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在这家豪华的酒馆里占了一个座儿，虽然我并不想吃，但是认为有义务叫一席丰盛的菜。吃饭时我们都很严肃，好像是在受罪：我常常拿不准应该用哪一件餐具。为了使自己显得态度潇洒，我边吃边吹牛，甚至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气去使用那洗指，但是我知道，我们离开酒馆时都很高兴，因为这一来我们可以轻松了。
演艺生涯在卡诺剧团(5)
离开了特罗卡德罗，她一定要回家。我提议雇一辆车，但是她宁愿走路。她家住在坎伯韦尔路，这对我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我意思是说，这样我就可以再多陪她一会儿了。 这时候我的情绪已经冷静下来，而她也好像不那么拘束了。那天晚上，我们沿着泰晤士河滨走去，一路上海蒂谈到她的女朋友，谈到一些有趣的经历和其他琐事。但是我几乎没听进她说了些什么。我只知道那是一个醉人的夜晚——我像是在天堂中散步，心里是那样喜悦，那样激动。 我和她分手后，又独自向河滨那面走回去，我已经着了迷！仿佛被一种慈祥的光辉照亮着，受一种热诚的善心感动了，我把三镑中剩下来的钱都散给了那些睡在泰晤士河滨的穷人。 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七点钟碰头，因为她八点钟要在沙夫茨伯里大街附近地方排演。从她家到威斯敏斯特桥路地下车站，大约要走一里半路，尽管我演完戏已经很迟，两点钟以后才睡，但是天一亮我就起来，赶去会她。 现在坎伯韦尔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为海蒂·凯利的家在那儿。那几次，我们一路手挽着手走到地下车站时，我又是感到幸福，又是觉得迷茫。
我平时绕过去不走的那条肮脏冷落的坎伯韦尔路，现在已经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我在晨雾中沿着那条路走，远远地看见海蒂的身影向我这面移近，就激动起来。在那几次漫步的时候，我根本不记得她说了一些什么。我完全着了迷，相信我们是被一种神奇的力量联系到了一起，我们的会聚是天缘巧合。 我接连着三个早晨和她在一起；这三个时间短暂的早晨，使那几天里所有剩下的时间，直到第二天早晨，都显得是无足轻重的了。可是，到了第四天的早晨，她的态度变了。她看见我时显得很是冷淡，一点儿也不起劲，甚至不肯和我握手。我怪她不应该这样，并且半开玩笑地责备她，说她不爱我了。 “你这真是想入非非，”她说，“别的且不谈，我刚十五，你只比我大四岁。” 她这几句话的意思我没听进。但是我看得出是突然和我疏远了。她眼光朝前笔直望着，两只手插在外套口袋里，踏着女学生的那种步伐大大方方地走着。 “意思就是说，实在你并不爱我呀，”我说。 “我不知道，”她回答。 我大为震惊。“如果是你不知道，那就是你不爱我呀。”她不回答，一声不响地走着。“你瞧我猜得多么准，”我故作镇静地接下去说，“我对你讲过，我遇到你，这件事会给我带来烦恼的。
” 我试图窥探她的心情，想要知道她究竟和我要好到了什么程度，可是，无论我怎样问，她老是这样回答：“我不知道。” “你愿意嫁给我吗？”我要她表态了。 “我年纪太小了。” “那么，如果是必须出嫁的话，你打算嫁给我，还是嫁给别人？” 但是她不作出肯定的答复，老是重复说：“我不知道……我喜欢你……但是——” “但是你不爱我，”我接过来说，这时我的心冷了。 她一声不言语。那天早晨，天上浓云密布，街上显得那么黯淡凄凉。 “这都怪我不好，我太冒失了，”我声音嗄哑地说。这时我们已经到了地下车站进口处，“我想，咱们还是分手了吧，再也不要会面了，”我说时心里想，不知道她听了这话会有什么反应呀。 她显得很严肃。 我拉着她的手，亲切地拍了拍。“再见了，还是这样儿好。你给我的影响已经太大啦。” “再见，”她答了一句，“我很抱歉。” 这一句表示歉意的话，沉重地打击了我。当她的身影消失在地下车站里时，我只感到空虚得难以忍受了。 我做错了什么事啦？是我太莽撞了吗？我不应当叫她表态的。
瞧我多么傲慢，多么愚蠢，而这样一来呀，除非是不怕叫自己出一次丑，否则就没法再和她见面了。现在怎么办呢？我只有忍受着痛苦了。在再会到她之前，只希望我能在睡梦中忘了这种精神痛苦就好了。无论如何，在她还不愿意见我的时候，我必须避开她。也许，这是因为我太认真了，太热情了。下一次我们会面的时候，我必须是淡而不厌的，不即不离的。但是，她愿意再见我吗？她肯定要见我的！她总不能这样轻易地把我抛开了呀。 第二天早晨，我忍不住又向坎伯韦尔路走去。这一次我没遇见她，但是却遇见了她的母亲。“瞧你怎样对待海蒂的！她说，“她哭回家来，说你永远不要再见她了。” 我耸了耸肩，苦笑了笑。心想：“瞧她又是怎样对待我的呀？”接着我就结结巴巴地问，可否让我再去看她一次。 她警惕地摇了摇头。“不必啦，我想你还是别去的好。” 我邀她去喝酒，于是我们走到路拐角一家酒店里去谈这件事，我请求她让我再去见海蒂一面，她允许了。 我们走到那幢房子门口，海蒂开了门。她看见我时，露出了惊奇和担心的神气。大概她刚用日光牌香皂洗了脸——有一股清新的香味儿。她站在大门口不动，一双大眼睛显得那么冷淡。我看出来，这件事是没有希望的了。
“你瞧，”我装出开玩笑的口吻说，“我又来说再见啦。” 她不答话，但是我可以看出，她是很想我离开那儿。 我伸出了手笑着。“那么，又一次再见啦，”我说。 “再见，”她冷冷地说。 我转过了身，听见临街的门在我后面轻轻地关上了。 虽然我只和她会见了五次，每次会见难得超过二十分钟，然而，这短暂的邂逅奇遇给我的影响却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
演艺生涯第一次出国(1)
一九○九年，我到巴黎去了。女神剧场的比尔内尔先生邀卡诺剧团去作一个月的短期演出。一想到要出国，我就非常激动。出发前的一星期，我们在伍尔维奇演出，那个城镇是阴湿和凄凉的，而我们在那里演出的一个星期也是凄凉的，所以我只是巴望改变一下环境。剧团订于星期日早晨启程。我差点儿误了车，一路在站台上跑过去，跳上了最后的一节行李车，一直乘到多佛。那些日子里，我老是要误车。 我们横渡海峡时遇到倾盆大雨，但是，透过迷雾第一次看到法国，那种刺激是令人难忘的。“那不是英国，”我老是这样提醒自己，“那是大陆！是法国！”我在想像中一向憧憬着那个地方。我父亲有法国人的血统，实际上卓别林家族的原籍是法国。他们是在雨格诺呈贝来到英国的。父亲的一位叔父老是夸耀说，英国的这一支卓别林家族是一位法国将军的后裔。 那是深秋时节，从加来到巴黎的一段旅程是沉闷的。但是，车一驶近巴黎，我就兴奋起来。这时我们已经越过了那些凄凉冷落的乡村。后来，在暮色增浓的天空下，我们逐渐看见一片辉煌灿烂的灯火。“那儿是巴黎的灯光呀，”和我们同车的一个法国人说。 巴黎的一切都符合我的理想。
从北火车站到若弗鲁瓦－玛丽街，一路上我又是激动又是焦急；经过每一个路拐角，我都想走下车去。那时是晚上七点；咖啡馆里射出诱人的金色灯光，单瞧它们摆在外边的那些桌子，就可以看出那里的人是多么会欣赏人生。然而，除去多添了一些新发明的汽车而外，巴黎仍旧是莫内、毕沙罗和雷诺阿潮氏碌陌屠琛Ｄ翘焓切瞧谌眨好像所有的居民都在寻欢作乐。四周是一片喜悦与活跃的气氛。甚至是若弗鲁瓦－玛丽街上我那间石头地板房间，我管它叫“我的巴士底”唱车模也不能减低我的兴致，因为一般人都是在小酒馆和咖啡馆外边那些桌子跟前过日子的。 星期日晚上没有演出，可以到女神剧场去看戏，星期一我们就要在这个戏院里上演了。剧场里装饰得金碧辉煌，豪华富丽，到处都是镜子和巨大的水晶枝形挂灯，我还没见过哪一家戏院有这样大的气派。那些上流社会人物，在铺着厚地毯的休息室和花楼里走来走去。珠光宝气的印度王子包着粉红色的头巾，法国和土耳其军官戴着有羽毛装饰的头盔，在酒吧间里喝着白兰地。宽畅的外间休息室里奏着音乐，那些太太小姐都把她们的披肩和皮大衣寄存在衣帽间里，袒露出她们雪白的肩膀。
她们都是一些老观众，为了惹人注意，她们都故意地在休息室和花楼里走来走去。在那个年代里，那些太太小姐都是那么美丽和优雅。 女神剧场里还有一些职业翻译，他们帽子上都缀有“译员”的标志，在戏院里各处走着，我认识了一个领班的翻译，他能很流利地说好几国的语言。 我演完了戏，总是穿上了我那套登台的夜礼服，夹在其他人当中到处溜达。那一天走过来一个娇艳的人儿，我看见她那鹅样的颈项，雪白的皮肤，不觉心旌动摇。她是属于吉布森潮氏履且焕嘈偷男蕹ど聿牡拿琅，长得非常俏丽，微微翘起的鼻子，长长的乌黑睫毛，穿着一件黑天鹅绒衣服，戴了一副白色的长手套。她登上花楼台阶的时候，掉下了一只手套。我赶快把它拾了起来。 “谢谢，”她说。 “我希望您再掉下来一次，”我顽皮地说。 “您说什么？” 这时候我想起来，她听不懂英语，而我又不会说法国话。于是我就去找我那个翻译朋友。“我对一个姑娘很有意思。但是看上去她要的价钱很贵。” 他耸了耸肩膀。“最多一路易。”唱 “好吧，”我说，虽然当时我觉得一路易的要价是大的——而结果看来也确是如此。
我叫翻译在一张明信片后面用法语写了几句谈情说爱的话：“我十分爱您”，“我对您一见钟情”，等等，我准备一到适当的时候就派它们用场。我还叫他作好了事先的安排，于是他就当上了双方的牵线人。最后，他回来说：“全都谈妥了，代价是一路易，可是你得付她从戏馆到她家里的来回车钱。” 我犹豫了一下。“她住在哪儿？”我问。 “车钱最多是十法郎。” 但这十法郎却把我难倒了，我没料到还有这样一笔额外费用。“她不能够走路吗？”我带开玩笑地说。 “您听我说，这位姑娘可是高级的，您必须给她付车钱，”他说。 我勉强答应了。 等一切都谈妥了以后，我就登上花楼台阶，在她旁边走过去。她笑了笑，我转身向她瞥了一眼。“今儿晚上！” “太好啦，先生！” 因为我们在休息之前还要演出，所以我约好等我的戏演完了以后再去会她。我朋友说：“趁我唤那姑娘的时候您去叫车，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了。” “浪费时间？” 我们的车沿着意大利大街驶去，光影掠过她的脸和细长白皙的脖子，这时候她真美丽动人。我偷着去看我明信片上写的法文。“我十分爱您，”我试着说。 她大笑起来，露出了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
“您的法语说得好极了。” “我对您一见钟情，”我一往情深地接下去说。 她又大笑，并且矫正我的法语，说我应当用“你”这个亲密的称呼。她想了想这个字，接着又大笑起来。这时她看了看她的表，但是表停了；她表示要知道时间，说她十二点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约会。 “不是今儿晚上吧，”我羞涩地说。 “是今儿晚上。” “可是你今天整个晚上都没空嘛，通宿儿！” 她突然露出了很吃惊的神气。“哦，不，不，不！不是通宿了！” 这一来那些不堪入耳的话都说出来了。“二十法郎只一次吗？” “一点儿不错！”她加重语气说。 “我很抱歉，”我说，“我想，还是叫车停下了吧。” 把送她回女神剧场的车钱付给了车夫，我这个极度伤心失望的年轻人跳下了车。 我们原可以在女神剧场连演十八个星期，因为我们很能叫座，可是卡诺先生已经和别的地方有约在先了。我的薪酬是每星期六镑，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了。我哥哥的一个表兄，也就是雪尼的一个父系亲属，来向我认亲戚。这人很有钱，属于所谓上流社会，当时正在巴黎，就带着我去玩了不少地方。他是一个戏迷，甚至剃掉了他的胡子，以便冒充我们剧团里的人到后台去逛。
可惜他后来不得不回英国去了，据我知道，他一回国就被他严厉的父母大加训斥，然后被送到南美洲去了。
演艺生涯第一次出国(2）
在去巴黎之前，我曾听说当时海蒂的舞剧团正在女神剧场演出，于是我决定再去会她一次。抵达巴黎的那一天晚上，我就到后台去打听，但是从一个跳舞的姑娘口中获悉，那个舞剧团已于一星期前到莫斯科去了。我正在和那个姑娘谈话，只听见楼梯上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马上给我过来！你怎么可以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谈话！” 说这话的是那姑娘的母亲。我试图解释，说我只不过是要打听一个朋友的消息，可是她不理睬我的解释。“别去跟那个家伙多说，马上给我上来。” 我对她这种粗暴的态度很是生气。但是，后来我和她熟悉了。她和她的两个女儿跟我住在同一个旅馆里，两个女儿都是女神舞剧团里的演员。小女儿十三岁，是舞剧里的主角，长得非常漂亮，舞也跳得很好，但是那个十五岁的大女儿舞跳得不行，长相又很难看。母亲是法国人，胸部丰满，年纪四十左右，嫁的是一个苏格兰人，这男人那时在英国。我们在女神剧场演出后，她来向我道歉，表示不该对我那样莽撞。从此我们就很要好了。她们在自己卧室里备了茶点，我经常被邀到她们屋子里去喝茶。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天真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一天下午，两个女儿都出去了，单是那母亲和我在一起，她的神情变得很奇怪，倒茶的时候她哆嗦起来了。那时我刚谈了一阵我的希望和理想，我的爱好和失望，她听了很是感动。当我站起来，把我的茶放在桌子上时，她走近我跟前。 “你真可爱，”她说时两手捧住了我的脸，两眼直盯盯地冲着我的眼睛里瞅。“像你这样的好孩子，是不应该受人欺侮的。”她眼睛茫茫地向我看，显得那么古怪，好像是在使催眠术，她的声音颤抖起来，“你知道吗，我爱你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啊。”她说时仍旧双手捧着我的脸。然后，她的脸慢慢地向我凑近，她吻了我。 “谢谢你，”我说，接着就真诚地——而且是天真地——回吻了她。她的眼睛仍旧呆呆地紧盯着我，她的嘴唇在哆嗦，她的眼光凝滞了，后来，她忽然克制住感情，走过去重新倒了一杯茶。她的态度变了，嘴角上似乎闪出了笑意。“你太可爱了，”她说，“我真喜欢你呀。” 她把她女儿的事都悄悄地告诉了我。“小女儿是个很好的姑娘，”她说，“可是你对那个大的可得留点儿神；她现在很叫人伤脑筋。”
演完了戏，她常常邀我到她和她小女儿睡的那间大卧室里去吃夜宵；在回到自己房里之前，我总是吻了母女俩，向她们道了晚安；然后，我必须穿过大女儿睡的那间小房间。有一天晚上，我正走过那间屋子里，她向我招了招手，小声地说：“把你的房门开着，等她们都睡着了我就过来。”说来你也许不相信，当时我气呼呼地一下子把她推倒在床上，大踏步走了出去。她们在女神剧场演期结束后，我听说当时只有十五岁的这个大女儿跟一个驯狗师私奔了，那驯狗师已经六十岁，是一个身体魁梧的德国人。 然而，我又不像你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天真。我偶尔也会和剧团里的人出去玩上一个通宵，在妓院里狂欢滥饮，凡是年轻人那些起哄捣乱的事我都干。一天晚上，喝了好几杯苦艾酒，我跟一个从前是轻量级职业拳击手，名叫厄尼·斯通的，动起武来。事情发生在一家酒馆里，堂倌和警察把我们拉开了后，他说：“咱们在旅馆里见。”原来当时我们两人都住在那一家旅馆里。他的房间在我的上面，清晨四点钟我摇摇晃晃地回到了旅馆，去敲他的房门。 “进来，”他兴致勃勃地说，“现在，脱了你的鞋，咱们别惊吵了别人。” 于是我们悄悄地脱光了上身衣服，然后互相对峙。
你打过来，我闪过去，我们好像经过了一段长得过不完的时间。他有几次很准地打中了我的下巴，但是没有把我打倒。“我还以为你的拳厉害呢，”我冷笑着说。他猛地向前一扑，但是扑了个空，一头撞在墙上，差点儿晕了过去。我想乘势把他打倒，但是我那几下打得太轻了。我原可以把他打伤的，可惜我挥出的拳太无力。突然，他一拳正打在我嘴上，震动了我的门牙，这时我清醒过来了。“住手，”我说，“我可不要你打掉了我的牙齿。”于是他走过来和我拥抱，然后去照镜子：他的脸都被我打破了。我的一双手肿得像一副拳击手套一样。天花板上、窗帘上、墙壁上都是血，我不知道，血怎么会溅到了那上面。 夜里，血从我嘴角边流到颈项里。早晨舞剧里演主角的小姑娘照例送来茶点，吓得尖声怪叫起来，她还以为我是自杀呢。此后我再不曾和人打过架。 一天晚上，翻译来找我，说有一位名音乐家要见我，问我是否愿意到他包厢里去？这次邀请相当有趣，因为和他一起坐在包厢里的还有一位极美的外国小姐——一位苏联芭蕾舞团里的演员。那位先生说他很欣赏我的表演，还说没想到我是这样年轻。听了这些夸奖的话，我很有礼貌地向他鞠躬，同时还偷偷地向他的女友瞟了几眼。
“您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和舞蹈家，”他说。 我当时除了满脸陪笑以外，再没有什么话可以答复这样的称赞，于是望了望翻译，恭恭敬敬地了鞠了躬。音乐家站起来向我伸出了手，我也站了起来。“可不是，”他握着我的手说，“您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和翻译一起离开后，我转过身来问：“跟那位先生在一起的小姐是谁？” “她是一位苏联芭蕾舞演员，那小姐叫——”他说了一个很难念的名字。 “那位先生叫什么？”我问。 “德彪西常”他回答，“大名鼎鼎的作曲家。” “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个名字，”我说。 那一年，斯坦赫尔夫人谋杀亲夫案闹得满城风雨，但审讯后被宣判无罪；那一年，男女调情的“蹦蹦舞”风靡一时，舞侣一对对恬不知耻地紧搂着打转儿，做出了种种淫荡的样儿；那一年，每镑课六便士所得税令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竟然获得通过；那一年，德彪西把他的《牧神的午后》乐曲介绍到英国，但上演时被喝了倒彩，听众们退出了剧场。 我满腹愁闷地回到了英国，开始去外省各地巡回演出。这些地方和巴黎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啊！
在北方城镇中，在那些愁人的星期日黄昏：所有的店铺都已经打烊，凄凉的钟声好像在谴责人们，这时候那些吵吵闹闹酗酒的小伙子和嘻嘻哈哈笑谑的大姑娘，就在昏暗的大街小巷成群结队地游逛。这是他们星期日傍晚惟一的消遣。 这样在英国混了六个月，我才习惯于自己的日常工作，可就在这时候，从伦敦办事处传来了一条消息，于是我的生活又活跃起来。卡诺先生通知，叫我在《足球赛》的第二轮演出中替代哈里·韦尔登。我觉得这是自己福星高照。这对我确是一个机会。虽然我已经在《不吭声的鸟》和其他一些短剧中获得好评，但是，和我在《足球赛》中演主角相比，以前的那些演出只能说是很小的成就。再说，我们要去牛津游艺场上演，那是伦敦的第一流游艺场。我们将成为全市瞩目的人物，我的名字将首次印在戏单的最上边。这可是大大地提升了一级。如果我在牛津游艺场红了，我就可以一举成名，就可能要求一大笔薪酬，最后就可以扩大我演剧的范围，可不是，到那时候各色各样美妙的设想都可以实现了。由于《足球赛》一剧基本上用的是原来的戏班子，所以我们只需要排练一个星期就行了。我对怎样演这一个角色考虑了很久。哈里·韦尔登说的话是兰开夏口音。我决定演出时学伦敦本地人说话。
演艺生涯第一次出国(3）
可是，第一天排练时，我患了喉炎。我想尽了办法来挽救我的嗓子，小声儿说话，吸药剂，喷药雾，到后来我急得完全没有心思考虑演出时应当怎样逗趣儿和找俏头了。 开演的那天晚上，我拼命地喊，嗓子里的每一条血管和神经都紧张到了极点。但是我怎么也没法让观众听见。后来，卡诺走过来，露出了一副又是失望又是轻蔑的神情。“谁也听不出你在说些什么，”他嗔怪我。我向他保证，说明天我的嗓子就可以好转；但是，情形并不如此。实际上反而更糟了，因为我已经把嗓子逼得太厉害，很有完全失音的危险。第二天晚上，由一个临时替角代演。结果是，第一个星期结束，约我演的戏被取消了，我对牛津游艺场演出的一切希望与理想全部落空，失望之下受到的打击太重了，我患流行性感冒了。 我已经有一年多不曾见到海蒂。流行性感冒初愈，身体软弱，心情忧郁，这时我又想到了她；一天晚上很迟的时候，我漫步向坎伯韦尔她住的地方走去。但是，那幢房子空了，外面贴了一张“招租”的告白。 我继续漫无目标地在那几条街上徘徊。突然，夜色中出现了一个人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