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8）
其实，“皇民文学”的汉奸文学性质，铁证如山，是谁也翻不了案的。针对中岛利郎的歪曲，曾健民在《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一文中特别以周金波的作品为例，说明《水癌》就是要用“皇民炼成运动”来“去除迷信、打破陋俗”，就是要用“皇民化”的观念、理想与抱负去改革台湾和台湾人，所颂扬的正是“当时的主题是再鲜明不过的，这是通过张明贵与高进六两个典型来塑造一个台湾志愿兵的样板，颂扬这种人物的思想与行动力，赞美这种典型人物。”曾健民还指出，当年，日本殖民统治在文学上的头号总管西川满，发表《水癌》时赞誉有加。另外，在1941年6月20日殖民当局宣布决定在台湾实施志愿兵制度之后，9月，西川满一伙就和日本文人川合三良的同是以志愿兵为题材的小说《出生》一起，在《文艺台湾》上同时发表了《志愿兵》。第二年6月，还给这两篇作品同时奖给了“文艺台湾奖”。可见，日本殖民当局是十分称许周金波的汉奸文学作品的。在这样的铁的事实面前，怎么能说周金波是个“爱乡土、爱台湾”的作家呢?怎么能说“皇民作家”是战后台湾文坛编造出来的呢? 其实，周金波自己，对于写作《志愿兵》的“皇民化”宗旨是供认不讳的。
曾健民查到1943年12月1日出版的《文艺台湾》，那上面刊登了一篇“变征兵制”的座谈会记录。其中，周金波有一段发言是：“我的小说《志愿兵》写了同一时代的两种不同的想法，一种是‘算计’的想法，另一种是‘不说理由的、直接认定自己是日本人了’的想法；代表这个时代的二位本岛青年，到底哪一位走了正确的道路?这就是《志愿兵》的主题。我是相信后者——‘不说道理的直接认定自己已是日本人’，只有他们才是背负着台湾前途的人。”面对这样的事实，中岛利郎为什么还要千方百计做他的翻案文章呢?不止是为周金波翻案，为陈火泉翻案也是如此。明明铁案难翻，却还是贼心不死，这是为什么?垂水千惠曾经十分狡猾地把翻案文章做在追究周金波、陈火泉等人“非‘亲日’不可的动机”上，或者说“非作皇民不可，有什么内在的必然因素”上。陈建忠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一文对此有入木三分的揭露。这就是垂水千惠自己说的：“一言以蔽之，就是在近代化过程中，一个人如何和自己的民族认同意识妥协。”或者，是个“不做日本人就活不下去”的问题。
这，分明是在美化当年的日本殖民统治! 在《人间•思想与创作丛刊》的1998年冬季号上，陈映真的《精神的荒废——张良泽皇民文学论的批评》一文的《愤怒的回顾》一段中，列举了“皇民化运动”给台湾人造成了数以二十万余人的生命损失之后，写下了这样一段文字：“1945年，战败的日本拍拍屁股走人，在台湾留下满目心灵和物质的疮痍。驱策台湾青年奔赴华南和南洋，成为日本侵略战争的加害者——和被害者的主凶，当然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残暴的权力。但是，对于殖民地台湾出身的少数一些文学家，在那极度荒芜的岁月中，认真鼓励鄙视自己民族的主体性，鼓动青年‘做为日本人而死’，从而对屠杀中国同胞和亚洲人民而狂奔的行为，后世之我辈，应该怎样看待?”陈映真向读者推介了日本学者尾崎秀树。 尾崎秀树的《旧殖民地文学之研究》，是怀着对日本战争责任的深刻反省和“自责之念”而敢于仗义执言的力作。在评论陈火泉的《道》的时候，尾崎秀树有这样沉痛的感慨：“陈火泉那切切的呐喊，毕竟是对着什么发出的啊!所谓皇民化、做为一个日本臣民而生、充当圣战的尖兵云云，不就是把枪口对着中国人民、不也就是对亚洲人民的背叛吗?”
由此，重读陈火泉的“皇民”小说之余，尾崎有这样痛苦的呻吟：“当我再读这生涩之感犹存的陈火泉的力作时，感觉到从那字里行间渗透出来的作者的苦涩，在我的心中划下了某种空虚而又令人不愉快的刻痕，无从排遣。”有鉴于此，尾崎秀树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对于这精神上的荒废，战后台湾的民众可曾以全心的愤怒回顾过?而日本人可曾怀着自责之念凝视过?只要没有经过严峻的清理，战时中的精神荒废，总要和现在产生千丝万缕的关系。” 陈建忠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一文，也提到尾崎秀树在《战时的台湾文学》一书中提到的类似的思考，陈建忠说，这使人想到了后殖民理论家法农(Fanon)在《大地之不仁》里写下的一段名言。法农在评论西方殖主义对殖民地的影响时，写道：“当最后的白人警察离开和最后一面欧洲旗除下时也不完结。”陈建忠有感于此，在他的《徘徊不去的殖民主义幽灵》一文中就说：“日本殖民主义政权在战后虽然退出了台湾，但是殖民体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意识形态残留却未得到充分的清理；换言之，即未达意识形态上的‘去殖民’状态。”
基于这种正确的判断，陈建忠提出，“我们要解读战争期的文学，正不妨仔细去辨识并清理在台日文作家、台湾作家文本中的殖民思想残留”。 有了这样的解读，人们就不难理解近年来在台湾围绕着“皇民文学”问题出现的怪现象了。这种怪现象，曾健民的《一个日本“自虐史观批判”者的皇民文学论》描述是：“在日据末期极少数人搞的、影响也不大的‘皇民文学’，而且具有全世界都唾弃的法西斯文学性格的‘皇民文学’，连日本人也不敢去碰触的日本法西斯国策文学的一组成部分的‘皇民文学’，近年来，在台湾却异常热门，成为一批高举‘台湾意识文学’大旗的文学界人士和几位日本的右翼学者联手炒作的对象，他们互为唱和，用各种谬论企图替‘皇民文学’翻案。有人在报纸上大幅重刊‘皇民文学作品’，指说当时几乎每个台湾作家都写皇民文学、都是皇民作家，夸大皇民文学，好像皇民文学就等同于台湾文学一样；有人说‘没有皇民文学，全是抗议文学’；有人说某‘皇民作家’是光复后才被捏造出来的，某“皇民作家”的作品其实是‘爱乡土、爱台湾’的；也有人以所谓的‘内在必然性’、‘近代性’来解读‘皇民文学’作品，把‘皇民文学’合理化”。
在这样的历史闹剧中，我们看到，外国右翼势力和“台独”势力正在狼狈为奸。“台独”分子需要日本右翼学人，是需要他为“台独”张目；日本右翼学人需要“台独”分子，是需要他们继续讴歌日本殖民统治。曾健民引用一位日本朋友的话说：“其目的在使日本的侵略历史免罪，同时，在使台湾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与中国大陆分离。” 1943年，日本扩大对华南与南太平洋地区的侵略时，是台湾殖民当局的总督府和“皇民奉公会”(简称“皇奉会”)所属的文艺团体“台湾文学奉公会”(简称“台湾文奉会”)与“日本文学报国会”台湾支部，共同在台湾推进以暴力扭曲和摧残台湾人民灵魂深部的“皇民文学”的。现在，日本右翼学人与台湾“文学台独”势力狼狈为奸，无异于一个新的“台湾文奉会”在复辟。《人间》编辑部说：“和这新的日帝文奉会进行坚决的斗争，是一切有自尊心的台湾文学工作者无可旁贷的责任。”其实，这不只是台湾《人间》派同仁和全台湾爱国的、维护祖国统一的文学工作者，也是中国大陆和海外的华人文学工作者的无可旁贷的责任。
当然，对于台湾来说，如同陈映真在《精神的荒废》一文里指出的，“触目皆是的、在文化、政治、思想上残留的‘心灵的殖民化’”，一定要认真地清理，日本殖民主义的残留影响一定要肃清。人们会十分赞赏并完全支持陈映真发自肺腑而又振聋发聩的呼吁和警策：“久经搁置、急迫地等候解决的、全面性的‘战后的清理’问题，已经摆到批判和思考的人们的眼前。” 陈映真、曾健民和他们的《人间》的批判，发出的呼吁和警策，还涉及到了另一个问题，这就是，面对“文学台独”势力的翻案逆流，人们应该怎么办?比如，现在张良泽对于他自己在过去曾以中华“民族大义”批判过“皇民文学”深感“后悔”当初之“无知”，所以，要来为“皇民文学”的“汉奸”品格翻案了。人们看到，《人间》的战士们也愤而起来加以批判和清算斗争了。而那些“自命真正爱台湾的人”呢，又都到哪里去了?曾健民的《台湾“皇民文学”的总清算》一文说得好：“面对张氏如此淆惑与伤害台湾文学的尊严的作为，平日开口‘台湾文学的尊严’，闭口‘台湾文学的主体性’的所谓‘台湾意识文学’论者，怎么都鸦雀无声了呢?是不是所谓的尊严或主体性只对中国有效，而对日本军国殖民者或其扈从者无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