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长成这个样子纯属随机。
作为一个学数学的学生，我对黑格尔的智力不大尊重。这不是出于狂妄，因为他不是，也不该是数学家学习的榜样。当你一步步回溯一件过去的事时，当然会知道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但是假如你在一步步经历一件当前的事，你就会对未来一无所知，顶多能当个事后诸葛亮，这一点在革命时期尤甚。假如黑格尔一步步活到了五七年，也绝不知为什么自己会被打成右派，更不知道自己将来是瘠死在北大荒了呢，还是熬了下来。我一步步从七三年活到了七四年，到X海鹰问我她是否盘亮那一秒钟前，还是一点也不知道自己会犯前结巴，假如我能知道，就会提前说道：“你盘亮”，以便了结此事；后来我更不知道自己到底会不会进学习班，一直熬到了七四年底，所有的学习班都解散了，才算如释重负。这说明一步步什么用也不顶。就算是黑格尔本人，也不能避免得罪X海鹰。我倒赞成塞利纳在那首诗里的概括，虽然这姓塞的是个流氓和卖国贼。
现在让我回答X海鹰当年的问题，我就不仅能答出“盘亮”，还能答出“条直”（身材好）等等黑话。除此之外，还要说她charming，sexy等等。总而言之，说什么都可以，一定要让她满意。X海鹰身材硕长，三围标准，脸也挺甜，说过头一点也不肉麻。除此之外，我的小命还在她手里捏着哪。现在说她漂亮意味着她可以去当大公司的公关小姐，挣大钱，嫁大款。除此之外，如果到美国去，只要上男教授的课，永远不会不及格；去考驾驶执照，不管车开得多糟都能通过。有这么多好事，她听了不会不高兴。但是在革命时期里，漂亮就意味着假如生在旧社会则一定会遭到地主老财的强奸，在越南打游击被美国鬼子逮住还要遭到轮奸。根据宣传材料，阶级敌人绝不是奸了就算，每次都是先奸后杀。所以漂亮的结果是要倒大霉，谁知道她喜欢不喜欢。
在革命时期里，漂亮不漂亮还会导出很复杂的伦理问题。首先，漂亮分为实际上漂亮和伦理上漂亮两种。实际上指三围和脸，伦理上指我们承认不承认。假如对方是反革命份子，不管三围和脸如何，都不能承认她漂亮，否则就是犯错误。因此就有：
1：假设我们是革命的一方，对方是反革命的一方，不管她实际上怎么样，我们不能承认她漂亮，否则就是堕落。
2：假设我们是反革命的一方，对方是革命的一方，只要对方实际上漂亮，我们就予承认，以便强奸她。
其它的情况不必再讲，仅从上述讨论就可以知道，在漂亮这个论域里，革命的一方很是吃亏，所以漂亮是个反革命的论域。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根据这些原理，我不敢质然说X海鹰漂亮。
我把X海鹰得罪了之后，对她解释过这些想法。她听了说：你别瞎扯了。后来我又对她说：你到底想让我说你漂亮还是不漂亮，应该事先告诉我。我的思想改造还没有完成，这些事搞不太清。她听了怒目圆睁，说道：我真想揍你一嘴巴！七四年春夏之交我把X海鹰得罪了的事就是这样的。更准确的说，这是四月中旬的事。后来她就打发我去给她买炒疙瘩，我又想往她饭盒里吐吐沫。但是这个阶段很快就过去了。
到了五月初，我到X海鹰那里受帮教时，她让我在板凳上座直，挺胸收腹，眼睛向前平视，双手放在膝盖中间，保持一个专注的模样。而她自己懒散的坐在椅子里，甚至躺在床上，监视着我。我的痔疮已经好了。除此之外，我还受过体操训练——靠墙根一站就是三小时，手腕绑在吊环上，脚上吊上两个壶铃；这是因为上中学时我们的体育老师看上了我的五短身材和柔韧性，叫我参加他的体操队，后来又发现我太软，老要打弯，就这样调理我。总而言之，这样的罪我受过，没有什么受不了的。除此之外，X海鹰老在盯着我，时不常的喝斥我几句。渐渐地我觉得这种喝斥有打情骂俏的意味。因为是一对男女在一间房子里独处，所以不管她怎么凶恶，都有打情骂俏的意味。鉴于我当时后进青年的地位，这样想实在有打肿了脸充胖子的嫌疑。
后来我到美国去，看过像《九周半》之类的书，又通读了弗洛伊德的著作。前者提供了一些感性的知识，后者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说法。这些知识和我们大有关系，因为在中国人与人的距离太近，在世界其它地方，除了性爱的伙伴不会有这么近，故而各种思想无不带有性爱的痕迹。弗洛伊德说，受虐狂是这样形成的：假如人处于一种不能克服的痛苦之中，就会爱上这种痛苦，把它看成幸福。从我个人的经历来看，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有关虐待狂形成的原因，他说得就不全对。除了先天的虐待狂之外，还有一种虐待狂是受虐狂招出来的。在这方面，可以举出好多例子。以下例子是从一本讲一九零五年日俄海战的书里摘出来的，当时日本人没有宣战，就把停在旅顺口外的俄国战舰干掉了好几条：
“帝俄海军将战舰泊于外海，且又不加防护，招人袭击。我帝国海军应招前往，赢得莫大光荣。”
按照这种说法，俄国人把军舰泊于外海不加防护，就好像是撅起了屁股。日本人的鱼雷艇是一队穿黑皮衣服的应招女郎，挥舞皮鞭赶去打他们的屁股，乃是提供一种性服务。这段叙述背后，有一种被人招了出来，无可奈何的心境。还有个例子是前纳粹分子写的书里说，看到犹太人被剃了大秃瓢，胸口戴着黄三角，乖乖的走路，心里就痒痒，觉得不能不过去在那些秃头顶上敲几个大包。假如这些例子还不够，你就去问问文化革命里的红卫兵干嘛要给“牛鬼蛇神”剃阴阳头，把他们的脸画得花花绿绿的——假如他们不是低头认罪的话，那些红卫兵心里怎会有这些妙不可言的念头？另一些例子是我们国家的一些知识分子，原本迂头迂脑，傻呼呼的，可爱极了。打了他一回，还说感觉好极了，巴不得什么时候再挨一下。领导上怎能抗拒这种诱惑呢？所以就把他们打成右派了。我看到毡巴白白净净，手无缚鸡之力，也觉得他可爱极了，不打他一下就对不起他。而我在X海鹰那里受帮教时，因为内心紧张，所以木木痴痴，呆呆傻傻，也就难怪她要虐待我了。这些解释其实可以概括为一句：假如某人总中负彩，他就会变成受虐狂。假如某人总中正彩，她就会变成虐待狂。其它解释纯属多余。
X海鹰出门的时候，只要我不当班，就要把我带上。我说：原来你不是把我锁起来的吗？她说：原来锁，现在不；因为“你翻我抽屉”。就这样把我带到公司团委去。别人见了就问她：这小伙子是谁？X海鹰说：我们厂的一个后进青年，叫王二。听见这样的介绍，我就出了神。直到她叫我：王二，把你干的坏事说说！才回过神来。然后我就简约的介绍道：我把我们厂团支委毡巴的一条肋骨打断了。她说：讲得仔细一点！我就说：是这样子的，我扭住了毡巴的领子，第一拳打中他的右眼，第二拳打中了他左眼，以后的拳头都打在他软肋上……X海鹰说：够了！你到外面等我罢。于是我到办公室外面去站着，叉手于胸，听见里面嘻嘻哈哈的笑。
X海鹰去公司时，骑一辆自行车，我跑步跟在后面。为了躲老鲁，我把自行车搁在隔壁酒厂了，假如爬墙距离很近，要是从地面走就很远。我跑步时，像一切身体健壮的小个子一样，双臂紧贴身体，步伐紧凑，这样能显得高一点。跟在X海鹰背后时，更显得像个马弁。跑着跑着就会唱出一支歌来，是歌剧《阿伊达》中奴隶们的合唱——这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像个奴隶。我这个人的最大缺陷还不是色盲，而是音盲。从来没有任何人能听出我在唱什么。这就是说，在任何时期，任何时代，我想唱什么都自由。当然，我唱起来也是绝对的难听。但我不是文字盲，也就是说，我写出的文字别人能够看懂。这就是说，我不是在什么时候想写什么都自由。除了不自由，我还不能保证自己写出的东西一定会好看。照我看这一条最糟糕。
我在X海鹰面前坐得笔直笔直时，我们俩之间就逐渐无话可说了。与此同时，那间小房子里逐渐变绿了。这是因为院子里那些饱经沧桑的树逐渐长出了叶子，那些叶子往窗户里反光。那些树叫“什么榆”，“什么梅”等等，都是些很难记住的名字，一棵棵罗锅的罗锅，驼背的驼背，都像一些小老头；那些树上的肉瘤就像寿星老多肉的额头。人家说，不管什么动物，都是阉了以后活得长。所以我怀疑这些树都被阉过。院里还有一棵赤杨树，长得极疯，大概不会比我更老，已经长得一个人都抱不过来；树身开裂，流出好几道暗色的水来，这棵树肯定没有阉过。那棵树老长毛毛虫，不像那些榆啦，梅啦，什么都不长。我在那张凳子上直着脖子看树长叶子，看到入神时，常常忘了自己是谁，更忘了X海鹰是谁，与此同时，我倒记住了院子里每一棵树的模样。冬天下雪后，有人把雪堆在树根下。庭院深深不见天日，雪也经久不化，只是逐渐变得乌黑，向下缩去，最后变成了一层泥。到了这个时候，所有该长的叶子都长了出来，院子也变成了一片浓绿。这个院子原有的臭气都渗到树叶里，看不到了。相反倒能闻见一股叶子的清新气。这时候我影影绰绰的想到：我和树木之间可能有血缘关系——我是多么喜欢树呀！身为一棵树，遇到什么都可以泰然处之了。七四年春天的事就是这样的。
后来我和我老婆到英国去玩时，骑着租来的自行车走在英格兰乡间窄窄的公路上。走到一个地方，看到路边上围栏里一大片树林子。她说钻进去，我们就钻进围栏。进去以后遇到一条大狗。我狠狠的瞪了它一眼，把它瞪跑了。然后我们就钻到林子里去，这里一片浓绿，还充满了白色的雾。我老婆大叫一声：好一片林子呀！咱们坏一坏吧！于是我们就坏了起来。享受一个带有雾气，青草气息和寂静无声的性。坏完以后，又在林子里到处遛。忽然又碰上了那条狗，这会我再瞪它，它却不跑了，反而汪汪的叫。然后那狗背后就钻出个人来，肘弯里挎着双筒猎枪。那人使劲看了我们一眼（这时候我们俩身上除了鸡皮疙瘩一无所有），然后无声的笑了一笑，说道：穿上衣服，来喝咖啡。喝咖啡的时候那人老憋不住要笑，我老婆却镇定如常。临走时还问他吃糖不吃。那是个香蕉脸的老头子。把我们送出大门时，他偷偷对我说：你老婆真了不起。而我从始至终一言不发，保持了泰然自若的态度。等到出了他家的门，我才发现自己一直在想：要把他那条猎枪夺过来，给他当胸一枪。这种事干起来当然是很不好的，最起码可以叫做以怨报德。但只是想想就没有什么不好了。
七四年春天我坐在椅子上看院子里的树，一言不发。X海鹰躺在床上看手表，到了一定的时候跳起来说：走！我就跟她走，跟在自行车背后跑步，从来不问她到哪里去。或者眼看天色向晚，她坐起来递给我个饭盒，说：“打饭”，我就出去给她打一份炒疙瘩来，虽然我也想问问她，成天吃这一种东西腻不腻，但我从来不问。等到天黑以后，她伸个懒腰说：困了；我就走出这个房子，小心的把房门带上，自己回家去了。
X海鹰和我说话时越来越简约，而且逐渐没有了主语。比方说，叫我坐直，就说：“坐直”，叫我给她打饭，就说：“打饭”！叫我跟她走，就说：“走”，这些话言简意赅，但是我逐渐不知道我是谁了。后来她逐渐连话都不说了，改为用手势：让我坐直往上一指，让我去打饭就指指饭盒，让我回家去就指指门，让我跟她走，什么都不用说，我自然会跟上。她指指嘴，我就开始讲自己过去遇到的事情。这样在她面前我的内心就一片空明，到了该做什么的时候自然会做。在这些简单的动作里逐渐产生了乐趣，而且经久不衰。我常常梦到X海鹰，把她吊在一棵歪脖树上，先亲吻，爱抚，然后剥光她的衣服，强奸她。我就这样地爱X海鹰，因为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六七年我把“拿起笔做刀枪”招到家里来的事可以这样解释：我用这种方法给自己争到了一片领地。虽然这座楼在别人的围困之下，但是他们还没攻进来。虽然这楼里除了我还有别人，但是他们和我是一伙的，这个楼怎么说都有我的一份。虽然得到这座楼的方式不大合法，但是当时也没有合法的事。最主要的是在这里我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但是第一件事就是不能让人冲进来，把它从我手里抢回去。所以我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修成铜墙铁壁。为此我已经竭尽全力，但是还是不能保住它。后来我就再也没有过属于我的领地。
我在那座楼里战斗时，精神亢奋，做每件事都有快感。那时我一天干的工作，现在一年也干不完（假设是给公家干）。假如让弗洛伊德解释，他会说因为我当时年龄太小，处于性欲的肛门时期，因为性欲无处发泄，所以斗志昂扬。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对。屁眼太小，不足以解释我当年的昂扬斗志。
我们守在那座楼里时，夜里没有太多的事，只是不能睡死了，叫人家摸了营去。所以打盹时，都是两个人一对背抵背。有个女大学生，不是姓黄，就是姓蓝，再不就是姓洪，总之是一种颜色，每回我都和她抵背。晚上睡着时是抵着的，早上醒时准是搂在一起。有时脸还贴在她乳房上。这件事也能说明我不是在肛门时期。
假如我本人也能算个例子的话，就可以证明男人的性欲从来就没有过一个肛门时期，只有过自命不凡的时期。那个时候看不起一切和自己不一样的人，包括老头，老太太，小孩子，还包括和自己最不一样的人——女孩子。虽然心里很想和她们玩玩，嘴头上又不承认。
我干的最糟糕的事，就是告诉了X海鹰有姓颜色的大学生这个人，还告诉她说，姓颜色的大学生梳了两条辨子，后脑勺枕起来像个棕织的垫子。后来她就老问那姓颜色的是怎么一个人，简直麻烦得要命。我早就告诉了她，姓颜色的大学生是个女的，她还是问个不休，老打听那个人在哪里，好像要搞同性恋一样。
有关那位姓颜色的女大学生，有一点需要补充的地方，那就是在我清醒的时候，也觉得她挺麻烦的。比方说，我正在五楼顶上和一伙人汗流浃背地布置滚木檑石，准备把进犯者通通砸死，忽听她在二楼叫我，就急星火撩地跑了去。你猜是叫我干啥罢——叫我吃面条。我留在这楼里，破坏了自己的房子，出卖了自己家的利益，还长了一身虱子，就是为了吃这种没油没盐盛在茶缸里的面条吗？我对她很反感，觉得她婆婆妈妈的。但这是我清醒时候的事。到了我睡着，或是自以为睡着了的时候，就和她拥抱，接吻，用双手爱抚她的乳房。干这种事时，她老掐我的胳膊，第二天胳臂上青印累累。这说明这样的事发生过。但是不管她怎么掐，我都没有醒来。除了没有醒，别的事都和醒着时一样。比方说，过道里点了一盏马灯，灯光一会儿红，一会黄，游移不定。地下有好多草垫子，给人一种建筑工地的印象。我一点没觉得是在我住了十几年的家里。姓颜色的大学生嘴里有一股奶油软糖的味道。她乳罩左边有四个扣子，解起来麻烦无比。在那方寸之地集中的扣子比我全身剩下的扣子还多，这说明女人简直是不能沾。我已经决定把这当一场梦，不管她怎么掐，都不肯醒来。这件事我没有告诉X海鹰，任凭她怎么问。我觉得把这种事告诉她不适宜。
姓颜色的大学生长得很漂亮，眉毛和头发都很黑，皮肤很白。我和她亲近时总是要勃起，而且我也知道勃起了是要干什么；但我就是不肯干。她怎么也想不到我为什么不肯——我是害怕暴露了自己是个湿被套。弄完了湿呼呼的甚是麻烦。假如她能想得到，就提早会安慰我说：这不要紧，反正大家都是湿被套，而且她不怕麻烦。后来她和我说过这样的话，但是这也是很后来的事了。当时我正忙着策划各种行动，晚上从地沟爬到校工厂里去，把各种工具偷回来，把我那座楼改造成个白蚁窝。我有一个计划，想把我们楼地下再挖两层，地上再加一层，为此已经运来了两吨钢管，还有好多水泥和钢筋。假如这个计划完成了，就可以在这里守到二十一世纪。但是这个计划没完成。
我给X海鹰讲六七年的事，一讲到姓颜色的大学生就算告一段落。从此她对别的事就不再关心，只问这一件事。我自己以为我的主要问题是打了毡巴，而我打他的原因是我爱他。但是这些话X海鹰连听都不要听。她总和我说这一句话：交待你和“姓颜色”的问题，别的事不要讲了！
我说过，小的时候我到处去捉蜻蜓准备放在我的电源上电死，那时候我手里提着一个铁窗纱的笼子，手指中间还夹着一根粘杆。我可以悄悄走到一只停在枝头的蜻蜓背后，伸手去捏它的尾巴，也可以用杆头的胶去粘它的翅膀。不管你怎样捕获它，总要在慢慢伸出手的同时，与它目光相接。在一片金色的朦胧下，蜻蜓有成千上万只细碎的蓝眼睛，但是没有一只是管用的。每次我逮住一只蜻蜓，都要带着一声叹息把它放在笼子里。后来我的笼子里就有了好多红蜻蜓，蓝蜻蜓，还有一种古铜色的蜻蜓，我们叫它老仔。它们鼓动着翅膀，在被电死之前，翻翻滚滚。当然，我也可以不捉蜻蜓，让它们继续在天上飞。但是这样一来，我就无事可干。
小时候我逮到一只蜻蜓之后，把它拿在手里，逼视它的眼睛。这时候复眼表面的朦胧就消失得无影无踪，里面每只眼睛都放到了拳头那么大。在那一瞬间，蜻蜓也丧失了挣扎的勇气。小时候我心地残忍，杀气极浓，这一点叫我终身难忘。这件事说明，虽然我一生的主题是悲观绝望，但还有一种气质在主题之外。这种气质在我挥拳痛殴毡巴时，在我参加战斗时，还有在我电死蜻蜓时才会发挥出来。
除了那台电死了无数蜻蜓的电源，我还造过一台百发百中的投石机。后来我也想过，那些被我们从楼顶上打下去的人都怎样了，不过那都是好几年以后的事。经过一番计算，得出一个触目惊心的结论：假如那些人没有死，起码也负了重伤。因为投石机射出的石弹最起码也带有几千焦耳的能量，被这么多能量打中了胸口想要毫发无伤，不管穿什么盔甲都是不可能的事；更何况还要头朝下的从五层楼上摔下去。虽然为了防着这种事，楼四周都张了绳网，但是头朝下摔到网上也有可能会扭断脖子。把一切情况都算上，挨上一弹而丧命的概率最起码是百分之十五。这个结论使我很不高兴，但这也是很后来的事。当时没有人为死了人而伤心。当时是革命时期，革命时期没有人会真的死。在革命时期里杀掉了对方一个人，就如在工商社会里赚到了十几块钱一样高兴。在革命时期自己失掉了一个人，就如损失了十几块钱，有点伤心。这时候我们背上一段毛主席语录：“这种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种方法寄托我们的哀思……”，然后就一点也不伤心，因为伤心被这种程式消化了。这种种程式就是高级智能。因为有了这种种程式，好多东西失去了它本来的意义——连死都不真了。
但多少还有些真实的东西：我入了迷地造一架完美的投石机（那东西是用来打死人的，但我当时完全没有想到它会打死人）；在睡梦中和姓颜色的女大学生拥抱接吻，导致了梦遗。这些事情虽然古怪，但是真实性就在古怪之中。我还记得姓颜色的大学生乳房像两个桃子，每天早上醒来时眼睛都又红又肿；她把我掐得也真够疼的。这就是真的东西。因为毕竟还有真的东西，所以活着还是值得的。我告诉X海鹰这些事，是要说明在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姓颜色的大学生在我胸中只是很多事中的一件，但是她连听都不要听。
六七年秋天的清晨，你到我长大的那所大学去，可以看到我们家过去住的那座楼房呈现出一种怪模样，以前它不是这样，后来也不是这样。有一个小个子从窗口爬出去，上了没有瓦片的楼顶上从容不迫地走着，脸上蒙了一条黑纱巾。那个人就是我。我对对面楼上打来的砖头不屑一顾，就算有一块大砖头就要击中我的头，也只稍稍弓一下腰，让它擦过我的领子；就这样向最高处走去。当时没有任何事情让我害怕。我脸上蒙着姓颜色的大学生的纱巾，它带有一点甜甜的香味，还有发丝沙沙的感觉。后来我走到最高的地方，伸了个懒腰，看到四周朝雾初升，所有的楼房都裸出了水泥的骨架，露出了黑洞洞的窗口，好像刚发了一场大水。空气是黄澄澄的，好像溶化了铁锈的水。这种景象就像后来在美国看的那些劫后余生的电影一样。我发誓，再没有一种景色让我这样满意了。
姓颜色的大学生从窗口爬上楼顶时不敢睁眼睛，需要有个人在一边拉着她的手引她到该抓的地方，然后再爬下去，托她的脚到该蹬的地方。这个过程就像把一个大包裹拖上楼去时一样，那个人手里还要拿一根镐把，因为对面楼上的人看到有人以近似静止的速度顺着脚手梯往上爬，就会用大弹弓打。他们投射过来的砖头飞到这里时速度已经相当慢，可以用木棍一一击落，但是也需要眼明手快。这个人通常是我。我从来没见过比她更笨的爬楼的人，而且她还敢说我是个小叭狗。她简直又累赘，又讨厌，十分可恨。但是后来我很爱她。这说明可恨和可爱原本就分不清。
我和姓颜色的大学生爬地沟到海淀镇去买大饼，那些地沟是砖头砌成，顶上盖着水泥板。从里面用灯光照着时，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