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节

行业，减少金融机构介入的行业限制，取消对金融市场垄断的法律保护，这样就会大大地改变风险管理和风险承担以及金融机构治理的激励机制。

三、金融自由化与货币政策（二）

自由化不仅使现有的不良资产组合得以暴露，还使借款人面临着借款成本的上升，租金的减少和信贷分配的改变。那些在原有体制下已获得贷款的借款人，现在将以市场决定的更高的价格来偿还，从而蒙受损失。利率的提高和租金的损失所产生的影响将一些债台高筑的借款人推向破产的境地。

金融自由化进程可能会加大利率和资产价格的波动，从而减少租金，使租金重新分配 ，以这种形式产生分配效应，并且加剧金融服务业的竞争。当越来越多的国家实现自由化，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水平和变动趋势就越来越趋同于发达国家。就实际的和名义的货币市场利率而言，自由化的确意味着短期波动的加剧。很明显，国债利率和银行利差是最受压抑的，当自由化向前推进时，它们的上涨幅度是最大的：这使大量的租金从国有行业和政策所倾斜的借款人中转移出来。尽管20世纪90年代末工业国家公开的银行利差又有些收缩，发展中国家的利差却维持在高水平上，这也许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贷款的市场力量和高风险。

一方面，金融压抑国家的政策往往导致宏观经济周期，另一方面，自由化进程本身经常引发宏观经济的不稳定，因为金融机构努力抢占市场份额而使自由化初期贷款总量膨胀。其所带来的经济过热不得不通过货币政策降温，或者引发通胀和名义汇率贬值，这反过来又在名义利率上体现。

如前所述，自由化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另一个影响是通过财政渠道实现的，其前提是政府无法通过削减赤字来回应利率的上升：如果情况的确如此，则赤字要么货币化，引发通胀，要么在更高的利率水平上重新贷款，而高利率使私营借款人的挤出效应更加升级，由此又影响到经济增长和稳定。

在自由化国家，利率的有些波动可能是“无效波动”，费勒德(Flood)和罗斯(Rose)把这一概念运用在汇率上。在一些管制较为宽松，并且管制价格与市场出清利率相差不远的国家，其管制利率的确为资金成本提供了一个相关的信号。由于管制利率比较稳定，该利率盯住预期利率和市场贴现利率，就能潜在地抹平股票、房地产和其他资产的波动因素。如果是这样的话，政策将产生相当可观的收益，体现为消除了“无效波动”，人们不用担心波动会带来风险费，从而实现经济的增长和稳定。

有些转轨国家，自由化使政府从总体上丧失了一些控制权，由此加大了执行合同的困难，一个独立的不确定因素就在这些国家表现出来。高名义利率和低违约成本的结合，使许多交易出现物物交换。

另一方面，准入和特许权价值，对金融治理结构也有着深刻的影响。允许新的市场参与者，包括外国参与者进入金融服务行业，以及颁布针对合谋定价的反垄断管理办法，对工业国家金融市场自由化起到了很大作用，并且已经开始越来越广泛地为发展中国家所采纳。然而，与现存银行相比，新参与者进入市场时，没有那么多不良债务的挂账和昂贵的劳动力合同。

竞争的加剧直接带来了效率的提高和服务范围的革新。这些好处不容忽视，并且不断增长。但是新的市场准入的自由常常使银行努力保留或抢占市场份额，他们在不熟悉的领域拓展业务，而银行往往会低估那些领域风险。更有甚者，新的进入者可能破坏无效率的现存银行的前景，致使他们承担更大的风险。的确，伴随着自由化而产生的宏观经济波动的加大常常潜伏着新的风险，即使是成熟行业也是如此，如财产抵押贷款。

在实际中，现存银行经常足以有效的运转和重组来对新进入者的威胁作出反应，这就使得后者的业务活动的开展比预期要困难得多。但是即使新的均衡状态下原有的市场参与者保留了大部分市场份额，现在的均衡仍是一个竞争性的和利差较低的均衡，并且不存在信贷指导体制所产生的租金。由于特许权价值的减少，现在的银行尤其没有犯错机会，许多银行受制于风险过高所带来的危险，对于这一综合症，恐怕墨西哥的案例作了最好的诠释。

在其他情况下，市场进入者倾向于较为稳妥但又可赚取高利差／小金额的战略，这样，高成本的现存银行以及背负着不良贷款组合的金融机构仍保留在行业内，其总体利差往往要比自由化之前大——巴基斯坦和乌干达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现象。

市场中不仅出现了新的竞争者，金融机构也获准开始拓展新的业务范围。其中，全能性银行业是一个趋势，不仅大的商业银行，而且原有专业金融机构如抵押银行和储蓄银行都朝全能性银行发展。尽管新的市场准人自由给赚取利润创造了新的机会因而某些方面有利于特许权价值，而在不同的金融机构之间打破竞争障碍，以及各国放开行业介入的限制同样加剧了现有行业的激烈竞争，如分支机构的设立，在进入新领域后，其利差要比预期利差低。

还有人认为，从自由化到危机：是一个不可避免的次序。一方面，一种形式的危机导致许多国家实行自由化，另一方面，自由化国家又经常遭受到随之而来的更为有害的危机。形成这种循环，部分是因为自由化的环境使过去信贷分配的无效率和失败得以暴露，部分是因为自由化过程中操作不当，特别是没有改善银行业初始的脆弱状况，以及没有能迅速地建立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监管的框架。比如，银行发现其现存的贷款组合在新的环境下变得不合理了，因为他们的借款人不再有能力偿还贷款，不管是因为贷款质量差，利息成本上升，还是因为经济自由化的其他并行措施导致相关价格的改变，或由于政府补贴已经取消，或仅仅由于政府对于这些债务的隐性担保不再有效。这种情况下(包括在印度和印尼)，自由化使毫无价值的资产组合得以暴露，而不是导致不良资产组合产生的原因。

三、金融自由化与货币政策（三）

基于同样的前提，根据德米尔哥-昆特(Demirg—Kunt)和德特拉贾凯(Detragilehe)对1980-1995年间50多个国家所做的计量经济学分析，银行危机更容易在自由化的金融系统中爆发，但那些制度环境较为健全的国家例外。但如果自由化并不必然导致危机，自由化的金融市场常常会减少银行执照的特许权价值。这将对银行的经营业绩起到负面作用。

在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竞争更加激烈，银行就会抬高利率，直到审慎的贷款操作不再有 利可图为止。存款保险不管是隐性还是显性，都会在银行内部人所接受的贷款组合风险和存款人所意识到的风险之间制造差异。例如，一些人认为这是墨西哥银行失败的一个重要方面，并且也是乌于达银行从事和迅速扩大一系列高风险活动的一个原因。当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已经受到质疑时，银行的高风险活动更容易过度，这种情况下，放松管制会很危险。

自由化环境中导致银行脆弱的原因不仅仅在于蓄意从事高风险活动及过去的贷款组合质量低下。应注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营上的彻底失败。使那些银行经营者无意将其银行带人岌岌可危的破产境地，给其存款卖出期权赋予任何重要的价值，他们也面临这个问题，因为无论是整个环境，还是他们拓展的新行业，实际上比他们所预料的风险更高。有时自由化的弊病会由于放松管制的次序不当而恶化，特别是在自由化不当的情况下，如韩国就是如此。在这些国家，市场放松管制的次序不当引起了短期债权的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在监管不力的由短期外国借款融资的公司票据市场上更是如此。短期外国借款使金融系统暴露在外国债权人的操纵之下，而正是外国债权人破坏了金融系统。

自由化阶段初始，还会遇到另一个障碍，即监管制度、监管手段和法律体系不适应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在金融压抑体制和政府信贷指导的体制下，一般认为，对风险的监管并不重要，监管的方向是执行信贷指导，而不是实施审慎的监管制度。法律体系典型地保护债务人。即使放松管制的内容之一是法律的修缮，法官和法庭不会立即熟悉法律的内涵。总之，有效市场决策所需要的银行技术、监管机构和法律框架均存在缺陷，这意味着自由化遇到了许多问题。利率自由化改革本身能很快、很容易地实现，成本也很低，然而构筑技术、基础设施和激励机制却是耗时、费力的，成本也很高。

在有些情况下，自由化还需要更多的条件。根据郝诺汉(Honohan)和斯蒂格利茨(Stiglitz)的观察，金融自由化所带来的一个普遍做法是，依靠审慎监管的间接方法，即通过调控银行的资本来确保银行具有足够的与所预期的风险相应的资本。但是在金融自由化体系下，监管者很难辨别银行资本的真实价值和银行资产组合的真实风险，这就意味着要保证银行业务的安全和合理性，可能需要实施更加强有力的管制措施。这些措施的特点将是，它们较为容易地证实和推定遵守法规的银行失败的风险较小。

有人描述了银行业是怎样时不时倾向于对政策做出反应的，并且指出，对微调的监管政策的标准建议非常依赖于模型而且脆弱。当一个由有远见的股东控制的银行，被更为注重现实的特征的银行所取代，并且这类机构存在包括自我服务和短视经营的委托代理问题时，上述特征就得到加强。这一点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需要简单、强有力并且更为直接的措施来保证银行业务的安全，不仅政策要有效，且这些措施能在减少风险程度上达到一个量的飞跃。

然而，哪些法规应加强，在哪些情况下加强呢?郝诺汉和斯蒂格利茨评价了五种不同类型的健康的金融管制中不同情况的相应表现，并且考虑到可能的副作用和实施阻力，明确了各种引发失败而很可能是有效的各种条件，明确了在哪些环境下，副作用可能最严重。他们表明，不同国家的情况是如何实施不同的有效措施的，但或许这些措施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需要。一些规定，如会计上的最低资本是监管者的一个长期性工具。其他的如利率上限，作为一个宏观经济或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已经有很长的历史，尽管有些令人怀疑，但它在某些情况下，作为一种审慎的措施发挥了更加有意义的作用，特别是如果只是间歇性地运用利率工具。政策制定者需要把这些强有力的监管工具组合作为政策源泉。

在实践中，金融自由化还远远没有实现向均衡的、竞争性利率的平稳过渡。事实上，过去受到补贴的借款人，其租金的静态转移往往可能是体制转变中最不重要的一个因素，并且在某种情况下，已经部分地为显性的预算补贴所替代。然而，特别是当资本账户早早放开，当财政和其他宏观资源不稳定因素非常显著时，利率的波动会导致银行体系脆弱。在极端情况下，强制执行合同而不支持自由化，会导致货币经济自身内部瓦解。在多数国家，即使市场准人是自由的，利差如果加大，则表明市场实际上还缺乏竞争。事实上，银行监管当局经常没有必需的审慎规章来限制市场准入，也没有必需的干预来保证资不抵债的金融机构或管理不善的金融机构的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