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五（6）
什么是“台湾文学本土论”呢?游胜冠的荒唐解说是：“伴随文学本土化动向而来的本土论，是反外来文化的支配，对文学本土化相关命题的申论。台湾文学因为社会内部认同意识的分歧，自日据时代新文学运动开展以来，即存在回归‘中国’或‘台湾’本土的争执，战后，文学界经过几次台湾文学论战，大致上，是以本土化论专指站在台湾立场进行的文学本土化运动，至于民族主义站在中国统一立场所倡导的台湾文学论，虽也强调反帝的本土化走向，但因台湾目前独立于中国之外，民族文学论回归的是和台湾相对立的中国，台湾现实上并无‘中国’可回归，所以本文，不将统派民族文学论的反帝本土论，视为台湾文学的本土论。另一方面，因为日据以后的台湾历史，一直有两岸政权及中国民族主义者主张两岸统一，在这种政治意识型态的宰制下，民族文学论乃将中国立场绝对化，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支流，并据以支配台湾文学走向，这些论调，在本土论者看来，也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中国’事实上也成为台湾本土化所要对抗的对象，所以，台湾文学本土论所谓的‘本土文学’、‘本土化’除了相对于日本、西方等外来文学而成立之外，主要也是相对海峡对岸的‘中国文学’而言的。”
走在这样一条“文学台独”的歧路上，游胜冠研究台湾新文学发展的历史，只能得出极其荒谬的结论。游胜冠在全书的《结论》部分就说：“从台湾内部多族群的角度来看，所谓‘台湾意识’、‘中国意识’的纠葛，其实只是汉移民的问题，对岛内的原住民来说，并无这种意识纠结的困扰。但因为台湾的历史，一直在汉移民的汉人中心意识主导下发展，所以，‘台湾立场’与‘中国立场’的对抗，一直贯穿整个台湾文学的发展史，即使‘多族群互为主题’的台湾立场提出后的九○年代，中国文学论者仍然在汉人中心意识的作用下，以‘中国立场’对抗本土论者的‘多元主体的台湾立场’，既然这是个历史事实，也是目前仍未解决的问题，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考察这段历史过程，探究两种意识型态所以从台湾社会产生的缘由，以及从台湾与中国分离的这个现实来考量，在哪一种意识型态的主导下发展，能带给台湾社会最大利益，对台湾文学最有助益。
考察台湾文学的发展史，台湾新文学运动自推动以来，曾兴起两次文学本土化运动，为什么战前、战后一再兴起文学的本土化运动?战前的日本同化政策、战后因国民党依附美帝，西方外来文化强势侵入，使得台湾文学丧失了民族性、自主性，固然是本土论兴起的主因。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在本土论者眼中，‘中国文化帝国主义’却是使台湾文学失去主体性主要的力量，在回归台湾社会现实的本土立场中，通常倾向与‘中国’分离，建立自主的台湾文学。回顾台湾文学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台湾文学本土化运动所遭遇最大的阻力，反而不是随着帝国主义势力入侵的日本、西方文化，却往往是台湾作家的‘中国意识’与‘中国立场’。从台湾割让日本，台湾在近代思潮的冲击下，台湾人开始安置台湾的地位、规划台湾的前景，台湾人心中重叠的‘台湾’——‘中国’认同意识，就开始他们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论争。战后，台湾短暂地在中国安置了四年，又因中共取代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的地位，来台的国民党政府因为坚持中国正统意识，使台湾被固定在中国的内战结构中，与中国又对峙了四十年。
虽然国民党与中共互争中国代表权，在台湾力求中国意识的普及，但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又陷入不知以‘台湾’或‘中国’自我定位的不安定状态中，‘台湾化’与‘中国化’的争议，几乎就没有停止过，也从没有得到过永久性的结论。” 应该指出的是，游胜冠是十分张狂的。在这《结论》里，他公然叫嚷“台湾明明已独立在中国之外成为一个‘主权国家’，却要受‘中国’这个名义的支配、剥削，面对这样荒谬的历史处境，岛内台湾意识高涨，台湾人民反‘中国’支配，反‘中国’对台湾的价值剥削，企求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的意向当然越来越强烈。”他甚至公然煽动分离主义者们说：“一世纪来台湾与中国分多合少，台湾几乎是独立发展于中国之外。打从日据时代开始，台湾在与祖国隔绝的环境中，接受近代民族、民主、政治、社会进步思潮的洗礼的台湾知识分子，开始解脱祖国意识的羁绊，追求政治上、文化上台湾的独立自主，‘中国’就是台湾走向独立、自主最难摆脱、也最难克服的障碍。……‘中国’因此变成台湾各种本土化运动所要对抗的‘中国文化帝国主义’、‘中国霸权’，成为台湾、台湾文学追求自主、独立历程中挥之不去的梦魇。” “文学台独”
在构建台湾文学史问题上的这种恶性发展，终于引发了20世纪最后一两年的新一轮的统独大论战。 下面谈“二陈统、独论战”。 这一轮的大论战，是由陈芳明的挑衅引爆的。 原来，随着台湾的领导人在对一个中国原则问题上不断玩弄各种手法，台湾局势更加复杂严峻。台湾文坛有关台湾文学的性质、源流、归宿、地位问题之争，随着时局和政坛的变化，也波谲多诡，变幻不止。争论中，总有那么一些人，把“乡土文化’、“本土化”蜕变为脱离统一的中国文学而“独立”的“台湾文学”，为“台独”张目。就在这股逆流里，沉渣泛起，陈芳明着手炮制一部《台湾新文学史》，放言“中国社会与台湾社会的分离”和“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分离”，并在1999年8月的《联合文学》第178期上发表了它的第一章《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全文1.5万字。不久，陈映真在《联合文学》2000年7月的第189期上发表了3.4万字的长文《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对陈芳明的《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作了严正的批判。8月，陈芳明又在《联合文学》的第190期发表一篇1.1万字的狡辩与反扑的文字《马克思主义有那么严重吗?》，再一次宣扬了分离的主张。
对此，陈映真在9月的《联合文学》第191期上回敬他一篇2.8万字的长文《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继续对陈芳明的分离主张给予了科学的剖析和严厉的声讨。10月，陈芳明在《联合文学》第192期上再抛出一篇1.8万字的《当台湾文学戴上马克思面具》，再作反扑。12月，陈映真在《联合文学》第194期上再发表3.5万字的长文《陈芳明历史三段论和台湾新文学史论可以休矣!》，再予陈芳明以痛击。人们把这叫做“二陈统、独论战”。 “二陈统、独论战”，首先围绕着台湾的“社会性质”问题展开。陈芳明在《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一文中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强调为“一个重要议题”，显然是经过精心谋划的。他称自己的观点是“后殖民史观”，其要点是：1、“台湾社会是属于殖民地社会的”，它“穿越了殖民时期，再殖民时期与后殖民时期等三个阶段”。2、1895—1945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时期”，是“殖民社会”。其时，“台湾与中国之间的政经文化连系产生严重断裂”。3、1945—1987年，从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到国民党台湾当局“戒严体制的终结”，是“再殖民时期”。
其间，1950年之后，发生了“中国社会与台湾社会的分离”。4、1987年7月解除戒严令之后，是“后殖民时期”。其中，1986年民进党建党是一个标志，它高举的是台湾脱离中国的“复权”旗帜。 陈映真的《以意识形态代替科学知识的灾难》和《关于台湾“社会性质”的进一步讨论》两文，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一些国家尤其是中国、中国台湾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结合起来，对陈芳明的“离奇的社会性质论”的无知、混乱与黑白颠倒作了全面、深刻、彻底的揭露和批判。陈映真指出，陈芳明的逻辑，就是一种“台独派逻辑”，其用意十分明白，即：“1945年以后，‘中国人外来政权国民党集团对台湾的殖民统治’使台湾‘再’次沦为‘殖民地社会’。这苦难的‘中国帝国主义’下的台湾，至台湾人李登辉继蒋家担任台湾总统为分界线，在没有任何台湾人的民族解放斗争的条件下，使台湾从中国帝国主义下解放，结束了‘再殖民’社会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