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一，雪尼穿了他那身报差的制服回去上班时，母亲就不得不把那一套哗叽衣服送去当了。她把衣服当七先令，到了星期六再给赎出来，好让雪尼穿了度周末。这件每周习惯做的事情，一年多来已经成为例行仪式，直到后来那套衣服磨得都要破了。这时候她受到一次打击了。 那是星期一的早晨，母亲仍和往常一样到当铺里去。那个伙计感到为难了。“对不起，卓别林夫人，我们不能当给你七先令了。” 母亲吃了一惊。“可是为什么呀？”她问。 “因为那太担风险了；这条裤子已经磨损了。你瞧呀，”他边说边把一只手衬在裤裆底里，“你可以看得见那一面了。” “可是，这个星期六就给它赎出来呀，”母亲说。 当铺伙计摇摇头。“连上衣带裤子，最多我只能出三先令。”母亲是不大容易哭的，但这一次她受的打击太大了，她眼泪汪汪地回到了家里。她还指望那七先令维持我们一个星期的生活呀！ 同时，我的衣服也是破烂不堪，补不胜补。我在兰开夏八童伶班的那套衣服已经变成了小丑穿的戏装。胳膊肘上，裤子上，鞋上，袜子上，到处都是补丁。就是这样一身打扮，有一天我迎面碰见了斯托克韦尔街那位漂亮的小朋友。

他来到肯宁顿干什么，我不知道，再说，我也窘得不好意思再去问他。他倒是很亲切地招呼我，但是我看得出，他是在打量我那副可怜样儿。为了冲淡局促的神气，我装作毫不在意，用最文雅大方的口气对他说，因为刚上完了那一堂该死的木工课回来，所以穿着这样一套旧衣服。 但是，听了我的解释他并不感兴趣。他露出了一副懊丧的神情，把眼光闪到一边，怕人看出了他那副尴尬的样子。他问到了我母亲。 我满面春风地说，她到乡下去了，接着又关心地问他：“你还是住在老地方吗？” “是呀，”他回答时那样仔细地观察我，就好像我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似的。 “那么，我去了，”我突然说。 他淡淡地一笑。“再见，”他说，于是我们分了手，他从容不迫地向那一面走去，我又气又羞，慌慌张张地朝另一个方向跑了。 母亲常常说：“你可以老是低头哈腰，但是什么东西也拾不着。”可是她自己并不遵守这句格言，于是我常常为此失了面子而感到气愤。有一天，从布朗普顿医院回来，母亲在路上停下来责备几个孩子，怪他们不该欺侮一个衣衫褴褛的街头流浪女人。

那女人把头发剪短了，而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所以那些孩子都大声儿笑着，彼此拉拉扯扯地往她身上推，仿佛谁碰到了她就会蹭脏了自己似的。那个女人像一头困兽似地站在那里，后来还是亏了母亲的干涉才解了围。这时候女人忽然露出了认识母亲的神气。“莉儿，”她衰弱无力地说，唤的是母亲的艺名，“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伊娃·莱丝托克呀。” 母亲立刻认出了她，她是母亲演歌舞剧时认识的一个老朋友。 我非常难为情，只好一径向前走去，在拐角那儿等候着母亲。那些孩子走过我身边时，都嘻嘻哈哈地笑着。这一下子可把我气坏了。我回过头去看母亲怎样行事，哎呀，瞧那个流浪女人跟她在一块儿，一起向我这面走过来了。 母亲说：“你还记得小查理吗？” “我怎会不记得他呀！”女人伤心地说，“他还是小小孩儿的时候，我抱了他多少次啊。” 想到这，我感到一阵恶心，因为那女人是那么肮脏讨厌。我们沿路走过去时，看见一些人都转过身来朝我们三个人望，真叫人难堪呀。 母亲演歌舞剧认识这个女人时，人家都管她叫“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母亲告诉我，那时候她又漂亮又活泼。

据那女人说，她曾经生病进了医院，自从出院后就在拱门下面过夜，或者住救世军的收容所。 母亲首先送她到公共浴室里去洗了一个澡。然后，使我大为吃惊的是，竟把她领到了我们的小顶楼里。这女人是否单是由于生病而落到这个地步，我不知道。但是懊恼的是，她竟然睡在雪尼那张扶手椅改制的床上。母亲还把自己所能匀得出的衣服统统送给了她，又借给她两个先令。过了三天，她走了，此后我们再没看见或听到这位“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了！

童年艰难度日(2)

父亲去世之前，母亲和我一度搬出了波纳尔弄，在泰勒太太家租了一间屋子，这位泰勒太太是母亲教会里的朋友，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身体矮胖，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腮巴宽阔，黄黄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我在礼拜堂里留心看她，发现她满口牙齿都是假的。她一唱歌，那些假牙就从上牙床脱落在舌头上——于是那歌声就具有一种催眠力。 她一举一动，都显得劲头十足，好像精力十分充沛。由于基督教的关系，她情愿照顾母亲，以很低的房钱把自己家里三层楼上的一间前房租给了母亲，她的那幢大房子旁边是一片坟地。 泰勒太太的丈夫活像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常是一个制作精密度尺的技工，他的工作室就设在那间顶楼里。屋顶上开了一扇天窗，我觉得那儿很像天堂，因为有一种宁静的气氛。我常常去看泰勒先生工作，直看得出了神，他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全神贯注地对着一只很大的放大镜，制造他那可以量一英寸五十分之一的钢尺。他独个儿干活，我常常给他当差跑腿。 泰勒太太一心要她丈夫皈依宗教，因为，按照基督徒的想法，她丈夫不信教就是一个罪人。

她女儿长相和她一模一样，只是面色没那么黄，当然，年纪也轻得多，要不是因为态度傲慢，盛气凌人，按说她是可以讨人欢喜的。她和她父亲一样，也从来不去做礼拜。但是泰勒太太始终希望能够把父女俩一起感化过来。女儿是她母亲的一颗掌上明珠，但并不是我母亲的一颗明珠。 一天下午，我正在顶楼里看泰勒先生干活，听见下面母亲和泰勒小姐吵起来的，但是，两个人都向对方大声嚷嚷。我走到我们房门口楼梯平台上，母亲正向栏杆外探出身子说；“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呀？臭小姐？” “哎呀！”女儿叫喊起来，“这种话也是一个基督徒说得出口的呀！” “你别急呀，”母亲口齿灵活地说，“我的好小姐，这话就出在《圣经》上：《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三十七节，我只不过改用了一个字罢了。车是，‘臭’对你很配哩。” 经过这次吵架，我们又搬回到波纳尔弄去了。 肯宁顿路上那家三鹿酒馆，并不是我父亲常去光顾的地方，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走过那儿，忽然转到了一个念头，想要向里面望一望，看看父亲是不是在那儿。我把酒馆门推开了点儿，只露出几寸宽的一条缝，可不是他吗，坐在角落里哩！我已经准备走开了，可是这时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做手势唤我过去。

我见他这样向我表示亲热，感到惊奇，因为他一向是不流露情感的。看样儿他当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他的眼睛陷了下去，身体肿得又肥又大。他做了一个拿破仑的姿势，把一只手插在背心口袋里，好像是为了要减轻点儿呼吸困难的痛苦。那天晚上他十分殷勤，问到母亲和雪尼的近况，在我临走之前，还把我搂在怀里，第一次吻了我。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三星期后，他被送进了圣托马斯医院。人家只好先把他灌醉，然后再把他送了去。他一知道自己进了医院，就像发了疯似的大闹起来——但是，这时他已经是垂死的人了。虽然他还很年轻，只三十七岁，但却由于患水肿，一病不起。医生从他的膝部放出了十六夸脱水。 母亲去探望了父亲好几次，每次回来都很伤心。她说，父亲谈到要重新回到她身边，要再到非洲去过新的生活。我听了这个打算大为高兴，但母亲只摇了摇头，因为她心里很明白。她说：“他说这话，只不过是要讨我们欢喜罢了。” 有一天从医院里回来，她听了宣传福音的约翰·麦克尼尔牧师的话，感到非常恼火，因为牧师去探望父亲时说：“咳，查理，看了你这副样儿，我只能想起那句古老的成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去安慰一个要死的人，亏他怎么会说出了这样的话。”母亲说。过了不多几天，父亲去世了。 医院要知道谁给他办丧事。母亲手头不名一文，就想到要由戏院慈善团体“杂耍演员福利基金会”负担丧葬费。这个主意一出，卓别林家族里的人登时闹了起来——由慈善团体负担丧葬费，这对他们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我父亲最小的弟弟，那位非洲的艾伯特叔叔，当时正在伦敦，说他情愿付丧葬费。 下葬的那一天，我们在圣托马斯医院会齐，然后和卓别林家族其他的人一起从那里去图廷公墓。雪尼因为要上班，不能够去。母亲领着我在指定的时间前两小时到了医院里，因为她要在入殓之前再看父亲一面。 棺材里垫了白缎子，缎子边儿上和父亲脸周围都是小朵的白色雏菊。母亲觉得那些花又朴素又动人，问那是谁放在那儿的。管事的告诉她，说那天一大清早，有一位太太领着一个小男孩来过。那是露易丝。 第一辆马车上坐的是母亲、艾伯特叔叔和我。在去图廷的路上大家都很拘束，因为母亲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艾伯特叔叔。艾伯特叔叔是一个相当时髦的人物，谈吐也很文雅；他虽然对我们彬彬有礼，但那态度是冷漠的。

据说他很有钱，在德兰士瓦拥有大片的牧马场，英布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所用的马都是由他承办的。 下葬时落着倾盆大雨，掘墓人把铲起的泥块抛在棺材上，发出了凄厉的沉重响声。那情景是阴森可怖的，于是我哭了。后来亲属们都把他们的花圈和花朵扔进墓穴。母亲没东西可扔，就取出了我那块珍爱的黑边手绢。“喏，孩子，”她悄声儿说，“这就算是咱们俩的一点儿心意吧。”后来，卓别林家人到他们的一家酒馆里去吃午饭；临走之前，他们很客气地问我们要上哪儿。于是我们搭车回到了家里。 我们回到了家里，菜橱里除了一碟烤牛肉上滴下的油汁外，什么吃的都没有，母亲囊空如洗，因为她已经把最后的两便士给了雪尼当饭钱。自从父亲生病以来，母亲就很少工作，现在又是将近周末，雪尼当报差挣的七便士早已花光了。送殡回来，我们都饿了。幸亏那个收破烂的在门口走过，我们剩下了一个旧煤油炉子，于是母亲怪心痛地把它卖了半便士，买了半便士面包，搭着那点儿油汁给吃了。

母亲是我父亲的法定遗孀，第二天被唤到医院里，去领父亲遗留下来的东西，那是一套黑色的衣服，上面斑斑点点都是些血迹，一件内衣，一件衬衫，一条黑领带，一件旧睡衣，几双家常穿的软鞋，鞋子里塞满了橘子。她掏出了橘子，一个半镑金币从鞋子里落在床上。这可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啊！ 此后几个星期里，我臂上老是缚着一块黑纱。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出去做卖花生意，这种哀伤的标志就成了赚钱的工具。原来，经过好说歹说，我终于向母亲借了一先令，去花市买了两束水仙花，放学后就忙着把它们分扎成许多小束。如果所有的花都卖了，我就可以赚一倍的钱。

童年艰难度日(3)

我总是走进酒馆，满面愁容，悄声说：“买水仙花呀，小姐！”“买水仙花呀，太太！”那些小姐太太总是问：“你带谁的孝呀，孩子？”于是我就把声音放低了，悄悄地说：“我父亲，”这时她们就赏给我钱。母亲见我晚上回到家里，一个下午就卖了五个多先令，觉得很奇怪。一天，我走出一家酒馆，和母亲撞了个满怀，从此结束了我的卖花生涯；她看到自己的孩子在酒馆里卖花，认为对她这个基督徒是一种侮辱。她说：“喝酒已经害死了你父亲，在这种地方赚来的钱只会给咱来带来灾难。”虽然她留下了那些钱，但是从此再不许我去卖花了。 我这个人是天性非常爱做商人的。我老是在转念头，想要做个什么买卖。我常常向那些空的铺面里望，考虑怎样利用它们去做一些赚钱的生意，从卖鱼卖炸土豆片儿起，一直到开杂货店。想到的都是一些与吃食有关的行业。我只不过是缺少本钱罢了——可是，那本钱你从哪儿去张罗呢？最后，我说服了母亲，让我离开学校去找工作。 我成了一个干过许多行当的老油子。首先，我在一家杂货店里当了一名跑腿的小伙计。一有空，我就在地下室里玩得挺有趣，那儿四面堆满了肥皂、淀粉、蜡烛、糖果和饼干，我尝那些糖食，到后来都吃腻了。

此后，我在思罗摩尔顿大街保险业医生胡尔和金西－泰勒开的那家诊所里当了一个小用人，这原是雪尼的差事，经他临走时推荐，就由我接了下来。待遇很优厚，我每星期领十二先令，做的是侍应生的工作，可是医生们走了以后，我还得打扫诊所。侍应生的工作我做得挺不错，很能赢得那些候诊病人的欢心，但是一到了打扫诊所时，我就心灰意懒——在这方面雪尼可要比我强得多。倒那些尿瓶子我不在乎，但是擦那些丈把高的诊所窗子确是一件艰巨无比的工作，于是，诊所里光线越来越晦暗，灰尘扑扑，到后来人家很客气地告诉我，说我干那种活不称，年龄太小了。 一听人家这样说，我伤心得哭起来了。金西－泰勒医生娶的是一位很有钱的太太，在兰开斯特门有一所很大的住宅，他看我可怜，说愿意把我留在他家里当一名小用人。我立刻心花怒放。在一个宅门里当小用人，再说，又是一家非常高贵的人家。 那是一件美差，因为那一家所有的女仆都喜欢我。她们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儿，我临睡前她们都要吻我，向我道晚安，要不是造化捉弄人，我也许会成为大宅门里的管家。

一天，太太吩咐我去清理地下室里的一块地方，那儿高高地堆着许多粗板箱和破烂货，必须把它们一起理好，打扫干净，排列整齐。后来，我无心干活，却对一个八尺来长的铁管子发生了兴趣，把它当个喇叭吹着玩儿。正当我玩得高兴的时候，太太走进来了——于是我被辞退，三天后离开了那里。 我挺爱干经售书报的Ｗ·Ｈ·史密斯父子商店里的那种活儿，但是后来老板一发现我年龄太小，立刻把我解雇了。此后我又当了一天吹玻璃的工人。以前我在学校里读到描写吹玻璃的文章，觉得这工作新奇有趣，可是，热气熏倒了我，我在昏迷中被抬了出去，放在一堆沙土上。单是这情形已经够我受的了；我甚至没回去过领那一天的工资。后来我又到斯特雷克尔文具印刷所里去工作。我向那儿的人吹牛，说我会操作沃菲代尔印刷机——那是一个二十多尺长硕大无朋的家伙。原来，我从外面向地下室里瞧时，看见那机器正在转动，以为干这活儿倒简单容易。同时我看见一张招贴上写着：“招雇沃菲代尔印刷机码纸男童工。”后来工头把我领到了那台机器跟前，它大得像个怪兽似的。操作这部机器时，我必须站在一个五尺高的平台上。这一来我就像到了埃菲尔铁塔扯ド弦谎。 “揍她呀！”工头说。 “揍她？”

看见我张皇失措，他大笑起来。“你从来没管过沃菲代尔嘛。” “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学会起来挺容易，”我说。 所谓“揍她”，就是去拉那根杠杆，让那畜生动起来。他指给我看那根杠杆，然后让那野兽以半速度动作。于是怪兽开始转动身体，咬牙切齿，发出尖厉刺耳的吼声；我以为它要把我吞下了。那些纸大得惊人，用一张纸就可以把我整个身体包裹在里面。我拿着一只像牙刮刀，拨开了那些纸张，捏着纸角儿把它们揭起来，然后，小心翼翼，抓紧时间，把它们凑齐在牙齿跟前，让那怪兽咬住了它们，把它们吞进又吐出，直到纸张在后边尽头卷了出来。头一天，那头饥饿的畜生老是要抢在我前头，我神经紧张得人都要倒了下来。但是，我终于接下了这个每星期十二先令的工作。 在那些凛冽的清晨，天还没吐亮，就出去上工，你会觉出一种传奇的气氛和探险的情调，那时候街上荒凉静寂，只看见一两个模糊阴影，向洛克哈特茶室的灯光那面移近，那是去吃早点的人。一天工作开始之前，和几个同事一起喝着热茶，浑身暖烘烘的，在那休息的片刻中你自然会有一种幸福之感。

再说，印刷所的工作并不讨厌，要不是每逢周末必须洗干净那些胶质滚筒上的油墨，高大沉重的滚筒每个足有一百多磅重，洗时非常吃力，其余的工作还是可以对付的。但是，在那儿工作了三个星期，我患了流行性感冒，于是母亲又逼着我去上学了。 雪尼那年十六岁，一天很激动地回到了家里，原来他找到了工作，是在多诺万－卡斯尔轮船公司一艘驶往非洲的客轮上当一名号手。他的差使是饭前吹喇叭，此外再干一些其他的活儿。他从前在“埃克斯默思”号训练船上学会了吹喇叭，现在得到了报偿。工资是每月二镑十先令；侍候二等舱里三桌客人吃饭，还可以领到赏钱。出航前公司可以预支给他三十五先令，他当然要把这笔钱交给母亲。想到将来的日子好过了，我们就搬到切斯特街那家理发店楼上的两间屋子里。 雪尼第一次航行归来，我们可以庆祝一下了，因为他带回来了三镑多赏钱，并且那些都是银币。我记得，他把钱从几个口袋里掏出来放在床上。我好像生平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钱，于是再也舍不得撒开手。我把那些钱捧了起来，倒了下去，再堆起来，弄着玩儿，到后来母亲和雪尼都说我是一个守财奴。 那是多么奢侈的生活啊！瞧我们那样儿恣意地享受啊！

那是夏天，我们大吃其糕饼和冰淇淋——我们还吃了其他许多考究的东西。在这段时期里，我们早餐时吃的是熏鲱鱼、萨门鱼、鳕鱼和烘糕，星期日早晨还吃松饼和煎饼。 雪尼着了凉，在床上睡了几天，母亲和我服侍着他。记得，就是在那几天里，我们尽兴地吃冰淇淋，我带了一只很大的玻璃杯到那家意大利冰淇淋店里去买了一便士的冰淇淋，店主见了十分恼火。我第二次去时，他建议我搬一个浴盆去。我们夏天爱吃的一种冷饮是冰果子露牛奶——冰果子露在撇去了乳脂的牛奶里冒起了泡泡，那味儿可真美呀。

童年艰难度日(4)

雪尼给我们说了许多有关他航行的趣事。出航前第一次吹午饭号时，他差点儿被辞了工。由于长期没有练习，他怎么也吹不好那喇叭，乘那条船的一些兵士都喧哗起来。管事头儿暴跳如雷。“妈的你这算什么玩意儿呀？”“对不起，先生，”雪尼说，“我的嘴唇还没能够凑好。”“哼，那你还是趁船没开之前凑好了你那该死的嘴唇吧，否则我们就要赶你上岸了。”

开饭的时候，侍者们在厨房里排成了长列的队，等着领菜。可是，轮到雪尼时，他一时忘记了自己要的是什么，只好再排到队伍的末尾。雪尼说，头几天里，人家都已经在上点心了，他还在上汤。 雪尼待在家里，到后来我们把钱都给花完了。幸而公司又雇他第二次出航，并且又预支给他三十五先令，他把钱都交给了母亲。可惜这点儿钱不够我们维持多久。三个星期一过，我们已经吃尽用空；必须再过三个星期，雪尼才能回来。母亲虽然继续做针线活，但是她挣的那点儿钱不够维持我们的生活。到后来我们又陷入困境。 可是我的主意还是很多。母亲有一堆旧衣服；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打算到市场上去想个办法把它们卖了。母亲显得有点儿为难，说那些东西不值什么钱。但是，我还是用一条旧被单把它们包了，走到纽因顿靶子场，把我那一堆不体面的货摊在人行道上——那样儿是怪寒碜可怜的——然后站在那龌龊的街道上吆喝。“瞧这件呀！”我一面喊一面捡起了一件旧衬衫，然后又捡起了两件旧紧身衣。“你们愿意出多少？——一先令六便士，三便士，两便士？”哪怕是我喊一便士，也不会有一个人来买。有些过路的人停下来，惊奇地望了望，然后笑着走了。

我开始感到很尴尬，特别是因为对面那一家首饰店里的人从窗子里向我望。但是，什么也打消不了我的主意。最后我还是把一双样子不太令人丧气的鞋罩卖了六便士。可是，我在那里待得越久，就越感到局促不安。过了一会儿，首饰店里的那位先生向我走过来，用很重的俄国口音，问我这买卖干了多久了。尽管他的神情很严肃，但我仍旧可以从他话里觉察出一些幽默的意味，于是我告诉他，说我只是刚开始做这买卖。他慢腾腾地向他那两个咧开了嘴笑着的伙伴走回去，他们俩这时候正在从窗子里望我。这已经使我够难堪的了。所以我想，现在该包好了我的货物回家了。当我告诉母亲，说我把一副鞋罩卖了六便士时，她听了很生气。“还可能多卖一些的，”她说，“那是一副很美的鞋罩呀！” 在这一段时期里，我们倒不大关心付房租的事，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每逢收租人要上门的那一天，我们只要躲出去就行了，我们的那些什物总共值不了几个钱儿，搬运费会超过了我们欠的那点儿钱。但是，我们最后还是搬回到波纳尔弄三号里。 这时候我认识了在肯宁顿路后面一条马房巷里干活的那个老头儿和他的儿子。他们都是玩具小贩，原来是住在格拉斯哥的，后来在各个市镇里流浪，闲时制一些玩具沿途贩卖。

我很羡慕他们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干他们那一行，并不需要什么本钱。只要有一先令，你就可以开始经营。他们先是收集一些鞋盒子，一般鞋铺都巴不得把这种东西送给他们；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