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照第五、第六顺序排下去的。”

“可是也不对啊！”我说，“那么，詹姆士第三，生了一个儿子，应该叫詹姆士第四才对，为什么却叫约翰第二呢？”

梁老师被问住了，他倒没有翻脸，只搔搔头，站起身子，说：“有时候他会将儿子过继给他哥哥弟弟的，所以连名字和辈分都改了。”

我还要再继续问下去，梁老师已经走开，手摇着一把折扇，用力地扇风。我心里虽不服气，但并不敢追上去再问，以后也不敢再提出来。我心里有一种反抗意识，我相信英国人一定有姓。

最致命的老师，还是教算术与代数的老师，我已经无法记得这两门功课是怎么读的，根本不晓得代数是什么东西。很多同学以及一部分老师，总夸奖我聪明，我确实聪明，但一个人一旦聪明到认为不用学习就什么都会的时候，就已经走到尽头了。就在百泉初中，十二岁的我，揭起了“横行”革命，仇视所有横排的书籍，包括英文、算术、代数、物理、化学，决心对它们连一眼都不看，上课也只打瞌睡。大家不是都说我聪明吗？聪明不能使我学会功课，却使我交了不少狐群狗党的好朋友，考试的时候，专门传小抄给我。所以，我的功课虽然天下最烂，但考试成绩总是漂漂亮亮的。同样地，我考试成绩虽然漂漂亮亮的，但是我的功课却是天下最烂。举个例子，我一直读完了上、下两册化学，可是“原子价”是什么，直到二十世纪要过完了，仍然不知道。

教物理学一位朱姓的老师，是一个长胡子的小白脸，扭扭捏捏像个大姑娘。他也是大学毕业生，不过他的程度跟我同样差劲。朱老师一上课，就把书本上的课文一字不漏地抄到黑板上，再由学生抄到练习簿上。在记忆中，朱老师从没有和学生说过一句话，学生从来也不敢问他问题。无论是物理或化学，百泉初中没有做过一次实验。这样的一个乡村草莽学校，能够持续下去，也是一个奇迹。

可是，也有使我怀念的老师，第一位是国文老师刘月槎先生。他是河南省陈留县人，也是英文老师又兼校长的梁锡山读私塾时候的老师。他已经很老了（可怜，那个时候他不过六十岁，以现代眼光看起来，离老还差大大的一截），脸上堆满了像核桃皮一样深刻的皱纹，顽皮的学生就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老核桃”。刘老师非常欣赏我的作文，每一次都批上一个“甲上”，使得我在学校里声名大噪，也使我飘飘然自命不凡，忘了我是谁。虽然我对“横行”功课一无所知，但仍然昂首阔步，好像是一个功课最好的学生一样。实际上，我的国文程度，并不如刘老师所嘉许的那么好，因为他也是一个半吊子。我记得当时作文，开头常用的一句话是“满天星斗，月明如画”，刘老师总是在旁边加上双圈。直到五十年后，同样教国文的妻子香华，告诉我那不是月明如画，而是月明如昼；而且，当满天星斗时，月光不但不可能“如画”，也不可能“如昼”。半世纪荣耀，一下子破灭。

另外一个可爱的老师，确确实实可爱，是一位女音乐老师，已记不得她的姓名。她大概最多不过二十三四岁，面颊红得可以挤出苹果汁来，教百泉初中的时候，已挺着五六个月大的肚子。有一次音乐课，学生隔着窗子，看到她丈夫护送她从邻近的乡村师范学校，走向百泉初中。她丈夫可能在百泉师范教书，他的右手拉着她雪白的左手，另一只手提着一个小提琴，小心翼翼地扶着她跨过水沟。我们这一群野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这种场面和这么漂亮的女人，以及这么亲密的夫妻关系，我们就在教室里大声呼叫，用脚跺地，双手握拳，拼命地擂动书桌，一直把训导主任引过来，幸好，没有人挨打。这位女老师好像只见过一次，却终生难忘。

我考上初中后不久，继母从开封也回到辉县。她昭彰的恶名使大家害怕，和我家一墙之隔的二叔郭学涛的妻子，立刻把两家往来的惟一小门，用砖堵死，以免受到继母的牵连或影响。这项强烈措施，我并不知道它的原因。后来才知道，就在我回到辉县这两年间，父亲跟继母，统统吸上了鸦片，房地产几乎全部卖光，在开封不能立足。又过了不久，父亲也跟着回来，他们才发现我已就读百泉初中。父亲表示说，本来计划把我送到开封省立初中的，大城市学校的学生跟乡下学校的学生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是既然已经念了乡下的初中，也就算了。

本书由

背影和呼喊

继母突然在辉县出现，一开始的时候，使我吓呆了。但是，因为第一，辉县到底是郭家的老宅，来往的都是郭家的亲友，第二，她刚刚回来，一切还很陌生，所以我所恐惧的挨打，竟然没有发生，也许是新环境的新鲜感，使继母暂时收敛起她的凶性，甚至还面带笑容。我从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于是，立刻就忘记过去所受的种种凌虐，而且还感觉到有一种骄傲，觉得晚娘跟亲娘一样，第一次尝到父母双全的温暖，在这一段时光中，我无比地快乐。辉县家宅共有四五个一连串相连的院落，大门在一个街道上，后门在一个广场上，那就是当时很有名、现在已盖满了房子、早被人遗忘的“老司院”。从“老司院”的后门进来，就是一个菜园，表婶就在那个菜园里种些黄瓜、丝瓜、茄子。我对这很有兴趣，尤其我非常喜欢搭黄瓜架，也会用井水灌溉，有时候摘下来最嫩、最脆的黄瓜，一面走，一面吃，是我最大的乐趣。

可惜，好景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日子。有一天，当我玩耍回家的时候，没有进门就听到继母跟父亲吵闹的声音，最熟悉的开封家里那种扯破尊严、下流的嘶喊和辱骂，突然间重现眼前。继母厉声尖叫和不停地跳脚，辉县人虽然原始落后，没有见过世面，但是也没有见过女人这样发威的场景。大家所受的惊吓，远超过习惯这种叫骂的我。

我躲在墙角，脸色发白，看到父亲愤怒地冲进房子，披上大衣，拿起皮包，一直走出后门。那是很明显的，他要离开辉县这个家，摆脱这个失败的婚姻所带给他的折磨。而从继母的诟骂中，知道他要再回开封。我忽然惊恐起来，很想扑上去拦住爸爸的去路，但是我不敢，于是身不由主地远远跟在父亲背后，一路追踪，从家的后门，穿过空荡荡的“老司院”，穿过东大街，穿过南大街，一直望着父亲的背影。在大衣的包装下，看不出来他的身材，但我知道父亲非常瘦弱，年纪很老了（那一年，父亲不过四十几岁，可是在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看来，确实是很老了），而且一直咳嗽。每一声咳嗽，都使他提着手提包的右手抽动，我为可怜的爸爸流下眼泪。静静地追下去，爸爸就在前面人群中忽隐忽现，最后出了南门。南门外，就是一条通向新乡的二十公里长的马车大道，我发现父亲会一直步行到新乡（那时候还没有任何代步的工具），到新乡后再坐火车前往开封。

我原来并不知道为什么追赶父亲，也不知道追到父亲后又要做什么。现在我忽然兴起一种强烈的欲望，希望如果追到父亲的话，盼望他能把我带在身边，一块回开封。而就在出了南关后，行人逐渐稀少，我没有办法隐藏，父亲突然转回头来，看到了我。我也看到了父亲，又惊又喜，我在心里喊：

“说不定爸爸会带我走！”

正当我要跑到爸爸身边的时候，爸爸忽然大喝一声：

“你干什么？马上给我回去！”

我稍微一呆。

“快回去！快回去！”父亲厉声说，“你要挨揍？”

我立刻转身飞奔，再也没有回头看父亲一眼，而就在我踏进家门的时候，已听到继母冷冷的尖叫声：

“叫炮头，你仗着你爸爸在家，横冲直撞，现在，你爸爸走了，我看你还仗势谁？”

骂声还没有结束，一个父亲平常用的书桌上檀香木做的镇纸飞了出来，那镇纸约拳头般大小，击中我的胸脯，我往后踉跄了几步，栽倒在地。继母随继冲上来，用一个小板凳砸下去，我抱住头部，哀号着逃开，一面哭一面跑，一直跑了两三公里，跑回学校。

在这种环境下，我的功课成绩注定低落。当我在百泉初中升二年级的时候，二年级共两班，一班成绩较好，一班成绩较差，同学们就把较好的那一班称为白菜班，较差的一班称为萝卜班。我当然被分到萝卜班，有时，我去问刘月槎老师功课，他总是和和气气地对我说：

“你好好用功，我提升你到白菜班。”

可是，不幸，我这一辈子都读不上白菜班。

我虽然功课出奇地低落，可是，那个时候，正是发育的年龄，却是非常能吃。全校小朋友的伙食，也跟我们的班级一样，分成两团，一个伙食团被称为“白菜团”，可以吃白面馒头，而且有肉，另外一个伙食团被称为“萝卜团”，只能吃玉米面做的窝窝头、一碗稀汤和几粒咸菜，稀汤里根本没有一滴油。“萝卜团”一个月只缴一块银圆，“白菜团”则需两块银圆。表婶每月给我的伙食费是一块银圆，所以只好参加“萝卜团”。

玉米面窝窝头绝对可以喂饱肚子，但是，一个像我这样年龄的孩子，需要吃三四个才会饱，而玉米面粗糙又没有味道，难以下咽。最残忍的是，这两个伙食团门靠着门，相邻并立，每次吃饭，对我来说，都是艰难的考验。我们所谓的饭厅，就是厨房前面的院子，没有桌子，没有椅子，也没有小板凳，各人端着各人的碗，围绕着院子，蹲下进食。白菜团的同学们手里的白面馒头发出一种清香，热腾腾的炖肉，更刺激辘辘的饥肠。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种贫富差距带来的创伤，渴望吃一口肉，一口就好。按理来说，我家那时的情况，依弟弟妹妹每天早餐可以喝牛奶吃荷包蛋的标准来看，我还是有资格参加“白菜团”的，但我吃不到，因为谁叫我是没有亲娘的孩子？我的眼睛不断望着那白馒头和肥肉，当有人望过来的时候，我会立刻把头转到别的地方，表示自己并不在乎吃什么。很多年后，有人向我宣传人类天生是素食动物的时候，我完全不能接受，我认为人类天生的是肉食动物，拒绝吃肉是违反上帝的意思，不准别人吃肉是一种对别人的惩罚。因为正餐使我一直有一种饥饿的感觉，所以就向校门外那些卖零食的摊贩买零食。当然我没有钱买，于是乎，我又犯了开封时代的老毛病，请求摊贩老板准我赊账。

那时候能够读初中的学生多少还受人尊重，于是老板答应记账。连三岁的孩子都可以猜得出来赊账的结果是什么，我欠了根本无法偿还的一笔巨款，大概有三四元之多，雪上加霜的是，有一次我管伙食团，把钱挪用了吃零食，竟欠下面粉摊也有三四元之多，债主就堵在学校门口，我连校门都不敢出。

可是不敢出校门并不能解决问题，学生总是要出校门的，逼得我快要发疯。穷极计生，我带着债主回到辉县县城的家，溜进仓库，让那些债主用脸盆当作斗，把麦子装到口袋里还债。那时候，表婶恰好不在家，家里另外一个老人就是姥姥。姥姥默记脸盆倒麦子的次数，估计约有两石之谱（一石十斗），她告诉了表婶，表婶写信告诉了在开封的父亲。父亲写信叫表婶揍我，表婶当然不敢动手，因为她到底只是郭家的佣人。

在这里要说明的，继母在父亲奔回开封后不久，也回开封，却把她的婆母送回辉县与我们同住。在正厅的两端，各有一间卧房，表婶住一端，我跟姥姥住另一端。我对姥姥泄漏我偷卖麦子的秘密十分不满，不过我只有心里不满，没有表现出来。但我一生都为曾对姥姥不满这件事十分懊悔，姥姥是一个忠厚的老实人，也是一个最可怜的老人。年轻的时候，她当一位“道台”（郡长）金屋藏娇的姨太太，她当年的美丽和享受的荣华富贵，恐怕属于天上人间。可是噩运向她下手，民国成立，身为满洲人的“道台”下台，儿子也不久死亡，她则随着媳妇以娘亲的身份到我家。她的财富和显赫的“道台夫人”地位，最初还相当受人尊敬，可是，财富不久就被耗光，她在家中就逐渐地没有地位了。在我的记忆中，只有过两三次，继母叫她一声“妈”，其他时间都是对她呼来喝去。我一向认为姥姥就是继母的亲娘，一直到有一天知道这个复杂的关系时，才对姥姥十分怜惜，为姥姥难过，有时听到继母刻薄地责骂她，更感觉到她老来孤苦和内心的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