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下载银行【downbank】 提供免费绿色软件下载-------------------------------------------------------------们理解有关处于政府最高发展阶段之上的美国立宪制民主的各种著述的方式。这样看来，这是一部令人不安的著作，因为它描述了一种深刻的、对于这个世界历史上最强有力的主权国家来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此外，它 还描述了一个开始进行第一场既没有任何边界、也没有任何胜利和失败标志的战争的国家。即使《新珍珠港》得到了它完全应得的、公众和媒体的充分关注，它也会改变一般的公众辩论，并且对人们揭示未来的方式产生积极的影响。的确，一本书具有这种有可能变成一种历史力量的潜能，这是非常罕见的。

《新珍珠港》之所以如此与众不同的原因在于，它根据最充分的学术超然精神，并通过对最高尚的学者美德——这是一种意愿，即无论证据和原因之路把研究者引向何方，都乐于使自己的探究遵循这种道路——的、具有典范性的展示，探讨了一个最敏感、最富有争议的领域：与9.11悲剧相关的政府官员行为所具有的广阔场景。在这里，它使我们看到的是一些具有爆炸性的目标；在这里，作者提出了对于我们在政府的一些部门的领导权之健全性和世界观的极度怀疑——这些部门对这个国家的行为和命运实施着最强有力的控制、特别是对国家安全领域实施着最强有力的控制：既包括控制一场海外的战争，也包括对国内遏制自由的行为所进行的控制。格里芬以非常卓越的方式提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论断，即赞同对整个9.11事件进行全面、不受任何限制、得到充分资助、从符合要求的角度来看非常杰出的调查——既弄清楚它是如何发生的、为什么会发生，同时也弄清楚人们为什么没有把国家安全体系的这样一种史无前例的崩溃，当作最迫切的国家重点问题而加以直接和充分的调查。

官方对9.11事件所做的各种说明漏洞太多，根本没有留下任何从表面看来合理连贯的叙述，而且，我们迄今为止一直在犹豫不决，似乎这些令人痛苦难忘的事件的真相已经不值得再讨论了。 根据自己的洞见和对布什政府全球安全政策的许多方面的切实把握，格里芬表明，［viii］正确地理解9.11事件，那怕这种理解为时已晚，也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即使一个并不具有一般的开放态度的读者之所以也能够理解格里芬的评价，也是因为一批又一批未经说明的事实，因为那些当权者为了阻碍独立的调查而做出的各种各样的努力，以及有关布什政府的那些核心成员在9.11事件之前所制定的、根据一份关于9.11事件的指令做他们现在恰恰正在做的事情的行动计划的证据，都是这种评价的依据。正像我已经指出的那样，人们只要有30％的接受力就可以了——这意味着，布什总统的几乎所有那些最武断和盲目的追随者，都会对本书的基本论断坚信不疑。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本书并不属于“有密谋色彩的理论”类型——正像格里芬本人已经指出的那样，它至少不属于人们通常在贬义上理解这个术语的时候所表示的那种密谋理论类型。

它是通过对美国政府所提供的官方说明，和可资利用的最可靠的消息之间存在的、为数众多的不一致之处的说明，对这种证据进行的、煞费苦心和严肃认真的正视。 当然，人们完全有理由对以下情况感到诧异，即假如从格里芬的证据所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个国家的人们此前为什么没有把这个本世纪最大的故事清楚地讲述出来。媒体界为什么保持麻木不仁的状态？作为政府的监督性分支机构、以保护美国人民为第一要务的国会，就充分发挥其职能而言为什么显得如此被动？为什么在惊人的内幕被曝光之后，一直没有任何坚持原则的公务员从高高在上的位子上引咎辞职？虽然几乎从9.11攻击事件之日起，各地的人们就一直在不断提出各种问题，有关官员串通一气的报道也不断出现——就欧洲而言情况尤其是如此，但是，据我所知，在格里芬之前，没有一个美国人具有这样的耐心、坚毅精神、勇气和才智，从而把这许许多多的零散片段通过一个连贯的说明表达出来。

就公众对国家政权的基本合法性的信任而言，人们在相信有关这种极度不安事件的各种观点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部分困难在于，他们所听到的最多的各种指责性声音，都是既刺耳又不负责任的，这就使他们很容易在并不考虑这些关注方式会不会导致有根据的调查的情况下，便把它们当作“妄想狂式的”或者“令人憎恶的”关注方式而拒绝考虑。相形之下，格里芬的探讨方式则是从容镇定的，他的论断也是前后一致和理由充足的，这使他的分析具有不容辩驳的说服力。 但是，就我们对9.11事件的理解而言，还是有一些令人棘手的势力在发挥阻碍作用的。自从9.11事件发生以来，主流媒体一直与政府合作精心制造一种爱国主义狂热［ix］情绪，使人们关于官方对这个国家的领导地位的任何一种怀疑都变成了对国家的不忠。诸如比尔·马厄（Bill Maher）这样的、曾经——即使只是偶然地——对官方报道提出质疑的某些媒体人物，都接到了解聘通知书、被划入另类并使之保持沉默，这表达了一种令人胆战心惊的、恐吓任何一个试图发表不同政见的人的信息。对美国国旗的挥舞变成了具有批判性和独立性的思想的替代品；诸如“把我们的观点统一起来”

这样的口号，也是被当作扼杀所有各种批判冲动的地毯式轰炸炸弹来使用的。这种把爱国主义等同于毫无保留地接受当前政府各项政策的、遏制思想的做法，一直是为了某些总统幕僚的利益而发挥作用的，这些人一直认为9.11事件并不是一场国家的悲剧，而是——用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费尔德在该事件两周年纪念的时候，与吉姆·莱勒（Jim Lehrer）所进行的一次电视访谈中所使用的话来说——“一次貌似灾祸的上帝赐福”。

随着这种以爱国为幌子谋取私利的人所祭起的符咒逐渐失去效力，另一种相关的、阻碍我们了解这种真相的动态开始发挥作用——这就是被精神病学家们描述为“否认”的动态。有关伊拉克的占领的各种讨厌的事实，使大多数美国人很难承认这包括一些年轻的美国人伤残和送命在内的整个事件，都是以这个国家的经过选举而出现的领导阶层对事实所作的、蓄意的曲解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他们很难承认这个事件是以下列观点为基础的：萨达姆·侯赛因应当对9.11事件负责。如果令人恐怖的9.11事件从一开始、或者说以前就很可能已经 被有意编织的各种谎言之网笼罩在重重迷雾之中，这种可能性是至关重要的，那么，这种令人讨厌的事态正在被放大为许多倍。有些人作出这种否认的部分冲动，在于他们竭力希望避免直接面对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镶嵌在控制我们的生活的政府权力结构之中的事实。对于这种已经在过去的几年之间使这个国家的良心和意识陷于瘫痪的集体性否认来说，格里芬这部著作是一付非常及时的解毒剂。它至少可以引起一场尽管现在看来为时已晚、但却远胜于根本不进行的辩论。托马斯·杰佛逊很久以前就曾经警告过我们：“自由的代价就是必须永远保持警惕。”

在美国发展的这样一个阶段，人们没有任何借口为某种政治清白姿态辩护，包括为毫无保留地接受对我们的政府的充分信赖的做法辩护。归根结底，对公众信念进行操纵的漫长历史毕竟是存在的——就那些有关战争和和平的问题而言，情况尤其是如此。历史学家们正在越来越多地一致认为下列事实都受到了操纵，即（1）、为了证明1898年开始进行的美西战争具有正义性，［x］对有关美国战舰缅因号被炸沉的事实的操纵；（2）、为了证明以前不得人心的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做法具有正义性，对有关日本人攻击珍珠港的事实的操纵；（3）、白宫为了证明把越南战争急剧推进到北越的做法的正义性，对有关1964年东京湾事件的事实的利用和操纵；（4）、还有最近的为了证明公然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的意愿对伊拉克宣战的做法的正义性，把伊拉克描绘成一座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兵工厂的做法。官方对诸如用原子弹轰炸广岛和长崎、暗杀肯尼迪总统这样一些历史事件的解释，也尚未经得起客观的学者们所进行的批判性审查。

就这些方面而言，美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的逐渐丧失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因而根本不仅仅是一种对当今与共和党右派联系在一起的领导人所进行的、具有党派偏见的谴责。不过，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它确实提出了一个具有根本性的、令人难以忘怀的问题。人们为什么应当把官方有关9.11事件的说明，当作神圣而不容质疑的说明来对待并信以为真，特别是为什么应当按照现状而把这种说明当作全部世界历史上的某些最危险的事件的根本原因来对待呢？ 正像格里芬已经表明的那样，即使为了得出所谓官方有关9.11事件的说明完全不值得相信这样的结论，也没有必要赞同所有各种可疑的推论。他的研究是建立在官方已经宣布发生的事件所具有的许多薄弱环节之累积性强烈影响之上的——这些薄弱环节与增强人们的注意力、促成攻击的可能性的几种行动迹象有关，与存在于政府和媒体关于这场攻击的描述和关于实际发生的事件的独立证据之间的、特殊的不一致有关，也与政府不愿意和人们所付出并已经逐渐增强的、进行探究的并不完备的努力进行合作有关。

本书的任何一个部分都可以证明格里芬的下列基本意向是正确的，即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都应当得到有关这个灾难性的日子为什么出现和如何出现的、具有综合性的、可信的、直截了当的说明。今天，走出这样一步，就可以具体展示本·富兰克林迄今为止仍然存在的智慧——当有人问他费城的立宪会议究竟得到了什么结果的时候，他回答说：“只要坚持做下去，它就会成为一个共和国。”

关于本书引 论

一直有人把9.11的攻击与日本人对珍珠港的攻击进行比较。例如，热衷进行调查的记者詹姆斯·班福德就曾经把布什总统的行为描绘成“处于今日珍珠港之中。”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以下简称CBS）新闻曾经报道说，在9月11日临上床之前，总统本人曾经在其日记之中写道：“21世纪的珍珠港事件已经在今天发生了。” 为了论证美国人对9.11事件的反应将会与其对珍珠港事件的反应相似，人们经常进行这 样的比较。在总统于2001年9月11日向全体国民发表演讲之后不久，亨利·基辛格就在一篇网上发表的文章之中指出：“政府应当负责进行某种系统的、人们可以希望用来终结对珍珠港的攻击方式的反应，应当负责摧毁对这种攻击负责的体系。” 在这场攻击刚刚结束便发表的一篇重要社论之中，《时代周刊》杂志强烈呼吁说：“这一回，我们再也不要愚蠢和虚夸不实地谈论‘调停’了。ˇˇ这是一个如果不培养狂暴就不可能将其作为耻辱传诸后世的日子。让我们培养狂暴吧。现在所需要的，是一种已经统一起来的、像美国人在珍珠港事件出现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愤怒那样的、可以发挥统一作用的愤怒。”

人们通过某些比较指出，9.11的攻击的确激起了某种反应，即呼吁美国运用其军事力量；这种反应与珍珠港事件所引起的反应非常相似。通过引用布什政府即将就任的高级官员在2000年所做出的一个预测，即除非出现“一场新的珍珠港事件”、否则他们所希望的变化就不可能出现 ，澳大利亚新闻记者约翰·皮尔格（John Pilger）写道：“2001年9月11日的攻击就提供了这种‘新珍珠港事件’。” 美国军事战略研究所的一位成员在9.11事件之后指出：“公众对军方行动的支持与其在珍珠港攻击之后所做出的反应非常相似。” 这些对9.11事件与珍珠港事件的比较看来并不是毫无根据的。所有的人实际上都一致承认，9.11事件是近来最重要的事件——无论对于美国人来说、还是对于世界上的其他人来说，情况都是如此。这次攻击已经为某些人对美国的公民自由进行意味深长的限制提供了基础（就像珍珠港事件导致了美国对那些日裔美籍公民的自由的种种限制那样） 。这些攻击也变成了由美国领导的、在全世界范围内“对恐怖主义宣战”的基础——其中既包括在阿富汗进行的战争，也同样包括在伊拉克进行的战争，它们是这场战争迄今为止的两个主要阶段。

［xii］此外，布什政府的“对恐怖主义宣战”还被许多人认为是某种更加具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托词。例如，菲利斯·本尼思（Phyllis Bennis）就曾经指出，9.11事件所导致的是“通过某种不受任何挑战的帝国法律，把外交政策强加给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当然，也有少数历史学家偶尔指出，美国的领导人很久以来就一直希望建立一个涵盖整个世界的帝国 。但是，绝大多数美国外交政策的批评者都认为，小布什政府的帝国主义、特别是自从9.11事件以来，已经变得更加明确、更加影响深远、更加傲慢自大了 。实际上，理查德·福尔克已经指出它是一种“全球统治方案” 。虽然在9.11之后曾经涌现出针对美国的善良意志，也出现过乐于接受其下列主张的愿望，即这种攻击使它有理由针对恐怖主义发动一场全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但是，这种善良意志很快就烟消云散了。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在比以往更加广泛、更加严厉地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这种批判的广泛和严厉程度甚至超过了对越战期间的美国的批判。然而，美国对所有这些批判的回答就是9.11事件。

例如，当欧洲人批评布什政府试图针对伊拉克进行战争的时候，就有几个支持这场战争的美国制造理由者通过指出欧洲人并没有忍受9.11攻击所造成的痛苦，来说明这种存在于观点方面的差异。

关于本书报刊界的失误(1)

即使假定了9.11事件在导致这种更加明确和更富有侵略性的帝国主义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某些观察家仍然指出，历史学家们应当回过头来把它看作是21世纪的真正开端 。不过，尽管人们实际上几乎一致认为9.11事件具有如此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公众对这个事件本身的仔细审查仍然是非常少见的。在对9.11攻击进行一周年纪念的时候，《纽约时报》曾经指出：“与人们于1912年在几个星期之内对泰坦尼克号事件的了解相比，虽然已经一年过去了，但人们对死在曼哈顿脚下的2801条生命的情况的了解仍然要少得多。” 情况之所以如 此，部分原因在于布什政府，因为后者主张任何一种调查都会分散人们对必须进行的“反恐怖主义战争”的注意力，因而抵制人们有关通过一项特别授权进行调查的呼吁。但是，公众之所以对9.11事件缺乏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下列事实，即《纽约时报》和其他主流报刊界成员并没有发表真实可信的调查报告，而这样的调查报告［xiii］本来是可以消除公众这种缺乏了解的状况的。此外，又过了一年以后，情况实际上仍然没有任何改变。

在2003年9月11日，一位为《费城每日新闻》撰稿的作家提出了下列问题：“为什么过去了730天以后，我们对当时所发生的情况的了解仍然如此之少呢？” 美国报刊界尤其没有提供任何有深度的调查——官方对所发生的事件的说明究竟是不是与人们可资利用的证据、与其他表面看来合理的证据相一致 。当然，许多报纸和电视节目提出过几个关于官方报道的令人不安的问题，表明这种报道有某些成分似乎没有道理、或者说似乎与某些事实相矛盾。但是，报刊界并没有使政府官员们直接面对这些矛盾和难以置信之处。此外，大众媒体也没有向公众提供任何具有综合性的、展示他们已经意识到的所有这些令人不安的问题的概述。一些新闻记者提供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报告，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获奖记者格里高里·帕拉斯特和加拿大获奖记者巴里·兹维克（参见注释16和18）。但是，即使人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报道，它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集体意识遗忘了——因为它们一直是以进行有勇气的卓越报道的个人产物的形式存在的，因而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显示出任何非常重要的意义。最后，虽然有许多在其他情况下可靠的个体提出了对这种官方说明的强烈批评，但大众媒体并没有把这些人的观点展示给公众。

的确，对这种官方说明的批评都具有煽动性，因为拒斥这种官方说明，就意味着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的领导者们对大众编造并且撒了一个弥天大谎。而且，绝大多数人会假设，如果他们确实编造了一个虚假的说明，那么，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共谋关系也必定会这样做。这种官方说明的绝大多数批评者所得出的结论也确实如此。这种结论当然是一种具有煽动性的指控。但是，假如我们的报刊界与在任总统也是共谋关系、因而根本无法对人们在对总统的严厉指控进行调查，那么，我们怎么能够声称我们拥有出版自由——即第四等级——呢？就水门事件丑闻而言，针对尼克松总统的各种指控就具有共谋性。就伊朗门事件而言，针对里根总统的各种指控也具有共谋性。然而，就所有这些情况而言，报刊界都把结果公布了出来（尽管就前两个个案而言，这种公布太晚了一些）。恰恰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最需要独立的报刊界。 ［xiv］但是，即使人们已经发现官方对9.11事件的说明是虚假的，报刊界也没有就这种事件履行自己的使命，其各方面的后果都是非常巨大的——与以前这些丑闻相比，情况更是如此。

有人曾经用官方对9.11事件的说明为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进行的战争辩护，而这些战争不仅导致了成千上万士兵的死亡，也导致了远比在9.11事件之中丧生的平民更多的无辜平民的死亡。有人曾经使用这种说明，为美国在全世界各种地方所进行的军事行动辩护——而其中的绝大多数军事行动都是美国人民所根本不了解的。有人曾经用它为美国的爱国法案辩护——而通过这种法案，美国人民的公民自由就被剥夺了。有人曾经用它为美国对关塔那摩湾 和其他地方的数不清的人们的无期监禁辩护。此外，与质疑克林顿总统有关其与莫妮卡·莱温斯基的关系相比，报刊界就9.11事件对布什总统的质疑要温和得多，而前者相形之下只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已。 就这个方面而言，有些局内人已经承认了美国媒体的失败。例如，有人引用CNN国际广播电台执行副总裁兼总经理里纳·戈尔顿（Rena Golden）在2002年8月的话说，无论就9.11事件而言、还是对于阿富汗战争来说，美国报刊界都会对自身进行审查。戈尔顿补充说，“无论是谁宣称美国报刊界不对自身进行审查，都是在耍弄人。

而且，这种情况并不仅限于CNN一家——任何一个新闻记者无论以什么方式介入9.11事件，都要承担部分责任。” 关于情况为什么会是这样，CBS新闻节目主持人丹·拉瑟指出： 南非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如果有人持不同意见，人们就会把燃烧的轮胎挂在这种人的脖子上。就某些方面而言这样做所导致的恐惧是，你在这里将会被在脖子上挂上东西，你将会由于缺少爱国心而在脖子上被挂上燃烧的轮胎。现在，使新闻记者们不能提出各种棘手的问题之中最棘手的问题的，就是这种恐惧。

关于本书报刊界的失误(2)

拉瑟的坦白确实至少可以部分说明报刊界为什么对质疑这种官方说明的做法保持缄默，考虑到新闻记者们因被认为不爱国而面临被解雇的危险，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这种官方说明的主要批评者之一蒂埃里·梅桑指出，美国人一直认为任何一种对这种官方说明的批评都不仅是不爱国，而且甚至是亵渎神圣的行为。梅桑提醒我们说，布什总统在9月12日曾经宣布过他那进行“一场里程碑式的、以善对恶的斗争”的基本倾向 。［xv］在 9月13日，他宣布明天将是为这次恐怖主义袭击的遇难者进行祈祷和纪念的国难日。而在9月14日，总统本人在比利·格雷厄姆、一位红衣主教、一位拉比、一位伊玛目、四位前总统和许多国会成员的环绕下，宣读了布道辞。在这篇布道辞之中，他指出： 我们所肩负的历史责任已经清楚了：那就是回击这些攻击、消除这个世界上的邪恶。诡秘行动者、欺骗者和谋杀者已经向我们宣战。我们国家虽然爱好和平，但如果有人激怒了她，她也会变得狂暴好斗。这个世界在每一代人期间都会产生出一些人类自由的敌人。他们已经在攻击美国，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是自由的家园、是自由的保护者。现在，我们的父辈的承诺就是我们时代的召唤。

我们恳求全能的上帝保护我们的国家、授予我们和平，并且解决所有各种即将到来的问题。愿他永远指引我们的国家。上帝赐福美利坚。 通过这种史无前例的、使美国总统从一座大教堂之中发表宣战辞的事件，梅桑评论说，“美国政府将其对这些事件的说法ˇˇ神圣化了。从那时起，任何一种质疑官方所表示的真相的做法都会被认为是亵渎神圣的行为。”

关于本书9.11事件与左派

如果提出关于这种官方报道的令人不安的问题，就会被认为是既不爱国又亵渎神圣，那么，正像里纳·戈尔顿和丹·拉瑟所承认的那样，美国报刊界的主流并没有提出这些问题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同样不值得大惊小怪的是，对各种政治事务进行评论的右翼人士、甚至中间派人士，也都没有提出关于这种官方说明的尖锐问题。人们甚至对下列情况也不必大惊小怪，即这些评论者当中——包括社会和政治伦理学教授琼·贝特克·爱尔斯坦在内——的某些人曾经宣称，有关官方共谋的指控已经超越了进行有理性的辩论的界限，因此，任何 一种表达这种指控的论断都有可能完全被忽略。通过准确地预测下列观点，即就这种攻击而言，包括总统在内的美国官员都“非常反常地”变成了共谋犯，爱尔斯坦补充说：“这种具有煽动性的疯狂行为已经超越了政治辩论的界限”，因而甚至是根本“不值得倾听的” 。从这种观点出发来看，人们根本没有必要考察这种官方说明的批评者们所提出的证据，尽管其中的某些批评者都是在邻近的大学之中教书的同辈知识分子——诸如两位非常受人尊重的加拿大学者，经济学家［xvi］米歇尔·乔休多夫斯基和社会哲学家约翰·麦克默特里的情况就是如此 。

虽然爱尔斯坦指出：“如果我们对事件的描述是错误的，我们的分析和伦理也同样会出错，” 但是，她显然认为人们没有必要考虑下列可能性，即官方对9.11事件的描述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尽管这种态度并不合适，当它在知识分子群体之中被表达出来的时候情况尤其是如此，但它却不会让人感到惊讶。 然而，真正令人惊讶的是美国政策的左派批评者们——他们几乎不担心会被人们说成不爱国或者亵渎神圣，在很大程度上、至少在公共话语领域之中，他们也不探讨官员进行共谋的可能性。 的确，这些批评者一直非常极端地批评布什政府对9.11事件做出反应的方式。特别是他们曾经指出，这个政府已经把9.11事件当作一个用来推行各种政策、采取某些行动的借口，而这些政策和行动与惩罚这种攻击的实施者、或者与预防将来诸如此类的攻击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他们甚至指出，其实早在这场攻击出现之前，其中的绝大多数政策和行动就已经被列入布什政府的议事日程之中了，因此，9.11事件并不是实施这些政策和行动的原因，而只不过是这种实施的托辞而已。这些批评者还认识到，美国过去曾经有许多次编造某种“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