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策略一新的根本现实

定义绩效

哈灵顿（James Harrington，1611-1677）是后来哺育了洛克、休姆和博克成长的英国政治哲学思想的鼻祖。他在其著作《大洋共和国》一书中提出了"权力随产业而来"的主张。他认为财产从贵族移转到乡下地主，这种政治和经济权力的分离导致了英国1640年的革命。专制政府被推翻，而由新财产拥有者（地方乡绅）所组成的议会政治取代。

过去50年内，人口结构的转变，使所有发达国家的财产移转。现在我们开始看见因此而产生的权力转移。两个因素的发展--富裕（虽然绝非巨富）的非体力劳动中产阶级，以及寿命的延长，导致了如退休基金和共同基金的发展。这些人拥有现代发达社会里主要的资产--公开上市公司。

这个发展起自美国。[在我1975年出版的《看不见的革命）（The Unseen Revolution）中首度提及。］这些替将来要退休的人投资的机构，现在至少持有美国公开上市公司 40％的股权，而在大型公司里的股权可能超过 60％。同样，他们也拥有英国公司及德国、法国。日本等其他发达国家公司的股权。随着财产移转，我们开始可见权力的移转。

目前对"公司治理"（governance of corporation）的争辩也就源自于此。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企业应该为了谁的利益而经营？以上这个趋势，可以看出目前的主流想法，戏剧性地转变成为了股东的利益。其他发达国家也开始有同样的辩论。

目前为止，并没有任何国家普遍认为，一个企业（特别是大型企业），应该或主要为了股东的利益来经营。美国自20世纪20年代末期以来盛行的理论（不管怎样模糊），仍然认为公司要在顾客、员工、股东等的利益之间取得平衡。事实上，这也就是说，不需要对特定的对象负责。英国大致上也采取同样路线。日本。德国和瑞典，大型企业一向（并且仍然被认为）主要是为了创造和维持社会的和谐而经营。换句话说，也就是它们是为了劳工的利益而经营。

这些传统看法现在已经过时了，但是在美国萌发的，企业为了股东的短期利益而经营的理论，也站不住脚，并且必然需要修正。

越来越多预期能够活到老年的人，将来经济上的保障日益依赖他们的投资，也就是作为持股人的收人。因此，企业对股东利益的注重不会消失。然而，这些持股人所要的并不是盈余或股价上即时的获益，而是20或30年后的经济获益。同时，如第五章里会谈到的，企业一定要越来越注重知识工作者的利益，或至少把他们的利益放在足够高的位置，来吸引和留住公司所需要的知识工作者，并且使他们有效率。

结果，在传统日本和德国公司里，过去企业经营的主要利益目的--劳工，会越来越不重要。接着，传统上注重"社会的和谐"的公司目的（特别是大公司），也会日趋式微。

目前对于公司治理的辩论，只能算是首次小小的交锋。我们要学会重新定义公司的"绩效"是什么？特别是大型的、公开上市的企业。我们要学会在目前的短期目标（强调对股东的价值）和企业长期的繁荣和存活中求取平衡。即使纯粹以财务方面来说，我们也面对全新的挑战：一个企业要存活30、40年以上，直到他的投资者达到可以领退休金的年龄。这是相当不容易的目标，以目前来说基本上属于乌托邦。企业平均的生命周期，至少以它成功的时期而言，从未超过30年以上。因此，我们必须学习企?quot;绩效"的新观念，也需要发展新的衡量方式，等等。更进一步，绩效要能以非财务方式来衡量，对知识工作者才有意义，进而激发他们对公司的"承诺"（commitment）。这不是钱财的报偿，而是一个"价值观"的报偿。

因此，所有的组织都必须思考"绩效"为何？这在以前简单明了，现在却不复如是。策略的拟定也越来越需要依据绩效的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