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

生提问比较含蓄，北京的大学生更具挑战性。”他承认，“清华学生的提问极有针对性和挑战性，语气往往不饶人；上海学生相对安静，静静地聆听，相比来说，则含蓄多了。”据统计，目前他们已去过北京师大、成都师大等20多所大学，而越来越多的大学邀请仍在排队等候。

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5) 他们的观众还在增加。围绕着这个节目产生的一个阶层正在扩展到海外。凤凰卫视试图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的目标，至少可以在这个节目的观众群中找到部分依据。评论员们从收到的来信中，发现了他们。他们大多集中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等泛亚太地区华人群体中。这部分人正在把这个节目当成了解国内以及华人群体中时事的一个消息管道。他们甚至也会收到来自韩国或者更远些地域的来信。 2002年，由新加坡《联合早报》与潮州八邑会馆联办，请评论员们现场“开讲”。 《联合早报》的消息称，主持人事务经理沈蓓蓓说这个节目将在其后的《时事开讲》和另一个介绍东南亚见闻的节目《凤凰东南飞》中播出。 非常多的人进入现场观看了这个节目，当然他们都是在交了30元新币门票后进入现场的。董嘉耀曾担心观众会否坐满。事实上，最后他发现连走廊里都站满了人。曹景行与阮次山受到出乎意料的欢迎。《时事开讲》正在东南亚成为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因为在会场里提问的人群中，并不像他们想象的全部都是华人。 这部分人关注这个节目的动机大部分是因为对于中国的关注。

2003年间，世界华商大会在马来西亚召开，曹景行、何亮亮、董嘉耀三人到现场报道评论。著名的《南洋商报》联合拉曼大学在吉隆坡、新山、槟城等三地举办现场《时事开讲》演讲。他们在三地就伊拉克战争与“非典”冲击后的世界格局、一国两制与台湾“大选”等题目进行回答与演讲，成为三地盛事。评论员们在这个国家受到了明星般的礼遇。 主持人董嘉耀则在这次华商大会上出尽风头。四年的“发球”经历，磨炼了董，他对在现场的直播提问也更加娴熟老练。在三地的现场演讲完毕后，曹、何、董三位应邀出席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在吉隆坡举行的开幕式，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并机直播。当天的重头戏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的发言和回答现场两千多名华商的提问。时间宝贵，但不少华商却借提问的机会，趁机推销自己的产品，现场经常嘘声一片。董嘉耀赶在直播讯号结束前，抢先问了马哈蒂尔几个问题，包括中草药经济的发展对华商是机会，但马来西亚如何看待中国的强势，在马哈蒂尔退休之后，马中关系如何发展等。现场一片掌声回应。马哈蒂尔的回答，后来也被众多国际媒体引用。中国驻马大使馆商务参赞会后当面赞赏董的问题提得最到位。

而出席同一会议的老板刘长乐也说：“嘉耀的提问是整个直播的亮点，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 评论员的影响力正在使这个节目事实上成为某种权威。当然，这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是要受到质疑与讨论的。人们很快就发现，这是一种值得探究的权力。 新闻除了知情权的问题，还有解释权；公众除了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还要了解为什么。 《时事开讲》的竞争对手是BBC、美国之音对于国际和中国事务的“第一解释权” 一个人的思考有时候会成为大多数人依赖的信条。 布尔迪厄在他的谈论电视的那本书中认为，电视体现了现代大众传媒的痼疾，钟爱有轰动效应的社会新闻以及耸人听闻的时事新闻，这类新闻可以吸引公众，娱乐公众，但不触犯任何人，没有风险，千篇一律。他认为，这类谈资实质上掩盖了弥足珍贵的东西，他知道很多人“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交给了电视，把电视当成了信息的惟一来源，电视成为影响着很大一部分人头脑的某种垄断机器。然而只关注社会新闻，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空洞无聊或者无关痛痒的谈资上，这样一来，便排斥了公众为行使民主权利应当掌握的重要信息”

，有些人“只有电视提供的那点信息作为自己的政治常识，也就是说其政治知识几乎等于零”。 布先生的批评其实正在指向一种媒体权利。 越来越多的观众来信以及其他信息反馈表明，《时事开讲》的观点以及评论员们的声音正在成为大多数个体声音的代表。作为新闻明星制的副产品，他们不得不面对有时候自己的个性化意见会被作为“社论”甚至某一方面权利的代言。这种现象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反思。公众人物，尤其是电视英雄正在成为他们思想的替代品，有时候介于明星与事实传递者的争论越来越多。

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6) 中国人对于电视有着天然的信赖。很难想象，内地电视台新闻中表达的会是某个个体的观念和倾向。内地电视媒体倾向于最大限度地弱化新闻播报者的个人色彩，他们使用轮换播报、甚至用较深的景别拉开播音员与观众的距离等等办法，不过是想让观众强烈地感觉到，新闻播音员仅仅起到传声的作用。 “这真是个好办法，不过在一直以商业路线为主的凤凰卫视却行不通。”凤凰卫视正在 借助着“新闻明星与节目浑然一体的品牌，吸引观众”。一直关注这个节目的电视方面的学者苗棣先生以及更多的人所说的不过只有一点，“新闻是一种巨大的公共权利，可通过明星制却在某种程度上有可能演化成某几个人的个人权利，隐约中总有些不妥。” 陈鲁豫在一次接受采访时坦承，“要特别小心你的话语权。做新闻工作，你会发现你拥有别人没有的权利，它不是你与生俱来的，是别人赋予你的，要小心使用，特别的重要。包括要对受众负责。还要对你写的事情与人负责。有时一句话可能会断送一家企业或者一个人的一生。” 面对指责与讨论，曹景行却主张，评论员的权利就是自己的观点。只有个性化的观点才会吸引更多的观众，才会影响他们的思考。

《时事开讲》试图提供的“是一种你应当知道的权利”。也许主播应当具有公信力，剔除个人的色彩，但要把这样的要求放置到评论员的身上，起码是误解了评论员的作用。 曹先生认为，这个节目在当前国外的传媒进入中国的格局中，其实只是在努力争取一个“解释权”的问题。 他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解释了《时事开讲》之类评论节目的最主要的功能。“新闻在爆发之后，有一个解释的问题。当然，这还牵涉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大众还有一个知情权的问题。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如果你保持沉默，民众就会寻找其他的消息来源。相当多的时候，这个来源是’美国之音‘。海外媒体如何解读，民众就会认为它说的是对的。因为他找不到与其不同的解读甚至消息来源。《时事开讲》的一个前提是，我们不回避重要的新闻。我们这个节目如果有竞争对手的话，不是内地电视台的什么栏目，我们只是在与’美国之音‘以及其他许多拥有解释权的海外媒体竞争，争夺对于一个事件的真正属于中国人的解读权利。” 一位美国记者曾经询问曹景行，为什么那么多人会看《时事开讲》这样一个深夜的枯燥节目。曹先生笑笑说，他们想听听我们的解释。

曹景行认为，作为媒体其实最大的竞争就是解释权之争。第一解释权可能要比其他的解释更重要。评论其实也有一个时效性问题。一件事发生了，谁的解释快速准确，就可以注定他的解释的权威。当然不能乱讲，一次两次错了，人家不相信，也就失去了这个解释权，你抢早了也没有用。所以要抢第一解释权又要有它相对的客观性、准确性。 一件事情谁第一解释很重要，其实也就是时间的问题，人们都想对未知的事件找到一个解释，许多消息来源未必是媒体，流言传言也是一个解释，如果你没能解释清楚，大家就传来传去。这就是第一解释权。 曹先生希望这个节目能够在与更多的媒体的解释权之争中胜出。他所认为的竞争包括与平面媒体、电视媒体、海外媒体以及流言与传言的竞争。曹先生在那次清华大学的演讲中，被提问到说有许多海外媒体认为，《时事开讲》更多的是以表扬与赞美大陆为主时，曹先生认为，为什么在遭到这样的质疑时，这个节目仍然有相当多的人关注，因为如果失去了客观，他坚信这个节目至少不会存在到今天。 这种独特的竞争在许多时候他们显然占了上风。 曹先生认为，如在关于“三个代表”

及许多政治事件的解读上，我们显然要比其他的海外媒体更多一份能够为大陆观众接受的观点。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们显然比他们更接近大陆的真实。相反，大多数时候，相当多的海外媒体只是用“两分法”的简单思维去分析中国政治，非黑即白，有更多的局限性。

第十一章：第三种权力(7) 当然，评论员们仍然体会到更多的压力。他们的影响力越大，受到的注意就越多，甚至会被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受到质询。批评家们关注的问题似乎走在他们的前面，但这也有利于评论员们从中看到自己的另一面。 徐友渔先生曾在评论电视的两面性中，认为受收视的影响，许多评论员屈服于紧急性的压力，制造了一种快速思维。并指出在电视中，交流是表面的，真正的交流并不存在。真正 的思考需要论证，需要时间，电视培养了一批快思手，他们以“固有的思想来进行思维，在日常生活中起着巨大作用的老生常谈具有这样的特效，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并在瞬间接受；正因为平庸普通，所以他们为问话者和接受者所共有。而与此相反，思想就其定义而言，是颠覆性的，它必须以解除固有的思想为前提，然后应当加以论证，电视只赋于一部分快思手以特权，让他们去提供文化快餐，提供事先已经消化过的文化食粮，提供预先已形成的思想”。 评论员们的“快思手”形象正在被观众抛弃。这部分遥控器正在迫使他们开始专业化的选择。《时事开讲》的专业化倾向可能就在这样的压力下，得到了明显的改变。

起初，观众们会被评论员们广博的学识以及多方位的关注而迷恋，但对于题目的过多关注显出了他们专业准备的不足，越来越多的观众反对他们这种”万金油式“的讲解。但这样的讲解至少包括了他们对于事实的深层介入与表面化接触。电视制造了明星，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在损害他们。 曹景行与董嘉耀请更多的专家来这个栏目做客。评论员们也正在电视媒体的功利性与个人的成就间寻找位置。曹景行、阮次山是人们心目中国际问题和台湾问题的专家。何亮亮则在大国政治与军事方面独树一帜。杨锦麟以鲜明的个性化评论台湾问题、内地问题正在成为特殊现象。嘉宾朱文晖显然只在讨论经济方面的问题时才出现，至于邱震海则在国际问题、尤其是欧洲问题方面无人能出其右。 但曹景行认为，凤凰卫视设在香港，不可能随时找到能讲普通话的各方面专家，只能建立自己的评论员队伍，结果反而形成了某种优势。实际上，电视中的新闻评论就是“资讯快餐”，及时满足观众的需求。他们如果想听专家更深入的分析，自然可以从别的渠道获得。电视不是全能的，凤凰卫视更不是“满汉全席”，不想享用“资讯快餐”的观众，可以把这只当成一道新闻宵夜好了。 评论员权利正在成为某个符号。

人们试图从中找到自己的观点，然后利用这个观点去作为自己的身份延伸。《时事开讲》作为一个商业化极强，但内容极其严肃的节目，仍然无法逃脱人们对其电视商业化附性的质疑。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1) “面向现代化的执政党”讨论事件 ◎ 有关方面认为：你们的讲话很有分量 外界注意到，对大陆事务的探讨，凤凰卫视的评论员们显得小心而有节制，但也会出乎意料地爆出火花，显露锋芒。他们先从单纯的会议入手，连续几年的人大、政协会议上已可 以看到吴小莉们身边站着评论员们。最先进入这一领域的是曹景行。至今他仍然在著名的两会上充当现场的评论，给当天的采访寻找最新的材料，提供新的观点。 他擅长的手段仍然是从客观的角度去解读北京的重大政策变化。会议是决定中国未来或者重大事件的策源地，也是对外开放的可以观察中国政治生活的极好时机。这些对于中国甚至世界而言相当重要的会议，人们可以从公报或者官方媒体上找到相应的解读方式，也可以从《时事开讲》寻找评论员们的独特看法。 曹景行的说法仍然引起大家的兴趣。曹景行会从会议的公报中，努力寻找大家感兴趣的东西或者淹没在公报中的真实的意图，从而探寻政府下一步的重大政经动向。他的这种方式，其实与相当多的海外媒体驻京记者类似，大家都可以从他们的研究结果中寻找到这个国家的价值观以及各取所需的新闻解读。

问题是他们关心的是否与中国百姓关注的一致。曹景行的本事就是从中找到中国及其他华人世界观众感兴趣的东西。 从1998年开始，他数次评论北京的人大、政协会议。中共十六大时，他更是来到会议现场作评论采访。他在现场的解说往往成为内地媒体引述的对象，或者是大家把他当成一位明星式的老人，让他的身影出现在内地关于这些会议的报道中的花絮部分。 每年一次的“两会”是中国决定未来与政府人事变动的窗口。研究中国这种决定性的会议正在成为评论员们的功课。当然，这种努力包括了他们的责任。向当局提供海外真实的信息，向更多的观众传达海外对于这些会议的多极看法，也向海外传达内地真实的意图。 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最先的披露到最后的定型，曹景行与董嘉耀一直都给予空前的关注。2001年7月，江泽民在纪念中国共产党80周年的大会上，进一步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天是周末，曹景行在家收看“七一讲话”直播。曹先生敏锐地感到这是中共执政理论的一个新的突破。他马上打电话给值班主播董嘉耀，建议在当晚的《时事直通车》中，把有关“新的社会阶层，都是推动社会主义的建设力量，他们中的优秀分子应当吸收入党”

的内容，作为当晚的报道要点突出出来。事实上，这样的解读对于曹景行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从字里行间寻找到当局的最新的政策，不过是他的一种能力而已。此后，他在周一的《时事开讲》中，专门就此进行了解读。 事件仍在以超出他想象力的速度发展，关于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新思维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讨论在海内外引起不同的反响。持续的讨论，以及国内不同人的看法正在成为新的热点。海外媒体对于国内的这种讨论的解读，被不同程度地误读。偏见、流言正在混淆媒体的公器身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世界各通讯社持续的讨论，似乎不断地在为此事加温。 老板刘长乐在观看了他们的几次讨论后，认为篇幅太小，不便于展开，提醒他们可以做一期特别节目，专门就此事进行一次集中的讨论。刘长乐敏锐地感到此事的重要性，希图传达海外不同的看法，至少给自己的有效收视阶层以有益的提示。 曹景行与董嘉耀商量了这个长达两小时的特别节目的形式。他们设置了四节，每节就一个话题放一段江泽民演讲的电视画面。在嘉宾的选择上，他们邀请了《亚洲周刊》主编邱立本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陆建华博士及香港理工大学的高级研究员朱文晖博士。

曹景行则是这次特别节目的主导者，主持人自然是董嘉耀。他们确立的主题似乎中性但却深有寓意：“面向现代化的执政党”。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2) 曹先生称江泽民讲话选择的时机相当重要。他的解释是，江泽民在此前一年提出“三个代表”之后，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全面阐述“三个代表”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体现在什么具体的、实际的问题上，特别是在最关键的几个问题上，如何体现“三个代表”等问题，这一次就全部讲清楚了。这有点像1979年的“三中全会”，时机选择得很合适。 曹景行说：“这个时机重要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我们知道2002年要开十六大，如果现在 再不做一个明确的阐述的话，十六大就会错过。假若十六大的机会错过，那么一个党的整个理论的一个更新的机会就失去了，如果这个不解决，可能要等到十七大的时候，又是五年以后的事情，所以现在这个关键点就在这个地方。‘北戴河会议’刚开完，应该对这个问题有了比较明确的高层的统一，接着就应该有一个‘中央全会’，然后是明年的十六大，甚至可以再预料到下面的人大，人大会涉及到《宪法》的问题，这些都是顺理成章的，这个时机不能再拖了。这个时候中共正好是80周年的一个回顾，这个背景很好，这个时机点很重要。” 事实上，曹先生所认为的“三个代表”入党章、入宪，今天已经变为现实。

陆建华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觉得从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以后，到现在八九年的时间，现实的变化和理论的需要对中共构成了双重压力。来自现实的压力，就是社会的经济、政治的变革进程，在这些年里一直没有停顿过，变革引发了很多全新的东西，单纯依靠过去的理论没有办法描述它，也没有办法去说服解释它，更没有办法从理论的角度来指导一些具体的改进的东西。” 邱立本说：“旧理论没有办法来描绘新的事实，就像过去讲，阶级斗争是个纲，纲举目张，但是这样的提法能解释中国现在的现实吗？不可能。所以必须要换一种新的。江泽民讲话中的理论含金量值得重视，它等于是说要承认中国目前政治经济的现实，这个现实就是说整个社会往市场经济靠拢，私有企业经济占全国经济的成分越来越多，这个现实是必须要承认的。但是整个中共理论怎么样来配合现实？怎么样来解释新的现实？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个是有破，又要有立。” 评论员们相信这次“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相当于“中共第三次思想解放”。朱文晖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次非常大的思想解放，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是另外一次，这一次应该是第三次。

这次比过去两次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过去非常强调经济方面，就是生产力方面。这一次在“三个代表”中的“两个代表”实际上不光是生产力方面的，涉及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在新的历史形势和国际环境下，中共需要一套新的理论指导下一步的发展，现在许多问题都提出来讨论了。所以这个理论的意义可能会非常的重要。 尖锐的邱立本提出，这些年以来中共本身基本上是回归到爱国主义。从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到申奥，全民动员起来是很强的民气，但这一切全部依靠的是爱国主义。怎么样面对新的世纪？尤其是中国现在要面对全球化，必须重新面对新的现实提出新的理论。 “三个代表”理论基本上是中共重新焕发作为执政党主观能动性，来凝聚全国最优秀的头脑，能够掌握最有爆发力的创意，使其能够发挥作用的关键一步。 交锋的热点问题是：“资本家入党会改变党的性质吗？”深谙内地对此理论看法的陆建华提示，关于资本家入党在大陆有许多争论，而且有些人还是以写意见书的方法来表达不同的看法，理论界也有争论，就连普通公众也有争论。其争论的焦点是怎么样看待社会中拥有财富、拥有资本的这些人，这些人是不是必定和共产党的宗旨或我们国家的建设方向相矛盾冲突。

陆建华认为对这段话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可能思维方式上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只要有钱的人，只要有资本的，就涉及到资源的原罪问题，再就是他们的利益肯定与公众利益相冲突。陆批语说：“这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的观点和理论前提究竟是过去的教条，还是脑子里经验的问题，我认为这是片面的、似是而非的东西在那儿起作用。”

第十二章：观点提供商(3) 曹景行说：“海外有一些人将此问题过于简单化，把这个问题叫老板入党，中国变成老板党，或者是镰刀、斧头要换成金钱。还有一些所谓的中国通，我不知道他们的理解能力有问题还是怎么回事情，这个实际上和大陆反对派的想法也很接近，就是把这个问题看得很简单化，就是老板入党。但实际上这一次的讲话当中，除了谈到这些私人企业家，还谈到其他新的社会阶层，这个社会阶层在这个社会当中起的作用实际上也是很大的，所以这是社会在新的变化中提出的问题，需要给予一个新的解答。” 朱文晖提出作为执政党要做的“不是去强化或者激化利益摩擦的部分，而是寻找共同点，用一个共同的利益去凝聚社会的建设力量，即便你要去协调，或者去磨合各个群体的摩擦和冲突，也必须找到共同的利益才能做”。 邱立本认为这需要寻找一个全国的共识，来超越不同阶层的共识。 但朱文晖则提醒说：“从我的理论来看，这一次对民营企业家的入党问题，包括其他人士加入共产党，对共产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