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节
的,这两样东西我吃怕了,现在生活好了,有人把它称为杂粮,偶尔也要调剂一下,我是一辈子不吃也不会想它。
小时候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过年了,年前的十几天我就急不可待地要算计还有几天过年。过年对我来说最有吸引力的是能解馋。用我爷爷的话来形容过年:
“正月里这几天,人们拉的屎和平常都不一样,这几天的屎是油光锃亮。”
在一年中除了过年以外,还有一天能吃到肉,那就是我姥姥家杀猪的这一天。我姥姥每年都要喂一头猪,开春的时候养起来,冬天快过年时杀掉。我喜欢看杀猪,谁家杀猪我都会跑去看,更想亲手试试!无奈大人们不让,我参军以后才实现了这个梦想……
每年我姥姥家杀猪都会把邻居们请来吃肉,我的任务是去把邻居老李家大姥爷请来。他是个瘸子,老伴去世了,以给人补鞋为生。他有三个孩子,老大是女儿,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儿子比我大八九岁,我姥姥给他起了外号叫“李大白话”。他一有空就给我讲八路军打日本鬼子的故事,现在回想起他讲故事的情景会觉得十分可笑。他大部分都是信口开河,胡编乱造,只见他摇头晃脑绘声绘色,整个故事都释放出他对未来生活的渴望和幻想。把我听得是如醉如痴!
有时他也会来点荤的,这天他给我讲了一个老瞎子手拿单弦,给一个老太太和一个大姑娘算命的故事。他随着故事情节边讲边唱,歌词我现在还记得,应当是京东大鼓的曲调。他讲到该唱的时候,就顺手从炕上抓过扫炕的笤帚,抱在怀里当成单弦,他一边拨笤帚一边唱;“老太太,哪个‘松’啊啊。”他唱完这句接看讲道:
“这老太太一听老瞎子唱她‘松’,她不高兴了,她正要发作,就听老瞎子又一唱,老太太又乐了。”
只听他接着唱道:
“好比那松柏树,冬夏常青啊!”
我记得他讲老瞎子唱大姑娘的歌词是“大姑娘,哪个紧呐啊,她的锦绣前程无限光荣啊。”
我当时还理解不了“松”和“紧”的意义,尽管他表演得十分到位,我还是情绪不高。见此他干脆说我教你唱吧,我的模仿能力很强,就对他说:“就这两句你不用教我都会唱。”
说着我便学着他的样子唱了一遍。他一看我学会了,就对我说:“你现在回家给你姥姥唱去。”
我不知是计,就跑回家对着我姥姥唱了起来,我姥姥听了十分生气,一抬手给了我一个嘴巴。我捂着脸飞快地逃出去,就听我姥姥在屋里骂:“不学好,这他妈是谁教的。”
我逃到院子里看到他爬在墙头上,一脸坏笑的看着我,我过去问他我姥姥为什么打我,他只是笑得上气不接下气不回答。
在1969年的夏天,我上学了。我们的学校叫刘房子公社中心小学,离我姥姥家很近,我们的班主任是个女老师。学校的条件非常艰苦,我们坐的板凳是《红灯记》里磨刀师傅耍的那种凳子。秋天我们全班要去打柴,以便冬天取暖。那时东北的冬天可比现在冷多了,教室里四处漏风,上课时用不了十分钟,老师就要叫同学们站起来跺跺脚。没几天我的脚就冻坏了又痒又疼。有一天,上课时我冻得实在受不了就跑回家了。以后任凭我姥姥怎么骂我,我也不去上学了。
赵影是个小姑娘,和我是同班同学,小名叫二胖是我姥姥家的邻居。她爸在火车站工作,是国家工人,每个月都开工资,因此她们的伙食非常好。有一天她妈妈在收拾一条鱼,她妈妈把鱼鳃掏出来扔给了猫,那猫叼起了鱼鳃跑到院子里香甜地吃了起来。当时我还没有吃过鱼。鱼在姥姥和奶奶家是稀罕玩意,那里没有江、河、湖、梅,哪里有鱼呐。因此我想尝尝鱼的味道,我看见猫吃得那么香甜,就认为那东西一定好吃。
我飞起一脚就把猫踢跑了,一把抓起了地上从猫嘴里夺下的滴着血粘着土的鱼鳃,毫不犹豫地塞进了嘴里。我嚼了两口感觉嘴里又腥又涩,急忙把它吐了出来。二胖看见我满嘴是血地吐个不停,就在一旁哈哈大笑。我不由得恼羞成怒,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砸在了她的头上。可怜的二胖让我打得哇哇大哭,头上流了许多血,她妈妈急忙把她送到了公社的卫生院……每次我在外面闯了祸,姥姥都要收拾我,可是尽管我那次吓得要死,我姥姥还是没有打我。姥姥家那里偶尔也会放映电影,电影是露天的,在我们小学校的操场上拉起屏幕,等天一黑就开演了。放电影是免费的,一年也就几次。电影这东西在农村非常新鲜。那时候农村没有什么娱乐活动,因此一听说公社要放电影,乡亲们就比过年还热闹。我现在想起这事情还非常佩服我们的农民,放电影的时候公社干部是从来不通知大家的。因为干部们怕挤进学校里的人太多,甚至还有点封锁消息的意思。那年月既没有电话更没有传呼机,可是十里八地的农民总是能准确地搞到情报,他们扛着椅子,搬着凳子,背着孩子,打着火把,三五成群,吆五喝六,前呼后拥地从四面八方赶来,场面蔚为壮观。那时候不要说是我,就连大人们为看电影倾注的热情都不可思议。无论天寒地冻还是蒙蒙细雨,无论是有没有看过,甚至是来晚了挤不进去根本就看不着电影,他们也得在外面转悠着听声。当时的放电影已经超出了它本身应有的范畴,它是农民热闹、红火、发泄、沟通的一种手段。
姑娘小伙子以电影为理由,站在一起拉拉手叙叙情,甚至摸上两把。社员同志们和社队干部同志们,可以在这里搜索目标,然后搞搞‘破鞋’……那时候放的电影基本上就是老三战,即:《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那里面的台词我都能背下来了,可是我还是百看不厌。我认为这三部是全世界最伟大的片子,就是现在我还是爱看,因为它能让我回忆起那个年代……我突然发现我们这一代的铁杆影迷有点怪,我们迷恋电影,我们崇拜电影,但我们不是追星族。如果你问我们:
“张军长,请你看在党国的分上,赶快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吧。”
我们谁都知道这是哪部片子的台词。但是,如果你要是问我们这三部片子里,任何一位主人翁是由谁扮演的,我们这代人谁也答不上来,谁要是不服气你告诉我《地雷战》里的高老钟是谁扮演的?我真想知道高老钟是淮演的?我真想知道高老钟你现在还活着吗?我真想知道高老钟你现在过的比我好吗……
那时候我们小孩子如果看一部没有看过的电影,我们最关心的就是影片里面的人物,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于是当人们看电影的时候,只要有个陌生的人物出场,电影院里就经常听到这样的声音“哎!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哪?”
可是这种现象现在为什么没有了?现在的小孩子为什么不问了?带着这两个看似非常普通的问题,我开始思考!社会发展了可是人性扭曲了,人民已经不关心谁是好人,谁是坏人了。人民也拿不出标准来分辨到底什么人算是好人……
正文 二、语文算术双零蛋,最爱调皮捣蛋
二、语文算术双零蛋,最爱调皮捣蛋
太坏当不上红小兵
1970年的春天到了,我妈妈来姥姥家看我。她是老师要考考我,看我这半年都学会了什么。这下我又露馅了,我就会写毛主席万岁这五个字,其它什么也不会。我妈一看对姥姥说:“算了,我把他领回去上学吧,反正现在城里的武斗也不凶了。”
我先在长春市的东广场小学重新上一年级。当时的同学我现在只记得女班长赵影、男同学王刚。记得这俩人是因为赵影和我姥姥家那里的小伙伴同名,记得王刚是因为期中考试全班只有我和王刚俩人语文、算术全是零蛋。
无奈我妈妈就把我转到了她所在的青岛路小学,可是效果不大,我天生就不爱学习。我现在的数学水平也是分数的乘除都不会,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以后赚钱。我学习不好,可家里外边淘气是出了名的。欺负同学、整老师、抽烟、打架,偷东西,还爱搞恶作剧……我偷东西主要是因为嘴馋,我只偷好吃的东西。我的淘气是很有特色的,决不与他人雷同。当时女同学谁也不爱和我同桌,因为人家书桌上的三八线左右划分,我书桌上的三八线是上下划分,还总是在上课时不停改变。一会儿我要桌子上边的一小条,一会儿我要下边或中间的一小条。这样我的同桌在写字时,就要不停地变换姿势以免过界。
我这么坏,老师只好经常给我调换同桌。记得有一个同桌她是山东人,长得人高马大,好像还会两下子武术。学校开运动会的时候,她的铅球和铁饼成绩破了区里的记录。老师想我肯定不敢欺负她,说实话我真打不过她,自然不敢欺负她。那几天,我上课时和回家睡觉时都在思索着同一个问题,难道我就这样被她征服?不出三天我想出了收拾她的损招——我臭她,每天早晨起来我不拉屎,憋着等上完第一节课时我再拉。这样上第一节课我就会放几个很臭的屁。她一说我,我还振振有词地对她说:
“屁是人生自然之气,那里有人不放屁。有屁不放,憋坏心脏。没屁硬挤,锻炼身体。响屁得钢笔,臭屁得笔记,没屁继续来努力。就算你能管天管地,可你管不了我拉屎放屁。”
她无话可说,直捂鼻子。我的屁是有限的。并不是取之不尽的。因此对她的威胁必定有限。我又想出了一个长期有效的损招,我的脚是汗脚本来就臭,我穿的胶鞋只刷外面不刷里面,袜子坚持不洗。当我早晨起来穿袜子的时候,袜子硬得就像铁皮一样,能立起来敲在地上会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我穿着它还没走到学校,就感觉到鞋里像涂了一层黄油一样,滑滑得很不好受。但每当我看到上课时她盯着我的胶鞋愁眉苦脸的样子,我的心里就快乐无比,想着坚持、坚持再坚持,一定要把她赶跑。
没几天她就找老师要求换坐位,老师问明原因找我谈话,让我注意个人卫生。可我仍是涛声依旧,置若罔闻。老师想她和我坐在一起还是利大于弊,所以也没有同意她换坐位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她也在苦苦想着对策。有一天,她从家里拿来了牙膏和香皂要送给我。她对我说:
“这是我在运动会上得的奖,送给你。我求求你,把鞋子刷刷,把脚洗洗吧。”我当时义正词严地对她说:“想收买我,你少和我来这一套,你明天最好给我拿一盒火柴来。”
她问我说:
“干什么?”
我一脸坏笑地回答说:
“我点一下看看,我鞋里的沼气会不会燃烧。”
我当下就把她气得放声痛哭,她找到老师说什么也不和我坐在一起了。老师把我调到我们班的最后一排,让我一个人坐一桌。我上学时也不是样样表现都不好,每当学校组织劳动的时候,我不怕苦不怕累,都会受到表扬。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和现在的学生有很多的不同之处。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给我们制定的是:“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伟大领袖毛主席又向我们指出:“学生也是这样,要以学为主,兼学别样,不但要学工、学农、学军,还要批判资产阶级。”
那时我们所处的时代一切讲究政治挂帅,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学校经常搞政治运动,有时我们会停课闹革命,这是我最热衷的。学黄帅反潮流批判师道尊严,师生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批林批孔,评水浒批宋江,反对投降派;忆苦思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备战备荒为人民。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亡我之心不死,要准备打仗。
那时全国都在挖防空洞,学校经常组织防空演习,好像第三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我虽然很小但天天盼着打仗,战争爆发我就不用上学了。我期盼着在战火中锻炼成长,紧跟毛主席闹革命。要做到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如大难不死,我也有可能混个师长、旅长干干,圆了我的将军梦。
我们这一代人的生命,很大一部分人是毛主席给的。因为著名人口学家马寅初在50年代末期,发表了《新人口论》,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计划生育的提案。当时的国际形势不容乐观,毛主席提出与天斗、与地斗、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斗,要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要把红旗插遍全球没人怎么行?哪时开展的许多政治运动,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十分好笑。比如忆苦思甜,吃忆苦饭;又比如把林彪和孔老二放在一起批,我现在也无法理解,死于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和林彪究竟有什么联系?自从“白卷先生”张铁生跳出来,我的学习成绩在考试时首次达到了及格。当时提出“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全国学校全部实行开卷考试,开卷就是考试时大家可以带资料,同学们还可以随便抄。当时我真高兴,再不必为考试零蛋挨打了。
我是野种吗?
我家住在长春市黄河路47号,我们所住的两层楼房,是解放前日本人的一个什么单位改建的民房。比筒子楼还要烂,这座破楼住了很多户,全楼只有两个厕所,一个自来水笼头几十户共用,巨脏、巨臭!大家都在楼道里做饭,楼道七拐八拐,四通八达,楼内有天井、平台、地下室供我们玩耍。
家里除了父母以外,还有一个大我两岁的哥哥,我小时候从来没有因为我有这个哥哥而自豪过。因为他从来没有帮我和外人打过架,他不收拾我已经是万幸了,反而是我经常帮他打架。我和别人打架打败的时候,也从来没有和人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