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文学台独”言论批判之一（6）

有鉴于此，陈昭瑛揭露陈芳明“在台湾人和中国人之间制造了太多莫须有的对立”。 在“反殖民反专制：‘中国’的主体内容”里，陈昭瑛指出，她花了那么多篇幅，说明了，历史上，“台湾人(此处指百分之九十八的汉人)，曾坚守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对抗外来文化的侵略，自本省人丘逢甲、连横、吴浊流、庄垂胜、陈映真，以至外省人徐复观、胡秋原、尉天等等莫不如此，而陈芳明竟说她的“通篇文字里，中国并没有真正的主体内容。”这是为什么?陈昭瑛说：“问题恐怕出在陈芳明根本不承认中国会有主体内容。”这里有认识上的问题，也有认同的问题。于是—— 因为不认同中国，所以只从负面去认知中国，又由于只认知到负面的中国，于是更加强反中国的倾向。 在“发现真正的殖民史：原住民的悲哀”一节里，陈昭瑛批判的是把“台湾作家”与“外省作家”对立起来的陈芳明“不厌其烦虚构出来的外省人对本省人的殖民史……的虚伪性。

陈昭瑛写道： 由于被殖民的妄想和受害意识过于根深柢固，陈芳明无法发现台湾真正的殖民史，反而是倾向大中国的陈映真能够诚恳的反省这段历史，在为排湾族诗人莫那能诗集《美丽的稻穗》所写的长文中，他跳脱汉族本位，批判汉族政权对原住民的长期压迫，并且指出：“如果一定要在台湾生活中找‘民族压迫’的问题，那恰好不是什么‘中国民族’对‘台湾民族’的压迫，而是包括‘中国人’的，‘台湾人’的汉族对台湾原住民族的压迫。” 陈昭瑛警告陈芳明说： 如果一部分台湾人仍要继续以自外于汉族来回避汉族对原住民族的责任，则可以预期的是独立建国的狂热仍将淹没追求合理社会的欲望。 除了《中外文学》，当时，统派人物王晓波主编的《海峡评论》的4月号、5月号和7月号上，也发表了陈映真、王晓波、林书扬的三篇文章，回应了陈昭瑛的文章。对此，那时有人说，围绕着陈昭瑛的《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一文所展开的论战，是乡土文学论战之后最重要的文化论战。 陈映真的文章，是发表在1995年4月《海峡评论》52期上的《“台独”批判的若干理论问题——对陈昭瑛〈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之回应》。

陈映真的文章开篇是说： 十几年来，岛内“台独”运动有巨大的发展。到了今日，它已经俨然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一种不折不扣的意识形态霸权。在学术界、中研院和高等教育领域，“台独”派学者、教授、研究生和言论人，独占各种讲坛、学术会议、教育宣传和言论阵地。而滔滔士林，缄默退避者、曲学以阿世者、谄笑投机者不乏其人。 在这样的大背景中，读陈昭瑛的《论台湾和本土化运动：一个文化史的考察》，心情不免激动。 对陈昭瑛的论文《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陈映真从理论知识和治学议论的风格两个方面肯定了成绩和贡献，充分肯定她“为‘台独’批判论和民族团结论留下丰富的思想理论空间”，“开展了重要的视界”。对于陈昭瑛论文中值得商榷的地方，陈映真则展开了讨论。讨论涉及的问题有：一、关于台湾本土运动的“三阶段”论问题；二、是“异化”还是“否定的挫折”；三、关于“中心”(core)和“边陲”(periphery)；四、“台湾主体性”论的欺罔；五、批判“以台湾为中心”的意识形态霸权。 值得注意的是，陈映真在这里提出“以台湾为中心”的问题，是有很强的针对性的。

陈映真在文章里列举了许多事实后，还指出： 问题在于这几年，朝野上下、学术界、言论界都在极力、全面、不惮强调地侧重两岸民族“分离”、“分立”、“分治”的现实；侧重台湾自己“独自”、“独特”的“共同体”，同时也在全力、众口铄金地拒绝、排斥、否认民族团结和民族统一的展望；拒绝和否认中国大陆和台湾同为中国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否认、拒绝民族和解与统一的努力，千方百计延长对大陆的猜忌、鄙视和仇恨；千方百计使两岸分断永久化，丝毫没有弥补、发展和恢复两岸人民与民族同质性的恳愿和志向。 陈映真固然试图补正陈昭瑛的论文在学理上的部分疏漏之处，却还是要特别对陈昭瑛的反“台独”斗争表示自己的敬意。陈映真写道： 我不能不由衷地对陈昭瑛表示感谢。不仅仅感谢她对我的一些足以自诫的缺点所做的批评，还要感谢她对于我这一代人没有做好，失职失责，以至“台独论”猖狂，民族团结的展望受挫之时，在台大那样一个民族分离派占统治地位的学园，一个人挺身而出，理论和风格上都较好地提出了“台独”批判，很好地继承了台湾历史上光荣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当然，这感谢之情，含着一份对自己的羞惭与自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