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
族、母族、妻族。也就是说，一个人犯杀头之罪，跟着丢脑袋的除了自己的家人外，还会有父亲的兄弟、母亲娘家的人和妻子娘家的人。（见《史记·秦本纪》）
秦襄公七年，秦始立国，文公二十年是秦建国之后的第二十五个年头，也即公元前745年，族诛的出现，居然比有皇帝的历史还早了五百多个年头。
历史记载中可见的最早的案例，出现于株连法产生后的第五十一个年头。《史记·秦本纪》载：武公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
史书上说，秦文公的孙子宁公死后，权臣三父等人废了武公的太子之位，更立武公的弟弟出子为君，六年之后，又杀了出子，复立武公，武公继位三年，大概是羽翼丰满了，便杀了三父等人，并夷其三族，替弟弟报仇。
到秦始皇时，荆轲刺秦，受的是诛七族的刑罚。《史记索隐》对七族的解释是：父之姓，姑之子，姐妹之子，女之子，母之姓，从子及妻父母。
到隋炀帝时，就发展到了诛九族。《隋书·刑法志》载：杨玄感反，帝诛之，罪及九族。株连九族，这便是俗话所说的“瓜蔓抄”。意谓不管瓜蔓蔓延到那里，也要节节拔掉，连根抄没。
到明永乐时，又有了灭十族的说法。当时朱棣命建文帝的大臣方孝孺起草继位诏书，孝孺投笔大骂，朱棣怒斥道：“你哪能就死？我要灭你十族。”之后将其下狱，并将其同族之人全部缉拿，还有母族林彦法、妻族郑原吉等，逼他就范，方孝孺执意不从。朱棣大怒，又收捕了方孝孺的朋友、门生廖镛等的十族，全部杀掉，然后分尸示众。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外亲之外，亲族被尽数抄没，发配充军、坐死者还有千余人。（见孟森的《明史讲义》第101页）
残酷的杀戮往往被赋予无比积极的意义。统治者希望借助极端残忍的流血来达到充分吓阻的目的。
《史记·商君列传》说商鞅变法三年之后，秦国就变得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了。这就是统治者所谓的刑教。
统治者的另外一种教化方式就是德教。韩非子说过：“明主之所以制导其臣，二柄而已，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
如此看来，温情脉脉的德同血腥的刑，原来仅仅是治道的一体之两面。
三国时桓范总结说：治国之本有二，德也刑也，故任德多用刑少者五帝也。刑德相半者，三王也。仗刑多，任德少，五霸也。纯用刑，强而亡者，秦也。（《政要论·臣不易》）
《汉书·元帝纪》载，元帝生性柔弱，为太子时，曾谏言宣帝，说他父亲持刑太深，要求能用一些儒生来加以纠正，却遭到宣帝的斥责，史书上说：“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
元帝因此还差点丢了太子之位。史书上说，元帝即位之后，“省刑罚七十余事”。这实在很有他的老祖宗刘邦当年尽除秦酷法的气魄,这位以省刑著名的皇帝，在传统史家的眼里似乎并不是一位好皇帝。《汉书》对他的评价是：“牵制文义，优游不断，孝宣之业衰焉。”意思是宣帝时好不容易出现的中兴局面又见式微了。
可见，传统史家所推崇的治道，还是以任刑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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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的成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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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时的大清官杨震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经过一个叫昌邑的地方，当地的县令王密刚好是他当荆州刺史时推荐的茂才。论关系，杨震算是王密的荐主。东汉时荐主与被推荐者的关系，见于史料的不多。《三国志》里说到的袁绍的儿子袁谭，便是刘备当豫州刺史时推荐的茂才，后来刘备为曹操所败，走投无路之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去投靠袁谭的父亲袁绍，据说很受袁绍的礼遇。由此见之，当时的荐主与被荐者的关系，与后来座师与学生的关系相比，大概也差不到哪里去。
王县令“怀金十斤”来送杨震，这中间大概有还他人情的那么一点意思。就算没有这层关系，逢领导过境，送上些许程仪，也不见得就是刻意巴结。这在旧时的官场，应该是非常普遍的，送者不动声色，受者了然于胸，原本应该是相当默契的一件事。
无奈王密碰上的偏偏是个不解风情的官儿，逼得他只能来俗的了，他不得不进一步劝说：“我趁着天黑过来，不会有人知道的。”
杨震并不因为对方的暗示而接受贿赂。
其却金的理由是：“天知，神知，我知，尔知，岂谓无知？”这话翻成大白话，便是：“老天爷知道、鬼神知道、我知道、你知道，怎么能说没有人知道呢？”（事见《后汉书·杨震传》）
比杨震早出700年的孔子同样说过这样的话：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
畏天命，是怕老天爷见责，即杨震所谓的天知。
“大人”在《易》乾卦里的解释是：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德配天地，当然是道德高尚之人。畏大人，是说我有见贤思齐之心，这话可比之于杨震的“我知”。
畏圣人之言，意思是我不敢忘记圣人的教导，这同样是“我知”的一部分。
杨震的“四知”，从涉及的范围来看，自然要比孔子的“三畏”宽广多了，所以说，从孔子的“三畏”到杨震的“四知”，在我看来，这就意味着当贪官的成本在节节提高。
从杨震却金的故事中，我读出了先人们的良苦用心。为防范作奸犯科者，我们的祖先构筑了一道又一道的周密防线：一是心理防线，即杨震所谓的“我知”；二是律法防线，即杨震所谓的“尔知”；三是鬼神防线，即杨震所谓的“神知”；四是老天爷的防线，亦即杨震所谓的“天知”。
在良知和法律不大起作用的情况下，鬼神和老天爷就成了非常必要的约束。这便是通常所说的“德不足，法补之；法不足，天谴之。”
传统文化里的“天”，大略有四层含义：
一是《尚书》里所谓的“天命靡常”、“天命匪解”的具有人格力量的天。这里所说的天，通常称之为天命，意即老天爷的意志。
在儒家的一些学说里头，往往把老天爷当成循循善诱的长者，董仲舒说“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也就是说，灾难和怪异的事，是由于国家行政之非所致。所以老天爷要来点灾害谴责之，谴责了还不思悔改，就要来点怪异的事让你惊骇，惊骇了还不知畏惧，那就该你倒大霉了。
二是《诗经》里所谓的“上帝临民”、“闻于上帝”的天帝。
三是老子所说的“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天。这里所谓的天就是天道，意即自然之道。
老子说，天道是损有余以奉不足，人道正好反过来，人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天道以均贫富的手段来拉近贫富两极的距离。人道正好相反，是以强凌弱，以众欺寡，其结果是拉大了贫富两极分化的距离，使贫者愈贫，富者愈富。这种时候，往往有人打出替天行道的招牌来啸聚山林、劫富济贫。如《水浒传》里的众好汉聚义，打的便是“替天行道”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