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的皮，消除一切过去留下的痕迹。 我和戏班管事的商量，下次巡回演出《福尔摩斯》时让雪尼扮一个小配角，于是雪尼搭上了戏班——他的薪酬是每星期三十五先令！这一来我们可以一块儿巡回演出了。 雪尼每星期都有信写给母亲，我们第二轮巡回演出将近结束时，收到了凯恩－希尔疯人院的来信，说母亲已全部恢复健康。这真是一个喜讯。我们很快就给她办好了出院手续，并且准备接她到雷丁橙ズ臀颐峭啪邸Ｎ了庆祝这一件大喜事，我们租一套特别考究的公寓房子，包括两间卧室和一间客厅，客厅里有一架钢琴，在母亲的卧室里摆了鲜花，还准备了一顿精致的饭菜。 我和雪尼到火车站去接她，我们俩又是紧张又是高兴，然而，一想到她必须知道如何适应新的环境，才能够重新和我们一起生活时，我又焦急起来，因为明知道我们不可能再恢复从前那种亲密的关系了。 最后，火车进了站。我们心情激动，惴惴不安，逐个儿看那些从车上走下来的旅客们的脸。

到后来，终于看到了母亲，她含着微笑，很镇定地朝我们走了过来。我们向她迎上去时，她并没有显得十分伤感，只是亲切而大方地招呼了我们。显然，她也在试着使自己适应一切。 在乘马车回我们宿舍的那段短短的路途中，我们谈到许多事情——各式各样的事情，有的是原原本本的，有的是毫不连贯的。 我们首先领她去看那套房间，以及她卧室里的鲜花，经过那一阵子欢腾和兴奋，后来我们都在客厅里坐下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伙儿激动得喘不过气来。那是一个阳光煦和的日子，我们的房子坐落在一条宁静的街道上，但是这时候静寂的空气反使人感到不舒服，我虽然要鼓起兴致来，但只觉得自己是在克制着一种忧郁的情绪。可怜的母亲呀，只要让她在生活中获得少许满足，她就很快活了，她使我回想起了我不幸的过去——世上只有她一个人会使我有这种感触啊。然而，我竭力不让大家看出我的心事。母亲显得苍老了一些，人也胖了一些。我一向觉得她很会打扮，为她感到骄傲，很想让她以最动人的风度出现在我的同事们面前，可是现在她的外表是很不整齐的。她肯定是觉察到了我的心事，所以用探询的目光转过来看我。 我很当心地把她一绺头发理一理好。“你去会我的同事们之前，”

我笑着说，“我要你打扮得最漂亮。” 她向我看一眼，然后取出了她的粉扑，在脸上扑了粉。“瞧我生活得多么幸福啊，”她高兴地说。 过了不久，我们彼此完全适应了，而我那种忧郁的情绪也随之消失了。我们之所以不能再像小孩儿那样和她亲热，那是因为我们年龄渐长的缘故，她对此知道得比我们更清楚，而我们也就觉得她更可爱了。在巡回演出期间，她总是出去买一些吃用的东西，带回来的有水果和点心，并且总有一些鲜花。从前也是这样，不管我们多么穷苦，她星期六晚上出去买东西时，总要带回来一些紫罗兰。但是，现在她有时候很沉默，那冷淡的神情使我感到难受。她已经不大像是我们的母亲，而更像是一位客人了。 一个月后，她要回伦敦去了，因为急于要安定下来，可以趁我们巡回演出结束前为我们布置好一个家；并且，像她所说的，这样可以更俭省一些，不必再多花旅费，跟着我们到各地去跑。 母亲在我们从前住过的切斯特街那家理发店楼上租了一套房间，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一套价值十镑的家具。那几间房当然不能像凡尔赛衬茄宽敞，也没那样华丽，但是她在那几间卧室里创造了奇迹，给那些装橘子的木箱上覆盖了印花棉布，这一来它们看上去就像是几口小衣橱一样。

我和雪尼每星期总共挣五镑五先令，我们把一镑五先令交给了母亲。 雪尼和我结束了第二轮巡回演出后，和母亲一起待了几个星期。我们虽然都很高兴陪着母亲，但是心底里又想要再出去巡回演出，因为切斯特街的屋子里没有外省公寓房子里那种舒适的设备，而雪尼和我此时已经习惯于那些小的享受。母亲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去火车站送我们走时，看上去很高兴，但是，当火车开了，她在站台上笑着挥动手绢时，我们都觉得她有些忧郁。 在我们第三轮巡回演出期间，母亲来信说，雪尼和我从前去肯宁顿路投靠的那个露易丝死了。真是造化弄人啊，她就死在我们一度被关在那儿的兰贝斯贫民习艺所里。她只比父亲多活了四年，就抛下了她的小儿子去世了，后来这孤儿也被送进了我和雪尼曾经去过的汉威尔学校。 母亲在信里说，她去探望了那个孩子，她先介绍了自己，然后告诉他，说我和雪尼曾经跟他和他爸妈一起在肯宁顿路的房子里住过。但是那孩子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因为那时候他刚四岁。他对自己的父亲也毫无印象了。现在他已经十岁。他用的是露易丝娘家的姓，而据母亲探听到的，他连一个亲属也没有。母亲说他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非常安静，十分怕羞，并且看来很会用心思。

母亲给他带去了一袋糖果，还给他买了一些橘子和苹果，答应经常去看他，我相信她确实是经常去的，直到后来她自己旧病复发，又被送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

演艺生涯初登戏台(5)

母亲重新发病的消息传来，像一把刀刺进了我心里。详细的经过情形我们始终不知道。我们只收到一份简短的正式通知，说有人发现她语无伦次，在马路上徘徊。我们毫无办法，只好让可怜的母亲听命运摆布去了。她从此再不曾全部恢复理智。此后几年里，她在凯恩－希尔疯人院里日趋衰弱，直到后来我们经济宽裕了，才把她送进一家私人医院。 有时候，厄运之神对他们所嘲弄的对象已感到厌倦，于是又发了慈悲，不信，但看他们对我母亲就是这样儿。在临终前的最后七年里，她又过着舒适的生活，四周布满了阳光，摆满了鲜花，看到她的儿子都长大成人，名成利就，一切都是她不曾想像到的。 因为要巡回演出《福尔摩斯》，所以我和雪尼有许多星期不曾见到母亲。最后我们搭弗罗曼戏班的巡回演出永远结束了。布莱克本皇家戏院老板哈利·约克先生，从弗罗曼戏班买下了《福尔摩斯》的上演权，到一些更小的城镇里去演出。这个新戏班邀了我和雪尼，但是却把薪酬减少了，每人只能领到三十五先令。 搭上了一个下等戏班，去北方小城镇里演出，这种降落是令人沮丧的。同时，将这个戏班和我们刚离开的那一个相比较，这就增强了我的歧视心理。

我原来并不打算让人家知道二者的优劣对比，然而，在排练的时候，那位新导演问到我一些舞台指挥技术，有关怎样递点子，怎样做某些动作等，而由于热心帮助他，我就急着告诉他弗罗曼戏班里导演的技术。当然我不会因此赢得班里其他演员的好感，从此他们都把我看作是一个乳臭未干、狂妄自大的小子。后来，一位新的舞台管事还对我怀恨在心，有一次借口我制服上落掉一颗钮子，罚了我十先令——他以前已经为这一类的事警告了我多次了。 《福尔摩斯》的作者威廉·吉勒特陪同玛丽·多萝来到伦敦，合演他所编的《克拉丽莎》。剧评家很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个剧本，还批评了吉勒特念道白时的姿态，于是吉勒特就编了一出过场戏常叫做《福尔摩斯做人难》，他本人在这出戏里不说一句话。戏里一共有三个角色：一个疯女人，一个福尔摩斯，再有福尔摩斯的小用人。这时候，恰如喜讯从天而降，我收到了吉勒特的管事波斯坦斯先生拍来的电报，问我是否能去伦敦陪吉勒特在这出过场戏里演出，扮演比利一角。 我紧张得直哆嗦，因为不知道我们的戏班仓促中究竟能不能在外省找到一个代替我演比利的角儿，所以，接连几天，我一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总算好，他们居然另找到了一个比利。

回到伦敦，在一家西区唱车南吩豪镅莩觯何抑荒馨颜庖淮蔚脑庥鲂稳莩晌我的新生。每件事情都使我激动得头晕目眩：那一天晚上我怎样到了约克公爵戏院；我怎样会见了舞台管事波斯坦斯先生；他怎样领我到吉勒特先生的化装间里；经过介绍，吉勒特先生怎样对我说：“你高兴和我一起演《福尔摩斯》吗？”而我又是怎样紧张激动地回答说：“非常高兴，吉勒特先生！”再有，第二天早晨，在台上等着排演的时候，我是怎样见到了玛丽·多萝，她穿着那一身非常漂亮的白色夏季服装。在那样一个时刻，看到那样一个美丽人物，她给人的是那种突然的刺激。她刚走下一辆双轮马车，发现她衣服上有了一个墨水污点，想要知道管行头的人有没有办法去掉那污点，而听到那个人回说没有把握时，她就娇嗔满面地说：“哦，瞧它叫人多么扫兴呀！” 她真具有倾国倾城的美貌，但我看了竟会觉得她可恨。我恨她那微微噘着的娇嫩的嘴唇，她那整齐雪白的牙齿，她那令人心醉的下颏，她那乌亮漆黑的头发，她那深棕色的眼睛。我恨她那样假意着恼，并且在做作当中流露出了那种媚人的神态。她询问那个服装管理员时，始终就不曾注意到我在旁边，虽然我是站在很近的地方紧盯着她，她的美丽使我呆愣在那里了。

那一年我刚满十六岁，在突然接近这样一个光艳照人的美女时，我决心不要被她迷惑住。但是，我的天呀，她是多么美啊！我确实是对她一见钟情了。 《福尔摩斯做人难》一剧，由才艺超群的女伶艾琳·范布勒小姐饰疯女人，念大段道白，而演福尔摩斯的吉勒特却只是坐在那里听着。他这是在跟那些剧评家开玩笑。我念着开场时的道白，一面冲进了福尔摩斯的住室，顶住了那两扇门，而疯女人则在外面猛撞着，接着，我激动地向福尔摩斯说明当时的情况，而疯女人就撞了进来！此后，二十分钟内，她一直语无伦次，不停地说一桩要福尔摩斯办理的案件。福尔摩斯偷偷地写了一张字条，摇了摇铃，把字条递给了我。后来，两个彪形大汉带走了疯女人，台上只剩下我和福尔摩斯，这时候我说：“您的办法对，先生；那儿才是真正的疯人院。” 剧评家欣赏这一句笑话，但是吉勒特为玛丽·多萝编写的《克拉丽莎》却失败了。剧评家虽然竭力吹捧玛丽的美丽，但是他们又说，单是凭了这一点，并不能使一出伤感戏很紧凑地演到底，于是吉勒特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重演了《福尔摩斯》，我仍旧在该剧中演比利。 我能够和大名鼎鼎的威廉·吉勒特合演，当时十分激动，就忘了去打听我的待遇。

一星期后，波斯坦斯先生拿着薪酬袋来找我，露出了抱歉的神气。“我真不好意思给你这一点儿，”他说，“可是弗罗曼办事处的人说，还是照原先的数目：两镑十先令。”这使我喜出望外。 排演的时候，我又遇见了玛丽·多萝——瞧，她更美丽了！——我虽然决心不要为她颠倒，但是，毫无办法，结果是我在沉默中更深地陷入情网。我只恨自己软弱，怪自己无能。那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我既觉得她可恨，又觉得她可爱。再说，她对人又是那样和蔼可亲。 她在《福尔摩斯》里演爱丽丝·福克纳，但是我没有一场是和她合演的。我老是等候着机会，算计好时间，在楼梯上碰见了她，然后吞吞吐吐地说一句“晚上好”，这时她总是喜孜孜地回答一句“晚上好”。而这就是我俩之间所有的接触了。 《福尔摩斯》一演而红。在我参加演出的时期里，有一次亚历山德拉王后骋踩タ聪罚煌她一起坐在御用包厢里的是希腊国王唱澈涂死锼骨偾淄酢Ｇ淄趺髅魇窃谒得骶缜楦皇上听，于是，就在舞台上单剩下我和福尔摩斯两个人，一出戏正演到最紧张的关头，全场都鸦雀无声的时刻，整个戏院中忽然听见一个人声音洪亮地说：“不用你讲给我听！不用你讲给我听！”

迪翁·布西科唱唱车陌焓麓ι柙谠伎斯爵戏院里，他每次走过我身边时，总是带着赞许的神情，轻轻地拍拍我的脑袋，而那位常常去后台看吉勒特的霍尔·凯恩唱唱唱骋彩侨绱恕Ｓ幸淮渭钦纳勋爵还向我笑着。

演艺生涯初登戏台(6)

在《福尔摩斯》演出期间，亨利·欧文爵士逝世，我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殡礼。我因为属西区演员，领到了一张观礼券，感到非常得意。举行葬礼时，我坐在神情严肃的刘易斯·沃勒和以不流血外科手术名噪一时的沃尔福德·博迪“医生”持屑洌沃勒是当时伦敦看日场传奇戏的观众们崇拜的偶像，至于博迪“医生”，记得我后来曾在一出滑稽短剧中模仿和取笑过他。那时候沃勒的侧影很漂亮，他目不斜视，直挺挺地坐在那里。但是，在亨利爵士被放进墓穴的时候，博迪“医生”为了要看得更真切一些，老是把脚踩在那仰卧着的公爵的胸口上，沃勒先生见了十分气愤，露出了鄙视的神情。于是我不再去看殡礼，就索性坐下来望着前面那些人的背影了。 在《福尔摩斯》演期结束之前的两个星期，布西科先生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叫我去见当时赫赫有名的肯德尔唱唱诚壬和夫人，希望我能够在他们的新戏里扮演一个角色。那时候他们在圣詹姆斯戏院里很能叫座的一轮演出刚要结束。约定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在该戏院的休息室里会见肯德尔太太。二十分钟过去了。一个人的侧影终于远远地在街上出现：肯德尔太太来了，这个身材高大、神情傲慢的女人一见了我就说：“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呀！

我们就要到外省去巡回演出一出新戏，我很想听你念一下脚本。可是，这会儿我们非常忙。所以，明天早晨你还是在这个时间来一趟，好吧？” “对不起，夫人，”我冷冷地回答，“可惜我不能去市外演出。”这句话一说完，我就略抬了抬帽子，走出了休息室，雇了一辆过路的马车——此后一连闲散了十个月。 《福尔摩斯》在约克公爵戏院演完了最后一场，玛丽·多萝也要回美国去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到外面去，喝得酩酊大醉。又过了两三年，我在费城遇见了她。那一次她为我们卡诺喜剧团假座的新戏院行开幕礼。她仍旧是那么美丽。我演丑角，已经上了妆，她致词时我站在条幕后面看着，但是怕难为情，没让她知道那就是我。 在伦敦演出的《福尔摩斯》结束，同时在外省的巡回演出也告满期，所以我和雪尼一时都闲下来了。但是雪尼很快就另找到了工作。他在《时代》戏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就搭上了查理·马农的丑角闹剧班。当时这类的戏班有好几个，都是轮流在各个游艺场里演出的：有查理·鲍德温的银行职员戏班，有乔·博根尼的疯子面包师戏班，有布瓦塞特戏班，演的都是哑剧。这些戏班虽然演粗鲁的滑稽戏，但是却配有优美的舞剧音乐，所以很受观众欢迎。

在所有的这类戏班中，弗雷德·卡诺的戏班是最杰出的。卡诺有许多可以上演的喜剧脚本，每一出戏名里都嵌有一个“鸟”字，如“监狱里的鸟”，“早起的鸟”，“不吭声的鸟”，车鹊取８湛始时只演以上这三个剧本，到后来卡诺组织了三十多个戏班，它们演出的节目包括圣诞节的哑剧和一些细致而繁重的音乐喜剧，从这些戏的排演中训练出了许多优秀的喜剧演员，如：弗雷德·基钦，乔治·格雷夫斯，哈里·韦尔登，比利·里夫斯，查理·贝尔，以及其他许多名演员。 雪尼搭马农戏班时，弗雷德·卡诺看中了他，把他邀了去，薪酬是每星期四镑。我比雪尼小四岁，没适当的戏让我演，但是我在伦敦演出时积下了一点儿钱，雪尼去外省演出，我就留在伦敦，有时候到台球房里去玩玩台球。

演艺生涯在卡诺剧团(1)

这时候，我那麻烦和讨厌的青春期开始，少年时代情感的模型正在形成。我所向往的是那些轻率莽撞、富有热情的事情，有时候陷入空想，有时候闷闷不乐，对生活一会儿愤恨，一会儿热爱，那时的思想有如含苞待放的花蕾，我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迷宫中四下彷徨，时或想入非非。我头脑中或词汇里始终就不曾有过“艺术”这一个词。演戏只不过是一个谋生的手段罢了。 我独个儿生活在这迷茫混乱的状态中。在这个时期里，我也曾接触到妓女和私娼，也偶尔酗酒，然而，醉酒、妇人、歌曲都不能使我长期感兴趣。实际上我所需要的是浪漫惊险的生活。 我很了解那些穿着爱德华时代服装的恶少的心理；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们无非是要引人注意，喜欢小说性的奇遇和戏剧性的生活。既然公立学校的学生可以那样寻欢作乐，胡打乱闹，为什么他们就不可以偶尔出出风头，做一些恶俗的游戏呢？既然所谓上层阶级可以保留着纨绔子弟的作风，为什么他们就不可以独行他们自己那一套呢？这些想法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他们知道，机器可以随着他们的意志开动，正像随着任何其他阶级的意志开动一样；要换一个齿轮，或者揿一下电钮，并不需要具有什么特殊的智力。

在这样一个不讲情理的时代里，他们不是和任何一位骑士、贵族或学者同样不可加以轻视的吗？他们的手指头不是和任何一队拿破仑的大军同样能够毁灭一座城市吗？那些旧时代里的恶少，不是代表着一个违法乱纪的统治阶级的复活吗？人类只是一种驯服的动物，多少世纪以来，他们都用欺诈、残酷和狂暴的手段统治着其他的人，而这些恶少也许就是下意识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的态度才会受到这种感觉的影响吧？可是，正像肖伯纳所说的：“瞧我又把话扯离题了，一个爱发牢骚的人老是这样儿。” 最后，我在凯西马戏团里找到了工作，在一出歌舞短剧中模仿和取笑大盗迪克·特平车奈侄福德·博迪“医生”。我那样模仿博迪“医生”，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因为那已经不只是在演低级喜剧，而是在刻画一个教授与学者式人物的性格，我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主意，把自己扮得和博迪惟妙惟肖。我成了全戏班里的红角儿，每星期挣三镑。那个戏班里都是孩子，但扮演的却是街头上的大人；我也觉得那种戏演得很不像样，但是它给了我一个将自己训练成为喜剧演员的机会。 凯西马戏团在伦敦演出时，我们六个演员寄宿在肯宁顿路菲尔兹太太家里。

菲尔兹太太是一位六十五岁的老寡妇，她有三个女儿：芙蕾德丽卡，茜尔玛，菲碧。芙蕾德丽卡嫁了一个苏联细木匠，那木匠派头挺神气，但是长相极丑，一张鞑靼人的大扁脸，一头亚麻色的头发，一撮亚麻色的小胡子，一只斜巴眼。我们六个人在厨房里吃饭，逐渐跟那家人混得很熟。雪尼每逢来伦敦演出时，也住在那里。 我最后脱离了凯西马戏团，但又回到了肯宁顿路，仍住在菲尔兹家。老太太很和气，有耐性，做事也勤恳，她完全靠出租房间的收入过日子。已经出嫁了的女儿芙蕾德丽卡由她丈夫养活。茜尔玛和菲碧帮着做家务。菲碧十五岁，长得很美。鸭蛋脸儿，鼻子微钩，她无论是在肉体或感情方面，都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是我总在感情上克制着自己，因为那时我还不满十七岁，知道自己对女孩子转的都是一些不好的念头。至于菲碧，她为人很正派，所以我们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她逐渐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菲尔兹家人都是感情十分容易激动的，她们有时候会互相争执，大吵大闹。而吵闹往往是为了应当轮到谁做家务事引起的。茜尔玛大约二十岁，一家人要数她最尊贵，也最懒惰，她老是说应当轮到芙蕾德丽卡或者菲碧做家务事。这就从争论发展成为拌嘴。

在一场吵闹中，心里的委屈和家中的丑事全都被抖了出来，闹得外人都知道了。菲尔兹太太透露，茜尔玛曾经私奔，跟一个年轻的利物浦律师同居，从此就把自己看作是一位贵妇人，认为做家务事会贬低她的身份，菲尔兹太太骂得最起劲的时候说，“好嘛，既然你是一位太太，那就给我请了出去，再去找你那位利物浦律师好啦——可惜呀，他是不会要你的了。”最后，为了一壮声势，菲尔兹太太总是抓起一只茶杯，往地下一扔，把它砸了个粉碎。这时候茜尔玛总是坐在桌子跟前，端起架子，不动声色。接着，她很沉着地拿起一只杯子，轻轻地把它丢在地下，说：“我也会发脾气，”边说边把另一只杯子也丢在地下，接着一只又一只，到后来地上满都是碎瓷片儿。“别瞧我也是会闹事的。”这时候，可怜的母亲和姐姐妹妹都无可奈何地望着她。“你们瞧她呀！瞧她在干什么呀！”母亲哼哼着说。“喏！再给你一些东西扔，”说着把糖缸递过去给她，茜尔玛接了过去，又若无其事地把它丢在了地下。 每次遇到这种情形，总是由菲碧出来做和事佬。她处事公平正直，受到全家人的尊重，最后结束一场争吵时，往往是由她自告奋勇去做那些家务事，但茜尔玛老是拦住了她。

我失业已将三个月，生活全靠雪尼维持，每星期十四先令的膳宿费由他付给菲尔兹太太。他现在是弗雷德·卡诺戏班里主要的喜剧演员，常常向卡诺提到他的兄弟有演戏才能，但卡诺并不理会，因为觉得我年龄太小了。 那时候犹太喜剧演员在伦敦最能叫座，于是我就想到要带上假大胡子，以为这样就可以瞒了我的年龄。雪尼给了我两镑，我用这钱准备排演一出戏，那里面是从一本美国笑话书《麦迪逊汇编》里摘出的歌曲和有趣的对话。接连几个星期，我一直进行练习，并表演给菲尔兹家人看。她们都认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