是怎样偿还的呢？” “还是用纸币去偿还嘛，”凯恩斯说。 午餐将近结束，阿斯托夫人把一副喜剧演员用的假牙套在牙齿上面，模仿维多利亚时代贵妇人在骑艺俱乐部里说话。带上了假牙，她的面部就变了形，显得十分滑稽。她激动地说：“在我们那个时代里，我们英国妇女带着猎犬出去打猎，多么气派——不像美国西部那些轻佻的丫头，她们跨在马背上，多么恶俗难看。我们是坐在横鞍上，跑得又稳又快，多么庄重，多么文雅。” 阿斯托夫人真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演员。她又是一位可爱的女主人，我应当感谢她为我们举行了多次愉快的宴会，让我有机会见到许多英国知名人士。

午餐后，客人都散了，阿斯托勋爵领我们去看芒宁斯掣他画的肖像。我们到了画室门口，芒宁斯不愿让我们进去，经阿斯托勋爵再三商量，他才答应了。他画的是阿斯托勋爵骑在一匹猎马上，四周是一群猎犬。这时我的一句话合了他的意，我不但赞美那些已经画好的人像，还夸他给猎犬的动作所作的速写草稿。我说：“这些动作是有音乐性的。”芒宁斯高兴了，他给我看了另几幅速写。 又过了一两天，我们在肖伯纳家里午餐。餐后Ｇ·Ｂ·唱嘲盐伊斓剿书房里——单是我们俩——让阿斯托夫人和其他客人都留在起居室里。书房俯临泰晤士河，房里窗明几净。忽然，我发现壁炉架上边摆满了肖的著作，肖写的文章我读过的很少，这时我就像个傻子似的走近它们跟前，发出了惊叹：“啊呀，这全都是您写的呀！”接着我就想到，也许是他故意安排了这么一个机会，要和我谈一谈他的作品，试一试我的智力吧。我又想到，我们俩总不会这样老待在这儿，其他的客人就会走进来打破这个僵局的。我真希望他们快点儿进来。然而，没人进来，一时屋子里静默得令人难受，我只好笑着转过身去，四面打量屋子里的陈设，泛泛地谈了几句，说这屋子里是多么舒适。然后，我们又回到其他客人那里去。

此后我几次会见了肖伯纳夫人。记得我们谈到Ｇ·Ｂ·的剧本《苹果车》，说一般人对这剧本的反应比较冷淡。肖伯纳夫人很恼火。她说：“我叫Ｇ·Ｂ·别再写剧本；一般观众和写剧评的都不配看这些戏！” 此后三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忙着赴宴会。一次是拉姆齐·麦克唐纳呈紫嘌请，另一次是温斯顿·丘吉尔邀请，此外就是阿斯托夫人、菲利普·沙逊爵士等一些贵族们邀请。 我第一次会见温斯顿·丘吉尔，是在玛丽昂·戴维丝的海滨住宅里。那天一共大约有五十位客人，他们在舞厅和会客室之间转来转去，这时候丘吉尔由赫斯特陪同着在走道里出现，双手插在背心口袋里，一副拿破仑的姿势站在那儿，注视着这些跳舞的客人。他那样儿好像是一时茫然失措，不知道怎样才好。Ｗ·Ｒ·看见了我，招呼我过去，给我们介绍了。 丘吉尔虽然对人很亲热，但显得有点儿粗鲁。赫斯特走开了一会儿，我们俩就站在那里，随便交谈了几句，而客人们这时仍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后来，我们谈起英国工党政府，这时他才振作起精神。“我有一件事不理解，”我说，“在英国，如果选举了社会党的政府，那并不会改变国王和王后的地位。” 他疾速地向我瞥了一眼，露出嘲笑和挑衅的神气。

“当然不会改变，”他说。 “我还以为社会党是反对君主制度的哩。” 他大笑起来。“如果你是在英国，我们会因为你说这句话割了你的脑袋。” 又过了一两天，他邀我到他住的旅馆里去吃晚饭。我去时那里已经坐了另两位客人，还有他的儿子伦道夫，那是一个十六岁的漂亮小伙子，他非常喜欢说理和辩论，并且像一般主意坚定的青年人那样，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批评。我看得出，温斯顿为他感到十分骄傲。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晚会，爷儿俩在席上随意取笑，谈了一些日常琐事。此后，在他返回英国之前，我又和他在玛丽昂的海滨住宅里会过几次。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2)

现在我和拉尔夫来到伦敦，丘吉尔先生就邀我们去查特威尔度周末。那天天气十分寒冷，我们驱车到达那里。查特威尔别墅是一所美丽的老式房子，里面陈设得很朴素，也很雅致，有着那种家庭的亲切气氛。我只是在第二次来到伦敦时，才真正开始对丘吉尔有所了解。当时他是下议院一位后座议员。 我认为温斯顿爵士比我们多数人都更会寻欢作乐。在人生舞台上他扮演了许多角色，表现出了勇气、兴趣与巨大的热情。这个世界上的有趣事情，很少有一件被他错过了。人生对他是有趣的。他生活得痛快，玩起来也痛快——他押了很大的赌注，并且是一个赢家。他享受了权力，但从来不曾对权力着迷。在事务繁忙的生活中，他能够挤出时间来从事他所爱好的消遣：砌砖，跑马，绘画。我在他餐厅里看见壁炉上边挂着一幅静物油画。温斯顿看出我对这幅画很感兴趣。 “这是我画的。” “啊，太美啦！”我热情激动地说。 “算不了什么——我在法国南部看见一个人画风景画，我就说：‘我也能画。’” 第二天早晨，他领我去看他自己给查特威尔砌的围墙。我大为惊奇，说砌墙并不是一件像看来那样轻而易举的事。 “我来教你怎样砌，五分钟内你就可以学会。”

第一天晚上，席上有好几位年轻的议员，这些人真可以说是都拜倒在他门墙之下，其中有布思比先生（即现在的布思比勋爵）和已故的布伦丹·布雷肯（后来成为布雷肯勋爵），两位的谈吐都富有风趣。我告诉他们，说我要去会见当时正在伦敦的甘地。 “我们把这个家伙纵容得也够了，”布雷肯说，“管他什么绝食抗议，当局应当把他送进牢房，永远关在牢里。除非我们拿定主意，否则就会丢了印度。” “如果监禁能够解决问题，那倒是一个挺简单的办法，”我插嘴说，“但是，你把一个甘地关进监狱，就会有另一个甘地出现。甘地像征着印度人民的需要，除非是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否则就会陆续产生甘地。” 丘吉尔转过身来向我笑了笑。“你倒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工党党员。” 丘吉尔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能宽容和尊重别人的意见。对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他好像是从来不去记恨的。 布雷肯和布思比当天晚上就回去了，第二天我和温斯顿一家人很亲密地共度假日。那是一个政局动荡不安的日子，比弗布鲁克勋爵痴天连续打电话到查特威尔来，温斯顿晚餐时几次离席去听电话。当时正在进行选举，国内处于经济危机之中。

我觉得吃饭时的情景很有趣，温斯顿在桌上大谈其政治，一家人听着，都显得那么怡然自得。你感觉到，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大家对此已经习惯了。 “内阁大臣谈到平衡预算如何困难重重，”丘吉尔说时偷偷地向家里人瞟了一眼，然后看了看我，“说什么经费已经到了拨无可拨的地步，说什么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上税的了，因为英国人拌起他们的糖茶来已经像是在搅糖浆一样了唱场！彼停了下来，留心看大伙对这几句话的反应。 “如果再在茶叶上征收一笔税，预算是不是可以平衡呢？”我问。 他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可以的，”他回答——但是我觉察出他的口气并不是十分肯定的。 我很喜欢查特威尔那种朴素的、几乎是斯巴达式的风格。丘吉尔的那间卧室是和图书室合而为一的，里边四面沿墙壁都高高地堆满了书。有一面全部摆的是国会议事录。还有许多有关拿破仑的书籍。“是呀，”他承认，“我是十分崇拜他的。” “我听说，你有意思拍一部以拿破仑为主题的电影，”

他说，“你应当去拍嘛——这方面有极精彩的喜剧片资料：有一次，拿破仑正在洗澡，他兄弟热罗姆穿着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到他的跟前，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但是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泼了他兄弟制服上一身水，然后吩咐他离开那儿。兄弟狼狈地退出来了——那是喜剧片里一个很精彩的镜头呀。” 我记得，有一次丘吉尔先生和夫人在奎格利诺酒馆午餐。温斯顿满面怒容，那样儿像是一个孩子在闹脾气。我走到桌子跟前去招呼他们。“看样子您好像是受了谁的气似的，”我笑着说。 他说刚在下院里辩论了出来，对讨论德国问题的情况很不满意。我以为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是他摇了摇头。“不，不，这问题非常严重，确实非常严重。” 在丘吉尔家里作客后不久，我见到了甘地。事先有人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会见甘地。我听了当然非常兴奋。对甘地我是一向尊敬的，我钦佩他那精明的政治眼光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但是我认为他去伦敦是一个错误。因为，到了伦敦这种环境里，他那传奇式的重要意义就会随之消失，而他那样举行宗教仪式也会贬低了自己的形象。

在寒冷阴湿的英国，很不整齐地围着他那惯用的缠腰布，那样儿就显得与四周的一切很不调和。所以，他来到伦敦，给一些人提供了挖苦嘲笑的资料。一个人往往是在离得你更遥远的地方，会给你更崇高的印象。 我会见他的地方，是在离东印度码头路不远贫民区内一幢简陋的小房子里。街上站满了人，两层楼上都挤着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接见是在楼上一间大约十二英尺见方的前房内。我去时圣雄还不曾到，我在那里等他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应当对他谈些什么。以前我曾听到，他怎样入狱，怎样绝食抗议，怎样为印度的自由进行斗争，此外还约略知道一些他怎样反对使用机器。 最后他到了，当他拢着他的缠腰布走下汽车时，人们都向他高声欢呼。在贫民窟里那条拥挤不堪的小街上，看见许多人欢呼簇拥着这样一个外国人，走进一幢简陋的房子，那情景确是很奇特的。他上了楼，走到窗口，招手叫我过去，于是我们俩一起向下面人群挥手。 我们刚在沙发上坐下，照相机的闪光突然在屋子里四下照亮。我坐在圣雄右边。这时，想到了必须就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问题发表相当精辟的谈话，我就开始局促和害怕起来。

坐在我右面的是一个脾气很执拗的少妇，她向我说了一大堆话，可我一句也没听进，我只表示赞许地点着头，同时心里却在盘算：应当向甘地谈一些什么。我知道，这一次必须由我来开场，不能等着圣雄来说给我听：他是多么爱着我最新的一部影片，等等——他是否看过影片都成问题。后来，一个印度女人突然用命令口气打断了那个少妇喋喋不休的谈话：“小姐，请你说到这儿为止，让卓别林先生和甘地谈话好吗？”

故乡之旅为《城市之光》作宣传(3)

挤满了人的屋子里突然静下来。圣雄那张仿佛戴着面具的脸上露出了期待的神情，这时我想到，现在整个印度都在等着我说话啦。于是我亮了亮嗓子。“我当然同情印度人奋发图强，同情他们为自由进行斗争，”我说，“然而，您对机器那样深恶痛绝，我有点儿想不通。” 圣雄点了点头，微笑了笑，这时我接下去说：“无论如何，机器如果被用来为人民造福，就可以帮助打碎奴役他们的枷锁，让他们能用更少的时间去从事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去增进知识和享受人生。” “这我明白，”他冷静地说，“但是，印度人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首先摆脱英国的统治。过去机器使我们依赖英国，我们要不再依赖他们，惟一的办法就是抵制一切机制的货物。因此，我们每一个印度人都必须纺自己的纱，织自己的布，把这看作是一件爱国的任务。这是我们向英国这样一个强大敌人进攻时应当采取的方式——当然，这方面还有其他的原因。印度的气候和英国的不同；因此印度人的习惯和需要也两样。英国天气冷，这就需要努力发展一些工业，形成了复杂的经济。你们需要制造餐具的工业，可我们用手指夹东西吃。所以，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地方。”

印度如何使用策略争取自由：在这方面，我很清楚地听了一堂现身说法的课；说来也矛盾，使我受到鼓舞的这个人既讲求实际，又富于理想，同时具有实现这些理想的坚强意志。他还告诉我，要实现高度的独立，就必须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至于暴力，那它终必自趋灭亡的。 屋子里其他的人都散了，圣雄问我是否高兴留在那儿看他们做祷告。他自己盘腿坐在地板上，另五个人和他围坐在了一圈。那是一个奇怪的景象：在伦敦贫民区中心的一间小屋子里，六个人盘着腿坐在地板上，这时曛黄的夕阳很快地在屋檐后边降落，我坐在一张沙发上，看他们恭恭敬敬地做祷告。我心里想，这是多么矛盾啊，瞧这位非常讲求实际的人，具有那样精明的法律眼光，那样深奥的政治现实感，然而，这一切都仿佛消失在一片顶礼诵赞声中了。 《城市之光》初映的那一天，暴雨倾盆，但是热心的观众仍旧赶到了戏院里，影片映得很成功。我坐在楼厅上肖伯纳旁边，引起了场内一片笑声和掌声。我们俩只好一同站起来鞠躬。而这一来就更把观众们招乐了。 丘吉尔来看初映，还参加了初映后举行的晚宴。

他发表了一篇讲话，说他要为一个人祝酒，这个人从前出生在河对面，后来赢得了全世界的喜爱，这个人就是查理·卓别林！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一番话，当时听了感到有点儿惶窘，尤其听到他开头称呼“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由于受到席上那种繁文缛节的感染——此外，还由于其他的原因——我也用类似的口气说：“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我的朋友故财政大臣——”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我只听到好些人在窃窃私语。接着我又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重复说：“故财政大臣，故财政大臣！我喜欢这样说法，故财政大臣！”说这话的当然是丘吉尔。我一时醒悟过来，于是接下去说，“嗯，说‘前财政大臣’怪别扭的。”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邀我和拉尔夫去会他父亲，然后在契克斯唱彻夜。我们去时，在路上遇见了首相，他正在作保养身体的散步，穿着灯笼裤，带着围巾，戴着便帽，还叼着烟斗，拄着手杖，那神气完全是一个乡绅，丝毫也不像一位工党领袖。我一见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要人：这人显然经常意识到首相的重大责任，同时从他那高贵的气派中透出点儿幽默的趣味。 那天晚上，大家起先感到有些拘束。

但是吃完了晚饭，我们都到那历史上有名的长厅里去喝咖啡，在那里看到了克伦威尔唱唱掣账篮笞龅拿嫘秃推渌历史文物，然后一起坐下来闲谈。我对首相说，自从我上次回来后，英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二一年，我在伦敦还看到很多穷人，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睡在泰晤士河堤岸上，但是我这次来，那些老奶奶都不见了，睡在那里的流浪汉也没有了。商店里货物充沛，孩子们鞋袜穿得整整齐齐，这一切当然应归功于工党政府。 首相的神情显得高深莫测，他不开口，尽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工党政府是社会党的政府，问他这样的政府是否有权力在基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组织。他眨了眨眼睛，用幽默的口气回答说：“它应当是能够的，然而，英国政治上有一个矛盾现象：你只要一朝大权在握，立刻就会变得束手无策。”他回忆了一下，然后说了一段他任首相后首次进白金汉宫觐见的故事。当时皇帝陛下很亲切地招呼他，说：“怎么，你们社会党人打算把我怎么办呢？” 首相笑了起来，说：“当然是向陛下效忠，为国民谋福利。” 在选举期间，阿斯托夫人邀我和拉尔夫去普利茅斯她的家里度周末，会见也要去那里度周末的Ｔ·Ｅ·劳伦斯场５是劳伦斯因为临时有事不曾赴约。

后来阿斯托夫人邀我们到她的选区里去，参加在码头上举行的一次集会，她将在会上向一些渔民演讲。她问我是否也可以说几句话。我说，我是支持工党的，实际上不能赞同她的政策。 “没关系嘛，”她说，“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想要看看您。” 那一次露天集会，我们在一辆大卡车上讲话。她选区里的主教也来了，主教显得有点儿不高兴，我觉得他只是敷衍地招呼了我们一下。阿斯托夫人作了简短的介绍，然后我登上了卡车。“朋友们，你们好，”我说，“让我们这些百万富翁来指导你们选举，这敢情好，但是，我们的情况是跟你们很不同的。” 这时候我忽然听见主教发出感叹：“说得好！” 我接下去说：“阿斯托夫人和你们可能有一些共同点——至于共同点是什么，那我可不知道。我想，你们总要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一些。” “好极了！非常好！”主教说。 “至于她的政纲，再有她的政历，代表这个，呃……呃……”“这个选区的，”主教说——我每次一结巴，他就提醒我——“阿斯托夫人的政历肯定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我最后还说，我知道她为人是非常和蔼可亲的，心地是极其善良的。我走下了车，主教仍旧满面堆笑，他热情地和我握手。

英国的牧师具有强有力的诚恳感，这最好地反映了英国人的品质。正是由于休利特·约翰逊博士澈湍潦会会员柯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