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节
“公众人物”。他们被迫频频见报，被迫每个人都为自己请了律师，这样的额外开销几乎使得他们每个人都负债累累。
联邦调查局按程序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侦讯。最终，前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被行政分支的司法部交司法分支的法院，要求对他的盗用公款罪名进行起诉。
我们这时要不了动多大的脑筋就可以想得过来。站在白宫的立场上看，白宫能否在国会的调查中洗清自己，有一个根本性的关键，就是白宫所解雇的那七名工作人员是否真有问题，至少他们中间是否有人出了问题。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在这样的前提下，“白宫阴谋”也罢，“白宫滥用权力”也罢，一切对白宫的指控就不攻自破了。但是，如果，这七个人统统清白无辜，那么，白宫就算不说是“阴谋”吧，至少是在那里“滥用权力”是毫无疑问的。
那么，你一定要问了，这样看来，在这种情况下，克林顿的行政分支就有可能具有“陷害平民”的强烈动机了？是的，回答是肯定的。虽然假设这是一个由正直而品质良好的总统领导的权力分支，那么，即使这次解雇是不应该发生的，他们也可能实事求是，不因为企图掩盖自己已经犯下的过失而去迫害无辜的平民。但是，你要记住美国人的那句话：总统是靠不住的。所以，如果你问的仅仅是一种可能性的话，那么白宫要“陷害”
这七名工作人员的“动机”完全是可能存在的。
进一步的问题必然是，既然总统是靠不住的，既然这个政府的权力分支是可能具有强烈的陷害动机的，这个权力分支又是如此强大，它拥有联邦调查局，拥有司法部，拥有来自纳税人的巨大财富，这七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又如何保护自己不被陷害呢？在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会必然地回到那个“收银机”的机制，回到“平衡和制约”的原则，回到作为美国宪法十条修正案的“权利法案”。
正因为美国政府的权力是被划分开的。所以，即使总统所领导的行政执行机构出于某种原因确实想加害于一个平民，他们也无法做到一杆子捅到底，把这个平民百姓置于死地。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可以对这个平民进行调查，但是，他们首先不能捏造或伪造证据，其次他们不能对证据进行任意诠释。因为判定证据和诠释证据的权力已经被宪法划走，不在他们手里了。
后面这些权力已经被划到了司法分支，其中尤为关键的一步，就是认定这些证据能否起诉，以及起诉之后能否被认定罪名成立，这两个“致命的”步骤，就算是政府权力司法分支的法院官员都没有任何发言权，这两个重要权力是属于代表美国人民的大陪审团以及陪审团的。
所以，当被撤职的白宫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被行政分支所属司法部指控两项盗用公款，而被转到法院时，不论当时的白宫是否真有陷害他的动机，不论他们推出了什么样的证据，当他们把一切送交法院，组成大陪审团之后，根据美国宪法，他们和被告戴尔就不再是“官兵捉强盗”的关系了。美国宪法保护被告的条款，使得他们从走进法院的大门开始，他们就处在同样平等的地位了。司法部的检察官当然可以向大陪审团呈交他们的证据，被告戴尔也同样由律师向大陪审团提供证实自己无罪的证据。在法官主持的公平听证之后，一切只待大陪审团做出判决。
在美国，象这样由政府发难的案子，都会受到大陪审团格外认真的审核。不论这些陪审员来自何方，鉴于他们从小所受的教育，他们都深切理解，个人在政府机构的力量面前是微不足道的，之所以美国人民需要他们今天出现在这里，首先就是为了防范个人权利被政府侵犯。
在这场令人注目的官司里，民众和白宫都焦急地等待大陪审团的宣判。我们在尼克松的“水门事件”中已经介绍过，起诉之前的大陪审团听证是秘密进行的。因此，在听证期间就没有什么消息透露出来。在漫长的听证结束之后，大陪审团只用了两个小时的核议，就宣布，检方提供的证据不足，免予对被告提出起诉。这样，司法部收罗证据辛辛苦苦把戴尔送上法庭，大陪审团一挥手就把他给放了！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当我坐在图书馆里看完有关“水门事件”的资料，掩上书卷之后的万般感慨。
我想，对于“水门事件”，我最能理解的大概就是象李迪这样极端右倾的狂热分子了。这样的人产生了这样的行为，看上去十分符合他们的行为模式。而我曾经最不理解的，就是象前任司法部长米切尔和尼克松等等这样一群上层人物了。因为这样一些明确的违法行为，似乎不符合这样一个阶层的行为逻辑。
可是后来，我还是想通了。在那里，终有一个欲望在前面吸引着他们，权力是诱人的。权力会诱使一些人逾规使用权力，也诱使他们以权力获取更大的权力。而在一个扩展权力欲望的上层集团面前，却时时站着一群象征美国人民的普通陪审员。
你一定还记得，在“水门事件”法官西里卡受到阻力最困难的时候，在道义上和法理上能够给予他支持的，就是象征人民的大陪审团了。
当我在那天看完所有的“水门事件”资料的时候，图书馆的明亮的大厅几乎没有什么人，窗外目光所及之处，就是一片绿色的草地和一丛丛紫罗兰色和白色交融的花朵，浅灰色的大玻璃幕墙柔和了阳光，时间和空间仿佛静止下来，化为一幅朦朦胧胧的风景画。可是，当我终于从“水门事件”中走出来，骤然回到一个夏日静谧的时候，我的心却久久无法平静下来。
我曾经隐隐中感觉到这些资料中好象缺少了什么？就在我掩卷抬起头的一刻，我终于醒悟到，我一直在盼望的，是能够从这些书中看到介绍陪审员的资料，可是居然没有，我无法从任何一份材料中，找到我想知道的情况。他们是些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什么也没有。甚至那些陪审员的姓名都不出现在任何地方。
我突然明白，也许，这就是陪审员制度的意义。他们不是在扮演一个什么角色，他们是在履行一份美国公民的公民义务。他们是最普通意义上的美国人。不论在哪一个年代，美国都有许许多多普通人，来到这样一个陪审团席位，毫无表情默默地坐在那里。
最后，履行完他们的职责，他们又默默地回家去，继续他们平常的生活。不论是他们一个个的个体，还是他们的历史总和，都代表了美国人民的力量，两百年来持续有效地阻遏了有可能发生的美国政府的权力扩张，写下了一篇又一篇美国史。他们维护着别人的自由和权利，同时，他们也就保住了自己和孩子的自由和权利。但是，在书本中你却找不到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陪审员。
我想，前白宫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如果他是清白的，那么，在他被白宫以刑事案被告的身份送进法院的一刻，他不会轻易就认输放弃。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他不必认为既然自己是被如此强大一个对手告进法院，那就一定必败无疑。事实又一次被证明，不管怎么说，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美国的大陪审团是独立的。站到大街上，这些陪审员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不堪一击，然而，站在法庭上，他们甚至能够阻挡总统和白宫。这就是一个机制的作用。
这样的一种设计，最终还是来自一个简单的“收银机”原理，那就是，总统是可以靠不住的，但是，制度是必须靠得住的。
与此同时，克林顿的白宫又开始了在“水门事件”中我们已经熟悉了的，与国会调查的周旋。其中包括援引行政特权，拒绝向国会众议院的调查委员会交出调查所需要的有关文件。
行政特权也是权力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行政分支被分割出来之后，就必须维护它处理行政事物的独立性，保证它的正常工作不受其它分支的干扰。不仅行政分支是这样，其它分支也是如此，它们的分割和独立是“平衡和制约”原则的基础。所以，尽管其它两个分支对行政分支有监督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可以随意调阅白宫系统的文件。所以，凡是白宫在国会调查中不想拿出来的文件，白宫律师出的第一招肯定就是“援引行政特权。
但是，自从“水门事件”之后，这块挡箭牌一般也就是暂时抵挡一阵，拖延一些时间，很难真正地起到“挡箭”的作用。因为，关于国会对白宫调查中，凡是有可能产生的问题以及应对的方法，都已经在“水门事件”中轮番操练过几回了。
那么，“旅行门事件”影响今年的大选吗？当然是有影响的。
因为，就在今年大选最火爆的日子里，国会对“旅行门”调查仍在按部就班地进行。
并且在这个关键的时候，白宫在“藐视国会罪”的威胁之下，还是交出了对白宫十分不利的两千份打字文件和手写笔记。这些文件是有关白宫旅行办公室人员解雇时，以及白宫顾问弗斯特自杀时的处理经过。这些文件还同时向新闻界公开，记者们兴冲冲地挤在白宫的旧行政大楼，在一堆大杂烩一样的文件里觅宝。
在这批文件被公开之后，国会不仅宣称他们发现了白宫阻扰调查的证据，还宣称它们发现了关于第一夫人希莱利插手“旅行门事件”的有力证据。而这一点，以前一直仅仅是外界的传闻。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总统夫人按照惯例相当于总统的私人秘书，这个秘书不拿工资，重要的是，她并没有行政职位。所以，如果她不当地卷入白宫工作人员的任免，当然这可以说白宫的权力被滥用了。“旅行门事件”之后，换上去的旅行办公室工作人员之中，有一个还是总统家的近亲，更让人觉得“形迹可疑”。
此时，克林顿在一次白宫的记者招待会上，又意外地碰了一个钉子。当他兴冲冲地走进白宫玫瑰园，想在选战犹酣的时刻，借着经济成长的好消息展示一下政绩的时候，一名电视大台的记者，突然问他是否会“信守诺言”，支持国会一项法案，补偿前旅行办公室主任戴尔的法律费用。
我想，这名记者一定是搞错了。克林顿是没有做过这样的承诺，只是外界一直传闻克林顿会支持这项法案。一般情况下，克林顿会只做一个纠正的澄清，因为，为了自己的形象，没有一个政治家会愿意在公众面前对记者发火。
可是，这一次，一瓢冷水不仅浇灭了他的好心情，也终于浇灭了他的耐心。他在电视录像机前拉下了脸，发了脾气。当即，各家电视台的头条新闻都是克林顿在发怒的镜头。尽管克林顿事后为此道歉，并且解释说，他已经很久没有好好休息，是过度疲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