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节

口袋里，坐在一个墙角，很久很久都站不起来。我不仅后悔写这封信，而且还非常害怕公布在“女师”墙上那封自己写的信流落出校门，落到父亲之手，或落在开封高中同学之手。同时我也非常痛恨这一位叫何玉倩的女生，竟用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手段，而只不过为了炫耀她自己曾经被男生追过。

这件事终于悄悄消失，我也渐渐地恢复正常，但不会忘记这次打击。这使我一辈子坚持一项做人的原则：绝不利用朋友的真情善意，来达到自私的目的，因为我曾受其害。

不管怎么说，这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恋爱就这么灰头土脸地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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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

就在被第一次恋爱搞得昏头转向的时候，这个拥有五千年历史的古老中国，正遍地沸腾——贫民饥饿沸腾，抵抗日本侵略沸腾，共产党武装革命沸腾，全国人民抗日情绪沸腾——而且，都到了临界点。当时的我所知不多。一年以前读百泉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发现很多人挤在布告栏前，仰头观看全校惟一的一份报纸，头条的标题是：政治会议通过根绝赤祸案。

政治会议是什么？谁也不知道，但是却知道“赤祸”＊就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共匪”＊。共产党怎么被称为“共匪”＊也没有一个同学了解。只知道共产党的军队在江西省组织了苏维埃共和国政府，突破中央军的重重包围，翻山越岭，向西穿过湖南省、四川省，越过秦岭，进入荒凉的陕北，另组陕甘宁边区政府。虽然这是一场又一场的血战，但距河南却遥远得很，对于一个十七八岁的孩子来说，尤其遥远。可是就在我考取高中那一年，国民政府实行全国高中学生暑期军事训练。这是一个大规模而非常有功效的思想统一运动。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送了一架飞机给蒋中正先生作为座机，蒋中正把墨索里尼当作学习对象。学生集中训练，于一九三六年暑假开始，为期三个月，在严格的德、日式教育下，学生们除了军事操练外，主要的是接受法西斯教育，像称蒋中正为“领袖”，不再称呼他为“蒋委员长”。而一提起“领袖”，站着的人都要立正，坐着的人都要起立。站着的人立正比较简单，双手双脚靠拢就行了，坐着的人起立，可是像旱地拔葱一样，桌子往前推，椅子和板凳向后倒，一阵混乱。尤其是“领袖”二字，不像“立正”二字那么明确，大家行动不可能一致，有的先站起来，有的后站起来，一不小心很可能跌倒，笑声、嘘声和惊恐声，会同时爆出。这种法西斯动作，一直维持到撤退到台湾后的一九六○年代，把起立改为原地挺胸，闹剧才算停止。我的杂文《立正集》，灵感就是从这里产生。

然而，这并不是说，这项军事训练没有效果，恰恰相反，它的效果十分明显。那些可塑性最强的青年，包括我在内，入伍不久就驯服地接受了这项思想，我们真的相信，蒋中正是英明的领袖和民族的救星。三个月军事训练结束后，这批集训的全省高中一年级学生，大约有五六千人，爱国心像火焰一样地强烈，全心全意崇拜蒋中正。我当然也是如此，除了我非常不喜欢“立正”那个动作。

这时候国民政府正在全力执行“安内攘外”ˇ政策，高中军事训练是“安内”ˇ的一部分工作，而另一部分工作，与年轻学生无关的，就是政府的中央军，跟共产党的红军，在陕北对峙。

江西省的红区战场，蒋中正投下去的是中央嫡系精锐部队。可是在陕北边区战场，他却用“九。一八”事变后从东北撤出的东北地方军作为主力，他自任“剿匪”ˇ总司令，而命东北地方军统帅张学良先生当副总司令。这真是一个自以为得计的大政略和大战略，他保存了他所控制的中央军部队的完整：如果共产党红军被东北地方军消灭，蒋中正当然大喜若狂；如果东北地方军被共产党红军消灭，蒋中正也会同样地高兴。因为当时中国各省地方军的所谓杂牌部队，到处都是，假如能够借共产党红军之手，消灭其中最顽强的东北地方军，当是借刀杀人的第一等奇计。

但是蒋中正高估了自己，因为这项阴谋是如此的明显，连十岁小娃都看得出来。中央政府更明目张胆地，对东北军人员的补充，严加限制，使东北军死一人、少一人，死一连、少一连，于是当我正在为恋爱所苦的时候，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爆发，蒋中正被张学良扣押。就在事变的第二天，《河南民报》上的头条还登出来：蒋委员长飞抵洛阳。

这真是弥天大谎。不久，广播才传出“西安发生兵变，蒋委员长被扣”的消息。平常人对蒋中正的认识，只知道他是中央政府的灵魂，拥有最高权力，虽然国民党已开始把他推向神的地位，但是不过刚刚开始，并没有深入民心，西安事变使这个运动迅速成为事实。蒋中正被扣押，我那时刚刚接受军训，正对他热烈崇拜，对这项巨变，感到心痛如绞。回家告诉父亲的路上，一面走一面哭，觉得天地就要崩塌，中国就要亡了。路上很多行人都停下脚步看我，并转头盯着我的背影，惊讶地凝视。我听到有人喊一声：

“这孩子怎么了！他病了吗？”

我是病了，生了爱国病，这是爱国病第一次发作。在历史运动法则上，使我有很多醒悟：人生挫折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处理得不好，它就变成灾难；如果处理得好，它反而是更上一层楼的阶梯。

西安事变两个礼拜后和平解决，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中正乘专机飞返南京。张学良被判十年有期徒刑。蒋中正痛恨张学良入骨，因为这场事变使他神经质的懦弱，完全暴露，所以他对张学良虽然无法判处死刑，却嫌十年时间太短，十年刑期期满以后，蒋中正仍下令继续囚禁，三十年后，蒋中正、蒋经国父子相继去世，张学良才被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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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上作乱

明王朝时代，一位高级官员郑（曼阝），他的大名震动公卿。母亲去世后，继母对他百般虐待，有一次他忍无可忍，假传他父亲的命令，教婢女下手把他继母打了几棍，结果被判凌迟处死（凌迟就是一刀一刀把身上的肌肉割尽，这是传统礼教中野蛮的酷刑之一）。

我不是介绍郑（曼阝）的案件，而是指出一点，殴打继母在中国是一个多么严重的恶行，它被全民——尤其是被儒家知识分子所谴责，也被政府当作残酷镇压的目标。

我在开封的家，虽然败落到只剩下租来的三间破屋，可是继母的声势却因吸海洛因更为浩大。她弄不到钱，就把煤块装到麻袋里偷运出去。父亲身体更加衰弱，靠贩卖老宅剩下的一点积蓄过日子。继母要钱，父亲不给，继母又恢复东铜板街时代的咆哮咒骂，照样地辱及郭家祖宗三代。我的愤怒从小累积，累积了十几年，现在已是高中学生，忽然感觉到自己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不能忍受年老多病的父亲继续受辱。那一天，父亲躺在屋内病榻上，继母在院子里，不知道为了哪桩事情，她暴跳如雷，诟骂父亲，那样狞狰和泼辣。同院花生行的伙计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人不要脸时的撒泼场面，有的傻笑着，有的呆呆地看着，纷纷从屋子里出来围观。我一股冲动，冲到继母面前，但仍然有点胆怯，只是用较平常微粗的声音阻止她：

“不要骂了！”

继母愣了一下，十八年的积威使她毫不把我放到眼里，叫骂的声音反而更大，并挑战地说：

“你这个叫炮头，你们满门都是叫炮头的郭家，男盗女娼，你站到我面前，敢怎么样？你敢打我？”

一个“打”字，为我指出了一条明路。我几乎浑身颤抖地（那是过度的害怕，也是过度的愤怒）在地下划一条线，大声叫：

“你敢过这一条线，我就打！”

继母的眼睛冒出火焰，她不相信在她鞭子下不断哀号、匍匐、乞求饶命的那个男孩，竟敢如此凶悍。于是她毫不在意地直冲过来，想冲进房门。就在这一刹那，我击出重重的一拳，这是向“二十四孝”挑战的一拳，也是向几千年传统礼教挑战的一拳。继母应声倒地，开始在地下打滚哀号：

“你敢打我呀！”

我跳上去，又是一拳。继母这时才发现十八年来她所用的那一套魔术，已经完全失效，她面对一个她从没有想到过的叛逆局面，于是改口大喊：

“郭学忠，你叫你儿子打我是不是？我跟你儿子拼了！”

父亲在房里发出微弱但十分焦急的吼声：

“小狮儿（我的乳名），你干什么？还不住手！”

我扑上前去，在继母身上又施一拳（我对自己笨拙得不敢用脚去踢她，十分自恨）。继母在众目睽睽之下受到继子的殴打，突然害怕起来，惟恐我拿起就在手边的菜刀，于是她改诟骂为哀号，大叫：

“救命啊！救命啊！”

父亲在屋里，上气不接下气地大叫：

“小狮子！你要气死我！”

我听到父亲挣扎着起床的声音，有点惊慌，看到躺在地下哀号的继母，不知道如何善后。于是，就一溜烟地拔脚跑回学校。回到学校后，心情定下来，才发现我又一次闯了大祸。过了好几天，我才畏畏怯怯地回家，一面走一面幻想面对的景观，像继母扑上来和我对打，或者父亲拿个棍子对我一顿臭揍，或者继母已经逃走——那是最好的结局了！我蹑手蹑脚进到三间破房，坐在父亲床前，一个传奇的场面发生了，父亲不但没有揍我、骂我，更没有任何追究，只衰弱地说：

“你看，你妈正在房间给你做棉袄，去向她赔个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