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二（3）
先声这个阶段，主要的课题是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 《台湾青年》自1920年7月16日创刊，到1922年2月15日第4卷第2号止，一共出版了18期。虽然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集中在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但也刊发了4篇关于文学的文章。除日人小野村林藏宗的《现代文艺的趋势》之外，其他3篇，即创刊号上的陈《文学与职务》，3卷3号上甘文芳的《实社会与文学》，4卷1号上陈端明的《日用文鼓吹论》，都借鉴了祖国的文学革命的经验，提出了问题。比如，陈端明说： 今之中国，豁然觉醒，久用白话文以期言文一致。而我台文人墨士，岂可袖手旁观，使万众有意难申乎，切望奋勇提倡，改革文学，以除此弊，俾可启民智，岂不妙乎? 但因文章本身仍然用文言文写成，而且刊物在东京出版，影响还是有限。 1922年4月1日，为从青年扩大宣传到一般社会大众，《台湾青年》改名《台湾》，由林呈禄任“主干”，即总编辑。第二年的1月号上，黄呈聪发表了《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一文，黄朝琴发表了《汉文字改革论》，这可以说是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先声。 黄呈聪和黄朝琴都是在日本早稻田大学读书的台湾留学生。
1922年6月，他们返回祖国大陆作了一次文化、文学之旅。祖国大陆开展的文学革命给了他们深刻的启发，《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和《汉文字改革》就是他们把自己在祖国大陆的见闻感想上升为改革台湾书面语言理念的两篇文字。他们不仅论述了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重大意义，而且阐明了台湾普及白话文的可能性。黄呈聪就说：“这是很容易做的，因为台湾的同胞学过汉文的人很多，并且喜爱看中国的白话小说，只要把这种精神引导去阅读中国新出版的各种科学及思想的书籍，便可以增长我们的见识了。” 第三、台湾文学革命进入到发难阶段，先驱者们开始倡导新文学了。 《台湾》杂志适应潮流，决定增刊发行半月刊《台湾民报》。1923年4月15日，《台湾民报》创刊，并全部采用了白话文。自此，《台湾民报》为台湾岛上的新文学革命作了全方位的准备工作。一是为了台湾文学革命提供新的语文、文体形式，二是为台湾文学革命引进祖国大陆文学革命成功的经验，如秀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的过去现在将来》、苏维霖的《二十年来的中国古文学及文学革命的略述》等文即是。另外就是作品介绍，如中国第一部白话剧本、胡适的《终身大事》，以及《李超传》等。
三是，开辟了《文艺专栏》，为台湾文学革命、台湾白话文学开辟了园地。事实上，《台湾民报》成了台湾新文学的摇篮。 1924年，正在北京求学的张我军身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痛感台湾的现状必须改变，在《台湾民报》上发表了《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和《糟糕的台湾文学界》两篇文章，正式拉开了台湾新文学的大幕。 《致台湾青年的一封信》发表在1924年4月21日《台湾民报》2卷7号。这是一篇向台湾的旧思想、旧文化、旧文学的战斗檄言。《糟糕的台湾文学界》发表在1924年11月27日的《台湾民报》2卷27号。这时，张我军已由北京归来，任《台湾民报》编辑。在这篇文章里，他猛烈地批判和讨伐了台湾的旧文学。 张我军的讨伐震撼了台湾的旧文学旧文坛，击中了“击钵吟”的要害。于是，以连雅堂为首的旧文学势力迫不及待地跳出来猖狂地进行了反扑。于是，新旧文学家就在激烈的论争中，展开了你死我活的较量。 第四、和祖国大陆文学革命的历史进程相似，台湾新文学发难之后，也激起旧文学的反扑，激烈的较量不可避免了。一个新的阶段由此开始。
1924年冬，台湾旧诗领头人连雅堂主编的《台湾诗荃》发表了他为林小眉的《台湾咏诗》写的《跋》，其中，有一段酷似林琴南攻击新文学口吻的文字：“今之学子，口未读六艺之书，目未接百家之论，耳未聆离骚乐府之音，而嚣嚣然曰，汉文可废，汉文可废，甚而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秕糠故籍，自命时髦，吾不知其所谓新者何在?其所谓新者，持西人小说戏剧之余焉，其一滴沾沾自喜，是诚井之蛙不足以语汪洋之海也噫。”这篇《跋》没有提“张我军”这三个字，实际上就是针对张我军的。 于是，张我军愤笔疾书《为台湾的文学界一哭》一文，发表在1924年12月11日的《台湾民报》2卷26号上，对连雅堂的攻击痛加驳斥。其一，声明反对旧文学不等于主张“汉文可废”。文章说：“请问我们这位大诗人，不知道是根据什么来断定提倡新文学，鼓吹新体诗的人，便都说汉文可废，便没有读过六艺之书和百家之论、离骚乐府之音：而你反对新文学，都读得满腹文章吗?”其二，揭露那些反对新文学的人而不知道新文学是什么。文章说：“他们对于新文学是门外汉，而他的言论是独断、是狂妄，明眼人一定不会被他所欺。”
“我想不到博学如此公，还会说出这样没道理，没常识的话，真是叫我欲替他辩解也无可辩解了。”有鉴于此，张我军说：“我能不为我们的文学界一哭吗?” 半个月后，张我军又写了《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和《绝无仅有的击钵吟的意义》两文，分别在《台湾民报》1925年1月的3卷1号、2号发表，深入地阐述了台湾文学革命的意义等问题。 在《请合力拆下这座败草丛中的破旧殿堂》一文里，张我军谈了三个问题： 1、台湾文学革命的必然趋势。 张我军从台湾文学与祖国的关系，指出了台湾文学的走向，文章说： 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什么影响、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 文章还指出，“回顾十年前，中国文学界起了一番大革命。新旧的论战虽激烈一时，然而垂死的旧文学”，“连招架之功也没有了”。“旧文学的殿堂，经了这阵暴风雨后，已破碎无遗了。一班新文学家已努力地在那里重建合乎现代人住的”“新文学的殿堂”。张我军认为，由于日本占领台湾，中国书籍流通不便，祖国大陆和台湾遂成了两个天地，而且“日深其鸿沟”。
于是，“中国旧文学的孽种，暗暗于败草丛中留下一座小小的殿堂——破旧的——以苟延其残喘，这就是台湾的旧文学。”现在，“本流”变了，“支流”必然变化，台湾旧文学殿堂的被“拆”，当然是指日可待之事，本着这种理念，张我军要效仿胡适了。胡适在《沁园春•誓诗》一词说：“文学革命何疑!且准备搴旗作健儿。要前空千古，下开百世，收他臭腐，还我神奇。为大中华，造就文学，此业吾曹欲让谁?”现在，张我军也很有使命感地表示： 我不敢以文学革命军的大将自居，不过是做一个导路小卒，引率文学革命军到台湾来，并且替它呐喊助攻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