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

组织更倾向于敛财。原因很简单，因为只要拥有这种权力，敛财显然要成本更低。从这一点出发，许多民企对市场伦理的蔑视，实在是一桩顺理成章的事情。

由于民企在与权力的结盟过程中所达成的是一种期限不确定，彼此权利义务非常不明确的契约，而且随时有被清算的可能，所以许多民企在产权上就被注入了一种机会主义的本质，其经营行为表现出非常强烈的短期化特征和不可预测性。与此相适应，许多民营企业家身上经常显示出的那种天马行空，恣意妄为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产权与预期不稳定的双重夹击之下，民企在行为的短期化方面比国企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发家史经常与某种神话与传奇联系在一起，有时候表现得非常夸张，甚至达到连自己都欺骗的程度。

4、民企的绩效如何？

中国民企在产权和经营手段上的这些特点必然反映在中国民企的绩效表现上。虽然许多人举出各种宏观和微观数据以论证民企在绩效上优于其他企业。但实际的数据却并不支持这种观点。

有统计表明，2001年，中国证券市场1073家公司的平均EVA为-1442万元，即每家上市公司平均损毁财富1442万元，1073家公司共毁灭财富154.7亿元。而同一项统计显示，中国上市公司中的98家民企的EVA为-17亿元。如果这个统计可信，我们就能得出下面的结论，民企每家平均毁灭财富1734万元，显然这个数字高于上市公司的平均数字。考虑到民企的资产规模普遍小于其他上市公司，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民企上市公司单位资产毁灭财富的数字比其他上市公司的数字还要更高。我们看到的最新统计是，2002年上半年，中国深沪两市1204家上市公司平均0.08元，而民营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为0.103元。这个数字虽然表明，中国民企上市公司的每股收益要高于其它类上市公司，但并不显著。

虽然这些样本均来自中国证券市场，很难描述中国民企的全部。但至少可以说，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并不显著优于其它类上市公司。那些认为民企绩效一定优于国企的说法，起码没有得到中国证券市场经验事实的支持。这个结论不仅出乎那些民企迷信者的预料，也出乎我们自己的预料。显然，民企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生机勃勃。

当然，与许多民企的坚定支持者一样，我们仍然认为，只要制度环境能够得到澄清，民企就能够逐渐接近较为理想的状态。因为无论从任何角度讲，民企都是中国经济的未来。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民企问题上我们可以粉饰太平。因为，民企只能是现实制度环境中的民企，粉饰太平，就可能遮蔽导致民企蜕化的制度背景，这才是中国改革的当务之急。否则，我们这些曾经热切鼓吹民企的人，就可能亲眼目睹一代民企彻底蜕变的悲剧。昨日的希望之星就可能变成明天权钱勾结的典范，这将是中国改革无法承受之痛。

社会关注民营经济是因为很多人都认识到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经济中的巨大作用，我们关注民营经济是因为除了我们认识到民营经济的重要性之外，还认识到民营经济的严重缺陷在那里。我们应该为民营经济的创生和发展创立制度环境，防止民营经济的脱变。

三、政治家的智慧与公众的耐心

自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反腐战争的硝烟始终没有消散。各级党政监察机关重拳出击，屡有斩获。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从1997年10月到2002年5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9万余件，结案78万余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78万多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1亿元。看到这些成绩，在人们额手称庆的同时，又不免扼腕叹息：在政府三令五申之下，为什么腐败分子仍然会"前仆后继"？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曾经说，要警惕腐败和改革赛跑。据历届高检报告及相关资料统计，腐败的增长速度似乎的确超过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全国各级 检察机关1979-1982年查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总数为98225件，1983-1987年间增至15.5万件，1988-1992年间增至214318件，1993-1997年间，尽管对贪污贿赂、挪用公款等腐败案件的立案标准均已提高，但是案件总数仍然增至387352件，18年间查处的贪污贿赂等腐败案件平均每年以22%的速度增长。难道反腐败是越反越腐败吗？

尽管对腐败程度的衡量一直没有公认的科学标准，但是从目前的一些研究我们仍然可见端倪。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定期公布《世界主要国家竞争力报告》，其中政府清廉程度也被视为一国是否具有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按照其1998年的统计，中国的腐败程度大体和日本相仿，劣于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也远逊于新加坡，但是却好过意大利、韩国、俄罗斯和印度。若按国际透明组织设计的清廉指数(CPI)，1995年中国的清廉指数为2.61，在41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倒数第二。1998年中国清廉指数为3.50，在85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为第52位，低于世界平均数(4.89)，也低于世界中间数(4.20)。1999年，中国在世界9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为第58位。这些研究当然仍很不完善，但是给我们的信息大致是：中国的腐败状况在世界各国基本上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公众对政府官员的信任程度也在下降。腐败的恶果是动摇政府的有效性和政权的合法性。但是，这几年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经济增长逆风飞扬、市场化改革有条不紊。说明中国政府的廉洁程度正在改善而不是恶化。

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语出惊人：他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腐败在特定条件下可能有利于社会稳定。相对来说，上层官僚一般是清廉的。这正像托克维尔所主张的，最稳定的统治是贵族当权，因为贵族甘心放弃金钱上的实惠而换取政治上的权威。亨廷顿指出，上层官僚在一定程度上会宽容下层官僚的腐败，因为下层官僚通过捞取钱财获得满足，不再嫉妒上层官僚。

腐败的根源在于权钱交易。在改革初期，由于政府财政拮据，默许了一些公共服务行业和公用事业部门，以及一些政府部门甚至军队自谋出路。手中有权的政府部门发现，最容易的生财之道是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垄断性权力寻租。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是政府经商办企业，到了90年代则是通过想方设法将本应无偿提供的服务变为"有偿服务"(例如通过行政手段迫使人们购买他们所指定的企事业单位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等多种形式实现的。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以创收为目的的各种收费、罚款、摊派屡禁不止，泛滥成灾。中央政府还没有来得及为甩去包袱而松口气，就被各种各样的腐败犯罪搞得焦头烂额。尤其值得注意的迹象是，进入90年代以后，政府管制在某些领域反而有回升的趋势，例如宣布组建国有大型企业集团、打击地下钱庄的同时强化以国有四大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以及为国有大企业融资的股票市场、农村粮食流通体制改革一波三折等等。于是，90年代中期以后，公共工程建设领域、粮食购销储存领域、政府采购领域、国有企业经营领域、各种社会保险基金的征管和使用等领域逐渐沦陷为腐败的重灾区。

中国的改革基本上沿用的是分权化的思路。地方政府的官员在改革之后得到了更多的自主权。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经济增长的业绩往往是决定官员升迁的关键。在这种激励机制下，地方政府官员逐渐从非生产性的政治官僚转变为生产性的"企业家"。招商引资成了地方官员的主要工作。这些官员亲临一线，混迹于各式各样的商人们中间。在空气中暴露的时间越长，即使是用特殊材料锻造出来的共产党员，生锈的概率也自然会越大。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是，在改革的早期，腐败分子中不乏能力很强的官员，而且他们都偏好市场化的改革。这是因为，既然腐败的本质是权钱交易，那么首先，官员必须有权，才有和人交换的"筹码"，而只有当市场化改革制造出交易的机会之后，官员手中的权力才具有了市场价值。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指出，腐败将对国民经济带来巨大的损失：(1)腐败会降低一国公共投资以及基础设施的生产效率。公共工程中的腐败现象在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存在。新修的道路可以在刚刚跑上汽车之后就变得坑坑洼洼，商场可以在顾客如织的时候突然坍塌。(2)腐败降低税收收入，并进而降低政府对教育和健康等公共领域方面的支出水平。按照胡鞍钢的估计，腐败给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平均每年在9875亿元到12570亿元之间，相当于GDP的13.2%到16.8%，当真是触目惊心。

如果反腐败是放火烧掉我们自己正在居住的房子，那么我们只需要愤怒和激情。但是，反腐败是要做手术切除癌细胞，我们需要的是外科大夫的冷静和理性。在做手术之前，声色俱厉地开一场癌细胞的批斗会于事无补，反而弄巧成拙。反腐败需要的不是雷霆震怒和清扫运动，它考验的是政治家的智慧。

大规模的腐败一定会毁掉政府的声誉，但是急风骤雨、草木皆兵式的反腐败可能会使得人们更快地失去对政府的信心。如果人们每天看到的新闻都是官员腐败的消息，他们就会得到一个印象：所有的官员都是腐败的。这样的社会预期反而会使得当清官的成本更高：世人皆浊，而君独清？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众无法甄别真假贪官，这时候官员的最优策略将是做贪官。当上一代官员中有许多贪官，而公众对所有的官员已经形成深深的成见，认为新一代仍然是一丘之貉，那么新一代的官员的最优策略也将是做贪官。腐败将代代相传！这真让人越想越毛骨悚然。反腐败的政治智慧在于：一方面要惩恶扬善，痈疽务去，另一方面要像在旷野中呵护火种那样小心翼翼地呵护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不能因为腐败就影响到改革和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韦托·坦齐认为，反腐败中可能会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过度依赖单个方面的行动战略。比如所谓"高薪养廉"，指望通过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使得他们清廉，或是通过建立一个专门反腐败的政府机构，然后将所有反腐败的任务都推给它。又比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曾经希望借助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毕其功于一役。事实上，反腐败的斗争先后有过四次高潮。第一次是1982-1983年打击经济领域中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第二次是1983年-1987年间开展的整风和纠正新的不正之风的斗争，第三次是始于1988年并在1989年下半年后达到高潮的反腐败斗争，第四次是1993年开展并在1995年达到高潮的反腐败斗争。尽管这四次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一浪高过一浪，但是却如同海滩上扫沙，腐败分子去了又回。反腐败斗争像是消防队员前来“救火”，刚刚熄灭一处的火焰，另一处的火焰又燃烧起来，顾此失彼，疲于奔命，以至于有人发出越反越腐败的悲观叹息。

历史的演进常常充满了戏剧性。美国经济学家西蒙曾经回忆，在他年轻的时候，美国也是腐败盛行、官员的态度蛮横无礼、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但是，就连这位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经济学大师也没有弄明白的是，当他成年之后，也就是在10年、20年左右的时间内，美国的政府行为和市场秩序突然有了明显的好转。当我们对现实悲观失望的时候，请记住：惟一值得恐惧的是恐惧本身，惟一令人失望的就是失去希望。俟河之清，要有耐心。

四、稳定发展与制度建设（上）

---怎么才能保证政策的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