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节

的原理和程序是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重要的社会创新--这个创新必须尽快进行。我们的社会已经准备好接受它。

4.新任务

然而所需要的这两个社会政策只不过是范例而已。它们反映有必要对政策、态度，乃至优先顺序重新进行全面的定位。我们应该鼓励机构以及个人的灵活富有弹性的习惯，不断学习的习惯，把变化视为正常和机遇的习惯。

税收政策是一个，无论从对行为的影响还是作为社会价值和优先级别的象征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领域。在发达国家，税制对废弃昨日旧事物处于重罚。以美国税制为例，它把出售或清算一个企业或一种产品所产生的资金视为收人。实际上，这笔钱是资本的回收。但是按照现行税制，企业必须为这笔钱缴纳所得税。如果企业是把这笔钱发放给股东，股东必须付所得税，相当于这笔钱是普通的"分红"--即"利润"的分配。结果，企业不愿意放弃旧、过时的、不再起作用的生产能力，反而要保持它，继续浪费地向它投入资金。更糟糕的是，它们还错误地运用人力资源，分配有能力的人才来"保?quot;它--应该分配他们来创造明天（如果这个公司有明天的话）。当企业最终清理或出售老的、过时的，不再产生效益的事业或生产线时，它不把所得分配给股东，因此也不会投人到资本市场，投资于创新的企业家机遇。而是把这些资金仍投资于旧的、传统的、衰落的事业或产品中--即流人到很难在资本市场筹措到资金的那部分运作和产品中--仍然造成宝贵资源的重大的错误配置。

企业家社会所需要的是一个能够鼓励将资本从昔日事物上转到明日事业上的税制，而不是我们现行的这个阻止，甚至处罚这种行为的税制。

但是我们还应能够利用税制来解决新兴和成长中的企业最紧迫的财务问题--一现金短缺。一个途径就是接受经济现实：一个新兴，特别是一个成长中的事业的头5、6年中，"利润" 纯粹是财务的捏造。在这些年中，新事业的运营成本往往--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比旧事业的盈余（指目前收人与昔日成本之差）要大。这实际上意味着新的、成长中的事业必须把运营的一分盈余都用来维持生计；通常，特别是增长迅速时，它还必须投入更多资金，远超过它从当前账面中所能产生的"当前盈余"（即"利润"）。因此新兴和成长的事业，无论是独立的事业，还是现营企业中诸多事业中的一个，在最初几年中，都不应该交所得税，理由如同我们不能指望迅速成长的小孩产?quot;盈余"来支持成人的生活一样。税制是生产者支持非生产者的方法。另外，若等到新企业"成熟" 以后再收税，一定会产生更高的税收。

然而，如果政府认为这太"激进"，则新事业至少应能够缓交它在婴儿时期的所谓的所得税。它应该能够保留现金，不施以处罚或征收利息以渡过这段流动现金压力较大的时期。

总而言之，企业家社会和经济需要能够鼓励资本形成的税收政策。

日本人成功的一个"秘诀" 就是政府鼓励资本形成中的"偷税"。日本成年人可以合法地拥有一个"中等数额"的储蓄账户，利息是"免税" 的。实际上，这类账户的数量在日本是日本总人口的5倍之多，包括小孩和少数民族。虽然报纸和政客经常抨击这个"丑闻"。但是日本非常小心地不做出任何行动"停止这个弊病"，其结果是，日本的资本形成率为世界之最。也许有人会认为用这种方式来摆脱现代社会的困境太曲折。这个困境就是对资本形成的高需求率与对利息和分红这些"不劳而获的收人" 和资本家的所得的普遍不满（如果不是认为有罪就是不道德的话）之间的冲突。但是任何国家若想在企业家时代保持竞争力，必须制定税收政策，实现日本人以乔装的半官方的方式以实现的目标：鼓励资本形成。

与鼓励企业家的税收财务政策同等重要的是--或至少不应该受处罚--保护新事业不受日益加剧的政府、监管。限制、报告和文书工作对新事业之干扰。我的处方是（虽然我认为它不会被接受）允许新事业，无论是独立的企业，还是现有企业的一部分，当为监管、报告、文书所出的工作费用超过新企业毛收益的一定比例（比如 5％）时，向政府收取多出的费用。

这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新事业非常有帮助--例如一个独立的急救诊所。在发达国家，公共服务机构常常饱受政府繁文得节之苦，它们为政府所做的琐事甚至比企业更多。一般而言，它们在财力和人员方面都不及商业机构有能力来肩负这些重负。

这个策略是解决发达国家这个危险而有害的顽症的最好--也许是惟---药方。政府的无形成本正在稳步增加，它不仅耗费资金，更重要的是耗费了有能力之人的时间、精力。然而这种成本又是看不见的，它不显示在政府的预算中，而是隐含在医生的账本中，因为医生的护士必须花一半时间来填写政府表格和报告，也隐含在大学的预算中，16个高级行政者的工作就是配合政府的命令和法规，或隐含在小企业的损益报表中。一个275名员工的小企业，抽出19个人专门为政府做税务员的工作，包括从员工薪水中扣除税费和社会保障捐款，收集供应商和客户的税务标识号码，并报告给政府；或如欧洲一样，收取增值税（VAT）。而这些看不见的政府开销完全没有生产能力，不产生价值。有人会认为税务会计师为国家的财政或生产力或社会福利（无论是物质的、肉体的还是精神的）做出了贡献。然而每一个发达国家的政府都强制人们将宝贵的资源，有能力、勤奋和训练有素的人滥用在不产生价值的工作中去，且有上涨的趋势。

遏制政府这个看不见的花销肿瘤，可能是一种奢望，更不用说切除这块肿瘤了。但是我们至少应该能够保护新的企业家的企业不受它的侵蚀。

我们需要学会问任何提出的新政府政策或措施这些问题：它是否能加强社会进行创新的能力？它是否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的灵活性？它是否干涉或惩罚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虽然，对社会创新能力的影响不能，也不应该武断判定，更不用说用惟一的标准来衡量了。但是在执行新政策或新措施之前应该先考虑这个问题--今天，任何国家或任何政策制订者都没有考虑它（可能除日本以外）。

5.企业家社会中的个人

在企业家社会中，个人面临着巨大挑战，对于这种挑战，他们应该作为一种机遇来利用：需要不断学习，再学习。

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往往认为--或曾经认为--随着青年期的结束学习就告结束了，或最迟到成年以后。到ZI岁左右还没学会的话，就再也学不会了。但是在ZI岁左右学会的东西也仍然在以后的岁月中应用到，没有改变。传统的学徒制就是基于这种认识，传统的技艺，传统的职业，还有传统的教育制度和学校也都这么认为。今天，技艺、职业、教育制度和学校或多或少仍然基于这些认识。当然事情总有例外，有那么一群人不断学习：大艺术家和大学者，禅宗信徒、神宗人士和耶酥修道士等。但是这些特例与普通人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常常被忽略。

然而在企业家社会中，这些"异常现象" 则成为楷模。

企业家社会的一个正确认识即是：每个人在成年以后还将学习新东西--也许不止一次。他们认为ZI岁所学的东西在5-10年以后就会过时，必然会被新学的东西、新技能、新知识所替代--或至少要更新。

它的意义在于每一个人将会越来越对自己的继续上进，继续学习，自己的自我发展和事业负责任。他们不再认为他们在孩提时代所学的东西将是他们以后生活的"基础"。它应该是"发射台"（launching pad）--是起飞的地点，而不是用来建筑或停歇的地方。他们不再认为他们"进人了一个事业领域"，然后沿着预计的、设计好路线的、充满光明的"事业之路"，达到既定的目的地--这就是美国军队所称的"进阶过程"（progressing in grade）。从现在开始，人们应该这样认为，即每个人自己必须在他们的工作生涯中寻找、决定并发展许"事业"。

学历越高，事业就越具创业性，他们对学习的欲望就越强烈。木匠可能仍然认为他在学徒期所学的手艺在40年以后仍将够用。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冶金专家、会计人员、律师、教师、经理人员等则认为50年以后应用和掌握的技能、知识和工具将与他们以前的知识有很大不同，有许多新东西，将有新的、不同的目标，事实上，在许多情况下，有不同的"事业"。而他们自己必须为必要的进修负责，为自己的发展方向负责。传统、习惯和"企业政策"将成为阻碍，而起不了积极作用。

这还意味着，企业家社会将挑战传统的教育和学习习惯和知识。全球的教育体制主要是17世纪欧洲教育体制的延伸，增加了许多内容，也做了不少修改。但是学校和大学的基本的结构规划仍然是300年或更早以前的框架。现在我们在各个方面都需要新的、有时是非常"激进" 的新思维，以及新的、有时是"激进"的新方法。在学前使用计算机可能会成为昙花一现。但是4岁儿童看电视受教育与50年以前的4岁儿童相比，期望、要求截然不同的教学，他们对教学的反应也有很大差别。要选择职业的年轻人--即现在4／5的大学生--需要一种"通才教育"（liberal edalcation）。但是这意味着与在英语世界当"通才教育"，在德国被当作"Allgemeine Bildung"的 19世纪版本的 17世纪课程完全不同。如果不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将会完全失去"通才教育"的基本概念，将降为纯粹的职业式、专门化教育，这不仅对社会的教育基础有害，最终也会危及社会本身。但是教育工作者也还必须接受上学并不只是年轻人的事，这是最大挑战--也是最大机遇--因为学校也是已经受过高等教育者继续学习的地方。

至今仍没有教育理论来完成这些任务。现在也没有人像17世纪伟大的捷克教育改革家柯美纽斯（Johann Comenius）或耶酥会教士教育者那样开发出迄今仍称为"现代"小学和"现代"大学的伟大创举。但是在美国，至少，实践走在了理论之前。对我而言，这20年来最积极的发展成果，最令人鼓舞的一个成果就是以深造再学习的成年人，特别是受到高等教育者为对象的美国实验教育的蓬勃发展--"教育部"消失后的喜人副产品。没有"总计划"，没有"教育理论"，而且事实上没有教育权威机构的支持，成人教育和受过高等教育并取得成就者的职业发展计划在20年间成为美国真正的"增长产业"。

企业家社会的出现也许是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100年以前，1873年世界恐慌终结了自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来长达一个世纪的自由放任。1873年的恐慌产生了现代福利国家。100年以后，它也走到了尽头，这是众所周知的。人口老化，出生率的下降的人口挑战，也许使它能残存下来。但是只有企业家经济成功地产生巨大生产力时它才会找到生存之路。我们也许还会为福利的殿堂增加小装饰，如在这儿建一间房子，在那儿增加福利。但是福利国家的时代已经过去--即使是最老的自由主义者现在也会赞同这个看法。

福利国家时代之后是否就是企业家社会呢？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