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节

961年所相信的是些什么。首先——也许在这里我有点为自己辩护的味道—你绝对不能说我们忽略了经济体系的供给面。在我们的报告里面，有一整章讨论供给面的因素以及供给面诱因的重要性。

毕竟，1962年的投资租税抵减（Investment Tax Credit）正是出于我们这批人的构思。这个成长理论的小子，怎么可能对供给面视而不见呢？当初我们所做的，乃提出一套很合理的论据，说明当时美国经济处在一个超额供给、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力未充分利用的状况，而且这些现象已存在几年。我们坚持应该区分清楚下列两种情况：其一是透过需求的刺激来增加实质产出，也就我们所称“消除实际产出与可能产出间的落差”；另一种情形则是透过供给面的变动，来进一步增加实质产出。（在这里有必要再做一些说明，特别是此时此刻的现在，托宾和我早在当时就建议，正确的财政政策目标，是在充分就业下，透过货币面保持宽松，而让联邦预算有盈余。我们的目标是希望有更高的国内投资及国民储蓄率，而我们又怀疑是否能够有足够的民间储蓄。请别提凯恩斯学派对储蓄有过敏性的恐慌！）〉〉〉经济均衡的探索有一类当代经济学者一味地否定超额总供给会持续存在。训练有素的经济学者，不都该知道“市场会结清”吗？难道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可能性吗？我必须承认，在1962年的《经济报告书》中，我们并没有对这个观点提出充分的反驳。

毕竟，它是写给社会大众看的，而不是写给其他经济学者看的。所以，我这里必须把我们所要说的内容重新建构一次。对前述的问题，有两种可能的解答。一种是凯恩斯本人的观点：一个经济体系即使存在普遍非自愿性失业以及生产能量未充分利用的情况，依然能达到总体的“均衡”。这种均衡并不是瓦尔拉斯式的均衡，也就是所有的市场都达到结清的地步，但是整个经济态势依旧是达到了均衡，因为并没有来自内在的压力要求情况改变。凯恩斯就这项观念在理论上的完整性，并没有提出很精确的说明，但这应该就是他的主张。我想我们并不采取此说。而另一个可能的解答，则可大致叙述如下：有太多现实的理由使名义价格或是工资不具备完全的弹性。列出这种种理由，当然并不足以形成一项理论。然而，由于有各种名义的僵固性（Nominal Rigities），因此实际数量与相对价格经常会落在错误的位置，甚至往错误的方向移动。因此，受到干扰后的经济要走向市场结清式的均衡，可能会慢得令人难以忍受，而代价也可能非常昂贵。即使确有单一并符合柏莱图效率（Pareto-Efficient）的均衡，任何的修正措施—不管属自动性还是权衡性的—都将要付出相当的代价。

如果是60年代，我们应该会采取第二种说法。坚持相信与拥护这套观念的人，将它冠上“美国式凯恩斯学派”之名，想必是把它神奇面包（Wonder Bread）以及“命运之轮”（Wheel of Fortune）归为一类。当然，早期在希克斯与莫迪利亚尼的著名论文中即可看到此说的精髓；他们都不是地道本土的美国人，不过也不必太在意这些。1962年的报告书中对此说未有着墨，其理由已如前述，但我相信这是托宾、欧肯以及我一致的想法，通常我常采用的简便假设是，名义工资具有僵固性。在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已足以得出美式凯恩斯学派的标准结果。但是，这只是为树立模型声望的形式性或权宜性的做法而已。假如遭受质疑，我们还可以很轻易地找到经济体系中其他各式各样的僵固性及不完全性，这些只是更加强化了原有的说法。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8) 若干年后，我和当时研究所刚毕业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合写了一篇文章，将我先前所谓“老一辈”的观点做了一番整理。在该文中，我们将名义工资与价格在面对超额需求或供给时调整缓慢的现象，视为理所当然。

因此，劳动市场与商品市场都毋需在短期间达到结清的地步，而这种“短期原则”适用于两者。我们也证明，这样的经济体系会有相当偏差的变动，甚至有可能陷入类似失业均衡（Unemployment Equilibrium）的状况。我们的模型显然正是边纳西-德瑞兹-马林茂德“固定价格暂时性均衡”模型（Benassy-Dreze-Malinvaud Fixed-Price Temporary Equilibrium Models）的先驱，他们的模型大概是五年或十年后才出现（在美国并没有引起应有的注意）。我们的论文备受冷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待遇，是因为我们甚至对于从数量配给市场（Quantity-Ratinned Market）外溢到其他市场的情况，也未有所讨论；相反地，这却是上述三位法国学者固定价格模型中非常重要的部分，也因此让他们得以宣称他们将“有效需求”加以模型化。我们对这种属于微观经济的基础架构并无太大的兴趣；我们所想要表现的是，一个模型经济有时可能受限于需求面，有时可能是受限于供给面。我们的目标是希望对“新古典的综合理论”

（Neoclassical Synthesis）——或是更生动的说法是“非正统的凯恩斯主义”（Bastard Kerneslanism）——做出贡献。有趣的是，我现在倒认为，凯恩斯的直觉是正确的。或许我们可以将非瓦尔拉斯式的均衡概念作为现代产业资本主义的宏观经济分析基础。这样作为什么可能比较好？部分是因为经济学者相当受到均衡分析的影响；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它至少相当契合我们对经济生活的直觉与观察。凯恩斯之所以无法声称他已发展出所谓“失业均衡”的概念，是因为他缺乏分析的工具。这些工具是在许多年之后，才出现在经济学之中。〉〉〉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今天在宏观经济理论中，有一派名为“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他们努力证明，像信息的不对称性、交易成本以及其他实际生活中的事例，如何导致在“错误”的就业与产出水准上达成均衡。他们指出，通常只要透过简单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就能够有所改善。（这个看法是对的，但绝不是什么大新闻；同样的，不适当的政策也会把事情搞得更糟。这就是为什么棒球队要开除球队经理的原因。）就我个人的观点来看，新凯恩斯学派经济学是好坏杂陈。

它的目标正确，分析技巧也不错。但有时他们从实际生活中所选取以及强调的现象，似乎有些牵强，不值得摆上那么重的权数。他们会如此重视这些旁支末节，可能是因为渴望获得尊敬，同时又拖持一种根深蒂固的想法，那就是要受到尊敬，就必须力求接近经济学中简化假设条件的传统。这并非一无可取，也绝对优于号称“新典范”（New Paradigm）的批发商式的做法，不过，偶而会发生常识和传统背离的情况，那么，我会永远选择常识这一边。如果宏观经济学的主要问题是：为何在经过无可避免的实质冲击后，整个经济竟然能够长期远离充分就业的状态？那么，交易成本与信息的不对称的问题，似乎无关紧要，不能视为问题的主要解答。在那个年代，菲利普曲线是我们用来处理工资僵硬性的特定分析工具。萨缪尔森和我在1960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可能创造出“菲利普曲线”这个名词，也促成菲利普曲线在美国生根。不过，现在我对这件事的作法会完全不同，以下我就解释其原因所在。〉〉〉菲利普曲线的论争大约六个月前，在一项于赫尔辛基举行的研讨会上，帕金（Michael Parkin）用“不幸的”（Unfortunate）来形容我们的文章。

他的意思并非指该篇文章不受欢迎，而是指它误导了许多人，使他们以为在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一个稳定的取舍关系，因而可以透过政策的变动影响经济状况。当时，我就起来辩解，只要仔细阅读过该篇论文，就会发现，我们已经把该设定在菲利普曲线之下的每一项条件，都陈述得相当清楚。我们还特别明确地指出，任何想在政策面利用通货膨胀与失业间取舍关系的做法，可能很容易导致菲利普曲线往反向移动，从而抵消了原先期望获得的成果。我们甚至还提到，预期的改变可能会导致情势真的循此预期变动。事实上，在论文中我们都提到了。研讨会后，林德贝克（Assar Lindbeck）对我说，他觉得我对问题仍有些闪躲。的确，一些形式上的条件虽然都已提及，但是该篇论文明显带着乐观的基调，看好透过标准的政策手段，就能在菲利普曲线上选取到一个落点。我必需承认林德贝克的观察相当持平。在60年代，折衷式的美国凯恩斯学派论者对通货膨胀的预期威力，并没有充分的警觉。他们对菲利普曲线的期望，远高于该曲线在实务上所能达到的程度。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现在我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我可以说，我不相信有一个相当稳定的“自然失业率”

（Natural Rateof Unemployment）。这个概念似乎认定，在经济社会里存在一个可以察觉（最坏的情况是变动缓慢）的失业率（或是更广义的所谓利用率（Rate of Utilization）），其重要的特性是：维持较低的失业率，会加速通货膨胀，而维持较高的失业率，会加速通货紧缩（Dflation）。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自己是知名（？）经济学者中惟一反对所谓长期垂直形菲利普曲线者，不过令人欣慰的是，我现在已有了一些同感。打从一开始，我就发现所谓自然失业率的假说，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证的基础，都是相当脆弱的。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9) 〉〉〉自然失业率的迷思从理论的层面来看，弗里德曼认为“自然失业率”是“由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方程式所得出的。”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许多接受自然失业率假说的人都了解，要接受此一假说，前题是承认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能正确描述日常经济实况。至于其他的理论基础，也同样的牵强。而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有关自然失业率的计量经济估计值，大都只是基于非常薄弱的实证关系；任何一项都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

以下的例子，或许不能算是很大的挖苦吧：自然失业率的支持者主张，英国目前的失业率在百分之九到十之间，低于自然失业率。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因为通货膨胀正在加速中。为何通货膨胀正在加速中？因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我个人比较赞同的假说是，没有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一个明确界定的数字加上通货膨胀加速或紧缩的特性。当然在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想像总需求大幅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可能，当然这只是可能，你也可以想像需求水准低落，导致工资与价格日益快速地下降。）但是，那个关键性的水准，是取决于历史、制度、心态以及信念，包括对自然失业率的信念。假如该经济体系存在许多组的均衡，那么也可能有许多的“自然”率。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在报告自己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时，所选取的题材是经过挑选的，甚至有点支离破碎。例如，我就完全避开著名的双剑桥论争（Two-Cambridge Controversr）。那是因为这段插曲，在我看来是所谓看到烟就有火的一个活生生“反”例。在这段论争中，只有烟而没有火。如果，我把这部分向各位做报告，可能就会把话题转到心理学上，而这正是它原先想要治疗的病症。

你可能也注意到，我似乎无意提到60年代以后的一些发展，只有谈到最近经济研究的方向时，偶尔会做一些点到为止的评论。这也是我刻意如此的。因为对于当前的思潮或论争，很难冷静旁观，但如果对之太过热衷，可能也不是很公允的。那么我就面临在演讲完毕后，如何有尊严地下台的问题了。因此我愿意在演讲即将结束之际，告诉各位有关我对自己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两点看法，特别是在我构思这篇讲稿时所体会到的事情。〉〉〉经济学并非科学首先，我有个感觉：把经济学视为“科学”是错误的，它在性质上根本不是如此，这也可以说是我为何会有这种感觉的根源所在。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自认——并不全然是自我调侃——他们已经趋近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但在经济学里，没有这类理论；如果想建构这类理论，最后很可能会落到什么也不是的下场。假如你认为我这是在嘲讽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某些倾向，那你想得没错。这与我坚信经济学应力求“科学化”的想法完全不冲突。所谓科学化，我指的只是我们应采用逻辑的思考方式并尊重事实。我在后面还会再谈谈“事实”。有一次我曾听到史翠登（Paul Streeten）提及，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相信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信。

经济理论家（甚至包括一些应用经济学者）似乎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建立系统的人，一种是解决困惑的人。我刚才所说的，似乎较偏袒解决困惑的人。所谓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事情。困惑可能是从理论的探讨过程中产生；有待解决的矛盾现象、等待发现的范例（如最适货物税）、以及各种以“某某事情是否有可能？”的形式出现的问题。困惑也可以从观察中产生：如玉米-猪的循环周期、可分配份额的“固定性”，以及导致欧肯法则（Okun’s law）的一些惯性现象。在我所做的经济成长研究中，和建立系统最接近者，其实一开始时也是为了解决困惑；哈罗德-多马理论中存有内在不稳定因素，但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何才能调和两者的歧异？我们当然承认有一些真正的系统建立者，而他们的确有高度的装饰性；但我个人的直觉是，系统太复杂，也牵连太多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很难用我们的方法加以建构。现在我要谈谈事实。用严格的眼光来看，“事实”只是价格与数量的时间数列，剩下来的就属假设检定的工作了。我曾看过许多这样的检定，几乎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否定许多其他的可能性时，感觉上力道相当不足。

毕竟，对一组时间数列的解释，实在有太多种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同一份期刊，在下期也一定会出现另一篇论文，采用相当不同的函数形式，或修正过的模型。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要能进步，只有扩大供研究用的事实层面，纳入诸如专家与市场参与者的意见和随意的推论、态度调查、制度面的规则性，甚或我们本身的判断等等。我比较赞同的形象是吸尘器，而不是显微镜。当然，我绝对不是说常识或者一般“务实的人”的观点总是对的。其实，务实的人所主张的理论常常错误或空洞。我所主张的是，经济学者不能不睁大眼睛观察四周，再判定什么是有道理的，什么只是牵强附会之说。这些判断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可以诉诸于观察与逻辑为其辩护。对经济学这门“忧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我该谈得够多了。一位朋友曾经送给我一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T恤，上面的图案是一架直升飞机洒下的钱（货币理论者爱用的象征）正掉在一座岛上（经济学者最爱用的象征），并题上“还不及你想像中忧郁的一半”。我就在此打住。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40) 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的演讲演讲日期：1994年4月12日受伯烈特教授的邀请在这一系列讲座发表演说之后，我拜读了先前各篇演讲的内容，才发现讲演题目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不禁让我进一步地思考，我的思想在哪些方面可以算是演化而来的。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演化是指由较为简单及粗糙的状态，往较为复杂与精致的方向移动，这种转变是由某一思考过程带动，并逐渐改善分析的能力。威林（Lars Werin）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我时，提到我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名为《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在该文中我以个人的想法来解释为什么会有厂商的存在。之后他又提到，我“在（我的）理论建构上，逐渐添加砖块，而终于在60年代的初期，树立起解答所有问题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能解答经济体系中制度性结构的所有问题的原理。

我个人相信，他的介绍中所谈到的最后成果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如果因他的介绍而认为我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开始，然后逐步有计划地添加砖块，一直累积到建立制度性结构理论所需的资料俱已齐备才告罢手，那么实在是误解了我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未曾预设目标其实，我也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一直都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在每个阶段中，我个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按照事前的宏图伟略而来的。不过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所搜集的砖块拼凑起来，虽然谈不上是完整的理论，但如威林所称，是一种完整理论的基础。个人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似乎接近生物界的演化，由各种偶发事件而带来了改变。至于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将是本场讲演的主题。我想这样的内容安排，可以呼应伯烈特教授主办这一系列讲座的主要用意，让大家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但是，即使说我的思想是由偶发事件所促成的，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却无疑地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伍尔夫（Virginia Woolf）曾说：“1910年12月左右，人类的性格有了改变”，从而导致“宗教、行为、政治与文学上的变化。”

假如，这个日期的确标示了人类的转折点，那么个人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会和前辈学者不尽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猜到了，我正是出生于1910年12月。更精确地说，是12月19日下午3点25分，地点是伦敦近郊的威尔斯登（Willsden）。我是家中的独子，家父在邮局担任电报员，家母婚前也在同一地方任职。虽然双亲都在十二岁之后即辍学，但却极有教养，只是他们对学术工作一无所悉，同时也不感兴趣。我个人的志趣一直都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学者的生涯感到懵懂，也无人指导阅读，因此无从分辨严谨的学者与浮夸的术士。尽管如此，我有两件事由双亲处获益良多。其一是，他们虽不能和我共享志趣，但一直支持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此外，家母教导我要诚实与真诚。奈特曾说：“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或客观—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原则。”全心尊奉母亲的教诲，相信对我的工作意义重大。我一贯的目标是要理解经济体系的运作，要掌握真理，而非一味地支持特定的立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总是试着了解他们的立场，以避免产生误解。对于不劳而获的成果，个人一向没有兴趣。年幼之时，我因腿疾必须穿上铁鞋行走，因此我上的是残疾学校。

学校的主管单位同时也管理另一所供心智障碍者就读的学校，因此我怀疑两所学校间有些课程是相通的。我对在学校的所学不复记忆，只记得一阵子学过编篮子，可惜这门有用的技能我却学艺不精。〉〉〉阴错阳差选读商科本地的小孩通常在十一岁时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但可能是因为我就读于残疾学校的缘故，所以错过了考试。在双亲的争取下，我得以在十二岁那年参加考试，并获得基尔本中学（Kilburn Grammar School）的奖学金。学校的师资优秀，我也在正规课程上接受了扎实的教育。1927年，我通过了大学先期入学考试，其中历史与化学两科成绩优异。我又在中学待了两年，为伦敦大学的中级考试做好准备。这段期间的课程，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所修习的科目，所以我必须决定主修的科系。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历史，但是后来我发觉要取得这方面的学位，必需通晓拉丁文；由于我上中学晚了一年，同年纪的同学已念了一年的拉丁文，所以我被分到科学组。因此，我只好转到另一个表现优秀的科目，主修化学。不过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数学，而这又是所有科学学位的基础，所以我只有再度变更主修的科目为商业，这是当时基尔本中学剩下的惟一选择。

回想这一段人生插曲时，我归结自己之所以讨厌数学，系因为只学了数学公式和运算过程，却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假如我早一点读到场普生（Silvanus Thompson）的《轻松学习微积分》（Calculus Made Easy）—读书对各项运算的意义有清楚的解说—或是中学的数学课程也采取同样的教法，那么我很可能会继续攻读科学的学位。不过，还好并非如此，否则我大概只能当一位平庸的数学家，绝对成不了第一流的科学家。我开始准备伦敦大学商学士的中级考试（除了基尔本中学并不教的会计学必须通过函授自修）。虽然我对这些商学科目仅具备粗浅的知识，我还是通过了考试。到了1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