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节

天下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生日，中国人甚至知道自己出生的时间是几分几秒；只有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属于世界上无与伦比的小事，没有人会为它眨一眨眼，可是，假如有一天，忽然有人宣布我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恐怕就要劳动一大批考据学家忙得团团乱转。

据说，我出生于一九二0年，这是我惟一记得的数字。不过到了后来，连这个数字也不敢十分确定，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包括父母。母亲在我生下来不久即行去世，中国做父亲的向来把儿女的出生养育归于母亲的职责，更不会记住儿女的生日。这个数字的来源，似乎是从家人口中，偶尔听到，因而留下印象的，日久天长，或许记错，或许讲的人根本不是讲我，而是讲别人。

我还模糊记得我的生日是阴历九月初七，不过，更加不敢肯定这个日子。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内陆乡村，几乎仍是原始社会，除了大人物或是世家子弟外，很少有人为一个孩子庆生。所以我的生日是哪一天，毫无意义。我的出生就像一个动物族群中一只小动物，诞生在茫茫的天地之间。

一九四九年，我二十九岁（假定我的生年没记错的话），流浪到台湾，在行政组织严谨的台湾区公所办户口时，因为不能肯定我的生日，所以临时起意，顺口报出一个印象中不容易忘记的日子——十一月一日。那是东北第一大城沈阳市在国共内战中被共产党军队攻下的日子，当时，对正在沈阳办《大东日报》的我来说，是一个晴天霹雳。所以我选了十一月一日成为我户口上正式记载的生日，一直保持了二十年。一九六八年三月七日，我被调查局以“共产党间谍”以及“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逮捕入狱，要求处死。其后，又被改判有期徒刑十二年。于是，从此我就以三月七日作为我新的生日，不但纪念我的苦难，也强调自该日起，对笼罩我一生的蒋家父子政权的唾弃。然而，正当大家已经接受我的生日是三月七日时，却在稍后出现的文件上，发现我真正被捕的日子是三月四日。为什么发生三天的差误？这和传统官场作业有关，原来法律规定，任何刑事案件，调查机关收押被告，不得超过四个月，而且冠冕堂皇地宣示：如果超过四个月，被告在拘押期间所有的口供与证据，都作无效，用来保护被告的人权。

而我是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由调查局移送台湾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的，如果不把拘押日期从三月四日改为三月七日的话，调查局的拘押行为就完全违法，我则完全无罪。所以，特务们就把被捕日期后延到三月七日，这是诬陷手法小动作之一。仅只生日一项，竟有这么多曲折变化，难道一开始就命中注定一个小人物求活不能、求死不得的坎坷一生？

跟生日同样暧昧的是，我不知道生在哪里。有人说，我生在父亲当县长的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宿舍；有人说，我生在河南省开封市东铜板街；没有一个人明确地告诉我，到底我生在哪里。只是，在我长大后，发现我被归类为河南省辉县人。

辉县是中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不过在历史上却默默无闻。最著名的一件事，发生在公元前二二一年，秦帝国消灭了当时华夏土地上所有的独立国家，统一了当时已知的世界，把他最后俘虏的一个名叫田建的齐国国王，放逐到共城（就是现在河南省辉县），任凭他自生自灭。这位在位四十五年的国王，享尽人间的荣华富贵之后，被软禁在太行山麓松柏树林中。最后，他的随从全部逃走，妻子跟王位继承人的儿子，饥寒交迫，日夜啼哭。田建伤心过度，终于郁病而死。王后与王子都不知道下落。齐国遗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为他写下一首哀歌：

满耳松涛

满目柏林

饥饿时不能吃

口渴时不能饮

谁使田建落得如此下场

是不是那些——

平常围绕着他的客卿大臣

这首哀歌，在辉县广大的土地上飘荡。两千余年之后的今天，辉县已很少有人记得这件事，它太遥远了。现代的辉县人，尤其是居住县城东北六公里的常村郭姓居民，他们所有的记忆，最远追溯到三百年前那个令人作呕的明王朝末年。那是一个无边无涯的大黑暗时代，整个中国北部大约五百万平方公里、比一百五十个台湾都要大的面积上，发生被贪官污吏制造出来的可怖饥荒，旱灾、蝗灾，所有含叶绿素的叶子，全被啃光。大地如焚，河水干枯，一片焦土。饥饿的灾民，互相交换子女，烹杀煮吃，当孩子们都被吃尽的时候，他们吃观音土——一种白颜色的松软石头。这种观音土经水煮过，会变成糨糊，人们把它喝下去，暂时填满肠胃，可是不久它就凝结，恢复成石头硬块，既不能消化，又不能排出，直到一个一个活活胀死。

就在山西省洪洞县，一个郭姓大家族几乎被饥饿消灭，残存的一些族人，在一棵大槐树下，把一个铁锅摔破，分给每一个支派的族长，然后互相祝福，四散逃命。他们相约等这场灾难过去（人往往认为灾难会过去，以寄希望于未来），总有一天，大家从四面八方返回故土，重建家园。万一到时候子弟已互不认识，锅片就是信物，可以为证。

于是当中有一支从洪洞县出发，向东逃亡。那是一段悲惨凄凉的旅程，中途幼儿夭折，老年人逝世，沿路写下悲苦的河南辉县先民移民史。他们翻过高达两千米的太行山，继续向东逃亡，终于在太行山东麓的辉县定居，他们的子孙一直传到现在。转眼三百年，锅片已经不知道何处而去，子孙们对往日大槐树下摔锅片的故乡，早已失去记忆。今天，当辉县人被询问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一脸茫然的表情，透露无限人世的沧桑。我——柏杨，就是这支苦难先民的后裔。

本书由

如果从我不知道出生日和出生地，推测我有一个原始、贫穷、没有一点文化的家庭，也并不过分。不过，我们却是小康之家。惭愧的是，一直到年纪很大，特别向亲友查问，才知道我的祖父名叫郭统。除了这个名字外，对祖父本人，以及祖父以上的祖先，一无所知。只知道祖父有两个儿子，大儿子郭学忠，二儿子郭学慈。学忠就是我父亲，从小念过四书，在清王朝政府被推翻、中国五千年专制制度结束、中华民国成立之际，读过当时开风气之先的警察学校，后来当过一任河南省通许县县长，又当过开封市警察局官员。到了一九三年，中国军阀大混战，父亲参加反抗军——第八方面军，在樊钟秀将军手下当交通科长。这一场内战，是地方军阀阎锡山、冯玉祥及樊钟秀等联合的反抗阵线，与中央军统帅蒋中正对决，在中原地带（也就是河南省）会战。这场会战中，反抗军一开始就失利，樊钟秀被中央军的飞机炸死。

樊钟秀之死，说明了世界上确实有很多绝顶聪明人，实际上却是那么愚昧无知。那时候中央政府的空军，不过只有几架飞机，偶尔派一架到前线侦察或轰炸，全靠驾驶员的肉眼观察，没有任何仪器，威力有限。但是，每逢飞机在空中出现时，都会引起反抗军官兵的惊慌，恐吓力十分强大。因为人们一辈子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东西可以在天上乱飞，而且可以击毙人马。那螺旋桨的刺耳噪音，能使全城居民，像发生地震一样地呼叫。第八方面军总部设在许昌县城，官兵也因惊慌过度，叫嚷着四散奔逃。对于这一项来自天空的心战威胁，冯玉祥有一项心战的措施，他告诉反抗军说，乌鸦是拉屎的，乌鸦屎拉到你们头上过没有？飞机难道比乌鸦多吗？炸弹难道比乌鸦屎多吗？你们怕什么？

这一项漏洞百出的心战教育，对那些几乎全部来自贫苦农村、头脑简单的反抗军官兵而言，是至理名言，完全接受，而且在酒酣耳热之际，还讥笑那些对空袭心怀恐惧的人“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认为自己才是天下第一智士。这种不允许别人反驳的安全感，成为一种理直气壮的信念，以至于连樊钟秀都确信不疑。于是，有一天，当他乘坐当时很少见的漂亮小轿车出城视察前线阵地的时候，遇到中央政府的飞机正好在天空出现，卫士建议停下来到附近躲避，樊钟秀嗤之以鼻说：

“乌鸦屎掉不到我们头上，你怕什么？你这么胆小，还不如回家抱娃儿去！”

那架飞机在天空上只盘旋了一圈，驾驶员虽然不知道车子里是樊钟秀，但可以肯定车子里必然是当时的重要人物，于是，投下炸弹，车子和车子上的人，全都粉碎。

这件父亲亲身经历的往事，我从小就印在心中，刺激我产生一种思考，那就是，无论是哲学或科学，无论是政治或军事，无论是文化或商业，一旦最高指导原则犯了错误，一定是一场悲剧。而它是不是错误的，并不一定不可以验察，只要允许公开辩论就行了。一旦不准许公开辩论，指导原则变成皇后的贞操，不容许置疑，它一定会产生错误。

我就在这样的家庭中长大，父亲郭学忠于樊钟秀被炸死、第八方面军瓦解、反抗阵线失败后，逃回开封，改业经商，从事花生进出口生意。在统一中国的国民党看起来，他是一个北方军阀的残余，政治对他，从此绝缘。

至于亲生母亲是谁，我不知道，只记得她仿佛姓魏，家住辉县西关，如此而已。我不知道母亲的名字，不知道母亲的容颜，也不知道母亲哪一年死亡。在一个从没有人告诉我生日的家族里，更没有人告诉我为什么母亲年纪轻轻竟然去世。

而且甚至于一直到小学四年级以前，我都不知道我叫“妈妈”的那一个女人，不是我的亲娘。四年级的时候，我才听到一星点关于亲娘的消息。惟一的嫡亲姐姐郭育英，曾抱着几个月大的我，孤独地站在床头哭泣。育英跟我是一母同胞，她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就嫁给父亲一个朋友的儿子窦清淮。窦清淮长得什么样子，以及窦家情形，我并不清楚。我只和姐夫见过一面，但是没有交谈过一句话。那一年正是反抗军失败后的次年，一天傍晚，一个年轻人仓促地闯到家里来，和父亲在窗下密谈，然后满脸惊慌地踉跄离去。父亲告诉我说：

“这是你姐夫，有人告他是共产党。”

从此就再没见过他，后来听说他终于被捕，在刑场上被枪毙。育英姐一直守寡，带着惟一的小女儿窦芳爱，母女相依为命，直到老死、苦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