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三（5）
令人钦佩的是，在如此义正辞严地维护台湾爱国作家所坚持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的同时，“世外民”还毫不留情地批判了西川满的“假浪漫主义”。“世外民”写道： 真正的浪漫主义也应该是在现实主义的根抵贯流的东西，没有明确的理想的浪漫主义，只不过是一种感伤主义罢了，它无自觉的肤浅之处，只不过是单纯的幻想。 我认为，当今台湾的文学最应该努力的地方，还是在要产生有指导性的文学；本来，若能出现具有永恒生命的艺术作品，是最理想不过的，但是以现今台湾的文学的一般水平来看，似乎还未达到这种境界。因此，或许台湾的文学仍处于“狗屎现实主义”的水平也说不定，以这层意义来说，出乎意料，西川氏的《时评》，似乎也说对了；然而，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就不该只指现实主义的“狗屎现实主义”了，包括感伤主义也一样，甚至于只要自称为浪漫主义的，也还是无法免于被指责的“假浪漫主义”吧!的确十分遗憾，台湾的文学毕竟还只是处于这种水平而已。 “世外民”的反驳文章还就“日本文学传统”问题指出了西川满的“假浪漫主义”的根本弱点。
西川满在《文艺时评》里提到了《源氏物语》，说什么“夸跃世界的《源氏物语》，绝对不是属于‘狗屎现实主义’之流的”。“世外民”就借着这《源氏物语》说话，指出，“《源氏物语》虽然是最优美的文学作品之一，但它毕竟只是表现‘万物的情韵’的文学；它所表现的是贵族们的嬉戏，全篇都在描写恋爱的饱足与本能的满足，这也正显示了日本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确有它特殊的发达方式。”然而，“世外民”指出，“为了使日本文学有更健全的发展，除了充分发挥《源氏物语》所固有的美学之外，也应该更进一步在文学上表现出正义的呐喊、建立明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等等。” 就是这“正义的呐喊”，就是这“明确的人生观与世界观”，使得“世外民”在文章中表现了当时台湾爱国文学家不屈从“皇民文学”的高贵的民族气节。西川满不是叫嚷着台湾岛上“下一代”的“青年”“早已在‘勤行报国’或“志愿兵”方面表现出热烈的行动了”吗?不是叫嚷着要台湾文学中的主流作家们不要“无视这种现实”而要“自觉”地描写这种“热烈的行动”，像那些“皇民文学”作家一样去写“皇民文学”作品吗?“世外民”回答说，台湾的爱国作家绝不写那种“虚假的东西”，“绝不降低格调”!“世外民”
写道： 虚假的效用，虽然在法律上是得以容许之事，但是只要有关于文学，则可有虚假的东西都是不得存在的。作者的虚假即使在作品中暂时得以成立，可是对于挚爱真理、只看重文学的真实性价值的人来说，这种虚伪的作品是一文不值的。因此，任何一部古今不朽的大作，都是作者灵魂的真实吐露；例如福楼贝尔就曾断言：“包法利夫人就是我!”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的结尾中，也滔滔不绝地论说自己的历史观，没有一部大作不是这样的。荷风也说过：“自从对于自己作为一个文学家之事感到莫大的羞耻以来，就自期自己的艺术品位至少要维持在江户作家的水平以上，绝不降低格调。” “世外民”在这里引出了日本作家永井荷风，认定永井荷风这番话主要是针对文学的真实性经常受到来自社会的制约和左右而发的苛责之言来说的。显然，“世外民”看重或者说推崇永井荷风，就是因为，永井荷风一生特立独行，绝不曲学阿世，而是坚持用自己的作品批判了日本现代社会的变化。特别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崛起的20世纪30年代以后，永井荷风违逆时代风潮，夜夜出没银座浅草等欢乐街，以斜里陋巷的风情来讽刺军国主义，写下了代表作《东绮谭》。太平洋战争时期，因为违抗“国策文学”
的作风，永井荷风失去了发表作品的园地，但是，这更鞭策了他，鼓舞他更加努力地从事创作。《断肠亭日记》是永井荷风留下来的有名的日记，日记中清楚地记录了他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不满和批判。“世外民”请出永井荷风来批驳西川满，寓意极深，无疑是在正告西川满之流，台湾爱国作家也会像永井荷风那样，“绝不降低格调”以趋时，以迎合并屈服于“皇民文学”。在当时的险恶环境里，能够这样勇敢地抗拒“皇民文学”，真是难能可贵。有感于此，我们再读“世外民”写下的一段话，就无异于是在聆听当年台湾文学家的庄重的宣言了： 文学家的使命是为真理而活；如果无法坚持为真理和正义而活，那么文学家情愿要选择与荷风相同的命运呢?还是自甘降低作品的格调呢?毕竟，文学家的生命还是在艺术作品本身；福楼贝尔因为发表了《包法利夫人》而被控以扰乱风俗的罪名，但这反而使他一跃成名；但是作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却深恐甚至极端厌恶其他的不纯要素介入艺术，当自己的作品被评为现实主义作品时，他极为愤怒，甚至说：“如果有钱的话，一定把《包法利夫人》全部买回来烧掉!” 文学作品是在无言之中雄辩地表现作家的价值的…… “世外民”
反驳西川满的文章发表后一个星期，在5月17日的《兴南新闻》的“学艺栏”里，发表了18岁的叶石涛的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给世外民的公开书》，不顾一切地为西川满辩护，为“皇民意识”“皇民文学”唱颂歌，进一步辱骂“狗屎现实主义”，并且指名道姓地威胁、恐吓抵制“皇民文学”的台湾爱国作家。 这个叶石涛何以区区18岁，身为中国人却站在日本殖民者一边为虎作伥?他怎么就中毒那么深?鉴于叶石涛的欺骗性，我们不得不说一下他写这《公开信》的背景。 叶石涛是台南的客籍人。在1983版的《文学回忆录》里他曾自豪地说到过他的家世：“我家住在台南府城也算书香书第拥有沃田几十甲，绝不是泛泛之辈，我自幼过的生活的确也是高人一等的。”在台南二中读书的时候，叶石涛写过两篇小说《妈祖祭》和《征台谭》，分别投稿给当时正由张文环主编的《台湾文学》和由西川满主编的《文艺台湾》，都没有被采用。他觉得自己的文学见解和《文艺台湾》相同，就又写成《林君寄来的信》，投给了《文艺台湾》。1942年12月13日，在台南公会堂，西川满等人作“大东亚文艺讲演会”的演讲。叶石涛因为上课没能赶上听讲，只在下课后赶上了“座谈会”。
一见面，西川满就告诉叶石涛，《林君寄来的信》已经决定刊登。西川满脱口而出的一番“红颜美少年”的美誉，竟使得叶石涛受宠若惊，以至于，都觉得自己的“来临”，“给座谈会带活力也似的”。在那本《文学回忆录》里，叶石涛还说到了他十分得意的一件事，那就是，当座谈会把话题转到日本作家庄司总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陈夫人》的时候，叶石涛“鼓起满腔愤怒，慷慨激昂的发言了”。他愤怒什么?那是因为，他认为，小说《陈夫人》“暗暗地主张的由‘日台通婚’使台湾人皇民化的一厢情意的企图也就在历史的事实之前变成明日黄花的、日本人殖民地统治失败的记录了”。他发了什么言?他当时是说：“我以为庄司的这部小说故意强调台湾人家庭生活邋遢的层面，无视于当局推行皇民化运动改善台湾人家庭的文化状态、卫生习惯的事实!”西川满当即表态：“叶君所说的正合吾意。把台湾人的生活丑化，不看传统优美的一面，尽是侮辱和诋毁，强调陋习，这不合皇民化之道。”听了这话，叶石涛说，他“心里很是受用”。当场，西川满聘定叶石涛毕业后到他主持的《文艺台湾》社去帮忙编务工作，月薪50圆。于是，1943年4月，不满18岁的叶石涛带着“一份温热的幻想”，到了西川满身边。
叶石涛折服于西川满的“脱俗而充满诗情的作风”和西川满“歌颂岛屿神秘之美的异国情调”。叶石涛又以为，在18岁的这个阶段里，自己“的确是一个国际人”。于是，他一再感谢西川满的师恩，奉西川满为“恩师”。他写的第二篇小说《春怨》，副标题就写的是“献给恩师”。小说里，西川满的形象一再被美化。54年之后，1997年，叶石涛在写《台湾文学入门》的答问时，还一再表示他钦佩西川满的“坚强的作家灵魂”，感谢西川满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出钱出力建立了日本文学一环的外地文学——台湾文学”。西川满当年也视叶石涛为“入门弟子”。当时，叶石涛还感激不尽的是西川满每个月还要单独请叶石涛到外面的餐馆吃一次饭。在西川满的影响下，叶石涛也承认，“对我还未能确立坚定的世界观，我的思想里充满着日本军国教育的遗毒”，他在《文艺台湾》里常看到所谓“皇民化文学”，“也并无‘深恶痛绝’的感觉”，甚至于，后来，在1944年《台湾文艺》11月号上，叶石涛还发表了一篇《米机败走》的文章，记述美军飞机被日本军机攻败的实况，形容日军的胜利是“龙卷风一般的万岁”
，而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和绢代先生远远地看见一架战机被击落，翻个斗坠落在学校后头的鱼，不觉拍手叫呼：‘万岁!万岁’”这就是“皇民文学”时期坚定地和西川满站在一条战线上的叶石涛!一个“参与了皇民文学运动”的叶石涛(这是陈芳明在《左翼台湾》一书里为叶石涛辩护的一种说法。陈芳明等是叶石涛的拜门弟子，“台独”文论的一员大将。《左翼台湾》于1998年出版。)! 现在，可以看看叶石涛是怎么向“世外民”反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