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西安事变

在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不顾中华民族的危亡，继续坚持不抵抗政策，变本加厉地进行剿共内战。被蒋介石派到陕甘一带进剿红军的东北军和第17路军，对此非常愤慨，先后与红军建立了联系，自动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东北军司令张学良将军和第17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将军曾多次向蒋介石建议，放弃反共内战政策，实行联共抗日。但是，蒋介石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张、杨的建议加以驳斥和拒绝。蒋介石还委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共前敌总指挥，调遣嫡系部队进至豫陕边境，以压迫张、杨攻打红军。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飞抵西安，下榻临潼华清池，亲自督战，准备彻底消灭红军。蒋介石威逼张、杨进攻陕北红军，否则就把他们的部队调到福建和安徽，让中央军来剿共。这两种选择都是强人所难，张、杨已经与中共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当然不肯与红军开战；而离开西北，早晚必被蒋介石清除异己、吞并消灭。因此，张、杨被逼无奈，秘密商量对策，决定一“苦谏”，二“哭谏”，最后一招就是“兵谏”——设法捉蒋，逼他抗战。 两将军尝试“苦谏”，毫无效果。12月7日，张学良又去华清池向蒋“哭谏”：“国家民族的存亡，已经到最后关头。

非抗日不足以救亡，非停止内战、举国团结不足以言抗日。继续剿共，断无出路。”面对声泪俱下的张学良，蒋介石勃然大怒，严声训斥张学良年轻无知，拍着桌子说：“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随后，连续几天，张、杨天天去劝谏，蒋介石一直无动于衷。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被迫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当天清晨5时，东北军的一个连出其不意地进入华清池。蒋介石从睡梦中惊醒，慌乱地逃到后山，躲进乱草丛中。上午10时，东北军战士“果然在乱草从中找到了缩成一团的蒋介石”，连拖带架地把他塞进汽车，押送到西安新城大楼，软禁起来。 与此同时，17路军在西安城内扣留了国民党军政要员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立煌、朱绍良和邵元冲等人。事变当天，张学良、杨虎城向全国发出了关于救国八项主张的通电，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等。 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陷入一片混乱。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做出决议，由南京政府下令讨伐，推举军政部长何应钦为讨逆总司令。

12月17日，何应钦派飞机轰炸渭南和三原，并扬言要轰炸西安。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宋氏家族和孔祥熙更关心蒋介石的个人安危，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并派蒋介石的英籍顾问端纳去西安试探虚实。 得悉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应张、杨两将军的邀请，派出了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组成代表团赶赴西安，与张、杨讨论处理西安事变的问题。12月20日，宋子文、宋美龄等人代表南京政府来到西安，谈判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12月24日，事变双方终于达成了6项协议。主要内容有：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自由权利；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当天，周恩来亲自会见了蒋介石，对蒋进行了严肃的谈话。蒋介石表示同意上述协议，并以人格担保，履行协议。 至此，西安事变获得了和平解决。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迫于国内外客观形势的压力，被迫停止了对红军的进攻，10年内战暂告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局面初步形成。正如毛泽东所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精彩旁白：据《宋子文日记》介绍，蒋介石被捉之时，态度羞愤绝望，不吃不喝，与张学良连话都不讲，更别说谈判了。宋子文乘飞机抵达西安后，“我单独拜见委员长。他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 蒋介石告诉宋，他不会在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军事解决为惟一之途。宋向蒋指出，“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 当天下午，蒋介石“渐次通情达理”。蒋介石再次会见了张学良。事后告宋，他已同意张学良将其军队开往绥远；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 ——《宋子文日记》（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资料） 1935年华北危急，蒋介石仍对日妥协，何香凝女士便模仿三国时诸葛亮羞辱司马懿之法，将自己的一条裙子寄给蒋并附诗一首：“枉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何香凝：女中伟人是画家》（2002年1月26日《北京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