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13）
接下来，陈映真以“西川满的‘台湾意识’”、“西川满的‘台湾文学’论”、“压抑还是‘促进’了台湾文学”、“头号战争协力文化人西川满”、“不清算，可以；翻案，不准!”为题，深入展开了批判。 张良泽啧啧推崇说，西川满是把台湾当做他自己的故乡的，是“爱”台湾的。陈映真批驳说： 如果西川满深“爱”着台湾，则毋庸置疑的是，当年许多前来殖民地台湾投资、做官、探险的日本人也深“爱”着台湾的。问题在于：西川之爱，是支配者民族以他自己为本位去理解，去看殖民地台湾，从而投注他的感情。从“第二代”在日本殖民者看来，台湾有南国之美，有古台湾历史的神秘感，充满着叫人向往的“华丽”的异国情调。但是对于殖民地的儿子杨逵，台湾是充满着殖民地内部矛盾，是一个一触即破的脓疮；是疲惫破产的农村；是充满着民族压抑和荒诞支配的地狱。但对于西川和他的老师吉江乔松，台湾是“南方，光之源，赋予我等以秩序、欢喜和华丽”(近藤正已：《西川满札记》)的人间乐土，是精致的个人情趣(例如西川满在台出版的杂志、书刊的封面设计和装帧设计)。西川满的台湾，便是这样一个“人工的、空想的、幻想的”、“二世”
殖民者心目中的乐园(近藤正已：前揭书)，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下真实的台湾生活和台湾人民，对于西川满，是视而不见的。至于张良泽先生所顶礼颂赞的西川满小说《台湾纵贯铁道》，据近藤正己先生指出，“可以说是皇民化时代的代表作”，是一部“‘二世’(日本)作家以日本人殖民者之原点——一八九五年日军侵台作为主题而写的一本小说!”(近藤正己：前揭书)张良泽先生这样没有分析地就断定西川满是一个充满“台湾意识”、热爱“乡土”的人而引为知己，不要说是从中国人立场，即使从所谓“台湾民族”的立场，怕都难于过关吧。 张良泽认为，西川满对台湾文学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其中，特别重大的是，他“在台湾人的心中，坚定地种下了一种叫做‘台湾文学’的意识。”张良泽说： ……但是在西川氏的杂志或著述中，时常堂堂然使用着类如“台湾文学”、“华丽岛文艺”的辞语。尤有进者，西川也经常对于“台湾文学”的存在，做明确的主张。例如他在论文“台湾文艺界的展望”
中这样说—— “从今而后，再不要胡乱以东方文学为范本吧……南方就是南方，北方就是北方，既然身在明亮澄澈的南国生长，还不时思念着北国阴暗的雪空，这算什么呢?日本终于是要向着南方伸展下去吧。我等携手于文艺道路上的人，若无深刻的自觉，将何以面对我等后世之子孙?以华丽岛文艺，建设应乎南海、擎乎高天的天峰，这就是我们大家的天职啊!” 经由这样的想法，西川满清晰地主张了台湾文学的独自性，从而使台湾觉醒了起来…… 对此，陈映真的批判是： 类似“台湾文学”的辞语，是因着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对于不同的政治、民族立场的人，有不同的内涵的。例如一九四○年的《华丽岛》诗刊其实是在台湾第二代日本人文学家思有以推展“外地文学”的团体“台湾诗人协会”的机关刊物。而所谓“外地文学”，正是英国的Colonial literature，是法国的Litt'eratuer Coloniale，译成中文，就是“殖民地文学”。依当时在台湾的殖民地文学家岛田谨二的说法，这所谓“外地文学”，其实是殖民国与殖民地接触，产生“风土、人和社会”的差异，从而产生异于“内地”
母国的、有特异性的文学，但一言以蔽之，是殖民者在殖民地写出来的，以不同程度歌颂了扩张中的帝国，讴歌新领地的“华丽”云云的文学。思图在日本南疆殖民地的台湾，为日本文学扩张新的、富有异国情调的文学的西川满的豪言状语，毕竟是日本人本位——不，是日本帝国主义本位——的语言，非但并不是“主张台湾文学”的“独自性”，其实更是主张附庸于日本文学的，有别于其他领地如朝鲜之朝鲜文学的“台湾文学”的“独自性”吧!令人疑惑不已的是，张良泽先生绝非不知西川的日本中心的台湾文学观。因为他也知道西川主张台湾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应占特异地位”，认为西川的努力，是要“把台湾文学作为日本‘外地文学’(即前指殖民地文学)的一环而加以开拓”，并认为西川对日本文学“新领域”开拓有所贡献。那么，张良泽先生是站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立场看台湾文学呢?还是站在台湾文学的立场看问题呢?观乎其文，答案是明白的。 何况，早在1939年为日本殖民地文学掌旗的《华丽岛》诗刊和1940年为日本侵略体制服务的《文艺台湾》之前，1933年就有了《台湾文学》，1934年就有了《台湾文艺》，怎么能说“台湾文学”
的概念是西川满坚定地栽种在台湾人的意识中、促成台湾人的觉醒的呢? 张良泽对西川满推崇备至，还有一点是说西川把“台湾的民间文艺提升到芬芳的文学境界。”张良泽说： 观西川氏之杂志和著作，就知道其内容殆为充斥台湾民间卑俗的故事、传说、风习等，取之为文艺，从而把素来被忽视的素材，因西川浪漫的情绪和艺术性技巧，一变而升登文学的殿堂。 对此，陈映真批判说： 在殖民地中，对于文化，一贯存在着两个标准。从殖民支配者的文化以观，殖民地的“故事、传说、风习”，莫不“卑俗”。但从被支配民族自身的立场以观，这些故事、传说和风习，尽多优美而堪足自傲之处。即使从更激进的革新的立场去看，殖民地反抗的知识分子固然也在自己的文化中看到其鄙陋、落后之处，并且进一步为了图强而对自己文化中黑暗、落后的成分痛加挞伐，但这又与以日本人立场，以事不干己的态度，从爱殖民地神秘、异国性的趣味，既连腐朽、衰败的东西也大加赞美，两者之间，有迥然不同的意义。 而所谓西川透过“浪漫的情绪”和“艺术性的技巧”所表现的台湾，直如前文所说，是以在台“二世”日本人立场去虚构出来的“人工的、空想的、幻想的”西川满自己的“台湾世界”
(近藤正己：《西川满札记》)，与日据时代台湾的具体现实之间，自然有巨大距离。根据研究西川的学者近藤正己先生的意见，西川的早期作品中的台湾，是没有实体的，西川自己幻想的台湾；他的后期作品中的台湾则多笔记、史料中古台湾的神秘，幻觉为多。而在这样的作品中，人们如果想从中找出西川“对当年台湾人所处状况之深刻思考、解释等描写”，是“极端困难的”。在台湾生活了三十多年，却永远不能不“以日本人价值观的尺度”来看台湾的生活的“二世”日本人西川满，无从真正深刻地理解台湾的“故事、传说、风习”，自是十分明白之事，则西川又如何能把这些“卑俗”的台湾“故事、传说”和“风习”，点石成金，“升华”为“芬芳的文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