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
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打击，但我在官场上有迟钝的一面，对于这项贬职，无动于衷，真的认为，一个革命青年不应该计较任何名分。不过，不久我从内心里开始改变，这改变虽不能使我重视官位，但却发现上进的重要，人生最大、最新的诱惑，在引导着我踉跄迈步。
那时候，战时陪都重庆，有一个中央训练团。这是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基地，分别从全国各地选拔党、政、军优秀干部，到重庆参加有时是一个月、有时是三个月的中央训练团，使他们能和中央高级官员亲近，产生一种敬畏的向心力。我不久就被保送受训，坐火车到宝鸡（就是秦穆公发现神鸡的地方），在宝鸡转乘四天路程的长途汽车，到达重庆。
重庆这个战时首都，街道像旧金山一样，高高低低，一年之中，约有六个月的漫长时间大雾迷漫，对健康非常不利。可是，抗战初期，用雷达投掷炸弹的设备还没有发明，全靠飞行员的目击，所以雾季反而成了这个山城的保护网，至少六个月内，不会发生空袭。而另外六个月的晴朗天气，则是“跑警报”季节。家家户户都有一个防空袋，里面装着一天的民生必需用品，机关职员甚至于还带着必须处理的公文。每天早上都先仰望山头挂的警报风球：当出现一个球时，表示日本飞机已从武汉机场起飞；当出现两个球时，表示日机已进入四川省境；当出现三个球时，表示日机已接近重庆，或已在重庆上空。往往，太阳还没有出山，一个球已经升起，空袭警报发出像受伤的野狼一样的哀号，然后，全城的人都逃出家门，奔向附近的防空洞。重庆建筑在山脊两侧，所以防空洞既普遍又坚硬，从来没有发生被炸塌的事情。
可是，就在我去的那年六月，碰上大隧道惨案。大隧道是指重庆山脊惟一的一条防空洞，几乎是把山掏空，从西方的入口到东方的出口，长度大约有好几公里，每隔一段距离，开一个洞门，供民众进出。惨案发生的那天，日本飞机从上午即行轰炸，全城在隆隆巨响之下发抖。那时候的中国，已经没有防空的能力，日军有时候只保持一架轰炸机或战斗机在上空盘旋，就足以使山城变成死城。大隧道中既潮湿，空气又不流通，避难的人又拥挤不堪，空气不足，每一个洞口都放下栅栏，加上铁锁，防止市民在空袭期间到街上乱跑，引起日机的投弹和扫射。到了下午时分，隧道里的男女发出呼号，要求出来。可是，把守洞口的士兵没有一个人动心。等到晚上，日机离去时，已经没有几个人能活着出来了。这是中国防空史上最大的一个耻辱，事后好像只把卫戍司令刘峙免职。刘峙是国民政府中有名的饭桶将军，他除了拍马逢迎外，什么都不会。惨案虽然使他去职，但依照传统官场文化，他不久就另有新职，而且是升了官。
最感荣耀的一件事，是和蒋中正躲在同一个防空洞。那次空袭，发生在上午十时，中央训练团在重庆浮图关下，警报响起时，我们被带进一个庞大无比的半隧道之中，三面都是天然岩石，侧面开向山谷，面积足有几十个足球场那么大。当我们在所携带的小凳子上坐定以后，看到蒋中正在护卫之下走进来，洞的深处摆了张大桌子，桌子旁有一张藤椅，他就在那藤椅上坐下，卫士们四周站立。不久，轰炸开始，大家可以听到远远的重庆市区的爆炸声。我仔细地观察领袖，发现他镇定如恒。我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如果这次把他炸死，历史上不知道怎么样描述这一幕，又怎么描述我们这些陪死的无名小卒。
中央训练团使学员产生向心力，蒋中正把他的照片送给每一个学员，而且亲自一一点名。送给学员的照片，确实使人动容，最高领袖权势大到没有极限的时代，家里如果挂一张蒋中正签名盖章的照片（当然是别人代签代盖），不但是一种光荣，也多少有一点保护作用，使一些小头小脸的牛鬼蛇神有所顾忌。至于点名，那就跟普通军队里、学校里的点名一样，蒋中正拿着十行纸写出的名册，然后一一呼叫：
“张三同志！”
“李四同志！”
张三、李四就立正，举起右手，高声答应：
“有！”
然后，蒋中正就往张三、李四脸上、身上，打量一两秒钟，在名册上用红笔点上一点，或打一个勾。那些来自低层的干部，没有比这时候跟英明领袖更亲近了。这种点名方法比赠送照片，更能使人产生预期的效果。有一次，一个在陕西工作的同学，在吃饭的时候还在喜不自胜地呢喃着说：
“点名之后，领袖对我有了印象。”
突然之间，我反应说：
“放心吧，领袖对你不会有印象，点名是叫你对领袖有印象。”
一句话说完，全桌同学都呆住了。有的人急忙把筷子放下，好像大祸就要临头，我也察觉到自己的失言。这时候，同桌上一位官阶上校的分队长，用筷子做个手势，叫大家继续吃饭。然后，他莞尔一笑，对我说：
“你的嘴太快了，已快到足以断送自己的地步。”
我只是想一语点破那位同学的冥顽，全没有想到它的危险性。我赶紧低下头，以这位分队长的话作为勉励，立志不再多嘴。可惜，我是一个没有福气的人，个性使我不吐不快。后来，遇事不但仍然说出来，更糟糕的是，甚至还用笔写出来。
本书由
开始用假证件
在重庆一个月期间，思想发生急剧变化，使我回忆到长沙大火之夜，在我之前，有一个年纪比我大将近十岁的同学，他是一个大学毕业生，当中央团部秘书汤如炎询问他愿不愿意到沦陷区工作时，他坚决表示希望留在中央团部工作，我暗中讥笑他是一个懦夫和老奸巨猾。这次，我到了中央，才发现世界之大，不是我这个地方性的小干部所可以想象的。那位自请留在中央团部工作的同学，因为有好的资历，已经当了组织处一个组的副组长，手握全国工作干部的升迁调补，趾高气扬，已没有一点同学的情谊。而其他珞珈山的同学中，也有六七位被中央团部保送到复旦大学（重庆）、四川大学（成都）、武汉大学（乐山）。他们一个个神采奕奕，一旦大学毕业，就跟一九八年代一旦取得博士学位一样，前途似锦。而我不过是一个高中二年级肄业的地方性土包子小干部，我发现当初长官们勉励我们献身革命、不必继续读书的训话（因为革命就是大学），是一种欺诈。这使我改变志向，一定要上大学，即令是上一天大学，只要履历表上学历栏可以写上“大学肄业”，也比“高中肄业”体面。
在离开重庆前的那几天，我疯狂地寻觅上大学的路径，终于发现根本不可能，因为我没有高中毕业或高中二年级肄业期满的证件，而且，即使有，中央团部也不可能无缘无故保送千里外的一个低级地方干部。
我绝望地回到偃师，觉得眼前一片漆黑。我不甘心这样被低学历所吞没，所以继续不断地解决我的困难，决定参加明年“西北区大专院校联合招考”。于是，我重新收拾起我那残破不堪的功课，故技重施，再演习一遍几何，再背一篇英文作文。我刻苦到连晚上睡觉，都不停地自言自语。其次，我要找一个假证件报名。一个朋友把我辗转介绍到洛阳城南五公里一个村子里的另一位朋友，说他可以给我一张证件，只要花五块钱银元就可以了。我千难万难地凑了五块银元，到了月底取件的那一天，拿着银元徒步前往，一路上心跳不断加速，这是决定我一生前途的一张纸。我不知道是哪个学校，也不知道能不能买到手，万一对方没有呢？那我怎么办？我从来没有这样焦虑过。原野上行人很少，小径旁边就有一座小小的土地神庙，我站在庙前，用最虔敬的心情祈祷：
“请你保佑，给我一张证件吧！”
我买到的证件是一张甘肃省立天水中学二年级肄业期满证书。甘肃在哪里？天水在哪里？都远在西疆天边。已经管不了那么多，我就用这个证件，参加西北区大专联考。
考过之后，静等着放榜，这是人生最难度的一刻。我坐卧不安，吃不下饭，而且一想到不被录取后的日子，就一阵阵地晕眩。
就在发榜的前一天，信步走到一个市场，看见一间小屋里有一位算命先生，我不安地走进去，问说：
“先生，考学校的事可以问吗？”
那位盲卜师声如洪钟地说：
“可以。”
我交过钱，摇过六爻课。盲卜师根据我正面（字）、反面（闷）的口述，仔细推敲，然后说：
“考什么学校？”
“我参加西北区大专联考，不知道能不能考取。”
“可以考取，”盲卜师用扇子敲着桌面说，“不过，很靠后了！”
我狂喜地跳起来，又回头问一声：
“你的卦准吗？”
“当然准！”盲卜师严肃地说，“不准，砸我的摊子。”
盲卜师的自信，也感染到了我。可是，出门走了几步，又恢复了茫然。算卦到底是算卦，万一考不取，砸了摊子又有什么用？我又像个泄了气的皮球，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第二天，我前去看榜，发现我被分发到省立甘肃学院（若干年后改为国立兰州大学）法律系。我当然高兴，但也若有所失，再想不到盲卜师的“很靠后面”指的是学校名次，不是指个人名次。西北共有九个院校——国立西北大学、国立河南大学、国立西北农学院……而甘肃学院是所有院校中最末尾的一个。兰州在西部一千多公里以外，那时候还没有铁路可通，坐长途汽车要整整四天。但我没有选择的余地，决定抛弃一切，西奔前程。
我到了甘肃学院，就在办理注册登记时，注册组一位组员翻看我的文件，露出很深的困惑神色，问我说：
“你在天水中学念过书吗？”
“念过！”但我心跳起来。
“民国二十八年有二年级吗？”他沉吟说。
“有。”我开始浑身发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