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简单再生产

不管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因此，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

生产的条件同时也就是再生产的条件。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是不断地把它的一部分产品再转化为生产资料或新生产的要素，就不能不断地生产，即再生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在例如一年里所消费的生产资料，即劳动资料、原料和辅助材料，只有在实物形式上为数量相等的新物品所替换，社会才能在原有的规模上再生产或保持自己的财富，这些新物品要从年产品总量中分离出来，重新并入生产过程。因此，一定量的年产品是属于生产的。这部分本来供生产消费之用的产品，就采取的实物形式来说，大多数不适于个人消费。

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手段。某个人之所以扮演资本家的经济角色，只是由于他的货币不断地执行资本的职能。比如说，如果100镑预付621

货币额在今年转化为资本，生产了20镑剩余价值，那末，在明年及以后各年它必须重复同样的活动。剩余价值作为资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额或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期果实，取得了来源于资本的收入的形式。

如果这种收入只是充当资本家的消费基金，或者说，它周期地获得，也周期地消费掉，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就是简单再生产。虽然简单再生产只是生产过程在原来规模上的重复，但是这种重复或连续性，赋予这个过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说，消除它仅仅作为孤立过程所具有的虚假特征。

生产过程是以购买一定时间的劳动力作为开端的，每当劳动的售卖期限届满，从而一定的生产期间（如一个星期，一个月等等）已经过去，这种开端就又更新。但是，工人只是在自己的劳动力发挥了作用，把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实现在商品上以后，才得到报酬。因此，工人既生产了我们暂时只看作资本家的消费基金的剩余价值，也生产了付给他自己报酬的基金即可变资本，而后者是在它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产的，只有当他不断地再生产这种基金的时候，他才被雇用。由此就产生了在第十六章里提到的经济学家的公式II，这个公式把工资表现为产品本身的一部分。

这就是工人自己不断再生产的产品中不断以工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的那一部分。当然，资本家用货币把这个商品价值支付给工人。但这些货币不过是劳动产品的转化形式。当工人把一部分生产资料转化为产品的时候，他以前的一部分产品就再转化为货币。工人今天的劳动或下半年的劳动是用他上星期的劳动或上半年的劳动来支付的。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所谓社会劳动创造价值，就是让工人过去的劳动来为别人抢工人现在劳动的果实。只要我们不是考察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考察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货币形式所造成的错觉就会立即消失。反过来，现代庸俗经济学则要蓄意加深这种错觉。资本家阶级不断地以货币形式发给工人阶级凭据，让他们用来领取由工人阶级生产而为资本家阶级所占有的产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断地把这些凭据还给资本家阶级，以便从资本家阶级那里取得他自己的产品中属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产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货币形式掩饰了这种交易。

因此，可变资本不过是劳动者为维持和再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基金或劳动基金的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表现形式；这种基金在一切社会生产制度下都始终必须由劳动者本身来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基金所以不断以工人劳动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只是因为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以资本的形式离开工人。但是劳动基金的这种表现形式丝毫没有改变这样一个事实：资本家把工人自己的物化劳动预付给工人。以徭役农民为例。比如说，他每周3天用自己的生产资料在自己的耕地上劳动，其余3天在主人的田庄服徭役。他不断再生产自己的劳动基金，而这一劳动基金对他来说，从来也没有采取第三者为换取他的劳动而预付的支623

付手段的形式。然而，他的无酬的强制的劳动也从来没有采取自愿的和有酬的劳动的形式。一旦地主把徭役农民的耕地、耕畜、种子，一句话，把他的生产资料都攫为己有，那末，徭役农民从此以后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地主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每周劳动6天，3天为自己，3天为现在变为雇主的过去的地主。他现在也和过去一样，要把这些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来消费，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现在也和过去一样，一定部分的产品仍要进入再生产。但是，既然徭役劳动采取了雇佣劳动的形式，徭役农民和过去一样所生产和再生产的劳动基金也就采取了由地主预付给徭役农民的资本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头脑狭隘不能区别表现形式和它所表现的东西，他们无视这样一个事实：甚至今天，劳动基金在地球上也只是例外地表现为资本的形式。现代庸俗经济学认为，徭役农民以前的收益，部分由于他的劳动，部分由于他自己的耕地、耕畜、种子的“资本”收入。如果有这么一种过渡社会形式，让我们比较徭役农民在失去“资本”前后的实际收入的变化情况，就可以考察所谓“资本”的收入到底有多少了。应当可以看到，农民“资本”的收入只不过勉强维持“资本”不缩水而已。

诚然，只有从生产过程的不断更新来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可变资本才会失去从资本家私人基金中预付的价值的性质。但是，这一过程总要从某地某时开始。因此，从我们上面所持的观点来看，下面的情况是可能的：资本家曾经一度依靠某种与别人的无酬劳动无关的原始积累而成为货币所有者，因而能够作为劳动力的购买者进入市场。然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还会引起其他一些特殊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影响资624

本的可变部分，而且影响整个资本。

如果1000镑资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创造剩余价值200镑，而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消费掉，那就很清楚，同一过程重复五年以后，所消费的剩余价值量＝5×200，也就是等于原预付资本价值1000镑。如果年剩余价值只是部分地被消费掉，例如只消费掉一半，那末，在生产过程重复十年以后，也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因为10×100＝1000。总之，预付资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费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经过若干年或者说经过若干个再生产期间，原预付资本就会被资本家消费掉，因而消失了。资本家认为，他所消费的是别人无酬劳动的产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资本价值，但这种看法绝对不能改变事实。经过若干年以后，资本家占有的资本价值就等于他在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额，而他所消费的价值额就等于原有资本价值。诚然，他手中握有一笔数量没有改变的资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器等等，在他开始经营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但是，这里问题在于资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财产的价值的债务而把全部财产耗尽，那末他的全部财产正好只代表他的全部债务。

同样，如果资本家把自己预付资本的等价物消费掉，那末这些资本的价值不过只代表他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的总额。他的原有资本的任何一个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所谓国有企业的资产，是否也只是对工人的欠债而已呢？若如此，卖掉国有企业的所得应当全部用来偿付工人。这里表明，国有企业的工人虽然只是全部国民中的极小的一部分，在理论上可以具有对企业的控制权。

因此，撇开一切积累不说，生产过程的单纯连续或者说简单再生产，经过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以后，必然会使任何资本都转化为积累的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资本在进入生产过程的时候是资本使用者本人挣得的财产，它迟早也要成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为别人无酬劳动的货币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

我们在第四章已经看到，要使货币转化为资本，只有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的存在还是不够的。为此首先必须有下列双方作为买者和卖者相对立：一方是价值或货币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创造价值的实体的所有者；一方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劳动力以外什么也没有的所有者。所以，劳动产品和劳动本身的分离，客观劳动条件和主观劳动力的分离，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事实上的基础或起点。

但是，起初仅仅是起点的东西，后来通过过程的单纯连续，即通过简单再生产，就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结果而不断重新生产出来，并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产过程不断地把物质财富转化为资本，转化为资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费品。另一方面，工人不断地象进入生产过程时那样又走出这个过程——是财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剥夺了为自己实现这种财富的一切手段。因为在他进入过程以前，他自己的劳动就同他相异化而为资本家所占有，并入资本中了，所以在过程中这种劳动不断物化在别人产品中。因为生产过程同时就是资本家消费劳动力的过程，所以工人的产品不仅不断地转化为商品，而且也转化为资本，转化为吸收创造价值的力的价值，转化为购买人身的生活资料，转化为使用生产者的生产资料。可见，工人本身不断地把客观财富当作资本，当作同他相异化的、统治他和剥削他的权力来生产，而资本家同样不断地把劳动力当作主观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实现的资料相分离的、抽象的、只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财富源泉来生产，一句话，就是把工人626

当作雇佣工人来生产。【“租地农场主荒谬地断言他维持穷人生活。实际上，穷人被维持在贫困生活中。”（《最近济贫税增加的理由，或劳动价格和粮食价格的比较研究》1777年伦敦版31页）】工人的这种不断再生产或永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禹作敏的“将养活兵”，就是要兵永世为兵。一旦兵不想再做兵了，那就只好要了兵的命了。

工人的消费有两种。在生产本身中他通过自己的劳动消费生产资料，并把生产资料转化为价值高于预付资本价值的产品。这就是他的生产消费。同时这也是购买他的劳动力的资本家对他的劳动力的消费。另一方面，工人把购买他的劳动力而支付给他的货币用于生活资料：这是他的个人消费。可见，工人的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情况下，工人起资本动力的作用，属于资本家；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属于自己，在生产过程以外执行生活职能。前者的结果是资本家的生存，后者的结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

在考察“工作日”等等时，有些场合已经表明：工人往往被迫把自己的个人消费变成生产过程的纯粹附带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给自己添加生活资料，是为了维持自己劳动力的运转，正象给蒸汽机添煤加水，给机轮上油一样。在这里，他的消费资料只是一种生产资料的消费资料，他的个人消费是直接生产的消费。但是，这表现为一种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本质无关的无谓消耗。

只要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资本家阶627

级和工人阶级，不是孤立的商品生产过程，而是在社会范围内不断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那情况就不同了。当资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资本变成劳动力时，他就由此增殖了自己的总资本。他一举两得。他不仅从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东西中，而且从他给工人的东西中获取利益。用来交换劳动力的资本转化为生活资料，这种生活资料的消费是为了再生产现有工人的肌肉、神经、骨骼、脑髓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阶级的个人消费，在绝对必需的限度内，只是把资本用来交换劳动力的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可供资本重新剥削的劳动力。这种消费是资本家最不可少的生产资料即工人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可见，工人的个人消费，不论在工场、工厂等以内或以外，在劳动过程以内或以外进行，都是资本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正象擦洗机器，不论在劳动过程中或劳动过程的一定间歇进行，总是生产和再生产的一个要素一样。虽然工人实现自己的个人消费是为自己而不是为资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变化。役畜的消费并不因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为生产过程的必要的要素。工人阶级的不断维持和再生产始终是资本再生产的条件。资本家可以放心地让工人维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实现这个条件。他所操心的只是把工人的个人消费尽量限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这种做法同南美洲那种强迫工人吃营养较多的食物，不吃营养较少的食物的粗暴行为，真有天壤之别。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工人不愿“为资本家”生育的原因。

因此，资本家及其思想家即政治经济学家(现代庸俗经济学家)认为，只有使工人阶级永久化所必需的，也就是为了使资本能消费劳动力所实际必要的那部分工人个人消费，才是生产消费。除此以外，工人为了自己享受而消费的一切都是非生产消费。假使资本积累引起工资的提高，从而使工人的消费资料增加，但资本并没有消费更多的劳动力，那末追加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如果劳动价格大大提高，以致增加资本也无法使用更多的劳动，那我就要说，这样增加的资本就会非生产地消费掉。”（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163页）】实际上，工人的个人消费对他自己来说是非生产的，因为这种消费仅仅是再生产贫困的个人；而对资本家和国家来说是生产的，因为它生产了创造别人财富的力量。

因此，从社会角度来看，工人阶级，即使在直接劳动过程以外，也同死的劳动工具一样是资本的附属物。甚至工人的个人消费，在一定限度内，也不过是资本再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不过，这个过程关心的是，在它不断使工人的劳动产品从工人这一极移到资本那一极时，不让这种有自我意识的生产工具跑掉。工人的个人消费一方面保证他们维持自己和再生产自己，另一方面通过生活资料的耗费来保证他们不断重新出现在劳动市场上。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这大概才是资本主义的“看不见的手”的本意。工人逃不脱资本家的“看不见的手掌心”。他这种独立的假象是由雇主的经常更换以及契约的法律虚构来保629

从前，资本在它认为必要的时候，就通过强制的法律来实现对自由工人的所有权。风筝的自由只是在线没断的时候。例如在1815年以前，英国曾以严厉的刑罚来禁止机器工人向国外迁移。当人们非议国有单位用卡住档案不放的方法来限制人才流动时，并没有注意到，资本家也有种种方法来限制人身自由。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某位老师介绍，广东东莞的资本家为了限制熟练工人流往工资较高的深圳，便收买打工仔老家的地方官员，一旦熟练工离开东莞的工厂，地方官员就派人拆毁打工仔在老家的住房。

工人阶级的再生产，同时也包括技能的世代传授和积累。资本家竭力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的存在算作属于自己的生产条件，并且实际上把这种熟练的工人阶级看作自己的可变资本的实际存在，每当危机使这种工人阶级有丧失的危险时，这一点就会明显地表现出来。大家知道，美国的南北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棉荒，把郎卡郡等地的大部分棉纺织业工人抛向街头。于是从工人阶级自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中发出呼声，要求通过国家援助或国民的自愿捐款把“多余的人”迁往英国的殖民地或美国。当时《泰晤士报》（1863年3月24日）发表了曼彻斯特前任商会会长艾德蒙·波特尔的一封信。这封信在下院被恰当地称为“工厂主宣言”。我们在这里举出几处有代表性的地方，这些地方毫无掩饰地表明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所有权。

“可能有人对棉纺织业工人说，他们的劳动供给太多了……也许应当减少三分之一，这样才能保障对其余三分之二的正常需求…… 社会舆论坚决要求移民…… 雇主〈即棉纺织厂主〉不愿意看到他的劳动供给转移出去；他会想，这样做既不公正又不正确…… 如果靠公共基金实行移民，他就有权提出意见，也许有权提出抗议。”

这个波特尔接着谈到，棉纺织业是如何有用，如何“无疑地吸收了爱尔兰和英国农业区的多余人口”，它的规模是如何的大，如何在1860年占英国输出总额的5/13，它如何经过几年后，会由于市场特别是印度市场的扩大，并由于“按每磅6便士输入足够数量的棉花”而再行扩展。他继续说：“时间（一年两年或许是三年）会生产出必要的数量…… 于是我要提出一个问题：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这种机器〈指活的劳动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想抛弃这种机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吗？我认为是这样。我承认，工人不是财产，不是郎卡郡和雇主们的财产，然而他们是二者的力量；他们是有智慧的和受过训练的力量，不是在一代之内就能替换的；相反地，其他机器即工人进行操作的机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12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人们会记得，通常在必须降低工资的情况下，同一资本就唱完全不同的调子。这时“主人”异口同声地说（见第13章）：“工厂工人们应当牢牢记住，他们的劳动实际上是一种极低级的熟练劳动；没有一种劳动比它更容易学会，按质量来说比它报酬更高；没有一种劳动能通过对最无经验的人进行短期训练而在这样短的时间这样大量地得到。

在生产事务中，主人的机器<现在我们听到，这种机器可以在12个月内加以替换和改良而获得利益>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比工人的劳动和技巧<现在我们听到，这种劳动和技巧在30年中无法替换>所起的作用重要得多，因为工人的劳动和技巧6个月就可以教完，并且任何一个雇农都可以学会”。】如果鼓励或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那资本家怎么办呢？”这种发自内心的叫喊使人想起了宫廷侍卫长卡尔勃。

“…… 抛掉工人的精华，固定资本就会大大贬值，流动资本就会经不起同劣等劳动供应不足的斗争…… 有人对我们说，工人自己希望迁往国外。工人要这样做，那是很自然的…… 抛掉棉纺织业的劳动力，把支付给他们的工资比如降低1/3，或5百万，使棉纺织业生产缩减，这样一来，工人上面的一个阶级即小店主怎么办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么办呢？……小租地农场主、比较优裕的房主和土地所有者怎么办呢？输出国家最优秀的工厂工人，降低631

它的那部分生产效率最高的资本和财富的价值，以使这个国家贫弱，请问，对国内一切阶级说来，还有什么计划会比这种计划更具有自杀性呢？”“我建议两三年内分批发行5—6百万公债；这笔钱由棉纺织工业区济贫所所属的特别委员掌管，依照特别法律的规定来使用，并实行一定的强制劳动来保持受救济者的道德标准…… 放弃自己最优秀的工人，并且由于实行大规模的造成国内空虚的移民，以及把全区的资本和价值弄得一干二净，而使剩下的工人道德败坏，意志消沉，对土地所有者或雇主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坏的事情吗？”

波特尔这位棉纺织厂主选中的喉舌，把“机器”分为两类，这两类都属于资本家。一类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另一类在夜间和星期日住在厂外的小屋中。一类是死机器，另一类是活机器。死机器不仅逐日损坏和贬值，而且由于技术不断进步，它的现有数量中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以致在几个月之内可以用新机器来替换而获得利益。活机器则相反，它延续的时间越久，历代的技能积累得越多，就越好。《泰晤士报》在回答这位大厂主时写道：“艾·波特尔先生深深感到棉纺织企业主的异乎寻常的绝对的重要性，以致为了维持这个阶级并且使他们的行业永世长存，他准备把50万工人强行关进庞大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波特尔先生问道，这种工业值得维持吗？我们回答说，当然值得，应当用一切正直的手段来维持。波特尔先生又问，这种机器值得费力去维护吗？这里我们就犹豫了。波特尔先生指的机器是人这种机器，因为他断言他并不打算把这种机器当作绝对的财产。我们必须承认，维护人这种机器，也就是把他们关起来并且给他们上油，直到需要他们的时候为止，我们认为这是‘不值得费力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这种机器有一种特性：尽管你上油擦洗，不使用就会生锈。

此外，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人这种机器能自己放出蒸汽，发生爆炸，在我们的大城市里疯狂地胡闹。正如波特尔先生所说，再生产工人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但是只要我们手里有机械师和货币，我们总是能够找到克勤克俭、吃苦耐劳的人，从这些人中间可以造就出超过我们任何时候所能需要的工厂工长…… 波特尔先生谈到过632

一年、两年或三年工业又会活跃起来，要求我们不鼓励或不允许劳动力迁往国外！他说工人希望迁移国外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认为，国家必须不顾他们的要求，把这50万工人和他们的70万家属关闭在棉纺织工业区里，并且——这是必然会得出的——国家必须用暴力压制他们的不满，用救济维持他们的生存；所有这一切都是由于考虑到有朝一日棉纺织企业主可能再需要他们…… 现在已经是这个岛国强大的舆论行动起来，从那些想把劳动力同煤、铁、棉花一样看待的人的手里拯救出‘这种劳动力’的时候了。”

《泰晤士报》的文章只不过是一种益智游戏。“强大的舆论”实际上同波特尔先生的意见一样，认为工厂工人是工厂的活动的附属物。工人被制止迁往国外。他们被关进棉纺织工业区的“有道德的贫民习艺所”，继续享有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他们仍然是“郎卡郡棉纺织企业主的力量”。

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在本身的进行中，再生产出劳动力和劳动条件的分离。这样，它就再生产出剥削工人的条件，并使之永久化。它不断迫使工人为了生活而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同时不断使资本家能够为了发财致富而购买劳动力。现在资本家和工人作为买者和卖者在商品市场上相对立，已经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了。过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断地当作自己劳动力的卖者投回商品市场，同时又把工人自己的产品不断地变成资本家的购买手段。

实际上，工人在把自己出卖给资本家以前就已经属于资本了。工人经济上的隶属地位，是由他的卖身行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换和劳动的市场价格的变动造成的，同时又被这些事实所掩盖。

可见，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不要以为中国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多种经济成分现象只是一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很强的扩大再生产能力。如何保持住中国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不象表面上说说那么容易。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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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1、规模扩大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转变为资本主义占有规律

我们以前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样从资本产生，现在我们考察资本怎样从剩余价值产生。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

首先，我们从单个资本家的角度来考察这个过程。例如，一个纱厂主预付了10000镑的资本，其中4/5用于棉花、机器等等，其余1/5用于工资。假定他每年生产棉纱240000磅，价值为12000镑。如果剩余价值率为100％，剩余价值就包含在40000磅棉纱的剩余产品或纯产品中，它占总产品的1/6，价值2000镑。这2000镑价值将由出售而实现。2000镑的价值额就是2000镑的价值额。从这笔货币上既嗅不出也看不出它是剩余价值。一个价值是剩余价值这一点，表明这一价值怎样来到它的所有者手里，但是丝毫也不能改变价值或货币的本性。

因此，纱厂主要把他新增加的2000镑货币变成资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得预付其中的4/5去购买棉花等物，1/5去购买新的纺纱工人，这些纺纱工人会在市场上找到生活资料，而生活资料的价值已由纱厂主预付给他们了。于是，这2000镑新资本就在纺纱厂中执行职能，并又带来400镑的剩余价值。

资本价值最初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相反，剩余价值一开始就作为总产品的一定部分的价值而存在。如果总产品卖出去，变成货币，那末资本价值就又取得了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剩余价值则改变了自己最初的存在方式。但是从这时候起，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二者都成了货币额，并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转化为资本。资本家把这二者都用来购买商品，以便能够重新开始制造自己的产品，而这次是在扩大规模上进行的。但是，他要买到这些商品，就必须在市场上找到这些商品。

他自己的棉纱所以能流通，只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年产品投入市场，正象其他所有的资本家也把自己的商品投入市场一样。但这些商品在进入市场以前，就已经存在于年生产基金中了，也就是说，已经存在于由各个单个资本的总额或社会总资本在一年中转化成的各种物品的总额中了，而每个资本家只占有其中的一个相应部分。市场上的过程只是实现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的交换，使它们从一个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人的手里，但它既不能增大年生产的总额，也不能改变产品的本性。可见，全部年产品能有什么用途，取决于它本身的构成，而绝不取决于流通。

首先，年生产必须提供一切物品（使用价值）以补偿一年中所消费的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扣除这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是包含剩余价值的纯产品或剩余产品。但这种剩余产品究竟是由什么636

构成的呢？也许是那些供资本家阶级满足需要和欲望的物品，即加入他们的消费基金的物品吧？如果真是这样，剩余价值就会被挥霍尽，这样就只能进行简单再生产了。

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现了奇迹，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所以，一部分年剩余劳动必须用来制造追加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它们要超过补偿预付资本所需的数量。总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转化为资本，只是因为剩余产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经包含了新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这里我们把出口贸易撇开不说。一个国家借助出口贸易可以使奢侈品转化为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或者相反。为了在纯粹的状态下对我们的研究对象进行考察，避免次要情况的干扰，我们在这里必须把整个贸易世界看作一个国家，并且假定资本主义生产已经到处确立并占据了一切产业部门。】

但要使这些组成部分真正执行资本的职能，资本家阶级还需要追加劳动。如果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都不能增加对就业工人的剥削，那就必须雇用追加的劳动力。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也已经考虑到了这一点，因为它把工人阶级当作靠工资过活的阶级再生产出来，让他们的通常的工资不仅够用来维持自己，而且还够用来进行繁殖。资本只要把工人阶级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种年龄的追加劳动力同已经包含在年产品中的追加生产资料合并起来，剩余价值向资本的转化就完成了。具体说来，积累就是资本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简单再生产的循环改变了，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变成螺旋形了。当发达国家的人口开始下降，或者与资本的发展需要相比是相对地下降了，那么，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对资本家来说，就是必须的了。而资本家及其代理人也决不会放弃通过移民程序，如签证、工作许可、居留权等等来敲诈移民的机会。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谈我们所举的例子。这是父亲生儿子，儿子生孙子等等的老故事。10000镑原有资本带来2000镑剩余价值，这些剩余价值资本化了；新的2000镑资本又带来400镑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又资本化了，于是变成了第二个追加资本，又带来80镑新的剩余价值，依此类推。

我们在这里撇开资本家自己所消费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说。追加资本是同原有资本合并，还是同它分开而独立增殖；是由积累它的同一资本家使用，还是转入别的资本家手中，这些我们暂时也不必过问。只是我们不应当忘记，在新形成的资本旁边，原有资本仍在继续再生产自己，并生产剩余价值，而且每一个积累起来的资本就它同自己所创造的追加资本的关系来说，也是这样。

原有资本是由预付10000镑而形成的。它的所有者是从哪里得到它的呢？它是通过所有者本人的劳动和他的祖先的劳动得到的！——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一致这样回答我们，而他们的这种假定好象真的是唯一符合商品生产的规律的。中国的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现在还不敢如此明确地回答我们，因为历史还不太远。但他们要求不要追究这一点，否则资本外逃，多么可怕啊！

2000镑追加资本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的产生过程我们是一清二楚的。这是资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一开始就没有一个价值原子不是由别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合并追加劳动力的生产资料，以及维持这种劳动力的生活资料，都不外是剩余产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即资本家阶级每年从工人阶级那里夺取的贡品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果资本家阶级用贡品的一部分来购买追加劳动力，甚至以十足的价格来购买，就是说，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那还是征服者的老把戏，用从被征服者那里掠夺来的货币去638

购买被征服者的商品。

如果追加资本所雇用的就是把它生产出来的人，那末后者首先必须继续使原有资本增殖，其次要对自己过去劳动的产品用比它所费劳动更多的劳动买回来。如果我们把这看作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交易，那末，即使用从前雇用的工人的无酬劳动来雇用追加的工人，问题的实质也不会有丝毫改变。资本家也许还把追加资本转化为机器，而机器又把这种追加资本的生产者抛向街头，用几个儿童来代替他们。不管怎样，工人阶级总是用他们这一年的剩余劳动创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劳动的资本。这就是所谓“资本生资本”。

第一个追加资本2000镑的积累的前提，是资本家所预付的、由于他的“最初劳动”而属于他的10000镑价值额。而第二个追加资本400镑的前提，只能是第一个追加资本2000镑的预先积累，400镑就是这2000镑的资本化的剩余价值。现在，对过去无酬劳动的所有权，成为现今以日益扩大的规模占有活的无酬劳动的唯一条件。工人的“过去”剥削和压迫工人的“现在”。资本家已经积累的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积累。

既然构成第一个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是用一部分原资本购买劳动力的结果，而这种购买完全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从法律上看来，这种购买的前提不外是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而货币或商品的所有者自由地支配属于他的价值；既然第二个追加资本等等不过是第一个追加资本的结果，因而是前一种关系的结果；既然每一次交易都始终符合商品交换的规律，资本家总是购买劳动力，工人总是出卖劳动力，甚至还可以假定这种交易是按劳动力的639

实际价值进行的；那末很明显，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为基础的占有规律或私有权规律，通过它本身的内在的、不可避免的辩证法转变为自己的直接对立物。表现为最初行为的等价物交换，已经变得仅仅在表面上是交换，因为，第一，用来交换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本身只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劳动产品的一部分；第二，这部分资本不仅必须由它的生产者即工人来补偿，而且在补偿时还要加上新的剩余额。这样一来，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交换关系，仅仅成为属于流通过程的一种表面现象，成为一种与内容本身无关的并只能使它神秘化的形式。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再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最初，在我们看来，所有权似乎是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至少我们应当承认这样的假定，因为互相对立的仅仅是权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别人商品的手段只能是让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只能是由劳动创造的。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于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所有权和劳动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个以它们的同一性为出发点的规律的必然结果。

因此，不论资本主义占有方式好象同最初的商品生产规律如何矛盾，但这种占有方式的产生决不是由于这些规律遭到违反，相反地，是由于这些规律得到应用。只要略微回顾一下以资本主义积累为终点的各个依次发生的运动阶段，就可以再次弄清楚这640

首先我们看到，一个价值额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全按照交换规律进行的。契约的一方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他方购买劳动力。前者取得自己商品的价值，从而把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劳动让渡给后者。后者就借助于现在也归他所有的劳动，把已经归他所有的生产资料转化为一种新产品，这个产品在法律上也归他所有。假如法律上不这样规定呢？

这个产品的价值首先包含了已被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有用劳动不把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新产品上去，就不能消费这些生产资料；但劳动力要卖得出去，必须能够向使用它的工业部门提供有用劳动。

新产品的价值还包含了劳动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这是由于按一定时期（一日，一周等等）出卖的劳动力的价值，低于它在这期间被使用后所创造的价值。但是，工人得到付给他的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因而让渡了他的劳动力的使用价值，这同任何买卖都一样。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具有独特的使用价值，它能提供劳动，从而能创造价值，但这并不触犯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所以，如果说预付在工资上的价值额不仅仅在产品中简单地再现出来，而且还增加了一个剩余价值，那末，这也并不是由于卖者被欺诈，——他已获得了自己商品的价值，——而只是由于买者消费了这种商品。

交换规律只要求彼此出让的商品的交换价值相等。但是，如果拥有白菜的人不愿意按相等的交换价值交换我所拥有的萝卜，我可以自己去种白菜，并参与白菜的竞争。但资本家不会参与劳动力的竞争，而工人也无法提供资本。这种交换规律与前一种相比，其实质是不自由的，至少对工人而言是被迫的。这一规律甚至从来就要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各不相同，并且同它们的消费毫无关系，因为消费只是在买卖结束和完成以后才开始的。

可见，货币最初转化为资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权的。尽管这样，这种转化仍然有以下641

的结果：1、产品属于资本家，而不属于工人；2、这一产品的价值除包含预付资本的价值外，还包含剩余价值，后者要工人耗费劳动，而不要资本家耗费任何东西，但它却成为资本家的合法财产；3、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劳动力，只要找到买者就可以重新出卖。

简单再生产仅仅是这种最初的活动的周期反复。货币总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转化为资本。因此，规律并没有遭到违反，相反地，只是得到不断发生作用的机会。

“好多次连续发生的交换行为，不过使最后一次成为最初一次的代表。”（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70页）

然而，我们已经知道，简单再生产足以使这种最初的活动具有一种同把它当作孤立过程来考察时完全不同的性质。

“在参加国民收入分配的人中间，一部分人〈工人〉每年通过新的劳动获得新的分配权；另一部分人〈资本家〉则通过最初劳动已经预先取得了永久的分配权。”（同上，第110、111页）西方先驱的经济学家早年也有如此深刻的见解！大家知道，劳动领域并不是长子继承权创造奇迹的唯一领域。

如果简单再生产为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为积累所代替，事情也还是一样。在前一种情况下，资本家花费了全部剩余价值，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只消费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转化为货币，以此表现了自己的公民美德。

剩余价值是资本家的财产，它从来不属于别人。资本家把剩余价值预付在生产上，完全象他最初进入市场的那一天一样，是从自己的基金中预付的。至于这一次他的基金是由他的工人的无酬劳动产生的这一事实，和问题绝对无关。但这一事实在某些人看来，却正是他应当得到无酬劳动的原因。如果工人B是用工人A所642

生产的剩余价值来雇用的，那末，第一，A提供这种剩余价值时，资本家对他的商品支付了全部合理价格，分文也没有少给；第二，这一交易同工人B毫无关系。B所要求的而且有权要求的，是资本家把他的劳动力的价值付给他。

“双方都有利，因为对工人来说，他在劳动前〈应当说：在他自己的劳动带来成果前〉就预先得到他的劳动〈应当说：别的工人的无酬劳动〉的果实；对雇主来说，这个工人的劳动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应当说：他生产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资的价值〉。”（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1卷第135页）事实上，资本家很少预付工资，工人通常在他的劳动之后，才得到其劳动成果的一部分。而且，随着工人连续被雇佣，即使他后来是在他自己的劳动带来成果前就预先得到劳动果实，那也是他自己过去的无酬劳动的果实。

诚然，如果我们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不断更新的过程，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单个资本家和单个工人，而是他们的整体，即资本家阶级和与它对立的工人阶级，那末，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应用一个与商品生产完全不同的标准。这就是宏观与微观的区别。

在商品生产中，互相对立的仅仅是彼此独立的卖者和买者。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随着他们所签订的契约期满而告结束。要是交易重复进行，那是由于订了新的契约，这同以前的契约完全无关，在这里同一买者和同一卖者再次碰在一起只是偶然的事情。

因此，如果要把商品生产或属于商品生产的过程按其本身的经济规律来加以判断，我们就必须把每个交换行为就其本身来加以考察，撇开它与以前和以后的交换行为的一切联系。由于买卖只是在个别人之间进行，所以不可能在这里找到整个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

现在执行职能的资本，不管它经过的周期的再生产和先行积累的系列多么长，总是保持着它本来的处女性。尽管每一个单独考察的交换行为仍遵循交换规律，但占有方式却会发生根本的变革，而这丝毫不触犯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所有权。同一所有权，在643

产品归生产者所有，生产者用等价物交换等价物，只能靠自己劳动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会财富越来越多地成为那些能不断地重新占有别人无酬劳动的人的财产的资本主义时期，也是有效的。

一旦劳动力由工人自己作为商品自由出卖，这种结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只有从这时起，商品生产才普遍化，才成为典型的生产形式；只有从这时起，每一个产品才一开始就是为卖而生产，而生产出来的一切财富都要经过流通。只有当雇佣劳动成为商品生产的基础时，商品生产才强加于整个社会，但也只有这时，它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潜力。说雇佣劳动的介入使商品生产变得不纯，那就等于说，商品生产要保持纯粹，它就不该发展。商品生产按自己本身内在的规律越是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商品生产的所有权规律也就越是转变为资本主义的占有规律。

我们已经看到，甚至在简单再生产的情况下，全部预付资本，不管它的来源如何，都转化为积累资本或资本化的剩余价值。但在生产的巨流中，全部原预付资本，与直接积累的资本即重新转化为资本（不论它是在积累者手中，还是在别人手中执行职能）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比较起来，总是一个近于消失的量（数学意义上的无限小的量）。极限为零的量。所以，政治经济学一般都把资本说成是“用来重新生产剩余价值的积累起来的财富”（转化了的剩余价值或收入），644

或把资本家说成是“剩余产品的占有者”。这种看法不过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明全部现存的资本是积累起来的或资本化的利息，因为利息不过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2、政治经济学关于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错误见解

在进一步探讨积累或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的某些规定以前，我们必须清除古典经济学提出的一种含糊观点。

资本家为自己消费而用一部分剩余价值购买的商品，对他不能起生产资料和价值增殖手段的作用，同样，他为满足自己的自然需要和社会需要而购买的劳动，也不起生产劳动的作用。仆役阶级对资本家个人的“服务”不作为生产劳动创造价值。资本家没有通过购买这种商品和劳动，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相反地，把它作为收入消费掉或花费掉了。旧贵族的思想，如黑格尔正确地指出的，主张“消费现存的东西”，特别是讲究个人侍奉的豪华，以示阔绰，与此相反，在资产阶级经济学看来，具有决定性重要意义的是，宣布积累资本是每个公民的首要义务，并谆谆告诫人们，如果把全部收入吃光用尽，而不把其中相当的一部分用来雇用追加的生产工人，让他们带来的东西超过他们耗费的东西，那就不能积累。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经济学又不得不同一般人的偏见作645

斗争，这种偏见把资本主义生产和货币贮藏混为一谈，以为积累财富就是使财富现有的实物形式免遭破坏，也就是不被消费掉，或者说，把财富从流通中救出来。其实，把货币贮藏起来不加入流通，同把货币作为资本而增殖，恰恰是相反的两回事，从货币贮藏的意义上进行商品积累，是十足的愚蠢行为。大量商品的积累是流通停滞或生产过剩的结果。诚然，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是把下面这两种现象混在一起了：一方面是富人消费基金中积累的供慢慢消费的财物，另一方面是一切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储备。后一现象，我们在分析流通过程时还要略微谈到。

因此，古典经济学强调指出，积累过程的特点是，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由非生产工人消费，这一点是对的。但它的错误也正是从这里开始。亚·斯密使人们形成一种流行的看法，把积累仅仅看成剩余产品由生产工人消费，或者说，把剩余价值的资本化仅仅看成剩余价值转变为劳动力。例如，我们可以听听李嘉图的说法：“必须懂得，一个国家的全部产品都是要消费掉的，但究竟由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还是由不再生产另一个价值的人消费，这中间有难以想象的区别。我们说收入节约下来加入资本，我们的意思是，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而不是由非生产工人消费。如果认为资本可以由于646

不消费而增加，那就大错特错了。”

李嘉图和一切以后的经济学家追随亚·斯密一再重复地说：“加入资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产工人消费”，这就大错特错了。根据这种看法，所有转化为资本的剩余价值都要成为可变资本了。其实，剩余价值和原预付价值一样，分成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分成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劳动力是可变资本在生产过程中的存在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它本身被资本家消费了。它通过自己的职能——劳动——去消费生产资料。同时，购买劳动力所付出的货币，转化为不是由“生产劳动”而是由“生产工人”消费的生活资料。亚·斯密根据自己根本错误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的荒谬结论：虽然每一单个资本分成不变组成部分和可变组成部分，但社会资本只分解为可变资本，或者说，只用来支付工资。例如，一个呢绒厂主把2000镑转化为资本。他把这些货币的一部分用来雇织工，另一部分用来购买毛纱和织毛机等等。而把毛纱和织毛机卖给他的人，又把其中的一部分用来支付劳动，依此类推，直到2000镑完全用于支付工资，或者这2000镑所代表的全部产品都由生产工人消费掉。我们看到，这个论据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把我们推来推去的“依此类推”这几个字。事实上，亚当·斯密正是在困难开始的地方中止了他的研究。

要是我们只考察年总生产基金，每年的再生产过程是容易理647

解的。但年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投入商品市场，而困难就在这里开始。各个资本的运动和个人收入的运动交错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换位中，即消失在社会财富的流通中，这就迷惑了人们的视线，给我们的研究提出了极其复杂的问题需要解决。在本书第二卷第三篇中，我将对实际的联系进行分析。重农学派最大的功劳，就在于他们在自己的《经济表》中，首次试图对通过流通表现出来的年生产的形式画出一幅图画。

不言而喻，政治经济学不会不利用亚·斯密的所谓纯产品中转化为资本的部分完全由工人阶级消费这一论点，来为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服务。3、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节欲论

在前一章里，我们把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只是看作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基金，在这一章里，我们到现在为止把它只是看作积累基金。但是，剩余价值不仅仅是前者，也不仅仅是后者，而是二者兼648

而有之。剩余价值一部分由资本家作为收入消费，另一部分用作资本或积累起来。

在一定量的剩余价值中，这两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在其他一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分割的比例决定着积累量。但这种分割是由剩余价值的所有者资本家来进行的。因此，这是他的意志行为。按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术语，取决于他的最大化个人效用。至于他所征收的贡物中由他积累的部分，据说是他节约下来的，因为他没有把它吃光用尽，也就是说，他执行了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即执行使自己致富的职能。

资本家只有作为人格化的资本，他才有历史的价值，才有象聪明的利希诺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任何日期”的历史存在权。也只有这样，他本身的暂时必然性才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必然性中。但既然这样，他的动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换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增殖了。他狂热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无忌惮地迫使人类去为生产而生产，从而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去创造生产的物质条件；而只有这样的条件，才能为一个更高级的、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创造现实基础。资本家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为这样一种人，他同货币贮藏者一样，具有绝对的致富欲。但是，在货币贮藏者那里，这表现为个人的狂热，在资本家那里，这却表现为社会机构的作用，而资本家不过是这个社会机构中的一个主动轮罢了。此外，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649

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资本家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有无竞争及竞争的程度将影响其个人的现代庸俗经济学效用函数及其最大化。

所以，就资本家的一切行动只是通过他才具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的职能而论，他的私人消费，对他来说也就成了对他的资本积累的掠夺，就象在意大利式簿记中把资本家的私人开支记在资本的借方一样。积累是对社会财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扩大被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数量的同时，也扩大了资本家直接和间接的统治。【路德用高利贷者这种虽然在不断更新但是老式的资本家形式为例，很清楚地说明了统治欲是致富欲的一个要素。“异教徒根据理性得出了高利贷者是四倍盗贼和杀人犯的结论。而我们基督教徒却非常尊敬他们，几乎要为了他们的货币而崇拜他们…… 凡是吸尽、抢劫和盗窃别人营养的人，就是犯了使人饿死，使人灭亡的杀人大罪(杀多少，由他决定)。高利贷者就是犯了这样的大罪，他照理应当上绞架，如果他身上的肉多得足供许多乌鸦啄而分食，那末，他盗窃了多少古尔登，就应该被多少乌鸦去吃。但是他们却泰然坐在安乐椅上，而小偷却被绞死……小偷带上镣拷，大盗却腰缠万贯，身著丝绸…… 拿着石块的巴勒斯坦人是恐怖分子，拿着坦克、大炮的以色列人和美国人却是反恐怖主义的“正义之师”。

所以，在世界上人类再没有比守财奴和高利贷者更大的敌人了(恶魔除外)，因为他想成为支配一切人的上帝。土耳其人、武夫、暴君都是恶人，但他们仍不得不让人们生活，并自认是恶人和敌人。他们有时还会同情甚至不得不同情某些人。而高利贷者和贪财之徒却想竭尽全力使整个世界毁灭于饥渴贫苦之中，从而使他能独占一切，人人都把他奉为上帝，去领受他的恩赐，永远成为他的奴隶…… 这就是当今美国的自由女神。披上长外套，带上金链指环，擦擦油嘴，让人看来俨如尊贵的虔诚者…… 高利贷者庞大可怕的怪物，象一只蹂躏一切的恶狼，比任何卡库斯、格里昂或安泰都厉害。但他却装出一付虔诚的样子，想使人无法知道被他倒着牵回洞穴去的公牛究竟到什么地方去了。然而海格立斯必然会听到公牛的吼声和俘虏的叫声，甚至到悬崖峭壁中去搜寻卡库斯，把公牛从恶汉手中拯救出来。所谓卡库斯就是指盗窃、抢劫和吞食一切的虔诚的高利贷者这个恶汉。他不承认自己做了恶事，并且认为谁也不会找到他，因为公牛是倒着牵回他的洞里去的，从足迹看来公牛似乎是被放走了。

高利贷者正是想这样愚弄整个世界，似乎他带来了利益，他把公牛给了世界，其实他夺取了公牛并把它独吞了…… 资本家及其御用的现代庸俗经济学也想愚弄整个世界。幸好有马克思！既然对劫路人、杀人犯和强盗应处以磔车刑或斩首，那就更应该把一切高利贷者处以磔车刑和斩首…… 驱逐，革出教门，或斩首。”(马丁·路德《给牧师们的谕示：讲道时要反对高利贷》】

但是，原罪到处发生作用。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积累和财富的发展，资本家不再仅仅是资本的化身。他对自己的亚当具有“人的同情感”，而且他所受的教养，使他把禁欲主义的热望嘲笑为旧式货币贮藏者的偏见。古典的资本家谴责个人消费是违背自己职能的罪恶，是“节制”积累，而现代化的资本家却能把积累看作是“放弃”自己的享受欲。“啊，他的胸中有两个灵魂，一个要想同另一个分离！”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初期，——而每个资本主义的暴发户都个别地经过这个历史阶段，——致富欲和贪欲作为绝对的欲望占统治地位。但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不仅创立了一个享乐世界；随着投机和信用事业的发展，它还开辟了千百个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此外，资本家财富的增长，不象货币贮藏者那样同自己的个人劳动和个人消费的节约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别人的劳动力的多少和强使工人放弃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因此，虽然资本家的挥霍从来不象放荡的封建主的挥霍那样是直截了当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最肮脏的贪欲和最小心的盘算；但是资本家的挥霍仍然和积累一同增加，一方决不会妨害另一方。这是关键。因此，在资本家个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时展开了积累欲和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

艾金医生在1795年发表的一部著作中说：“曼彻斯特的工业可分为四个时期。在第一个时期，工厂主为了维持生活，不得不辛勤劳动。”

他们特别是靠盘剥那些把子女送来当学徒的父母而大发横财，那些父母付给他们高额学费，而这些学徒却忍饥挨饿。另一方面，当时平均利润很低，要积累就得大大节俭。他们过着象货币贮藏者一样的生活，甚至连资本的利息也不肯消费。

“在第二个时期，他们开始赚到了少量的财产，但还象过去那样辛勤地劳动”，——因为象一切奴隶监督者都知道的那样，对劳动的直接剥削是要花费劳动的，——“并且过着和过去一样的俭朴生活…… 在第三个时期，奢侈开始了，各企业通过派骑马的人〈骑马的推销员〉到王国各商业城市去兜揽生意而扩大了经营。在1690年以前，在工业中能赚到3000—4000镑资本的人可能为数极少，甚至根本没有。但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或者在稍后的时期，工业家已经积累了货币，开始建造石头房子来代替木棚或土房…… 但在十八世纪最初几十年，如果一个曼彻斯特的工厂主以一品脱外国葡萄酒款待自己的客人，那就会遭到所有邻居的议论和非难。”

在机器生产出现以前，工厂主们晚上在酒店聚会时花的费用从来不会超过6便士一杯果汁酒和1便士一包烟。直到1758年，才出现了划时代的事情，人们第一次看到“一个实际从事营业的人坐上自己的马车！”“第四个时期”，即十八世纪最后三十多年，“是穷奢极欲，大肆挥霍的时期，这是靠扩大营业来维持的”。如果善良的艾金医生今天在曼彻斯特复活的话，他又将说些什么呢！

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勤劳提供物资，而节俭把它积累起来”。因此，节俭啊，节俭啊，也就是把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重新转化为资本！为积累而积累，为生产而生产——古典经济学用这个公式表达了资产阶级时期的历史652

使命。它对财富分娩的痛苦从来不迷惑，但对历史必然性悲叹又有什么用处呢？在古典经济学看来，无产者不过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资本家也不过是把这剩余价值转化为追加资本的机器。它非常严肃地对待资本家的历史职能。为了使资本家的内心摆脱享受欲和致富欲之间的不幸的冲突，马尔萨斯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曾维护这样一种分工：让实际从事生产的资本家承担积累的任务，而让另一些参加剩余价值分配的人，如土地贵族、领受国家和教会俸禄的人等等承担挥霍的任务。他说，最重要的就是“把支出欲和积累欲分开”。那些早就变得享乐成性和善于交际的资本家先生们不由得大叫起来。他们的代言人之一，一个李嘉图派叫道：马尔萨斯先生鼓吹高额地租、高额税收等等，难道是为了让非生产消费者来不断地刺激工业家！诚然，口号所标榜的是生产，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但是，“这个过程与其说会促进生产，不如说会阻碍生产。而且让一部分人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只是为了去鞭策另一些人，这也不是十分公正的。尽管从后者的性格来说，如果强其他们去做，他们是能把事情办好的”。张维迎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认为，工人愿意受鞭策，只要他们对自身因此而过多的消耗能够得到补偿。但该文没有象马尔萨斯先生那样，假定资本家也愿意受鞭策。

尽管他认为靠吸掉工业资本家汤里的油水这种办法来刺激工业资本家去积累是不公正的，但是他觉得，“要使工人勤勉地劳动”，必须尽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资减到最低限度。他从来也不隐瞒生财之道就在于占有无酬劳动。

“工人需求的增加不过是表明他们甘愿拿走自己产品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其中大部分留给他们的雇主：要是有人说，消费〈工人的消费〉减少会产生‘过剩现象’〈市场商品充斥，生产过剩〉，那我只能回答说：过剩现象是高额利润的同义语。”

关于从工人那里掠夺来的赃物应该怎样在工业资本家和游手好闲的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间进行分配才最有利于积累这种学究气的争论，遇到七月革命就平息下去了。此后不久，城市无产阶级在里昂敲起了警钟，而农村无产阶级在英国又燃起了熊熊烈火。海峡此岸在传播欧文主义，海峡彼岸在传播圣西门主义和傅立叶主义。庸俗经济学的丧钟已经响了。在纳骚·威·西尼耳于曼彻斯特发现资本的利润（包括利息）是无酬的“最后第十二个劳动小时”的产物恰恰一年以前，他曾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另一个发现。他庄严地声称：“我用节欲一词来代替被看作生产工具的资本一词。”这真是庸俗经济学的“发现”的不可超越的标本！它用阿谀的词句来替换经济学的范畴。如此而已。西尼耳教训说：“野蛮人654

造弓就是从事工业，但他没有实行节欲。”这就向我们说明，在早期的社会状态下，劳动资料如何和为何没有资本家的“节欲”也被制造出来了。“社会越进步，就越要求节欲”，也就是越要求那些以占有别人劳动及其产品为业的人实行节欲。从此劳动过程的一切条件就如数转化成资本家的节欲行为了。造弓因而也是节欲了。谷物不只是吃掉，而且还用来播种，这是资本家的节欲！葡萄酒保留一个时期用以发酵，这是资本家的节欲！资本家“把生产工具贷给〈！〉工人”，也就是说，把生产工具同劳动力合并在一起作为资本来增殖，而不把蒸汽机、棉花、铁路、肥料、挽马等等吃光，或者按照庸俗经济学家的幼稚说法，不把“它们的价值”变成奢侈品和其他消费资料挥霍掉，这就是资本家在掠夺自己的欲望。资本家阶级究竟怎样能做到这一点，至今仍然是庸俗经济学严加保守的秘密。一直严守到现在，并将永远严守下去。够了，世界之所以能生存，无非全靠这个在毗湿奴神前的现代赎罪者资本家的自我修行。不仅是积累，就是单纯的“保存资本也要求不断地努力克服把资本吃光用尽的诱惑”。所以很明显，单是人道就要求把资本家从殉道和诱惑中解救出来，其办法同不久前乔治亚州的奴隶主所采取的一样，后者通过废除奴隶制而摆脱了这样一种655

左右为难的境地：是把鞭打黑奴所得的全部剩余产品消耗在香槟酒上，还是把其中一部分再转化为更多的黑人和土地。

在各种不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不仅都有简单再生产，而且都有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虽然程度不同。生产和消费会累进地增加，因此，转化为生产资料的产品也会累进地增加。但是，只要工人的生产资料，从而他的产品和生活资料，还没有以资本形式同他相对立，这个过程就不会表现为资本积累，因而也不会表现为资本家的职能。几年前去世的、继马尔萨斯之后在海利贝里东印度学院讲授政治经济学的理查·琼斯，曾用两大事实很好地阐明了这一点。因为印度人民大部分是自耕农，所以他们的产品、劳动资料和生活资料从来不具有“从别人的收入中节约下来从而要经过一个预先的积累过程的基金的形式”【第4版注：这一定是错了，这句话没有找到出处。——弗·恩·】。另一方面，在旧制度被英国统治破坏最小的省份，非农业工人由豪门直接雇用，一部分剩余农产品以贡物或地租形式流到这些豪门手中。这种剩余产品的一部分在实物形式上为豪门所消费，另一部分由工人替他们转化为奢侈品及其他消费，而剩下的一部分则形成自己占有劳动工具的工人的工资。在这里，虽然没有那种奇异的圣徒、神色黯然的骑士、“禁欲的”资本家介于其间，生产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也仍在照常进行。

4、几种同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无关但决定积累量的情况：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劳动生产力；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差额的扩大；预付资本的量

假设剩余价值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积累的资本量显然取决于剩余价值的绝对量。假定80％资本化，20％被消费掉，那末，积累的资本是2400镑还是1200镑，就要看剩余价值的总额是3000镑还是1500镑。可见，决定剩余价值量的一切情况也影响着积累的量。在这里我们对这些情况再作一次总括的说明，但是只限于它们在积累方面会提供新观点的范围。

我们记得，剩余价值率首先取决于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政治经济学非常重视剥削程度的这种作用，以致有时把由于提高劳动生产力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强对工人的剥削而造成的积累的加速等同起来。在论述剩余价值的生产的那几篇里，我们总是假定工资至少和劳动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资强行压低657

到这一价值以下，在实际运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对这一点略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内，这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费基金转化为资本的积累基金。

约·斯·穆勒说：“工资没有生产力；它是一个生产力的价格；工资不会同劳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的生产，正如机器的价格也不会同机器本身一起贡献于商品的生产一样。如果劳动无须购买就能得到，工资就成为多余的了。”

但是，假如工人能靠空气过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购买他们了。因此，工人不费分文是一个数学意义上的极限：虽然可以逐渐接近，但永远无法达到。资本的不断趋势是使工人降到这种不费分文的地步。我常引用的一个十八世纪著作家、《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声称，英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是把英国的工资降低到法国和荷兰的水平，他不过是泄露了英国资本灵魂深处的秘密。【《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44页。1866年12月和1867年1月的《泰晤士报》也类似地表达了英国矿山所有者的心情，文中描绘了比利时矿工的幸福生活，他们只是要求和得到为他们的“主人”而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比利时工人备受熬煎，但是《泰晤士报》却把他们描写成模范工人！1867年2月初，比利时的矿工（在马尔希延）用罢工作了回答，这次罢工是用火药和枪弹镇压下去的。厦门的一个私营老板曾“称赞”说，从江西老工业区来的打工仔，“继承”了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因为，福建当地人是很少会在她那又污染又低工资的工厂一直打工下去的。】例如，他天真地说：“如果我们的穷人〈称呼工人的术语〉想过奢侈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就必然昂贵…… 我们只要想想那些工场手工业工人消费多得惊人的奢侈品就够了，例如白兰地酒、杜松子酒、茶叶、砂糖、外国水果、烈性啤酒、印花亚麻布、鼻烟和香烟等等。”

他还引用了北安普顿郡的一个工厂主的文章，这位工厂主仰天悲鸣：“劳动在法国要比在英国整整便宜三分之一，因为法国的穷人劳动繁重，但衣食简单，他们的主要食物是面包、水果、青菜、根菜和干鱼；他们很少吃肉，小麦昂贵时，面包也吃得很少”。不知在小麦昂贵时，吃不吃现代庸俗经济学的吉芬食品。【北安普顿郡的这位工厂主犯了一个虔诚的欺骗罪，这是出于内心的冲动，因而是可以原谅的。他表面上是在比较英国的和法国的工场手工业工人的生活，但是，正如他后来所承认的，在本文的引文中，他描写的却是法国的农业工人!】这篇文章的作者接着说道：“而且他们喝的只是白水或清淡饮料。因此他们实际上花的钱极少…… 这种状况当然很难达到，但并不是不能达到的，法国和荷兰已经存在这种状况，就令人信服地证明了这一点。”【《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70、71页。第3版注：由于此后出现了世界市场上的竞争，我们现在大大地迈进了一步。议员斯特普耳顿向他的选举人说：“如果中国成了一个大工业国，那末欧洲的劳动人口除非把生活水平降低到他们的竞争者的水平，否则，我就不知道他们怎样才能坚持竞争。”(1873年9月3日《泰晤士报》)———现在英国资本渴望达到的目标已经不再是大陆的工资，而是中国的工资了。】英国资本已经到中国来了，并且也受到了崇拜。

二十年后，一位名列贵族的美国骗子本杰明·汤普逊（又称朗福德伯爵）遵循着同一博爱主义的路线，使上帝和人都大为满意。他的《论文集》可以说是一本食谱，其中全是制作各种各样的代用品的方法，用以代替工人日常的昂贵食品。请看这位令人惊异的“哲学家”的一张特别成功的菜单：“大麦5磅，玉米5磅，青鱼3便士，盐1便士，醋1便士，胡椒和白菜2便士，总计20 3/4便士，可以做成供64个人喝的汤，如果粮食的价格中常，汤的费用还可以降低到每人合1/4便士。”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商品掺假使汤普逊的理想也成为多余的了。

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英国的租地农场主和地主把工资强行降低到绝对的最低限度，他们以工资形式付给农业短工的钱比最低限度还要低，而以教区救济金的形式付给不足的部分。下面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英国的道勃雷们在利用“法律”来规定工资率时的丑态：“1795年，当地主们在规定斯宾诺姆兰德地方的工资的时候，他们已用过午餐，但是他们显然认为工人是无须用午餐的…… 他们决定：当一个8磅11盎斯重的面包卖1先令的时候，每人每周的工资应为3先令，在这种面包价格上涨，而没有达到1先令5便士之前，工资可以适当增加。一旦超过了这一价格，工资则应按比例地减少，直到这种面包的价格达到2先令为止，这时每人的食量应比以前减少1/5。”非常符合现代庸俗经济学的价格越高，需求量应当越小的理论。

1814年，有一位大租地农场主，治安推事，贫民院主管，工资调整人阿·贝奈特在上院调查委员会上被质问：“一天劳动的价值和教区给工人的救济金之间是否有某种比例？”他回答说：“有的，每个家庭每周的收入要超过名义工资，补足到每人一加仑面包（8磅11盎斯）和每人3便士…… 我们认为一个家庭中每人每周有一加仑面包就足以维持生活了；3便士则用来买衣服；如果教区愿意发给衣服，这3便士就可以不发了。这种办法不仅在威尔特郡西部一带普遍采用，我想全国也在普遍采用。”

当时有一位资产阶级著作家喊道：“这样，租地农场主们在若干年内就把自己同胞中的这个可敬的阶级贬低了，竟然迫使他们以贫民习艺所作为栖身之所…… 租地农场主甚至阻碍工人最必要的消费基金的积累，以便增加自己的收入。”

目前，直接掠夺工人必要的消费基金对于剩余价值的形成，从而对于资本的积累基金的形成究竟起怎样的作用，已经由所谓家庭劳动（参看第十三章第八节d）的例子说明了。在本篇中我们还要举出更多的事实。

虽然在一切工业部门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不变资本部分，必须足够供一定数量（这由企业规模决定）的工人使用，但是它完全不必总是同所使用的劳动量按同一比例增加。这正是“Cobb, C. W. and P. H. Douglas, 1928. A Theory of Produc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8 (1): 139-165”一文中实证分析的统计学本义，但却被他们予以了歪曲，成就了现代庸俗经济学中著名的生产函数。假定某一工厂有100个工人，每人劳动8小时，共800个劳动小时。如果资本家想使这个劳动小时数增加一半，他可以再雇用50个工人，但这661

样一来，他不仅要在工资上预付新的资本，而且要在劳动资料上预付新的资本。不过他也可以使原有的100个工人不是劳动8小时而是劳动12小时，这样，现有的劳动资料就足够使用了，只是损耗得快一些罢了。可见，由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而获得的追加劳动，没有不变资本部分的相应增加，也可以增加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即积累的实体。

在采掘工业中，例如在采矿业中，原料不是预付资本的组成部分。这里的劳动对象不是过去劳动的产品，而是由自然无偿赠予的。如金属矿石、矿物、煤炭，石头等等。这里的不变资本几乎完全由劳动资料组成，它们能很容易地容纳增加了的劳动量（如工人日夜换班）。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产品的数量和价值同所使用的劳动成正比地增加。在这里，正象生产的第一天一样，形成产品的原始要素，从而也就是形成资本物质成分的要素，即人和自然，是同时起作用的。由于劳动力具有伸缩性，即使不预先增加不变资本，积累的领域也能扩大。

在农业中，不预付追加的种子和肥料，就不可能扩大耕地。但是，一旦预付了追加的种子和肥料，那末，即使对土地进行纯粹机械性的耕作，也会对产量的提高发生奇迹般的作用。只要原有数量的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量，不必预付新的劳动资料，也可以提高肥力。这又是人对自然的直接作用，这种作用无需新资本的介入，也会成为扩大积累的直接源泉。既然无需新资本的介入，就可以在数学处理上，假定资本不变而求产出对劳动的偏导数，即劳动的边际产出有其现实的含义。但没有新劳动的介入，资本的增加毫无意义，从而资本的边际产出并无现实的含义。

最后，在本来意义的工业中，任何追加的劳动消耗都要求相应地追加原料的消耗，但是不一定要追加劳动资料的消耗。因为采掘工业和农业给加工工业提供了它本身需要的原料和它的劳动资料的原料，所以采掘工业和农业无需追加资本就能生产的追加产662

品，对于加工工业也是有利的。

总的结论是：资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财富的两个原始要素——劳动力和土地，它便获得了一种扩张的能力，这种能力使资本能把它的积累的要素扩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范围，即超出由体现资本存在的、已经生产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所确定的范围。

资本积累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

随着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体现一定量价值从而一定量剩余价值的产品量也会提高。在剩余价值率不变甚至下降，但其下降比劳动生产力的提高缓慢的情况下，剩余产品量也会增加。因此，在剩余产品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保持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家的消费可以增加，而积累基金并不减少。积累基金的相对量甚至可以靠牺牲消费基金而增加，而同时由于商品变得便宜，资本家享用的消费仍和过去相等甚至比过去还多。但是我们已经知道，工人之变得便宜，从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携手并进的，即使在实际工资提高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实际工资从来不会和劳动生产率按同一比例增加。现代庸俗经济学对实际工资的强调，意在排除工人阶级本应享受的社会进步的利益。这样，同一可变资本价值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力，从而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同一不变资本价值可以体现在更多的生产资料上，即体现在更多的劳动资料、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上，从而会提供更多的形成产品和价值的要素，或者说，提供更多的吸收劳动的要素。因此，在追加资本的价值不变甚至降低的情况下，积累仍然可以加快。不仅再生产的规模在物质上扩大了，而且剩余价值的生产也比追加资本的价值增长得更快。

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也会对原资本或已经处于生产过程中的资663

本发生反作用。执行职能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是由劳动资料如机器等等构成的，这些劳动资料只有经过一个较长的时期，才会被消费掉，因而被再生产出来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换。但是，这些劳动资料每年都有一部分死亡，或者说，达到了它的生产职能的终点。因此，每年都有一部分是处在周期的再生产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换的阶段。如果生产这些劳动资料的部门的劳动生产力发展了（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旧的机器、工具、器具等等就为效率更高的、从功效来说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具等等所代替。撇开现有的劳动资料在细节上的不断改进不说，旧的资本也会以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产出来。不变资本的另一部分，即原料和辅助材料在一年当中不断地再生产出来，而其中由农业生产的大多是一年再生产一次。因此改良方法等等的每次采用，在这里对追加资本和已在执行职能的资本几乎同时发生影响。化学的每一个进步不仅增加有用物质的数量和已知物质的用途，从而随着资本的增长扩大投资领域。同时，它还教人们把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的废料投回到再生产过程的循环中去，从而无需预先支出资本，就能创造新的资本材料。

正象只要提高劳动力的紧张程度就能加强对自然财富的利用一样，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同时，这种扩张能力对原资本中已进入更新阶段的那一部分也发生反作用。资本以新的形式无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旧形式背后所实现的社会进步。当然，生产力的这种发展同时会使正在执行职能的资本部分地贬值。只要这种贬值通过竞争被人们痛切地感觉到，主要负担就会落到工人身上，资本家力图用加强对工人剥削的办法来弥补自己的损失。

劳动把它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上去。另一方面，一定量的劳动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和数量是同劳动的生产效率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的。因此，虽然同量的劳动始终只是给自己的产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由劳动转移到产品上的旧资本的价值仍会增加。

例如，一个英国的纺纱工人和一个中国的纺纱工人以同样的强度劳动同样多的小时，那末在一周当中他们会创造出相等的价值。但是，尽管有这种相等，使用一架强有力的自动机劳动的英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和只使用一架手摇纺车的中国人一周的产品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别。在同一个时间内，中国人纺一磅棉花，英国人可以纺好几百磅。一个几百倍大的旧价值总额使英国人的产品的价值膨胀了，这些旧价值以新的有用形式保存在产品中，因而又可以重新执行资本的职能。弗·恩格斯告诉我们：“在1782年，〈英国〉前三年剪下的全部羊毛都因为缺少工人而没有加工，假若不是新发明的机器帮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纺出来的话，这些羊毛还得这样搁下去。”在机器形式中物化的劳动自然没有直接创造出任何一个人，但是它使为数不多的工人通过追加相对少的活劳动，就能不仅把羊毛生产地消费掉，加进新的价值，而且还以毛纱等等的形式保存它的旧价值。同时，它又提供了羊毛扩大再生产的手段和刺激。在创造新价值时又保存旧价值，这是活劳动的自然恩惠。因此，随着劳动的生产资料的效能、规模和价值的增长，从而随着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造成的积累的增长，劳动在不断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保存下来并使其永665

久化。【古典经济学由于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作了不完全的分析，所以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再生产的这一重要因素。例如，我们在李嘉图那里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例如他说：不管生产力发生怎样的变化，“一百万人在工厂里总是生产出相同的价值”。在他们的劳动的外延量和内含量己定时，这样说是对的。但是这一点不会妨碍下面的事实，即在劳动生产力不同的情况下，一百万人会把极不相同的生产资料量转化为产品，因而会把极不相同的价值量保存在他们的产品中，也会提供极不相同的产品价值。而李嘉图在作某些结论时把这一情况忽视了。即李嘉图只注意到可变资本创造的价值（价值产品），而忽略了不变资本所转移的价值（这一价值与价值产品之和是产品价值）。顺便提一下，李嘉图妄图用上述例子向让·巴·萨伊阐明使用价值(在这里他把它叫做wealth，即物质财富）和交换价值的区别。萨伊回答说：“李嘉图说，应用较好的方法，一百万人可以生产出多一两倍的财富，而并不生产更多的价值。李嘉图提出的这一难题，只要我们把生产看作（也必须看作）一种交换，即人们为了取得产品而在其中提供自己的劳动、土地和资本的生产服务的那种交换，就能迎刃而解了。

我们正是通过这些生产服务才获得世界上的一切产品…… 因此……在名为生产的那种交换中，我们的生产服务所产生的有用物的量越多，我们就越富，我们的生产服务的价值就越大。”(让·巴·萨伊《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1820年巴黎版第168、169页)萨伊想要说明的“难题”（这种“难题”对他来说是存在的，对李亮图来说并不存在）如下：为什么在使用价值的量由于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增加时，使用价值的价值不会增加？回答是：只要我们把使用价值叫作交换价值，这个难题就解决了。交换价值是一种以某种方式与交换相联系的东西。因此，我们把生产称为劳动和生产资料同产品的“交换”，同时十分清楚，生产提供的使用价值越多，所得到的交换价值也就越多。换句话说，一个工作日给织袜厂主生产的使用价值例如袜子越多，工厂主也就越富有袜子。但是萨伊先生突然想起，随着袜子“量的增加”，袜子的“价格”(它当然与交换价值毫无关系)就会下降，“因为竞争迫使他们<生产者>按照他们在产品上花去的费用出售产品”。但如果资本家按照他在商品上所花的成本价格出售这些商品，那末利润又从什么地方来呢？这不要紧。

萨伊解释说，由于生产率的提高，每一个人用从前换一双袜子的同一等价物，现在可以换两双。他所得出的结论正是他想反驳的李嘉图的论点。经过了这样一番苦思之后，他洋洋得意地对马尔萨斯说道：“先生，这是个有充分根据的学说，我敢说，如果没有这个学说，便无从解决政治经济学上一些非常困难的问题，特别是解决这样的问题：财富代表价值，但在产品价值下降时，一个国家怎么会变得更为富有。”（《给马尔萨斯先生的信》第170页）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对于萨伊在信中所玩弄的类似手法说道：“这些装腔作势的说法大体上就是萨伊先生喜欢称之为自己的学说的东西，他还力劝马尔萨斯在哈特福讲授这种学说，就象人们‘在欧洲许多地方’已经做过的那样。他说：‘如果你发现这一切论断中有什么似乎矛盾的地方，就请你考察一下它们所表现的那些事物吧，我敢相信，你会觉得这些论断是十分简单，十分合理的。’毫无疑问，通过这种手法，这些论断决不会表现为独创的或重要的。”(《论马尔萨斯先生近来提倡的关于需求的性质和消费的必要性的原理》第110页)现代庸俗经济学仍然在装腔作势地重弹萨伊先生的老调。

例如科斯以为企业和市场，从而生产和交换的区别，仅在于后者有交易成本，而前者没有。】劳动的这种自然能力表现为合并劳动的资本所固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正象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表现为资本的属性，资本家对剩余劳动的不断占有表现为资本的不断自行增殖一样。劳动的一切力量都显现为资本的力量，正象商品价值的一切形式都显现为货币的形式一样。

随着资本的增长，所使用的资本和所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也在增大。换句话说，劳动资料如建筑物、机器、排水管、役畜以及各种器具的价值量和物质量都会增加，这些劳动资料在或长或短的一个时期里，在不断反复进行的生产过程中，用自己的整体执行职能，或者说，为达到某种有用的效果服务，而它们本身却是逐渐666

损耗的，因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丧失自己的价值，也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这些劳动资料越是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发生作用而不把价值加到产品中去，也就是说，它们越是整个地被使用而只是部分地被消费，那末，它们就越是象我们在上面说过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电力等等那样，提供无偿的服务。被活劳动抓住并赋予生命的过去劳动的这种无偿服务，会随着积累规模的扩大而积累起来。

因为过去劳动总是装扮成资本，也就是说，A、B、C等人的劳动的被人所有总是装扮成非劳动者X的自己所有，所以资产者和政治经济学家们对过去劳动的功绩赞扬备至；苏格兰的天才麦克库洛赫甚至认为，过去劳动应当得到特殊的报酬（利息、利润等667

等）。【在西尼耳取得“节欲的报酬”的专利权以前，麦克库洛赫早就取得了“过去劳动的报酬”的专利权。】于是，那种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参与活劳动过程的过去劳动所取得的不断增长的重要性，就被归功于这种劳动的同工人本身相异化的形态，即它的资本的形态，虽然这种劳动是工人的过去的和无酬的劳动。就象奴隶主不能把劳动者本身和他的奴隶身分分开来考虑一样，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当事人及其胡说八道的思想家不能把生产资料和它们今天所具有的对抗性的社会化装分开来考虑。

在劳动力的剥削程度已定的情况下，剩余价值量就取决于同时被剥削的工人人数，而工人人数和资本的量是相适应的，虽然它们的比例是变动着的。所以，资本由于连续的积累而增加得越多，分为消费基金和积累基金的价值额也就增加得越多。因此，资本家既能过更优裕的生活，又能更加“禁欲”。最后，生产的规模越是随着预付资本量一同扩大，生产的全部发条也就越是开动得有力。5、所谓劳动基金

我们在这一研究的进程中已经知道，资本不是一个固定的量，而是社会财富中一个可伸缩的、随着剩余价值分为收入和追加资本的比例而不断变化的部分。其次我们知道，即使执行职能的资本的量已定，资本所合并的劳动力、科学和土地（经济学上所说的土地是指未经人的协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劳动对象），也会成为资本的有伸缩性的能力，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内使资本具有668

一个不依赖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范围。在这里，我们把流通过程中一切会使同量资本发生程度极不相同的作用的条件完全撇开不说。因为我们只是以资本主义生产的界限为前提，是以社会生产过程的纯粹自然发生的形式为前提，所以我们把一切用现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可以直接而有计划地实现的更合理的结合也撇开不说。古典经济学从来就喜欢把社会资本看成一个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不过这种偏见只是在庸人的鼻祖耶利米·边沁手里，即在十九世纪资产阶级平庸理智的这个枯燥乏味的、迂腐不堪的、夸夸其谈的圣哲手里，才确立为教条。边沁在哲学家中的地位，就象马丁·塔波尔在诗人中的地位一样。他们两人只有在英国才能制造出来。【耶利米·边沁纯粹是一种英国的现象。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里，都不曾有一个哲学家，就连我们的哲学家克利斯提安·沃尔弗也算在内，曾如此洋洋得意地谈论这些庸俗不堪的东西。效用原则并不是边沁的发明。他不过把爱尔维修和十八世纪其他法国人的才气横溢的言论枯燥无味地重复一下而已。假如我们想知道什么东西对狗有用，我们就必须探究狗的本性。这种本性本身是不能从“效用原则”中虚构出来的。

如果我们想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身上来，想根据效用原则来评价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和关系等等，就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在每个时代历史地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但是边沁不管这些。他幼稚而乏味地把现代的市侩，特别是英国的市侩说成是标准的人。按现代庸俗经济学术语是，理性的人。凡是对这种标准的人和他的世界有用的东西，本身就是有用的。他还用这种尺度来评价过去、现在和将来。现代庸俗经济学则进一步地拿它来定义价值。例如基督教是“有用的”，因为它对刑法从法律方面所宣判的罪行，从宗教方面严加禁止。艺术批评是“有害的”，因为它妨碍贵人们去欣赏马丁·塔波尔的作品，如此等等。这位勇敢的人的座右铭是“没有一天不动笔”，他就用这些废话写出了堆积如山的书。如果我有我的朋友亨·海涅那样的勇气，我就要把耶利米先生称为资产阶级蠢才中的一个天才。】按照他的教条，生产过程的最普通的现象，如生产过程的突然扩张和收缩，甚至积累本身，都是完全不可理解669

的。【“政治经济学家们喜欢把一定量的资本和一定数目的工人看作具有一种划一力量的和以划一的强度发生作用的生产工具…… 那些主张商品是生产的唯一要素的人证明生产根本不能扩大，因为要扩大生产就必须预先增多生活资料、原料和工具，实际上就等于说，没有生产的预先增加，就不可能有生产的增加，或者换句话说，任何增加都是不可能的。”(赛·贝利《货币及其价值的变动》第58、70页)贝利主要是从流通过程的观点来批判这个教条。】边沁本人和马尔萨斯、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都利用这一教条以达到辩护的目的，特别是为了把资本的一部分，即可变资本或可转化为劳动力的资本，说成是一个固定的量。可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资料的量或所谓劳动基金，被虚构为社会财富中受自然锁链束缚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为了推动作为固定资本，或从物质方面说，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那一部分社会财富，必需有一定量的活劳动。这个量是由工艺学所确定的。但是，推动这一劳动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数是没有一定的，因为这个数目随着单个劳动力的剥削程度而变化，这个劳动力的价格也是没有一定的，所知道的只是它的具有很大伸缩性的最低界限。

这一教条根据的事实是：一方面，工人对社会财富分为非劳动者的消费和生产资料这一点无权过问。另一方面，工人只有在幸运的例外情况下才有可能靠牺牲富人的“收入”来扩大所谓“劳动基金”。【约·斯·穆勒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第2篇第1章第3节]中说：“现在劳动产品的分配是同劳动成反比的：产品的最大部分属于从来不劳动的人，次大部分属于几乎只是名义上劳动的人，而且劳动越艰苦和越不愉快，报酬就越少，最后，从事最劳累、最费力的体力劳动的人甚至连得到生活必需品都没有保证”。为了避免误解，我说明一下，约·斯·穆勒之流由于他们的陈旧的经济学教条和他们的现代倾向发生矛盾，固然应当受到谴责，但是，如果把他们和庸俗经济学的一帮辩护士混为一谈，也是很不公平的。的确如此，现代庸俗经济学家还不如他们呢。】

把劳动基金的资本主义界限改写成劳动基金的社会的自然界670

限，造成了多么荒唐的同义反复，这可以用福塞特教授的例子来说明。他说：“一个国家的流动资本【这里我要提醒读者，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这两个范畴是我最先使用的。划时代的创新。亚·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都把这两个范畴中包含的规定性，同那种由流通过程产生的形式区别，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混淆起来了。关于这个问题本书第二卷第二篇还要更详细地谈到。】就是它的劳动基金。因此，要想计算出每个工人所得到的平均货币工资，只要简单地用工人人口的数目去除这个资本就行了。”

这就是说，我们先算出实际付给的个人工资的总额，然后我们就可以断言，这样加起来的结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强行规定的“劳动基金”的价值总额。最后，我们把用这种办法得出的总额除以工人人数，就可以又发现平均每个工人能得到多少。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手法。也是现代庸俗经济学在种种数学公式中所表现出来的主要手法。数学在现代庸俗经济学中被滥用了。它并不妨碍福塞特先生一口气说出：“英国每年所积累的总财富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用来维持英国本身的工业。另一部分则输往国外…… 用在本国工业上的那一部分占这个国家每年积累的财富的不大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从英国工人那里不付等价物而窃取的、逐年都在增长的剩余产品的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其他国家资本化的。但是同追加资本一起输出的，还有上帝和边沁所发明的“劳动基金”的一部分。【可以说，每年从英国输出的不仅是资本，而且还有以移民形式输出的工人。不过本文所指的并不是移民的特有财产，这些移民大部分不是工人。其中租地农民的儿子占很大部分。每年为了获得利息而输往国外的英国追加资本同每年的积累的比率，要比每年的移民同每年人口的增长的比率大得多。】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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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1、资本构成不变，对劳动力的需求随积累的增长而增长

我们在这一章要研究资本的增长对工人阶级的命运产生的影响。在这种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资本的构成和它在积累过程进行中所起的变化。

资本的构成要从双重的意义上来理解。从价值方面来看，资本的构成是由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比率，或者说，分为生产资料的价值和劳动力的价值即工资总额的比率来决定的。从在生产过程中发挥作用的物质方面来看，每一个资本都分为生产资料和活的劳动力；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产资料量和为使用这些生产资料而必需的劳动量之间的比率来决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资本的技术构成。二者之间有密切的相互关系。为了表达这种关系，我把由资本技术构成决定并且反映技术构成变化的资本价值构成，叫做资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简单地说资本构成的地方，始终应当理解为资本的有机构成。

投入一定生产部门的许许多多单个资本，彼此间具有多少不672

同的构成。把这些资本的一个个构成加以平均，就得出这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的构成。最后，把一切生产部门的平均构成加以总平均，就得出一个国家的社会资本的构成，我们以下要谈的归根到底只是这种构成。

资本的增长包含它的可变部分，即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的增长。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价值总要有一部分再转化为可变资本，或追加的劳动基金。假定资本的构成不变，也就是说，为了推动一定量的生产资料或不变资本始终需要同量劳动力，同时其他情况也不变，那末，对劳动的需求和工人的生存基金，显然按照资本增长的比例而增长，而且资本增长得越快，它们也增长得越快。因为资本每年都生产出剩余价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资本，因为这种增殖额本身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资本的规模的扩大每年都在增长，最后，因为在特殊的致富欲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发展起来的社会需求而开辟了新的市场、新的投资领域等等的情况下，只要改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分为资本和收入的比例，积累的规模就能突然扩大，所以，资本的积累需要，能够超过劳动力或工人人数的增加，对工人的需求，能够超过工人的供给，这样一来，工资就会提高。只要上述假定一直不变，这种情况最终一定会发生。因为雇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迟早必定会出现这样的时候：积累的需要开始超过通常的劳动供给，于是工资提高。在整个十五世纪和十八世纪上半叶，在英国就可以听到这方面的怨言。但是这些多少有利于雇佣工人的维持和繁殖的情况，丝毫不会改变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性质。简单再生产不断地再生产出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同样，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或积累再生产出规模扩大的资本关系：一极是673

更多的或更大的资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佣工人。劳动力必须不断地作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资本，不能脱离资本，它对资本的从属关系只是由于它时而卖给这个资本家，时而卖给那个资本家才被掩盖起来，并被赋予“自由”的光环。所以，劳动力的再生产实际上是资本本身再生产的一个因素。因此，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

古典经济学十分懂得这个原理，以致象前面已经说过的，亚·斯密、李嘉图等人甚至错误地把积累同剩余产品中整个资本化的部分由生产工人消费或转化成追加的雇佣工人混为一谈。还在1696年，约翰·贝勒斯就说过：“假设某人有10万英亩土地，有10万镑货币和10万头牲畜，而没有一个工人，那末这个富人自己还不就是工人？既然工人使人变富，所以工人越多，富人也就越多…… 穷人的劳动就是富人的财源。”

同样，贝尔纳德·德孟德维尔在十八世纪初也曾说过：“在财产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没有货币还比较容易生活，没有穷人就不行，不然谁去劳动呢？…… 应当使工人免于挨饿，但不应当使他们拥有任674

何可供储蓄的东西。如果某处有一个属于最低阶级的人，想靠异常的勤劳和忍饥挨饿来摆脱自己生长起来的那种环境，那谁也不应当妨碍他，因为对社会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来说，节俭无可否认是最聪明的办法；但是对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绝大部分穷人永远不要无事可做，但要经常花光他们所收入的一切…… 所以，发达国家鼓励工人分期付款，借贷消费。靠每天劳动为生的人，只有贫困才能激励他们去工作，缓和这种贫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疗则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资。工资过低会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质或者变得垂头丧气，或者变得悲观绝望，工资过高则会使他们变得傲慢不逊，好逸恶劳。这大概就是现代庸俗经济学中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的由来。…… 从以上的说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许奴隶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财富就是众多的勤劳贫民。没有他们，就不能有任何享乐，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都不可能被用来谋利，此外，他们还是补充海陆军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要使社会〈当然是非劳动者的社会〉幸福，使人民满足于可怜的处境，就必须使大多数人既无知又贫困。这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西方注解。打倒孔子，在所必然。

知识会使我们产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满足。”【贝·德·孟德维尔(《蜜蜂的寓言》1728年伦敦第5版附注第212、213、328页)——“有节制的生活和不断的劳动，对于穷人来说，是通向物质幸福<他是指尽可能长的工作日和尽可能少的生活资料>的道路，而对于国家<即地主、资本家和他们的政界显贵与代理人>来说，是通向富裕的道路。”(《论手工业和商业》1770年伦敦版第54页)】

孟德维尔这个诚实的和头脑清晰的人还没有了解：积累过程的机构本身，会在增大资本的同时，增加“勤劳贫民”即雇佣工人的数量，这些雇佣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转化为日益增长的资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们对自己所生产的、但已人格化为资本家的产品的从属关系永久化。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贫民的状况，或英国劳动者阶级的历史》一书中曾谈到这种从属关系，他说：“在我们这个地带，为了满足需求，就需要有劳动，因此，社会上至少有一675

部分人必须不倦地劳动…… 但是一些不劳动的人却支配着勤劳的产品。这些所有主所以能够如此，仅仅归因于文明和秩序；他们纯粹是市民制度的创造物【伊登应当问一下：“市民制度”又是谁的创造物?他从法律幻想的观点出发，不是把法律看作物质生产关系的产物，而是相反，把生产关系看作法律的产物。兰盖只用“法的精神就是所有权”这样一句话，就把孟德斯鸠幻想的“法的精神”推翻了。】。因为这种制度承认，除了劳动之外，还可以用别种方法占有劳动的果实。拥有独立财产的人所以能够拥有财产，几乎完全是靠别人的劳动，而不是靠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的能力绝不比别人强；现代庸俗经济学却坚持认为他们的能力比别人强。富人不同于穷人的地方，不在于占有土地和货币，而在于拥有对劳动的支配权…… 对穷人适宜的，不是使他们处于卑贱的或奴隶般的地位，而是使他们处于安适和宽松的从属关系，对拥有财产的人来说，他们则应当对于为他们劳动的人拥有充分的影响和权威…… 每一个懂得人类天性的人都知道，这样一种从属关系是工人自身安乐所必需的”。这也是现代庸俗经济学认为工人应当被资本家剥削的出发点。

顺便提一下，在亚当·斯密的学生中，只有弗·摩·伊登爵士在十八世纪有过某些重要的成就。【假如读者想提醒我们不要忘了1798年发表《人口原理》的马尔萨斯，那我也要提醒你们：他这本书最初的版本不过是对笛福、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富兰克林、华莱士等人的小学生般肤浅的和牧师般拿腔做调的剽窃，其中没有一个他独自思考出来的命题。这本小册子所以轰动一时，完全是由党派利益引起的。法国革命在不列颠王国找到了热情的维护者；“人口原理”是在十八世纪逐渐编造出来的，接着在一次巨大的社会危机中被大吹大擂地宣扬为对付孔多塞等人学说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英国的寡头政府认为它可以最有效地扑灭一切追求人类进步的热望，因而报以热情的喝采。马尔萨斯对自己的成功大为惊奇，于是着手把一些表面地拼凑起来的材料塞进原来的模型中去，又添加了点新东西，不过这些东西不是马尔萨斯发现的，而只是被他据为已有的。——顺便提一下，马尔萨斯虽然是英国国教高教会派的牧师，但他曾立过修道士终身不婚的誓言。这正是取得新教派的剑桥大学的特待校友资格的条件之一。“本会会员不得结婚。一旦娶妻，即不再为会员。”(《剑桥大学委员会报告》第172页)这种情况使马尔萨斯区别于其他新教牧师而处于有利的地位，因为其他新教牧师676

抛弃了天主教关于教士终身不婚的圣诫，并且力言“滋生繁殖”是他们特殊的圣经使命，以致到处为人口的增殖作出极不体面的贡献，而同时却又向工人宣讲“人口原理”。能说明问题的是：经济学上拙劣地仿造出来的原罪，亚当的苹果，“迫不及待的情欲”，唐森牧师风趣地称之为“要把邱比特的箭弄钝的各种障碍”——这个微妙的问题过去和现在都是由新教神学或不如说新教教会的老爷们所垄断。除了威尼斯的僧侣奥特斯这位有创见有才智的著作家外，大多数人口论者都是新教牧师。例如：布吕克纳，他1767年在来顿出版的《动物界论》一书详尽无遗地论述了现代人口理论，而该书的思想是由魁奈同自己的学生老米拉波对这一题目的一次短暂争论所提供的，后来就是华莱士牧师、唐森牧师、马尔萨斯牧师及其学生托·查默斯大牧师，至于这一派的一些次要的牧师文人，那就根本不用谈了。最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是象霍布斯、洛克、休谟一类的哲学家，以及象托马斯·莫尔、坦普尔、萨利、德·维特、诺思、罗、范德林特、康替龙、富兰克林一类的实业家和政治家，而特别在理论方面进行过研究并获得巨大成就的，是象配第、巴尔本、孟德维尔、魁奈一类的医生。

甚至在十八世纪中叶，一位当时著名的经济学家，牧师塔克尔先生，还曾为他自己研究钱财而进行过辩解。后来，正是随着“人口原理”的出现，新教牧师的丧钟敲响了。把人口看作财富的基础，并且和亚当·斯密一样是牧师们不可调和的敌人的配第，似乎预料到了这些拙劣的干涉，因此说道：“教士最守苦行时，宗教最繁荣，正如在律师饿死的地方，法律最昌明一样”。配第劝告新教的牧师们：如果你们不愿再追随使徒保罗，不愿终身不婚来“禁欲”，“至少不要生出多于现有牧师俸禄所能吸收的牧师，也就是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只有12000份牧师俸禄的时候，要是生出24000个牧师，那是不明智的，因为12000个无以为生的人总要设法自谋生计。为此他们走向民间，向人们游说：那12000个受俸牧师在毒害人们的灵魂，使这些灵魂饿死，把他们引入歧途，使他们无法升入天国。除了这样做而外，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更容易谋生的方法吗?”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应当好好对待这个给牧师们的劝告。因为这对他们也是合适的。(配第《赋税论》1667年伦敦版第57页)亚当·斯密对当时新教牧师的态度可以从下面这件事看出来。

在《给法学博士亚·斯密的一封信，论他的朋友大卫·休谟的生平和哲学》(一位称作基督徒的人著，1784年牛津第4版)这一著作中，诺里奇的高教会派主教霍恩博士责难亚·斯密，因为斯密在一封致斯特兰先生的公开信中要使自己的“朋友大卫<即休谟>不朽”，因为斯密向公众讲述，“休谟在他临终的床上以读琉善的作品和玩惠斯特牌而自娱”，甚至胆敢写道：“无论在休谟生前或死后，我始终认为，他在人类天性的弱点所允许的范围内，接近了一个理想的全智全德的人”。这位主教愤怒地叫喊道：“先生，您把一个不可救药地反对一切叫作宗教的东西，并且竭尽全力甚至要使宗教这个名称也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的人的性格和品行，向我们描绘成全智全德的，您这样做合适吗?”(同上，第8页)“但是，热爱真理的朋友们，不要气馁，无神论是长久不了的。”(第17页)亚当·斯密“抱着残忍的恶意，要在全国宣扬无神论<就是通过他的《道德情操论》>…… 博士先生，我们了解您的诡计！您想得倒好，但是这一次却失算了。您想用大卫·休谟先生的例子来使我们相信，无神论对于意志沮丧的人来说是唯一的兴奋剂，是对付死亡恐怖的唯一的解毒剂…… 您去笑那废墟中的巴比伦吧？

去祝贺那无情的恶魔法老吧？”(同上，第21、22页)在亚·斯密的学生中，一个正统派在亚·斯密死后写道：“斯密对休谟的友谊妨碍他成为一个基督徒…… 他相信休谟的每一句话。即使休谟对他说，月亮是一块绿色的干酪，他也会相信。所以，休谟说没有上帝，没有奇迹，他也同样相信…… 斯密在政治原则上接近于共和主义。”(詹姆斯·安德森《蜜蜂》1791—1793年爱丁堡版，共十八卷，第3卷第166、165页)托·查默斯牧师曾怀疑，亚·斯密捏造出“非生产工人”这个范畴纯粹是出于恶意，是专门用来影射新教牧师的，虽然牧师们在上帝的葡萄园中也进行了幸福的劳动。在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按要素分配理论中，应当也为牧师们设置了某个要素吧？】

在以上所假定的对工人最有利的积累条件下，工人对资本的从属关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或者如伊登所说的“安适和宽松的”形式。随着资本的增长，这种关系不是更为加强，而只是更为扩大，也就是说，资本的剥削和统治的范围只是随着它本身的规模和它的臣民人数的增大而扩大。在工人自己所生产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剩余产品中，会有较大的份额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们能够扩大自己的享受范围，有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费基金，并且积蓄一小笔货币准备677

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持有财产多一些，买了少量溢价发行的股票，不会消除奴隶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同样，也不会消除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和对他们的剥削。由于资本积累而提高的劳动价格，实际上不过表明，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在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中，大都把主要的东西，即资本主义生产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忽略了。在这里，购买劳动力，不是为了用它的服务或它的产品来满足买者的个人需要。买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资本，是生产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劳动比他678

支付了报酬的劳动多，也就是包含一个不花费他什么、但会通过商品的出售得到实现的价值部分。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劳动力只有在它会把生产资料当作资本来保存，把自身的价值当作资本再生产出来，并且以无酬劳动提供追加资本的源泉的情况下，才能够卖出去。【第2版注：“但是，不论工业工人还是农业工人，他们就业的界限是一致的，那就是雇主能够从他们的劳动产品中榨取利润。如果工资率过高，使雇主的利润降低到平均利润以下，那末，雇主就会不再雇用他们，或者只有在他们答应降低工资的条件下，才会继续雇用他们。”（约翰·威德《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1835年伦敦第3版第240页）】所以，劳动力的出卖条件不管对工人怎样有利，总要使劳动力不断地再出卖，使财富作为资本不断地扩大再生产。我们已经知道，工资按其本性来说，要求工人不断地提供一定数量的无酬劳动。即使完全撇开工资提高而劳动价格同时下降等情况不说，工资的增大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

撇开关于工资率的暴力冲突不说，——亚当·斯密也早就指出过，在这种冲突中，一般说来雇主始终是雇主，——由资本积累而引起的劳动价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一种情况是，劳动价格继续提高，因为它的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这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因为，亚·斯密说过，“即使利润下降，资本还是能增长，甚至增长得比以前还要快…… 利润小的大资本，一般也比利润大的小资本增长得快”（《国富论》第1卷第189）。

在这种情况下，很显然，无酬劳动的减少决不会妨碍资本统治的扩大。另一种情况是，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但是随着积累的减少，使积679

累减少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构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劳动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资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这个水平现在是低于、高于还是等于工资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可见，在第一种情况下，并不是劳动力或工人人口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的减缓引起资本的过剩，相反地，是资本的增长引起可供剥削的劳动力的不足。在第二种情况下，并不是劳动力或工人人口绝对增加或相对增加的加速引起资本的不足，相反地，是资本的减少使可供剥削的劳动力过剩，或者不如说使劳动力价格过高。正是资本积累的这些绝对运动反映成为可供剥削的劳动力数量的相对运动，因而看起来好象是由后者自身的运动引起的。用数学上的术语来说：积累量是自变量，工资量是因变量，而不是相反。在用数学方法分析经济问题时，必须注意因果关系不能颠倒。同样，在工业周期的危机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降低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提高，而在繁荣阶段，商品价格的普遍提高表现为货币相对价值的降低。所谓通货学派就从这里得出结论说，物价高时，流通的货币太多；物价低时，流通的货币太少。他们的无知和对事实的完全误解，有这样一些经济学家现在可以与之媲美，这些经济学家把积累的上述现象说成是：在一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少，在另一种情况下是雇佣工人太多。

作为所谓“自然人口规律”的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规律，可以简单地归结如下：资本、积累同工资率之间的关系，不外是转化为680

资本的无酬劳动和为推动追加资本所必需的追加劳动之间的关系。因此，这决不是两个彼此独立的量，即资本量和工人人口数量之间的关系；相反地，归根到底这只是同一工人人口所提供的无酬劳动和有酬劳动之间的关系。如果工人阶级提供的并由资本家阶级所积累的无酬劳动量增长得十分迅速，以致只有大大追加有酬劳动才能转化为资本，那末，工资就会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况不变时，无酬劳动就会相应地减少。但是，一旦这种减少达到一定点，滋养资本的剩余劳动不再有正常数量的供应时，反作用就会发生：收入中资本化的部分减少，积累削弱，工资的上升运动受到反击。可见，劳动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这样的界限内，这个界限不仅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不受侵犯，而且还保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可见，被神秘化为一种自然规律的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实际上不过表示：资本主义积累的本性，绝不允许劳动剥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劳动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严重地危及资本关系的不断再生产和它的规模不断扩大的再生产。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理论是，工会首先选择工资，然后资本家根据工资选择就业水平。参见张维迎著，《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97页。

这是一本只能算“编”而不能算“著”的书。在一种不是物质财富为工人的发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为现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产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别的样子。正象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头脑的产物的支配一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受他自己双手的产物的支配。

2、在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的进程中资本可变部分相对减少

按照经济学家们自己的见解，引起工资提高的，既不是社会财富的现有量，也不是已经取得的资本量，而仅仅是积累的不断增长和它的增长速度。（亚·斯密《国富论》第1篇第8章）以上我们只考察了这个过程的一个特殊阶段，即在资本技术构成不变的情况下资本增长的阶段。但是过程会越出这一阶段。

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亚·斯密说：“引起工资提高的原因，即资本的增长，也促使劳动生产能力提高，使较小量的劳动能够生产出较大量的产品。”

如果撇开土壤肥力等等自然条件，撇开分散劳动的独立生产者的技能（这种技能更多地表现在质量即制品的优劣上，而不是表现在数量即制品的多寡上），那末，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就表现为一个工人在一定时间内，以同样的劳动力强度使之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资料的相对量。工人用来进行劳动的生产资料的量，随着工人的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增长。在这里，这些生产资料起着双重作用。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另一些生产资料的增长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例如，由于有了工场手工业分工和采用了机器，同一时间内加工的原料增多了，因而，进入劳动过程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量增大了。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682

果。另一方面，使用的机器、役畜、矿物质肥料、排水管等等的量，则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条件。以建筑物、炼铁炉、运输工具等等形式积聚起来的生产资料的量，也是这样。但是，不管是条件还是结果，只要生产资料的量比并入生产资料的劳动力相对增长，这就表示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因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表现为劳动的量比它所推动的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减少，或者说，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观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观因素的量相对减少。资本技术构成的这一变化，即生产资料的量比推动它的劳动力的量相对增长，又反映在资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资本价值的不变组成部分靠减少它的可变组成部分而增加。劳动生产率可以用产值或产量度量，而不宜用增加值度量。例如，有一笔资本，按百分比计算，起初50％投在生产资料上，50％投在劳动力上。后来，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80％投在生产资料上，20％投在劳动力上，等等。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较分析所证实（象前面已经说明的），不管我们比较的是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只代表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或资本不变部分的那个价格要素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正比；用来支付劳动或代表资本可变部分的另一价格要素的相对量，一般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

不过，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或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只是近似地表示出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构成上的变化。例如，目前投入纺纱业的资本价值中，不变资本占7/8，可变资本占1/8，而在十八世纪初不变资本占1/2，可变资本占1/2，但是，目前一定量纺纱劳动在生产中所消费的原料、劳动资料等等的量却比十八世纪初要多几百倍。原因很简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劳动683

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生产资料的量也相对地减小了。这样一来，生产资料的价值绝对地增长了，但不是同它的量按比例增长。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额的增大，同不变资本转化成的生产资料的量和可变资本转化成的劳动力的量之间的差额的增大相比，要慢得多。随着后一个差额的增长，前一个差额也增长，但是增长的程度较小。

然而，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假定资本价值起初分为50％的不变资本和50％的可变资本，后来分为80％的不变资本和20％的可变资本。如果原有资本在此期间从例如6000镑增加到18000镑，那末，它的可变组成部分也要增加1/5。这个可变部分原来是3000镑，现在是3600镑。但是，要使劳动的需求提高20％，以前只需资本增加20％就够了，现在则要求原有资本增加为三倍。

在第四篇第十章至第十三章中已经指出，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怎样以大规模的协作为前提，怎样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组织劳动的分工和结合，才能使生产资料由于大规模积聚而得到节约，才能产生那些按其物质属性来说只适于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为生产服务，才能使生产过程变为科学在工艺上的应用。在商品生产中，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因而劳动者或者分散地、独立地生产商品，或者由于缺乏自己经营的资料而把自己的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在这种生产的基础上，上述的前提只有通过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或者说，随着社会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来实现。商品生产的地基只有在资本主义的形式上才能担负起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单个商品生684

产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前提。因此，在从手工业到资本主义生产的过渡中，我们必须假定已经有这种积累。这种积累可以叫作原始积累，因为它不是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历史结果，而是这种生产的历史基础。这种积累本身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还用不着在这里研究。只要知道它是起点就行了。但是，一切在这个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同时也就是提高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生产的方法，而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又是积累的形成要素。因此，这些方法同时也就是资本生产资本或加速资本积累的方法。剩余价值不断再转化为资本，表现为进入生产过程的资本量的不断增长。这种增长又成为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基础，成为随之出现的提高劳动生产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的基础。可见，一定程度的资本积累表现为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条件，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反过来引起资本的加速积累。因此，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随着资本积累而发展，资本积累又随着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发展。这两种经济因素由于这种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越来越小。

每一个资本，都是生产资料的或大或小的积聚，并且相应地指挥着一支或大或小的劳动军。每一个积累都成为新的积累的手段。这种积累随着执行资本职能的财富数量的增多而扩大这种财富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的积聚，从而扩大大规模生产和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的基础。社会资本的增长是通过许多单个资本的增长来实现的。假定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各单个资本，从而生产资料的积聚，会按照它们各自在社会总资本中所占份额的比例685

而增长。同时，从原资本上会分出枝杈来，作为新的独立资本执行职能。在这方面，资本家家庭内部的分产起着重大作用。因此，随着资本的积累，资本家的人数也多少有所增加。这种直接以积累为基础的或不如说和积累等同的积聚，有两个特征。第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生产资料在单个资本家手中积聚的增进，受社会财富增长程度的限制。第二，社会资本中固定在每个特殊生产部门的部分，分在许多资本家身上，他们作为独立的和互相竞争的商品生产者彼此对立着。所以，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不仅分散在许多点上，而且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增长还受到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的分裂的阻碍。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

社会总资本这样分散为许多单个资本，或它的各部分间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间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这已不再是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简单的、和积累等同的积聚。这是已经形成的各资本的积聚，是它们的个体独立性的消灭，是资本家剥夺资本家，是许多小资本变成少数大资本。这一过程和前一过程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仅仅以已经存在的并且执行职能的资本在分配上的变化为前提，因而，它的作用范围不受社会财富的绝对增长或积累的绝对界限的限制。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大量增长，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人手中丧失了。这是不同于积累和积聚的本来意义的集中。

资本的这种集中或资本吸引资本的规律，不可能在这里加以阐述。简单地提一些事实就够了。竞争斗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686

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因此，较大的资本战胜较小的资本。其次，我们记得，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较小的资本挤到那些大工业还只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领的生产领域中去。在那里，竞争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竞争的资本的大小成反比。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除此而外，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变成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同时，积累的增进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单个资本增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又替那些要有资本的预先集中才能建立起来的强大工业企业，一方面创造了社会需要，另一方面创造了技术手段。因此，现在单个资本的互相吸引力和集中的趋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虽然集中运动的相对广度和强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资本主义财富已经达到的数量和经济机构的优越性来决定，但是集中的进展决不取决于社会资本的实际增长量。这正是集中和积聚特别不同的地方，因为积聚不过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的另一种表现而已。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大量增687

长，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单个人的手中被夺走了。在一个生产部门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资本已溶合为一个单个资本时，集中便达到了极限。在一个社会里，只有当社会总资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资本家公司手中的时候，集中才算达到极限。

集中补充了积累的作用，使工业资本家能够扩大自己的经营规模。不论经营规模的扩大是积累的结果，还是集中的结果；不论集中是通过强制的道路进行吞并，——在这种场合，某些资本成为对其他资本的占压倒优势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资本的个体内聚力，然后把各个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来，——还是通过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把许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资本溶合起来，经济作用总是一样的。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

不过很明显，积累，即由圆形运动变为螺旋形运动的再生产所引起的资本的逐渐增大，同仅仅要求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的集中比较起来，是一个极缓慢的过程。假如必须等待积累去使某些单个资本增长到能够修建铁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还没有铁路。但是，集中通过股份公司转瞬之间就把这件事完成了。从此有了资本运作这项业务。集中在这样加强和加速积累作用的同时，又扩688

大和加速资本技术构成的变革，即减少资本的可变部分来增加它的不变部分，从而减少对劳动的相对需求。

通过集中而在一夜之间集合起来的资本量，同其他资本量一样，不断再生产和增大，只是速度更快，从而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因此，当人们谈到社会积累的增进时，今天已经把集中的作用包括在内。

在正常的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见第22章第1节），主要是充当利用新发明和新发现的手段，总之，是充当利用工业改良的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要从头到尾地更新，要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式再生出来，在这种形式下，用较少量的劳动就足以推动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由此必然引起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不言而喻，经历这种更新过程的资本越是由于集中运动而大量聚集，对劳动需求的绝对减少也就越厉害。

可见，一方面，在积累进程中形成的追加资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较起来，会越来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产出来的旧资本，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3、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的累进生产

资本积累最初只是表现为资本的量的扩大，但是以上我们看到，它是通过资本构成不断发生质的变化，通过减少资本的可变部689

分来不断增加资本的不变部分而实现的。

特殊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与之相适应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不只是同积累的增进或社会财富的增长保持一致的步伐。它们的进展要快得多，因为简单的积累即总资本的绝对扩大，伴随有总资本的各个分子的集中，追加资本的技术变革，也伴随有原资本的技术变革。因此，随着积累的进程，资本的不变部分和可变部分的比例会发生变化；假定原来是1:1，后来会变成2:1、3:1、4:1、5:1、7:1等等，因而随着资本的增长，资本总价值转化为劳动力的部分不是1/2，而是递减为1/3、1/4、1/5、1/6、1/8等等，转化为生产资料的部分则递增为2/3、3/4、4/5、5/6、7/8等等。因为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象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这大概就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谓的边际替代。但这种边际替代是单向的，而且是在总资本量增长而非不变时发生的。

诚然，随着总资本的增长，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并入总资本的劳动力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来越小。积累表现为生产在一定技术基础上的单纯扩大的那种间歇时间缩短了。为了吸收一定数目的追加工人，甚至为了在旧资本不断发生形态变化的情况下继续雇用已经在职的工人，就不仅要求总资本以不断递增的速度加快积累。而且，这种不断增长的积累和集中本身，又成为使资本构成发生新的变化的源泉，也就是成为690

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减少的源泉。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的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这一事实，在另一方面却相反地表现为，好象工人人口的绝对增长总是比可变资本即工人人口的就业手段增长得快。事实是，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就社会总资本来考察，时而它的积累运动引起周期的变化，时而这个运动的各个因素同时分布在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在某些部门，由于单纯的积聚，资本的构成发生变化而资本的绝对量没有增长；在有些部门，资本的绝对增长同它的可变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劳动力的绝对减少结合在一起；在另一些部门，资本时而在一定的技术基础上持续增长，并按照它增长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劳动力，时而有机构成发生变化，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缩小；在一切部门中，资本可变部分的增长，从而就业工人人数的增长，总是同过剩人口的激烈波动，同过剩人口的暂时产生结合在一起，而不管这种产生采取排斥就业工人这个较明显的形式，还是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难于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这个不大明显但作用相同的形式。随着已经执行职能的社会资本量的增长及其691

增长程度的提高，随着生产规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数的扩大，随着他们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随着财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广阔和更加充足，资本对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结合的规模不断扩大，资本有机构成和资本技术形式的变化速度不断加快，那些时而同时地时而交替地被卷入这些变化的生产部门的范围不断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事实上，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692

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就好象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人口不足的发达国家用失业救济金(源自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养着，人口过剩的发展中国家则放任他们饿死。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随着积累和伴随积累而来的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资本的突然扩张力也增长了，这不仅是因为执行职能的资本的伸缩性和绝对财富——资本不过是其中一个可伸缩的部分——增长了，也不仅是因为信用每当遇到特殊刺激会在转眼之间把这种财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为追加资本交给生产支配。这还因为生产过程本身的技术条件，机器、运输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规模最迅速地把剩余产品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料。随着积累的增进而膨胀起来的并且可以转化为追加资本的大量社会财富，疯狂地涌入那些市场突然扩大的旧生产部门，或涌入那些由旧生产部门的发展而引起的新693

兴生产部门，如铁路等等。在所有这些场合，都必须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决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响其他部门的生产规模。这些人就由过剩人口来提供。现代工业特有的生活过程，由中等活跃、生产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滞这几个时期构成的、穿插着较小波动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产业后备军或过剩人口的不断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这样的基础之上的。而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补充新的过剩人口，并且成为过剩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现代工业这种独特的生活过程，我们在人类过去的任何时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也不可能出现。那时资本构成的变化还极其缓慢。因此，对劳动的需求的增长，总的说来是同资本的积累相适应的。不管那时资本积累的增进同现代相比是多么缓慢，它还是碰到了可供剥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这些限制只有通过以后将要谈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产规模突然的跳跃式的膨胀是它突然收缩的前提；而后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没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没有不取决于人口绝对增长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从而，不考虑劳动的增加的资本的边际产出是没有现实的意义的。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政治经济学的肤浅性也表现在，它把信用的膨胀和收缩，把工业周期各个时期更替这种单纯的征兆，看作是造成这种更替的原因。正如天体一经投入一定的运动就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一样，社会生产一经进入交替发生膨胀和收缩的运动，也会不断地重复这种运动。而结果又会成为原因，于是不断地再生产出自身条件的整个694

过程的阶段变换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这种周期性一经固定下来，那末，就连政治经济学也会把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的生产，看作是现代工业的生活条件。

曾任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后来又任英国殖民部官员的赫·梅里威耳说：“假定在危机时期国家竭力通过向国外移民的办法来摆脱几十万过剩的贫民，那结果会怎样呢？结果是，当对劳动的需求刚一恢复时，就会感到劳动不足。人的再生产不管多么快，要把成年工人补充起来，总需要有一代人的时间。可是我们的工厂主的利润主要取决于是否有能力利用畅销的有利时机，并以此来弥补滞销时期的损失。而他们只有拥有对机器和体力劳动的指挥权，才能保证有这种能力。他们必须找到可供支配的人手；他们必须能够依据市场情况在必要时加强或收缩他们的营业活动，否则他们就决不能在竞争的角逐中保持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国家财富的基础。”

甚至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虽然他按照自己的偏狭之见，把它解释成工人人口的绝对过剩，而695

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对过剩。他说：“在一个主要依靠工商业的国家里，如果在工人阶级中间盛行慎重地对待结婚的习惯，那对国家是有害的…… 按人口的性质来说，即使遇到特殊需求，不经过16年或18年的时间，也不可能向市场供应追加工人。然而，收入通过节约转化为资本却可以快得多；一个国家的劳动基金比人口增长得快的情况，是经常有的。”

政治经济学这样把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生产宣布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必要条件之后，就恰如其分地以一个老处女的姿态，通过自己“最理想的人”资本家的嘴，对那些因自己创造了追加资本而被抛向街头的“过剩的人”说了如下的话：“我们工厂主增大你们借以生存的资本，为你们做了我们所能做的事情；而你们必须去做其余的事情，去使你们的人数同生存资料相适应”。

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

以上我们假定，就业工人人数的增减正好同可变资本的增减相一致。

然而，可变资本在它所指挥的工人人数不变或甚至减少的情况下也会增长。如果单个工人提供更多的劳动，因而得到更多的工资，——即使劳动价格不变，或者甚至下降，但只要下降得比劳696

动量的增加慢，——情况就是如此。在这种场合，可变资本的增长是劳动增加的指数，而不是就业工人增加的指数。即不能用来度量后者。每一个资本家的绝对利益在于，从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样低廉或甚至更为低廉的花费从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劳动。在后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支出会随着所推动的劳动量成比例地增长，在前一种情况下，不变资本的增长则要慢得多。即使加班工资高，资本家也宁愿工人加班而不愿多雇工。同时，这是需要临时工的原因。生产规模越大，这种动机就越具有决定意义。它的力量随资本积累一同增长。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既是积累的原因，又是积累的结果——使资本家能够通过从外延方面或内含方面加强对单个劳动力的剥削，在支出同样多的可变资本的情况下推动更多的劳动。其次，我们还知道，资本家越来越用不大熟练的工人排挤较熟练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劳动力排挤成熟的劳动力，用女劳动力排挤男劳动力，用少年或儿童劳动力排挤成年劳动力，这样，他就用同样多的资本价值买到更多的劳动力。这一点在知识经济时代有所改变，但改变的只是极少数工作岗位。

所以，在积累的进程中，一方面，较大的可变资本无须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另一方面，同样数量的可变资本用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就可以推动更多的劳动；最后，通过排挤较高级的劳动力可以推动更多低级的劳动力。

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或工人的游离，比生产过程随着积累的增进本身而加速的技术变革，比与此相适应的资本可变部分比不变部分的相对减少，更为迅速。如果说生产资料在扩大自己的规模和作用的同时，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成为工人的就业手段，那末，这种情况本身又会由于下述事实而有所变化：劳动生产力越是增长，资本造成的劳动供给比资本对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697

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迫使它的另一部分无事可做，反过来，它的一部分无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从事过度劳动，这成了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甚至在1863年棉荒时期，布莱克本的纺纱工人在其散发的一本小册子中，对过度劳动也提出了强烈的指责。由于工厂法的约束，从事这种过度劳动的当然只有成年男工。“这个工厂要求成年工人每天劳动十二至十三小时，虽然有成百的人被迫无事可做，而他们又愿意劳动一部分时间，以便养家活口和防止自己的工人弟兄因过度劳动而早死。”小册子接着说，“我们要问，进行额外时间的劳动这种作法，能使主人和‘仆役’之间建立某种可以容忍的关系吗?过度劳动的牺牲者和因此而被宣告为被迫无事可做的人，同样地感到不公平。如果把劳动加以公平的分配，那末，这个地区所需完成的工作足以使所有的人都能部分地就业。我们只要求一个权利：我们请求业主们，至少在目前状况维持不变的期间，普遍缩短劳动时间，而不是使一部分人从事过度劳动，使另一部分人由于没有活干被迫靠救济来维持生活。”

(《工厂视察员报告，1863年10月31日》第8页)——《论手工业和商业》的作者，以其惯有的不会弄错的资产阶级本能，来理解相对过剩人口对就业工人的影响。“在这个王国中，引起怠惰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缺少足够数量的劳动人手。只要出现对产品的某种特殊需求，而使劳动量变得不足时，工人就会感觉到自己的重要性，并且想使业主也感觉到这一点；这是令人惊奇的；但是这帮家伙的心思坏透了，每遇到这种场合，成群的工人就联合起来，终日游惰，使他们的业主陷于困境。”(《论手工业和商业》第27、28页)他是说，这帮家伙要求提高工资。那么，让他们认识到要缩短工时和提高工资的经济理论，如《资本论》，自然就是“荒谬”的了。】同时又按照与社会积累的增进相适应的规模加速了产业后备军的生产。这个因素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么重要，可以拿英国的例子来证明。英国“节约”劳动的技术手段是十分强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劳动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并且把工人阶级的各个阶层再按年龄和性别进行适当安排，那末，要依照现有的规模继续进行国民生产，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绝对不够的。目前“非生产”工人的大多数都不得不转化为“生产”工人。

这倒是解决失业问题的一个方法。

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因此，决定工资的一般变动的，不是工人人口绝对数量的变动，而是工人阶级分为现役军和后备军的比例的变动，是过剩人口相对量的增减，是过剩人口时而被吸收、时而又被游离的程度。设定工资函数。现代工业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个周期性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在积累进程中被越来越频繁地相继发生的不规则的波动所打断。对于这个现代工业来说，如果有下面这样的规律，那确实是太好了：劳动的供求不是通过资本的膨胀和收缩，因而不是按照资本当时的增殖需要来调节，以致劳动市场忽而由于资本膨胀而显得相对不足，忽而由于资本收缩而显得过剩，而是相反，资本的运动依存于人口量的绝对运动。然而，这正是经济学的教条。按照这个教条，工资因资本的积累而提高。工资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这种增加一直持续到劳动市场充斥，因而资本同工人的供给比较相对不足时为止。工资下降，于是事情走向反面。

由于工资的下降，工人人口逐渐减少，以致资本同工人人口比较又相对过剩了，或者象另一些人所说的那样，工资的降低和对工人剥削的相应提高，会重新加速积累，而与此同时，低工资又会抑制工人阶级的增长。这样一来，就又出现劳动供不应求、工资提高等等情况。这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是一个多么美好的运动方法啊！现代庸俗经济学仍持这一理论，在《资本论》发表之后还能坚持这么久，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的脸皮真够厚的。可是，在真正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因工资提高而可能出现某种实际增长以前，已经一再经过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必然发生工业战，展开厮杀，并且决出胜负。

1849年至1859年间，在谷物价格下降的同时，英国农业地区出现了实际考察起来只是名义上的工资提高。例如，周工资在威699

尔特郡由7先令提高到8先令，在多尔塞特郡由7先令或8先令提高到9先令，等等。这是农业过剩人口空前外流的结果，而人口外流是由战争的需要和铁路工程、工厂、矿山等部门的大规模扩展引起的。工资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百分比上也表现得越高。例如，周工资是20先令，提高到22先令，就是提高10％；但如果周工资只有7先令，提高到9先令，那就是提高28 4/7％，这就耸人听闻了。不管怎样，租地农场主大喊大叫起来，甚至伦敦《经济学家》在谈到这些饥饿工资时，也郑重其事地胡诌什么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租地农场主该怎么办呢？难道他们会象教条的经济学的头脑所设想的那样，等待这种优厚的报酬促使农业工人繁殖，直到他们的工资不得不重新下降吗？不，租地农场主采用了更多的机器，工人转瞬间又“过剩”了，过剩的比例连租地农场主也感到满意了。现代庸俗经济学则以此现象来指责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同以前相比，现在投入农业的“资本更多了”，并且采取了生产效率更高的形式。这样一来，对劳动的需求不仅相对地下降，而且绝对地下降了。

经济学的上述虚构，经济学理论研究避免不了一些假定或虚构，但这种假定或虚构必须符合一定的逻辑，否则前提是垃圾，方法再正确，其结论必定也是垃圾。把调节工资的一般变动或调节工人阶级即总劳动力和社会总资本之间的关系的规律，同在各个特殊生产部门之间分配工人人口的规律混为一谈了。例如，由于市场情况良好，某一生产部门的积累特别活跃，利润高于平均利润，追加资本纷纷涌来，这样，对劳动的需求和工资自然就会提高。较高的工资把较大一部分工人人口吸引到这个有利的部门，直到这里劳动力达到饱和，工资终于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过多，甚至会降到这个水平以下。那时工人流入该生产部门的现象不700

仅停止，甚至还会发生流出现象。在这里，政治经济学家就以为看到了，随着工资的提高，工人人数“在何处以及如何”绝对增长，而随着工人人数的绝对增长，工资“在何处以及如何”下降；但是事实上，他所看到的，只是某一特殊生产部门的劳动市场的局部波动，他所看到的，只是工人人口按照资本变化不定的需要而在各投资部门之间分配的现象。这也是现代庸俗经济学中劳动供给理论所表现的东西。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这里正好应该回过来谈一下经济学辩护论者的一大业绩。我们记得，由于采用新机器或扩大旧机器，一部分可变资本转化为不变资本，这是“束缚”资本并从而“游离”工人的活动，而经济学辩护士却相反地把这种活动说成是为工人游离资本。只有到现在我们才能充分地评价辩护士的厚颜无耻。再加上其在中国的贤徒们的无耻和无知。其实，被游离出来的，不仅有直接被机器排挤的工人，而且还有他们的代替者和企业在原有基础上实行一般扩大时通常会吸收的追加人员。现在他们全被“游离”出来，并且每一笔希望执行职能的新资本都能支配他们。不管这种资本吸引的是这些工人，还是另一些工人，只要这笔资本刚好足以从市场上雇走被机器抛到市场上的那么多工人，那末对劳动的总需求的影响就等于零。如果它雇用的人数较少，过剩的人数就会增加；如果它雇用的人数较多，劳动总需求增加的幅度也只不过等于就业的人超过“被游离的人”的那个差额。可见，寻求投资场所的追加资本本来会激起的劳动总需求的增加，在以上每一种场合都会按照工人被机器抛向街头的程度而受到抵销。因此，这也就是701

说，资本主义生产的机构已安排好，不让资本的绝对增长伴有劳动总需求的相应增加。而辩护士们就把这叫作对于被排挤的工人在被抛入产业后备军的过渡时期中遭受贫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的一种补偿！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里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力量互相影响。骰子是假造的。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真正科学的劳动供求理论。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

因此，一旦工人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别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也就是说，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的任何联合都会破坏这个规律的“纯粹的”作用。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只要有不利的情况妨碍建立产业后备军，从而妨碍工人阶级绝对地隶属于资本家阶级，资本就会同它的庸俗的桑科·判札一道起来反叛“神圣的”供求规律，并企图用强制手段来阻碍它发挥作用。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庸俗经济学中有种种相互矛盾的观点，并且都受到吹捧的原因，因为它们分别适应资本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需要。这才是现代庸俗经济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根本区别。

4、相对过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

相对过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个工人在半失业或全失业的时期，都属于相对过剩人口。工业周期阶段的更替使相对过剩人口具有显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因此相对过剩人口时而在危机时期急剧地表现出来，时而在营业呆滞时期缓慢地表现出来。如果撇开这些形式不说，那末，过剩人口经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

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工厂、制造厂、冶金厂、矿山等等，工人时而被排斥，时而在更大的规模上再被吸引，因此总的说来，就业人数是增加的，虽然增加的比率同生产规模相比不断缩小。在这里，过剩人口处于流动的形式。

无论在真正的工厂中，还是在一切使用机器或者甚至仅仅实行现代分工的大工场中，都需要大量的还没有脱离少年期的男工。少年期一过，便只剩下极少数的人能够被原生产部门继续雇用，而大多数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们成了流动过剩人口的一个要素，这个要素随着工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大。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国外，其实不过是跟着外流的资本流出去。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增长得快，英格兰就是一个例子。工人数量的自然增长不能满足资本积累的需要，但同时又超过这种需要，这是资本运动本身的一个矛盾。资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数量较大，成年工人数量较小。比这个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个矛盾：在成千703

上万的人手流落街头的同时，却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为分工把人手束缚在一定的生产部门了。此外，资本消费劳动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经多少衰老了。他落入过剩者的队伍，或者从较高的等级被排挤到较低的等级。我们看到，正是大工业中的工人寿命最短。

“曼彻斯特保健医官李医生证实，该市富裕阶级的平均寿命是38岁，而工人阶级的平均寿命只有17岁。在利物浦，前者是35岁，后者是15岁。可见，特权阶级的寿命比他们的不那么幸运的同胞的寿命要长一倍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这部分无产阶级的绝对增长就需要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它的成员迅速耗损，但是它的人数不断增大。这样就需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这个规律对人口中的其他阶级是不适用的。）这种社会需要，是通过早婚这一大工业工人生活条件的必然后果，并通过榨取工人子女以奖励工人生育子女的办法来得到满足的。在今天的发达国家这一点已不可能，但在发展中国家仍存在。

资本主义生产一旦占领农业，或者依照它占领农业的程度，对农业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随着在农业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积累而绝对地减少，而且对人口的这种排斥不象在非农业的产业中那样，会由于更大规模的吸引而得到补偿。因此，一部分农村人口经常准备着转入城市无产阶级或制造业无产阶级的队伍，经常等待着有利于这种转化的条件。（这里所说的制造业是指一切非农业的产704

业。）因此，相对过剩人口的这一源泉是长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断地流向城市是以农村本身有经常潜在的过剩人口为前提的，这种过剩人口的数量只有在排水渠开放得特别大的时候才能看得到。因此，农业工人的工资被压到最低限度，他总是有一只脚陷在需要救济的泥潭里。如果不是中国农民多少有点由自己支配的生产资料，中国的人口问题将会显得更为严重。

第三类相对过剩人口，停滞的过剩人口，形成现役劳动军的一部分，但是就业极不规则。因此，它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可供支配的劳动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这种劳动力的生活状况降到了工人阶级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这种情况使它成为资本的特殊剥削部门的广泛基础。它的特点是劳动时间最长而工资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们在家庭劳动一节中已经看到了。它不断地从大工业和农业的过剩者那里得到补充，特别是从那些由于手工业生产被工场手工业生产打垮，或者工场手工业生产被机器生产打垮而没落的工业部门那里得到补充。它的数量随着由积累的规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过剩”工人的增长而增加。但是，它同时又是工人阶级中会自行再生产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阶级的增长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他要素。实际上，不仅出生和死亡的数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绝对量都同工资的水平，即各类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资料量成反比。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个规律，在野蛮人中间，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间，听起来会是荒谬的。它使人705

想起各种个体软弱的、经常受到追捕的动物的大量再生产。【“贫困似乎会促进繁殖。”(亚·斯密)在风流才子加利阿尼神甫看来，这甚至是上市特别英明的安排：“上帝安排好了，让从事最有益的职业的人生得绰绰有余”(加利阿尼《货币论》第4卷第78页)。“贫困在达到引起饥馑和瘟疫的极限以前，与其说会妨碍人口的增长，不如说会促进人口的增长。”(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69页)兰格用统计材料说明了这个论点之后，又继续说道：“如果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中，那末世界上很快就会荒无人烟。”那么谁该排斥在舒适安乐的环境之外呢？由“自由”和“民主”决定？】

最后，相对过剩人口的最底层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撇开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话，撇开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不说，这个社会阶层由三类人组成。第一类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只要粗略地浏览一下英格兰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就会发现，他们的人数每当危机发生时就增大，每当营业复苏时就减少。第二类是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1860年，他们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现役劳动军的队伍。第三类是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灵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还有超过工人正常年令的人，最后还有随着带有危险性的机器、采矿业、化学工厂等等的发展而人数日益增多的工业牺牲者，如残废者、病人、寡妇等等。需要救济的赤贫形成现役劳动军的残废院，形成产业后备军的死荷重。【“死荷重”是运输业的用语，指运输工具自身的重量。】它的生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对过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对过剩人口一起，形成财富的资本主义生产和发展的一个存在条件。它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项非生产费用，但是，资本知道怎样把这项费用的大部分从自己的肩上转嫁到工人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的肩上。比如出售绝大部分是由穷人购买的福利彩票来提供这项费用。

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因此，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但是同现役劳动军相比，这种后备军越大，常备的过剩人口也就越多，他们的贫困同他们所受的劳动折磨成正比。最后，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象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在实现中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

我们可以明白，当经济学的智者们向工人说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数去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时，他们是多么愚蠢。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机构在不断地使这个人数适应资本增殖的需要。这种适应的开头是创造出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结尾是现役劳动军中不断增大的各阶层的贫困和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死荷重。

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进，花费越来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动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这个规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劳动资料，而是劳动资料使用工人的资本主义的基础上表现为：劳动生产力越高，工人对他们自己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因而他们的生存条件，即为增加别人财富或为资本自行增殖而出卖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没有保障。因此，生产资料和劳动生产率比生产人口增长得快的事实，在资本主义下却相反地表现为：工人人口总是比资本的增殖需要增长得快。

我们在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707

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包括种种管理方法)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政治经济学家们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说出了资本主义积累的这种对抗性质，虽然他们把它同资本主义前的生产方式的那些尽管部分地相类似但本质上不同的现象混同起来。

十八世纪的一位大经济学著作家、威尼斯的修道士奥特斯，把708

资本主义生产的对抗性理解为社会财富的普遍的自然规律。

“在一个国家里，经济上的善和经济上的恶总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财富的充裕总是与另一些人财富的贫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财富，同时总伴有更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剥夺必需品。一个国家的财富同它的人口相适应，而它的贫困则同它的财富相适应。一些人勤劳迫使另一些人懒惰。穷人和懒惰者，是富人和勤劳者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等等。

在奥特斯之后大约过了10年，高教会新教牧师唐森，曾十分露骨地颂扬贫困是财富的必要条件。

“用法律来强制劳动，会引起过多的麻烦、暴力和叫嚣，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无声的和持续不断的压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力，会唤起最大的干劲。”这是资本主义与奴隶主义的唯一区别。

所以，一切问题都归结为怎样使工人阶级的饥饿永久化，而照唐森的看法，那个特别在穷人中起作用的人口原理已经把这件事安排好了。

“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规律：穷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轻率的〈也就是说，他们是如此轻率，嘴里没有衔着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来〉，所以，总是有一些人去担任社会上最卑微、最肮脏和最下贱的职务。于是，人类的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较高雅的人们解除了烦劳，可以不受干扰地从事比较高尚的职业等等…… 济贫法有一种趋势，就是要破坏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创立的这个制度的和谐与优美、均称与秩序。”

威尼斯的修道士从使贫困永久化的命运中，找到基督教的善行、终身不婚、修道院和慈善机关存在的理由，而这位新教的牧师却从其中找到借口，来诅咒使穷人有权享受少得可怜的社会救济的法律。施托尔希说：“社会财富的增长产生出那个有用的社会阶级……它从事最单调、最下贱和最令人厌恶的职业，一句话，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担在自己的肩上，从而使其他阶级有闲暇，有开阔的心境和传统的〈妙！〉高贵品性……”

施托尔希问自己：这种伴随有群众贫困和堕落的资本主义文明，同野蛮相比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他只找到一个答案：安全！西斯蒙第说：“由于工业和科学的进步，每一个工人每天所能生产的东西比他自己消费所需要的东西多得多。但是，在他的劳动生产财富的同时，如果叫他自己去消费这个财富，那末这个财富就会使他不适宜于劳动了。”他认为，“如果人们〈即非工人〉必须象工人那样不倦地劳动才能获得技艺的一切改良和工业给我们带来的一切享受，那末他们大概会放弃这些东西…… 在今天，努力同它的报酬分开了；不是同一个人先劳动而后休息，相反地，正是因为一个人劳动，另一个人才休息…… 因此，劳动生产力的无限增长的结果，只能增加那些游手好闲的富人的奢侈和享受。”如果一部分人先富的结果是使“努力同它的报酬分开了”，那么如何保证共同富裕而不是一个人贫困地劳动，另一个人富裕地休息？

最后，冷血的资产阶级空论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冷酷地710

声称：“在贫国，人民是安乐的；在富国，人民通常是贫苦的。”5、资本主义积累一般规律的例证(a) 1846—1866年的英格兰

现代社会的任何一个时期，都不如最近二十年这样适合于研究资本主义的积累。在这个时期，真好象是福尔土纳特的钱袋被发现了。不过，在所有国家中，英格兰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为它在世界市场上占据首位，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只有在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最后还因为，从1846年以来自由贸易千年王国的实现，又切断了庸俗政治经济学最后的退路。我们已经在第四篇里充分谈到了生产的巨大进步，由于这种进步，这二十年中的后十年又远远超过了前十年。

最近半世纪以来，英格兰人口的绝对增长虽然很大，但是它的相对增长或增长率却不断下降。引自官方人口调查的下列表格就可以证明。英格兰和威尔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长的百分率：1811—1821　　　　　1.533％1821—1831　　　　　1.446％1831—1841　　　　　1.326％1841—1851　　　　　1.216％1851—1861　　　　　1.141％

另一方面，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财富的增长。在这里，应纳所得税的利润、地租等等的变动情况是最可靠的依据。1853—1864年，大不列颠应纳税的利润（不包括租地农场主的和若干其他项目的利润）增长50.47％（平均每年增长4.58％），而同时期人口约增长12％。1853—1864年，应纳税的地租（包括房屋、铁路、矿山、渔场等等的地租）增加38％，每年增加3 5/12％，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下列项目：1853年到1864年收入增加　　每年增加房屋………………………38.60％　　　　3.50％采石场……………………84.76％　　　　7.70％矿山………………………68.85％　　　　6.26％铸铁厂……………………39.92％　　　　3.63％渔场………………………57.37％　　　　5.21％煤气厂………………… 126.02％　　　　11.45％铁路………………………83.29％　　　　7.57％

如果把1853—1864年这段时间以每四年为一期作一比较，就会看出，收入的增长程度是不断提高的。例如，利润的收入，1853—1857年期间每年增加1.73％，1857—1861年期间每年增加2.74％，1861—1864年期间每年增加9.30％。联合王国应纳所得税的收入总额，1856年为307,068,898镑，1859年为328,127,416镑，1862年为351,745,241镑，1863年为359,142,897镑，1864年为362,462,279镑，1865年为385,530,020镑。

资本积累的同时伴随有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虽然英格兰没有官方的农业统计材料（爱尔兰倒有），但是有10个郡自动提供了统计材料。根据这些统计材料可以看出：1851年到1861年，100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从31583个减少到26567个，也就是说，有5016个合并于较大的租地农场了。1815年到1825年，在应纳遗产税的动产中还没有一份超过100万镑的，但是从1825年到1855年，就有了8份，从1855年到1859年6月，也就是4年半的时间里，又有了4份。简单地分析一下1864年和1865年的D项所得税（把租地农场主等等除外的利润），可以极为明显地看出这种集中。首先应该指出，这种来源的收入达到60镑就要交纳所得税。在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这种应纳税的收入1864年为95,844,222镑，1865年为105,435,787镑，纳税的人数1864年在居民总数23,891,009人中是308,416人，1865年在居民总数24,127,003人中是332,431人。

联合王国的煤产量，1855年为61,453,079吨，价值16,113,267镑，1864年为92,787,873吨，价值23,197,968镑；生铁产量，1855年为3,218,154吨，价值8,045,385镑，1864年为4,767,951吨，价值11,919,877镑。联合王国的营业铁路里程，1854年为8054哩，投入资本286,068,794镑，1864年为12789哩，投入资本425,719,613镑。联合王国的进出口总额，1854年为268,210,145镑，1865年为489,923,285镑。出口的变动情况如下表：1847年　　　　 　58,842,377镑1849年　　　　　 63,596,052镑1856年　　　　　115,826,948镑1860年　　　　　135,842,817镑1865年　　　　　165,862,402镑1866年　　　　　188,917,563镑

根据这些为数不多的材料，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什么英国国民中央注册局局长发出这样一种胜利的欢呼了：714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业和财富的增长”。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这种工业的直接代表，或这种财富的生产者，即工人阶级。格莱斯顿说：“我国社会状况最令人感到忧虑的特点之一就是，国民的消费力在下降，工人阶级的困苦和贫穷在加剧，而与此同时，上层阶级的财富不断积累，资本不断增长。”

这位假献殷勤的大臣1843年2月13日在下院是这样说的。过了二十年，在1863年4月16日，他在预算演说中又说：“从1842年到1852年，国内应该课税的收入增加了6％…… 在从1853年到1861年的8年内，如以1853年的收入为基础，则增加了20％。事实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 财富和实力这样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于有产阶级，但是……但是这种增长对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间接的好处，因为它会降低日用消费的价格，——富人虽然更富了，穷人至少也不那么穷了。不过我不敢断定穷的极端程度已经缩小”。

多么拙劣的诡辩！如果说工人阶级仍然“穷”，只是随着他们给有产阶级创造的“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而变得“不那么穷”了，那也就是说，工人阶级相对地还是象原来一样穷。如果说穷的极端程度没有缩小，那末，穷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为富的极端程度已经增大。至于说到生活资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统计材料，例如伦敦孤儿院的材料却表明，1860—1862年3年间的生活资料价格平均比1851—1853年3年间上涨了20％。在随后的3年中，即1863—1865年，肉类、油类、奶类、糖、盐、煤以及715

其他许多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又继续上涨了。尽管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下降了。前面的数据表明，过去买一吨生铁还不到3镑，而现在30镑也买不来一吨生铁。价格的变动规律与价值的变动规律并不是在表面上直接地一致。格莱斯顿在1864年4月7日所做的下一个预算演说，是一首对赚钱事业的进步和因“贫穷”而减色的国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赞歌。他谈到“处于需要救济的赤贫边缘”的群众，谈到“工资没有提高的”行业，最后，他用下面这样的话概括了工人阶级的幸福：“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纯粹是为生存而挣扎”。

不象格莱斯顿那样受官方考虑的约束的福塞特教授则直截了当地说：“自然我并不否认，货币工资随着资本的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许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贵〈他认为这是由于贵金属贬值造成的〉，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丧失了…… 富人迅速地变得更富了，而工人阶级的生活却没有什么可以觉察得出来的改善…… 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隶，他们都是小店主的债务人。”【工人越来越依赖于小店主，这是工人就业方面越来越多的变动和中断的结果。】

在论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篇里，我们揭示了不列颠工人阶级是在怎样的条件下为有产阶级创造了“财富和实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长”。不过我们那时考察的，主要是执行社会职能时的工人。为了全面说明积累的规律，还必须考察工人在厂外的状况，考察他们营养和居住的状况。由于本书篇幅所限，我们在这里主要考察工业无产阶级和农业工人中报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阶级的大多数。

在这以前，我还要简单谈一谈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是工人阶级中丧失了出卖劳动力这个生存条件而靠社会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在英格兰，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的人数1855年是851,369人，1856年是877,767人，1865年是971,433人。由于棉荒，1863年和1864年这种贫民的人数分别增加到1,079,382人和1,014,978人。1866年的危机使伦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击，在这个居民比苏格兰王国还要多的世界市场中心，这种贫民的人数1866年比1865年增加了19.5％，比1864年增加了24.4％，而在1867年的头几个月比1866年增加得还多。在分析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统计数字时必须指出两点。一方面，这种贫民人数的增减运动反映着工业周期各阶段的变换。另一方面，随着资本的积累，阶级斗争日益发展，工人的觉悟日益提高，关于需要救济的贫民实际人数的官方统计也就越来越带有欺骗性。例如，最近两年来英国报刊（《泰晤士报》、《派尔－麦尔新闻》等）大声叫嚷的虐待需要救济的贫民的现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1844年就叙述过完全相同的惨状和完全相同的“应时文学”喧闹一时的717

伪善呼叫。不过，最近十年伦敦饿死的人数惊人地增加了，这无疑证明工人是更加憎恶贫民习艺所这种贫民监狱的奴役了。可是中国现代庸俗经济学的一些白痴们还在羡慕这种救济。(b)不列颠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

现在我们来考察工业工人阶级中报酬微薄的阶层。1862年棉荒时期，枢密院委派斯密斯医生调查了郎卡郡和柴郡的衰弱的棉纺织工人的营养状况。根据过去多年的观察，斯密斯曾得出过这样的结论：“为了避免饥饿病”，每个中常妇女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3900克冷碳素，180克冷氮素，每个中常男子一天的营养，最低限度必须包含4300克冷碳素，200克冷氮素，这就是说，一个妇女需要的养料大致等于2磅上等小麦面包所含的养料，男子需要的还要多1/9。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28600克冷碳素和1330克冷氮素。他的计算在实际生活中惊人地得到了证实：他的计算同棉纺织工人消费的营养量因贫困而被压低到的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1862年12月，棉纺织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是29211克冷，氮素是1295克冷。

1863年，枢密院下令调查英国工人阶级中营养最差的那部分人的贫困状况。枢密院医官西蒙医生选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医生担任这项工作。他的调查范围一方面包括农业工人，另一方面包718

括丝织工人、女缝工、皮手套工人、织袜工人、织手套工人和制鞋工人。后一方面的各类工人，除织袜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调查的惯例，选择的对象是每一类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况比较好的家庭。如此选样不符合统计学的理论规定，其结果不具有通常的统计学意义。

调查得出的总的结论是：“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只有一类工人消费的氮素略微超过那个免于患饥饿病的绝对最低量；有两类工人氮素和碳素营养都感不足，而其中一类相差很多；调查过的农业家庭中，有1/5以上得到的碳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1/3以上得到的氮素营养少于必要量；有三个郡（伯克郡、牛津郡、索美塞特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营养。”

在农业工人中，联合王国最富庶的地区英格兰的农业工人营养最差。农业工人中缺乏营养的主要又是妇女和儿童，因为“男人要去干活，总得吃饭”。在调查过的各类城市工人中，营养缺乏的程度更为严重。“他们的饮食非常坏，以致必然发生许多严重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现象。”（这一切都是资本家的“禁欲”！也就是连勉强糊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资料都节省下来不付给他的工人！）奢侈浪费的是禁欲的一方，苟延残喘的是未禁欲的一方，现代庸俗经济学连最基本的分析能力也没有，却占据了大学的讲堂。资本的力量固然巨大，但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的厚颜无耻也的确惊人！

下表表明，上述各类纯粹城市工人的营养状况同斯密斯医生假定的最低营养量，以及同棉纺织工人最贫困时期的营养状况的对比。略719

调查过的各类工业工人中，有半数即60/125完全得不到啤酒，28％得不到牛奶。平均每周消费的流质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缝工的家庭，只有7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的家庭，有24 3/4盎斯。完全得不到牛奶的人当中，大部分是伦敦的女缝工。每周消费的面包量，最低的是女缝工，只有7 3/4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11 1/4磅，每个成年人每周消费的平均总量是9.9磅。糖（糖浆等等）每周的消费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只有4盎斯，最高的是织袜工人，有11盎斯；所有各类中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费的总量是8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费总量是5盎斯。每个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类（腊肉等等）消费量，最低是丝织工人，只有7 1/4盎斯，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18 1/4盎斯；各类工人每人消费的平均总量是13.6盎斯。每个成年人每周的饮食费大致平均如下：丝织工人2先令2 1/2便士，女缝工2先令7便士，皮手套工人2先令9 1/2便士，制鞋工人2先令7 3/4便士，织袜工人2先令6 1/4便士。麦克尔士菲尔德丝织工人的饮食费平均每周只有1先令8 1/2便士。营养最差的是女缝工、丝织工人和皮手套工人。

关于这种营养状况，西蒙医生在他的总的卫生报告中说：“由于缺乏营养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任何一个熟悉贫民医疗情况，或者熟悉医院的住院或门诊病人的人都可以证实这一点…… 但是，从卫生的观点看，这里还要加上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应该记住，缺乏饮食是极难忍受的，而饮食的严重缺乏通常总是跟随在其他方面的不足发生之后。远在缺乏营养成为卫生问题以前，远在生理学家想到计算决定生死的氮素和碳素的克冷数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谈不上任何物质享受了。衣服和燃料比食物还缺。按照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效用理论，既然饮食的效用远远高于衣服和燃料，而饮食的价格并没有远远高于衣服和燃料的价格。那么，工人们就应当减少对衣服和燃料的消费并增加对饮食的消费，以增加衣服和燃料的边际效用并降低饮食的边际效用，并使得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等式成立，即边际效用之比正好等于相应的价格之比。但工人们的衣服和燃料已经减无可减了，从而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等式也就无法成立，只好破产了。没有足够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积狭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家具器皿几乎一无所有；甚至保持整洁也成了破费和难于办到的事。

如果出于自尊心(这是一种需要某种花费才能达到的效用，但是如果由于收入太少而达不到，那么现代庸俗经济学是不理睬的。)想保持整洁，那末任何这样的尝试都会加重饥饿的痛苦。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区；是在卫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沟最坏，交通最差，环境最脏，水的供给最不充分最不清洁的地区，如果是在城市的话，阳光和空气也最缺乏。当穷到连饮食都感到缺乏时，也就必然要遭到这些威胁健康的灾祸。这些灾祸加在一起对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胁，但仅仅缺乏饮食本身就已经够骇人的了…… 这真令人痛苦，特别是，如果想到这里所说的贫困完全不是由于游手好闲而应得的贫困。这是工人的贫困。是的，说到城市工人，他们为了换取少量的食物，竟多半要使劳动延长到超出一切界限。然而，只有作极大的保留，才能说这种劳动可以使工人维持生活…… 在大多数场合，这种名义上的维持生活不过是一条或长或短的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迂回道路而已。”

最勤劳的工人阶层的饥饿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资本主义积累基础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费之间的内在联系，只有当人们认识了经济规律时才能揭露出来。居住状况却不是这样。在这方面，任何一个公正的观察者都能看到，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应地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实行的城市“改721

良”是通过下列方法进行的：拆除建筑低劣地区的房屋，建造供银行和百货商店等等用的高楼大厦，为交易往来和豪华马车而加宽街道，修建铁轨马车路等等；这种改良明目张胆地把贫民赶到越来越坏、越来越挤的角落里去。今天中国的城市改造亦有同样过错。另一方面，每个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贵和房屋的质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开采贫民这个矿山比当年开采波托西矿山花的钱还要少，赚的钱还要多。在这里，资本主义积累的对抗性质，从而整个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对抗性质【“任何情况下都不象工人阶级的居住条件这样露骨这样无耻地使人权成为产权的牺牲品。每个大城市都是使人成为牺牲品的场所，都是一个祭坛，每年要屠杀成千上万的人来祭祀贪婪的摩洛赫。”（赛·兰格《国家的贫困》1844年版第150页）当美国人“自豪”于纽约既是天堂又是地狱时，他们没有任何资格谈人权。】，表现得如此明显，就连英国官方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也都充满了对“财产和财产权”的异端攻击。随着工业的发展、资本的积累、城市的扩展和“美化”，灾祸越来越严重，以致在1847年到1864年间，仅仅由于害怕那些对“上流人士”

也决不留情的传染病，议会就制定了不下十项卫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吓破了胆的资产阶级还通过他们的市政当局来进行干涉。不过，西蒙医生在他的1865年的报告中仍然大声疾呼：“一般说来，这些灾祸在英国还没有控制住。”根据枢密院的命令，1864年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1865年又对城市中较贫穷的阶级的居住条件进行了调查。中国的国务院何时才会开展此类调查并公开调查结果？人们在《公共卫生》第7号和第8号报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汉特医生完成的这一出色工作。关于农业工人我在后面再谈。我先引用西蒙医生总的评语来说明城市的居住状况。他说：“虽然我的职务上的观点仅限于医学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许我忽视这种灾祸的另外一面。在灾祸达到较严重的程度时，几乎必然会使人们722

不顾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龌龊的混杂，如此毫无掩饰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象野兽而不象人。受这种影响会使人堕落，时间越久，堕落越深。对于在这样可诅咒的环境下出生的儿童来说，这种环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鲜耻的洗礼。如果想让处在这种境况下的人们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纯洁为本质的文明气氛，那是绝对无望的。”

就住宅过分拥挤和绝对不适于人居住而言，伦敦首屈一指。汉特医生说：“有两点是肯定无疑的：第一，在伦敦，大约有20个大的贫民区，每个区住1万人左右，这些人的悲惨处境超过了在英国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见到的一切惨象，而这种处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设备恶劣造成的；第二，在这些贫民区，住房过于拥挤和破烂的情形，比20年前糟糕得多。”“即使把伦敦和新堡的许多地区的生活说成是地狱生活，也不算过分。”

在伦敦，随着城市的不断“改良”，旧街道和房屋的拆除，随着这个京城中工厂的不断增多和人口的不断流入，随着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不断地上涨，就连工人阶级中处境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其他下层中产阶级分子，也越来越陷入这种可诅咒的恶劣的居住环境中了。今天中国的城市改良考虑过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吗？

“房租过高，只有少数工人才付得起一间房子以上的租金。”

在伦敦，几乎没有一所房产不寄生着无数的“中间人”。伦敦的地价总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为每个买地的人都抱着投机的目的，指望迟早会按审定价格（即征用时由陪审员确定的价格）再把地抛售出去，或者会由于靠近某个大企业而能诈取异常高的价钱。结果是，买卖快到期的租约成了一项经常的交易。“对于从事这种营业的绅士们所能期待的，就是他们会象他们所干的那样去干——尽量从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东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给他们的后继者。”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这些先生们不会冒任何风险。由于市内修建铁路的关系，“不久前，我们看到伦敦东头有许多家庭从自己的旧住所里被赶出来，在一个星期六的晚上背着少得可怜的家当到处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贫民习艺所，找不到任何栖身之处”。

贫民习艺所已经人满之患，而议会批准的“改良”措施不过刚刚开始执行。如果工人因拆毁旧房而被赶了出来，那他们并不离开自己的教区，或者，最远也只是搬到紧靠原来教区的地方。

“他们自然想要尽量住在自己劳动场所的附近。结果原来住两间房的人家，现在也不得不住一间。即使出的房租比原来的高，住的房子却比他们被从中赶出来的那些糟糕的房子还要糟糕。住在滨河路的工人，有半数要走两哩路才能到达劳动场所。”

滨河路的主要街道虽然使异乡人为伦敦的富庶而惊叹，但是这条路本身可以作为伦敦人口拥挤的例子。据保健医官计算，在滨河路的一个教区里，每英亩面积就住有581人，而且还把太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进去。很明显，每一项卫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724

毁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从某个街区赶出去，其唯一的结果就是使他们更加密集地拥挤在另一个街区，在伦敦历来就是这样。汉特医生说：“或者是必须把这一整套办法看作荒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须唤起公众的同情〈！〉，让公众关心现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称为国民义务的事情，这就是为那些不能出资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纳房租以报偿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

让我们来赞美资本主义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实业家，在他们的财产由于进行“改良”，如修铁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时，不仅可以得到充分的赔偿，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间的法律，他们还要得到一大笔利润，作为对他们迫不得已实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儿女连同全部家当却被抛到大街上来，如果他们过于大量地拥到那些市政当局要维持市容的市区，他们还要遭到卫生警察的起诉！在今天中国，要被视为“盲流”。

十九世纪初，在英国除伦敦外再没有一个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5个城市超过5万人。而现在，超过5万人的城市已有28个。

“这种变化的结果，不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现在也变成了中心，四周建筑起许多房屋，挤得简直没有地方让空气自由流通。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于是他们搬到爽心悦目的郊外去。继这些富人之后而来的住户，住进这些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间，往往还要再收房客。这样一来，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专为他们盖的、完全不适合他们住的房子里，周围的环境的确会使成年人堕落，使儿童毁灭。”

一个工业城市或商业城市的资本积累得越快，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为工人安排的临时住所也就越坏。因此，725

产量不断增加的煤铁矿区的中心太恩河畔新堡，是一座仅次于伦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狱。那里住小单间房屋的不下34000人。在新堡和格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于绝对有害公益，根据警察的命令拆毁了。可是新房子盖得很慢，而营业却发展得很快。因此，1865年，城市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拥挤不堪。简直难得有一间招租的小单间。新堡热病医院的恩布尔顿医生说：“毫无疑问，伤寒病持续和蔓延的原因，是人们住得过于拥挤和住房肮脏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偏街陋巷和大院里。从光线、空气、空间、清洁各方面来说，简直是不完善和不卫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个文明国家的耻辱。男人、妇女、儿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们上日班和上夜班的你来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铺难得有变冷的时候。这些住房供水不良，厕所更坏，肮脏，不通风，成了传染病的发源地。”

这样的洞窟，每周房租也从8便士涨到了3先令。汉特医生说：“太恩河畔新堡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这些外部环境，往往沉沦到接近野蛮的退化状态。”

由于资本和劳动的大量流动，一个工业城市的居住状况今天还勉强过得去，明天就可能变得恶劣不堪。或者，有时市政官员终于能振作起来去消除最恶劣的弊端，然而明天，衣衫褴褛的爱尔兰人或者破落的英格兰农业工人就会象蝗虫一样成群地拥来。人们把他们塞到地下室和仓库里，或者把过去还象样的工人住房变成一种寓所，在这里住客变动得非常迅速，就象三十年战争时期的营房一样。布莱得弗德就是一个例子。那里的市政当局的凡夫俗子们正在从事城市改革。1861年那里还有1751栋没有住人726

的房子。但是现在营业兴旺起来了，关于这种情况，黑人之友、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先生最近曾经文雅地谈到过。自然，随着营业的兴旺，那里也就被不断起伏的“后备军”或“相对过剩人口”的浪潮所淹没。

汉特医生从一家保险公司代办所得到一张表格【布莱得弗德某工人保险公司的代办所的一张表格：火神街122号………………………………1间房　　　16人拉姆利街13号………………………………1间房　　　11人鲍威尔街41号………………………………1间房　　　11人波特兰街112号………………………………1间房　　　10人哈尔迪街17号………………………………1间房　　　10人北街18号……………………………………1间房　　　16人北街17号……………………………………1间房　　　13人魏曼街19号…………………………………1间房　8个成年人乔威特街56号………………………………1间房　　　12人乔治街150号………………………………1间房　　　3家莱福场马丽门11号…………………………1间房　　　11人马歇尔街28号………………………………1间房　　　10人马歇尔街49号………………………………3间房　　　3家乔治街128号…………………………………1间房　　　18人乔治街130号…………………………………1间房　　　16人爱德华街4号…………………………………1间房　　　17人[乔治街49号………………………………1间房　　　　2家]约克街34号……………………………………1间房　　　2家咸饼街…………………………………………2间房　　　26人地　下　室瑞琴特广场………………………………1个地下室　　　8人爱克街……………………………………1个地下室　　　7人罗伯茨街33号……………………………1个地下室　　　7人普腊特后街（炼铜场）…………………1个地下室　　　7人埃本尼泽街27号…………………………1个地下室　　　6人】，

表上记载的这些令人厌恶的地下室和小房间，住的大多还都是收入较好的工人。这些人都说，如果有较好的房子他们是愿意租赁的。正当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福斯特议员为自由贸易的恩赐，为布莱得弗德的经营精梳毛纺业的巨头们的利润流着激动的眼泪的时候，工人们一家大小却在颠沛流离，疾病缠身。布莱得弗德的贫民诊所医生贝尔在他1865年9月5日的报告中说，在他的管区内，热病患者的惊人的死亡率是由他们的居住条件造成的。他说：“在一个1500立方呎的地下室里住着10个人…… 在文辛街、格林—艾尔广场和利斯，有223栋房子住着1450人，可是只有435个床铺和36个厕所…… 我所指的床铺是连一卷肮脏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算在内的，每个床铺平均睡3.3人，有些甚至睡4—6个人。很多人没有床，穿着衣服睡在光秃秃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这些房子大都是些阴暗、潮湿、污秽、发臭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这还用得着说吗？这里是散布疾病和死亡的中心。连那些听任这种毒疮在我们中间溃烂的境况良好的人也身受其害。”

居住状况的恶劣次于伦敦而居第三位的，是布利斯托尔。

“这里，在这个欧洲最富的城市之一，赤贫现象和住房惨状也极为严重。”

应当规定所有的企业都要按照企业所在地周围的房租水平，于工资之外，给企业雇员提供足够面积的房租。(c)流动人口

现在我们谈谈一个来自农村而大部分在工业中就业的居民阶728

层。他们是资本的轻步兵，资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们时而调到这里，时而调到那里。当不行军的时候，他们就“露营”。这种流动的劳动被用在各种建筑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砖、烧石灰、修铁路等方面。这是一支流动的传染病纵队，他们把天花、伤寒、霍乱、猩红热等疾病带到他们扎营的附近地区。在象铁路建设等需要大量投资的企业中，通常由企业主本人为自己的军队提供一些木棚之类的住所，这种临时性的村落，没有任何卫生设备，不受地方当局监督，对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图，他把工人既当作产业士兵又当作房客进行着双重剥削。今天中国的承包人还要再加上拖欠和逃废工资。木棚里各有1个、2个或3个洞穴，住户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数每周分别付房租2先令、3先令或4先令。举一个例子就够了。据西蒙医生报告，1864年9月，内务大臣乔治·格雷爵士收到塞文诺克斯教区卫生警察委员会主席如下一份揭发报告：“大约12个月以前，这个教区根本没听说有天花病。在那以前不久，从留伊斯海姆到汤布里季的铁路工程开始了。主要工程就在这个城市附近进行，工程总部也设在这里。因此有大量的人在这里就业。

由于小屋住不下所有的人，承包人杰伊先生就吩咐在铁路沿线各点建造一些供工人居住的小棚。这些小棚既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排水沟，而且必然拥挤不堪，因为每个房客不管自己家里有多少人，而且尽管每个小棚只有两个房间，也必须接纳别的房客。根据我们所收到的医生的报告说，结果是这些可怜的人夜里为了躲避从窗前的臭水里和厕所里发出的恶臭，不得不忍受窒息的痛苦。最后，一位有机会参观过这些小棚的医生向我们委员会提出了控诉。这位医生用极其沉痛的语调叙述了这些所谓住宅的状况，他担心倘若不采取一些卫生预防措施，就会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大约一年前，上面提到过的那位杰伊曾答应安排一所房子，以便他雇用的人在患传染病时可以立即被隔离。今年7月底，他再729

次许下了这个诺言，但是此后尽管发生了几起天花，并且有两人因此死亡，他仍然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履行自己的诺言。9月9日凯尔桑医生向我报告说，在这些小棚里又发生了几起天花，他把那里的情况描绘得非常可怕。我还应当向阁下〈大臣〉补充报告一点。我们教区已有了一座隔离所，也就是所说的传染病房，用来收容本教区传染病患者。几个月来，这个病房的病人总是挤得满满的。有一家5个孩子死于天花和热病。今年4月1日至9月1日，死于天花的已不下10人，其中有4个人就是死在成为传染病发源地的上述小棚中。由于遭难的家属竭力保守秘密，患者的数目无法确定”。

煤矿以及其他矿山的工人是属于不列颠无产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一类工人。他们花了怎样的代价才挣得自己的工资，这一点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在这里我再略微谈谈他们的居住情况。矿山开采者，不管他是矿山的所有主还是承租人，通常要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数量的小屋。工人“无代价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说，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资中用实物支付的部分。靠这种办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领到4镑作为补偿。矿区很快就吸引来大批的居民，其中有矿业人口本身以及聚集在他们周围的手工业者和小店主等等。这里也象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样，地租很高。因此，采矿业主力图在井口附近的尽量狭小的建筑地730

段上，盖起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属的必要数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开凿新矿井或者重新开采旧矿井，拥挤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作用的着眼点就是：凡是绝非必需的现金开支，资本家一概实行“禁欲”。朱利安·汉特医生说：“除了蒙默思郡的一些类似的地区外，诺森伯兰和德勒穆矿山的矿工以及其他工人的住宅，平均说来，大概是英国能够大量见到的最坏的和最贵的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许多人拥挤在一间房里；建筑地段很狭小，却胡乱盖了许多房子；缺乏水并且没有厕所；经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成几层的办法〈以致各种小屋都层层相叠〉…… 企业主把整个移民团看成似乎只是露营，而不是驻扎。”

斯蒂文斯医生说：“我奉命视察了德勒穆联合教区大部分的大矿山村落…… 除了极少数例外，可以说，所有的村落都没有采取过任何措施来保障居民的健康……所有矿工都被束缚〈《bound》这个词和bondage[依附]一样，都来源于农奴制时代〉在与矿山承租人或矿山所有主签订的12个月的契约上。只要工人流露出不满，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监工，监工就在监督簿上他们的姓名下面作个记号或加个注，等到签订新的一年的契约时就把他们解雇…… 在我看来，再没有别的实物工资制比这个人口稠密地区所流行的实物工资制更坏了。工人不得不接受处于传染病影响下的住房，作为他的工资的一部分。他自己一点也无能为力。无论从哪方面看，他都是一个农奴。除了他的所有主以外，恐怕很难有别的什么人能帮助他。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虑的是自己的收支表，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工人还从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应。不管供应好坏，不管有无，工人都要付水费，或者不如说，都要从工资中扣除。”

在同“社会舆论”或甚至同卫生警察发生冲突时，资本总是恬不知耻地对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劳动和居住的、既危险又使人堕落的条件进行“辩护”，说这是为了更有利地剥削工人所必需的。当731

资本拒绝在工厂的危险机器上安装防护设备，拒绝在矿山中安装通风设备和采取安全措施，对此一概实行禁欲时，就是这样说的。现在，在矿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这样说的。枢密院的医官西蒙医生在他的正式报告中说：“人们替恶劣的房屋设备辩解，说矿山通常是以租赁方式开采的；租赁合同期限太短（煤矿大多是21年），所以矿山承租人认为不值得为企业所招来的工人、手工业者等等提供良好的房屋设备；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这方面慷慨一点，地主也会打消他的这种念头。地主有一种倾向，就是当地面上一旦造起象样而舒适的村庄供给那些开采地下财产的矿工们居住时，地主就会马上利用这种特权来索取异常高的追加地租。这种禁令似的价格，即使不是一道直接的禁令，也会把另一些本想把房屋建造得好一些的人吓回去…… 我不想进一步研究这种辩解的价值，也不想研究用来建造象样的住宅的追加费用归根到底应当由谁负担，由地主、矿山承租人、工人还是由公众负担……但是，面对后面所附报告〈汉特、斯蒂文斯等医生的报告〉中揭露出来的可耻事实，必须采取一个补救的办法…… 土地所有权竟被利用来造成社会的极大不公平。

地主以矿山所有主的身分把一个工业移民团召到自己的领地上来从事劳动，然后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分使他所招来的工人无法找到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合适住宅。矿山承租人〈资本主义的矿山开采者〉没有任何金钱上的利益要来反对交易上的这种划分，因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条件很苛刻，后果也不由他承担，而承担这种后果的工人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连自己的卫生权利也不认识，不论极端恶劣的住宅，还是污浊不堪的饮水，从来都没有引起过罢工。”(d)危机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响

在谈到真正的农业工人之前，我还要举一个例子，说明危机甚732

至对工人阶级中报酬最优厚的部分即工人阶级的贵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记得，1857年发生了一次大危机——工业周期每一次都是以这种危机而告终。下一个周期是在1866年到期的。由于棉荒把许多资本从通常的投资领域赶到了货币市场的大中心，这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区域已经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带有金融的性质。这次危机在1866年5月爆发，这是以伦敦一家大银行的破产为信号的，继这家银行之后，无数在金融上进行欺诈的公司也接着倒闭了。遭殃的伦敦大生产部门之一是铁船制造业。这一行业的巨头们在繁荣时期不仅无限度地使生产过剩了，而且由于他们误认为信用来源会照样源源不绝，所以还接受了大宗的供货合同。今天，一种可怕的反作用发生了，而且直到现在，1867年3月底，这种反作用还在伦敦其他工业部门继续发生。为了说明工人的状况，现在从1867年初采访过主要受难地区的《晨星报》记者的详细报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伦敦东头，在波普拉尔、米尔瓦尔、格林威治、德普弗德、莱姆豪斯、坎宁镇等区，至少有15000名工人及其家属处于极端贫困的状态，其中有3000多人是熟练的机械工人。他们已经一连失业6个月至8个月了，积蓄已全部用光…… 我费了好大劲才挤到贫民习艺所（在波普拉尔）的大门口，因为它已被饿坏了的人群团团围住。他们在等着发面包票，但是发票的时间733

还没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着院墙盖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盖着堆在院子当中的铺路石块。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条篱笆隔成的小块地方，活象羊栏一样；天气好的时候男人们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访那天，栏子里面全是雪，没法坐人。男人们就在棚子底下砸铺路的石块。每个人都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挥动着大锤砸碎结着冰的花岗石，直到砸满5蒲式耳为止。这样他们一天的活才算干完，每人获得3便士和一张面包票。院子的一边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我们把门推开，看见里面塞满了人，肩并肩地挤在一起互相取暖。他们一边撕麻絮一边争论，看谁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时间最长，因为有耐力已经成了受称赞的事情。单是这个贫民习艺所就收容着7000个接受救济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6个月或8个月以前还拿着我国熟练劳动的最高工资。许多人即使积蓄已经用光，但只要还有一点东西可以典当，也绝不乞求教区救济；如果没有这种情况，接受救济的人数还要增加一倍。

在一篇现代西方研究失业救济的文献(Brehm, C. T. and T. R. Saving, 1964. The Demand for General Assistance Payment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LIX, pp. 1002-1018.)中，就没有考虑到这一点。而且这篇文献明明表明低工资是引起申请救济的原因，但却不敢明确表达这一结论。……离开贫民习艺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两旁大多是两层楼的房子，这种房子在波普拉尔比比皆是。我的向导是失业委员会的委员。我们访问的第一家是一个已经失业27周的铁匠。我看见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间后屋里。屋子里还剩下一点家具，而且生着火。为了使小孩子们光着的脚不致冻坏，不生火是不行的，因为那天非常冷。在火对面的盆子里放着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们正在撕麻絮，这是从贫民习艺所领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个上面谈到过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张面包票和3便士。这时他正好回家吃午饭。

他苦笑着对我们说，他饿极了；他的午饭只有几片薄薄的涂着油的面包和一杯没有牛奶的清茶…… 我们又敲第二家的门，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妇女，她一句话也没有说就把我们领进一间狭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声不响地坐着，呆望着快要熄灭的火。他们脸上和他们的小屋里笼罩着的那种凄凉绝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类似的景象。妇人指着她的孩子们说：‘先生，他们已经26个星期没有活干了。我们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们的父亲在光景好时积蓄下来准备困难时用的。请你们看吧！’她几乎是发狂似地喊着，一边拿出一本存取款项写得清清楚楚的银行存折；我们从上面可以看出，这笔小小的财产最初怎样从5先令开始存起，怎样一点一点地增加到20镑，然后又怎样逐渐消失，从若干镑减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变得象一张白纸一样一文不值。这家人每天从贫民习艺所领到一顿救济饭…… 接着我们访问了一个曾在造船厂工作的爱尔兰人734

的妻子。我们发现她已经饿病了，穿着衣服躺在一张垫子上，勉强算盖着一条毯子，因为所有的被褥都已进了当铺。两个可怜的孩子照料着她，但是看来孩子们自己正需要母亲的照顾。已经19周被迫无事可干，致使她陷入这样的境地。她在讲述她的痛苦经历的时候唉声叹气，仿佛失去了对美好未来的一切希望…… 我们走出房子的时候，有一个年轻人跑来要我们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帮他一点忙。一个年轻的妻子，两个可爱的小孩，一卷当票，一间空房——这就是他指给我们看的一切。”

下面我们再从托利党的报纸上摘引一段描述1866年危机的余痛的报道。不要忘记，这里谈到的伦敦东头，不仅是本章所谈到的铁船制造业工人的中心，而且还是工资一向低于最低额的所谓“家庭劳动”的中心。

“昨天在这个大都会的一角出现了一幅可怕的情景。东头的好几千失业工人虽然没有打着黑色丧旗成群结队地游行，但是这股人潮已经够吓人的了。让我们想想这些人受着怎样的苦难吧。他们快要饿死了。这是一个简单而可怕的事实。他们共有4万人…… 在我们面前，在这个不可思议的大都会的一个区，一边是旷古未有的最大量财富的积累，而紧挨着它的旁边的是4万个走投无路的行将饿死的人！现在这成千上万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区；这些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向我们大声诉苦，向天哀号，向我们诉说他们的破烂不堪的住所，他们无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没有用。而地方上交纳济贫税的人，由于教区的勒索，也濒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边缘了。”看来济贫税的主要承担者，也不是收入高的富人。（1867年4月5日《旗帜报》）

英国的资本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说法，认为比利时是工人的乐园，因为据说“劳动的自由”，其实也就是“资本的自由”，在那里既不受工联专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这里应谈一谈比利时工人的“幸福”。关于这种幸福的秘密，肯定再也没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奥先生更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奥先生是比利时监狱和慈善机关的总监，也是比利时中央统计委员会的委员。现在让我们来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时劳动阶级的经济预算》（1855735

年布鲁塞尔版）。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利时的标准工人家庭，该书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这个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后又把它的营养状况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营养状况作了比较。这个家庭有“父亲、母亲和4个孩子”。这6个人中“有4个人可以全年就业而有所收益”；假定“他们中间没有生病的和不能劳动的人”，他们“除了交纳为数极少的教堂坐位费以外，在宗教、道德和精神需要方面没有什么开支”，他们不“在储蓄银行存款或交纳养老准备金”，没有“奢侈品的开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开支”。只有父亲和大儿子抽点烟，星期天上个酒馆，这些总共每周花86生丁。

“根据不同行业同意付给工人的工资的综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资的最高平均额，男人是1法郎56生丁，妇女是89生丁，男孩是56生丁，女孩是55生丁。按照这个标准计算，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过1068法郎……我们把这个当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计算进去了。但是，既然我们也给母亲算上一笔工资，这样，我们就使她无法料理家务了；谁来看家和照顾小孩呢？谁来做饭、洗衣服和缝缝补补呢？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难题。”

根据这个算法，这个家庭的预算是：1日的工资额　　　　　300个工作日的工资总额父亲　　1.56法郎　　　　　　　　468法郎母亲　　0.89法郎　　　　　　　　267法郎儿子　　0.56法郎　　　　　　　　168法郎女儿　　0.55法郎　　　　　　　　165法郎——————————————————————合计　　　　　　　1068法郎

工人如果要达到下述各种人的营养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额和不足额如下：736

支出额　　　　　　不足额水兵的营养…………………　1828法郎　　　　　760法郎士兵的营养…………………　1473法郎　　　　　405法郎囚犯的营养…………………　1112法郎　　　 　　44法郎

“我们看到，只有少数工人家庭才能达到同囚犯差不多的营养，更不用说达到水兵或士兵的营养了。1847—1849年，比利时每个囚犯每天平均花费63生丁，同工人每天的生活费用相比还有一个13生丁的差额。管理费和监视费可由囚犯不付房租来抵销…… 但是多数工人，甚至可以说大多数工人的生活过得还要俭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只是由于工人采取了只有他们自己才了解其中秘密的应急措施；他们减少了每天的口粮；吃黑面包而不吃白面包；少吃或者根本不吃肉；少用或者根本不用奶油和调味品；一家大小挤在一两间小屋里，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往往就睡在同一张草垫子上；他们节减服装、洗濯和清洁用品的开支；放弃星期天的消遣；总之，他们决心过最痛苦的贫困生活。工人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只要生活资料的价格稍稍上涨一点，或者一旦无工可做，或者生病，都会加深工人的贫困，使他完全毁灭。债台高筑，借贷无门，衣服和绝对必需的家具也送进当铺，最后是全家申请列入贫民名册。”

其实，在这个“资本家的乐园”里，只要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格发生最微小的变动，就会引起死亡和犯罪数字的变动！边际效应极大，但这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边际革命绝对不会予以理睬的。（见《协会呼吁书：佛来米人，前进！》1860年布鲁塞尔版第12页）全比利时共有93万个家庭。据官方统计，其中富有的家庭（选民）9万户，共45万人；城乡下层中产阶级家庭39万户，共195万人，其中有相当大一部分正在不断地下降为无产阶级。最后，工人家庭45万户，共225万人，其中的一些模范家庭正在享受着杜克佩西奥所描写的那种幸福。在这45万户工人家庭中，列入贫民名册的竟达737

20万户以上！(e)不列颠的农业无产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对抗性质，在任何地方再也没有比在英格兰农业（包括畜牧业）的进步和农业工人的退步上表现得更为残酷的了。在考察农业工人的现状之前，我们先略微回顾一下过去。在英格兰，现代农业是在十八世纪中叶出现的，虽然生产方式由以发生变化的基础，即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变革还要早得多。

阿瑟·杨格虽是一个肤浅的思想家，但不失为一个精确的观察家，我们从他关于1771年农业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这些农业工人同他们十四世纪末“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积累财富”的先人比较起来，扮演着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说同“英格兰城乡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十五世纪相比了。但是我们用不着追溯这么远。在1777年的一部内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写道：“大租地农场主几乎上升到绅士的地位，而贫困的农业工人几乎被踩到地下去了。把今天农业工人的状况和40年前的状况比较一下，他们的不幸处境是一目了然的……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农场主狼狈为奸，压榨工人。”

接着作者又详细地证明，农村中的实际工资从1737年到1777年几乎降低了1/4即25％。当时理查·普莱斯博士也说：“现代政治袒护国民中的上层阶级；其结果是，整个王国迟早终将只由绅士和乞丐，贵族和奴隶组成。”

但是英格兰农业工人在1770年至1780年期间的状况，无论就他们的营养和居住状况来说，或者就他们的自尊感和娱乐情况等等来说，都成了以后再也没有达到过的理想。他们的平均工资如果用小麦来表示，1770年至1771年是90品脱，到伊登时代（1797年）已经只有65品脱，而到1808年时则只剩下60品脱了。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反雅各宾战争末期农业工人的状况，在这次战争中，土地贵族、租地农场主、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交易所骑士、军火商等等大发横财。同时，一方面由于银行券贬值，另一方面由于同银行券贬值无关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涨，名义工资也提高了。但是工资的实际变动情况，用不着在这里详细论述，用很简单的方法就可以说明。济贫法及其行政机关在1795年和1814年并没有什么变化。我们还记得这项法令在农村中是怎样实施的，那就是由教区以救济形式把名义工资补足到只够工人勉强糊口的739

名义数额。租地农场主支付的工资和教区贴补的工资不足额之间的比率说明两件事：第一，工资已经降到它的最低限额以下；第二，农业工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既是雇佣工人又是需要救济的贫民，或者说，在何种程度上被变成了他所在的教区的农奴。我们选一个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况的郡来说吧。在北安普顿郡，1795年平均周工资是7先令6便士，一个6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36镑12先令5便士，收入总额是29镑18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6镑14先令5便士。1814年，该郡周工资是12先令2便士，一个5口之家的年支出总额是54镑18先令4便士，收入总额是36镑2先令，由教区贴补的不足额是18镑6先令4便士。可见，在1795年，不足额占工资的1/4弱，而到1814年竟占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伊登曾经在农业工人小屋中看到过的那种略感舒适的情景，到1814年早已无影无踪了。从此以后，在租地农场主饲养的各种牲畜中，工人这种会说话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坏和虐待得最残酷的了。

这种状况一直平静无事地继续下去，直到“1830年斯温暴动使我们〈即统治阶级〉在燃烧着的麦垛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在农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也象在工业英格兰的表面下一样，充满着贫困和燃烧着阴森的反叛的怒火”。

当时萨德勒曾在下院中给农业工人起了一个绰号，把他们叫做“白奴”，一个主教在上院也袭用了这个绰号。当时最著名的政740

治经济学家爱·吉·威克菲尔德说：“英格兰南部的农业工人不是奴隶，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济的贫民。”什么叫救济？就是以强盗的方式无偿占有你创造的财富，然后以慈善家的面孔还给你微不足道的一点点。

谷物法临废除前的一段时期，进一步透露了农业工人的状况。一方面，资产阶级鼓动家的利益是要证明这个保护法对谷物的真正生产者很少起什么保护作用。另一方面，工业资产阶级又非常恼恨土地贵族对工厂状况的非难，恼恨这些腐败透顶、丧尽天良、矜持高傲的游惰者对工厂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恼恨他们对工厂立法所表现的那种“外交热忱”。英格兰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得好：两贼相争，好人得利。事实上，统治阶级的两个派别在关于它们当中谁最无耻地剥削工人的问题上展开的喧闹的狂热的争吵，从两方面暴露了真相。舍夫茨别利伯爵，又称艾释黎勋爵，是贵族慈善家反工厂运动的先锋。因此，他成了1844年至1845年《纪事晨报》上揭露农业工人状况的文章中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家报纸是当时最重要的自由党机关报，它在各个农业地区都有特派记者。这些记者不以一般的记述和统计为满足，而且还把调查过的工人家庭和他们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来。下表略列举了布兰弗德、维姆博恩和普耳附近三个村庄工资的支付情况。这些村庄是乔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别利伯爵的财产。我们将会看到，这位低教会派的教皇，英格兰虔诚派的头目，同他的伙伴班克斯一样，还以房租名义从工人的微薄工资中克扣掉相当大一部分。

谷物法的废除大大推动了英格兰的农业。修建巨大规模的排水工程，采用圈养牲畜和人工种植饲料的新方法，应用施肥机，采用处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矿物质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总之，耕作更加集约化就是这一时期的特点。皇家农业学会主席皮由兹先生断言，由于采用新机器，（相对的）经营费用几乎减少了一半。另一方面，从土地上得到的实际收益也迅速增加了。每英亩土地投资的增加，因而租地农场742

的加速积聚，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条件。同时，从1846年到1865年耕地面积约扩大了464119英亩，东部各郡原为养兔场和贫瘠牧场而现在变成了富饶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计算在内。我们已经知道，从事农业的总人数与此同时却减少了。就拿男女两性各种年龄的真正农业工人来说，他们的人数从1851年的1241269人减少到1861年的1163217人。因此，英国中央注册局局长有理由说：“1801年以来租地农场主和农业工人数目的增加，同农产品的增长是极不相称的”。但是最近一个时期，这种不相称的情况更加严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积不断扩大，耕作更加集约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资本有了空前的积累，农产品获得了英格兰农业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长，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财富日益膨胀；另一方面，农业工人人口却在绝对地减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销售市场的不断迅速扩大，自由贸易的占统治地位，那末，农业工人在经过种种不幸之后终于被安排在理应令人陶醉的幸福环境中了。

但是罗杰斯教授却得出这样的结论：今天的英格兰农业工人，不要说同他们十四世纪下半叶和十五世纪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743

们1770年到1780年时期的先人相比，他们的状况也是极端恶化了，“他们又成了农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坏的农奴。朱利安·汉特医生在他关于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的划时代的报告中说：“农仆〈这是农奴制时期对农业劳动者的称呼〉的生活费用固定在只够他活命的最低的数额上……他的工资和住房同从他身上榨取的利润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农场主的算盘上是个零…… 他的生存资料永远被看成是一个固定的量”。“至于谈到他的收入的任何进一步的减少，他会说：我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担心将来，因为他除了生存所绝对必需的东西之外，一无所有。在现代庸俗经济学看来，他因此不承担任何风险。所以，他活该受那些担心将来(无法榨取更多劳动)从而承担风险的人的剥削。他降到了零点，张维迎在英国牛津大学的博士论文——《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也将工资标准化为零。也就是租地农场主打算盘的起点。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无关。”

1863年，对被判处流放和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状况和劳动状况曾进行过正式调查。调查的结果记载在两大本厚厚的蓝皮书中。其中写道：“英格兰监狱中犯人的饮食同这个国家贫民习艺所中需要救济的贫民以及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的详细对比，无可辩驳地表明，前者的饮食比后二者都要好得多。”而“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劳动量，大约只有普通农业工人的一半”。

下面略引几段颇为典型的证词。爱丁堡典狱官约翰·斯密斯744

在作证时说：“英格兰监狱中的饮食比普通农业工人要好得多。”（第5056号）“苏格兰的普通农业工人很少吃到什么肉类，这是事实。”（第5057号）“你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说明犯人的饮食必须比普通农业工人好得多吗？——确实不知道。”（第3047号）“你是否认为应当作进一步试验，使被判处强制劳动的犯人的饮食和自由农业工人的饮食大致差不多呢？”（第3048号）其中还写道：“农业工人会说：我干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饱。我在蹲监狱的时候，活没有这样重但是吃得很饱，因此我觉得释放出来还不如关在监狱里好。”

综合该报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种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较表。略1863年医务调查委员会对国民中吃得较坏的各阶级的营养状况进行过一次调查，这次调查的一般结果读者都已经知道了。它表明，大部分农业工人家庭的饮食都低于“防止饥饿病”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特别在康瓦尔、戴文、索美塞特、威尔兹、斯泰福、牛津、伯克斯和赫尔茨等地的所有纯农业区更是这样。斯密斯医生说：745

“农业工人得到的营养比平均量大，因为他吃的食物比家庭其他成员多得多，这对他的劳动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在比较贫困的地区，几乎全部肉类或油脂都归他一个人吃了。他的妻子和正处在发育期的孩子们得到的营养量多半不够，主要是缺乏氮素，几乎所有的郡都是如此。”

同租地农场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营养倒很充足。大概是租地农场主免不了要浪费些食物给仆役们吃。他们的总数由1851年的288277人减少到1861年的204962人。斯密斯医生说：“妇女参加田间劳动尽管会有一些坏处，但在目前情况下对一个家庭来说还是大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挣几个钱补贴买鞋子、衣服和支付房租，从而使一家人可以吃得好些。”

这次调查的最值得注意的结果之一，就是弄清了英格兰农业工人的营养比联合王国其他地区农业工人的营养要差得多。下表就是证明：略746

西蒙医生在官方的卫生报告中说：“汉特医生报告的每一页都证明，我国农业工人的住宅数量不足而且质量很坏。并且多年来，他们在这方面的情况一直在不断恶化。现在农业工人更难找到栖身之所了，即使能够找到，也远不能适应他们的需要，这种情况也许比几世纪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特别是最近二三十年来，这种祸害更迅747

速滋长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条件简直糟糕透了。村民在这方面毫无办法可想，除非那些靠他们的劳动发财致富的人认为值得对他们发点善心。农业工人能不能在他耕种的土地上找到住处，那个地方适合于人住还是适合于猪住，同时是否附有一小块能够大大减轻贫困压力的园圃——这一切都不取决于他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适当的房租，而是取决于别人怎样行使‘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权利。不管租地面积有多大，也没有一项法律规定必须在上面建有一定数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说象样的住宅了；法律同样也没有给工人保留拥有土地的丝毫权利，虽然工人的劳动对土地来说就象雨露和阳光一样必不可少。法律永远都不会象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神圣。…… 还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情况更加深了工人的灾难…… 这就是济贫法关于居住和负担济贫税的规定所产生的影响。

在这项法律的影响下，各教区为了金钱上的利益都要把本教区居住的农业工人的人数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内；因为不幸的是，农业劳动并不能保证劳苦的工人和他的一家维持永久可靠的独立地位，而多半不过是一条通向需要救济的赤贫的或长或短的迂回道路，在整个途程中工人离需要救济的赤贫境地是这样近，他只要一生病或者暂时失业，就不得不立刻求助于教区救济；因此，只要有农业人口在教区内定居下来，显然就会加重教区的济贫税负担…… 大地主们【为了便于理解下文，这里要说明：非开放村庄是指一个或几个大地主所有的村庄；开放村庄是指土地分属于许多小地主的村庄。建筑投机家只有在开放村庄才能建造小屋和旅店。】只要决定不准在他们的领地上建筑工人住宅，他们对穷人的负担马上就可以减轻一半。那些可以‘任意支配自己财产’的地主，凭借绝对的土地所有权，竟能够象对待异邦人那样对待土地的耕种者并把他们从自己的庄园上赶出去。对于这样一种绝对的土地所有权，英国宪法和法律究竟准备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承认，这个问题不属于本报告所讨论的范围…… 这种驱逐权不单是一种理论问题，它在实际上被广泛地行使着。

这是对农业工人的居住条件有决定性影响的情况之一…… 这种灾祸殃及的范围，从最近一次人口调查中就可以看出。根据调查，在最近10年间，尽管地方上对房屋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英格兰的821个地区拆除的房屋却越来越多，以致撇开那些无法定居的人〈即无法在自己劳动的教区内定居的人〉不说，1861年居民人数虽然比1851748

年增加了5 1/3％，但是他们居住的房屋却减少了4 1/2％…… 汉特医生说，减少人口的过程一旦达到目的，就出现一种游赏村庄，那里小屋所剩无几，除了牧羊人、园丁和看守狩猎场的人这些固定的仆役以外，谁也不准居住，只有他们才能从慈善的主人那里得到对他们这个阶级来说通常已算不坏的待遇。但是土地需要耕种，于是我们看到，雇来种地的工人并不是地主的房客，而是也许从3哩外的开放村庄来的；这种开放村庄有大量小房主，他们在非开放村庄的工人的小屋被拆除以后就把这些人收容下来。在那些正走向这种结局的地方，小屋大多破烂不堪，显示出它们注定要遭到的命运。这些小屋正处在自然倒塌的各个阶段。只要房顶还没有塌下来，就允许工人租用，而工人往往也非常乐意承租，即使他必须付出上等住宅的租金。可是房子从来不加修缮，除非身无分文的住户自己动手收拾一下。当房屋终于完全不能住人时，只不过表示又多了一座拆毁的小屋和未来的济贫税将相应减少而已。当大地主这样把居民从他们控制的土地上赶走以摆脱济贫税时，附近的小乡镇或开放村庄就把这些被赶出来的工人收容下来。我说的是附近，但是这个‘附近’也可能离工人每天做苦工的租地农场有3—4哩远。

这样，工人为了挣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干活外，每天还必须走6—8哩路，而这好象不算一回事似的。现在，他的妻子和孩子们所从事的一切农活也要在同样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然而住得远所引起的灾难还不止此。在开放村庄里，建筑投机家购买小块地皮，尽量密集地建造一些最简陋的小屋。英格兰农业工人就硬塞在这些可怜的小屋里。这些小屋即使面临空旷的田野，也具有最坏的城市住宅的种种最可怖的特点…… 另一方面，绝不要以为，那些即749

使居住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够找到一所同他们的辛勤劳动的生活相称的住宅。甚至在最阔绰的田庄，工人的小屋也往往是非常简陋的。有些地主认为，能让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间牲口棚已经很不错了，可是他们在出租这类房子时竟然恬不知耻地榨取尽可能多的房租。这也许是一座破落的茅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火炉，没有厕所，没有可以开关的窗户，除了水沟而外没有任何供水设备，没有园圃，但工人对这种虐待也无可奈何。而我们的卫生警察法仍然是一纸空文。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靠出租这类破屋的地主们来实行…… 我们绝不能让那些偶尔见到的灿烂夺目的景象迷住眼睛而看不见那些有辱英国文明的大量事实。尽管现在的居住情况已经糟到了骇人听闻的地步，但是权威的观察家们却一致得出结论说，住宅固然普遍恶劣不堪，但同住宅数量不足比较起来，那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灾难。

这种状况真是太可怕了。多年来，农业工人居住过挤的状况不仅使关心健康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维护庄重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因为那些提出关于农村地区流行病蔓延情况报告的人总是用几乎一成不变的词句再三指出，由于居住过挤，为制止已发生的流行病进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努力都白费了。报告同样再三证明，农村生活本来对健康有许多好处，但是由于居民过于密集，不仅传染病蔓延得很快，就是非传染性疾病也很容易发生。揭露这类情况的人对别的祸害也没有保持沉默。虽然他们原来的任务只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们几乎总是不得不注意到问题的其他方面。他们在报告中指出，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常常挤住在一间狭小的屋子里，这定会使人相信，在这种情况下羞耻心和庄重感被最粗暴地伤害了，道德的败坏几乎是必然的…… 例如，在我最近一次报告的附录里，载有奥德医生关于白金汉郡温格地区突然发生热病的报告。他谈到一个从温格雷弗来的年轻人怎样把热病带到了温格。他在得病的最初几天和另外9个人同住在一个房间里。两个星期的工夫，房间里就有几个人被传染了。在几星期内，9人中有5人得了热病，并有一人死亡！

同时，圣乔治医院的医生哈维曾因私人出诊的关系在传染病流行期间到过温格，他也向我提供了类似的情况：‘一个患热病的年轻女人晚上同父亲、母亲、她的私生子、两个小伙子即她的兄弟以及各有一个私生子的两个姊妹睡在一个房间里，一共是10个人。几星期以前这个房间曾住过13个儿童’。”

汉特医生调查过5375座农业工人小屋，其中不仅有纯农业区的，而且有英格兰所有各郡的。在5375座小屋中，2195座小屋751

只有一间卧室（往往兼作餐室），2930座小屋有2间卧室，250座小屋有2间卧室以上。现在我就12个郡的情况简单摘录如下。

1、培德福德郡勒斯特林沃思：卧室大约长12呎、宽10呎，还有许多比这更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用木板隔成两间卧室，在高5呎6吋的厨房里往往还放上一张床。房租3镑。住户要自己盖厕所，房东只提供一个土坑。谁家一盖了厕所，邻居们便都来使用。理查逊家租的一栋房屋真是漂亮非凡。它的石灰墙鼓得象行屈膝礼的女人的长裙一样。山墙一边突出来，一边凹进去，而在凹进去的一边不幸还竖着一根烟囱，即一根用泥土和木头做的歪歪扭扭的管子，活象一个象鼻子。烟囱用一根长棍支着，防备它倒下来。门和窗都是菱形的。在调查过的17座房屋中，只4座有卧室一间以上，不过也是挤得满满的。在一座只有一间卧室的小屋里，住着3个大人和3个孩子，另一座这样的小屋住着一对夫妇和6个孩子，如此等等。

登顿：房租昂贵，4镑至5镑，男子每周工资10先令。他们都想靠家里人编草辫来挣钱付房租。房租越高，需要一起干活的人便越多，这样才能付得起房租。一间住着6个大人和4个孩子的卧室，房租是3镑10先令。登顿最便宜的房屋外沿长15呎，宽10呎，租金3镑。在调查过的14座房屋中，只有一座有两间卧室。村前不远有一座房屋，住户就在墙脚下大小便，房门下端烂掉了9吋。晚上关门的时候，人们巧妙地从里面塞上几块砖头，再挡上块破席子。半个窗户连玻璃带窗框全掉下来了。房子里没有任何家具，3个大人和5个小孩挤做一团。登顿比起比格耳斯沃德联合教区的其他地方来，还不算是最坏的。

2、伯克郡宾汉姆：1864年6月，一间小屋住着丈夫、妻子和4个孩子。一个女儿在干活的地方得了猩红热，回到家里后病死了。一个孩子得病死去。汉特医生被请来的时候，母亲和一个孩子正患着伤寒病。父亲和另一个孩子睡在屋外边。但是，这里是很难实行隔离的，因为在这个不幸的村庄的拥挤的市场上就堆放着传染病人家待洗的衣物。有一家的房租每周1先令，一间卧室里住着一对夫妇和6个孩子。另一座房子租金8便士（每周）；长14呎6吋，宽7呎，厨房高6呎；卧室没有窗户，没有火炉，没有门，除了一条过道外，没有任何其他出入口，也没有园圃。不久前，有一个男人同他的两个成年女儿和一个行将成年的儿子住在里边；父亲和儿子睡在一张床上，两个女儿睡在过道里。他家住在这里的时候，两个女儿各生过一个小孩，其中一个女儿是到贫民习艺所生了孩子以后才回家来的。

3、白金汉郡：在1000英亩土地上有30座小屋，大约住着130—140人。布莱敦哈姆教区占地1000英亩，1851年有36座房屋，住着84个男人和54个女人。男女人数的不平衡到1861年有所改变，这时男子有98人，女子87人，10年间男子增加14人，女子增加33人。然而房屋却减少了一座。

温兹洛：大部分房屋是按好式样新建的；房屋的需要量看来很大，因为极不象样的小屋每周也要付1先令或1先令3便士的租金。

沃特－伊顿：这里的地主眼看居民增加了，却拆除了大约20％的房屋。有一个贫穷的工人上工时大约要走4哩路，有人问他能753

不能找到一座比较近的小屋，他回答说：“不能，他们生怕招到象我这样有一大家人口的房客。”

温兹洛附近的廷克尔斯－恩特：一间卧室长11呎，宽9呎，最高处6呎5吋，住着4个大人和5个孩子。另一间卧室长11呎7吋，宽9呎，高5呎10吋，住着6个人。这两个家庭每个成员所占的空间比一个苦役犯人所应占的空间还要小。每座房屋只有一间卧室，没有后门，水非常缺乏。房租每周从1先令4便士到2先令。在调查过的16家住户中，只有一个人每周有10先令的收入。在这样的居住条件下，每个人得到的空气量相当于他整夜被关在4呎立方的箱子里所得到的空气量。不过，那些旧房子倒有许多自然的通风口。

4、剑桥郡：甘布林盖属于几个地主所有。这里到处都可以看到破烂不堪的小屋。许多人以编草辫为业。甘布林盖到处都是致命的疲惫，到处都绝望地屈服于肮脏生活。中心地区年久失修已经成为南北两端灾难加深的根源，在这两端房子正一座接一座地倒塌下去。另有住处的地主们对这些穷窝敲骨吸髓。房租贵极了；8—9个人硬挤在一间卧室里，有两处是6个大人各带着1—2个孩子挤在一间小小的卧室里。

5、艾塞克斯：在本郡的许多教区，小屋和居民同时减少。但是至少有22个教区，房屋的拆除并没有阻止住居民的增加，或者说，没有引起那种到处发生的以“向城市移居”为名而进行的驱逐居民的现象。在面积为3443英亩的芬格林格霍教区，1851年有房屋145座，到1861年只剩了110座，但是居民不愿意搬走，并且甚至在这样的条754

件下，人口还增加了。在腊姆斯登－克莱斯教区，1851年252人住在61座房屋里，而到1861年，262人却挤在49座房屋里。在面积为1827英亩的巴西耳登教区，1851年157人住35座房屋，10年以后，180人却只住27座房屋。在总面积为8449英亩的芬格林格霍、南芬桥、威德福德、巴西耳登和腊姆斯登－克莱斯等教区，1851年1392人住316座房屋，到1861年，在同样大的面积上1473人却只住249座房屋。

6、赫勒弗德郡：这个小郡受“驱逐风气”之苦比英格兰任何其他郡都更厉害。在马德利，小屋挤得满满的，这些小屋通常有两间卧室，多半为租地农场主所有。他们很容易按每年3镑或4镑的租金出租这些小屋，而他们每周支付的工资才9先令！

7、杭廷登郡：哈特福德教区，1851年有房屋87座，此后不久，这个面积为1720英亩的小教区拆除了19座小屋。居民1831年452人，1851年382人，1861年341人。调查过的14座小屋，都只有一间卧室。其中一座小屋住着一对夫妇，3个成年儿子、1个成年姑娘、4个小孩，共计10人。另一座住着3个大人、6个小孩。有一个房间长12呎10吋，宽12呎2吋，高6呎9呎，住着8个人；连房内突出部分计算在内，平均每人占有的空间才将近130立方呎。在这14间卧室内，共住着34个大人和33个小孩。这些小屋四周很少有小园圃，不过许多住户可以按每路得（1/4英亩）10或12先令的租金租到一小块土地。这些地块离住宅很远。住宅没有厕所。全家人都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或者，这简直很难说出口，干脆就拉在一个橱柜的抽屉里，满了以后，便抬到需要粪便的755

地方倒掉。在日本，生活条件的循环也要比这清洁些。

8、林肯郡：兰格托弗特：在莱特的房屋中住着1个男人、他的妻子、岳母和5个孩子。这座房屋一进门有个厨房，还有个洗濯间，厨房顶上是卧室。厨房和卧室长12呎2吋，宽9呎5吋。房屋总面积长21呎3吋，宽9呎5吋。卧室是个小阁楼，四壁象宝塔糖一样越往上越收拢，正面开着一个天窗。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因为有园圃吗？园圃小极了。因为房租吗？房租很贵，每周1先令3便士。因为离工作地点近吗？不，离工作地点有6哩远，他每天来回要走12哩路。他住在这里，只是因为这座小屋可以租到，并且他想找一座独门独户的小屋，而不管房子在什么地方，租价多高，好坏如何。下面是兰格托弗特教区12座房屋的统计资料略，这些房屋都只有一间卧室，共住着38个大人和36个小孩。

9、肯特郡：肯宁顿，1859年居民拥挤到了极点，当时发生了白喉，教区医生对居民中较贫困阶级的状况进行了一次卫生调查。他发现，在这个需要大量劳动的地方，好多小屋被拆除了，却没有建造新的。

在一个地区有4座被称为鸟笼的小房子，每座有4个房间，其大小如下：略10、北安普顿郡：布里克斯沃思、皮茨福德、弗路尔：这3个村庄中，一到冬天就有20—30个人因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头。租地农民栽种的谷物和块根作物往往种得不够好，因此地主认为最好还是把他所有的租地合并成2—3片大地块。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失业现象。一边是土地需要耕种，另一边是受欺诈的工人眼巴巴地望着土地。工人们夏天拚死拚活地劳动，而冬天却要忍饥挨饿，难怪工人们用他们自己的方言说：“牧师和贵族好象勾结起来要逼死他们”。

弗路尔村有好几家这样的例子：一间极其狭窄的卧室住着一对夫妇和4、5或6个孩子，或者是住着3个大人和5个孩子，或者是住着一对夫妇、祖父和6个患猩红热的孩子，如此等等。有两座各有两间卧室的房子，住着两户人家，分别有8个大人和9个大人。

11、威尔特郡：斯特腊顿：调查过31座房屋，其中8座都只有一间卧室。在这个教区的彭希耳地方，有一座小屋，每周租金1先令3便士，住757

着4个大人和4个孩子，除了还算象样的墙壁之外，从粗糙的碎石铺成的地面到腐烂的茅草屋顶，没有一处好地方。

12、伍斯特郡：这里拆除房屋的现象并不那么严重，但是从1851年到1861年，每座房屋容纳的人数平均由4.2人增加到4.6人。

巴德西：这里有许多小屋和小园圃。有些租地农场主说，小屋“是个大祸害，因为它招引穷人”。一个绅士说：“穷人不会因此得到什么好处；即使再修建500座小屋，也会象面包一样被一抢而光；事实上，修建得越多，需要量也就越大”——照他看来，房屋产生住户，而住户又按照自然规律对“住房”产生压力。汉特医生在回答这种说法时指出：“但是这些穷人必然是来自某个地方。既然巴德西没有任何慈善事业之类能特别吸引人的东西，那必然是在另一个更不合适的地方存在着某种把他们赶到这儿来的排斥力。如果每个人都能在自己的劳动地点附近找到一座小屋和一小块土地，那他当然宁愿住在这种地方而不会搬到巴德西来了。在巴德西，他租一小块土地的租金比租地农场主所付的租金贵一倍。”

人口不断地流往城市，农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等原因而不断地“变得过剩”，农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断地被驱逐，这种种现象是同时发生的。一个地区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对过剩人口”就越多，他们对就业手段的压力就越大，农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绝对过剩也就越大，从而农村中地方性的人口过剩以及最容易传染疾病的人口拥挤现象也就越严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镇的现象，同人们被强行从地面上赶走是相适应的。尽管农业工人的人数不断减少，他们的产品的数量不断增加，但他们还是不断地“变得过剩”，这是使他们成为需要救758

济的贫民的温床。他们可能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是他们被驱逐的一个原因，也是居住条件恶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条件恶劣又打破了他们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们完全变成地主和租地农场主的奴隶，以致获得最低的工资对他们来说已成了天经地义。另一方面，农村中尽管经常出现“相对过剩人口”，但同时也感到人手不足。这种现象不仅局部地发生在人口过快地流往城市、矿山、铁路工地等处的地区，而且在收割季节以及在春夏两季，当英国的精耕细作的、集约化的农业需要额外劳力的许多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农业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来说总是过多，而按特殊的或者临时的需要来说又总是过少。生产的季节性波动。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区同时发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劳力不足，又抱怨劳759

力过剩。临时性的或局部的劳力不足并不会引起工资的提高(让现代庸俗经济学大跌眼镜)，只会迫使妇女和儿童也参加田间劳动，使工人的平均年龄不断下降。一旦妇女和儿童被大规模地使用，这又会反过来成为一种新的手段，造成农业中男工过剩，并使他们的工资下降。这种恶性循环的美好结果之一是所谓的帮伙制度，这种制度在英格兰东部地区正在兴盛起来。下面我简单地谈谈这种制度。

帮伙制度几乎是林肯、杭廷登、剑桥、诺福克、萨福克和诺定昂等郡所独有的，在邻近的北安普顿、培德福德和拉特兰德各郡的个别地方也可以见到。我们且举林肯郡为例。这个郡的很大一部分是新地，原来是些沼泽，或者象上述东部其他各郡的一些地方一样，是刚从海水下夺来的土地。蒸汽机在排水方面创造了奇迹。过去的沼泽地和沙地现在已成了一片富饶的米粮川，可以得到最高的地租。阿克斯霍姆岛及特伦特河沿岸其他教区人工开拓的冲积地也是如此。新的租地农场出现了，然而不但没有相应地修建新的小屋，连旧的小屋也拆毁了，劳力供给来自几哩以外的、分布在蜿蜒于丘陵之间的大道两旁的开放村庄。从前居民只是为了躲避漫长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400—10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上长期住着一些工人（他们在当地被称为定居工人），他们专门干经常性的使用马匹的繁重农活。每100英亩（1英亩＝40.49公亩或1.584普鲁士亩）土地平均还摊不到一座小屋。例如，一个租种760

沼泽地的租地农场主对童工调查委员会说：“我的租地占地320多英亩，全是耕地。没有小屋。有一个工人现在住在我这里。我有四个养马工，住在农场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轻活都找帮伙去做。”

田间有许多轻活，如除草、松土、施肥、拣石子等等。所有这些活都由住在开放村庄的帮伙，即一群有组织的人来干。

每个帮伙由10人至40或50人组成，有妇女、男女青少年（13—18岁，不过少年们大多一到13岁就离开帮伙）和男女儿童（6—13岁）。为首的是帮头，他通常是一个普通农业工人，多半是所谓的坏蛋，无赖汉，漂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胆识和才干。他招募帮伙，帮伙在他指挥下干活，而不是在租地农场主指挥下干活。他多半从租地农场主那里按活茬包揽农活，他的收入平均起来不会比一个普通农业工人的收入高出许多【但是有的帮头已变成了拥有50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主，有的则变成了成片房屋的所有主】，这种收入几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领能在最短时间内使他的那伙人付出最大量的劳动。租地农场主们发现，妇女只有在男子的专制下才能好好地干活，而妇女和儿童一干起活来，正象傅立叶已经知道的那样，就会拚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可是成年男工却很滑头，总是尽量节省力气。帮头带着人从一个庄园到另一个庄园，一年中能使他的帮伙干6—8个月的活。因此对工人家庭来说，同他打交道要比同个别租地农场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因为租地农场主只是偶而才雇用孩子。这种情形大大地巩固了他在开放村庄中的权势，以致孩子们多半只有经过他的介绍才能找到工作。从帮761

伙中抽出个别儿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业。

这种制度的“阴暗面”，就是儿童和青少年要从事过度劳动，他们每天要到5、6哩有时甚至7哩以外的庄园去劳动，往返时要长途跋涉，最后，“帮伙”内道德败坏。虽然帮头（在某些地区被称为“赶牲口的人”备有一根长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极少听到有谁抱怨他虐待人。他是一个民主的皇帝，或者有些象哈默伦的捕鼠者。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树立威望，他用那种在他的庇护下风行一时的茨冈式的生活把他的臣民笼络住。粗野的放纵，漫无节制的寻欢作乐和极端伤风败俗的猥亵行为，使帮伙具有巨大的魔力。帮头常常在下流酒馆里畅饮到囊空如洗，然后酣醉而归，左右各由一个慓悍的女人搀扶着，走在行列的前头，儿童和青少年跟在后面乱嚷乱叫，唱着嘲讽轻浮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叶所说的“男女公开”已经成了习以为常的事。十三四岁的女孩因她们的年龄相仿的男伙伴而怀孕的现象屡见不鲜。帮伙所在的开放村庄变成了淫乱罪恶之地，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国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受这种环境薰陶的姑娘出嫁以后，在道德上会落到怎样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她们的子女即使不被鸦片毁掉，也是帮伙的天生的新兵。

上面所说的是帮伙的典型形式，这种帮伙称为公开的，公共的或流动的帮伙。此外，还有私人帮伙。私人帮伙的组成同普通帮伙一样，但人数较少，并且不是在帮头手下干活，而是在一个租地762

农场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农手下干活。这里没有茨冈式的放荡不羁的生活，但是各种证词表明，儿童的报酬和待遇变坏了。

最近几年来不断扩大的帮伙制度当然不是为了帮头的需要而存在的。它是为了大租地农场主或地主的发财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农场主看来，再没有更巧妙的办法能把他的工人人数大大压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又能经常拥有一批额外劳力来应付额外工作，花尽量少的钱榨取尽量多的劳动，并使成年男工“过剩”。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人们一方面承认农民处于不同程度的失业中，而另一方面又认为，由于男劳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帮伙制度是“必要的”。林肯郡等地的763

已清除杂草的田地和人类的杂草，就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对立的两极。(f)爱尔兰

在结束本节时，我们还应该到爱尔兰去看一看。首先说一说与此有关的事实。

爱尔兰的人口，1841年曾达到8222664人，1851年减少到6623985人，1861年减少到5850309人，1866年减少到5500000人，即几乎减少到1801年的水平。人口减少是从饥荒的1846年开764

始的，此后不到20年的工夫，爱尔兰就失去了它的总人口的5/16以上。1851年5月到1865年7月，从爱尔兰移居国外的总人数为1591487人，而在1861年到1865年最近5年间移居国外的人口达500000人以上。住宅从1851年到1861年减少了52990座。从1851年到1861年，15—30英亩的租地农场增加61000个，30英亩以上的租地农场增加109000个，但是全部租地农场的总数减少了120000个。可见，减少的原因完全是由于15英亩以下的租地农场不断消灭了，也就是说，它们不断集中了。

随着人口的减少，自然，产品量总的来说也减少了。从我们的目的来说，只要考察一下1861年到1865年这5年就够了。这5年间，有500000以上的人口移居国外，绝对人口数减少了330000以上。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为牲畜和人提供生活资料的农业。下表略中的各年度的数字是比上一年度减少或增加的数字。谷物包括小麦、燕麦、大麦、黑麦、菜豆和豌豆；蔬菜包括马铃薯、芜菁、厚皮菜、甜菜、白菜、胡萝卜、美洲防风、小豌豆等等。

1865年，“草地”增加了127470英亩，这主要是由于“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减少了101543英亩。我们把1865年同1864年比较一下，则可以看到谷物减少了246667夸特，其中小麦减少48999夸特，燕麦减少166605夸特，大麦减少29892夸特，等等；马铃薯种植面积在1865年虽然有所增加，但是收获量却减少446398吨，等等（见C表略）。

我们以上考察了爱尔兰的人口和农业生产的变动，现在再说一说爱尔兰地主、大租地农场主和工业资本家的财产的变动。这种变动反映在所得税的增减上。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D表略，应当指出，D项（把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利润）也包括所谓“自由职业”的利润，即律师、医生等的收入，表内没有单独列出的C和E项则包括官吏、军官，领干薪的挂名官员、国债债权人等的收入。

1853年到1864年，D项收入每年平均只增长0.93％，而同一时期在大不列颠该项收入每年平均却增长4.58％。下表略表明1864年和1865年利润（租地农场主的利润除外）的分配情况。

英格兰是一个资本主义生产发达和工业占优势的国家，如果它的人口也象爱尔兰那样放血般地外流，它也许已失血而死。但是今天的爱尔兰仅仅是英格兰的一个被大海峡隔开的农业区，它为英格兰提供着谷物，羊毛，牲畜，工业新兵和军事新兵。

人口的减少使许多土地废止耕种，使农产品大大减少，并且，尽管牧场面积扩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门的生产绝对减少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门中，即使有一点微不足道的进步，也经常为退步769

所中断。然而，在人口减少的同时，地租和租地农场主的利润却继续增加，虽然后者的增加不象前者那样经常不断。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随着租地农场集中和耕地变为牧场，总产品中越来越大的部分转化为剩余产品。虽然总产品减少了，但是构成其中一部分的剩余产品增加了。另一方面，这些剩余产品的货币价值比它们的数量增长得更快，因为最近20年来，特别是最近10年来，肉类、羊毛等等的英格兰市场价格不断地上涨了。

正如生产者所消费的他自己的产品不是商品一样，充当生产者本身的就业手段和生存资料而不合并别人劳动以自行增殖的分散的生产资料，也不是资本。随着人口的减少，用在农业上的生产资料量也减少了，但是用在农业上的资本量却增加了，因为从前分散的生产资料中的一部分转化成了资本。

爱尔兰用在农业以外即投入工商业的总资本，在最近二十年间积累得很缓慢，而且处在经常不断的大波动之中。但是，这个总资本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积聚却发展得更快了。最后，尽管它的绝对增长量很小，但是相对地说，即同已经减少的人口比较起来，它还是增大了。

因此，这里在我们眼前大规模地展开了一个过程。正统的经济学不能指望有比这更美好的东西可用来证实他们的教条了。按照他们的教条，贫困是由绝对的人口过剩产生的，减少人口才能够恢复平衡。这是同马尔萨斯信徒所极力赞美的十四世纪中叶的鼠疫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实验。顺便指出，把十四世纪的尺度应用到十九世纪的生产关系和相应的人口关系上来，这本身就是一种学究式的天真，况且这种天真的做法还忽略了一个事实：随那次鼠疫以及由此发生的人口大量减少之后，在海峡此岸的英格兰接770

踵而来的固然是农村人口的解放和致富，但在海峡彼岸的法兰西却是更加残酷的奴役和更大的贫困。是有意忽略，还是无意忽略？

爱尔兰1846年的饥荒毁灭了一百万人以上，但是毁灭的全是穷人。饥荒没有使该国的财富遭受丝毫损失。此后二十年不断扩大的人口外流，也不象三十年战争那样，在人口大量减少的同时使他们的生产资料也大量减少。爱尔兰的天才发明一种崭新的方法，象行妖术一样把穷人从他们的贫困之境送到数千里之外。迁往北美合众国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笔钱，给留下来的人做旅费用。今年迁出去的一批人会在明年带走另外一批人。这样一来，向国外移民不仅不需要爱尔兰花费什么，相反地成了它的出口业中最能获利的部门之一。最后，这种向国外移民又是一个系统的过程，它不只是暂时地为人口钻开一个出口，它每年从人口中吸走的人数要比新生的人数多，结果是绝对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

那些得以避免成为过剩人口而留下来的爱尔兰工人的结局又是怎样的呢？目前的相对过剩人口同1846年以前一样庞大；工资同样很低，劳动的折磨更重；农村的贫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因很简单。农业革命和向国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对过剩人口的生产比人口的绝对减少更快。看一下C表就可以知道，在爱尔兰，耕地变成牧场必然比在英格兰发生更加强烈的作用。在英格兰，随着畜牧业的发展，菜类的生产也发展了，而在爱尔兰却减少了。从前的大片耕地变成了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时一大部771

分从前未开垦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来扩大畜牧业。中小租地农场主——我把耕地不超过100英亩的租地农场主全都计算在内——仍然约占总数的8/10。他们越来越受到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的竞争的空前压迫而被挤垮，因此不断地为雇佣工人阶级提供新兵。爱尔兰唯一的大工业，亚麻加工业，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较少，虽然自从1861年到1866年棉花涨价以来这种工业扩大了，但总的来说，它只能雇用居民中较小的一部分人。象所有其他大工业一样，它由于不断发生波动而在本部门内不断地生产出相对过剩人口，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数绝对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农村居民的贫困成为巨大的衬衫厂等等的基础，这类工厂的劳动大军大部分散布在农村中。在这里，我们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经叙述过的家庭劳动制度。低工资和过度劳动是这种制度“生产过剩人口”的系统的手段。最后，人口的减少虽然没有带来象它在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所带来的那样破坏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对国内市场产生经常的反作用。国外移民现象在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仅使地方性的劳动需求缩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业者，总之，一切小企业主的收入减少了。E表内60—100镑收入的减少，就是由于这种原因。

关于爱尔兰农业短工的状况，在爱尔兰济贫法视察员的报告（1870年）中叙述得很清楚。这些视察员既然供职于一个只有靠刺刀，靠时而公开时而隐蔽的戒严状态才得以维持的政府，所772

以在措辞上不得不十分审慎，而这是他们的英格兰的同僚们所不齿的。尽管如此，他们也没有让他们的政府沉湎于幻想。据他们说，农村中工资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20年来已经提高了50—60％，现在每周平均是6—9先令。但是在这种表面提高的背后，隐藏着工资的实际降低，因为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和同一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涨价保持平衡；从爱尔兰某个贫民习艺所的官方报告中摘引的如下数字略就可作为例证。

可见，同二十年前比较，必要生活资料的价格几乎上涨了一倍，而衣类的价格恰好上涨一倍。

即使撇开这种不平衡不说，只是比较用货币表示的工资率，也远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在饥荒以前，农村的工资大部分是用实物支付的，用货币支付的只是极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货币支付已经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结论：不管实际工资如何变动，货币工资率必然提高。一个时期的统计数字常常与另一个时期的统计数字不可比。

“饥荒以前，农业短工还有一小块土地，用来种植马铃薯，饲养猪和家禽。现在，他不仅要购买一切生活资料，而且连出卖猪、家禽和蛋类所得的收入也丧失了。”

在早些时候，农业工人实际上又是小租地农民，他们大多只是中等农场和大农场的后卫部队，在这些农场里找些活干。只是在1846年的灾荒以后，他们才开始构成纯粹雇佣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构成一个同他们的雇主只发生货币关系的特殊阶层。

我们已经知道1846年以前农业工人的居住状况是怎样的。从那以后，他们的居住状况更糟了。一部分农业短工尽管人数日益减少，仍然居住在租地农场主土地上的拥挤不堪的小屋里，这种住处的可怕情景远远超过了英格兰各农业地区最坏的居住情况。除了乌尔斯脱的某些地区以外，到处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里美黎克、基尔肯尼等郡，东部有威克洛、威克斯弗特等郡，中部有国王郡、女王郡、都柏林郡等，北部有达翁、安特林、提朗等郡，西部有斯来果、罗斯考门、梅沃、高尔威等郡。一个视察员感慨地说：“这简直是对宗教和我国文明的污辱。”为了使短工们的洞窟生活更舒服些，那些自古以来就附属于住宅的小块土地也被系统地没收了。

“由于意识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们受到这种非人待遇，农业短工对那些把他们当作无权人种看待的人，产生了一种相应的对抗情绪和憎恨心理。”

农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以极大的规模，象奉天之命一样，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许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镇和城市里去寻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们就象废物一样被抛进阁楼，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区的屋角里。爱尔兰人素来以罕有的眷恋乡土之情、开朗的性格和纯正的家风而著称，这是连抱有民族偏774

见的英格兰人也承认的，可是现在，成千上万个这样的爱尔兰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恶的温室中来了。男人们现在必须到邻近的租地农场主那里找寻工作，并且只能按日受雇用，因而工资收入极不稳定，同时，“他们现在不得不在往返农场的路上长途跋涉，途中经常被雨淋透，还要吃到别的苦头，结果往往引起身体虚弱、疾病以致贫困”。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农业地区中被认为是过剩的工人”，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镇中工人过剩，而农村中则到处工人不足！”实际情形是，只有“在春秋农忙季节”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余季节，很多人都闲着没事干”；“秋收以后，从10月到翌年开春，他们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甚至在干活的季节，“他们也经常一连几天没事干，并且他们的工作还经常发生各种各样的中断”。

农业革命——耕地变成牧场，采用机器，最严格的节约劳动等等——所引起的这些后果，被那些不在国外挥霍地租而甘愿住在爱尔兰本人领地内的典型地主们弄得更加严重了。为了使供求规律完全不受损害，这班老爷们“现在几乎完全是从他们的小租地农民那里取得他们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小775

租地农民这样就不得不为他们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资通常比普通短工还要低。至于在播种或收割的紧急时刻，他们被迫搁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许多不便和损失，那就更不用说了”。

可见，就业的没有保障和不稳定，频繁和长期的失业，所有这一切相对人口过剩的征候，都在济贫所视察员的报告中作为爱尔兰农业无产阶级的苦难列举出来了。我们记得，在英格兰农业无产阶级中我们已经看到过类似的现象。不过，不同的是，在工业国的英格兰，工业后备军是从农村得到补充，而在农业国的爱尔兰，农业后备军则是从城市，从被驱逐的农业工人的避难所得到补充。在英格兰，过剩的农业工人变成工厂工人，而在爱尔兰，被驱逐到城市里去的农业工人，虽然对城市的工资形成压力，但仍然是农业工人，并不断地被送回农村去找活干。

官方报告的起草人对农业短工的物质状况作了如下的概述：“虽然他们的生活极端俭朴，但是他们的工资只能勉勉强强应付他们自己及其家属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们得有另外的收入…… 他们的居住环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这个阶级特别容易感染伤寒和肺结核。”

这就无怪报告起草人都异口同声地证明，阴郁的不满情绪笼罩着这个阶级的行列，他们留恋过去，厌恶现在，绝望于将来，“受到煽动者的有害影响”，并且只有一个固执的想法：移居美洲。请看，伟大的马尔萨斯的万应灵药——减少人口，已经把绿色艾776

林(爱尔兰)变成了多么幸福的乐土！

爱尔兰的工业工人又是过着怎样幸福的生活呢？举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

英格兰工厂视察员罗伯特·贝克说：“我最近视察爱尔兰北部的时候，看到一个熟练的爱尔兰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尽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这件事使我深为惊讶。我把他亲口所说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写在下面。只要我说出他是被雇用来为曼彻斯特市场制造商品的，人们就会知道他是一个熟练的工厂工人。约翰逊说：我是一个清棉工，从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从早晨6点钟干到夜里11点；星期六干到下午6点，有3个钟头的吃饭和休息时间。我有5个孩子。我每周劳动的收入是10先令6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挣5先令。大女儿12岁，料理家务。她是我们的厨师和唯一的帮手。她照料弟妹上学。我的妻子和我同时起床上工。有一个小姑娘每天经过我家门口，她在早晨5点半钟把我叫醒。我们什么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由12岁的女儿照顾弟妹。我们在8点钟回家吃早饭。我们每周只喝一次茶；我们平时喝粥，有时是燕麦片粥，有时是玉米面粥，这要看我们能弄到什么了。冬天，我们往玉米面里加一点糖和水。夏天，我们收点马铃薯，那是我们在一小块地上自己种的；马铃薯吃完了，还得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头就是这样过日子。晚上下工以后，我总是感到非常疲乏。我们偶而也能见到一小块肉，但那是太难得了。我们有3个孩子上学，每人每周要花费1便士。我们的房租每周9便士，泥炭和燃料每两周至少也要1先令6便士。”

这就是爱尔兰的工资，这就是爱尔兰的生活！

事实上，爱尔兰的贫困又成了英格兰当前的话题了。1866年底和1867年初，有一个叫达费林侯爵的爱尔兰大地主，曾经在《泰777

晤士报》上着手讨论解决这个问题。“这位伟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

我们从E表略可以看出，1864年，3个谋利者从总利润4368610镑中只捞去262819镑，而1865年，同是这3位大“禁欲家”就从总利润4669979镑中捞去274528镑；1864年，26个谋利者得到646377镑，1865年，28个谋利者得到736448镑；1864年，121个谋利者得到1076912镑，1865年，150个谋利者得到1320906镑；1864年，1131个谋利者得到2150818镑，几乎占全年总利润的一半，1865年，1194个谋利者得到2418833镑，超过全年总利润的一半。可是，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一小撮大地主从每年国民地租总额中吞掉的庞大数额是太惊人了，以致英国的治国明哲认为，关于地租的分配不宜于提出象利润分配这样的统计资料。达费林侯爵就是这些大地主中的一个。说地租和利润会在某个时候“过多”，或者说地租和利润的过多同人民的过于贫困有某种联系，这当然是既“不体面”又“不健全的”概念。也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所不接受的概念。侯爵依据的是事实。事实是，爱尔兰人口减少了，而爱尔兰的地租却增长了；人口减少对土地所有者“有利”

，从而对土地以及仅仅是土地附属品的人民也“有利”。于是，侯爵宣告，爱尔兰的人口仍然过剩，人口外流仍然太慢。要想享有十足的幸福，爱尔兰至少还应该排出30多万工人。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见病人没有起色，就让放血，然后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就没了。我们不要以为这位还很富有诗意的侯爵是个桑格拉都学派的医生。他只是要求再放30多万人的血而不是大约200万。但是事实上要想在爱尔兰建立起千年王国，非得放出大约200万人的血不可。证据是不难提出的。

1851年到1861年间的集中所消灭的主要是1英亩以下至15英亩的租地农场。这些农场必然首先被消灭。结果就产生了307058户“过剩”的租地农民，作一个低的估计，每家平均4口人，总人数就是1228232人。即使作一夸大的假定，假定农业革命完成后，其中的1/4将再度被吸收，结果仍须有921174人移居国外。16至100英亩的租地农场，用来经营资本主义的谷物生产也嫌太小，至于用来牧羊，就简直等于零，这是我们在英格兰早就知道的了。因此，在上述同样的假定下，又得有788761人移居国外，结果总人数就是1709532人。既然胃口越吃越大，所以地主们的眼睛立刻会发现，具有350万人口的爱尔兰仍然是个穷国，而贫穷的原因是人口过剩，因此，必须更进一步大力减少779

人口，才能完成它作为英格兰的一个牧羊场和放牧场的真正使命。【在本书第三卷论述土地所有权的那一篇，我将更详细地谈到，单个的土地所有者以及英国的立法如何有计划地利用饥荒和由饥荒引起的情况来强力推行农业革命，并使爱尔兰的人口稀少到符合地主希望的程度。在那里我还要重新谈到小租地农民和农业工人的状况。这里只引证一段话。纳骚·威·西尼耳在他的遗著《关于爱尔兰的日志、谈话和短评》(两卷集，1868年伦敦版第2卷第282页)中提到：“G博士中肯地指出：我们有了一个济贫法，这是使地主取胜的强大工具；另一个工具就是往国外移民。没有一个爱尔兰朋友会希望战争<地主和克尔特族小租地农民之间的战争>拖延下去，更不希望这场战争以小租地农民获胜而告终……它<这场战争>越是迅速地结束，爱尔兰越是迅速地变成牧场国，同时人口相应地减少到一个牧场国所需要的程度，对一切阶级就越是有利。”1815年的英国谷物法保证了爱尔兰向大不列颠自由输入谷物的独占权。这样一来，谷物法就人为地促进了谷物生产。1846年，随着谷物法的废除，这种独占权突然消失了。

即使撇开其他各种情况不说，单是这一事实就足以大大促使爱尔兰的耕地变成牧场、租地农场积聚和小农被驱逐。1815—1846年间，人们称赞爱尔兰土地的肥沃，大肆宣扬爱尔兰的土地天然适合种植小麦，可是后来，英国的农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又突然发现，这些土地除适于种植青饲料外别无用处！莱昂斯·德·拉维涅先生也急急忙忙在海峡彼岸重复起这种论调。只有象拉维涅那样“认真”的人才会相信这种幼稚话(鬼话)。】

这个有利可图的方法，正象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样，也有它的缺陷。地租在爱尔兰不断积累着，而爱尔兰人则在美洲以同一步伐不断积累着。被羊和牛挤走的爱尔兰人作为芬尼亚社社员崛起于大洋彼岸了。年青的大共和国面对海上的老女皇越来越带威胁性地昂起头来。严酷的命运，兄弟互相残杀的罪孽，使罗马人受尽了苦难。

返回目录 下一章第二十四章

所谓原始积累

1、原始积累的秘密

我们已经知道，货币怎样转化为资本，资本怎样产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样产生更多的资本。但是，资本积累以剩余价值为前提，剩余价值以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而资本主义生产又以商品生产者握有较大量的资本和劳动力为前提。因此，这整个运动好象是在一个恶性循环中兜圈子，要脱出这个循环，就只有假定在资本主义积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积累（亚当·斯密称为“预先积累”），这种积累不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果，而是它的起点。

这种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亚当吃了苹果，人类就有罪了。人们在解释这种原始积累的起源的时候，就象在谈过去的奇闻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两种人，一种是勤劳的，聪明的，而且首先是节俭的中坚人物，另一种是懒惰的，耗尽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费过了头的无赖汉。诚然，神学中关于原罪的传说告诉我们，人怎样被注定必须汗流满面才得糊口；而经济学中关于原罪的历史则向我们揭示，怎么会有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做。但是，这无关紧要。于是出现了这样的局面：第一种人积累财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781

的皮以外没有可出卖的东西。大多数人的贫穷和少数人的富有就是从这种原罪开始的；前者无论怎样劳动，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没有可出卖的东西，而后者虽然早就不再劳动，但他们的财富却不断增加。例如梯也尔先生为了替所有权辩护，甚至带着政治家的严肃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华的法国人反复叨念这种乏味的儿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权问题，那末坚持把儿童读物的观点当作对于任何年龄和任何发育阶段都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就成了神圣的义务。现代庸俗经济学就是大学讲堂里的儿童读物。大家知道，在真正的历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杀戮，总之，暴力起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正义和“劳动”自古以来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当前这一年”总是例外。事实上，原始积累的方法决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

货币和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它们需要转化为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象奴隶、农奴等等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象自耕农等等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782

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今天中国的私有化进程，就是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私人资本；另一方面，使国有企业的主人翁及其后备军转化为雇佣工人。

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是从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中产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直接生产者，劳动者，只有当他不再束缚于土地，不再隶属或从属于他人的时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为劳动力的自由出卖者，能把他的商品带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场的地方去，他就必须摆脱行会的控制，摆脱行会关于学徒和帮工的制度以及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中国当前人事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的终点，就是废除关于劳动的约束性规定。因此，使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的历史运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者从隶属地位和行会束缚下解放出来；对于我们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来说，只有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只有在他们被剥夺了一切生产资料和旧封建制度给予他们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为他们自身的出卖者。而对他们的这种剥夺的历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

工业资本家这些新权贵，不仅要排挤行会的手工业师傅，而且要排挤占有财富源泉的封建主。从这方面来说，他们的兴起是战胜了封建势力及其令人愤恨的特权的结果，也是战胜了行会及其对生产的自由发展和人对人的自由剥削所加的束缚的结果。但是，工业骑士之所以能够排挤掉佩剑骑士，只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他们借以兴起的手段，同罗马的被释奴隶成为自己保护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样卑鄙。

劳动者的奴役状态是产生雇佣工人和资本家的发展过程的起783

点。这一发展过程就是这种奴役状态的形式变换，就是封建剥削变成资本主义剥削。要了解这一过程的经过，不必追溯太远。虽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十六世纪才开始的。在这个时代来到的地方，农奴制早已废除，中世纪的顶点——主权城市也早已衰落。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正是由于农民的土地未被剥夺，中国的改革才没有一下子倒向资本主义，但其前途令人担心。因为现代庸俗经济学正在取得改革的理论主导权。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同的历史时代通过不同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2、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

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十四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当时，尤其是十五世纪，绝大多数人口是自由的自耕农，尽管他们的784

所有权还隐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在较大的封建领地上，过去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被自由的租地农场主排挤了。农业中的雇佣工人包括两种人，一种是利用空闲时间为大土地所有者做工的农民，一种是独立的、相对说来和绝对说来人数都不多的真正的雇佣工人阶级。甚至后者实际上也是自耕农，因为除了工资，他们还分得四英亩或更多一些的耕地和小屋。此外，他们又和真正的农民共同利用公有地，在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燃料。在欧洲一切国家中，封建生产的特点是土地分给尽可能多的臣属。同一切君主的权力一样，封建主的权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数决定的，后者又取决于自耕农的人数。因此，虽然英国的土地在诺曼人入侵后分为巨大的男爵领地，往往一个男爵领地就包括九百个盎格鲁撒克逊旧领地，但是小农户仍然遍布全国，只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较大的封建领地。

这些情况，加上代表十五世纪特点的城市繁荣，就使大法官福特斯居在其《谈谈英国法律的优越性》一书中十分雄辩地描述过的人民财富能够产生出来，但是这些情况是排斥资本财富的。

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基础的变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纪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这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正确指出的，“到处都无用地塞满了房屋和城堡”）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被抛向劳动市场。虽然王权这个资产阶级发展的产物在追求绝对权力时，用暴力加速了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权绝不是这件事情的唯一原因。不如说，同王室和议会顽强对抗的大封建主，通过把农民从土地（农民对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样的封建权利）上赶走，夺去他们的公有地的办法，造成了人数更多得无比的无产阶级。在今天的中国则是将工人从国有企业下岗，并将国有企业半卖半送地给了私人。在英国，特别是弗兰德毛纺织工场手工业的繁荣，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涨，对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大规模的封建战争已经消灭了旧的封建贵族，而新的封建贵族则是他们自己的时代的儿子，对这一时代说来，货币是一切权力的权力。因而，把耕地变为牧羊场就成了他们的口号。哈里逊在其著作《英国概述》（载于霍林舍德的编年史的卷首）中，描述了对小农的剥夺给国家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坏。他写道：“我们的大掠夺者什么也不在乎！”

农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强行拆除，或者任其坍毁。哈里逊说：“我们对照一下每一个骑士领地的旧财产清单，就会发现，无数的房屋和小农户消失了；现在土地供养的人口少得多了；虽然有一些新的城市繁荣起来，但是很多城市衰落了…… 城市和乡村为了作牧羊场而被毁坏，只有领主的房屋保留下来，这类情况我也能谈一些。”

这些老的编年史的作者的抱怨总是夸大的，但是他们准确地786

描绘了生产关系的革命给当时的人们造成的印象。把大法官福特斯居的著作与大法官托马斯·莫尔的著作比较一下，我们就会清楚地看见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间的鸿沟。桑顿说得对，英国工人阶级没有经过任何过渡阶段就从自己的黄金时代陷入了黑铁时代。

立法被这一变革吓住了。它还没有达到这样的文明程度：把“国民财富”，也就是把资本的形成、对人民群众的残酷剥削和他们的贫困化当作全部国策的极限。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执政史中说道：“这时〈1489年〉人们越来越多地抱怨把耕地变成少数牧人就可照管的牧场〈牧羊场等〉；定期租地、终身租地和年度租地（很多自耕农靠年度租地生活）变成了领地。这使人民衰落，因而使城市、教会、什一税也衰落…… 国王和当时的议会为医治这一弊端表现出的智慧是值得赞叹的…… 他们采取措施来制止对公有地的灭绝人口的掠夺，来制止随之而来的灭绝人口的牧场的形成。”

1489年亨利七世颁布的第19号法令，禁止拆毁附有20英亩以上土地的农民房屋。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颁布的法令，又重新规定这条法律。其中谈到：“很多租地和大畜群，特别是大羊群，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地租飞涨，耕地荒芜，教堂和房屋被毁，无力养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

因此法律规定重建那些荒废了的农场，制定耕地和牧场的比例等等。1533年的一项法令抱怨不少所有者拥有24000只羊，于是限定不得超过2000只。但是，人民的抱怨和从亨利七世以来150年内相继颁布的禁止剥夺小租地农民和农民的法律，都同787

样毫无效果。它们毫无效果的秘密，培根已经不自觉地透露给我们了。他在《文明与道德论文集》第29节中写道：“亨利七世的法令是深思熟虑的和值得赞赏的，因为它建立了一定标准的农场和农舍，也就是说，为农场和农舍保持一定数量的土地，这样，它们就能提供相当富裕的、不是处于奴隶地位的臣民，并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雇工手中。”

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却正是要求人民群众处于奴隶地位，使他们本身转化为雇工，使他们的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在这一过渡时期中，立法也曾力图使农业雇佣工人的小屋保有4英亩土地，并且禁止他们以自己的小屋招揽房客。1627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丰特米尔的罗吉尔·克罗克在丰特米尔的领地上修建一座小屋时，还因没有拨出4英亩土地作为小屋的永久附属物而被判罪；1638年，在查理一世的时候，还任命了一个皇家委员会来监督旧法律的实施，特别是关于4英亩土地的法律的实施；克伦威尔还禁止在伦敦周围4哩的地区内修建未附有4英亩土地的房屋。在十788

八世纪上半叶，如果农业工人的小屋未附有1—2英亩土地，他还会到法院去控告。但是现在，如果小屋附有一个小园子，或者在远离小屋的地方可以租到一点点土地，就是很幸运的了。汉特医生说：“地主和租地农场主在这方面是行动一致的。他们认为，小屋附有几英亩土地就会使工人过于独立。”“神圣”的法律干什么去了？这就是现代庸俗经济学和庸俗法学所极力向我们推崇的“法制”社会。

在十六世纪，宗教改革和随之而来的对教会地产的大规模的盗窃，使暴力剥夺人民群众的过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动。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天主教会是英国相当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对修道院等的压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抛进了无产阶级行列。很大一部分教会地产送给了贪得无厌的国王宠臣，或者非常便宜地卖给了投机的租地农场主和市民(今天的国有资产也卖得非常便宜)，这些人把旧的世袭佃户大批地赶走，把他们耕种的土地合并过来。法律保证贫苦农民对一部分教会什一税的所有权，也被暗中取消了。伊丽莎白女王一次巡视英国之后叫喊说：“穷人到处受苦难。”在她执政的第四十三年，终于不得不通过征收济贫税而正式承认有需要救济的贫民。

“这一法律的起草人不好意思说明起草该法律的理由，因此一反惯例，未附有任何说明性的序言就把该法律公布了。”

查理一世十六年颁布的第4号法令宣布这项法律是永久性的，事实上只是在1834年，这项法律才获得新的更严格的形789

式。【从下述事实也可以看出新教的“精神”。在英格兰南部，若干土地所有者和富有的租地农场主聚首集议，拟就了关于正确解释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十个问题。他们请当时著名的法学家皇家律师斯尼格(后来在詹姆斯一世时曾任法官)对这十个问题发表意见。“第九个问题是：本教区某些富有的租地农场主想出了一个能排除法令执行中遇到的任何困难的巧妙计划。他们建议在本教区设立一座监狱。每个贫民如不愿被投入上述监狱，就不予救济。其次，应当通知邻近居民，如果有人打算租赁这个教区的贫民，他可以在一定的日子，以密封函件提出他愿出的最低价格。这个计划的起草人认为，邻郡有这样的人，他们不愿劳动，但又没有财产或信用，以便获得租地或船舶来过不劳而获的生活。这种人经过开导，可以对教区作一些很有益的事情。如果贫民在雇主的保护下死亡，那就罪在雇主，因为教区对这些贫民已经尽了自己的义务。但是，我们耽心，现行法令不会允许实施这类英明措施，但你们要知道，本郡及邻郡的所有其他的自由农都赞同我们的意见，来敦促他们的下院议员提出这样的法案：允许监禁贫民和强迫贫民劳动，从而使任何拒绝受监禁的人都无权要求救济。我们希望，这样能使贫民不致要求救济。”

(罗·布莱基《古今政治文献史》1855年伦敦版第2卷第84、85页)——苏格兰农奴制的废除要比英格兰迟几百年。1698年索耳通的弗列特切尔还在苏格兰议会中说：“在苏格兰，乞丐的人数估计不下20万。我，一个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能提出的消除这种现象的唯一办法是恢复农权制的旧状态，把一切没有能力独立谋生的人变为奴隶。”伊登在《贫民的状况》第1卷第1章第60、61页上说：“农民的自由是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开始…… 工场手工业和商业是我国贫民的真正父母。”伊登和苏格兰的那位“原则上的共和主义者”的错误只在于：不是农奴制的废除，而是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废除，才使农民成为无产者，成为需要救济的贫民。——在法兰西，剥夺是以另外的方式完成的，但1566年的穆兰敕令和1656年的敕令相当于英格兰的济贫法。】宗教改革的这些直接的影响并不是它的最持久的影响。教会所有权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权关系的宗教堡垒。随着这一堡垒的倾覆，这些关系也就不能维持了。【罗杰斯先生当时虽然是新教正统派的故乡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教授，却在他所著的《英国的农业史和价格史》一书的序言中强调宗教改革使人民群众贫困化。】

在十七世纪最后几十年，自耕农即独立农民还比租地农民阶级的人数多。他们曾经是克伦威尔的主要力量，甚至马考莱也承790

认，他们同酗酒的劣绅及其奴仆，即不得不娶主人的弃妾的乡村牧师相比，处于有利的地位。甚至农业雇佣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共有者。大约在1750年，自耕农消灭了，而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农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迹也消灭了。我们在这里不谈农业革命的纯经济原因。我们只来研究一下它的暴力手段。

在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时期，土地所有者通过立法实行掠夺，而这种掠夺在大陆各处都是不经过立法手续就直接完成了的。他们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使土地摆脱了对国家的贡赋，以对农民和其他人民群众的课税来“补偿”国家，他们要求对地产的现代私有权（他们对地产只有封建权利），最后，他们强令实行定居法。只要把情况相应地改变一下，它们对英国农民的影响，就同鞑靼人波利斯·戈东诺夫的命令对俄国农民的影响一样。

“光荣革命”把地主、资本家这些谋利者同奥伦治的威廉三世一起推上了统治地位。他们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以前只是有节度地进行的对国有土地的盗窃达到了巨大的规模。这些土地被赠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卖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夺的办法791

合并到私人地产中去了。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丝毫不遵守法律成规的情况下完成的。法制又如何？法律代表的只是利益，而不是所谓的公理正义。公理和正义只有在依附于利益时才能得到法律的保护。用这种欺骗的方法攫取的国有土地和从教会夺来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没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现今英国寡头政治的贵族领地的基础。市民资本家鼓励这种做法，为的是把土地变成纯粹的商品，扩大农业大规模生产的范围，增加来自农村的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的供给等等。并且，新土地贵族又是新银行巨头这一刚刚孵化出来的金融显贵和当时靠保护关税支持的大手工工场主的自然盟友。英国资产阶级为了自身利益做得同瑞典的市民一样正确，虽然后者的做法相反：他们同自己的经济堡垒即农民协同一致，支持国王用暴力从寡头政府手中夺回王室土地（从1604年开始，后来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时继续进行）。今天的拥有土地使用权的中国农民也是中国城市下层市民的经济堡垒。

公有地——同刚才谈的国有土地完全不同——是一种在封建制度掩护下保存下来的古代日耳曼制度。我们已经知道，对公有地的暴力掠夺大都伴有变耕地为牧场的现象，它开始于十五世纪末，在十六世纪还在继续下去。但是，当时这一过程是作为个人的暴力行为进行的，立法曾同这种暴力行为斗争了150年而毫无效果。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办792

法。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剥夺人民的法令。弗·摩·伊登爵士企图把公有地说成是代替封建主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私有地，但是他自己把这种狡黠的辩护词否定了，因为他要求“为公有地的圈围制定一般性的议会法令”，即承认要把公有地变成私有地必须由议会采取非常措施，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立法对被剥夺的贫苦者给予“赔偿”。

当任意租户，即按一年期限租佃土地的小租地农民，一群奴隶般地完全听大地主摆布的人，代替独立的自耕农时，对国有土地的掠夺，特别是对公有地的不断的盗窃，促使在十八世纪叫做资本租地农场或商人租地农场的大租地农场增长，并且促使农村居民变成无产阶级，把他们“游离”出来投向工业。

但是，十八世纪的人还不象十九世纪的人那样清楚地了解到，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是一回事。因此，当时经济著作中就有关于“公有地的圈围”的十分激烈的论战。我从手边的大量材料中只摘录几段话，因为这几段话就能生动地说明当时的情况。

一位作者愤慨地写道：793

“在哈特福郡的很多教区中，有24个平均占50—150英亩土地的租地农场被合并为3个租地农场了。”“在北安普顿郡和林肯郡，圈围公有地的做法十分流行，由于圈地而形成的新领地大部分都变成牧场；结果在很多领地中，现在耕地还不到50英亩，而过去曾经耕种过1500英亩…… 过去的住宅、谷仓、马厩等等变成的废墟”是以往居民留下的唯一痕迹。“在某些地方，100所房屋和家庭已经减少到……8所或10所…… 在大多数不过15年或20年前才开始圈地的教区，土地所有者的数目同以前耕种开放地的土地所有者的人数相比是很少的。往往还有这样的事情，4—5个富有的畜牧业主侵吞了不久前圈围的大片领地，这些土地以前是在20—30个租地农民和同样数目的较小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手里。所有这些人和他们的家属，从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赶走，同他们一起被赶走的，还有替他们做工以维持生活的许多其他户人家。”

邻近的地主在圈地的借口下，不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侵占了个人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来耕种的土地或共同耕种的土地。

“我这里是说开放地和已耕地的圈围。甚至为圈地辩护的作者也承认，圈地加强了大租地农场的垄断地位，提高了生活资料的价格，造成了人口的减少……甚至象现在这样进行的荒地的圈围，也使贫民失去他们的一部分生存资料，而把本来已经过大的租地农场更加扩大。”

普莱斯博士说：“如果土地落到少数大租地农场主手中，那末小租地农民〈以前他是指794

“许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他们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产品和在公有地上放养的羊、家禽、猪等来维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购买生存资料”〉就要变成这样一种人，他们必须为别人劳动才能维持生活，而且不得不到市场上去购买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劳动也许加多了，因为对劳动的强制更大了…… 城市和手工工场将会扩大，因为将有更多寻找职业的人被赶到那里去。这就是租地农场的扩大必然发生作用的道路，也是它多年以来在这个王国中实际发生作用的道路。”

他把圈地的总的结果概括如下：“总的说来，下层人民的状况几乎在各方面都恶化了，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农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时，在这种情况下谋生变得更加困难了。”

确实，对公有地的掠夺和随之而来的农业革命，对农业工人产生十分强烈的影响，伊登自己就说，农业工人的工资在1765—1780年之间开始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因此必须由官方的济贫费来补助。他说，他们的工资“只够满足绝对必要的生活需要”。

现在我们再听一下一位圈地卫护者，普莱斯博士的反对者的意见。

“因为不再看见人们在开放地上浪费自己的劳动，就得出人口减少的结论，这是不对的…… 如果小农转变成不得不替别人劳动的人之后，可以把更多的劳动动用起来，那末，这是国民〈那些已经经历转变的农民当然不在此列〉应当期待的一种利益…… 如果他们的结合的劳动在一个租地农场上使用，产品就会更多：这样就可以为工场手工业创造出剩余产品，从而工场手工业，这个国家的金矿之一，就会随着生产出的谷物量的增加而相应增加。”【[约·阿伯思诺特]《当前粮食价格和农场面积相互关系的研究》第124、129页。下面这句话与此相类似，但倾向相反：“劳动者被赶出了自己的小屋，被迫去城市寻找职业；但这样便生产出了更多的剩余产品，于是资本也增大了”（[罗·本·西利]《国家的危险》1843年伦敦第2版第XIV页）。】

对“神圣的所有权”进行最无耻的凌辱，对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只要这是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政治经济学家就会以斯多噶派的平静的心情来加以观察。中国的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则为建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所需要的一切行为而欢欣鼓舞。带有托利党色彩的“博爱的”弗·摩·伊登爵士就是一个例子。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十八世纪末，伴随着对人民的暴力剥夺的是一连串的掠夺、残暴行为和人民的苦难，这些只不过使他得出下面这个“称心如意的”结论：“必须确定耕地和牧场之间的适当的比例。在整个十四世纪和十五世纪的大部分时期，还要有2、3英亩甚至4英亩耕地才有1英亩牧场。在十六世纪中叶，这个比例变为2英亩牧场对2英亩耕地，后来是2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直到最后达到3英亩牧场对1英亩耕地这个适当的比例。”

到十九世纪，人们自然甚至把农民和公有地之间的联系都忘却了。更不必谈最近的时期：1801年到1831年农村居民被夺去3511770英亩公有地，并由地主通过议会赠送给地主，难道农村居民为此得到过一文钱的补偿吗？多么“民主”的议会。

最后，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Clearing of Estates（清扫领地，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清扫”是前面谈过的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我们在上面谈到现代状况时知道，在已经没有独立农民可以清扫的地方，现在是要把小屋“清扫”掉，结果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至于“清扫领地”的真正含意，我们只有看看苏格兰高地这个现代小说中的天国，才可以领会。在那里，这个过程的特点是：它有系统性，有一举完成的巨大规模（在爱尔兰，地主同时把好几个村庄清扫掉；在苏格兰高地，一下子被清扫的土地面积相当于德意志几个公国），最后，还有被侵吞的土地所有权的特殊形式。

苏格兰高地的克尔特人由氏族组成，每一氏族是该氏族所居住的土地的所有者。氏族的代表，即氏族的首领或“大人”，只是这块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就象英国女王是全国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完全一样。英国政府虽然成功地镇压了这些“大人”之间的内部战争，制止了他们对苏格兰低地的不断侵袭，但是氏族首领们丝毫没有放弃自己原来的劫掠行径；他们只不过改变了形式而已。他们依靠自己的权威，把他们名义上的所有权变成私有财产权，由于遭到氏族成员的反抗，他们就决定公开使用暴力把氏族成员驱逐出去。纽曼教授说：“英国国王可以有同样的权利把自己的臣民赶下大海。”

在苏格兰，这种革命是在王位觊觎者的拥护者进行了最后一次武装暴动后开始的，我们可以从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和詹姆斯·安德森的著作中看到这一革命的最初阶段。在十八世纪，还禁止从土地上被赶走的盖尔人移居外国，以便用暴力把他们赶到格拉斯哥和其他工业城市去。至于十九世纪盛行的方法，在这里以萨特伦德公爵夫人进行的“清扫”作例子就够了。这位懂得经济学的女人一当权，就决定对经济进行彻底的治疗，并且把全郡——郡内的人口通过以前的类似过程已经减少到15000人——变为牧羊场。从1814年到1820年，这15000798

个居民，大约3000户，陆续地被驱逐和消灭了。他们的村庄全都被破坏和烧毁，他们的田地全都变成了牧场。不列颠的士兵奉命执行任务，同当地居民发生了冲突。一个老太婆因拒绝离开小屋而被烧死在里面。这位夫人用这种方法把自古以来就属于氏族的794000英亩土地据为己有了。她把沿海地区大约6000英亩的土地分配给这些被驱逐的居民，每户2英亩。这6000英亩土地以前一直是荒地，没有给所有者带来过收入。这位公爵夫人是如此的宽宏大量，她以平均每英亩2先令6便士的租金把这些荒地租给那些几百年来为她的家族流洒鲜血的氏族成员。她把从氏族那里夺来的全部土地划分为29个大牧羊租地农场，每一个租地农场住一户人家，他们大都是英格兰租地农场主的雇农。到1825年，15000个盖尔人已经被131000只羊所代替。被赶到海边的那部分土著居民企图靠捕鱼为生。他们成了两栖动物，用一位英国作家的话来说，他们一半生活在陆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二者合在一起也只能使他们过半饱的生活。

但是，诚实的盖尔人由于他们对氏族“大人”的山岳般浪漫的崇拜，必须更加含辛茹苦。不要崇拜任何人，至少在其活着的时候。鱼的气味传到“大人”的鼻子里去了。他们嗅到其中有某种有利可图的东西，于是把沿海地区租给伦敦799

的大鱼商。盖尔人又一次被驱逐了。

最后，一部分牧羊场又变成了狩猎场。大家知道，英格兰没有真正的森林。贵族们的鹿苑中的鹿长得象家畜，肥得象伦敦的市议员一样。所以，苏格兰是这种“高贵情欲”的最后的寄托所。1848年萨默斯写道：“在苏格兰高地，森林面积大大扩大了。在盖克的一边，可以看见格伦菲希新森林，在另一边，是阿德佛里基新森林。在同一条线上，布拉克山这一大片荒地不久前植树造林了。从东到西，从阿贝丁附近到欧班峭壁，现在都是一条连绵不断的林带，而在高地的其他地方，又有洛赫－阿尔恰格、格连加里、格伦莫里斯顿等新森林出现…… 盖尔人由于他们的土地变为牧羊场……而被赶到更贫瘠的地方。现在鹿开始代替羊，使盖尔人更加贫困…… 鹿林【在苏格兰的“鹿林”中没有一棵树木。人们把羊群从秃山赶走，把鹿群赶上秃山，并称此为“鹿林”。因此，连造林也谈不上！】和人民不能并存。总有一方要让位。如果在未来的二十五年当中，狩猎场的数目和规模象过去二十五年那样增长，那末盖尔人就会在他们家乡的土地上绝迹了。苏格兰高地土地所有者中间进行的这个运动，一方面是出于时髦，贵族的欲望，打猎的爱好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做鹿的交易只是为了牟取利润。

因为事实是，把一块山地辟为狩猎场，在很多情况下都比把它变为牧羊场有利得多…… 对于爱好打猎而寻找狩猎场的人说来，出价高低只受自己钱袋大小的限制…… 苏格兰高地所受的痛苦，不下于诺曼人国王的政策给英格兰带来的痛苦。鹿有了更自由的活动场所，而人却被赶到越来越窄的圈子里去了…… 人民的自由接二连三地被夺去…… 压迫日甚一日。清扫和驱逐人民，象在美洲和澳洲的荒野上砍除树木和灌木丛一样，被当作固定的原则，当作农业上的必要，由地主们来实行；这一过程静静地、有条不800

紊地进行着。”

掠夺教会地产，欺骗性地出让国有土地，盗窃公有地，用剥夺方法、用残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财产和氏族财产变为现代私有财产——这就是原始积累的各种田园诗式的方法。在当今中国，是高尔夫球场地替代了苏格兰的牧羊场和狩猎场，欺骗性地出让国有资产，盗窃国有资产，盗窃人们群众原本享有的清澈的河流（将其污染）及其它公有利益。这些方法为资本主义农业夺得了地盘，使土地与资本合并，为城市工业造成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的必要供给。

3、十五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压低工资的法律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断断续续遭到暴力剥夺而被驱逐的人，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阶级，不可能象它诞生那样快地被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另一方面，这些突然被抛出惯常生活轨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应新状态的纪律。他们大批地变802

成了乞丐、盗贼、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习性，但大多数是为环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纪末和整个十六世纪，整个西欧都颁布了惩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现在的工人阶级的祖先，当初曾因被迫变成了流浪者和贫民而受到惩罚。法律把他们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只要他们愿意，是可以继续在已经不存在的旧的条件下劳动的。

在英国，这种立法是在亨利七世时期开始的。

亨利八世时期，1530年，允许年老和无劳动能力的乞丐行乞。但对身强力壮的流浪者则加以鞭打和监禁。他们要被绑在马车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为止，然后要发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从事劳动”。多么残酷的讽刺！亨利八世二十七年，又重申了以前的法令，但由于加上了新的条款而更严厉了。如果在流浪时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只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当作重罪犯和社会的敌人处死。

爱德华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1547年）颁布的法令规定，拒绝劳动的人，如被告发为游惰者，就要判为告发者的奴隶。主人应当用面包和水，用稀汤和他认为适当的肉屑给自己的奴隶吃。他有权用鞭打和镣铐强迫奴隶从事一切令人厌恶的劳动。如果奴隶逃亡达14天，就要判为终身奴隶，并在额头或脸颊打上S字样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当作叛国犯处死。主人可以把他出卖，遗赠，作为奴隶出租，完全象对待其他动产和牲畜一样。如果奴隶图谋反抗主人，也要被处死。治安法官必须根据报告搜捕逃亡的奴隶。如果发现流浪者3天无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烧红的铁片在他胸前打上V字样的烙印，套上锁链在街道上服役或服其他劳役。如果流浪者谎报籍贯，就要被罚充当该地、该地居民803

或社团的终身奴隶，并打上S字样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权把流浪者的子女领去当学徒，男的当到24岁为止，女的当到20岁为止。如果他们逃亡，就要成为他们师傅的奴隶，直到这个年龄为止。师傅可以给他们戴上镣铐，鞭打他们等等。为了便于识别和更加保险起见，每个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隶的脖子、手或脚上套一个铁环。这个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规定，贫民必须在愿意给他们饮食和劳动的地区或个人那里干活。在英国，这种教区的奴隶，在游荡者的名义下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纪。

伊丽莎白执政时期的1572年的法令规定，没有得到行乞许可的14岁以上的乞丐，如果没有人愿意使用他两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过18，又没有人愿意使用两年，就要被处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当作叛国犯处死。类似的法令还有伊丽莎白十八年所颁布的第13号法令和1597年的法令。

詹姆斯一世时期，游荡和行乞的人被宣布为流浪者。即决法庭的治安法官有权当众鞭打他们，把第一次被捕者监禁6个月，第二次被捕者监禁2年。在监禁期间，治安法官认为适当就可以随时鞭打他们，要打多少就打多少…… 不可救药的危险的流浪者，要在左肩打上R字样的烙印，并要从事强制劳动；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时被捕，那就要毫不容情地处死。这些条例直到十八世纪初还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颁布第23号法令时才被废除。今天的中国对流浪汉有一种收容制度。

法国也有同样的法律，十七世纪中叶在巴黎建立了一个流浪者王国。在路易十六初期（1777年7月13日的敕令）还规定，16岁至60岁的身体强壮而没有生存资料或职业的人，都要罚做苦工。1537年10月查理五世对尼德兰颁布的法令，1614年3月19日荷兰各州和各城市的第1号告示，1649年6月25日联合省的公告等，都有类似的规定。

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了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佣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

单是在一极有劳动条件作为资本出现，在另一极有除了劳动力以外没有东西可出卖的人，还是不够的。这还不足以迫使他们自愿地出卖自己。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805

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组织粉碎一切反抗；相对过剩人口的不断产生把劳动的供求规律，从而把工资限制在与资本增殖需要相适应的轨道以内；经济关系的无声的强制保证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超经济的直接的暴力固然还在使用，但只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况下，可以让工人由“生产的自然规律”去支配，即由他对资本的从属性去支配，这种从属性由生产条件本身产生，得到这些条件的保证并由它们永久维持下去。在资本主义生产在历史上刚刚产生的时期，情况则不同。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规定”工资，即把工资强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赚钱的界限内，为了延长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处于正常程度的从属状态，就需要并运用了国家权力。这是所谓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

雇佣工人阶级是在十四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它在当时和后一世纪内只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受到农村的独立农民经济和城市的行会组织的有力的保护。在农村和城市，雇主和工人在社会上是接近的。劳动对资本的从属只是形式上的，就是说，生产方式本身还不具有特殊的资本主义的性质。资本的可变要素大大超过它的不变要素。因此，对雇佣劳动的需求随着资本的积累而迅速增加，而雇佣劳动的供给只是缓慢地跟在后面。后来变成资本积累基金的一大部分国民产品，在当时还是工人的消费基金。

自始就是为了剥削工人，而在其发展中一直与工人为敌的关于雇佣劳动的立法(揭露了资本主义法律最主要的本质)，在英国开始于1349年爱德华三世的劳工806

法。在法国，与此相当的，是1350年以国王约翰名义颁布的敕令。英法两国的立法齐头并进，内容也相同。关于劳工法企图强制延长工作日这一点，我就不再谈了，因为前面（第8章第5节）已经讲过了。

劳工法是由于下院的迫切要求而颁布的。一个托利党人天真地说：“以前贫民要求的工资太高，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现在他们的工资太低，也使工业和财富受到威胁，不过这种威胁和以前的不同，而且可能更危险。”

法律规定了城市和农村、计件劳动和日劳动的工资率。农村工人受雇期限应为一年，城市工人则应在“自由市场”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资的人要被监禁，但接受高工资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资的人受到更严厉的处罚。例如，伊丽莎白的学徒法第18条和第19条规定，支付高工资的人，监禁十天，而接受的人，则监禁二十一天。1360年的法令加重了处罚，甚至授权雇主按法定的工资率通过体罚去榨取劳动。把瓦匠和木匠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切结合、契约、誓约等都被宣告无效。从十四世纪起到1825年废除禁止结社法止，工人结社一直被认为是严重的犯罪行为。1349年的劳工法和以后的一切类似法令的精神清楚地表现在这一事实上：国家虽然规定了工资的最高限度，但从来没有规定工资的最低限度。在当今中国，工资越高，纳税越多。虽然有些地方规定了工资的最低限度和工作时间，但并没有足够的监督检查，甚至根本没有监督检验，而且没有规定工作强度和不伤害健康的工作环境。至于工人的结社，则必须得到实际上禁止结社的机构的批准。

大家知道，在十六世纪，工人的状况十分恶化。货币工资提高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货币贬值和物价相应上涨的程度。因此，807

工资实际上是下降了。但是，旨在压低工资的法律仍然有效，同时，“没有人愿意使用”的人还要被割耳朵和打烙印。伊丽莎白五年颁布的第3号法令学徒法，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一定的工资，并按季节和物价加以调整。詹姆斯一世把这种有关劳动的规定推行到纺织工人和其他各种工人身上。乔治二世把禁止工人结社的法律推行到一切工场手工业。

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相当强大，因而用法律来规定工资已经行不通而且没有必要，但是人们为了防备万一，还不想抛弃旧武库中的这件武器。在乔治二世八年，除国丧期外，伦敦及其近郊的裁缝帮工的日工资还禁止超过2先令7 1/2便士；乔治三世十三年颁布的第68号法令还授权治安法官规定丝织工人的工资；在1796年，治安法官关于工资的命令是否也适用于非农业工人，还需要经过高等法院的两次判决来确定；在1799年，一项议会法令还规定，苏格兰矿工的工资要根据伊丽莎白的一项法令和1661年及1671年的两项苏格兰法令来规定。在此期间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可由英国下院的一件前所未闻的808

事情来说明。在这里，四百多年来人们都是制定法律来规定工资绝不能超过的最高限度，而在1796年，惠特布雷德建议用法律规定农业短工工资的最低限度。皮特表示反对，但承认“贫民的状况是悲惨的”。最后，在1813年，规定工资的法律被废除了。自从资本家以其私人立法来管理工厂，并依靠济贫税把农业工人的工资补充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以来，这些法律就变成了可笑的反常的东西。但是劳工法中有关雇主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契约以及解约期限等条款，直到现在还完全有效，这些条款规定，对违约的雇主只提出民事诉讼，而对违约的工人则提出刑事诉讼。

残酷的禁止结社法于1825年在无产阶级的威胁性行动面前取消了。虽然如此，但取消的只是其中一部分。旧法令某些美丽的残片直到1859年才消失。最后，1871年6月29日的议会法令，在法律上承认工联时就认为消除了这项阶级立法的最后痕迹。但是，同一天颁布的一项议会法令，即关于惩治暴行、胁迫和侵害行为的刑法修正法令，实际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旧的状态。这种议会把戏，使工人在罢工或同盟歇业（结成同盟的工厂主同时把工厂关闭）时可能利用的手段都不按普通法来处理，而按特别刑法来处理，而这个刑法的解释权又操在担任治安法官的工厂主本人手中。两年前，同一个下院和同一个格莱斯顿先生，以人所共知的正直态度提出了一项取消一切反对工人阶级的特别刑法的法案。但是这个法案只二读了事，这样，问题就被搁置下来，直到后来，“伟大的自由党”同托利党结成联盟，竟然坚决反对扶它上台的无产阶级。“伟大的自由党”并不以这种背叛为满足，它还让一贯奴颜婢膝地为统治阶级效劳的英国法官把已经失效的禁止“秘密活动”法重新挖掘出来，用来对付工人的结社。我们看到，五百年来，809

英国议会一直卑鄙无耻地自私自利地保持旨在反对工人的永久的资本家“工联”的地位，后来只是在群众的压力下才迫不得已地放弃了反对罢工和工联的法律。今天的中国工人也没有结社的自由。没有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什么民间团体也不能成立，而政府当然站在它辛辛苦苦招商引资来的资本家一边。

法国资产阶级在革命风暴一开始，就胆敢再把工人刚刚争得的结社权剥夺掉。它在1791年6月14日颁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结社都是“对自由和人权宣言的侵犯”，要课以500利弗尔的罚金并剥夺公民权一年。这个法律用国家警察手段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斗争限制在对资本有利的范围内，它经历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换代。甚至恐怖政府也没有触动它。直到最近它才被从刑法典中取消。采取这一资产阶级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不过的了。报告人列沙白里哀说：“工资比现在提高一些，使领工资的人摆脱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资料而陷入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这虽然是应当的”，但是工人不应当彼此商定自己的利益，不应当采取共同行动来缓和自己的“绝对的、几乎是奴隶般的依赖状态”，因为他们这样做就会损害“他们从前的老板现在的企业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隶状态的自由！），这就是西方人士及其在中国的跟屁虫们要在中国和全世界捍卫的“自由和人权”。因为进行结社来反对从前公会老板的专制，就是——猜猜看！——恢复法国宪法所取消的公会！

4、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我们考察了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怎样通过暴力产生，考察了使他们转化为雇佣工人的血腥纪律，考察了君主和国家用警察手段加强对劳动的剥削程度来提高资本积累的无耻行为。现在要问：资本家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对农村居民的剥夺只是直接地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至于说到租地农场主的产生，我们是能够弄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漫长过程。农奴本身，此外还有自由小土地所有者，处于极不相同的财产状况下，因而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解放出来的。

在英国，最初形式的租地农场主是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他的地位和古罗马的斐力卡斯相似，不过活动范围狭小一些。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管事被由地主供给种籽、牲畜和农具的租地农民所代替。这种租地农民的地位同农民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他剥削更多雇佣劳动。他不久就成为分成农，半租地农场主。他筹集农业资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由地主提供。双方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分配总产品。这种形式在英国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农场主，他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把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

在十五世纪，当独立农民和那些既当雇工同时又独自耕作的雇农靠自己的劳动而富裕起来的时候，租地农场主的境况和生产范围都同样是中等的。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开始的、几乎在整个十六世纪（但最后几十年除外）继续进行的农业革命，以同一811

速度使农村居民破产，使租地农场主致富。对公有牧场等的掠夺，使租地农场主几乎不费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数量，这些牲畜又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

在十六世纪，又加进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当时，租约的期限很长，往往达99年。贵金属价值从而货币价值的不断下降，给租地农场主带来了黄金果。把前面已经指出的其他一切情况撇开不说，这种下降也降低了工资。工资的一部分变成了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谷物、羊毛、肉类，总之，一切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不费租地农场主一点力气，就增大了他的货币资本，而他必须支付的地租，却是按照以前的货币价值签订在契约上的。所以，他是同时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812

此，在十六世纪末，英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是不足为奇的。5、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我们已经知道，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这一奇妙的现象，使老亚·安德森（不要和詹姆斯·安德森相混）在他的商业史中也相信神的直接干预。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原始813

积累的这个要素。若弗卢瓦·圣伊雷尔用世界物质在那里的稀薄化来解释它在这里的稠密化，但是，与独立的、自耕的农村居民稀薄化相适应的，不仅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稠密化。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因为农业雇佣工人不仅被迫加强了劳动强度，而且他们为自己进行劳动的生产范围也日益缩小了。因此，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驱逐出来的农民必须从自己的新主人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国内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也同生活资料的情况一样。它变成了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

例如，可以设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全都纺亚麻的威斯特伐里亚农民，一部分遭到暴力剥夺，被逐出土地，另一部分留下来的则变成了大租地农场主的短工。与此同时，出现了大亚麻纺织厂，“被游离出来的人”受雇在那里做工。亚麻外表上和过去完全一样。它的纤维一根也没有发生变化，但是一个新的社会灵魂已经进入它的身体。它现在是手工工场主的不变资本的一部分。以前，亚麻分散在许多小生产者之间，他们自己种植亚麻，并和家人一道小量地进行纺织；现在，它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他叫别人为自己纺织。消耗在纺亚麻上的额外劳动以前体现为无数农民家庭的额外收入，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时代，还体现为交给普鲁士国王的赋税。现在，它体现为少数资本家的利润。纱锭和织机以前分814

散在农村，现在和工人以及原料一样都集中在少数大劳动(集中)营里了。现在，纱锭、织机和原料由纺织工人独立生存的手段都变成了指挥他们和榨取他们的无酬劳动的手段。大手工工场同大租地农场一样，看不出是由许多小生产单位联合而成的，还是通过剥夺许多独立小生产者而成的。但是，不带偏见的考察是不会受迷惑的。在革命狮子米拉波的时代，人们还把大手工工场叫做联合手工工场，正如我们现在说联合耕地一样。米拉波说：“人们只注意有几百人在一个厂长指挥下进行劳动的、通常叫做联合手工工场的大手工工场；而对人数众多的工人分散地独自经营的手工工场，几乎不屑一顾，把这些手工工场完全摆到次要的地位。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因为只有它们才是国民财富的真正重要的组成部分…… 联合工场使一两个企业主大发其财，但工人不过是得到或多或少的报酬的短工，他们丝毫分享不到企业主得到的好处。相反地，在分散的工场中没有人发财致富，但许多工人过着优裕的生活…… 勤劳节俭的工人人数将会增加，因为他们将会认识到，正当的生活和劳动，是根本改善自己状况而不是稍许提高工资的手段；稍许提高工资对于将来决不可能是重要的事情，充其量只能使工人勉强糊口的生活稍微好一点。通常同小农经济结合在一起的单个分散的手工工场，才是自由的手工工场。”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815

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

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大租地农场主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它把这些东西纺织出来供自己消费），现在变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业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以前由于大量小生产者独自经营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许多买主，现在集中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市场。于是，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我们记住，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816

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这就是首先使研究英国历史的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所以会产生的一个原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研究英国历史的人看到，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起怨声不断（只是有时中止），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在不同的时代，有时以谷物业为主，有时以畜牧业为主，因而农民的生产范围也跟着变化。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

6、工业资本家的产生

工业资本家不是象租地农场主那样逐渐地产生的。毫无疑问，有些小行会师傅和更多的独立小手工业者，甚至雇佣工人，变成了小资本家，并且由于逐渐扩大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不折不扣的资本家。在中世纪城市的幼年时期，逃跑的农奴中谁成为主人，谁成为仆人的问题，多半取决于他们逃出来的日期的先后，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幼年时期，情形往往也是这样。但是这种方法的蜗牛爬行的进度，无论如何也不能适应十五世纪末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而中世纪已经留下两种不同形式的资本，它们是在极不相同的社会经济形态中成熟的，而且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时期到来以前，就被当作资本了，这就是高利贷资本和商人资本。

“现在，社会的一切财富首先落入资本家手中……他对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对工人支付工资，对赋税和什一税的征收者支付他们要求的东西，而留给自己的是年劳动产品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最大的而且日益增长的一部分。现在，资本家可以看作是全部社会财富的最先所有者，虽然没有任何一项法律给予他这种所有权…… 所有权方面的这种变化是由于资本的取息而产生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欧洲的立法者都想用取缔高利贷的法律来阻止这件事…… 资本家支配国家的全部财富的权力是所有权上的一种彻底的革命；然而这个革命是靠哪一项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来实行的呢？”

作者应该知道，革命不是靠法律来实行的。处处鼓吹法律者谨记这一点。

高利贷和商业所形成的货币资本在转化为工业资本时，曾受到农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会制度的阻碍。这些限制随着封建家臣的解散，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一部分被驱逐而消失。新的工场手工业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旧城市及其行会制度控制的内陆地区。因此，在英国，享有公会特权的城市对这些新的工业培养所进行了激烈的斗争。

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来的是欧洲各国以地球为战场而进行的商业战争。这场战争以尼德兰脱离西班牙开始，在英国的反雅各宾战争中具有巨大的规模，并且在对中国的鸦片战争中继续进行下去，等等。

原始积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时间顺序特别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法国和英国。在英国，这些因素在十七世纪末系统地综合为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残酷的暴力为基础，例如殖民制度就是这样。但所有这些方法都利用国家权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品。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它也是工人阶级所拥有的最后的和唯一的能够与资产阶级经济力相抗衡的经济力。

关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当作专业来研究的人，819

威·豪伊特曾这样说过：“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推崇基督教的人应当先看一下威·豪伊特的著作，其出处见《资本论》原书的注解。

荷兰——它是十七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营殖民地的历史，“展示出一幅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绝妙图画”。最有代表性的是，荷兰人为了使爪哇岛得到奴隶而在苏拉威西岛实行盗人制度。为此目的训练了一批盗人的贼。盗贼、译员、贩卖人就是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贩卖人。盗来的青年在长大成人可以装上奴隶船以前，被关在苏拉威西的秘密监狱中。一份官方报告说：“例如，孟加锡这个城市到处都是秘密监狱，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挤满了不幸的人，贪欲和暴政的牺牲者，他们戴着镣铐，被迫和家人分离。”

荷兰人为了霸占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总督行贿。1641年总督允许他们进城。他们为了“节省”支付21875镑贿款，立即到总督住宅把他杀了。他们走到哪里，那里就变得一片荒芜，人烟稀少。爪哇的班纽万吉省在1750年有8万多居民，而到1811年只有8000人了。这就是温和的商业！幸好郑成功收复了台湾。

大家知道，英国东印度公司除了在东印度拥有政治统治权外，还拥有茶叶贸易、同中国的贸易和对欧洲往来的货运的垄断820

权。而印度的沿海航运和各岛屿之间的航运以及印度内地的贸易，却为公司的高级职员所垄断。对盐、鸦片、槟榔和其他商品的垄断权成了财富的取之不尽的矿藏。这些职员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总督也参与这种私人买卖。他的宠信们是在使他们这些比炼金术士聪明的人们能从无中生出金来的条件下接受契约的。巨额财产象雨后春笋般地增长起来，原始积累在不预付一个先令的情况下进行。华伦·哈斯廷斯的审判记录中有很多这样的实例。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名叫沙利文的人，当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个离鸦片产地很远的地区时，接受了一项鸦片契约。沙利文以4万镑把契约卖给一个名叫宾恩的人，宾恩又在当天以6万镑转卖给别人，而这张契约的最后购买者和履行者声称，他从中还赚了一大笔钱。根据一个呈报议会的表报，从1757年到1766年，东印度公司和它的职员让印度人赠送了600万镑！在1769年到1770年间，英国人用囤积全部大米，不出骇人听闻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办法制造了一次饥荒。这就是强势一方强调的自由贸易。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倒卖批文，则不知使中国人民向达官贵人们“赠送”了多少亿人民币。

在象西印度那样专营出口贸易的种植殖民地，以及在象墨西哥和东印度那样任人宰割的资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国家里，土著居民所受的待遇当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积累的基督教性质也是无可否认的。那些谨严的新教大师，新英格兰的清教徒，1703年在他们的立法会议上决定，每剥一张印第安人的头盖皮和每俘获一个红种人都给赏金40镑；1720年，每张头盖皮的赏金提高到100镑；1744年马萨诸塞湾的一个部落被宣布为叛匪以后，规定了这样的赏格：每剥一个12岁以上男子的头821

盖皮得新币100镑，每俘获一个男子得105镑，每俘获一个妇女或儿童得50镑，每剥一个妇女或儿童的头盖皮得50镑！数十年后，殖民制度对这些虔诚的新教徒们的背叛祖国的子孙进行了报复。在英国人的唆使和收买下，他们被人用短战斧砍死了。也应当剥下他们的头盖皮，这样就可以象他们一样皈依上帝了。英国议会曾宣布，杀戮和剥头盖皮是“上帝和自然赋予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进了贸易和航运的发展。“垄断公司”（路德语）是资本积聚的强有力的手段。殖民地为迅速产生的工场手工业保证了销售市场，保证了通过对市场的垄断而加速的积累。在欧洲以外直接靠掠夺、奴役和杀人越货而夺得的财宝，源源流入宗主国，在这里转化为资本。第一个充分发展了殖民制度的荷兰，在1648年就已达到了它的商业繁荣的顶点。它“几乎独占了东印度的贸易及欧洲西南部和东北部之间的商业往来。它的渔业、海运业和工场手工业，都胜过任何别的国家。这个共和国的资本也许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资本总和还要多”。

居利希忘记加上一句：荷兰的人民群众在1648年就已经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更加劳动过度，更加贫困，更加遭受残酷的压迫。发达国家的劳动者不能独善其身，全世界劳动者团结起来。

现在，工业上的霸权带来商业上的霸权。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却是商业上的霸权造成了工业上的优势。所以殖民制度在当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和欧洲各个旧神并列于祭坛上的“一位陌生的神”，有一天一下子把所有的旧神都打倒了。殖民制度宣布，赚钱是人类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

公共信用制度，即国债制度，在中世纪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就已产生，到工场手工业时期流行于整个欧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贸易和商业战争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温室。所以它首先在荷兰确822

立起来。国债，即国家的让渡，不论是在专制国家，立宪国家，还是共和国家，总是给资本主义时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谓国民财富中，真正为现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们的国债。因此，一个国家的人民负债越多就越富这一现代理论是完全合乎逻辑的。这可以用来解释今天美国的巨额国债吗？公共信用成了资本的信条。随着国债的产生，不可饶恕的罪恶，已不再是亵渎圣灵，而是破坏国债的信用了。

公债成了原始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挥动魔杖一样，使不生产的货币具有了生殖力，这样就使它转化为资本，而又用不着承担投资于工业，甚至投资于高利贷时所不可避免的劳苦和风险。国家债权人实际上并没有付出什么，因为他们贷出的金额变成了容易转让的公债券，这些公债券在他们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现金完全一样。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产生的有闲的食利者阶级，充当政府和国民之间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发横财，每次国债的一大部分就成为从天而降的资本落入包税者、商人和私营工厂主的手中，——撇开这些不说，国债还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证券的交易、证券投机，总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现代的银行统治兴盛起来。

用国家的名义装饰起来的大银行，从一产生起就只不过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们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权能够把货币贷给政府。因此，国债积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这些银行的股票的不断涨价，这些银行的充分发展是从英格兰银行的创立（1694年）开始的。英格兰银行开始营业的第一笔生意，就是以8％的利率贷款给政府；同时它由议会授权用同一资本铸造货币，这同一资本又以银行券的形式贷给公众。它可以用这些银行券来办理期票贴823

现、抵押货物、购买贵金属。这样，过了不久，这些由银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货币又变成了铸币，英格兰银行用这些铸币贷款给国家并代国家支付公债利息。它一只手拿出去，另一只手拿更多的进来，这还不够；当它拿进来时，它仍然是国民的永远债权人，直到最后一个铜板付清为止。它逐渐成了国家的贵金属必然贮藏所和全部商业信用的重心。在英国，当人们禁止焚杀女巫的时候，却开始绞死伪造银行券者。至于银行巨头、金融家、食利者、经纪人、证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这一伙人的突然兴起，对同时代人曾产生怎样的影响，当时的著作如博林布罗克的著作可以证明。

随着国债同时产生的，有国际信用制度。国际信用制度常常隐藏着这个或那个国家原始积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没落的威尼斯以巨额货币贷给荷兰，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径就成为荷兰资本财富的这种隐蔽的基础。荷兰和英国的关系也是这样。在十八世纪初，荷兰的工场手工业已经远远落后了，荷兰已不再是一个占统治地位的工商业国家。因此，荷兰在1701—1776年时期的主要营业之一就是贷放巨额资本，特别是贷给它的强大竞争者英国。现在英国和美国之间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形。今天出现在美国的许多身世不明的资本，仅仅在昨天还是英国的资本化了的儿童血液。这也许也是今天英国在国际政治上紧紧跟随美国的原因之一。而美国的财富在犹太人手里，所以它不能不把自己绑在以色列的战车上。而今天瑞士银行中的更多的不明身世的资本，则更是资本化了的人类弱者的血液。

由于国债是依靠国家收入来支付年利息等等开支，所以现代税收制度就成为国债制度的必要补充。借债使政府可以抵补额外的开支，而纳税人又不会立即感到负担，但借债最终还是要求提高税收。另一方面，由于债务的不断增加而引起的增税，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额外开支时，总是要借新债。因此，以对最必要的生活资824

料的课税（因而也是以它们的昂贵）为轴心的现代财政制度，本身就包含着税收自行增加的萌芽。过重的课税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说是一个原则。因此，在首先建立这种制度的荷兰，大爱国者德·维特在他的箴言中对这种制度备加赞扬，把它说成是促使雇佣工人服从、俭朴、勤勉和……从事过度劳动的最好制度。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种制度对雇佣工人状况的破坏性影响，不如说是它所引起的对农民、手工业者，一句话，对一切下层中产阶级分子的暴力剥夺。关于这一点，甚至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也没有异议。现代财政制度的剥夺作用，被这一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保护关税制度加强了。要了解国债、税收、关税和出口补助与退税制度，以及为什么生活资料的价格不随其价值的下降而下降，就要先看看这里的内容。

公债和与之相适应的财政制度在财富的资本化和对群众的剥夺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贝特、达布耳德等许多著作家错误地要在公债和财政制度中寻找现代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

保护关税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剥夺独立劳动者、使国民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变成资本、强行缩短从旧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的过渡的一种人为手段。欧洲各国为了获得这种发明的专利权而勾心斗角，它们一旦成为谋利者的奴仆，就不仅要为此目的而间接通过保护关税和直接通过出口补助金(现在则包括本国货币的人为贬值)等来掠夺本国人民，而且还要强制地摧毁其附属邻国的一切工业，例如英格兰摧毁了爱尔兰的毛纺织工场手工业。在欧洲大陆上，柯尔培尔开了先例以后，这个过程更是大大地简化了。在那里，工业家的原始资本有一部分直接来自国库。米拉波喊道：“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远去寻找七年战争以前萨克森工场手工业繁荣的原因呢？只要看看18000万国债就够了！”

殖民制度、国债、重税、保护关税制度、商业战争等等——所有这些真正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嫩芽，在大工业的幼年时期都大大地成长起来了。大工业是以希罗德王式的大规模掠夺儿童来庆贺自己的诞生的。象皇家海军强征水兵一样，工厂也是用强力招收工人的。尽管弗·摩·伊登爵士对于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到他所处时代即十八世纪末这一段时间里，由于剥夺农村居民的土地而造成的惨象，处之泰然，尽管他对于为建立资本主义农业以及“确定耕地和牧场的合理比例”所“必需的”这一过程，满意地表示庆幸，然而他对于为了使工场手工业生产转变为工厂生产以及确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合理比例而必需掠夺和奴役儿童这一点，却没有表现出同样的经济学上的洞察力。他说：“公众也许有必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一种工场手工业只有掠夺小屋和贫民习艺所中的贫苦儿童，并让他们成群结队地轮班劳动大半夜而得不到休息，才能顺利地经营下去，如果这种工场手工业把不同年龄和不同爱好的男女混杂在一起，以致通过实例的传染必然造成道德败坏，荒淫放荡，——这样一种工场手工业难道能够增加国家和个人的幸福的总和吗？”

菲尔登写道：“在得比郡、诺定昂郡，尤其在郎卡郡，沿着能够推动水车的河流修建的大工厂，采用了最新发明的机器。这些远离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成千上万的人手；其中以当时人口较少、土地贫瘠的郎卡郡最需要人。特别需要手指细小而灵巧的儿童。于是，从伦敦、北明翰等地的教区贫民习艺所招收学徒<！>之风盛行一时。成千上万这种从7岁到13、14岁的无依无靠的儿童，就这样被运到北方去。通常，主人<即掠夺儿童的人>要供给自己的学徒衣食，让他们住在工厂附近的徒工房里。派来监工监督他们的劳动。这些监工的工资和从儿童身上榨取的产品量成正比，因此他们的兴趣是让儿童尽量多干活。这就是现代庸俗经济学所主张的，将企业家或管理者才能作为生产要素来参与分配。结826

果必然是残酷虐待…… 在许多工厂区，尤其是在郎卡郡，这些任凭工厂主支配的无依无靠的无辜儿童，遭到了最悲惨的折磨。他们被过度的劳动折磨至死……他们被鞭打，戴上镣铐，受尽挖空心思的残酷虐待；他们大多饿得骨瘦如柴，但还得在皮鞭下干活…… 他们有时甚至被逼得自杀！…… 得比郡、诺定昂郡和郎卡郡的那些与世隔绝的美丽而浪漫的山谷，竟成为折磨人，甚至常常虐杀人的恐怖地方！…… 工厂主的利润是巨大的。但这只能燃起他们狼一般的贪欲。他们开始实行夜间劳动，就是说，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疲力尽之后，他们已经准备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刚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过来。郎卡郡流行一句俗语：床永不凉。”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在工场手工业时期的发展，欧洲的舆论丢掉了最后一点羞耻心和良心。各国恬不知耻地夸耀一切当作资本积累手段的卑鄙行径。现代庸俗经济学亦是如此。当前中国的一些舆论也丧失了最后的良心。例如，读一读老实人亚·安德森的天真的商业编年史。这本编年史把下面的事实当作英国国策的巨大胜利而备加赞扬：英国在乌得勒支和谈时通过阿西恩托条约，从西班牙人手里夺走了经营非洲和西属美洲之间贩卖黑人的特权，而在此以前，英国只经营非洲和英属西印度之间的这种买卖。英国827

获得了到1743年为止每年供给西属美洲4800个黑人的权利。这同时又为英国的走私提供了公开的掩护。利物浦是靠奴隶贸易发展起来的。奴隶贸易是它进行原始积累的方法。直到目前为止，利物浦“受尊敬的人”仍然是赞扬奴隶贸易的品得；奴隶贸易——参看前面所引1795年出版的艾金医生的著作——“使商业冒险精神达到了狂热，产生了出色的海员，带来了巨额的金钱”。利物浦用于奴隶贸易的船只，1730年15艘，1751年53艘，1760年74艘，1770年96艘，1792年132艘。当年在中国南方也有舆论宣称，为了和泰国等东南亚地区竞争招商引资，必须牺牲一代中国女性去做妓女，以吸引境外的资本家。

当棉纺织工业在英国引起儿童奴隶制的时候，它同时在美国促使过去多少带有家长制性质的奴隶经济转变为商业性的剥削制度。总之，欧洲的隐蔽的雇佣工人奴隶制，需要以新大陆的赤裸裸的奴隶制作为基础。这就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相互依存关系。

要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充分表现出来，要完成劳动者同劳动条件的分离过程，要在一极使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转化为资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众转化为雇佣工人，转化为自由的“劳动贫民”这一现代历史的杰作，就需要经受828

这种苦难。如果按照奥日埃的说法，货币“来到世间，在一边脸上带着天生的血斑”，那末，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7、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

资本的原始积累，即资本的历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隶和农奴直接转化为雇佣工人，因而不是单纯的形式变换，那末它就只是意味着直接生产者的被剥夺，即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解体。

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质，829

却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来所表现出的无数色层，只不过反映了这两极间的各种中间状态。

劳动者对他的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而小生产又是发展社会生产和劳动者本人的自由个性的必要条件。诚然，这种生产方式在奴隶制度、农奴制度以及其他从属关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只有在劳动者是自己使用的劳动条件的自由私有者，农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业者是自己运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发展，才显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获得适当的典型的形式。社会主义不应当反对这样的私有制。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正是建立了这样的私有制。但是，人们有意无意地模糊了不同私有制之间的区别，将社会主义与私有制完全对立起来，并以此攻击社会主义。

这种生产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的分散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产资料的积聚，也排斥协作，排斥同一生产过程内部的分工，排斥社会对自然的统治和支配，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它只同生产和社会的狭隘的自然产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远存在下去，那就象贝魁尔公正地指出的那样，等于“下令实行普遍的中庸”。儒家中庸思想及与其相互依存的经济基础。它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到受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动起来。这种生产方式必然要被消灭，而且已经在消灭。它的消灭，个人的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的积聚的生产资料，从而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人民群众遭受的这种可怕的残酷的剥夺，形成资本的前史。这种剥夺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们只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方法。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用最残酷无情的野蛮手段，在最下流、最龌龊、最卑鄙和最可恶的贪欲的驱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劳动挣得的私有制，即以830

各个独立劳动者与其劳动条件相结合为基础的私有制，被资本主义私有制，即以剥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所排挤。

一旦这一转化过程使旧社会在深度和广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劳动者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转化为资本，一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站稳脚跟，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进一步转化为社会使用的即公共的生产资料，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新的形式。现在要剥夺的已经不再是独立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工人的资本家了。

这种剥夺是通过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的作用，即通过资本的集中进行的。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随着这种集中或少数资本家对多数资本家的剥夺，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技术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计划地利用，劳动资料日益转化为只能共同使用的劳动资料，一切生产资料因作为结合的社会劳动的生产资料使用而日益节省，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831

响了。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而非一切私有制。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除了外壳炸毁这种方式外，对资本家的剥夺还可能会通过知识经济和互联网络的发展等来进行。随着生产力的这种发展，竞争会进一步加剧，信息不对称会越来越严重，而创办知识企业的成本也会下降，从而单纯的资本家将越来越难以保存和发展其现有资本。让我们拭目以待历史的进程。

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

以个人自己劳动为基础的分散的私有制转化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同事实上已经以社会生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公有制比较起来，自然是一个长久得多、艰苦得多、困难得多的过程。前者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后者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既有公有制，更有个人所有制；而且是在公有制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先是对个人所有制重视不足，后是倒向资本主义私有制。832

返回目录 下一章第二十五章

现代殖民理论

【这里说的是真正的殖民地，即自由移民所开拓的处女地。从经济上来说，美国仍然是欧洲的殖民地。此外，这里还包括那些由于消灭了奴隶制而完全改变了关系的旧种植殖民地在内。】

政治经济学在原则上把两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来了。其中一种是以生产者自己的劳动为基础，另一种是以剥削别人的劳动为基础。它忘记了，后者不仅与前者直接对立，而且只是在前者的坟墓上成长起来的。

在西欧，政治经济学的故乡，原始积累的过程多少已经完成。在这里，资本主义制度或者已经直接征服整个国民生产，或者在这种关系还不很发达的地方，它也至少间接地控制着那些与它并存的、属于旧生产方式的、腐朽的社会阶层。事实越是明显地反对政治经济学家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家就越是热心地起劲地把资本主义以前世界的法权观念和所有权观念应用到这个已经完成的资本世界。

殖民地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那里，资本主义制度到处都碰到这样一种生产者的阻碍，这种生产者是自己劳动条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劳动使自己变富，而不是使资本家变富。在那里，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经济制度之间的矛盾，在它们的斗争中实际地得到证833

实。在资本家有宗主国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资本家就企图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和占有方式。同样的利益，在宗主国使资本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从理论上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本身的对立面说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却使他“公开揭露事实”，大声宣布这两种生产方式是对立的。为了这个目的，他证明，不剥夺劳动者，不相应地把他们的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协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规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为了所谓国民财富的利益，他要寻找那些制造人民贫困的人为的手段。在这里，他的辩护的甲胄就象松软的火绒一样裂成一片一片的了。

爱·吉·威克菲尔德的巨大功绩，并不是他关于殖民地有什么新发现，而是他在殖民地发现了关于宗主国的资本主义关系的真理。正如保护关税制度起初力图在宗主国制造出资本家一样，英国一度试图用立法手段来推行的威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力图在殖民地制造出雇佣工人。威克菲尔德把这称为《系统的殖民》。

首先，威克菲尔德在殖民地发现，拥有货币、生活资料、机器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而没有雇佣工人这个补充物，没有被迫自愿出卖自己的人，还不能使一个人成为资本家。资本的“边际生产力”到哪里去了？资本家为什么不亲自劳动？他发现，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他向我们834

感慨地说，皮尔先生把共值5万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从英国带到澳洲的斯旺河去。皮尔先生非常有远见，他除此以外还带去了工人阶级的3000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达目的地，“皮尔先生竟连一个替他铺床或到河边打水的仆人也没有了”。不幸的皮尔先生，他什么都预见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国的生产关系输出到斯旺河去！他拥有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生产函数的所有要素——资本和劳动力，但却没有任何产出，因为劳动力不愿与资本相结合，并且能够做到不与资本相结合。

为了理解威克菲尔德下述的发现，要作两点说明。我们知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作为直接生产者的财产，不是资本。它们只有在同时还充当剥削和统治工人的手段的条件下，才成为资本。但是，在政治经济学家的头脑中，它们的这个资本主义灵魂和它们的物质实体非常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当它们正好是资本的对立面的时候，他也把它们称为资本。威克菲尔德就是这样。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也是这样。其次，他把生产资料为许多互不依赖而独立经营的劳动者个人所有这种分散的现象，称为资本的均分。政治经济学家的做法和封建法学家一样，后者在纯粹的货币关系上，也贴上自己封建法律的标签。既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因此，经济学与法学常常存在同样的问题。

威克菲尔德说：“如果把资本以相等的份额分给社会的所有成员，那就没有人想要积累多于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了。美洲新殖民地的情况，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835

样。在那里，对土地所有权的热望妨碍了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

因此，只要劳动者是自己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他就能为自己积累；只要他能为自己积累，资本主义积累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就是不可能的。为此所必需的雇佣工人阶级还没有。不是边际效用递减么？那么资本分得越均匀，每小份资本的边际产出的总和越大。那末，旧欧洲劳动者的劳动条件是怎样被剥夺，从而资本和雇佣劳动是怎样产生的呢？靠一种原始的社会契约。

“人类……采用了一种促进资本积累的简单方法”，自然，这种积累从亚当时代起就被人类当作自己生存的最终的和唯一的目的；“人类把自己分为资本所有者和劳动所有者……这种分法是自愿协商和结合的结果”。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则拚命地妄图给这种“自愿协商和结合”找一个让资本满意的原因。参见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一句话，人类的大多数为了“积累资本”而自己剥夺了自己。这样，我们就应当相信，这种克己的狂热本能必定会特别在殖民地最充分地表现出去，因为只有在那里才存在着能够把一种社会契约从梦想变为现实的人和条件。但是，为什么又要提倡与自然的殖民相对立的“系统的殖民”呢？但是，但是：“在美国北部各州，是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属于雇佣工人的范畴，是值得怀疑的…… 在英国……大部分人民群众是雇佣工人。”

的确，劳动人口很少有为资本而自我剥夺的欲望，所以经济理论不能建立在对这种欲望的假定上。现代庸俗经济学之所以只是现代庸俗经济学而非经济科学，就在于现代庸俗经济学家们为了向资本献媚而为所欲为地胡乱设定其理论的假设前提。连威克菲尔德也认为，奴隶制是殖民地财富唯一的自然基础。他的系统的殖民只是一种应急手段，因为他要对付的是自由民，而不是奴隶。

“到圣多明哥的第一批西班牙移民，没有从西班牙得到一个工人。但是没有工人〈即没有奴隶制〉，资本就会死亡，至少也会缩小到每个人都可以亲手使用的微小数额。实际上，上述那个由英国人建立的殖民地的情况就是这836

样。在那里，大量资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佣工人而毁掉了，同时每个移民所拥有的资本并不比他能亲手使用的资本多多少。”

我们已经知道，剥夺人民群众的土地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与此相反，自由殖民地的本质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财产，因此每个移民都能够把一部分土地变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和个人的生产资料，而又不妨碍后来的移民这样做。这就是殖民地繁荣的秘密，同时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资本迁入——的秘密。

“在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这才是真正的自由)，每个人能随意得到一块土地的地方，不仅劳动十分昂贵，劳动者会在自己的产品中占去很大的份额，而且不论出什么价格都很难得到结合劳动。”

因为殖民地的劳动者还没有和劳动条件以及他们的根基即土地分离，或者这种分离只是间或地或在极有限的范围内存在，所以，农业还没有和工业分离，农村家庭工业也还没有消灭。在那里，资本的国内市场又从何而来呢？

“在美洲，除了奴隶和他们的主人，即那些把资本和劳动结合起来经营大企业的人，没有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的人口。自由的美洲人自己耕种土地，同时还从事其他许多职业。他们使用的一部分家具和工具，通常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他们往往自己建造房屋，并把自己的工业制品送到遥远的市场去。他们是纺纱者和织布者，他们制造自己消费的肥皂、蜡烛、鞋和衣服。在美洲，种地往往是铁匠、磨面匠或小商人的副业。”

在这些古怪的人当中，哪里还有资本家“禁欲的场所”呢？资本家在这里也可以“节欲”，但他们什么也得不到。因此，“节欲”并不是资本家可以有所收获的正当理由。

资本主义生产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不断地再生产出雇佣工人本身，而且总是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雇佣工人的相对过剩人口。这样，劳动的供求规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工资的变动就限制在资本主义剥削所容许的范围内，最后，工人对资本家必不可少的社会从属性即绝对的从属关系得到了保证。政治经济学家在本国，即在宗主国，可以花言巧语地把这种绝对的从属关系描绘成买者和卖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描绘成同样独立的商品所有者即资本商品所有者和劳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自由契约关系。但是在殖民地，这个美丽的幻想破灭了。到这里来的许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这里绝对人口增长得比宗主国快得多，但是劳动市场却总是供给不足。劳动的供求规律遭到了破坏。一方面，旧大陆不断地把渴望剥削和要求禁欲的资本投进来，另一方面，雇佣工人本身有规则的再生产，遇到了非常顽强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碍。哪里还能与资本积累相适应地生产出过剩的雇佣工人来呢！今天的雇佣工人，明天就会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民或手工业者。他从劳动市场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贫民习艺所去了。

雇佣工人不断地转化为独立生产者，他们不是为资本劳动，而是为自己劳动，不是使资本家老爷变富，而是使自己变富；这才是共同富裕。这种转化又反过来对劳动市场的状况产生极有害的影响。不仅雇佣工人受剥削的程度低得不象样子；而且，雇佣工人在丧失对禁欲资本家的从属关系时，也丧失了对他的从属感情。我们的爱·吉·威克菲尔德那样勇敢，那样雄辩，那样感人地描述的种种弊病，就是由此而来的。

他埋怨说，雇佣劳动的供给不经常，不规则，不充足，“不仅总838

是过少，而且没有保证”。

“虽然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分配的产品很多，但是工人取得的部分非常大，以致他很快就成了资本家…… 即使寿命很长的人，也只有少数人能够积累大量的财富。”

工人绝不允许资本家实行禁欲而不支付工人最大部分的劳动。即使资本家十分狡猾，把自己的雇佣工人连同自己的资本一起从欧洲输入，那也无济于事。

“他们很快就不再是雇佣工人，他们很快就变成独立的农民，甚至在雇佣劳动市场上变成自己原来主人的竞争者。”

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精明能干的资本家竟用自己宝贵的金钱从欧洲输入了自己的竞争者！一切都完蛋了！无怪乎威克菲尔德埋怨殖民地的雇佣工人缺乏从属关系和从属感情。他的门徒梅里威耳说，由于殖民地的工资高昂，所以在那里渴望有一种较便宜较驯服的劳动，有一个接受资本家的条件，而不是向资本家提出条件的阶级…… 在旧的文明国家，工人虽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规律，他是从属于资本家的；在殖民地，这种从属关系必须用人为的手段建立起来。可见这种从属关系从来就不是什么自然规律。

照威克菲尔德看来，殖民地的这种弊病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使生产者和国民财产“分散的野蛮制度”。生产资料分散在无数独立经营的所有者之间，这就既破坏了资本集中，也破坏了结合劳动的一切基础。一切要历经多年并需要投入固定资本的长期性的企业，在经营中都会遇到障碍。在欧洲，资本不会有片刻迟疑，因为工人阶级是它的活的附属物，总是过剩的，总是处于供它使用的状态。可是在殖民地国家呢！威克菲尔德讲了一个非常令人痛心的奇闻逸事。他曾经同加拿大和纽约州的某些资本家谈过话，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地方移民浪潮经常停滞下来并且沉淀下“过剩”工人。传奇剧中的一个人物叹惜说：“我们的资本打算从事许多需要很长时期才能完成的工作，可是我们能用我们明知很快就会离开我们的工人来开始这些工作吗？只要我们能确实掌握这些移民的劳动，我们乐意立即用高价雇用他们。确实，只要我们有保证能根据我们的需要得到新的供给，即使他们肯定要离开，我们还是要雇用他们。”

在威克菲尔德把英国的资本主义农业及其“结合”劳动，同美洲分散的农民经济作了绝妙的对比之后，事情的反面就露出来了。

他把美洲的人民群众描绘成富裕、独立、有事业心和比较有教养的人，而“英国的农业工人是悲惨的穷人，需要救济的贫民…… 除了北美和某些新殖民地以外，还有什么地方，农业上使用的自由劳动的工资是大大超过工人最必需的生存资料的呢？…… 毫无疑问，英国的耕马由于是一种贵重财产，所以吃得比英国的农民好得多”。

不过没有关系，国民财富和人民贫困本来就是一回事。

究竟应该怎样治疗殖民地的反资本主义的痼疾呢？如果一下子把全部土地由人民财产变为私有财产，这固然会消除祸根，但同时也会消除殖民地。必须有一举两得的妙计。政府应当对处女地规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规律为转移的价格，即人为的价格，迫使移民在赚到足够的钱购买土地，成为独立农民以前，必须从事较长时期的雇佣劳动。另一方面，政府应当用那个因土地按雇佣工人较难支付的价格出售得来的基金，即靠违背神圣的供求规律而从工资中榨取来的货币基金，并依据这个基金增长的程度，从欧洲把穷人输入到殖民地来，为资本家老爷充实雇佣劳动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在这个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这就是“系统的殖民”的最大秘密。威克菲尔德洋洋得意地喊道：“按照这个计划，劳动的供给必然是不断的和有规则的；因为，第一，任何841

一个工人在没有靠劳动挣到钱以前，都不能获得土地(由于他不可能靠劳动挣到什么钱，因此他就永远都得不到土地)，因此，所有移入的工人都得为了挣工资而结合起来进行劳动，这就将为他们的主人生产出可以使用更多劳动的资本来；第二，每个放弃雇佣劳动并成为土地所有者的人，正好由于购买土地而提供一个能把新劳动输入到殖民地来的基金。”

国家强行规定的土地价格，当然必须是“充分的价格”，也就是说，必须高到“使工人在雇佣劳动市场上被另一个人取代以前不可能变成独立的农民”。这种“充分的土地价格”，无非是工人为了能从雇佣劳动市场回到土地上而付给资本家的赎金的一种婉转的说法。他先是必须为资本家老爷创造“资本”，使资本家老爷能够剥削更多的工人，然后又必须牺牲自己，使政府能为他原来的资本家老爷从海外把他的“替身”送到劳动市场上来。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威克菲尔德先生制定的这个专门用于殖民地的“原始积累”方法，英国政府采用了好些年。当然，它遭到了和皮尔银行法同样可耻的失败。结果只是使移民潮流从英国殖民地转向美国。同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的进步，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压迫的加重，使威克菲尔德的方案成为多余。一方面，逐年涌向美洲的巨大的不断的人流，在美国东部停滞并沉淀下来，因为从欧洲来的移民浪潮迅速地把人们抛到东部的劳动市场上，而向西部去的移民浪潮来不及把人们冲走。另一方面，美国南北战争的结果造成了巨额的国债以及随之而来的沉重的赋税，产生了最卑鄙的金融贵族，使极大一部分公有土地被滥送给经营铁路、矿山等的投机家公司，——一句话，造成了最迅速的资本集中。因此，这个大共和国已经不再是迁移来的工人的天堂了。南北战争解放了黑奴，但使得更多的人成为了资本的奴隶。在那里，资本842

主义生产正在飞速向前发展，虽然工资的下降和雇佣工人的从属关系还远没有降到欧洲的标准水平。被威克菲尔德本人大声责难的、由英国政府无耻地把殖民地未开垦的土地滥送给贵族和资本家的做法，加上金矿吸引来的人流，以及英国商品的输入所引起的对最小的手工业者的竞争，——这一切，特别在澳洲，产生了一个充分的“相对过剩的工人人口”，以致几乎每班邮船都带来澳洲劳动市场过剩的凶讯。在那里，有些地方的卖淫现象和在伦敦草市一样盛行。

但是，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状况。我们感兴趣的只是旧大陆的政治经济学在新大陆发现并大声宣布的秘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积累方式，从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消灭为前提的，也就是说，是以劳动者的被剥夺为前提的。843

返回目录 第二卷序言

要完成《资本论》第二卷的付印工作，使本书既成为一部联贯的、尽可能完整的著作，又成为一部只是作者的而不是编者的著作，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留下的修订稿很多，多半带有片断性质，所以．要完成这个任务就更为困难。至多只有一稿(第IV稿)经过彻底校订，可以照原样付印。但是，由于有了以后的修订稿，这一稿的大部分也变得陈旧了。材料的主要部分，虽然在实质上已经大体完成，但是在文字上没有经过推敲，使用的是马克思写摘要时惯用的语句：不讲究文体，有随便的、往往是粗鲁而诙谐的措辞和用语，夹杂英法两种文字的术语，常常出现整句甚至整页的英文。这是按照作者当时头脑中发挥的思想的原样写下来的。有些部分作了详细的论述，而另一些同样重要的部分只是作了一些提示。用作例解的事实材料搜集了，可是几乎没有分类，更谈不上加工整理了。在有些章的结尾，由于急于要转入下一章，往往只写下几个不联贯的句子，表示这里的阐述还不完全。最后，还有大家知道的、连作者自己有时也辨认不出的字体。

我只是把这些手稿尽可能逐字地抄录下来；在文体上，仅仅改动了马克思自己也会改动的地方，只是在绝对必要而且意思不会引起怀疑的地方，才加进几句解释性的话和承上启下的字句。意思上只要略有疑难的句子，我就宁愿原封不动地编入。我所改写3

和插入的文句，总共还不到十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

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正是这种自我批评的精神，使他的论述很少能够做到在形式和内容上都适应他的由于不断进行新的研究而日益扩大的眼界。这个材料包括以下几部分：首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四开纸1472页，共23本，写于1861年8月到1863年6月。这是1859年以同一书名在柏林出版的第一册的续篇。从第1—220页(第I-V本)，然后再从第1159—1472页(第XIX—XXIII本)，是论述《资本论》第一卷中从货币转化为资本一直到卷末所研究的各个题目，是该书现有的最早文稿。从第973—1158页(第XVI—XVIII本)，是论述资本和利润、利润率、商人资本和货币资本，即那些后来在第三卷手稿中阐述的题目。但是，在第二卷论述的题目和后来在第三卷论述的许多题目，都还没有专门加以整理。它们只是附带地，特别是在手稿的主体部分，第220—972页(第VI—XV本)，即《剩余价值理论》里提了一下。

这一部分包括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即剩余价值理论的详细的批判史，同时以同前人进行论战的形式，阐述了大多数后来在第二卷和第三卷手稿中专门地、在逻辑的联系上进行研究的问题。这个手稿的批判部分，除了许多在第二卷和第三卷已经包括的部分之外，我打算保留下来，作为《资本论》第四卷出版。这个手稿虽然很有价值，但是能够用于现在出版的第二卷的地方并不多。

按照时间的顺序，接下去是第三卷的手稿。这个手稿至少大4

部分写于1864年和1865年。马克思在基本上完成这个手稿之后，才着手整理1867年印行的第一卷。我现在正在整理这个第三卷手稿，以便付印。

以后一段时间，即在第一卷出版之后，有供第二卷用的一组对开纸手稿，计四份，马克思自己作了I—IV的编号。其中第I稿(150页)，大概写于1865年或1867年，这是现在这样编排的第二卷的最早的一个独立的、但多少带有片断性质的修订稿。这个手稿也没有什么可以利用的。第III稿一部分是引文和马克思札记本的提示的汇编(多半和第二卷第一篇有关)，一部分是经过修订的个别论点，特别是对亚·斯密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以及关于利润源泉的见解的批判；此外，还有属于第三卷范围的关于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论述。提示没有提供多少新的东西；用于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经过加工的部分，由于有了后来的修订稿，大部分也只好弃置不用。——第IV稿是第二卷第一篇和第二篇前几章的已经可以付印的修订稿，这部分已经在适当的地方采用了。这个手稿虽然比第II稿写得早，但是，因为形式上比较完整，所以可以在本卷适当的地方很好地加以利用，只要把第II稿的一些内容补充进去就行了。——最后的这份手稿，是第二卷的唯一相当完整的修订稿，稿上注明的日期是1870年。下面马上就要提到的供最后修订时参考的笔记说得很清楚：“第二个修订稿必须作为基础。”

1870年以后，又有一个间歇期间，这主要是由马克思的病情造成的。他照例是利用这类时间进行各种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7

记本的内容。1877年初，他感到健康已经恢复到可以进行原来的工作了。1877年3月底，他从上述四份手稿中作出提示和笔记，并以此作为重新修订第二卷的基础。这一卷的开头部分用的是第V稿(对开纸56页)。这部分手稿包括开头四章，还没有怎么加工。一些要点是放在正文下面的注释中来阐述的。材料与其说经过精心挑选，还不如说只是搜集在一起。但是，这份手稿是对第一篇的最重要部分的最后的完整的论述。———根据这份手稿整理出一份可以付印的手稿的第一次尝试，是第VI稿(写于1877年10月以后和1878年7月以前)；只有四开纸17页，包括第一章的大部分，第二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尝试，是“1878年7月2日”写成的第VII稿，它只有对开纸7页。

看来，这时马克思已经明白了，如果他的健康状况不根本好转，他就决不能完成他的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修订工作，使之达到自己满意的程度。事实上，第V—VIII稿已经够多地留下了他同折磨人的疾病进行顽强斗争的痕迹。第一篇最难的部分在第V稿重新作了修订；第一篇其余的部分和整个第二篇(第十七章除外)没有什么重大的理论上的困难；但是第三篇，即社会资本的再生产和流通，在马克思看来，非重写不可。因为第II稿在论述再生产时，起初没有考虑到作为再生产媒介的货币流通，后来考虑到这种货币流通就要再论述一次。原来的部分应当去掉，全篇应当改写，以适应作者已经扩大的眼界。这样就产生了第VIII稿，这是一个只有四开纸70页的笔记本；只要对照一下现在印成的第三篇(采自第II稿的插入部分除外)，就可以知道，马克思善于把多少东西压缩到这个篇幅中去。

这个手稿也只是对问题的初步考察；它的首要课题，是确定并8

且阐述那些对第II稿来说是新获得的观点，而对那些没有新东西可说的论点，就不加考虑了。与第三篇多少有关的第二篇第十七章的重要部分，在这里又作了修改和发挥。逻辑的联系常常中断；有些地方的论述不完整，特别是结尾部分的论述完全是片断的。但是，马克思要说的话，在这里以这种或那种方式都说了。

这就是第二卷的材料。马克思逝世前不久曾对他的女儿爱琳娜说，希望我根据这些材料“做出点什么”来。我在最有限的范围内接受了这种委托；我尽可能把我的工作限制在单纯选择各种文稿方面。因此，我总是把最后的文稿作为根据，并参照了以前的文稿。只有第一篇和第三篇出现了实际的、不仅仅是技术性的困难；而这种困难也不小。我总是设法完全根据作者的精神去解决这些困难。恩格斯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的委托，从而将历史的机遇留给了我们。我们不仅可以根据《资本论》第二和第三卷的内容“做出点什么”，而且应当结合历史的新进展而做得更多，这是我们的历史使命。

本卷的引文，在用作事实例证的地方，或在每一个想探究问题的人都可以找到原文(例如亚·斯密著作的引文)的地方，大多数我都翻译出来了。只有第十章不能这样做，因为那里要直接批判英文原文。——摘自第一卷的引文，都注明了第二版即马克思生前付印的最后一版的页码。

第三卷可用的材料，除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最初的手稿，除了第III稿中前面提到的部分和一些随手记入札记本的简短笔记，只有上述1864年到1865年写的那个对开纸的手稿，它经过和第二卷的第II稿大致同样充分的加工，最后，还有一本1875年的手稿，是论述剩余价值率和利润率的关系的，这是用数学的方法(用方程式)来说明的。第三卷的付印准备工作正在迅速进行。根据我现在的判断，这一工作的困难主要只是技术性的，当然，某些极为重要的章节是例外。

在这里，我要驳斥对马克思的一种指责。这种指责，最初只是个别人暗地里进行的。现在，在马克思逝世以后，却由德国讲坛社会主义者—国家社会主义者及其信徒，当作不容置疑的事实加以宣扬，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关于这件事，我已经在另一个地方说了急需说的话，但只有在这里，我才能提出有决定意义的证据。

据我所知，这种指责最初见于鲁·迈耶尔《第四等级的解放斗争》第43页：“可以证明，马克思从这些出版物<指那些可以追溯到三十年代后半期的洛贝尔图斯的著作>中，汲取了他的批判的大部分。”

在得到进一步的证据以前，我尽可以认为，这种断言之所以全部“可以证明”，是因为洛贝尔图斯曾经向迈耶尔先生保证有这么一回事。——1879年，洛贝尔图斯亲自出场了，他在写给约·泽勒尔的信(1879年在杜宾根出版的《一般政治学杂志》第219页)中，谈到他的《关于我国国家经济状况的认识》(1842年)一书时说：“您将会发现，这一点{指书中展开的思路}已经十分巧妙地被马克思……利用了，当然他没有引证我的话”。

洛贝尔图斯遗稿的出版者泰·科扎克也毫不隐讳地重复了这种说法(洛贝尔图斯《资本》1884年柏林版，导言第XV页)。——10

最后，在1881年由鲁·迈耶尔出版的《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的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中，洛贝尔图斯直截了当地说：“我现在发现，谢夫莱和马克思剽窃了我，而没有提到我的名字”(第60封信第134页)。

在另一个地方，洛贝尔图斯的奢望表达得更明确：“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本质上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第48封信第111页)所有这些关于剽窃的指责，马克思从来都是一无所知。他手边的一册《解放斗争》，只裁开了和“国际”有关的部分，其余的部分是在他逝世以后才由我裁开的。杜宾根的杂志，马克思从来没有见到过。给鲁·迈耶尔的《书信》，他也毫无所知。说到“剽窃”的那个地方，只是到1884年，由迈耶尔博士先生自己好意地提起，才引起我的注意。不过，第四十八封信马克思是知道的。迈耶尔先生曾经好意地把原信交给马克思的小女儿。关于马克思的批判要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寻找秘密源泉这样一些离奇的谣言，当然也传到了马克思的耳边。当时马克思把信给我看，并说，他在这里终于得到可靠的消息，知道洛贝尔图斯本人的奢望是什么。只要洛贝尔图斯不再说些别的什么，他，马克思，尽可以不予理睬；如果洛贝尔图斯认为他自己的叙述更简单、更明了，那就让他去享受这种乐趣。事实上，马克思认为，整个事情已经由洛贝尔图斯的这封信而了结了。

马克思完全可以这样想，因为正如我清楚地知道的，直到1859年前后，他对洛贝尔图斯的全部文字活动还是一无所知，而这时，他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在纲要上已经完成，而且在最重要的细节上也已经完成。1843年，他在巴黎开始研究经济学时，是从11

伟大的英国人和法国人开始的。在德国人当中，他只知道劳和李斯特，而有这两个人，对他说来也就够了。马克思和我以前都根本没有听说过洛贝尔图斯，直到1848年，当我们要在《新莱茵报》上批判洛贝尔图斯这位柏林议员的演说和他充任大臣的活动时，我们才知道这个人。当时，我们对他什么也不了解，就去问莱茵省的议员，这个突然当了大臣的洛贝尔图斯究竟是什么人。然而那些议员也不能告诉我们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著作方面的任何东西。可是，当时马克思在没有洛贝尔图斯的任何帮助下，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一点，从1847年的《哲学的贫因》和1847年在布鲁塞尔所作的、1849年发表在《新莱茵报》第264—269号上的关于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可以得到证明。1859年前后，马克思才从拉萨尔那里知道还有洛贝尔图斯这样一个经济学家，后来他在英国博物馆看到了洛贝尔图斯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

实际情况就是这样。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剽窃”的内容又是怎样的呢?洛贝尔图斯说：“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这个问题我已经在我的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中说明了，和马克思一样，不过更简单、更明了。”

因此，核心问题是：剩余价值理论；事实上不能说，洛贝尔图斯还能从马克思那里把别的什么东西说成是他所有的。因此，洛贝尔图斯在这里自封为剩余价值理论的真正创始人，而马克思从他那里剽窃了剩余价值理论。

这个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又怎样向我们说明剩余价值的产生呢?只不过是这样：被他看作地租和利润之和的“租”所以产生，12

不是由于对商品价值的“价值追加”，而是“由于工资所受到的价值扣除，换句话说，由于工资仅仅构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并且在有足够的劳动生产率的情况下，“工资不需要等于劳动产品的自然交换价值，以便后者还会留下一部分作为资本的补偿和租”。

这里没有告诉我们，如果从产品的“自然交换价值”中没有留下一部分作为“资本的补偿”，更确切些说，作为原料和工具磨损的补偿，那这是什么样的产品“自然交换价值”。

幸而我们还能够证实，洛贝尔图斯这个划时代的发现，对马克思产生了什么样的印象。在《批判》手稿第X册第445页及以下各页中，我们发现了《插入部分。洛贝尔图斯先生。新的地租理论》。在这里，马克思只是从这个观点来看待第三封社会问题书简的。对于洛贝尔图斯的一般剩余价值理论，他是用讽刺的评注来驳倒的：“洛贝尔图斯先生首先研究在土地占有和资本占有还没有分离的国家中是什么情况，并且在这里得出重要的结论说：租(他所谓租，是指全部剩余价值)只等于无酬劳动，或无酬劳动借以表现的产品量。”

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类生产剩余价值已经有几百年了，他们渐渐想到剩余价值起源的问题。最早的见解是从商人的直接的实践中产生的：剩余价值产生于产品价值的追加。这种见解曾在重商主义者中间占统治地位，但是詹姆斯·斯图亚特已经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一人之所得必然是他人之所失。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者中间，这种见解仍然阴魂不散。然而它被亚·斯密从古典科学中赶出去了。

斯密在《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中说：“一旦资本在个别人手中积累起来，其中某些人自然就利用它使勤劳者去劳动，向他们提供原料和生活资料，以便从他们的劳动产品的出售中，或者说，从这些工人的劳动加到那些原料价值上的东西中，取得利润……工人加到原料上的价值，在这里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支付工人的工资，另一部分支付企业主的利润，作为他预付在原料和工资上的全部资本的报酬。”

稍后，他又说：“一旦一个国家的土地全部变成了私有财产，土地所有者也象所有其他人一样，喜欢在他们未曾播种的地方得到收获，甚至对土地的自然成果也索取地租……工人……必须把用自己的劳动收集或生产的东西让给土地所有者一部分，这一部分，或者说，这一部分的价格，就构成地租。”

对于这段话，马克思在上述《批判》手稿第253页中作了如下评注：“可见，亚·斯密把剩余价值，即剩余劳动——已经完成并物化在商品中的劳动超过有酬劳动即超过以工资形式取得自己等价物的劳动的余额——理解为一般范畴，而本来意义上的利润和地租只是这一般范畴的分枝。”

其次，斯密在第一篇第八章中说：“一旦土地成为私有财产，对工人在这块土地上所能生产和收集的几乎一切产品，土地所有者都要求得到一份。他的地租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一个扣除。但是，种地人在收获以前很少有维持自己生活的资金。他的生活费通常是从他的雇主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中预付的。如果租地农场主不能从工人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如果他的资本不能得到补偿并带来利润，他就没有兴趣雇人了。这种利润是对耕种土地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第二个扣除。几乎所有其他劳动的产品都要作这样的扣除，来支付利润。在所有产业部门，大多数工人都需要雇主预付给他们原料以及工资和生活费，直到劳动完成的时候为止。这个雇主从他们劳动的产品中得到一份，或者说，从他们的劳动加到加工原料上的价值中得到一份，这一份也14

就是雇主的利润。”

对于这段话，马克思的评注是(手稿第256页)：“总之，亚·斯密在这里直截了当地把地租和资本的利润称为纯粹是工人产品中的扣除部分，或者说，是与工人加到原料上的劳动量相等的产品价值中的扣除部分。但是，正如亚·斯密自己在前面证明过的，这个扣除部分只能由工人加到原料上的、超过只支付他的工资或只提供他的工资等价物的劳动量的那部分劳动构成；因而这个扣除部分是由剩余劳动，即工人劳动的无酬部分构成。”

可见，亚·斯密已经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以及土地所有者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马克思在1861年已经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而洛贝尔图斯和他的那伙在国家社会主义的温暖的夏雨中象蘑菇一样繁殖起来的崇拜者，看来已经把这一点忘得一干二净。

马克思接着说：“然而，斯密并没有把剩余价值本身作为一个专门范畴同它在利润和地租中所具有的特殊形式区别开来。斯密尤其是李嘉图在研究中的许多错误和缺点，都是由此而产生的。”——这个论点可以一字不差地用在洛贝尔图斯身上。他的“租”只是地租十利润之和；关于地租，他提出了一种完全错误的理论，关于利润，他盲目地接受了他的前辈的说法。——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却是生产资料所有者不付等价物就占有的价值额的一般形式。这个价值额，按照马克思首先发现的一些十分独特的规律，分割为利润和地租这样一些特殊的转化形式。这些规律将要在第三卷中加以阐述。在那里将第一次说明，从理解一般剩余价值到理解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和地租，从而理解剩余价值在资本家阶级内部进行分配的规律，需要经过多少中间环节。

李嘉图比亚·斯密已经前进了一大步。李嘉图关于剩余价值的见解是建立在一种新价值理论的基础上的，这种理论在亚·斯密那里虽然已见萌芽，但在应用时又几乎总是被他忘记，这种价值理论成了以后一切经济科学是“经济科学”，不是“经济学”。的出发点。李嘉图从商品价值由实现在商品中的劳动量决定，引伸出由劳动加到原料中去的价值量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也就是它分割为工资和利润(这里指剩余价值)。他论证了：无论这两部分的比例怎样变动，商品的价值总是不变，这个规律，他认为只有个别例外。他甚至确立了关于工资和剩余价值(在利润形式上理解的剩余价值)的相互关系的一些主要规律，尽管他的理解过于一般化(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15章)，他还指出，地租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超过利润的余额。——在上述各点中，洛贝尔图斯没有任何一点超过李嘉图。李嘉图理论的内在矛盾，——这些矛盾使李嘉图学派遭到破产，——要末洛贝尔图斯毫无所知，要末只是导致他提出一些乌托邦的要求(《认识》第130页)，而不是寻求经济学上的解决。

然而李嘉图关于价值和剩余价值的学说，用不着等到洛贝尔图斯的《认识》出现，才用于社会主义的目的。在《资本论》第一卷第609页(第2版)上，从《国民困难的原因及其解决办法。致约翰·罗素勋爵的一封信》(1821年伦敦版)这一著作中引用了“剩余产品或资本的占有者”这一说法。这一著作单凭“剩余产品或资本”这个说法本应该引起人们的重视，正是马克思使这本40页的小册子没有被埋没。在这一著作中说：“无论资本家得到的份额有多大{从资本家的立场出发}，他总是只能占有工人的剩余劳动，因为工人必须生活。”(第23页)但是，工人怎样生活，从而资本家占有的剩余劳动能有多大，16

那是一个极其相对的量。

“如果资本的价值不按照资本量增加的比例而减少，资本家就会超过工人生活所需要的最低限度从工人那里榨取每一个劳动小时的产品……资本家最后可以对工人说：你不应当吃面包，因为吃甜菜和马铃薯也可以过活；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第23、24页)“如果工人能够做到用马铃薯代替面包生活，那就毫无疑问，从他的劳动中可以榨取更多的东西。这就是说，如果靠面包生活，他要维持自己和他的家庭，他必须为自己保留星期一和星期二的劳动，如果靠马铃薯生活，他就只需要为自己保留星期一的一半。星期一的另一半和星期二的全部就可以游离出来，以使国家或资本家得利。”(第26页)“谁都承认，支付给资本家的利息，无论是采取地租、货币利息的形式，还是采取企业利润的形式，都是用别人的劳动来支付的。”(第23页)可见，在这里所说的完全是洛贝尔图斯的“租”，只是用“利息”代替“租”罢了。

马克思对这段话作了如下的评注(《批判》手稿第852页)：“这本几乎没有人知道的小册子，是在‘不可思议的修鞋匠’麦克库洛赫开始被人注意的时候出现的，它包含一个超过李嘉图的本质上的进步。它直接把剩余价值，或李嘉图所说的‘利润’(常常也把它叫做剩余产品)，或这本小册子作者所说的利息，看作surp1us labour，剩余劳动，即工人无偿地从事的劳动，也就是工人除了补偿他的劳动力价值的劳动量，即生产他的工资的等价物的劳动量以外而从事的劳动。把体现在剩余产品中的剩余价值归结为剩余劳动，同把价值归结为劳动是一样重要的。这一点其实亚·斯密已经说过，并且成为李嘉图的阐述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以绝对的形式把它说出来并确定下来。”往下在手稿第859页上还说：“可是，这位作者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就象李嘉图由于把剩余价值同利润混淆起来而陷入令人不快的矛盾17

一样，他也由于把剩余价值命名为资本利息而陷入同样的矛盾。诚然，他在以下方面超过了李嘉图：首先，他把一切剩余价值都归结为剩余劳动，其次，他虽然把剩余价值叫做资本利息，同时又强调指出，他把‘资本利息’理解为剩余劳动的一般形式，而与剩余劳动的特殊形式，地租、货币利息和企业利润相区别。但是，他还是把这些特殊形式之一的名称‘利息’，当作一般形式的名称。这就足以使他重新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行话(手稿中用的是《slang》)中。”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的行话也未免多了点，但也不太费解，因为它们不外是对现实和数学术语的歪曲。

最后这一段话，用在我们的洛贝尔图斯身上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也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他也用剩余价值转化成的一个派生形式——租——来称呼剩余价值，并使这一名称成为一种极不确定的东西。这两个错误的结果是：他再度陷入经济学的费解的行话中，他比李嘉图前进了一步，但是他没有批判地把这种进步继续下去，反而使他的未完成的理论，在孵化出壳以前，就成为一种乌托邦的基础，可是，就乌托邦而论，他也象往常一样，来得太迟了。上述小册子于1821年问世，已经远远走在1842年洛贝尔图斯的“租”的前头了。

在二十年代，在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利用李嘉图的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来反对资本主义生产，以及用资产阶级自己的武器来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全部文献中，我们说到的这本小册子，不过是站在最前面的前哨。欧文的整个共产主义在进行经济学论战时，是以李嘉图为依据的。但除了李嘉图还有许多著作家，马克思1847年在反驳蒲鲁东时(《哲学的贫困》第49页)，只引用了其中几个，如艾德门兹、汤普逊、霍吉斯金等等，而且“还可以写上四页”。从这许许多多的著作中我只随便举出汤普逊的一本著18

作：《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1850年伦敦新版)。该书写于1822年，1824年第一次出版。在这本书里也到处都指出，非生产阶级所占有的财富，是对工人产品的扣除，而且措辞相当激烈。

“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人总是力图通过欺骗或诱劝，通过威胁或强迫，使生产工人从事劳动，但只使他得到自己劳动的产品中尽可能小的部分。”(第28页)“为什么工人不应该得到他的劳动的所有全部产品呢?”(第32页)“资本家以地租或利润的名义向生产工人索取的报酬，是以后者使用了土地或其他物品为借口而要求取得的……既然除了自己的生产能力一无所有的生产工人，他的生产能力在其上实现或借以实现的一切物质资料，全都归同他的利益相对立的其他人所有，他要进行活动先要取得这些人的同意，所以，他从自己的劳动果实中能够得到多大的部分作为这个劳动的报酬，不是取决于、而且必须取决于资本家的恩典吗?”(第125页)“……和扣除的产品的量成比例，而不管这个产品量叫做租税，利润，还是叫做贼赃”(第126页)等等。

我承认，我写这几行时，不免感到有些惭愧。尽管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已经直接提到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的英国反资本主义的文献，其中有些著作，如1821年出版的那本小册子、莱文斯顿、霍吉斯金等人的著作，还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多次引用过，可是在德国，人们对这些文献还是一无所知。这还可以容忍。但是，不仅那位在绝望中揪住洛贝尔图斯的衣角而“确实不学无术的”庸俗作家，而且那位身居要职、“自炫博学”的教授，也把自己的古典经济学忘记到这种程度，竟把那些在亚·斯密和李嘉图那里就可以读到的东西，煞有介事地硬说是马克思从洛贝尔图斯那里窃取来的，——这个事实就证明，官方的经济学今天已经堕落19

到何等地步。现在有些人拿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批驳过的观点，来责难马克思，以为马克思并不知道这些观点，真不知他们懂不懂什么叫作做学问？

那末，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说了什么新东西呢?为什么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好象晴天霹雳震动了一切文明国家，而所有他的包括洛贝尔图斯在内的社会主义前辈们的理论，却没有发生过什么作用呢?

化学史上有一个例证可以说明这一点。

大家知道，直到前一世纪末，燃素说还处于支配的地位。根据这种理论，一切燃烧的本质都在于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一种另外的、假想的物体，即称为燃素的绝对燃烧质。这种理论曾足以说明当时所知道的大多数化学现象，虽然在某些场合不免有些牵强附会。但到1774年，普利斯特列析出了一种气体，“他发现这种气体是如此纯粹或如此不含燃素，以致普通空气和它相比显得污浊不堪”。

他称这种气体为无燃素气体。过了不久，瑞典的舍勒也析出了这种气体，并且证明它存在于大气中。他还发现，当一种物体在这种气体或普通空气中燃烧时，这种气体就消失了。因此，他称这种气体为火气。

“从这些事实中他得出一个结论：燃素与空气的一种成分相结合时{即燃烧时}所产生的化合物，不外就是通过玻璃失散的火或热。”

普利斯特列和舍勒析出了氧气，但不知道他们所析出的是什么。他们为“既有的”燃素说“范畴所束缚”。这种本来可以推翻全部燃素说观点并使化学发生革命的元素，在他们手中没有能结出果实。但是，当时在巴黎的普利斯特列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20

拉瓦锡，拉瓦锡就根据这个新事实研究了整个燃素说化学，方才发现：这种新气体是一种新的化学元素；在燃烧的时候，并不是神秘的燃素从燃烧物体中分离出来，而是这种新元素与燃烧物体化合。这样，他才使过去在燃素说形式上倒立着的全部化学正立过来了。即使不是象拉瓦锡后来硬说的那样，他与其他两人同时和不依赖他们而析出了氧气，然而真正发现氧气的还是他，而不是那两个人，因为他们只是析出了氧气，但甚至不知道自己所析出的是什么。

在剩余价值理论方面，马克思与他的前人的关系，正如拉瓦锡与普利斯特列和舍勒的关系一样。在马克思以前很久，人们就已经确定我们现在称为剩余价值的那部分产品价值的存在；同样也有人已经多少明确地说过，这部分价值是由什么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占有者不付等价物的那种劳动的产品构成的。但是到这里人们就止步不前了。其中有些人，即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至多只研究了劳动产品在工人和生产资料所有者之间分配的数量比例。另一些人，即社会主义者，则发现这种分配不公平，并寻求乌托邦的手段来消除这种不公平现象。这两种人都为既有的经济范畴所束缚。

于是，马克思发表意见了，他的意见是和所有他的前人直接对立的。在前人认为已有答案的地方，他却认为只是问题所在。哪怕这些前人是多么有名望的(洋)大师。他认为，这里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无燃素气体，也不是火气，而是氧气；这里的问题不是在于要简单地确认一种经济事实，也不是在于这种事实与永恒公平和真正道德相冲突，而是在于这样一种事实，这种事实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并且把理解全部资本主义生产的钥匙交给那个知道怎样使用它的人。根据这种事实，他研究了全部既有的经济范畴，正象拉瓦锡根据氧气研究了燃素说化21

学的各种既有的范畴一样。要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他就必须知道什么是价值。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本身必须首先加以批判。于是，马克思研究了劳动形成价值的特性，第一次确定了什么样的劳动形成价值，为什么形成价值以及怎样形成价值，并确定了价值不外就是这种劳动的凝固，而这一点是洛贝尔图斯始终没有理解的。马克思进而研究商品和货币的关系，并且论证了商品和商品交换怎样和为什么由于商品内在的价值属性必然要造成商品和货币的对立。他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货币理论是第一个详尽无遗的货币理论，今天已为大家所默认了。他研究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并证明这种转化是以劳动力的买卖为基础的。他以劳动力这一创造价值的属性代替了劳动，因而一下子就解决了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一个难题，也就是解决了资本和劳动的相互交换与李嘉图的劳动决定价值这一规律无法相容这个难题。

他确定了资本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就第一个详尽地阐述了剩余价值形成的实际过程，从而说明了这一过程，而这是他的任何一个前人都没有做到的；因而，他确定了资本自身内部的区别，这个区别是洛贝尔图斯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都完全不可能作出的，但是这个区别提供了一把解决经济学上最复杂的问题的钥匙，关于这一点，这第二卷又是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明，以后我们会知道，第三卷更是这样。马克思还进一步研究了剩余价值本身，发现了它的两种形式，即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并且证明，这两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历史发展中起了不同的然而都是决定性的作用。他根据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我们现在才具有的第一个合理的工资理论，第一次指出了资本主义积累史的各个基本特征，并说明了资本主义积累的历史趋势。马克思的历史功绩。

而洛贝尔图斯呢?他读了这一切之后，却在其中——象任何有倾向的经济学家一样！——发现“对社会的入侵”，发现他自己已经更简单得多、更明了得多地指出了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最后，还发现这一切虽然适用于“今日的资本形式”，即适用于历史地存在的资本，然而不适用于“资本概念”，即不适用于洛贝尔图斯先生关于资本的乌托邦观念。这完全和至死坚持燃素，而不想对氧气有所理解的老普利斯特列一样。只是普利斯特列确实是最早析出氧气的人，而洛贝尔图斯在他的剩余价值中，或者更确切些说，在他的“租”中，只是重新发现了一种陈词滥调。但马克思和拉瓦锡的做法相反，他不屑于说，剩余价值存在的事实是他最早发现的。他的功劳在于，建立了关于这个事实的理论，发现了表面的事实的背后的规律性。

洛贝尔图斯在经济学其他方面的成就，也是这个水平。他把剩余价值搞成乌托邦的做法，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已经无意中进行了批判；关于这一点还要说的话，我已经在该书的德文译本的序言中说到。他把商业危机的原因解释为工人阶级的消费不足，二十世纪末的中国领导人也要通过降息、房改、医改和教育收费等来促进消费，扩大内需。似乎也把普通百姓的消费不足作为经济不能发展的原因。这种说法在西斯蒙第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四卷第四章中已经可以看到。只是西斯蒙第在这个问题上始终注意到世界市场，而洛贝尔图斯的眼界却没有超出普鲁士的国界。洛贝尔图斯关于工资来源于资本还是来源于收入的那些思辨议论，属于经院哲学的范围，并且已经在这个《资本论》第二卷的第三篇完全澄清了。他的地租理论仍然是他的唯一的财产，在马克思批判这一理论的手稿出版以前，还可以安睡一会。最后，他关于旧普鲁士的23

土地所有权应该从资本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建议，又是彻头彻尾乌托邦的；这些建议回避了这里谈到的唯一实际问题：旧普鲁士的容克怎样能够做到每年收入比如说两万马克，支出比如说三万马克，而仍然不负债?

1830年左右，李嘉图学派在剩余价值问题上碰壁了。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们的追随者，庸俗经济学，当然更不能解决。使李嘉图学派破产的，有以下两点：第一，劳动是价值的尺度。但是，活劳动在和资本进行交换时，它的价值小于所交换的物化劳动。工资，一定量活劳动的价值，总是小于同量活劳动所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或体现同量活劳动的产品的价值。这个问题这样来理解，实际上是无法解决的。它由马克思正确地提出，因而得到了解答。不是劳动有价值。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活动，不能有特殊的价值，正象重不能有特殊的重量，热不能有特殊的温度，电不能有特殊的电流强度一样。作为商品买卖的，不是劳动，而是劳动力。一旦劳动力成为商品，它的价值就决定于它作为社会产品所体现的劳动，就等于它的生产和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的劳动。因此，劳动力按照它的这种价值来买卖，是和经济学的价值规律决不矛盾的。关键是“不矛盾”。

第二，按照李嘉图的价值规律，假定其他一切条件相同，两个资本使用等量的、有同样报酬的活劳动，在相同的时间内会生产价值相等的产品，也会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利润。但是，如果这两个资本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不相等，那末，它们就不能生产相等的剩余价值，或如李嘉图派所说的利润。但是情况恰恰相反。实际上，等额的资本，不论它们使用多少活劳动，总会在相同时间内生产平均的相等的利润。因此，这就和价值规律发生了矛盾。李嘉图已24

经发现了这个矛盾，但是他的学派同样没有能够解决这个矛盾。洛贝尔图斯也不能不看到这个矛盾，但是他不去解决它，却把它作为他的乌托邦的出发点之一(《认识》第131页)。马克思在《批判》手稿中，已经解决了这个矛盾；按照《资本论》的计划，这个问题要在第三卷来解决。第三卷的出版，还要过几个月。因此，那些想在洛贝尔图斯那里发现马克思的秘密源泉和把洛贝尔图斯看作马克思的一个卓越先驱者的经济学家们，在这里有机会可以表明，洛贝尔图斯的经济学到底能够提供什么。如果他们能够证明，相等的平均利润率怎样能够并且必须不仅不违反价值规律，而且反而要以价值规律为基础来形成，那末，我们就愿意同他们继续谈下去。不过他们最好是快一点。这个第二卷的卓越的研究，以及这种研究在至今几乎还没有人进入的领域内所取得的崭新成果，仅仅是第三卷的内容的引言，而第三卷，将阐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的研究的最终结论。等到这个第三卷出版的时候，洛贝尔图斯这个经济学家，就用不着再提了。

马克思多次对我说过，《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是献给他的夫人的。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85年5月5日马克思的生日于伦敦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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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本的循环

资本的循环过程经过三个阶段；根据第一卷的叙述，这些阶段形成如下的序列：第一阶段：资本家作为买者出现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或者说，完成G—W这个流通行为。

第二阶段：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他作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进行活动；他的资本完成生产过程。结果产生了一种商品，这种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要素的价值。

第三阶段：资本家作为卖者回到市场；他的商品转化为货币，或者说，完成W—G这个流通行为。

因此，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是：G—W…P…W'—G'。在这个公式中，虚线表示流通过程的中断，W'和G'表示由剩余价值增大了的W和G。

在第一卷中，我们只是在为理解第二阶段即资本的生产过程所必要的范围内，对第一阶段和第三阶段进行过研究。因此，资本在不同阶段所具有的不同形式，它在反复循环中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不同形式，在那里没有加以考虑。现在它们就成为我们研究的直接对象了。

为了纯粹地理解这些形式，首先要把一切同形式变换和形式形成本身无关的因素撇开。因此，这里不但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且假定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不说。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做各种假设，但它们的假设却往往将同形式变换和形式形成本身“有”关的因素撇开。I、第一阶段 G—W

G—W表示一个货币额转化为一个商品额；对买者来说，是他的货币转化为商品，对卖者来说，则是他们的商品转化为货币。使一般商品流通的这个行为同时成为单个资本的独立循环中一个职能上确定的阶段的，首先不是行为的形式，而是它的物质内容，是那些和货币换位的商品的特殊使用性质。这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力，即商品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它们的特性，自然要与所生产物品的种类相适应。如果我们用A表示劳动力，用Pm表示生产资料，那末所要购买的商品额W=A+Pm。因此，从内容来看，G—W是表现为G—W=A+Pm；就是说，G—W分成G—A和G—Pm；货币额32

G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购买劳动力，另一部分购买生产资料。这两个购买序列属于完全不同的市场，一个属于真正的商品市场，另一个属于劳动市场。

但是，G—W=A+Pm除了表示G所转化成的商品额有这种质的分割外，还表示一种最具有特征的量的关系。

我们知道，劳动力的价值或价格，是以工资的形式，即作为一个包含剩余劳动的劳动量的价格，支付给把劳动力当作商品出卖的劳动力所有者的；例如，假定劳动力的日价值＝3马克，即5小时劳动的产物，那末，这个金额就会在买者和卖者之间的契约上，表现为比方说10小时劳动的价格或工资。如果这种契约是和50个工人订的，那末，他们在一日中一共要对买者提供500个劳动小时，其中二分之一，即250个劳动小时＝25个10小时的工作时，完全是由剩余劳动构成的。要购买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必须足以使这个劳动量得到充分的利用。

因此，G—W=A+Pm不仅表示一种质的关系：一定的货币额，比如说422镑，转化为互相适应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它还表示一种量的关系，即用在劳动力A上面的货币部分和用在生产资料Pm上面的货币部分的量的关系。这种量的关系一开始就是由一定数量的工人所要耗费的超额劳动即剩余劳动的量决定的。

例如，一个纺纱厂50个工人的周工资等于50镑，如果由一周3000小时的劳动(其中1500小时是剩余劳动)转化为纱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372镑，那就必须在生产资料上耗费372镑。

在不同的产业部门，对追加劳动的利用，需要追加多少生产资料形式的价值，是与这里的问题完全无关的。问题只是在于：耗费在生产资料上的货币部分，也就是在G—Pm中购买的生产资料，33

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是充分的，因此，必须一开始就估计到这一点，并按照适当的比例准备好。换句话说，生产资料的数量，必须足以吸收劳动量，足以通过这个劳动量转化为产品。如果没有充分的生产资料，买者所支配的超额劳动就不能得到利用；他对于这种超额劳动的支配权就没有用处。如果现有生产资料多于可供支配的劳动，生产资料就不能被劳动充分利用，不能转化为产品。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只考虑厂房、机器等固定资产形式的生产资料，而不考虑原材料等流动资产形式的生产资料。所以，现代庸俗经济学除了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外，并无实际的用处。

G—W=A+Pm一经完成，买者就不仅支配着生产一种有用物品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他支配着一种更大的劳动力的使用权，或者说，支配着一个比补偿劳动力价值所必需的劳动量更大的劳动量；同时还支配着使这个劳动量实现或物化所必需的生产资料。因此，他支配的各种因素所能生产的物品，比这种物品的生产要素有更大的价值，或者说，是一个包含剩余价值的商品量。因此，他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现在处在一种实物形式中，在这种形式中，它能够作为会生出剩余价值(表现为商品)的价值来实现。换句话说，它处在具有创造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能力的生产资本的状态或形式中。这种形式的资本，称为P。

但是，P的价值=A+Pm的价值=转化为A和Pm的G。G和P是同一个资本价值，只是处在不同的存在方式上，就是说，G是货币状态或货币形式的资本价值——货币资本。

因此，G—W=A+Pm或它的一般形式G—W，即商品购买的总和，这个一般商品流通的行为，作为资本的独立循环过程的阶段来看，同时又是资本价值由货币形式到生产形式的转化，或者简单地说，是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可见，在这里首先考察的循环公式中，货币表现为资本价值的第一个承担者，而货币资本也就表现为资本预付的形式。

作为货币资本，它处在能够执行货币职能的状态中。在当前考察的场合，就是处在能够执行一般购买手段和一般支付手段的职能状态中。（说它是支付手段，是因为劳动力固然要先购买，但要在发生作用之后才对它支付报酬。支付与购买是分开的。因此，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但未必“预”付劳动力的价值。如果在市场上没有现成的生产资料，需要先订购，那末货币在G—Pm中同样是支付手段。)这种能力所以产生，不是由于货币资本是资本，而是由于货币资本是货币。

另一方面，货币状态的资本价值也只能执行货币的职能，不能执行别的职能。这种货币职能所以会成为资本职能，是因为货币职能在资本的运动中有一定的作用，从而也是因为执行货币职能的阶段和资本循环的其他阶段是有联系的。例如，拿我们首先考察的情况来说，货币转化为商品，这些商品的结合形成生产资本的实物形式，因而已经潜在地，在可能性上包含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结果。

在G—W=A+Pm中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的货币的一部分，会由于这个流通本身的完成转而去执行一种职能，在这种职能上，它的资本性质消失了，但它的货币性质保留下来。货币资本G的流通分为G—Pm和G—A，即购买生产资料和购买劳动力。让我们单独考察一下后一个过程。G—A，从资本家方面看，是购买劳动力，从工人即劳动力的所有者方面看，是出卖劳动力——这里可以说是出卖劳动，因为是以工资形式为前提的。在这里，和任何一种购买一样，对买者来说是G—W(＝G—A)，对卖者(工人)来说是A—G(=W—G)，是出卖他的劳动力。这是商品的第一流通阶段或第一形态变化(第1卷第3章第2节a)；从劳动的卖者方面看，就是他的商品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工人把他由此获得的货币，35

逐渐地耗费在一个满足他的需要的商品额上，即耗费在消费品上。因此，他的商品的总流通表现为A—G—W，首先是A—G(＝W—G)，然后是G—W，也就是表现为简单商品流通的一般形式W—G—W。这里，货币只是充当转瞬即逝的流通手段，只是充当商品和商品进行交换的媒介物。

G—A是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具有特征性质的因素，因为它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得以实际转化为资本，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的重要条件。G—Pm所以必要，只是为了实现在G—A中购买的劳动量。本书第一卷第二篇《货币转化为资本》，已经从这个观点对G—A作了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里还要从另一个观点，即专门就货币资本是资本的表现形式这一方面加以考察。

G—A一般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是，绝不是由于上述的原因，即由于劳动力的购买是这样一种购买契约，按照这个契约，提供的劳动量，一定要大于补偿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所必需的量，也就是，一定要提供剩余劳动，——这是预付价值资本化或者说剩余价值生产的根本条件。相反，是由于它的形式，由于劳动是以工资的形式用货币购买的，而这一点被认为是货币经济的标志。

在这里，被当作特征的，也不是形式的不合理。相反，这种不合理正好被忽视了。这种不合理在于：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劳动本身不能具有价值，从而，一定量劳动也不能具有在它的价格上，在它和一定量货币的等价上表现出来的价值。但是我们知道，工资只是一个伪装的形式。在这个形式上，比方说，劳动力的一日的价格，表现为这个劳动力在一日中付出的劳动的价格，以致这个劳36

动力在6小时劳动内生产的价值，表现为这个劳动力12小时的工作或劳动的价值。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与其它经济学的理论区别在于，其它经济学认为，工资是工人一天劳动量的交换价值。这些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则在于，认为这个交换价值低于相应的劳动量所物化的价值的原因，是工人受到欺诈和压迫，还是工人自身的贫穷或工人自身的没文化或没水平，或是工人的自愿。但马克思的理论则认为，劳动量根本不具有交换价值，在工资的形式中实际交换的是劳动力在一日之内的使用权。这种交换不同于我们付钱给理发师，让他给我们理发的交换，也不同于我们包下出租车一天，让出租车司机专门为我们开车，因为我们支付给出租车司机的并不是他一天的工资加汽车的折旧与油料的消耗，而是他一天的经营收入。如果该司机受雇于出租车公司，这一收入中除了他一天的工资加汽车的折旧与油料的消耗外，还包含归公司所有的剩余价值；如果司机是个体户，即汽车是他自己的，也就不存在工资这个概念了。因此工资并不是工人一天劳动量的交换价值，即使这一交换是不等价的。

G—A被认为是所谓货币经济的特征或标志，是因为在这里劳动是它的所有者的商品，因而货币是买者——就是说，是因为有了这种货币关系(即人类活动的买卖)。但是，货币很早就已经作为所谓服务的买者出现了，比如购买理发师的服务给自己理发。而G并没有因此转化为货币资本，经济的一般性质也没有因此发生变革。

货币究竟转化为哪一种商品，对货币来说是完全没有关系的。货币是一切商品的一般等价形式，一切商品都已经用它们的价格表示出，它们在观念上代表一定的货币额，等待着向货币的转化，并且只有通过同货币的换位，它们才取得一种形式，使自己可以转化为自己的所有者的使用价值。因此，一旦劳动力作为它的所有者的商品出现于市场，它的出卖采取劳动报酬的形式或工资的形式，那末，它的买卖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买卖相比，就没有什么更引人注目的了。成为特征的，并不是劳动力这种商品能够买卖，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

既然生产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是由商品构成的，资本家就得通过G—W=A+Pm，通过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转化，来完成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如果货币是第一次转化为生产资本，或者对它的所有者来说是第一次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他就必须在购买劳动力之前，首先购买厂房、机器等等生产资料；因为劳动力一旦归他支配，他就必须具备生产资料，以便能够把劳动力当作劳动力来利用。

从资本家方面看，情况就是这样。

从工人方面看：他的劳动力，只有通过出卖而和生产资料相结37

合的时候，才可能从事生产活动。因此，在出卖之前，劳动力是和生产资料，和它的活动的物的条件相分离的。在这种分离状态中，它既不能直接用来为它的所有者生产使用价值，也不能用来生产商品，使它的所有者能够依靠这种商品的出售而维持生活。但是，劳动力一经出卖而和生产资料相结合，它就同生产资料一样，成了它的买者的生产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社会主义，应当就是让劳动力能够自由地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在对生产资料保值和略加增值的基础，依靠劳动生产的商品的出售而维持劳动者的生活，而不在于是搞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而且计划经济还往往破坏了劳动力与生产资料的自由结合。但这同时有一个对国有生产资料的管理问题。如果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正在消失的话，那么，问题不在社会主义本身，而在于封建的官僚体制，劳动力的主要代表——工人没有私毫地参与国有生产资料的管理和选择管理人的权力，只能眼看着官僚和经理们将国有生产资料私有化，将他们与生产资料隔离起来，使得他们只有通过劳动力的出卖才能与生产资料相结合。

因此，虽然在G—A行为中，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仅仅作为买者和卖者互相发生关系，仅仅作为货币所有者和商品所有者互相对立，因而就这方面来说，他们互相之间只是处在单纯的货币关系中，但是，买者一开始就同时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而生产资料是劳动力的所有者对自己劳动力实行生产耗费的物的条件。换句话说，这种生产资料是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所有者相对立的。另一方面，劳动的卖者是作为别人的劳动力而和它的买者相对立的。这种劳动力只有归它的买者支配，和买者的资本合并，才能使这种资本真正地作为生产资本来活动。因此，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关系，当他们在G—A(从工人方面看是A—G)行为中互相对立时，就已经存在了，就已经作为前提肯定了。这是买和卖，是货币关系，但这种买和卖的前提是：买者是资本家，卖者是雇佣工人。而现代庸俗经济学则认为这种买和卖的前提是，资本家具有企业家的才能，或资本家具有识别企业家的才能，而工人则不具有企业家才能，只能被支配。参见张维迎，《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其实，这就是中国古代“圣贤”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但劳心的前提是拥有足够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这种关系所以会发生，是因为劳动力实现的条件——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已经作为别人的财产而和劳动力的所有者相分离了。

我们这里不谈这种分离是怎样产生的。在G—A进行的时候，这种分离已经存在了。我们这里关心的是，G—A表现为货币资本的一种职能，或者说，货币在这里表现为资本的存在形式，这决不只是因为货币在这里充当一种有用的人类活动或服务的支付38

手段，就是说，决不是因为货币有支付手段的职能。货币能以这样的形式支出，只是因为劳动力处在和它的生产资料(包括作为劳动力本身的生产资料的生活资料)分离的状态中，而要消除这种分离状态，就得把劳动力卖给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因而也使劳动力的使用权归属于买者。而使用这种劳动力的界限，和劳动力本身价格的再生产所必需的劳动量的界限，又决不是一致的。资本关系所以会在生产过程中出现，只是因为这种关系在流通行为中，在买者和卖者互相对立的不同的基本经济条件中，在他们的阶级关系中本来就已经存在。不是由于货币的性质产生了这种关系；相反，正是由于这种关系的存在，单纯的货币职能才能转化为资本职能。因果不能倒置。

对货币资本(我们对它的考察，暂时只限于它在我们这里所表现的一定的职能的范围)的理解，通常有两种平行的或彼此交叉的错误。第一，资本价值作为货币资本执行的各种职能，这些正是由于它处于货币形式而能够执行的职能，被错误地认为是从它的资本性质产生的。其实，这些职能只是来源于资本价值的货币状态，来源于它的货币表现形式。第二，正好相反，使货币职能同时成为资本职能的这种货币职能的特殊内容，被认为是从货币的本性产生的(因此，把货币和资本混为一谈了)。其实，货币要执行这种职能，例如这里完成G—A行为，需要一定的社会条件，而这种社会条件在简单商品流通和相应的货币流通中是根本不存在的。

奴隶的买卖，按其形式来说，也是商品的买卖。但是，如果没有奴隶制，货币就不能执行这种职能。有了奴隶制，货币才能用来购买奴隶。相反，买者手中的货币无论怎样充足，也不会使奴隶制成为可能。

出卖个人劳动力(表现为出卖个人劳动或表现为工资)要不成为孤立的现象，而成为社会范围的商品生产的决定性前提，从而货币资本要在社会范围内执行我们这里考察的职能G—W=A+Pm，就得先有一定的历史过程，把原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结合分开。由于这些过程，不占有生产资料的人民大众，劳动者，和占有生产资料的非劳动者互相对立。至于这种结合在分开以前采取什么形式，是劳动者本身作为生产资料属于其他生产资料之列，还是他们自己就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这和我们这里的问题是完全无关的。

因此，问题的实质，在这里作为G—W=A+Pm行为的基础的，是分配。所谓分配，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消费资料的分配，而是生产要素本身的分配，其中物的因素集中在一方，劳动力则与物的因素相分离，处在另一方。现代庸俗经济学鼓吹按生产要素分配劳动产品，那么又应当按什么来分配生产要素呢？进一步地，何不直接按这个“什么”来分配劳动产品呢？

因此，在G—A行为能成为一般社会行为以前，生产资料即生产资本的物的部分，就必须已经作为生产资料，作为资本，和工人相对立。

我们以前已经看到，资本主义生产一经确立，就会在它的发展中不仅使这种分离再生产出来，而且使之以越来越大的规模扩大，以至成为普遍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状态。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要使资本能够形成并且能够支配生产，需要商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此也需要商品流通从而商品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因为不是为了出售，即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物品，是不能作为商品进入流通的。但是，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生产才表现为标准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形式。

俄国的地主，由于所谓农民解放，现在用雇佣工人代替从事强制劳动的农奴来经营农业，他们抱怨两件事。第一，抱怨货币资本40

不足。例如，他们说，在出售农产品以前，必须对雇佣工人支付较大数量的金额，而这时缺少的正是现金这个首要的条件。要按照资本主义的方式进行生产，必须经常备有专供支付工资用的货币形式的资本。不过，地主们尽可以放心。时候一到，玫瑰花自然可以摘到，那时，产业资本家不仅拥有自己的货币，而且拥有别人的货币。

但是，更典型的是第二种怨言，这就是：即使有了货币，还是不能随时买到足够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因为俄国的农业劳动者由于村社实行土地公有，还没有完全和他们的生产资料相分离，从而还不是完全的“自由雇佣工人”。但是，后者的社会规模的存在，却是G—W即货币转化为商品能够表现为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因此，不言而喻，只有在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货币资本循环的公式，G—W…P…W'—G'，才是资本循环的当然形式，因为它是以雇佣工人阶级的社会规模的存在作为前提的。我们已经知道，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和剩余价值；它还再生产并且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再生产雇佣工人阶级，把绝大多数直接生产者变为雇佣工人。因此，既然实现G—W…P…W'—G'这一过程的首要前提是雇佣工人阶级的经常存在，所以，这个公式已经包含生产资本形式的资本，从而也包含生产资本的循环的形式。II、第二阶段 生产资本的职能

这里考察的资本循环，是以货币转化为商品的流通行为G—W41

即购买开始的。因此，这个流通必须以商品转化为货币这一相反的形态变化W—G即出售来补充。但是，G—W=A+Pm的直接结果，是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的流通的中断。由于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资本价值取得了一种实物形式，这种形式的资本价值不能继续流通，而必须进入消费，即进入生产消费。劳动力的使用，劳动，只能在劳动过程中实现。资本家不能再把工人当作商品出售，因为工人不是资本家的奴隶，并且资本家买到的仅仅是在一定时间内对他的劳动力的使用。另一方面，资本家只能这样来使用劳动力，就是通过劳动力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形成要素来使用。因此，第一阶段的结果是进入第二阶段，即资本的生产阶段。

运动表现为G—W=A+Pm…P，这里的虚线表示：资本流通被中断，而资本的循环过程在继续，资本从商品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因此，第一阶段，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只是第二阶段即生产资本的职能的先导和先行阶段。

G—W=A+Pm的前提是：完成这个行为的个人不仅在某一使用形式上支配着价值，而且在货币形式上占有这些价值，他是货币所有者。但是，这种行为正好是要付出货币，他只有在付出货币这一行为本身包含着货币的回流时，才能够仍然是货币所有者。而货币只有经过商品的出售，才会流回到他手里。因此，这种行为的前提是：他必须是商品生产者。

G—A。雇佣工人只能靠出卖劳动力来过活。劳动力的维持，即工人自身的维持，要求每天进行消费。因此，必须每隔一个较短的时期付给他一次报酬，使他能够反复进行为维持自身所需的各种购买，反复进行A—G—W或W—G—W行为。因此，资本家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家，他的资本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和雇42

佣工人相对立。另一方面，要使广大的直接生产者，广大的雇佣工人能完成A—G—W行为，必须不断有必要的生活资料以可买形式即商品形式和他们相对立。因此，这种情况要求产品作为商品的流通已经有了高度的发展，从而商品生产也已经有了广泛的规模。一旦依靠雇佣劳动进行的生产普遍化，商品生产就必然成为生产的普遍形式。商品生产普遍化了，它又使社会的分工不断增进，就是说，一个资本家作为商品生产的产品越来越专门化，互相补充的各个生产过程越来越分裂为独立的生产过程。因此，G—A发展到什么程度，G—Pm也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说，生产资料的生产会按相同的规模，和那种用它们作生产资料的商品的生产相分离，于是生产资料会作为商品，和每一个商品生产者自己相对立，他不生产它们，但要为自己的特定的生产过程而购买它们。它们来自那些完全和他的生产部门分离的独立经营的生产部门，作为商品进入他的生产部门，因而是必须购买的。商品生产的物的条件，会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作为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产品，作为商品，和他相对立。资本家也必须以相同的规模作为货币资本家出现，或者说，他的资本必须执行货币资本职能的规模将会扩大。

另一方面，那些造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即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的情况，也促使一切商品生产过渡到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越发展，它对主要是直接满足自己需要而只把多余产品转化为商品的任何一种旧生产形式，就越发生破坏和解体的作用。它使产品的出售成为人们关心的主要事情，它起初并没有显著地侵袭到生产方式本身，例如，资本主义的世界贸易对中国、印度、阿拉伯等国人民最初发生的影响就是如此。但是接着，在它已经扎根的地方，它就会把一切以生产者本人劳动为基43

础或只把多余产品当作商品出售的商品生产形式尽行破坏。它首先是使商品生产普遍化，然后使一切商品生产逐步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这也是为什么世界上有不少人反对全球化的原因之一。

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在可能性上是生产因素。凡要进行生产，就必须使它们结合起来。实行这种结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会结构区分为各个不同的经济时期。在当前考察的场合，自由工人和他的生产资料的分离，是既定的出发点，并且我们已经看到，二者在资本家手中是怎样和在什么条件下结合起来的——就是作为他的资本的生产的存在方式结合起来的。因此，形成商品的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这样结合起来一同进入的现实过程，即生产过程，本身就成为资本的一种职能，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而关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性质，我们已经在本书第一卷作了详细的阐述。任何商品生产的经营都同时成为剥削劳动力的经营；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才成为一个划时代的剥削方式，这种剥削方式在它的历史发展中，由于劳动过程的组织和技术的巨大成就，使社会的整个经济结构发生变革，并且不可比拟地超越了以前的一切时期。

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对价值的形成，从而也对剩余价值的生产起着不同的作用，所以它们作为预付资本价值的存在形式，就区分为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其次，作为生产资本的不同的组成部分，它们还有以下的区别：生产资料在它为资本家所有时，即使在生产过程之外，也仍然是他的资本，劳动力却只有44

在生产过程之内，才是单个资本的存在形式。如果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即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那末相反，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中，即暂时握有它的使用权的资本家手中，才成为资本。生产资料本身，只有在劳动力作为生产资本的人的存在形式，能够和生产资料相合并时，才成为生产资本的物的形式或生产资本。因此，正如人类劳动力并非天然是资本一样，生产资料也并非天然是资本。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生产资料才取得这种独特的社会性质，正如只有在一定的历史发展条件下，贵金属才获得货币的独特的社会性质，货币才获得货币资本的独特的社会性质一样。

生产资本在执行职能时，消耗它自己的组成部分，使它们转化为一个具有更高价值的产品量。因为劳动力仅仅作为生产资本的一个器官发生作用，所以，劳动力的剩余劳动使产品价值超过产品形成要素的价值而形成的余额，也是资本的果实。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是资本的无偿劳动，因而它为资本家形成剩余价值，一个无需他花费任何等价物的价值。因此，产品不只是商品，而且是孕育着剩余价值的商品。它的价值＝P+M，等于生产这种商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本的价值P，加上这个生产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M。假定这宗商品是10000磅纱，生产这些纱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372镑，所消耗的劳动力的价值是50镑。纺纱工人在纺纱过程中把通过他们的劳动而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372镑转移到纱上，同时又提供了一个相当于他们消耗的劳动的新价值，比如说，128镑。因此，10000磅纱是一个500镑价值的承担者。

III、第三阶段 W'-G'

商品，作为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直接由生产过程本身产生的职能存在形式，就成了商品资本。如果商品生产在它的整个社会范围内按资本主义的方式经营，那末，一切商品从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的要素，不论它们是生铁，还是布鲁塞尔的花边，是硫酸，还是雪茄烟。至于商品队伍中，由于属性不同，哪一类应升为资本，哪一类应列为普通商品，这个问题不过是烦琐经济学自己制造出来的一个可笑的难题罢了。也就是说，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的资本品和非资本品的概念没什么意义。或许可分为生产消费资本品和生活消费资本品。

资本在商品形式上必须执行商品的职能。构成资本的物品，本来就是为市场而生产的，必须卖掉，转化为货币，因此要完成W—G运动。

假定资本家的商品是10000磅纱。既然在纺纱过程中耗费的生产资料的价值是372镑，创造的新价值是128镑，那末，这些纱就有500镑的价值。这个价值表现在它的同名的价格上。这个价格要通过出售W—G来实现。是什么使一切商品流通的这个简单行为同时成为一种资本职能呢?在这个行为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商品的使用性质既没有发生变化——因为商品是作为使用物品转到买者手中的，商品的价值也没有发生变化——因为这个价值没有发生任何量的变化，仅仅发生了形式变换。这个价值先存在于纱上，现在存在于货币上。因此，在第一阶段G—W和最后阶段W—G之间，出现了一种本质的区别。在前一个阶段上，预付的货币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是因为它借助于流通而转化为各种具有46

特殊使用价值的商品。在后一个阶段上，商品能够执行资本的职能，只是由于在它的流通开始以前，它已经现成地从生产过程中取得了资本性质。在纺纱过程中，纺纱工人创造了128镑的纱价值。比如说，其中50镑，只是为资本家在劳动力上的耗费形成一个等价物，78镑(劳动力的剥削程度是156%)则形成剩余价值。因此，10000磅纱的价值，第一，包含已经消耗的生产资本P的价值，其中不变部分＝372镑，可变部分＝50镑，二者之和＝422镑，＝8440磅纱。但生产资本P的价值等于W，等于它的形成要素的价值，即在G—W阶段和资本家对立的在卖者手中的商品的价值。——第二，这些纱的价值，还包含78镑的剩余价值＝l560磅纱。因此，作为10000磅纱的价值表现的W=W+△W，W加上W的增殖额(＝78镑)，我们把这个增殖额叫做w，因为现在它和原有价值W处在同一个商品形式上。10000磅纱的价值＝500镑，也就是＝W+w＝W'。使作为10000磅纱的价值表现的W变成W'的，不是它的绝对价值量(500镑)，因为它的绝对价值量，和作为任何另一个商品量的价值表现的任何另一个W一样，都是由其中物化的劳动量决定的。

使这个W变成W'的，是它的相对价值量，是和生产它所消耗的资本P的价值相比较的它的价值量。W'这个价值，等于生产它时保存的价值加上生产资本提供的剩余价值。它的价值大于这个资本价值，多了这个剩余价值w。10000磅纱是已经增殖，已经添进一个剩余价值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它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W'表示一种价值关系，表示商品产品的价值和生产它所消耗的资本的价值的关系，就是说，表示它的价值是由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构成的。10000磅纱是商品资本，是W'，只是因为它是生产资本P的转化形式，因47

而处在这样一种联系中，这种联系本来只是存在于这个单个资本的循环中，或者说，只是对那个已经用自己的资本生产了纱的资本家来说才存在着。可以说，使10000磅纱这个价值承担者成为商品资本的，不是任何外部的关系，而仅仅是一种内部的关系。它带着的资本主义的胎痣，不是存在于它的价值的绝对量中，而是存在于它的价值的相对量中，即存在于和它所包含的生产资本在转化为商品以前原有的价值量相比较的它的价值量中。因此，如果这10000磅纱按照它的价值500镑出售，那末，这个流通行为，就它本身考察，等于W—G，只是一个同样的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但是，同一个行为，作为这个单个资本循环的特殊阶段，就是商品所承担的资本价值422镑+它所承担的剩余价值78镑的实现，也就是W'—G'，是商品资本由它的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

现在，W'的职能是一切商品产品的职能：转化为货币，卖掉，完成流通阶段W—G。只要现在已经增殖的资本保留商品资本的形式，停滞在市场上，生产过程就会停止。这个资本既不会作为产品形成要素起作用，也不会作为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由于资本抛弃它的商品形式和采取它的货币形式的速度不同，或者说，由于卖的速度不同，同一个资本价值就会以极不相同的程度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起作用，再生产的规模也会以极不相同的程度扩大或者缩小。第一卷已经指出，一个一定量资本的作用程度，是由生产过程的各种潜能规定的，而这些潜能在一定程度上是和资本本身的价值量无关的。这里指出，流通过程推动了新的潜能，它们影响资本的作用程度，影响资本的扩张和收缩，而和48

资本的价值量无关。这是说，流通过程不增加新的价值，但它影响资本的作用程度，即影响资本的增殖程度，因而资本宁愿从提高的作用程度所带来的剩余价值中割让一部分给流通过程以便能够提高其总的增殖水平。因此，尽管政府、中介机构和商业因参与了流通过程而分了一杯羹，但并不意味着所谓的“社会劳动”(这一概念中还包括过去物化在生产资料中的死劳动)创造价值。

商品量W'，作为已经增殖的资本的承担者，还必须全部完成形态变化W'—G'。在这里，出售商品的数量，成为决定性的事情。单个商品只是表现为总量的不可缺少的部分。500镑的价值存在于10000磅纱中。如果资本家只能卖掉价值372镑的7440磅纱，他就只补偿了他的不变资本的价值，即已消耗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如果卖掉8440磅纱，他就只补偿了全部预付资本的价值量。要实现剩余价值，他就必须多卖一些；要实现全部剩余价值78镑(＝1560磅纱)，他就必须把10000磅纱全部卖掉。因此，他在500镑货币中获得的，只是和他所卖商品相等的价值；他在流通中所做的交易，是简单的W—G。如果他付给工人的工资不是50镑，而是64镑，那末，他的剩余价值就不是78镑，而只是64镑，剥削程度就不是156%，而只是100%；但是，他的纱的价值仍旧不变，只是纱的不同部分之间的比例改变了。工资的提高并不改变商品的价值，因为商品的价值本身与工资的大小无关。当然，工资的提高有可能会对商品的价格产生间接的影响，比如随着剩余价值的减少，资本家向顾客和其它部门转赠的一部分剩余价值也会减少，从而商品的价格可能上升。

但价格的这种上升最终还是由于资本家减少了他转赠出去的剩余价值造成的。因此，现代庸俗经济学的所谓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不应当归因于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行为，而应当归因于资本家不肯减少丝毫剥削收益，甚至趁机捞一笔的行为。流通行为W—G，仍然是10000磅纱按照它的价值500镑出售。

W'＝W+w(＝422镑+78镑)。——W等于P的价值或生产资本的价值，这又等于在购买生产要素的G—W中预付的G的价值；用我们的例子来说＝422镑。如果商品总量按照它的价值出售，那末，W＝422镑，w＝78镑，即剩余产品1560磅纱的价值。如果我们把用货币表现的w叫做g，那末，W'—G'＝(W+w)—(G+g)，因此，G—W…P…W'—G'这一循环，用详细的形式表示，就是G—W=A+Pm…P…(W+w)—(G+g)。

在第一阶段，资本家从真正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取得了使用物品；在第三阶段，他把商品投回，但只是投回到一个市场，即真正的商品市场。而如果他通过他的商品从市场又取得了比他原来49

投入的价值更多的价值，那末，这只是因为他投入的商品价值大于他原来取得的商品价值。他投入价值G，取得相等的价值W；他投入W+w，取得相等的价值G+g。——用我们的例子来说，G等于8440磅纱的价值；但他在市场上投入了10000磅纱，因此，他投入市场的价值大于他从市场取得的价值。另一方面，他能够把这个已经增大的价值投入市场，只是因为他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剥削劳动力，生产了剩余价值(作为产品的一个部分，表现在剩余产品中)。这个商品量，只有作为这个过程的产物，才是商品资本，才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由于W'—G'的完成，预付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都得到了实现。二者的实现，是在商品总量的分批出售或整批出售中同时进行的，表现为W'—G'。但是，这同一个流通行为W'—G'，对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来说是不同的：它对二者来说代表着它们各自流通的不同阶段，代表着它们在流通领域所要经过的形态变化序列中的不同阶段。剩余价值w只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

因此，它是第一次在商品市场上出现，并且是以商品形式出现的；这是它的第一流通形式，因此，w—g行为，也是它的第一流通行为或它的第一形态变化，因而还要由相反的流通行为或相反的形态变化g—w来补充。【不管我们用什么方式划分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这里所说的都是适用的。10000磅纱含有1560磅纱(＝78镑)的剩余价值，1磅纱(＝1先令)则含有2.496盎斯(＝1.872便士)的剩余价值。】

资本价值W在同一个流通行为W'—G'中完成的流通，却不是这样。这个流通行为，对资本价值来说，是流通行为W—G。这里，W＝P，等于原来预付的G。资本价值作为G，作为货币资本，开始它的第一流通行为，通过W—G行为回到相同的形式；因此，50

它已经经过两个互相对立的流通阶段：(1)G—W和(2)W—G，而又处在可以重新开始同一个循环过程的形式中。对剩余价值来说，是商品形式第一次转化为货币形式，对资本价值来说，则是回到或者再转化为它原来的货币形式。

货币资本通过G—W=A+Pm，变为一个价值相等的商品额A和Pm。这些商品不再执行商品即可售物品的职能。现在，它们的价值存在于买者即资本家手中，当作他的生产资本P的价值。而在P的职能中，即生产消费中，它们转化为一种在物质上和生产资料不同的商品，转化为纱，在这种商品中，它们的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增大了，由422镑增加到500镑。由于这种现实的形态变化，那些在第一阶段G—W上从市场取得的商品，就由这种物质上和价值上都不相同的商品代替了。这种商品现在必须执行商品的职能，必须转化为货币，必须卖掉。因此，生产过程只是表现为资本价值的流通过程的中断，在这以前，资本价值只经过了第一阶段G—W。在W在物质上和价值上发生变化之后，资本价值才经过第二阶段即终结阶段W—G。但是，就资本价值本身来考察，它在生产过程中只是发生了使用形式的变化。它以前是作为422镑的价值存在于A和Pm中，现在是作为422镑的价值存在于8440磅纱中。因此，如果我们把剩余价值撇开，只考察资本价值的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那末资本价值所经过的，就是(1)G—W和(2)W—G，在这里，第二个W虽然和第一个W有不同的使用形式，但有相同的价值，所以是G—W—G。这个流通形式，由于商品的方向相反的两次换位，即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和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就必然使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回到它的货币形式：再转化为货币。

同一个流通行为W'—G'，对以货币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来说，是第二形态变化即终结形态变化，是回到货币形式；而对同时包含在商品资本中并通过商品资本转换成货币形式而一同实现的剩余价值来说，却是第一形态变化，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是W—G，是第一流通阶段。

因此，这里要指出两点。第一，资本价值最后再转化为它原来的货币形式，是商品资本的职能。第二，这种职能包含着剩余价值由原来的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第一形式转化。因此，在这里，货币形式起了双重作用。一方面，它是原来以货币预付的价值的复归形式，就是说，回到过程开始时的价值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原来以商品形式进入流通的价值的第一转化形式。如果构成商品资本的商品，象这里假定的那样，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那末，W+w就会转化为价值相等的G+g。已经实现的商品资本，现在以G+g(422镑+78镑＝500镑)的形式存在于资本家手中。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现在都是作为货币存在的，因而都处在一般等价物的形式中。

因此，资本价值在过程终结时，又处在它进入过程时的相同的形式中，因而能够重新作为货币资本开始并完成这个过程。正因为这个过程的开始形式和终结形式都是货币资本的形式(G)，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循环过程的形式叫做货币资本的循环。在终结时发生变化的，不是预付价值的形式，而只是它的量。

G+g不外是一定量的货币额，用我们的例子来说，是500镑。但是，作为资本循环的结果，作为已经实现的商品资本，这个货币额包含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而且它们已经不再象在纱里面那样交织在一起，它们现在是并列着的。它们的实现，使它们二者各自52

取得独立的货币形式。这个货币额的211/250是422镑的资本价值，39/250是78镑的剩余价值。商品资本的实现所引起的这种分离，不仅有形式上的意义(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它还会在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这要看g是全部追加到，部分追加到，还是根本不追加到G中去，就是说，要看它是否作为预付资本价值的组成部分继续执行职能。g和G所经过的流通也可以是完全不同的。

在G'中，资本又回到它原来的形式G，即货币形式；但这是它已经作为资本实现的形式。

首先，这里有一个数量上的差别。原来是G，是422镑；现在是G'，是500镑，这个差别表现在循环的数量不同的两极G…G'中，循环运动本身只是用虚线…表示。G'>G，G'-G＝M，即剩余价值。——但是，作为G…G'循环的结果，现在只有G'存在；它是这样一种产物，在这种产物中，它的形成过程已经消失。G'现在是独立存在的，和产生它的运动无关。运动已经完结，代替它的是G'。

但是，G'作为G+g，500镑作为预付资本422镑加上它的增殖额78镑，同时还表示一种质的关系，虽然这种质的关系本身只是作为一个同名总额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即作为量的关系而存在的。预付资本G现在又处于它原来的形式(422镑)，但现在是作为已经实现的资本而存在的。它不仅保存下来了，而且作为资本实现了，因为它是作为资本和g(78镑)相区别的，对它来说，g是它的增长额，它的果实，是它自己所生出的增殖额。它作为资本实现，是因为它是作为一个已经生出价值的价值而实现的。G'是作为资本关系存在的；G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货币，而是明显地成了货币资本，它表现为—个已经自行增殖的价值，因而也具有自行增53

殖即比原有价值生出更多价值的属性。G所以成为资本，是由它对G'的另一个部分的关系决定的，后者是由它生出的，是它作为原因引起的，是它作为基础产生的结果。因此，G'是一个内部分化了的、自身在职能上(概念上)区别开来的、表现着资本关系的价值额。

但是，这里表现出的只是结果，而没有表现出造成这个结果的过程的媒介。

价值的各部分本身是没有质的区别的，除非它们表现为不同物品即具体物的价值，就是说，表现在不同的使用形式上，因而表现为不同商品体的价值——这种区别并不是由于它们自身作为单纯的价值的各部分而产生的。在货币上，商品的一切差别都消灭了，因为货币正是一切商品的共同的等价形式。在货币上，甚至商品与非商品(比如良心、廉耻)的差别也消灭了。一个500镑的货币额，是由完全同名的要素1镑构成的。因为在这个货币额的简单存在上，这个货币额借以产生的媒介已经消失，因为不同的资本组成部分在生产过程中所具有的特殊差别的任何痕迹都已经消失，所以差别仅仅存在于本金(英文叫principal，＝422镑预付资本)和超额价值额(78镑)的概念的形式上。例如，假定G'＝110镑，其中100镑＝本金G，10镑＝剩余价值M。这个总额110镑的两个组成部分是完全同种的，因而在概念上是没有区别的。任何一个10镑，不论是预付本金100镑的1/10，或者是超过这个本金的余额10镑，始终是总额110镑的1/11。因此，本金和增长额，资本和剩余额，都可以表现为总额的分数；用我们的例子来说，10/11是本金或资本，1/11是剩余额。因此，已经实现的资本在这里，在过程终结时具有的货币表现，是资本关系的没有概念的表现。被洗了钱。

当然，这也适用于W'(＝W+w)。但是，有这样一种区别：54

W'——其中的W和w只是同一个同种商品总量的价值的相应部分——表示出它的起源P，它是P的直接产物，而G'却是直接由流通产生的形式，它和P的直接关系已经消失。

只要G'继续能动地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而不是相反地作为已经增殖的产业资本的货币表现固定下来，那末，G'在代表G…G'运动的结果时所包含的本金和增长额之间的这种没有概念的区别就会立即消失。货币资本的循环决不能从G'开始(虽然G'现在是作为G执行职能)，而只能从G开始；就是说，决不能作为资本关系的表现，而只能作为资本价值的预付形式。只要这500镑重新作为资本预付出去，以便重新增殖价值，它们就不是复归点，而是出发点。现在预付的不是422镑的资本，而是500镑的资本。货币比以前多了，资本价值比以前大了，但两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关系已经消失，就象原来就可以用500镑的总额，而不是用422镑的总额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一样。

表现为G'，不是货币资本的能动的职能；相反，货币资本本身表现为G'，是W'的职能。就是在简单商品流通(1)W1—G和(2)G—W2中，G也只是在第二个行为G—W2中才能动地执行职能；它表现为G，只是第一个行为的结果，只是借助这个行为，它才作为Wl的转化形式出现。G'所包含的资本关系，即其中作为资本价值的部分和其中作为它的价值增殖额的另一部分的关系，就下面一点来说当然具有职能的意义：在G…G'循环不断反复时，G'分成两个流通，资本流通和剩余价值流通，因而两个部分不仅在量上执行不同的职能，而且在质上执行不同的职能，G执行的职能不同于g。但是，就本身考察，G…G'形式并不包含资本家的消费，而显然只包含价值自行增殖和积累，因为积累首先表现为不断55

重新预付的货币资本的周期增长。

G'＝G+g，虽然是资本的没有概念的形式，但只有它同时才是已经实现的形式的货币资本，是已经生出货币的货币。但是，这里要和第一阶段G—W=A+Pm中的货币资本的职能相区别。在第一阶段中，G是作为货币流通的。它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只是因为它只有在货币状态中才能够执行货币的职能，才能够转化为作为商品和它相对立的P的要素，即A和Pm。在这个流通行为中，它只是作为货币执行职能；但是因为这个行为是处于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第一阶段，所以，由于所买商品A和Pm的特殊的使用形式，这个行为同时又是货币资本的职能。相反，由资本价值G和它所产生的剩余价值g构成的G'，却是表现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资本总循环过程的目的和结果，资本总循环过程的职能。G'以货币形式，作为已经实现的货币资本表现这个结果，并不是由于它是资本的货币形式，是货币资本，相反地，是由于它是货币资本，是货币形式的资本(称为资本货币如何？)，是由于资本是以这种形式使过程开始的，是以货币形式实行预付的。我们已经知道，再转化为货币形式，是商品资本W'的职能，而不是货币资本的职能。至于G'和G的差额，那末，它(g)只是w即W的增殖额的货币形式。

G'=G+g，仅仅因为W'已经=W+w。因此，这个差额以及资本价值和它生出的剩余价值的关系，在二者转化为G'，转化为一个货币额以前，已经存在并表现在W'中了，而在这个货币额中，两个价值部分独立地彼此对立着，因此可以用来执行独立的互相区别的职能。从这里可以看到，所谓知识经济中的知本家的概念是多么可笑。即使知识企业是由知识者创办，但创办者的目的是得到货币，而不是得到知识，而且一开始也少不了货币资本的投入。所有资本循环的终极目标都是货币的增殖，而且一定是从最初的利用创办人自身的知识专利到后来是利用雇佣的其它知识者的劳动果实，即创办人成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资本家。对于缺乏资金的知识者来说，与其称其为知本家，不如称其为知识主或知识地主。因为他的知识(专利)实际上是象土地一样发挥作用，而他的所得更象地主收取的地租。

G'只是W'实现的结果。W'和G'二者只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不同形式，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二者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二者都是已经实现的资本，因为在这56

里，资本价值本身是和那种与它不同的、由于它而取得的果实即剩余价值一起存在的，虽然这种关系只是表现在一个货币额或一个商品价值的两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的没有概念的形式上。但是，作为一个和自己所产生的剩余价值互相关联而又互相区别的资本的表现，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已经增殖的价值的表现，G'和W'是同一个东西，表现着同一个东西，只是形式不同而已；它们不是作为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互相区别，而是作为货币和商品互相区别。既然它们都代表已经增殖的价值，都代表发挥了资本作用的资本，所以，它们都只是表现生产资本的职能的结果，只有在这种职能中资本价值才能生出价值。它们的共同点是，它们二者，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都是资本的存在方式。一个是货币形式的资本，另一个是商品形式的资本。因此，使它们互相区别的特殊职能，只能是货币职能和商品职能之间的区别。商品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使人想起它的这种起源，因而，它在这种形式上比货币资本较为合理，不象货币资本那样没有概念，在货币资本中，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任何痕迹都已消失，正象在货币上商品的一切特殊的使用形式都消失一样。

因此，只有在G'本身执行商品资本职能的地方，在它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而不是这个产物的转化形式的地方，就是说，在货币材料本身的生产上，它的奇怪的形式才会消失。例如，金的生产的公式就是：G—W=A+Pm…P…G'(G+g)，在这里，G'是商品产品，因为和在第一个G即货币资本中为金的生产要素预付的金相比，P会提供更多的金。因此，在这里，一个货币额的一部分成了同一货币额的另一部分的母体，这样一种G…G'(G+g)表现的不合理性就消失了。

IV、总循环

我们已经看到，流通过程在完成第一阶段G—W=A+Pm后，为P所中断，这时，在市场上购买的商品A和Pm，作为生产资本的物质组成部分和价值组成部分被消费；这种消费的产物是一个物质上和价值上发生了变化的新商品W'。中断的流通过程G—W，必须以W—G来补充。但是，作为流通的第二阶段即终结阶段的承担者出现的，是一个物质上和价值上与第一个W不同的商品W'。因此，流通序列表现为(1)G—W1；(2)W'2—G'。在第二阶段上，第一个商品W1在由P的职能引起的中断中，也就是在用W的要素即生产资本P的存在形式进行的W'的生产中，为另一个价值较大和使用形式不同的W'2所代替。相反，资本出现在我们面前的第一个表现形式(第1卷第4章第1节)，G—W—G'(分解为(1)G—W1；(2)W1—G')，两次都表示同一个商品。在第一阶段货币转化为商品，在第二阶段商品再转化为更多的货币，两个阶段的商品是同一个商品。虽然有这种本质的差别，这两个流通却有共同点：它们都是在第一阶段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在第二阶段由商品转化为货币，也就是说，第一阶段支出的货币会在第二阶段再流回来。二者的共同点一方面是货币流回到它的起点，另一方面是流回的货币多于预付的货币。就这一点来说，G—W…W'—G'也已经包含在总公式G—W—G'中了。

这里又可以看到：在G—W和W'—G'这两个属于流通的形态变化中，每一次都是同样大的、同时存在的价值互相对立，互相60

代替。价值变化完全属于形态变化P即生产过程，因此，生产过程和流通的单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不同，表现为资本的现实的形态变化。

现在让我们来考察总运动G—W…P…W'—G'，或它的详细形式G—W=A+Pm…P…W'(W+w)—G'(G+g)。在这里，资本表现为一个价值，它经过一系列互相联系的、互为条件的转化，经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而这些形态变化也就形成总过程的一系列阶段。在这些阶段中，两个属于流通领域，一个属于生产领域。在每个这样的阶段中，资本价值都处在和不同的特殊职能相适应的不同形态上。在这个运动中，预付的价值不仅保存了，而且增长了，它的量增加了。最后，在终结阶段，它回到总过程开始时它原有的形式。因此，这个总过程是循环过程。

资本价值在它的流通阶段所采取的两种形式，是货币资本的形式和商品资本的形式；它属于生产阶段的形式，是生产资本的形式。在总循环过程中采取而又抛弃这些形式并在每一个形式中执行相应职能的资本，就是产业资本。这里所说的产业，包括任何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生产部门。

因此，在这里，货币资本，商品资本，生产资本，并不是指这样一些独立的资本，这些独立的资本的职能形成同样独立的、彼此分离的营业部门的内容。在这里，它们只是指产业资本的特殊的职能形式，产业资本是依次采取所有这三种形式的。

资本的循环，只有不停顿地从一个阶段转入另一个阶段，才能正常进行。如果资本在第一阶段G—W停顿下来，货币资本就会凝结为贮藏货币；如果资本在生产阶段停顿下来，一方面生产资料就会搁着不起作用，另一方面劳动力就会处于失业状态；如果资本63

在最后阶段W'—G'停顿下来，卖不出去而堆积起来的商品就会把流通阻塞。

另一方面，循环本身当然又要求资本在各个循环阶段中在一定的时间内固定下来。在每一个阶段中，产业资本都被限定在一定的形式上：货币资本，生产资本，商品资本。产业资本只有在完成一种和它的当前形式相适应的职能之后，才取得可以进入一个新的转化阶段的形式。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在我们的例子中曾假定，生产阶段所生产的商品量的资本价值，和原来以货币形式预付的价值的总额相等，换句话说，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全部资本价值，一起由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但是，我们知道(第1卷第6章)，不变资本的一部分，真正的劳动资料(例如机器)，是在同一个生产过程的次数多少不等的反复中不断地重新发挥作用的，因而，它的价值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至于这种情况会使资本的循环过程发生多大的变化，我们以后再说。这里只需要指出下面一点：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生产资本的价值(＝422镑)只包含厂房、机器等等的平均损耗，因而只包含它们在10600磅棉花转化为10000磅纱时转移到后者中去的那部分价值，即转移到一周60小时纺纱过程的产品中去的那部分价值。

因此，在372镑预付不变资本转化成的生产资料中，厂房、机器等等劳动资料，就好象只是按每周支付租金的办法在市场上租进的。机器的租金只与机器的价值和机器的寿命以及利息率有关，而与机器的生产能力无关。这表明，机器只转移价值而不创造价值。至于将租赁的利息收入看作机器创造的价值，那么一是这种创造与其生产能力无关；二是这种创造与中央银行制定的利率直接有关，因此与其说是机器创造的，不如说是中央银行创造的。但是，这绝对不会改变事物的本质。我们只要把一周生产的10000磅纱，同若干年内包含的周数相乘，就可以把所购买的并在这个期间消耗掉的劳动资料的全部价值转移到纱上。因此很明显，预付货币资本在能够作为生产资本P执行职能以前，必须先转化为这种资料，因而必须经过第一阶段G—W。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同样很明显，64

在10000磅纱纺成以前，在生产过程中并入纱中的422镑资本价值额，不能作为10000磅纱的价值组成部分进入流通阶段W'—G'。纱在纺成以前是不能出售的。

在总公式中，P的产品被看作是一个和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不同的物质的东西，是一个离开生产过程而独立存在的，并且具有和生产要素的使用形式不同的使用形式的物品。只要生产过程的结果是物品，即使产品的一部分又作为要素进入重新开始的生产，情况也总是这样。例如，谷物作为种子用来生产谷物；但是，产品只是谷物，因而具有和那些一起使用的要素——劳动力、工具、肥料——不同的形态。但是，有一些独立的产业部门，那里的生产过程的产品不是新的物质的产品，不是商品。在这些产业部门中，经济上重要的，只有交通工业，它或者是真正的货客运输业，或者只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这里的交通工业包括邮电业。

亚·楚普罗夫关于这一点曾经说过：“工厂主可以首先生产物品，然后寻找消费者。”

{他的产品在作为成品离开生产过程之后，作为和生产过程分离的商品转入流通。}“因此，生产和消费表现为两个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相分离的行为。但是，在不创造新产品而只载运旅客和货物的运输业中，这两种行为是合在一起的；服务{场所的变动}必须在它被生产的同一瞬间被消费。因此，铁路能够寻找顾客的范围，至多只是沿线两侧50俄里<53公里>的地方。”

不论是客运还是货运，结果都是场所的变动，例如，现在纱不是在产地英国，而是在印度。

但是，运输业所出售的东西，就是场所的变动。它产生的效用，是和运输过程即运输业的生产过程不可分离地结合在一起的。旅客和货物是和运输工具一起运行的，而运输工具的运行，它的场所变动，也就是它所进行的生产过程。这种效用只能在生产过程中被消费；它不是一种和生产过程不同的，只有在生产出来之后才作为交易品执行职能，作为商品来流通的使用物。但是，这种效用的交换价值，和任何其他商品的交换价值一样，都是由其中消耗的生产要素(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价值加上运输工人的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决定的。至于这种效用的消费，它也是和其他商品完全一样的。如果它是个人消费的，那末，它的价值就和消费一起消失；如果它是生产消费的，从而它本身就是处于运输中的商品的一个生产阶段，那末，它的价值就作为追加价值转移到商品本身中去。运输过程是所运输的商品的一个生产阶段，就好象商品在生产车间内的传递一样。于是，运输业算是生产性行业。因此，运输业的公式应该是G—W=A+Pm…P—G'，因为被支付的和被消费的，是生产过程本身，而不是能和它分离的产品。因此，这个公式和贵金属生产的公式，在形式上几乎完全相同，只是在这里，G'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效用的转化形式，而不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并离开生产过程的金或银的实物形式。

产业资本是唯一的这样一种资本存在方式，在这种存在方式中，资本的职能不仅是占有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而且同时是创造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因此，产业资本决定了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业资本的存在，包含着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的存在。随着产业资本支配社会的生产，技术和劳动过程的社会组织就会发生变革，从而社会的经济历史类型也会发生变革。那几种在产业资本以前，在已成过去的或正在衰落的社会生产状态中66

就已出现的资本，不仅要从属于产业资本，要和产业资本相适应来改变它们的职能的机构，而且只能在产业资本的基础上运动，从而要和它们的这个基础同生死共存亡。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在它们以其职能作为特殊营业部门的承担者和产业资本并列出现时，也只是产业资本在流通领域时而采取时而抛弃的不同职能形式由于社会分工而独立的和片面发展的存在形式。

一方面，G…G'循环和一般商品流通交织在一起，从那里出来，又进入那里，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对单个资本家来说，这种循环又成为资本价值特有的独立的运动，这个运动一部分发生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内，一部分发生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外，但始终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因为，第一，它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两个阶段G—W和W'—G'，作为资本运动的阶段，具有职能上确定的性质；在G—W中，W在物质上被规定为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在W'—G'中，资本价值+剩余价值被实现了。第二，生产过程P包含着生产消费。第三，货币回到它的起点，使G…G'运动成了一个以自身作为终结的循环运动。

因此，一方面，任何单个资本在它的流通的两个阶段G—W和W'—G'中，都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一个能动的因素，它不是作为货币就是作为商品在一般商品流通中执行职能，或者和一般商品流通连在一起，这样，它本身就是商品世界的一般形态变化序列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它又在一般流通之内完成自己特有的独立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生产领域形成一个过渡阶段，资本以自己离开起点时的同一形式，回到它的起点。同时，资本还会在自己特有的循环中，即在包含着它在生产过程内的现实形态变化的循环中，变更它的价值量。它不仅是作为货币价值返回的，而且是作为67

已经增大、已经增长的货币价值返回的。

最后，如果我们把G—W…P…W'—G'作为和我们后面将要分析的其他形式并列的一种资本循环过程的特殊形式加以考察，它就有如下几个特征。

1、这种循环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循环，因为产业资本是以它的货币形式即作为货币资本形成自己总过程的出发点和复归点的。公式本身表明，货币在这里不是作为货币花掉，而只是预付，因而只是资本的货币形式，只是货币资本。它还表明，运动的决定目的本身，是交换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正因为价值的货币形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表现形式，所以，以实在货币为起点和终点的流通形式G…G'，最明白地表示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动机就是赚钱。生产过程只是为了赚钱而不可缺少的中间环节，只是为了赚钱而必须干的倒霉事。{因此，一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国家，都周期地患一种狂想病，企图不用生产过程作媒介而赚到钱。}在中国股市上就是不关心企业的生产状况，只管拼命炒作赚钱，垃圾股价格坚挺，而且坚决不退市。

2、在这个循环中，生产阶段，P的职能，形成了G—W…W'—G'流通的两个阶段之间的中断，而这个中断又只是简单流通G—W—G'的媒介。生产过程在循环过程形式本身中所表现的，在形式上而且明显地就是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情况：它只是预付价值增殖的手段，也就是说，发财致富本身才是生产的自身目的。

3、因为这一系列阶段是以G—W开始的，所以流通的第二环节是W'—G'；因此，起点是G，即要增殖价值的货币资本，终点是G'，即价值已经增殖的货币资本G+g。在这里，G连同它的分蘖g在一起表现为已经实现的资本。这就使G的循环，和其他两个循环，即P和W'的循环区别开来，而且是从两方面来区别的。一68

方面，是通过两极的货币形式；而货币是价值的独立的可以捉摸的存在形式，是商品使用价值所有痕迹都已消失的独立的价值形式上的产品价值。另一方面，P…P公式却不必变为P…P'(P+p)；在W…W'形式上，也完全看不出两极之间的价值差额。——因此，G…G'公式的特征是：一方面，资本价值是它的出发点，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是它的复归点，因而资本价值的预付表现为整个行动的手段，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则表现为整个行动的目的；另一方面，这种关系是表现在货币形式即独立的价值形式上，因此，货币资本也就表现为能够生出货币的货币了。从价值生出剩余价值，不仅表现为过程的开始和终结，而且直截了当地表现在金光闪闪的货币形式上。

4、因为G'，已经实现的货币资本，作为G—W的补充阶段和终结阶段W'—G'的结果，是处于和它开始第一个循环时绝对相同的形式，所以，它一从这个循环出来，就能够作为已经增大(已经积累)的货币资本G'=G+g，又开始同样的循环。在G—G'形式中至少没有表现出，g的流通在循环重复时会和G的流通分开。因此，货币资本的循环，就它的一次形态，从形式上来考察，只是表现出价值增殖过程和积累过程。在这里，消费只是通过G—W=A+Pm表现为生产消费，而只有这种消费才包含在单个资本的这个循环中。G—A，从工人方面看是A—G或W—G，因而是作为工人个人消费的媒介的流通A—G—W(生活资料)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G—W已不属于单个资本的循环，但它是由这个循环引起的，是这个循环的前提，因为工人要不断作为可供资本家剥削的材料出现在市场上，他首先就得活下去，就得通过个人的消费来维持自已。但是，在这里，把这种消费本身作为前提，只是因为这是资本对劳69

动力进行生产消费的条件，也就是说，只是因为工人通过他的个人消费，把自己作为劳动力来维持和再生产。而Pm，进入循环的真正商品，只是生产消费的食物。A—G行为是使工人得以进行个人消费，使生活资料得以转化成他的血肉的媒介。当然，资本家为了要起资本家的作用，他也要存在，就是说，也要生活和消费。为了这个目的，他实际上只要象工人一样消费就够了。因此，在流通过程的这个形式上，不需要什么更多的前提。但是，在形式上连这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来，因为公式是以G'，即以能立即再作为已经增大的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这样一个结果作为终结的。

在W'—G'中直接包含着W'的出售。但是一方的卖，W'—G'，就是另一方的买，G—W。人们购买商品，归根到底只是为了它的使用价值，以便使它进入消费过程(撇开转卖不说)，——要末是个人消费，要末是生产消费，这要看所购物品的性质。但是，这种消费不会进入以W'为产品的单个资本的循环，这个产品正是作为待售的商品，从这个循环中排出去的。这个W'显然是供别人消费的。因此，我们在重商主义体系(这个体系以G—W…P…W'—G'公式作为基础)的鼓吹者那里，发现了这样冗长的说教：资本家个人只应该和工人一样消费，资本家国家应该把它们的商品让给其他比较愚昧的国家去消费和进行消费过程，而相反地应该把生产消费当作自己的终生事业。这种说教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往往使人想起教父们类似的禁欲诫条。现在还有扩大内需与扩大外需之议。

可见，资本的循环过程是流通和生产的统一，包含二者在内。既然G—W和W'—G'这两个阶段都是流通行为，所以资本流通是一般商品流通的一部分。但是，既然这两个阶段是不仅属于流70

通领域而且属于生产领域的资本循环的职能上确定的阶段，所以资本是在一般商品流通之内完成自己特有的循环的。一般商品流通，在第一阶段，使资本取得能够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形态；在第二阶段，使它抛弃不能重新进行循环的商品职能，同时为它创造一种可能，使它自己特有的资本循环同由它产生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分离开来。

因此，货币资本的循环，是产业资本循环的最片面、从而最明显和最典型的表现形式；产业资本的目的和动机——价值增殖，赚钱和积累——表现得最为醒目(为贵卖而买)。因为第一阶段是G—W，所以也表明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来自商品市场，同样也表明资本主义生产过程都受流通、商业制约。货币资本的循环不仅是商品生产；这种循环本身只有通过流通才能进行，它是以流通为前提的。这一点已经很清楚，因为属于流通的形式G是预付资本价值的最初的纯粹的形式，而在其他两种循环形式中则不是这样。

只要货币资本的循环始终包含着预付价值的价值增殖，它就始终是产业资本的一般的表现。在P…P中，资本的货币表现，只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价格，因而只是作为以计算货币表示的价值而出现的，并且是以这种形式登记入账的。

只要新出现的资本开始是作为货币预付，然后以同一形式收回，不论这是发生在产业资本由一个营业部门转移到其他营业部门时，还是发生在产业资本退出营业时，G…G'都成为产业资本循环的特殊形式。这也包括初次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剩余价值的资本职能，在剩余价值不是在产生它的营业部门而是在别的营业部门执行这种职能的时候，这一点表现得最明显了。G…G'可以是一71

个资本的最初循环；它可以是最终循环；它可以看作是社会总资本的形式；它是新投入的资本的形式，不论是以货币形式新积累的资本，还是为了由一个生产部门转移到另一生产部门而全都转化为货币的旧资本。

货币资本作为一切循环始终包含的形式来完成这个循环，正是为了生产剩余价值的那部分资本即可变资本。预付工资的正常形式是支付货币；这个过程必须每隔一个较短的时间就进行一次，因为工人是挣一文吃一文的。必须严厉打击拖欠工资、侵吞工资的行为。因此，资本家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家，他的资本必须不断作为货币资本和工人相对立。在这里，不能象生产资料的购买或所生产商品的出售那样直接或间接地互相抵账(如果这样，货币资本的较大的数量实际上只以商品的形式出现，货币只以计算货币的形式出现，最后只是为了平衡差额，才以现金出现)。另一方面，由可变资本产生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被资本家花费在私人消费上。这是属于零售商业的范围，不管怎样迂回曲折，总是以现金，以剩余价值的货币形式花费的。不管剩余价值的这个部分多大，情况都是一样。可变资本不断地重新表现为用在工资上的货币资本(G—A)，而g则表现为满足资本家的私人需要而花费的剩余价值。因此，作为预付可变资本价值的G和作为它的增殖额的g，都必须保持货币形式，以便以这个形式花费。

以G'=G+g为结果的公式G—W…P…W'—G'，在形式上具有欺骗性，带有一种虚幻的性质，这是由预付的价值和增殖的价值都以货币这个等价形式存在而产生的。这个公式强调的不是价值的增殖，而是这个过程的货币形式，强调的是最终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形式的价值，大于原来预付到流通中去的货币形式的价值，也就是说，强调的是资本家所有的金银数量的增加。所谓货币主义，72

不过是G—W—G'这个没有概念的形式的表现，不过是这样一个运动的表现，这个运动仅仅在流通中进行，因此只能这样来说明这两个行为(1)G—W，(2)W—G'：W在第二个行为中是高于它的价值出售的，因此，从流通中取出的货币，多于在购买时投入流通的货币。反之，把G—W…P…W'—G'肯定为唯一的形式，它就成了更为发展的重商主义体系的基础，因为在重商主义体系那里，不仅商品流通，而且商品生产，也表现为必要的要素。

只要把G—W…P…W'—G'肯定是一次的而不是流动的，不断更新的；从而只要把它不是当作循环形式的一种，而是当作唯一的循环形式，它的虚幻的性质以及与它相适应的虚幻的解释就会存在。但是，它本身已经指出其他的形式。

第一，整个这一循环是以生产过程本身的资本主义性质为前提的，因而是以这个生产过程以及由它决定的特殊的社会状态为基础的。G—W＝G—W=A+Pm；但G—A必须有雇佣工人，因而还必须有作为生产资本的一部分的生产资料，因而，必须有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即已经作为资本职能的生产过程。

第二，如果G…G'反复进行，那末货币形式的复归，就和第一阶段的货币形式一样，是转瞬即逝的。G—W消失，让位给P。货币的不断反复预付，和这种预付作为货币不断复归一样，本身都表现为只是循环中转瞬即逝的要素。

第三：G-W…P…W'-G'. G-W…P…W'-G'. G-W…P…等等。

当循环第二次进行时，在G的第二次循环完成以前，P…W'—G'. G—W…P循环就已经出现；这样一来，此后的一切循环都可73

以看作是以P…W'—G—W…P形式进行的，因而G—W作为第一次循环的第一阶段，只是生产资本不断反复的循环的转瞬即逝的准备，在产业资本第一次以货币资本形式投入时，实际上情况就是这样。

另一方面，在P的第二次循环完成以前，第一次W'—G'. G—W…P…W'(简称W'…W')循环，即商品资本的循环，已经完成了。因此，第一个形式已经包含着其他两个形式；因而，货币形式也就会消失，如果它不是单纯的价值表现，而是等价形式上即货币上的价值表现。

最后：如果我们考察一个新出现的，第一次完成G—W…P…W'—G'循环的单个资本，那末，G—W就是这个单个资本所经过的第一次生产过程的准备阶段，先行阶段。因此，G—W这个阶段并不是作为前提存在，相反地，却是生产过程所引起或决定的。但是，这只适用于这个单个资本。只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作为前提存在，也就是说，处在由资本主义生产决定的社会状态中，那末，产业资本循环的一般形式就是货币资本的循环。因此，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早已作为前提存在的，如果这不是在新投入的产业资本的第一个货币资本循环内，那末，就是在这个循环以外。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经常存在要以不断更新的P…P循环为前提。在第一阶段G—W=A+Pm，这个前提本身就已经出现，因为一方面它要以雇佣工人阶级的存在为前提；另一方面，对生产资料的买者来说的第一阶段G—W，就是对生产资料的卖者来说的W'—G'，也就是说，在W'中包含的前提是商品资本，从而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结果的商品本身，从而也是生产资本的职能。有点啰嗦。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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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资本的循环

生产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P…W'—G'—W…P。这个循环表示生产资本职能的周期更新，也就是表示再生产，或者说，表示资本的生产过程是增殖价值的再生产过程；它不仅表示剩余价值的生产，而且表示剩余价值的周期再生产；它表示，处在生产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不是执行一次职能，而是周期反复地执行职能，因此，过程的重新开始，已由起点本身规定了。W'的一部分(在某些场合，在产业资本的某些投资部门内)可以直接再作为生产资料，进入把它当作商品生产出来的同一劳动过程；这样，它的价值就不用转化为实在货币或货币符号，或者它只是取得计算货币这种独立表现。这部分价值不进入流通。这样，有的价值不进入流通过程，但进入生产过程。相应于后来出现的投入产出表技术。W'中被资本家作为剩余产品部分以实物形式消耗的那一部分，也是这样。不过，这种情况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并不重要，最多在农业上值得注意。

在这个形式上，有两点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在第一种形式G…G'中，生产过程，即P的职能，使货币资本的流通中断，只是在G—W和W'—G'这两个阶段之间充当媒介；而在这里，产业资本的总流通过程，它在流通阶段的全部运动，只是发生在作为始极使循环开始的生产资本，和作为终极以75

同一形式即以循环重新开始的形式使循环结束的生产资本这二者之间，使二者中断，从而只是充当二者之间的媒介。真正的流通，只是表现为周期更新的和通过更新而连续进行的再生产的媒介。

第二，总流通表现的形式和它在货币资本循环中具有的形式相反。在货币资本的循环中，撇开价值规定不说，总流通的形式是G—W—G(G—W. W—G)；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同样撇开价值规定不说，总流通的形式却是W—G—W(W—G. G—W)，所以是简单商品流通的形式。I、简单再生产

我们首先考察P…P二极之间在流通领域内进行的过程：W'—G'—W。

这个流通的起点是商品资本W'=W+w=P+w。商品资本的职能W'—G'(这就是实现商品资本中包含的资本价值=P，在这里就是商品组成部分W，以及实现商品资本中包含的剩余价值，在这里就是同一商品量中价值等于w的那一组成部分)，已经在循环的第一种形式中考察过了。但是在那里，它形成被中断的流通的第二阶段和整个循环的结束阶段。在这里，它形成循环的第二阶段，但又形成流通的第一阶段。第一次循环以G'告终；因为G'和原来的G—样，可以重新作为货币资本开始第二次循环，所以包含在G'中的G和g(剩余价值)是继续在同一条轨道上运行，还是走上不同的轨道，起初没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假如我们进一步探讨第一次循环怎样更新，那就有必要来研究这个问题了。

但是在生产资本的循环中，这一点是必须确定的，因为它的第一次循环的性质就要取决于这一点，而且在这个循环中，W'—G'表现为流通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要由G—W来补充。这个公式代表简单再生产还是代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就取决于这一点是怎样确定的。因此，循环的性质随着这种确定而变化。

现在，我们首先考察生产资本的简单再生产。在这里，和在第一章一样，假定一切条件不变，又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买卖的。根据这些假定，全部剩余价值进入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商品资本W'一旦转化为货币，货币总额中代表资本价值的那一部分就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继续流通；另一部分，即已经转化为金的剩余价值，则进入一般的商品流通，这是以资本家为起点的货币流通，不过是在他的单个资本的流通之外进行的。

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商品资本W'是10000磅纱，价值500镑。其中422镑是生产资本的价值，它作为8440磅纱的货币形式，使那个由W'开始的资本流通继续进行下去；78镑的剩余价值，即商品产品的超额部分1560磅纱的货币形式，则退出这个流通，而在一般商品流通内走一条分离的轨道。

g—w是一系列用货币进行的购买。资本家或是用这个货币购买真正的商品，或是用来支付他自己的尊体或家庭的服务(生活消费型服务)费用。这种购买是分散的，是在不同期间进行的。因此，这种货币暂时采取专供日常消费之用的货币储备或贮藏货币的形式，因为流77

通中断的货币就处在贮藏货币的形式上。这种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也包含货币暂时充当贮藏货币的形式——不进入货币形式G上的资本的流通。这种货币不是预付的，而是花掉的。

我们曾经假定，预付的总资本总是全部由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在这里，我们也假定，P的商品产品代表生产资本P的总价值422镑+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78镑。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考察的是一种可分离的商品产品，按照我们的例子，剩余价值以1560磅纱的形式存在；以一磅纱作单位计算，就是以2.496盎斯纱的形式存在。相反，如果商品产品比如说是一台价值500镑并具有同样价值构成的机器，那末，虽然这台机器的价值的一部分=78镑是剩余价值，但是这78镑只存在于总机器中；它不可能分成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除非把机器敲碎，而这样就连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把它的价值也毁掉了。因此，价值的两个组成部分只能观念地用商品体的各个组成部分来表示，而不象每一磅纱都是10000磅纱的可分离的独立的商品要素那样，表现为商品W'的互相独立的要素。在这种场合，总商品，商品资本，机器必须全部卖出，g才能进入它的特殊流通。在相反的场合，只要资本家卖出8440磅纱，其余1560磅纱的出售就以w(1560磅纱)—g(78镑)—w(消费品)的形式，表现剩余价值的一个完全分离的流通。

但是产品10000磅纱的每一部分的价值要素，可以象表现在总产品上那样，表现在产品的各个部分上。10000磅纱可以分为：不变资本价值(c)，纱7440磅，价值372镑；可变资本价值(v)，纱1000磅，价值50镑；剩余价值(m)，纱1560磅，价值78镑。同样，每一磅纱也可以分为：c=纱11.904盎斯，价值8.928便士；v=纱1.600盎斯，价值1.200便士；m=纱2.496盎斯，价值1.872便士。资本78

家也可以在10000磅纱的逐次出售中，逐次消费包含在逐个部分中的剩余价值要素，并由此逐次实现c+v之和。但是，这种做法的前提归根到底是要把10000磅纱全部卖出，从而要由8440磅纱的出售来补偿c+v的价值(第1卷第7章第2节)。价值的组成部分是否可分，不影响价值但可能影响价格。因为这会影响资本的周转，意味着不同的风险，进而会在不同的资本之间存在某种补偿。

不管怎样，W'中包含的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通过W'—G'总会分开，分成不同的货币额；在这两种场合，G和g实际都是价值的转化形式，这个价值原来在W'中只是具有商品价格这种独特的仅仅观念上的表现。

w—g—w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它的第一阶段w—g包含在商品资本的流通W'—G'中，从而包含在资本的循环中；相反，它的补充阶段g—w却在这个循环之外，成为同这一循环相分离的一般商品流通的行为。W和w即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流通，在W'转化为G'之后分开了。由此可见：第一，当商品资本由W'—G'=W'—(G+g)而实现时，在W'—G'中还是共同进行并由同一商品量承担的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运动，就变成可以分离的运动，因为现在二者都是货币额，具有独立的形式。

第二，如果发生这种分离，就是说g作为资本家的收入花掉，而G作为资本价值的职能形式继续沿着它的由循环决定的轨道运行，那末，第一个行为W'—G'和相继发生的行为G—W和g—w联系起来看，就可以表现为两个不向的流通：W—G—W和w—g—w；就一般形式来说，这两个流通序列都属于普通商品流通。

此外，就不可分割的具有连续性的商品体来说，它的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实际上是观念地分割开来的。以伦敦的建筑业为例，这种营业大部分依靠信用经营，建筑业主依照房屋建造的各个阶79

段取得垫款。其中任何一个阶段都不是整座房屋，而只是将要建成的房屋的一个现实存在的部分。因此，不管这个部分多么现实，也只是整座房屋的一个观念上的部分。但是，作为取得追加垫款的保证，它已经是足够现实的了。(关于这一点，可参看后面的第12章。)第三，如果在W和G中还是共同进行的资本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运动，只是部分地分离(以致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不是作为收入花掉)，或者根本不分离，那末，资本价值本身还在它的循环中，还在它的循环完成以前就发生一种变化。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生产资本的价值等于422镑。假定这个资本以480镑或500镑继续通过G—W，它就作为一个比原来价值增长58镑或78镑的价值，通过循环的后面各个阶段。这种变化同时还可能和资本价值构成的变化结合在一起。

W'—G'，在循环I(G…G')中是流通的第二阶段和这个循环的终结阶段；在现在这个循环中，却是这个循环的第二阶段和商品流通的第一阶段。因此，从流通来看，它必须用G'—W'补充。但是，W'—G'不仅发生在价值增殖过程(在这里是P执行职能，是第一阶段)之后，而且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商品产品W'也已经实现。因此，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和体现了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商品产品的实现，都是以W'—G'结束的。

我们已经假定是简单再生产，也就是假定g—w和G—W完全分开。由于w—g—w和W—G—W这两个流通就一般形式来说都属于商品流通的范围(因此，也没有表示出两极之间的价值差80

别)，所以很容易象庸俗经济学那样，把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看作单纯的商品生产，看作用于某种消费的使用价值的生产，而资本家生产这些商品，照庸俗经济学的错误论断，不过是为了用具有别种使用价值的商品来代替或者交换这些商品。

W'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而全部过程的目的，发财致富(价值增殖)，决不排斥资本家的消费量随着剩余价值量(从而也随着资本量)而增大，倒是正好包含这种增大。现代庸俗经济学也承认资本家是为了以后有更多的消费而投资的。他们认为，由于资本家没有将钱全部用于现在的消费追求享受，所以有所“牺牲”，应当得到“回报”。但是，他们似乎忽略了资本家一般只是将没有消费掉的余钱，而不是从消费中节省出的钱，用于投资。而根据现代庸俗经济学的边际效用递减“原理”，这些钱用于消费的边际效用几乎是零。既然是零，也就没有“牺牲”，哪来“回报”；即使略大于零而有所牺牲，那也极其有限，只应当获得些微的回报，远远小于资本家的实际所得。倒是工人阶级的一点点可怜的存款是实实在在地由节衣缩食而来，是牺牲了较大的边际效用的，理当得到更大的回报，但在现实中却是回报(率)更低。这是由于资本家的银行要么不办理这种小数额的存款，要么要收取额外的手续费。

实际上，在资本家的收入的流通中，生产出的商品w(或商品产品W'中在观念上相当于w的部分)的作用不过是使收入先转化为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一系列可供个人消费的其他商品。但是，在这里，我们不要忽略这件小事：w是资本家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就得到的一个商品价值，是剩余劳动的化身，因此，它原来就是作为商品资本W'的一个组成部分出场的。所以，这个w本身按它的存在来说，就和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联结在一起。循环一旦停顿或受到某种干扰，那时不仅w的消费，而且一系列用来代替w的商品的销售，都会受到限制，甚至完全停止。当W'—G'不能完成或者W'中只有一部分能卖出时，情形就是这样。

我们讲过，w—g—w，作为资本家的收入的流通，只有在w是W'这个处于商品资本职能形式的资本的一个价值部分的时候，才进入资本的流通；但是，收入的流通一旦通过g—w，用完整的形式来说就是通过w—g—w而独立出来，就不会进入资本家所预付的资本的运动，虽然它是从这种运动中出来的。它和这种运动联系起来，只是由于资本的存在以资本家的存在为前提，而资本家的存在又以他消费剩余价值为条件。中国的现代庸俗经济学家提出了民营企业家(资本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之类的说法，但他们不是根据“资本的存在以资本家的存在为前提”，而是根据所谓资本家们具有胆识、谋略等超人之处。

在一般流通中，W'(例如纱)只是执行商品的职能；但是作为81

资本流通的要素，它是执行商品资本——资本价值交替采取和抛弃的一种形式——的职能。纱卖给商人以后，就离开把它生产出来的那个资本的循环过程，尽管如此，它还是作为商品继续处在一般流通的范围内。同一个商品量在继续流通，虽然这个流通不再是纺纱厂主的资本的独立循环中的要素。因此，资本家投入流通的商品量的现实的最终的形态变化，W—G，商品量的最后进入消费，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同这个商品量作为资本家的商品资本执行职能时所经历的形态变化完全分离开来。在资本流通中完成的同一个形态变化，还要在一般流通的领域内继续完成。

如果纱再进入另一个产业资本的循环，事情也不会有所改变。一般的流通既包括社会资本各个不同独立部分的循环的互相交错，即各个单个资本的总体，也包括那些不作为资本投入市场而进入个人消费的价值的流通。

作为一般流通的一个部分的资本循环和作为一个独立循环的环节的资本循环之间的关系，在我们考察G'或G+g的流通时，就进一步表示出来。G，作为货币资本，使资本循环继续进行。g，作为收入花掉(g—w)，则进入一般的流通，而退出资本循环。只有执行追加货币资本职能的那一部分，才进入资本循环。在w—g—w中，货币只执行铸币的职能；这个流通的目的是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庸俗经济学把不进入资本循环的流通，即价值产品中作为收入消费的那个部分的流通，说成是资本特有的循环，这就典型地说明他们是多么痴呆。

在第二阶段G—W中，资本价值G=P(即在这里开始了产业资本循环的生产资本的价值)又出现了，不过已经和剩余价值分离，因此，它的价值量也和它在货币资本循环第一阶段G—W中82

一样大。尽管位置不同了，但现在由商品资本转化成的货币资本的职能还是一样：转化为Pm和A，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可见，资本价值在商品资本的职能W'—G'中，和w—g同时经过W—G阶段，然后出现在补充的阶段G—W=A+Pm中；因此，它的总流通是W—G—W=A+Pm。

第一，在形式I(G…G'循环)中，货币资本G以资本价值预付时的原有形式出现；在这里，它从一开始就是商品资本在第一流通阶段W'—G'中转化成的货币额的一部分，所以它从一开始就表示，生产资本P已通过商品产品的出售转化成货币形式。在这里，货币资本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资本价值的原有形式和结束形式而存在，因为只有再抛弃货币形式，那个使W—G阶段结束的G—W阶段才能够完成。因此，G—W中那个同时又是G—A的部分，现在也不再表现为购买劳动力时的单纯的货币预付，而是表现为这样一种预付：把劳动力创造的商品价值中的一部分，价值50镑的1000磅纱，以货币形式预付给劳动力。这里预付给工人的货币，只是工人自己生产的商品价值的一部分转化成的等价形式。预付给工人的不是资本家的劳动成果，而只是工人自己的劳动成果的一部分。因此，G—W行为，就它是G—A行为来说，已经不仅是用使用形式的商品代替货币形式的商品，而且包含其他一些与一般商品流通本身无关的因素。

G'表现为W'的转化形式，W'本身又是P过去执行的职能即生产过程的产物；因此，货币总额G'是过去劳动的货币表现。不论这过去劳动是否分解成当时的死劳动(生产资料)和当时的活劳动(新物化的工人劳动量)，从而所谓社会劳动创造价值，总之都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事，是工人阶级的前天和昨天之间的事，是前天的工人阶级与昨天的工人阶级之间的事，与资本家没有任何关系。资本家凭什么通过占有工人阶级前天的劳动果实来剥削工人阶级昨天的劳动，并进而剥削工人阶级的今天和明天，直至永远？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纺纱过程的产物10000磅纱=500镑；其中7440磅纱=预付的不变资本c=372镑；1000磅纱=预付的可变资本v=50镑；1560磅纱=剩余价值m=78镑。假定G'中只有原有的资本422镑重新预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那末下周在83

G—A中预付给工人的，只是工人本周生产的10000磅纱的一部分(1000磅纱的货币价值)。货币，作为W—G的结果，总是过去劳动的表现。如果补充的行为G—W立即在商品市场上完成，G和市场上现存的商品相交换，那仍然是过去劳动由一种形式(货币)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商品)。但是从时间上说，G—W和W—G是不同的。这两种行为，在例外情况下，也可以同时发生。例如，完成G—W的资本家和把这一行为作为W—G来完成的资本家，同时互相交付商品，而G只是用来平衡差额时，情形就是这样。W—G和G—W的实现在时间上可以有相当显著的差异。虽然G作为W—G行为的结果，是代表过去劳动，但是对于G—W行为来说，G可以代表在市场上还根本没有出现，将来才会出现的商品的转化形式，因为G—W要到W重新生产出来以后才进行。G还可以代表这样一些商品，这些商品和以G为货币表现的W是同时生产出来的。例如，在G—W交换(购买生产资料)中，煤炭在开采出来之前，就可以被买去。在g不是作为收入花掉而是作为货币积累时，它可以代表要在明年才生产出来的棉花。在资本家花费他的收入即g—w时，也有这种情形。

50镑工资A也是这样；这个货币不仅是工人过去劳动的货币形式，同时还是取得正在实现的同时劳动或将来实现的未来劳动的凭证。工人可以用这个货币：购买一件要到下周才制成的上衣。一生产出来要马上消费才不致坏掉的大多数必要生活资料，特别是这样。因此，工人在作为工资付给他的货币上得到的，是他自己的或其他工人的未来劳动的转化形式。资本家用工人过去劳动的一部分，作为工人取得自己未来劳动的凭证付给工人。工人自己的同时劳动或未来劳动，形成还不存在的储备，对工人过去劳动就是用这种储备支付的。在这84

里，储备形成的概念完全消失了。

第二，在W—G—W=A+Pm流通中，同一个货币两次变换位置；资本家先作为卖者得到货币，然后再作为买者付出货币；商品转化为货币形式，只是为了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商品形式；因此，资本的货币形式，它作为货币资本的存在，在这种运动中，只是一个转瞬即逝的因素；或者说，只要运动是流畅的，货币资本充当购买手段时就只表现为流通手段；在资本家互相购买，因而只须结清支付差额时，它才表现为真正的支付手段。

第三，货币资本不论是充当单纯的流通手段，还是充当支付手段，它的职能只是充当媒介，使A和Pm来代替W，也就是使纱的各种生产要素来代替纱，代替由生产资本生产出来的商品产品(除掉用作收入的剩余价值)，从而使资本价值从它的商品形式再转化为这个商品的各种形成要素；因此，归根到底，货币资本的职能只是商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媒介。

循环要正常进行，W'就必须按它的价值全部卖掉。其次，W—G—W不仅是一种商品由另一种商品代替，而且是按同一价值比例来代替。我们假定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生产资料的价值实际上是会变动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变动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因此，价值比例的不断变动，正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固有现象。关于生产要素的价值变动，我们以后再论述，这里只是提一下。生产要素转化为商品产品，P转化为W'，是在生产领域进行的，W'再转化为P，则是在流通领域进行的。这种再转化是以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为媒介的。但它的内容是作为整体来看的再85

生产过程的一个要素。W—G—W，作为资本的流通形式，包含一种职能上确定的物质变换。其次，W—G—W这样一个交换，要求W和商品量W'的各种生产要素相等，并要求这些生产要素互相之间维持原有的价值比例；这就是假定，商品不仅按照它们的价值购买，而且在循环中不发生价值变动；不然的话，过程就不能正常进行。如果价值发生了变动，那么要维持的就不是价值比例，而是数量比例。

在G…G'中，G是资本价值的原有形式，资本价值抛弃这种形式，是为了再取得这种形式。在P…W'—G'—W…P中，G只是在过程中取得的形式，还在过程中就又被抛弃。货币形式在这里只表现为资本的转瞬即逝的独立的价值形式；作为W'的资本，渴望取得这种形式，而作为G'的资本，一旦蛹化为这种形式，则渴望放弃它，以便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资本只要停留在货币形式上，就不执行资本的职能，从而不增殖价值；这个资本就闲置起来。在这里，G是起流通手段的作用，但是，它是起资本的流通手段的作用。资本价值的货币形式在它的循环的第一种形式(货币资本循环)中具有的独立性这种外观，在这第二种形式中消失了，因此，这第二种形式就是对形式I的批判，并且把它归结为不过是一个特殊的形式。如果第二形态变化G—W遇到障碍(例如市场上缺乏生产资料)，循环，再生产过程的进行，就会中断，这和资本凝结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情形一样。但有一个区别：资本在货币形式上，比在易逝的商品形式上，能坚持较长的时间。资本如果不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它仍然可以是货币；但资本如果过久地停留在商品资本的职能上，它就不再成为商品，甚至不再成为使用价86

值。当商品自然毁坏，比如烂掉时。其次，资本在货币形式上能够不采取它原有的生产资本的形式，而采取另一种形式，但作为W'，则根本不能离开原位。这里体现了商业资本家对生产资本家的某种重要性。

W'—G'—W只是对W'来说，就它的形式来看，包含作为它的再生产的要素的各种流通行为；但是，要完成W'—G'—W，就要有W'所要转化成的W的现实的再生产；而这种再生产又要以W'所代表的单个资本的再生产过程之外进行的一些再生产过程为条件。

在形式I中，G—W=A+Pm只是准备了由货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第一个转化；在形式II中，它准备了由商品资本到生产资本的再转化；也就是说，只要产业资本的投资不变，就是准备了商品资本到把它生产出来的各种相同的生产要素的再转化。因此，它在这里和在形式I中一样，表现为生产过程的准备阶段；不过，它是表现为生产过程的复归，生产过程的更新，从而表现为再生产过程的先导，也就是反复进行的价值增殖过程的先导。

这里要再次指出，G—A不是简单的商品交换，而是购买可用来生产剩余价值的商品A，同样，G—Pm只是为实现这个目的在物质上所不可缺少的一种手续。

G—W=A+Pm完成时，G再转化为生产资本P，循环又重新开始。

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就是为生产商品而购买商品。只有消费是这种生产消费，它才进入资本本身的循环；而这种消费的87

条件是，通过这样消费掉的商品生产出剩余价值。这和以维持生产者的生存为目的的生产，甚至商品生产，是很不相同的。这样一种由剩余价值的生产所决定的用商品代替商品，和本来的产品交换(只是以货币为媒介)完全不同。可是，经济学家们竟以此证明生产过剩是没有可能的。有人天真地以为，提高工人的工资可以消除这种生产过剩。

除了转化为A和Pm的G的生产消费，循环还包含第一个环节G—A。这个环节对于工人来说，就是A—G=W—G。在A—G—W这一包含工人消费在内的工人的流通中，只有作为G—A结果的第一个环节进入资本的循环。第二个行为G—W不进入单个资本的流通，虽然它是从这个流通出来的。不过，对于资本家阶级来说，工人阶级的经常存在是必要的，因此，工人通过G—W而进行的消费，也是必要的。

要使资本价值的循环继续下去，要使资本家消费剩余价值，W'—G'行为所要求的只是W'转化为货币，被卖掉。当然，W'被购买，只是因为这种物品是一种使用价值，可供某种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但是如果W'继续流通，比如在购买纱的商人手中继续流通，那对于把纱生产出来并卖给商人的单个资本的循环的继续进行，起初也不会有什么影响。整个过程继续进行，与此同时，由此决定的资本家和工人的个人消费也继续进行。这一点在考察危机时很重要。商业资本家对于生产资本家，正如萧何对于韩信，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W'一旦卖出，转化为货币，就可以再转化为劳动过程的从而再生产过程的各种现实因素。因此，W'是由最后的消费者购买，还是由想转卖的商人购买，这都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88

范围。在大量生产中，直接购买者除了别的产业资本家外，只能是大商人。在一定的界限内，尽管再生产过程排出的商品还没有实际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再生产过程还可以按相同的或扩大的规模进行。商品的消费不进入这个商品从中出来的资本循环。例如，纱一旦卖出，不论卖出的纱起初变成什么，纱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循环便可以重新开始。产品只要卖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者看来，一切就都正常。他所代表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就不会中断。如果这种过程扩大了，——这包括生产资料的生产消费的扩大，——那末随着资本的这种再生产，工人的个人消费(需求)也可能扩大，因为这个过程是以生产消费为先导和媒介的。这样，剩余价值的生产，从而资本家的个人消费，可以增长起来，整个再生产过程可以处在非常繁荣的状态中，但商品的一大部分只是表面上进入消费，实际上是堆积在转卖者的手中没有卖掉，事实上仍然留在市场上。这时，商品的潮流一浪一浪涌来，最后终于发现，以前涌入的潮流只是表面上被消费吞没。商品资本在市场上互相争夺位置。后涌入的商品，为了卖掉只好降低价格出售。以前涌入的商品还没有变成现金，支付期限却已经到来。

商品持有者不得不宣告无力支付，或者为了支付不得不给价就卖。这种出售同需求的实际状况绝对无关。同它有关的，只是支付的需求，只是把商品转化为货币的绝对必要。而现代庸俗经济学却正是以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给商品定价。于是危机爆发了。它不是表现在消费需求，即个人消费需求的直接缩减上，而是表现在资本对资本的交换，即资本再生产过程的缩减上。水库向下游的放水量还是那么多，但水库已蓄满水，无力再承接上游的来水。

G要完成它作为货币资本，作为要再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资本价值的职能，就要转化为商品Pm和A。如果这些商品要在不同的时期购买或支付，因而G—W是代表一系列相继进行的购买和89

支付，那末，当G的一部分完成G—W行为时，它的另一个部分就停留在货币状态中，要到由过程本身的条件所规定的时期，才在那些同时进行或相继进行的G—W行为中发生作用。G的这个部分暂时从流通退出，只是为了到一定的时候发生作用，执行职能。在这种情况下，它的贮存本身就是一种由它的流通并且为了流通而规定的职能；它作为购买基金和支付基金的存在，它的运动的中止，它的流通中断状态，就是货币作为货币资本借以执行货币的一种职能的状态。它是作为货币资本，因为这里暂时处于静止状态的货币本身，就是货币资本G(G'-g=G)的一部分，是商品资本中同作为循环起点的生产资本价值P相等的那部分价值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一切从流通退出的货币，都是处在贮藏货币的形式中。因此，货币的贮藏形式在这里成了货币资本的职能，正如在G—W中货币作为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职能成为货币资本的职能一样，这是因为资本价值在这里是以货币形式存在，货币状态在这里是由循环的联系所规定的、产业资本在它的一个阶段上所采取的状态。但在这里，同时再一次证明了，货币资本在产业资本的循环中，除执行货币职能外，不执行其他任何职能，并且这种货币职能只是由于它和这种循环的其他阶段的联系，才同时具有资本职能的意义。

把G'表现为g对G的关系，表现为资本关系，直接地说，不是货币资本的职能，而是商品资本W'的职能；商品资本W'本身，作为w和W的关系，又只是表示生产过程的结果，只是表示资本价值在生产过程中自行增殖的结果。

如果流通过程的继续进行遇到障碍，G由于市场状况等等这类的外部情况而不得不中止它的G—W职能，因而在一个或长或90

短的期间停留在货币状态中，这时货币便又处于贮藏货币状态。这种状态在简单商品流通中也会发生，如果由W—G到G—W的转变因外部情况而发生中断。这是非自愿的货币贮藏。因此在我们考察的场合，货币具有闲置的、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形式。不过，我们现在不来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

但是，在两种场合，货币资本停留在货币状态中，都是运动中断的结果，不管这种运动中断是合乎目的的还是违反目的的，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是与职能相适应的还是与职能相违背的。这种中断的自愿与否，是否有助于预示危机与繁荣？II、积累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

生产过程可能扩大的比例不是任意规定的，而是技术上规定的，因此，已经实现的剩余价值虽然要资本化，但往往要经过若干次循环的反复，才能增长到必要的规模(也就是要积累到必要的规模，这是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生产函数所体现不出来的。)，这时它才能实际执行追加资本的职能，即进入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循环。因此，这个剩余价值凝结为贮藏货币，并在这一形式上形成潜在的货币资本。这种货币资本所以是潜在的，因为在它停留于货币形式时，不能作为资本发生作用。可见，在这里，货币贮藏表现为一种包含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随着它发91

生，但同时又和它有本质区别的要素。因为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形成并不使再生产过程本身扩大。正好相反，潜在的货币资本在这里形成，倒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者不能直接扩大他的生产的规模。如果他把他的剩余产品卖给一个把新的金或银投入流通的金或银的生产者，或者——结果是一样的——卖给一个用一部分本国剩余产品从外国换进追加的金或银的商人，那末，他的潜在的货币资本就在本国金或银的贮藏中形成一个增长额。在所有其他场合，例如，原来在买者手中充当流通手段的78镑，现在在资本家手中则只是取得贮藏货币的形式；就是说，只是本国的金或银的贮藏在分配上发生变化。

如果货币在我们这个资本家的交易中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其方式是商品要经过或长或短的时期才由买者支付)，那末，要资本化的剩余产品就不转化为货币，而转化为债权，也就是对买者或许已经到手或许可望到手的等价物的所有权。这个货币和投在有息证券等等上面的货币一样，不进入循环的再生产过程，虽然它可以进入其他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这里所谓投在有息证券上，指的是投在一级市场即发行市场的有息证券上，而非指投在二级市场的有息证券上。这是因为，投在二级市场的货币，既不进入循环的再生产过程，也不直接进入其他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

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性质，是由预付资本价值的增殖决定的，就是说，首先是由生产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决定的；其次(参看第1卷第22章)是由资本的生产，即由剩余价值到资本的转化决定的。积累或规模扩大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不断扩大，从而资本家发财致富的手段，是资本家的个人目的，并且包含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一般趋势中，但是后来，如第一卷指出的，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它对于任何单个资本家都成为一种必要。他的资本的不断增大，成为保存他的资本的条件。不过以前已经说明的问题，我们不再重复。

我们先是考察简单再生产，假定全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实际上，剩余价值在正常情况下总要有一部分作为收入花掉，另一部分则资本化，至于一定期间内生产的剩余价值是否有时全部消费掉，有时全部资本化，这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从运动的平均情况——总公式也只能代表这个平均情况——来看，这两种情形都会发生。为了不使公式复杂化，最好还是假定剩余价值全部积累起来。公式P…W'—G'—W'=A+Pm…P'表示这样一个生产资本，它按更大的规模，以更大的价值被再生产出来，并且又作为已经增大的生产资本，开始它的第二次循环，或者说，更新它的第一次循环。一旦这第二次循环开始，P就又成为起点；不过，这个P，和第一个P相比，已经是一个更大的生产资本。正如在G…G'公式中当G'开始第二次循环时，G'是作为G，作为一定量的预付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它和用来开始第一次循环的货币资本相比，是一个更大的货币资本，但是，一旦它作为预付货币资本执行职能，它由剩余价值资本化而增大的一切关系便都消失了。这个起源在它用来开始循环的货币资本的形式中消失了。一旦P'作为一个新循环的起点执行职能，情形也是这样。

我们拿P…P'和G…G'即第一种循环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二者的含义完全不同。G…G'作为一个孤立的循环来看，不过表示：货币资本(即作为货币资本进行循环的产业资本)G是会生出货币的货币，会生出价值的价值，它会生出剩余价值。而在P的循环中，价值增殖过程本身在第一阶段即生产过程结束时已经完成，在第二阶段(流通的第一阶段)W'—G'完成之后，资本价值+剩余价值就已经作为实现了的货币资本，作为G'存在了，而G'在第一种循环中是作为终极出现的。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前面考察的P…P形93

式中，由w—g—w表示出来，w—g—w的第二阶段不属于资本流通，而表示作为收入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因此，在全部运动由P…P表示，因而两极之间不存在价值差额的这个形式中，预付价值的增殖，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是和在G…G'中一样被表示出来的；不过，W'—G'行为在G…G'中是表现为最终阶段，在P…P中则表现为循环的第二阶段，流通的第一阶段。

在P…P'中，P'所表示的，不是剩余价值生产出来，而是生产出来的剩余价值已经资本化，就是说，资本已经积累，因此，P'和P不同，它是由原有的资本价值加上在这个资本价值的运动中积累起来的资本的价值构成的。

作为G…G'的单纯终结的G'，以及在这一切循环中出现的W'，就其自身来看，不是表现运动，而是表现运动的结果，即以商品形式或货币形式实现的资本价值的增殖，因而是把资本价值表现为G+g或W+w，表现为资本价值和它的幼仔剩余价值的关系。它们把这个结果表现为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的不同的流通形式。但是不论在W'形式上，还是在G'形式上，所发生的价值增殖本身，既不是货币资本的职能，也不是商品资本的职能。作为与产业资本的特殊职能相适应的不同的特殊形式或存在方式，货币资本只能完成货币的职能，商品资本只能完成商品的职能，二者的区别只是货币和商品的区别。同样，生产资本形式的产业资本，也和任何别一种形成产品的劳动过程一样，只能由这样的要素构成：一方面是物化的劳动条件(生产资料)，另一方面是生产地(有目的94

地)发挥作用的劳动力。由于这种目的是资本家的而不是劳动力本身的，因而需要管理来引导劳动力按资本家的目的发挥作用。产业资本在生产领域只能存在于和一般生产过程，从而也和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相适应的构成中，同样，它在流通领域也只能存在于两种和流通领域相适应的形式，即商品形式和货币形式中。但是，由于劳动力是别人的劳动力，资本家要从劳动力所有者那里购买劳动力，就象要从其他商品所有者那里购买生产资料完全一样，所以各种生产要素的总和从一开始就表现为生产资本，因而生产过程本身也表现为产业资本的生产职能，同样，货币和商品也表现为同一产业资本的流通形式，因而，它们的职能也表现为产业资本的流通职能，这些职能或者是生产资本的职能的先导，或者是从生产资本的职能产生。在这里，货币职能和商品职能所以同时又是货币资本的职能和商品资本的职能，只是由于它们作为产业资本在循环过程不同阶段上所要完成的职能的形式是互相联系的。因此，企图从货币和商品的资本性质得出表明货币所以是货币，商品所以是商品的特征的那些属性和职能，是错误的；反过来，企图从生产资本采取的生产资料这一存在方式得出生产资本的属性，同样是错误的。要是介绍一下这方面的错误就好了。

一旦G'或W'作为G+g或W+w固定下来，即作为资本价值和它的分蘖剩余价值的关系固定下来，这种关系就会在两种形式上表示出来，一次是在货币形式上，一次是在商品形式上，不过这对问题本身没有什么影响。因此，这种关系既不是来源于货币本身所有的属性和职能，也不是来源于商品本身所有的属性和职能。在这两个场合，表明资本特征的属性，即资本是生出价值的价值，只表现为结果。W'始终是P的职能的产物，G'始终只是W'在产业资本循环中的转化形式。因此，已经实现的货币资本，只要重新开始执行它作为货币资本的特殊职能，就不再表现那种包含95

在G'=G+g中的资本关系。当G…G'已经完成，G'重新开始循环时，G'中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即使全部资本化了，G'也不是作为G'，而是作为G出现。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第一次循环是用422镑的货币资本开始，第二次循环则用500镑开始。开始第二次循环的货币资本比从前增大78镑；这种区别是在一次循环和另一次循环相比较时才存在的；但是，这种比较在任何一次循环内部都是不存在的。作为货币资本预付的500镑，虽然其中有78镑以前是剩余价值，但是所起的作用同另外一个资本家用来开始第一次循环的500镑没有什么不同。生产资本的循环也是这样。已经增大的P'在重新开始时是作为P出现，和简单再生产P…P中的P没有什么两样。

在G'—W'=A+Pm阶段上，已经增大的量只是由W'表示出来，而不是由A'和Pm'表示出来。因为W是A和Pm之和，所以W'已经表示出，其中包含的A和Pm之和大于原来的P。其次，如果使用A'和Pm'这样的符号，那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知道，在资本增大时，资本的价值构成也会发生变化，随着这种变化，Pm的价值增大，A的价值总是相对地减少，甚至往往是绝对地减少。III、货币积累

g这个转化为金的剩余价值，能否立即再加入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从而和资本G一起，形成G'量而进入循环过程，这要取决于一些和g的单纯存在无关的情况。如果g作为货币资本投入与第一个企业并存的另一个独立的企业，那很明显，它只有达到这96

个企业所需要的最低限量时，才能用于这个企业。如果它是用来扩大原有的企业，P的各种物质要素的比例和它们的价值比例，也要求g具有一定的最低限量。在这个企业中所使用的一切生产资料，不仅互相间有质的关系，而且有一定的量的关系，一种比例量。加入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的这些物质比例，以及它们所承担的价值比例，规定了一个最低限量，g必须达到这个最低限量，才能作为生产资本的增长部分转化为追加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或者只转化为前者。可见，纺纱厂主不同时购置相应数量的梳棉机和粗纺机，就不能增加纱锭的数目，且不说企业的这种扩大还要求增加棉花和工资的支出。因此，要实行企业的这种扩大，剩余价值必须已经达到相当的数额(通常是每新安装一个纱锭按一镑计算)。在g没有达到这种最低限量以前，资本的循环必须多次反复，直到由资本逐次生产出的g的总额能够和G合在一起执行职能，就是说，在G'—W'=A+Pm中执行职能。哪怕纺纱机发生细小的变化，只要这种变化会提高机器的效率，就要增加纺纱材料的消耗，就要增加粗纺机，等等。因此，g就在这个间歇期间积累起来，这种积累，不是g本身的职能，而是P…P反复进行的结果。

g本身的职能是停留在货币状态中，直到它由价值增殖的反复循环即由外部得到充分的追加，达到它为了能动地执行职能而必须具有的最低限量。g只有达到这种最低限量，才能实际作为货币资本，在这里就是作为正在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G的积累部分，同G一道执行职能。在这个间歇期间，它积累着，只是存在于一个正在形成、正在增长的贮藏货币的形式中。因此，货币积累，货币贮藏，在这里表现为随着现实积累即产业资本作用规模的扩大而暂时发生的过程。这个过程所以是暂时发生的，是因为贮藏货币只要停留在贮藏状态97

中，就不执行资本的职能，不参加价值增殖过程，它仍然是一个货币额，这个货币额所以会增大，只是因为那种没有它的作用而存在的货币被投到同一个钱柜中去。

贮藏货币形式只是不处在流通中的货币的形式，这种货币的流通中断了，因此就保存在货币形式上。至于货币贮藏的过程本身，它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而只有在不发达的、资本主义以前的商品生产形式中，才为贮藏货币而贮藏货币。而在这里，贮藏货币表现为货币资本的形式，货币贮藏表现为随着资本积累暂时发生的过程，这是因为而且只是因为货币在这里充当潜在的货币资本；这是因为，货币贮藏，即以货币形式存在的剩余价值的贮藏状态，对于剩余价值转化为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来说，是一个在资本循环之外进行的、职能上确定的预备阶段。可见，它是潜在的货币资本，就是由于它的这种使命；因而，它为了进入过程而必须达到的数量，每一次都是由生产资本的价值构成决定的。但只要它停留在贮藏状态中，它就还不是执行货币资本的职能，而是闲置的货币资本；还是象前面所说的那种职能中断的货币资本，而是还不能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

我们这里考察的货币积累，是它的本来的实在的形式，是实际的货币贮藏。货币积累也能存在于出售W'的资本家的单纯的贷款即债权的形式上。这种潜在的货币资本，在间歇期间还会以会生出货币的货币的形式而存在，例如成为银行的有息存款，换成某种票据或有价证券，不过这些形式不属于这里研究的范围。在货币上实现的剩余价值，在那种场合下，是在产生这一剩余价值的产业资本的循环之外，执行着某些特殊的资本职能；这些职能，首先和这个循环本身无关，其次，是以一些和产业资本职能不同的、这98

里还没有阐述的资本职能为前提的。IV、准备金

在以上考察的形式上作为剩余价值存在形式的贮藏货币，是货币积累基金，是资本积累暂时具有的货币形式，并且就这一点来说，它本身是资本积累的条件。不过，这种积累基金还可以完成特殊的附带的职能，也就是可以进入资本的循环过程，而并没有使这个过程具有P…P'的形式，即没有使资本主义的再生产扩大。

如果W'—G'过程超出了正常时间，商品资本不正常地停滞在它向货币形式转化的过程中；或者，在这种转化完成之后，比如说，货币资本必须转化成的生产资料的价格上涨，超过了循环开始时的水平，这种起着积累资金作用的贮藏货币，就可以用来代替货币资本或它的一部分。这样，货币积累基金就充当准备金，来消除循环中出现的干扰。

它作为这样的准备金，和我们在P…P循环中看到的购买手段或支付手段的基金是不同的。这种购买手段和支付手段是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一部分(因而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一部分的存在形式)，这个资本的各部分只是在不同的时期相继执行职能。在生产过程连续进行中，准备货币资本不断形成，因为今天收进货款，以后才需要再把它支出；今天卖出大量商品，以后才需要再买进大量商品；因此，在这期间，流动资本的一部分不断以货币形式存在。相反，准备金不是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组成部分，确切地说，不是执行职能的货币资本的组成部分，而是处在积累的预备阶99

段中的资本的组成部分，是还没有转化为能动资本的剩余价值的组成部分。此外，不言而喻，资本家在急需的时候会不顾他手中的货币的规定职能，而动用他拥有的一切，来保证他的资本的循环过程照常进行。例如，用我们的例子来说，G=422镑，G'=500镑。如果422镑资本中有一部分是作为支付手段和购买手段的基金，作为货币储备而存在，那末，它是打算用来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全部加入循环，而为此它也足够用了。准备金却是78镑剩余价值的—部分；它只有在422镑资本的循环不是在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时，才能进入这个循环过程；因为它是积累基金的一部分，而它在这里的作用并没有使再生产的规模扩大。这是关键。从财务报表上来考察，可以比较现金存量与未分配利润的变化。

货币积累基金已经是潜在的货币资本的存在；从而，已经是货币到货币资本的转化。

把简单再生产和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总括在内的生产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P…W'—G'. G—W=A+Pm…P(P')如果P=P，后一个G就=G'-g；如果P=P'，后一个G就大于G'-g；这就是说，g是全部或部分地转化为货币资本。

生产资本的循环是古典经济学用来考察产业资本循环过程的形式。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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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资本的循环

商品资本循环的总公式是：W'—G'—W…P…W'。

W'不仅是前面两种循环的产物，而且是它们的前提，因为，只要生产资料本身至少有一部分是另一些处在循环中的单个资本的商品产品，一个资本的G—W就已经包含另一个资本的W'—G'。例如，用我们的例子来说，煤炭、机器等等，就是采矿业主、资本主义机器制造业主等等的商品资本。其次，我们在第一章第四节已经指出，还在G…G'第一次反复时，还在货币资本第二个循环完成之前，不仅P…P循环，而且W'…W'循环就已作为前提存在了。这就是现代庸俗经济学主张“社会劳动”创造价值的背景。他们认为，物化在煤炭和机器中的死劳动也“创造”价值，且这部分“创造”出的价值理当归资本家所有。其实马克思已经讲得很清楚，这些死劳动完全是资本家从工人那里剥削来的，尽管多半是从不同的工人那里。

如果再生产按扩大的规模进行，终点的W'就大于起点的W'，因此，终点的W'应当用W"来表示。

第三个形式和前两个形式的区别如下：第一，在这里，是以包含两个对立阶段的总流通来开始循环，而在形式I中，流通为生产过程所中断，在形式II中，包含两个互相补充阶段的总流通，只是再生产过程的媒介，因此是P…P之间的媒介运动。在G…G'中，流通形式是G—W…W'—G'=G—W—G。在P…P中则相反，流通形式却是W'—G'. G—W=W—G—W。在W'…W'中，流通形式与后一个形式相同。

第二，在循环I和II的反复中，即使终点的G'和P'是更新的循环的起点，它们产生时的形式也会消失。G'=G+g和P'=P+p重新作为G和P开始新的过程。但是在形式III中，即使循环以相同的规模更新，起点W也必须用W'来表示，而这是由于下面的原因。在形式I中，只要G'本身开始新的循环，它就作为货币资本G，作为以货币形式预付的待增殖的资本价值执行职能。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由于在第一个循环中实行的积累而增加，变得更大了。但不论预付的货币资本的量是422镑还是500镑，都不会改变这种情况：它是单纯的资本价值。G'不再作为已经增殖的即包含剩余价值的资本，不再作为资本关系而存在。它要在过程中才增殖价值。P…P'也是这样；P'总是要作为P，作为要生产剩余价值的资本价值继续执行职能，使循环更新。——相反，商品资本的循环不是以资本价值开始，而是以商品形式上增大了的资本价值开始，因而它一开始就不仅包含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的循环，而且包含剩余价值的循环。因此，如果简单再生产以这种形式进行，在终点就会出现一个和起点上一样大的W'。

如果一部分剩余价值进入资本循环，在终点出现的虽然不是W'，而是W"，—个更大的W'，但下一个循环会再次以W'开始，不过和前一个循环相比，那是一个更大的W'，它用更大的已经积累的资本价值，因此也是用较大的新生产的剩余价值，开始它的新的循环。在所有情况下，W'总是作为一个商品资本(=资本价值+剩余价值)来开始循环。

在一个单个的产业资本的循环中作为W的W'，不是这个资本的形式，而是另一个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资本的形式。第一个资本的G—W(即G—Pm)行为，对这第二个资本来说，就是W'—G'。

在流通行为G—W=A+Pm中，A和Pm就下面这一点来说是相同的：它们都是卖者手中，即一方面是出卖劳动力的工人，另一方面是出卖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所有者手中的商品。对于在这里把货币作为货币资本执行职能的买者来说，只要他还没有购买它们，只要它们还是作为别人所有的商品，和他的货币形式的资本相对立，它们就只执行商品的职能。在这里，Pm和A只是就下面这一点来说是互相区别的：如果Pm是卖者的资本的商品形式，Pm在它的卖者手中就=W'，就能成为资本；而A对工人来说却始终只是商品，要到买者手中，作为P的组成部分，才成为资本。炼钢厂的资本家可以将其产品——钢坯作为商品直接卖给轧钢厂的资本家，使之成为轧钢厂的生产资料；也可以以钢坯为资本自己办轧钢厂。而工人不能以劳动力为资本去“雇佣”生产资料。即使是知识分子，即使劳动力是通过高科技的形式表现，也做不到这一点。事实上，高科技项目的形成除了知识外，还需要一定的资本。可以拿着创意直接融资的情形非常罕见，而且到头来大部分的回报要归风险资本所有。

因此，W'决不能作为单纯的W，作为资本价值的单纯商品形式来开始循环。作为商品资本，它总是一个二重物。从使用价值的观点看，它是P执行职能的产物，在这里是纱，而作为商品来自流通的P的要素，即A和Pm，只是作为这种产品的产品形成要素发生作用。第二，从价值的观点看，它是资本价值P加上P执行职能时产生的剩余价值m。

只有在W'本身的循环中，W(=P=资本价值)才能够并且必须和W'中的剩余价值借以存在的部分，即包含剩余价值的剩余产品分离，而不管这两部分实际上是能够分离，如纱，还是不能够分离，如机器。一旦W'转化为G'，它们就总是可以分离的。

如果全部商品产品，同例如我们的10000磅纱一样，能够分割为独立的、同类的部分产品，从而W'—G'行为能够表现为一系列依次完成的售卖，那末，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就能够在剩余价值实现之前，因而在W'全部实现之前，作为W发挥作用，从W'中分离出来。

在价值500镑的10000磅纱中，8440磅的价值=422镑=同103

剩余价值分离的资本价值。如果资本家先卖掉价值422镑的8440磅纱，这8440磅纱就代表W，即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W'中除此以外包含的剩余产品1560磅纱=78镑剩余价值，可以在以后进入流通；资本家能够在剩余产品的流通w—g—w进行之前，完成W—G—W=A+Pm。

或者，如果他先卖掉价值372镑的7440磅纱，然后卖掉价值50镑的1000磅纱，他就能够用W的第一个部分补偿生产资料(不变资本部分c)，用W的第二个部分补偿可变资本部分v即劳动力，然后照上面一样进行。

但是，如果这样逐次出卖，循环的各种条件又允许这样做，资本家就可以不把W'分为c+v+m，而在W'的任何部分上进行这种分割。

例如，作为W'(10000磅纱=500镑)的一部分，代表不变资本部分的7440磅纱=372镑，本身可以再分为：价值276.768镑的5535.36磅纱，这部分纱只补偿不变部分，即补偿7440磅纱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价值；价值37.200镑的744磅纱，只补偿可变资本；价值58.032镑的1160.64磅纱则作为剩余产品，成为剩余价值的承担者。因此，在卖出的7440磅中，他能够用按价格313.968镑卖出的6279.360磅纱补偿其中的资本价值，而以剩余产品1160.64磅的价值=58.032镑，作为收入花掉。

资本家还同样能够把1000磅纱(=50镑=可变资本价值)分割开来，并按照同样的方法卖出去；价值37.200镑的744磅纱代表1000磅纱中的不变资本价值；价值5.000镑的100磅纱代表其中的可变资本部分；因此，价值42.200镑的844磅纱补偿1000磅纱中所包含的资本价值。最后，价值7.800镑的156磅纱，代表其104

中包含的剩余产品，并可以作为剩余产品消费。

最后，他还能把余下的价值78镑的1560磅纱，在卖出以后，照如下方式分割开来：用卖出的价值58.032镑的1160.64磅纱，补偿1560磅纱中所包含的生产资料的价值，用卖出的价值7.800镑的156磅纱，补偿可变资本的价值。合计1316.64磅纱=65.832镑，补偿全部资本价值；最后，243.36磅剩余产品=12.168镑留作收入花掉。

正如纱中存在的每一个要素c，v，m都能再分割为相同的各个组成部分一样，价值1先令=12便士的每一磅纱也可以分割为：c=0.744磅纱=8.928便士v=0.100磅纱=1.200便士m=0.156磅纱=1.872便士————————————————c+v+m=1　磅纱=12　便士把上述三部分出售的结果加起来，就和一次把lOO00磅纱卖掉的结果一样。

不变资本：第一次卖：5535.36磅纱=276.768镑第二次卖： 744.00磅纱= 37.200镑第三次卖：1160.64磅纱= 58.032镑———————————————————合　计　7440 　磅纱=372　镑可变资本：第二次卖： 744.00磅纱=37.200镑第二次卖： 100.00磅纱= 5.000镑第三次卖： 156.00磅纱= 7.800镑————————————————————合　计　　　1000 磅纱=50 镑105

剩余价值：第一次卖：1160.64磅纱=58.032镑第二次卖： 156.00磅纱= 7.800镑第三次卖： 243.36磅纱=12.168镑————————————————————合　计　　1560 磅纱=78 镑总计：不变资本：7440 磅纱=372 镑可变资本：1000 磅纱=50 镑剩余价值：1560 磅纱=78 镑——————————————————合　计　　10000 磅纱=500 镑W'—G'本身不过是10000磅纱的出售。这10000磅纱和其他一切纱一样是商品。买者关心的是每磅一先令或10000磅500镑的价格。如果他在交易时注意价值的构成，那只是因为他怀着诡谲的企图，想证明每磅可以按低于一先令的价格来卖，而且按那种价格，卖者还是会做一笔好生意。但是他所买的量，是取决于他的需要；例如，如果他是织布厂主，那就是取决于他自己的在织布厂内起作用的资本的构成，而不是取决于卖纱给他的纺纱厂主的资本的构成。

W'一方面要补偿制造它用掉的资本(或者这种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充当剩余产品，用于剩余价值的消费，或者用于资本积累；二者的比例只存在于用10000磅纱作为商品形式的资本的循环中。这种比例与卖本身无关。此外，我们在这里假定，W'是按照它的价值出卖，因此，这里涉及的只是它由商品形式到货币形式的转化。对于W'来说，即对于在这个单个资本的循环中生产资本必须由以补偿的职能形式来说，出卖时价格和价值是否不一致并且在什么程度上不一致，当然具有决定的意义，但106

是在这里考察单纯形式区别时，这个问题与我们无关。

在形式I G…G'中，生产过程出现在资本流通的两个互相补充又互相对立的阶段的中间；在终结阶段W'—G'出现以前，它已经过去了。货币作为资本先是预付在各种生产要素上，由这些生产要素转化为商品产品，这种商品产品再转化为货币。这是一个完全的营业周期，其结果是可以用于一切东西的货币。因此，新的开始只是有了可能。G…P…G'可以是在一个单个资本从营业退出时，结束这个资本的职能的最后的循环，也可以是一个新执行职能的资本的最初的循环。在这里，一般的运动是G…G'，即由货币到更多的货币。

在形式II P…W'—G'—W…P(P')中，总流通过程跟随在第一个P的后面，发生在第二个P的前面；但它的顺序和形式I中相反。第一个P是生产资本，它的职能是生产过程，即随之而来的流通过程的先决条件。相反，结束的P不是生产过程，它不过是产业资本在生产资本形式上的再存在。而且它是资本价值在最后流通阶段转化为A+Pm，转化为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的结果，这两种因素结合起来就是生产资本的存在形式。资本不论是P还是P'，终结时会再次出现在必须重新执行生产资本职能，完成生产过程的形式上。运动的一般形式P…P是再生产的形式，它与G…G'不同，不表示价值增殖是过程的目的。因此，这个形式使古典经济学更加容易忽视生产过程的确定的资本主义形式，而把生产本身说成是过程的目的，好象就是要尽可能多和尽可能便宜地进行生产，要使产品去交换尽可能多样的其他产品，一部分用于生产的更新(G—W)，一部分用于消费(g—w)。在这里，由于G和g只是转瞬即逝的流通手段，所以，货币和货币资本的特性都可能被忽视，107

全部过程也显得简单和自然，也就是说，具有浅薄的唯理论的自然性。于是有人以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其实，这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同样，在考察商品资本时，利润有时被忘记，在说到作为总体的生产循环时，商品资本不过作为商品出现；而在说到价值的组成部分时，商品资本则作为商品资本出现。当然，积累也是用和生产一样的方式来表达的。

在形式III W'—G'—W…P…W'中，循环由流通过程的两个阶段开始，并且和形式II P…P中的顺序相同；然后出现的是P，并且它和形式I中一样执行职能，即进行生产过程；循环以生产过程的结果W'结束。在形式II中，循环以生产资本单纯的再存在P结束，同样，在这里，循环以商品资本的再存在W'结束；在形式II中，资本在它的结束形式P上，必须使过程作为生产过程重新开始，同样，在这里，在产业资本以商品资本形式再出现时，循环也必须用流通阶段W'—G'重新开始。循环的这两个形式都没有完成，因为它们都不是用G'即已经再转化为货币的、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来结束。所以，二者都必须继续进行，因而都包含着再生产。形式III的总循环是W'…W'。

第三种形式和前两种形式的区别在于：只有在这种循环中，表现为价值增殖的起点的，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而不是原来的有待增殖的资本价值。在这里，W'作为资本关系是起点，并且作为这种关系，对整个循环起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个循环还在自己的第一阶段就既包含资本价值的循环，也包含剩余价值的循环，而剩余价值，即使不是就每一个循环来说，而是就平均来说，必须有一部分作为收入花掉，经过w—g—w流通，有一部分作为资本积累的要素发挥作用。

在W'…W'形式中，全部商品产品的消费是资本本身循环108

正常进行的条件。工人的个人消费和剩余产品中非积累部分的个人消费，包括全部的个人消费。因此，全部消费——个人的消费和生产的消费——作为W'的循环的条件进入这一循环。生产消费(其实也包括工人的个人消费，因为在一定界限之内，劳动力是工人个人消费的不断的产物)是由每个单个资本自己进行的。个人消费——除了资本家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消费——只是作为社会的行为，而决不是作为单个资本家的行为包含在这个循环中。资本家个人生存所必需的消费也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消费。这是因为，没有资本家就没有资本主义的生产。但这一点并不能作为资本家“应当”享有剩余价值的理由。

在形式I和形式II中，总运动都表现为预付资本价值的运动。在形式III中，表现为全部商品产品的已经增殖的资本成为起点，并具有运动着的资本即商品资本的形式。只是在这个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以后，这个运动才分成资本的运动和收入的运动。在这个形式上，社会总产品的分配(一方面分为个人消费基金，另一方面分为再生产基金)，同任何单个商品资本的产品的特殊分配一样，已经包含在资本的循环中。

在G…G'中，包含有循环扩大的可能，这要看g中有多大的量进入更新的循环而定。

在P…P中，P能够用相同的，也许更小的价值来开始新的循环，但还是代表规模扩大的再生产；例如，各种商品要素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变得便宜时就是这样。反之，价值增大的生产资本也可以代表物质规模缩小的再生产，例如各种生产要素变得昂贵时就是这样。这对W'…W'也是适用的。

在W'…W'中，商品形式的资本是生产的前提；在这个循环中在第二个W上，它重新表现为前提。如果这个W还没有生产或再生产出来，循环就被阻止；这个W必须再生产出来，大部分109

必须作为另一个产业资本的W'再生产出来。在这个循环中，W'是作为运动的起点、经过点和终点，因此，它总是存在着。它是再生产过程的经常性的条件。

W'…W'还由于另一个要素而同形式I和形式II相区别。这三种循环的共同点是：资本开始循环过程的形式，就是它结束循环过程的形式，因此它又处在开端的形式上，重新开始同一个循环。开端的形式G、P、W'，总是资本价值(在形式III中还包含它的增殖部分，剩余价值)进行预付的形式，因而对循环来说是资本价值原有的形式；结束的形式G'、P、W'，总是循环中的前一个与原有形式不同的职能形式的转化形式。

因此，I的G'是W'的转化形式；II终点上的P是G的转化形式(在I与II中，这种转化都是由商品流通的简单行为，由商品和货币的形式换位引起的)；III的W'是生产资本P的转化形式。不过在III中，第一，这种转化不仅关系到资本的职能形式，而且也关系到它的价值量；第二，这种转化不是属于流通过程的单纯形式换位的结果，而是生产资本各个商品组成部分的使用形式和价值在生产过程中完成的现实转化的结果。

始极的形式G、P、W'，是各相应的循环I、II、III的前提；在终极上复归的形式，是由循环本身的形态变化序列所引起的，因而是受它制约的。W'作为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的终点，只是以该产业资本的不属于流通的形式P为前提，而它就是这个P的产品。G'，作为I的终点，作为W'的转化形式(W'—G')，以买者手中的G为前提，G存在于G…G'循环之外，由W'的出售引入这个循环，变成这个循环自己的结束形式。同样，II的终点P以A和Pm(W)为前提，A和Pm存在于循环之外，通过G—W，作为结110

束的形式并入这个循环。但是，撇开终极不说，单个货币资本的循环不是以货币资本的存在为前提，单个生产资本的循环也不是以生产资本的存在为前提。在形式I中，G可以是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一个货币资本，在形式II中，P也可以是历史舞台上出现的第一个生产资本，但是形式III以W两次存在于循环之外为前提。一次是在W'—G'—W=A+Pm循环中。这个W，只要它由Pm构成，就是卖者手中的商品；只要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产物，它本身就是商品资本；即使不是，它也在商人手中表现为商品资本。另一次是w—g—w中的第二个w，它也必须作为商品存在，以便能被人购买。总之，A和Pm不管是不是商品资本，都和W'—样是商品，并且互相作为商品发生关系。w—g—w中的第二个w，也是如此。因此，如果W'=W(A+Pm)，它就有商品作为自己的形成要素，并且必须在流通中用同样的商品来补偿；w—g—w中的第二个w，也必须在流通中用另一些同样的商品来补偿。

此外，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基础上，卖者手中的一切商品都必然是商品资本。它们在商人手中仍旧是商品资本，或者，如果原来不是商品资本，到商人手中也就变成商品资本。或者，它们，例如输入品，必然是补偿原有商品资本的商品，因而只是给了原有商品资本另一种存在形式。

构成生产资本P的商品要素A和Pm，作为P的存在形式，具有和它们在不同的商品市场上被搜集时不同的形态。它们现在结111

合起来了，在这种结合中，它们就能够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

只有在这个形式III中，W才在循环自身之内表现为W的前提，因为起点就是商品形式的资本。循环是由W'(只要它执行资本价值的职能，那就不管它是否由于剩余价值的加入而增大)转化为各种形成它的生产要素的商品而开始的。但这种转化包括全部流通过程W—G—W(=A+Pm)，并且是它的结果。在这里，W是在两极上，但这个由外部从商品市场通过G—W取得W形式的第二极，不是循环的终极，而只是它最初两个包含流通过程的阶段的终极。它的结果是P，然后P执行职能，即进行生产过程。W'不是作为流通过程的结果，而只是作为生产过程的结果，才表现为循环的终结，具有和始极W'相同的形式。相反，在G…G'和P…P中，终极G'和P却是流通过程的直接结果。因此，这里的前提是，只是在终结时一个场合的G'和另一个场合的P已经在别人手中。既然循环是在两极之间进行，一个场合的G和另一个场合的P——G作为别人所有的货币存在，P则作为别人的生产过程存在——都不表现为循环的前提。而W'…W'却以W(=A+Pm)是别人所有的、别人手中的商品为前提，这些商品由作为先导的流通过程引入循环，转化为生产资本，然后W'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结果，再成为循环的结束形式。

但是，正因为W'…W'循环在进行中要以另一个在W(=A+Pm)形式上的产业资本为前提(并且Pm还包括各种其他资本，用我们的例子来说，包括机器、煤炭、润滑油等等)，所以，这个循环本身就要求我们不仅把它看作循环的一般形式，即能够用来考察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第一次投资的场合除外)的社会形式，因而不仅看作一切单个产业资本共有的运动形式，而且同时看112

作各单个资本的总和即资本家阶级的总资本的运动形式，在这个运动中，每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运动，都只表现为一个部分运动，和其他部分运动交织在一起，并且受它们制约。例如，如果我们考察一个国家的全部年商品产品，分析其中一部分补偿一切单个企业的生产资本，另一部分进入不同阶级的个人消费的运动，那末，我们就把W'…W'看作社会资本和由此产生的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运动形式。社会资本=单个资本(包括股份资本；如果政府在采矿业、铁路等等上面使用生产的雇佣劳动，起产业资本家的作用，那也包括国家资本)之和，社会资本的总运动=各单个资本的运动的代数和，这一事实并不排除：这个运动，作为一个孤立的单个资本的运动来看，和同一个运动，作为社会资本总运动的一部分来看，即和社会资本的其他部分的运动联系起来看，会表现出不同的现象；同时，这个运动还会解决这样一些问题，这些问题在考察一个单独的单个资本的循环时必须事先已经解决，而不是要由这种考察去解决。在考察微观经济现象时，必须假定一些问题已经在宏观经济中解决，这些宏观问题是无法从微观经济的研究中得到解决的。

W'…W'是唯一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在这个循环中，原来预付的资本价值只形成运动始极的一部分，因而运动一开始就表明是产业资本的总和运动，既是补偿生产资本的那部分产品的运动，又是形成剩余产品的那部分产品(通常部分作为收入花掉，部分要用作积累要素)的运动。只要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已包含在这个循环中，个人的消费也就包含在这个循环中了。其次，个人的消费包含在内，还由于起点的商品W，是作为某种使用物品存在着；而每一种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物品，不论它的使用形式决定它要用于生产的消费，还是要用于个人的消费，还是要用于二者，都是商品资本。G…G'只表明价值方面，表明预付资本价值的增殖是113

全部过程的目的；P…P(P')表明资本的生产过程是用相同的或增大的生产资本(即积累)来进行的再生产过程；W'…W'既然在它的始极上已经表明是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形式，所以一开始就把生产消费和个人消费包括在内；生产消费和其中包含的价值增殖，不过表现为W'…W'运动的一个分枝。最后，因为W'可以在不能再进入任何一个生产过程的使用形式上存在，所以，这一开始就已经表明：W'的由产品部分表现的各个价值组成部分，要看W'…W'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运动的形式，还是作为一个单个产业资本的独立运动，而必然占有不同的位置。这个循环的所有这些特征，都表明这个循环已经超出它作为一个单纯单个资本的孤立循环的范围。在W'…W'公式上，商品资本即按资本主义方式生产的总产品的运动，既是单个资本的独立循环的前提，又受这种循环的制约。因此，要把握住这个形式的特征，仅仅指出，W'—G'和G—W这两个形态变化，一方面是资本形态变化中职能上确定的阶段，另一方面又是一般商品流通的环节，就已经不够了。还必须弄清楚一个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同其他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错综关系，以及它同总产品中决定用于个人消费的部分的错综关系。因此，在分析单个产业资本的循环时，我们主要是用前两个形式作为基础。

W'…W'循环也表现为一个单独的单个资本的形式，例如在农业中就是这样，在那里，是从收成计算到收成。公式II是由播种出发，公式III则是由收成出发，或如重农学派所说，前者是由“预付”[avances]出发，后者是由“回收”[reprises]出发。在形式III中，资本价值的运动，一开始就只表现为总产品量的运动的114

一部分，而在形式I和II中，W'的运动却只是一个孤立资本的运动中的一个因素。

在公式III中，市场上的商品是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经常性的前提。因此，如果专门注意这个公式，生产过程的一切要素就好象都是来自商品流通，只是由商品构成。这种片面的看法忽视了生产过程的那些与商品要素无关的要素。

因为在W'…W'中总产品(总价值)是起点，所以这里表明，撇开对外贸易不说，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只有在剩余产品的待资本化的部分已经包含追加生产资本的物质要素时，规模扩大的再生产才能进行；因而也表明，既然一年的生产是下年的生产的前提，或者说，既然规模扩大的再生产能够在一年之内和简单的再生产过程同时进行，所以剩余产品就立即在那种能使它作为追加资本执行职能的形式上被生产出来。提高了的生产率只能增加资本物质，而不增大资本价值；但以此它也就为价值增殖形成追加的材料。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的真正作用。

W'…W'是魁奈《经济表》的基础。他选用这个形式，而不选用P…P形式，来和G…G'(重商主义体系孤立地坚持的形式)相对立，这就显示出他的伟大的正确的见识。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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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过程的三个公式

如果用Ck代表总流通过程，这三个公式可以表示如下：(I)G—W…P…W'—G'(II)P…Ck…P(III)Ck…P(W')。

如果我们对这三个形式进行总的考察，那末，过程的所有前提都表现为过程的结果，表现为过程本身所产生的前提。每一个因素都表现为出发点、经过点和复归点。总过程表现为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成为流通过程的媒介，反之亦然。

所有这三个循环都有一个共同点：价值增殖是决定目的，是动机。在形式I中，这一点已经在形式上表现出来了。形式II是以P即价值增殖过程本身开始的。在形式III中，即使运动以同样规模反复进行，循环也是以已经增殖的价值开始，而以重新增殖的价值结束的。

就W—G从买者方面看是G—W，G—W从卖者方面看是W—G来说，资本的流通只是表示普通的商品形态变化，而我们在考察这个形态变化时(第l卷第3章第2节)阐明的关于货币流通量的规律在这里也是适用的。但是，如果我们不是停留在这个形式方面，而是考察不同的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实际联系，就是116

说，如果我们把各单个资本的循环作为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过程的部分运动来实际地考察它们的联系，那末，这种联系就不能用货币和商品的单纯形式变换来说明了。

在一个不断回转的循环中，每一点都同时是出发点和复归点。如果把这种回转中断，那就不是每一个出发点都是复归点了。我们已经知道，不仅每一个特殊的循环都把其他的循环作为前提(包含在内)，而且一种形式的循环的反复，已经包含着其他形式的循环的进行。因此，全部区别表现为单纯形式上的区别，或者说，表现为单纯主观上的、只对考察者才存在的区别。

如果把任何一种循环都看作不同的单个产业资本所处的特殊的运动形式，那末，这种区别也始终只是作为一种个别的区别而存在。但是实际上，任何一个单个产业资本都是同时处在所有这三种循环中。这三种循环，三种资本形态的这些再生产形式，是连续地并列进行的。例如，现在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货币资本，但同时另一部分则离开生产过程，作为新的商品资本进入流通。因此，W'…W'循环形式不断地进行着；其他两个形式也是如此。资本在它的任何一种形式和任何一个阶段上的再生产都是连续进行的，就象这些形式的形态变化和依次经过这三个阶段是连续进行的一样。可见，在这里，总循环是它的三个形式的现实的统一。

我们的考察曾经假定，资本价值是按照它的价值总量全部作为货币资本，或作为生产资本，或作为商品资本出现的。例如，我们假定422镑首先是全部作为货币资本，然后全部转化为生产资本，最后又全部作为商品资本，即价值500镑(其中有78镑剩余价值)的纱。在这里，各个不同阶段会分别形成中断。例如，当422117

镑保持货币形式时，也就是说，在购买行为G—W(A+Pm)完成以前，全部资本只是作为货币资本存在并执行职能。一旦它转化为生产资本，它就既不作为货币资本，也不作为商品资本执行职能了。它的全部流通过程就会中断，另一方面，一旦它处在两个流通阶段的一个阶段上，不论是作为G还是作为W'执行职能，它的全部生产过程也同样就会中断。这样一来，P…P循环不仅表现为生产资本的周期更新，而且在流通过程完成以前，同样表现为它的职能即生产过程的中断；生产将不是连续地进行，而将发生间断，只有经过一段由流通过程的这两个阶段完成得快慢所决定的长短不定的时间，生产才能重新进行。例如，中国的手工业者就是这样，他只是为私人顾客劳动，如果没有新的订货，他的生产过程就会停顿。

实际上，以上所说适用于处在运动中的资本的每一个部分，并且资本的所有部分都要依次经过这种运动。假定10000磅纱是一个纺纱业主的一周的产品。这10000磅纱要全部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其中包含的资本价值必须全部转化为货币资本，并且只要资本价值保持货币资本的形式，它就不能重新进入生产过程；它必须先进入流通，并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A+Pm。资本的循环过程是不断的中断，是离开一个阶段，进入下一个阶段；是抛弃一种形式，存在于另一种形式；其中每一个阶段不仅以另一个阶段为条件，而且同时排斥另一个阶段。

但是，连续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是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技术基础所决定的，虽然这种连续性并不总是可以无条件地达到的。让我们来看看实际情况是怎样的。例如，在10000磅纱作为商品资本进入市场，并转化为货币(不论是支付手段，还是购买手段，甚118

至只是计算货币)时，新的棉花、煤炭等等则代替纱出现于生产过程，也就是说，已经由货币形式和商品形式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形式，从而开始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在第一个10000磅纱转化为货币的同时，以前的10000磅纱则已经进行它的流通的第二阶段，由货币重新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资本的所有部分都依次经过循环过程，而同时处在循环过程的不同阶段上。这样，产业资本在它的循环的连续进行中，就同时处在它的一切循环阶段以及和各该阶段相适应的不同的职能形式上。对第一次由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的部分来说，W'…W'循环才开始，而对作为运动中的整体的产业资本来说，W'…W'循环则已经完成。货币是一手预付出去，另一手收进来。G…G'循环在一点上的开始，同时就是它在另一点上的复归。生产资本也是如此。

因此，产业资本的连续进行的现实循环，不仅是流通过程和生产过程的统一，而且是它的所有三个循环的统一。但是，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这种统一，只是由于资本的每个不同部分能够依次经过相继进行的各个循环阶段，从一个阶段转到另一个阶段，从一种职能形式转到另一种职能形式，因而，只是由于产业资本作为这些部分的整体同时处在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中，从而同时经过所有这三个循环。在这里，每一部分的相继进行，是由各部分的并列存在即资本的分割所决定的。因此，在实行分工的工厂体系内，产品不断地处在它的形成过程的各个不同阶段上，同时又不断地由一个生产阶段转到另一个生产阶段。因为单个产业资本代表着一定的量，而这个量又取决于资本家的资金，并且对每个产业部门来说都有一定的最低限量，所以单个产业资本的分割必须按一定的比例数字进行。现有资本的量决定生产过程的规模，而生产过程的119

规模又决定同生产过程并列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量。但是，决定生产连续性的并列存在之所以可能，只是由于资本的各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运动。并列存在本身只是相继进行的结果。例如，如果对资本的一部分来说W'—G'停滞了，商品卖不出去，那末，这一部分的循环就会中断，它的生产资料的补偿就不能进行；作为W'继续从生产过程中出来的各部分，在职能变换中就会被它们的先行部分所阻止。如果这种情况持续一段时间，生产就会受到限制，整个过程就会停止。相继进行一停滞，就使并列存在陷于混乱。在一个阶段上的任何停滞，不仅会使这个停滞的资本部分的总循环，而且会使整个单个资本的总循环发生或大或小的停滞。

过程采取的下一个形式，是各个阶段相继进行的形式，因而，资本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是由它离开另一个阶段所决定的。因此，每一个特殊循环都有资本的一种职能形式作为它的出发点和复归点。另一方面，总过程实际上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这三个循环是过程的连续性借以表现的不同形式。总循环对资本的每一种职能形式来说，都表现为它的特殊的循环，并且每一个这种循环都决定着总过程的连续性；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决定着另一种职能形式的循环。总生产过程同时就是再生产过程，从而是总生产过程的每一个要素的循环——这对总生产过程来说，特别是对社会资本来说，是一个必要的条件。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依次经过各个不同的阶段和职能形式。因此，每一种职能形式虽然其中表现出来的总是资本的另一个部分，但都和其他职能形式同时经过它自己的循环。资本的一部分，一个不断变动、不断再生产出来的部分，作为要转化为货币的商品资本而存在；另一部分作为要转化为生产120

资本的货币资本而存在；第三部分则作为要转化为商品资本的生产资本而存在。所有这三种形式的经常存在，正是由总资本经过这三个阶段的循环而引起的。

因此，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但是，每一个部分都不断地依次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由一种职能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职能形式，从而依次在一切阶段和一切职能形式中执行职能。因此，这些形式都是流动的形式，它们的同时并列，是由于它们的相继进行而引起的。每一种形式都跟随在另一种形式之后，而又发生在它之前，因而，一个资本部分回到一种形式，是由另一个部分回到另一种形式而决定的。每一个部分都不断进行着它自己的循环，然而总是资本的另一个部分处在这种形式中，而这些特殊的循环只是形成总过程的各个同时存在而又依次进行的要素。

只有在三个循环的统一中，才能实现总过程的连续性，而不致发生上述的中断。社会总资本始终具有这种连续性，而它的过程始终是三个循环的统一。

就各个单个资本来说，再生产的连续性有时或多或少地会发生中断。第一，价值总量在不同的时期往往以不等的部分分配在各个不同阶段和职能形式中。第二，这些部分可以按照所生产的商品的性质，即按照资本投入的特殊的生产领域，进行不同的分配。第三，在有季节性的生产部门，不论是由于自然条件(如农业、捕鲱鱼等)，还是由于习惯(例如在所谓季节劳动上)，连续性可能或多或少地发生中断。在工厂和矿山中，过程是最规则地、最划一地进行的。但是，各生产部门之间的这种差别，不会引起循环过程的一般形式的差别。

资本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不仅包含着阶级关系，包含着建立在劳动作为雇佣劳动而存在的基础上的一定的社会性质。它是一种运动，是一个经过各个不同阶段的循环过程，这个过程本身又包含循环过程的三种不同的形式。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那些把价值的独立性看作是单纯抽象的人忘记了，产业资本的运动就是这种抽象的实现。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因为我们在这里研究的首先是单纯的运动形式，所以对资本价值在它的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革命就不去考虑了；但是很明显，尽管发生各种价值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价值完成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销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资本的运动所以会表现为产业资本家个人的行动，是因为他作为商品和劳动的买者，作为商品的卖者和作为生产的资本家执行职能，因而通过他的活动来促成这种循环。如果社会资本的价值发生价值革命，他个人的资本就可能受到这一革命的损害而归于灭亡，因为它已经不能适应这个价值运动的条件。

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险。这是针对股市泡沫来说的吗？因此，这些周期性的价值革命证实了它们似乎应该否定的东西，即证实了价值作为资本所获得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性。

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这个形态变化序列，包含着在循环中变化了的资本价值量和原有价值的不断比较。如果说价值对于形成122

价值的力量即劳动力的独立性是在G—A行为(劳动力的购买)中开始的，并在剥削劳动力的生产过程中实现的，那末，价值的这种独立性就没有在这个循环中再表现出来，在这个循环中，货币、商品和生产要素只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的互相交替的形式，过去的价值量是和现在的已经变化的资本价值量相比较的。

贝利否定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征的价值独立性，而把它看作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幻想，他说：“价值是同时存在的各商品之间的关系，因为只有这样的商品能够互相交换”。

他这样说，是为了反对对不同时期的商品价值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只要把每个时期的货币价值固定下来，就仅仅是在不同时期为生产同一种商品所需要的劳动消耗的比较。他的这种看法是由他的总的误解产生的。他认为，交换价值=价值，价值形式就是价值本身；因此，如果商品价值不是能动地作为交换价值执行职能，从而在实际上不能互相交换，那末，它们就是不能互相比较的。这样，他就丝毫没有觉察到，只有价值在自己循环的不同阶段(决不是同时存在的，而是相继进行的)保持着它自身的同一性，并且和它自身进行比较，它才作为资本价值或资本执行职能。“交换价值=价值”的看法与“重量=质量”的看法一样荒谬。尽管重量与质量的单位都是千克，但一个物体的质量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变的，而其重量则会随着重力加速度的变化而发生变化。

为了纯粹地考察循环公式，仅仅假定商品按照价值出售是不够的，还必须假定这是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以P…P形式为例，我们把生产过程范围内会使某个资本家的生产资本贬值的一切技术革命撇开不说；把生产资本的各种价值要素的变动对现有商品资本价值所产生的一切反作用(如果有商品资本的储备，它的价值会因此提高或降低)也撇开不说。假定W'，10000磅纱，按照它的价值500镑出售了；8440磅=422镑，补偿W'所包123

含的资本价值。但是，如果棉花、煤炭等等的价值提高了(我们这里把单纯的价格波动撇开不说)，那末，要全部补偿生产资本的要素，这422镑也许就不够了，而必须有追加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就被束缚起来。如果这些东西的价格跌落了，情况就会相反，货币资本就被游离出来。只有在价值关系保持不变时，过程才能完全正常地进行；只有各种干扰在循环反复中被排除，过程才能够在事实上正常进行；干扰越大，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持有越是大量的货币资本，才有可能排除干扰；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每一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如果用标准差的大小代表干扰的大小，那么Whalen提出的预防性货币需求模型，虽然有点其它方面的瑕疵，但与这里的观点相吻合。参见《经济科学与经济学的划分》。

这里要附带指出：生产要素的价值一有变动，G…G'形式同P…P和W'…W'形式之间就会显示出差别。

在G…G'这一最初作为货币资本出现的、新投入的资本的公式中，如果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生产资料的价值降低了，那末，开办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需要花费的货币资本，就会比价值降低以前少，因为生产过程的规模(在生产力的发展不变的情况下)取决于一定量劳动力所能掌握的生产资料的数量和规模，而不是取决于这种生产资料的价值，也不是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劳动力的价值只会影响价值增殖的量)。反过来说，如果形成生产资本要素的商品的生产要素的价值提高了，那末，开办一个具有这样规模的企业，就需要较多的货币资本。在这两个场合，受影响的只是新要投入的货币资本的量；如果新的单个产业资本的增加在某一生产部门是按照通常的方式进行的，在第一个场合，货币资本就会过剩，在第二个场合，货币资本就会被束缚。

P…P和W'…W'循环，只有在P和W'的运动同时就是积累时，也就是说，只有在追加的货币g转化为货币资本时，才表现为G…G'。如果撇开这点不说，生产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变动对上述两个循环的影响，就会不同于对G…G'的影响。在这里，我们再把这种价值变动对于已经处在生产过程中的资本的组成部分的反作用撇开不说。在这里，受到直接影响的，不是原来花费的资本，而是处在再生产过程中、不是处在第一次循环中的产业资本，因而是W'…W=A+Pm，即商品资本向它的由商品组成的生产要素的再转化。在价值降低(或价格降低)时，可能有三种情况：再生产过程以相同的规模继续进行，这时，原有货币资本的一部分被游离出来，从而发生了货币资本的积累，但没有发生现实的积累(规模扩大的生产)，即没有发生先于和伴随这种积累的由g(剩余价值)到积累基金的转化；或者是再生产过程以大于过去的规模扩大，如果技术的比例允许这样做；或者是原料等等有较大的储备。注意货币资本的积累与现实的积累的区别，还要注意金融货币资本的积累与纸币货币资本的积累的区别。

在补偿商品资本的要素的价值提高时，情况则相反。这时，再生产就不能再以正常的规模进行(例如工作时间会缩短)；或者为了维持原有的规模，就必须使用追加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的束缚)；或者如果有积累的货币基金，那它就全部或部分地用来维持原有规模的经营，而不是用来扩大再生产过程。这也是货币资本的束缚，不过在这里，追加的货币资本不是来自外部，来自货币市场，而是来自产业资本家自己的资金。

但是，在P…P和W'…W'中，可能发生会引起变化的情况。例如，我们的棉纺业主存有大量棉花(就是说，他的生产资本的一大部分是棉花储备)，他的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就会因棉花价格跌落而贬值，相反，在棉花价格上涨时，他的生产资本的这个部分的价125

值就会提高。另一方面，如果他把大量资本固定在商品资本的形式上，例如固定在棉纱上，那末在棉花跌价时，他的商品资本的一部分，从而一般来说，他的处在循环中的资本的一部分就会贬值。在棉花价格上涨时，情况则相反。最后，在W'—G—W=A+Pm过程中会发生如下的情况：如果W'—G即商品资本的实现发生在W的要素的价值变动之前，那末，资本就只会按照第一种情况中所考察的方式受到影响，也就是在第二流通行为G—W=A+Pm中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价值变动发生在W'—G完成之前，那末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棉花价格的跌落就会引起棉纱价格相应的跌落，反之，棉花价格的上涨就会引起棉纱价格的上涨。投入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的单个资本所处的情况不同，它们所受的影响也可以极不相同。——货币资本的游离和束缚，同样可以由流通过程持续时间不同，也就是由流通速度不同引起。但是，这是在考察周转时所要研究的问题。我们这里关心的，只是在生产资本的要素的价值变动时G…G'和循环过程其他两个形式之间所显示的实际区别。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发展，已经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在G—W=A+Pm流通阶段中，构成生产资料Pm的商品的很大一部分本身是别人的执行职能的商品资本。因此，从卖者的观点来看，就发生了W'—G'，即商品资本转化为货币资本。但是，这并不是绝对的。相反，在产业资本或者作为货币或者作为商品执行职能的流通过程内，产业资本不论作为货币资本还是作为商品资本的循环，是和各种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的商品流通交错在一起的，只要这些生产方式同时是商品生产。不论商品是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生产的产品，还是农民的产品(中国人，印度的农奴)，还是公社的产品(荷属东印度)，还是国家生产的产品(如从前在俄罗斯历史126

上出现的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国家生产)，还是半开化的狩猎民族的产品等等，它们总是作为商品和货币，同表现产业资本的货币和商品相对立，既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在剩余价值作为收入花掉时，也进入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循环，也就是说，进入商品资本的两个流通部门。作为它们来源的生产过程的性质如何是没有关系的；它们作为商品在市场上执行职能，作为商品进入产业资本的循环和商品资本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流通。因此，商品来源的全面性，市场作为世界市场而存在，是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特点。以上就外国商品而言的，也同样适用于外国货币。正象商品资本对外国货币只是执行商品职能一样，外国货币对商品资本也只是执行货币职能；在这里，货币是执行世界货币的职能。“全球化”是为了满足资本的需要。

但是，这里必须指出两点。

第一，G—Pm行为一旦完成，商品(Pm)就不再是商品了，而成为产业资本在它作为生产资本P的职能形式上的存在方式之一。但是，商品的来源因此也就消失了；它们只是作为产业资本的存在形式而存在，并且合并到产业资本中去。不过，为了补偿它们，就必须再生产它们，就这一点来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受到在它的发展阶段以外的生产方式的制约。但是，它的趋势是尽可能使一切生产转化为商品生产；它实现这种趋势的主要手段，正是把一切生产卷入它的流通过程；而发达的商品生产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产业资本的侵入，到处促进这种转化，同时又促使一切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

第二，进入产业资本流通过程的商品(也包括可变资本在付给工人之后为了再生产劳动力而转化成的必要的生活资料)，不管其来源如何，不管生产它们的生产过程的社会形式如何，已经以商127

品资本的形式，以商业资本或商人资本的形式，出现在产业资本面前；商业资本，按它的性质来说，包括一切生产方式的商品。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大规模的生产为前提，同样也必须以大规模的出售为前提；因此是以出售给商人，而不是出售给消费者个人为前提。如果这种消费者自己就是生产消费者，是产业资本家，也就是说，如果一个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为其他生产部门提供生产资料，那末，也会发生一个产业资本家(以订货等形式)直接出售给其他许多产业资本家的情况。如果是这样，每个产业资本家就是直接的出售者，就是自己的商人；在出售给商人的时候，也是这样。

作为商人资本的职能的商业，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前提，并且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日益发展。因此，我们在解释资本主义流通过程的某些方面时，有时假定商业存在，但在对资本主义流通过程作一般分析时，我们假定是直接出售，没有商人作中介，因为商人的中介会把运动的各种因素隐蔽起来。在这里，忽略商人中介的存在是理论分析上的必要。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对所有方面进行理论分析时，都可以忽略商人中介的存在。比如，有些人将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药方建立在直接出售给消费者个人的前提上就不合适。

我们来看看西斯蒙第，他对这个问题的说明有些天真：“商业动用的资本是相当可观的，但乍一看来似乎并不构成我们曾详细论述其运动的资本的任何部分。在呢绒商栈房中堆积的呢绒的价值，初看起来似乎和年生产中富者为使贫者劳动而付给贫者的工资部分无关。然而，这种资本只是补偿我们前面讲的另一个资本。为了清楚地理解财富的发展，我们已经从财富的创造一直谈到财富的消费。例如，生产呢绒所用的资本在我们看来总是一样的；在和消费者的收入进行交换时，它只是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以利润的形式，成了工厂主的收入，另一部分则以工人生产新呢绒时的工资的形式，成了工人的收入。

但是，我们立即发现，为了大家的利益，最好使这个资本的各个不同部分可以互相补偿，假如10万埃巨足以保证工厂主和消费者之间的全部流通，最好把这10万埃巨在工厂主、批发商和零售商之间平分。工厂主只要拥有三分之一的资本，就能进行他拥有全部资本时才能进行的活动，因为他现在把128

产品制造出来以后，可以比他寻找消费者时快得多地找到商人来购买。批发商的资本也可以快得多地用零售商的资本来补偿……预付的工资总额和最后消费者的购买价格之间的差额，应成为资本的利润。自从工厂主、批发商和零售商分别执行他们的职能以来，这种利润就在他们中间进行分配了，而完成的工作是一样的，虽然需要三个人，而不是一个人，需要三个资本部分，而不是一个资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第l卷第139、140页)。——“一切<商人>都是间接参加生产；因为，既然生产的目的是消费，那就只有在把产品送到消费者手里之后，生产才能算完成”(同上，第137页)。

在考察循环的一般形式时，总的说来，在这整个第二卷中，我们所说的货币，是指金属货币，不包括象征性的货币，单纯的价值符号(只是某些国家所特有的东西)和尚未阐明的信用货币。第一，这是历史的进程；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初期，信用货币还不起作用或只起很小的作用。第二，这个进程的必然性，在理论上由以下的事实得到了证明：图克等人过去对信用货币的流通所作的一切批判性的说明，迫使他们不得不再三回过去考察在单纯金属流通的基础上事情是什么样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金属货币既能执行购买手段的职能，也能执行支付手段的职能。为了简便起见，我们在这第二卷中一般只谈它的前一种职能形式。

只是作为产业资本单个循环过程的一部分的产业资本的流通过程，如果只代表一般商品流通范围内的一个行为序列，那它是由以前(第l卷第3章)已经阐明的一般规律所决定的。货币的流通速度越大，也就是说，每个单个资本经过它的商品或货币的形态变化序列越快，同一货币量(比如500镑)就越是使更多的产业资本(或商品资本形式的单个资本)相继进入流通。因此，货币越是作为支付手段执行职能，也就是说，例如，在一个商品资本由它的生产资料补偿时越是只需要支付抵账后的差额，支付期(例如工资的129

支付期)越短，同量资本价值的流通所需要的货币量就会越小。提高货币流通速度的办法。另一方面，假定流通速度和其他一切条件不变，必须作为货币资本流通的货币量，就由商品的价格总额(价格乘商品总量)决定，或者，假定商品的总量和价值已定，就由货币本身的价值决定。

但是，一般商品流通的规律，只有在资本流通过程形成简单流通行为的序列时，才是适用的，而在简单流通行为的序列形成单个产业资本循环的职能上确定的阶段时，却是不适用的。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我们最好考察具有不间断联系的流通过程，这样的流通过程表现为两个形式：(II)和(III)。

作为一般的流通行为的序列，流通过程(不论是W—G—W，还是G—W—G)只是代表商品形态变化的两个相反的序列，其中每一个形态变化又包含着别人的商品或和商品相对立的别人的货币方面的相反的形态变化。

商品所有者方面的W—G就是买者方面的G—W；商品在W—G中的第一形态变化，就是表现为G的商品的第二形态变化。在G—W中则适得其反。因此，既然资本家执行商品的买者和卖者的职能，从而他的资本对别人的商品来说执行货币的职能，或者对别人的货币来说执行商品的职能，那末，关于一个商品在一个阶段上的形态变化和另一个商品在另一个阶段上的形态变化的交错130

所作的说明，对于资本流通也是适用的。但是，这种交错并非同时就是资本的形态变化交错的表现。

第一，我们知道，G—W(Pm)可以代表不同单个资本的形态变化的交错。例如，棉纱业主的商品资本棉纱有一部分要由煤炭来补偿。他的资本的一部分处于货币形式，要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而生产煤炭的资本家的资本却处于商品形式，因而要转化为货币形式；同一个流通行为在这里表示两个(属于不同生产部门的)产业资本的相反的形态变化，也就是表示这两个资本的形态变化序列的交错。但是，我们知道，G转化成的Pm，不必是绝对意义上的商品资本，也就是说，不必是产业资本的职能形式，不必是资本家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是在其他社会形态下生产出来的东西。这里总是一方面的G—W，另一方面的W—G，但并不总是资本形态变化的交错。其次，G—A，劳动力的购买，决不是资本形态变化的交错，因为劳动力固然是工人的商品，但只有卖给了资本家，才变为资本。另一方面，在W'—G'过程中，G'不必是转化了的商品资本；它可以是商品劳动力转化成的货币(工资)，或者是独立劳动者、奴隶、农奴或公社所生产的产品转化成的货币。

第二，即使我们假定世界市场的全部生产都是按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对于在一个单个资本流通过程内发生的任何形态变化所起的职能上确定的作用来说，也决不要求这种形态变化在另一个资本的循环上代表相应的相反形态变化。例如，在P…P循环中，W'转化成的货币G'，从买者方面看，可以只是他的剩余价值转化成的货币(如果商品是消费品)；或者在G'—W'=A+Pm中(因而这里进入的是已积累的资本)，对Pm的卖者来说，G'可以仅仅作为他的预付资本的补偿而进入他的资本流通，或者它可以作131

为收入花掉而根本不再进入他的资本流通。

因此，社会总资本——单个资本在社会总资本中只是独立执行职能的组成部分——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在流通过程中怎样互相补偿的问题(无论说的是资本还是剩余价值)，不能从商品流通的简单的形态变化的交错得到说明，这种交错是资本流通行为和其他一切商品流通所共有的，这里需要用另一种研究方式。在这个问题上，直到现在为止人们还是满足于使用一些空洞的词句，只要仔细分析一下，这些词句不过是包含一些不确定的观念，这些观念只是从一切商品流通所具有的形态变化交错中套用来的。现在有太多的由空洞的词句构成的似是而非的所谓经济学理论。似乎只要认识几个字就有资格提出一套经济学理论要别人接受。

产业资本循环过程从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就是：一方面，生产资本的形成要素必须来自商品市场，并且不断从这个市场得到更新，作为商品买进来；另一方面，劳动过程的产品则作为商品从劳动过程产生出来，并且必须不断作为商品重新卖出去。例如，我们把苏格兰低地的现代租地农场主和欧洲大陆的旧式小农比较一下。前者出售他的全部产品，因而必须在市场上补偿它的全部要素，甚至包括种子；后者则是直接消费他的产品的绝大部分，尽量少买少卖，只要有可能，就自己造工具、做衣服等等。

据此，人们把自然经济、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作为社会生产的三个具有特征的经济运动形式而互相对立起来。

第一，这三个形式并不代表对等的发展阶段。所谓信用经济本身只是货币经济的一种形式，因为这两个名词都表示生产者自身间的交易职能或交易方式。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中，货币经济只表现为信用经济的基础。因此，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只适应132

于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但决不是和自然经济对立的两种不同的独立的交易形式。人们根据同样的理由，似乎也可以把自然经济的各种极不相同的形式，作为对等的东西，和这两种经济对立起来。都有哪些自然经济的形式呢？

第二，因为人们在货币经济和信用经济这两个范畴上强调的并且作为特征提出的，不是经济，即生产过程本身，而是不同生产当事人或生产者之间的同经济相适应的交易方式，所以，在考察第一个范畴时，似乎也应该这样做。因此，似乎应该是交换经济，而不是自然经济。象秘鲁印加国那样完全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就不属于这些范畴中任何一个范畴了。

第三，货币经济是一切商品生产所共有的，产品在各种各样的社会生产机体中表现为商品。这样，标志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的，似乎只是产品以怎样的规模作为交易品，作为商品来生产，从而，产品本身的形成要素以怎样的规模必须作为交易品，作为商品再进入产生它的经济中去。

实际上，资本主义生产是作为生产的普遍形式的商品生产，但是，它之所以如此，在它的发展中之所以越来越如此，只是因为在这里，劳动本身表现为商品，因为工人出卖劳动，即他的劳动力的职能，并且如我们所假定的，是按照由它的再生产费用决定的它的价值出卖的。劳动越变为雇佣劳动，生产者就越变为产业资本家；因而资本主义生产(从而商品生产)只有在直接的农业生产者也是雇佣工人的时候，才充分地表现出来。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没有充分表现的主要原因，是直接的农业生产者并不是雇佣工人。不过，由于农业人口太多，一些农业生产者游离出来成为雇佣工人。在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关系上，货币关系，买者和卖者的关系，成了生产本身所固有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相反，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此外，不是把生产方式的133

性质看作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现代庸俗经济学由此而习惯了因果倒置，只是满脑袋里的东西由生意经变成了为资本主义辩护的本能，从而虽然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但对单个的资本家并没有多少直接的利用价值，还不如会计记账法。

资本家以货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小于他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这是因为他以商品形式投入流通的价值，大于他以商品形式从流通中取出的价值。既然他只是作为资本的人格化，只是作为产业资本家执行职能，他对商品价值的供给，总是大于他对商品价值的需求。这里的需求，包括工人的需求。这是因为资本家对劳动力商品价值的需求构成工人的工资，而工人的工资形成工人的需求。如果在这一方面他的供给和需求相抵，那就是他的资本没有增殖；他的资本没有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生产资本转化为没有生出剩余价值的商品资本；它在生产过程中没有从劳动力取得商品形式的剩余价值，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执行资本的职能。他实际上必定是“贱买贵卖”，但是，他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只是因为他通过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把他所购买的价值较小因而较廉价的商品，转化为价值较大因而较贵的商品。他之所以卖得贵，不是因为他的商品高于它的价值出售，而是因为所卖商品的价值大于它的生产组成部分的价值总额。

资本家的供给和需求的差额越大，就是说，他所供给的商品价值越是超出他所需求的商品价值，资本家的资本增殖率就越大。他的目的，不在于使二者相抵，而是尽可能使它们不相抵，使他的供给超出他的需求。

就单个资本家来说是如此，就资本家阶级来说也是如此。微观和宏观一致。

就资本家仅仅是产业资本的人格化来说，他自己的需求就只134

是对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需求。他对Pm的需求，从价值方面看，小于他的预付资本；他所买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小于他的资本的价值，因而，比他所供给的商品资本的价值还要小得多。

至于他对劳动力的需求，从价值方面看，是由可变资本对总资本的比例，即=v:C决定的，因此，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按比例来看，这种需求同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相比，增长得较少。他对Pm的购买越来越大于对A的购买。

既然工人把他的工资几乎全部转化为生活资料，并且最大部分转化为必要的生活资料，所以，资本家对劳动力的需求，同时间接地也就是对进入工人阶级消费的消费资料的需求。但是，这个需求=v，丝毫也不会更多(如果工人把他的一部分工资储蓄起来，——在这里，我们必须撇开一切信用关系，——那就是说，他把一部分工资转化为贮藏货币，就这部分来说，他不作为需求者即买者出现)。资本家需求的最大界限C=c+v，但他的供给=c+v+m；因此，如果他的商品资本的构成是80c+20v+20m，他的需求就=80c+20v，因而从价值上看，比他的供给小1/5。他所生产的m量的百分比(利润率)越大，他的需求同他的供给相比就越小。虽然资本家对劳动力从而间接地对必要生活资料的需求，随着生产的发展，同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相比越来越小，但是另一方面不要忘记，按每日计算，他对Pm的需求总比他的资本小。因此，他对生产资料的需求，在价值上必然总是小于用等量资本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从事生产而供给他生产资料的资本家的商品产品。至于供给他生产资料的资本家不是一个资本家，而是许多资本家，这并不会使事情发生变化。假定他的资本是1000镑，其中不变部分=800镑，那末，他对所有这些资本家的需求=800镑；这些资本家135

用每1000镑(不论他们每人各占多少，也不论他们每人所有的量在他的总资本中占多大部分)总共提供的生产资料的价值，在利润率不变时，总是1200镑；因此，他的需求只是抵销他们的供给的2/3，而他自己的总需求，从价值量来看，只是=他自己的供给的4/5。

现在，我们还必须附带提前考察一下资本的周转。假定资本家的总资本为5000镑，其中4000镑为固定资本，1000镑为流动资本；按照上面的假定，这1000镑=800c+200v。他的流动资本必须每年周转五次，他的总资本才会每年周转一次；这种关系在现代财务报表的分析中体现出来了吗？这时，他的商品产品=6000镑，比预付资本大1000镑，由此又得出了和上面一样的剩余价值的比例：5000C:1000m=100(c+v):20m。可见，这种周转不会改变他的总需求对他的总供给的比例，前者仍然比后者小1/5。

假定他的固定资本每十年要更新一次。因此，他每年要提出1/10=400镑作为折旧费。这样，经过一年，他还有3600镑固定资本+400镑货币的价值。如果需要修理，并且这种修理不超出平均程度，那末，修理费用仅仅是他以后才进行的投资。我们可以这样来看，好象他在确定他的进入年商品产品中的投资价值时已经预先把这种修理费用计算在内，因而已经包含在1/10的折旧费中了。(如果事实上修理需要在平均程度以下，那就会成为他的利益；如果在平均程度以上，那就会成为他的损失。但是，这种得失对同一个产业部门的资本家整个阶级来说，是会互相抵销的。)总之，虽然在他的总资本一年周转一次时他每年的需求仍然=5000镑，等于他原来预付的资本价值，但是，这种需求对流动资本部分来说是增大了，对固定资本部分来说则是不断减少。

现在我们来谈再生产。假定资本家把剩余价值g全部花掉，136

只把原来的资本量C再转化为生产资本。这时资本家的需求和供给在价值上是相等的。这时没有生产过剩。但是，从他的资本的运动来说，就不是如此；作为资本家，他的需求只相当于他的供给的4/5(按照价值量)；1/5是他作为非资本家花掉的，不是花在他作为资本家的职能上，而是花在他的个人需要或享受上。

因此，他的计算用百分比表示如下：作为资本家，需求=100 供给=120作为享受者，需求=20　供给=———————————————————合计需求=120 供给=120这个假定等于假定资本主义生产不存在，从而假定产业资本家本身不存在。因为只要假定动机不是发财致富本身，而是享受，资本主义就从根本上被废除了。

但是，这个假定在技术上也是不可能的。资本家不仅必须形成一个准备资本，以应付价格的变动并等待买卖上最有利的行情；他必须积累资本，以扩大生产，并把技术的进步合并到他的生产机体中去。

为了积累资本，他首先就要从流通中取出从流通中流到他手里的货币形式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达到扩大旧企业或分设新企业所需的金额以前，使它作为贮藏货币去增加。只要货币贮藏继续进行，它就不会增加资本家的需求；货币停止流通；他为提供的商品从商品市场中取出了货币等价物，但并没有为这个货币等价物从商品市场中取出任何商品形式的等价物。当前中国政府要扩大内需，不应强迫老百姓消费，而应把目标放在贮藏货币的大款们和以权谋私的官员们身上。就贮藏货币而言，这些人虽是少数，但比老百姓的作用大得多。当然，如果要迫使老百姓更多地向纯粹的雇佣工人转化，掏空老百姓的腰包也是必要的。

这里撇开信用不说；例如，资本家随着货币的积累，把货币作为有息的活期存款存入银行，这就是属于信用范围的问题。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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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时间

我们已经知道，资本通过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两阶段的运动，是按照时间的顺序进行的。资本在生产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生产时间，资本在流通领域停留的时间是它的流通时间。所以，资本完成它的循环的全部时间，等于生产时问和流通时间之和。

生产时间当然包括劳动过程期间，但劳动过程期间并不包括全部生产时间。首先我们记得，一部分不变资本存在于机器、建筑物等等劳动资料中。它们会在不断重新反复的同一劳动过程中起作用，直到寿命终结为止。劳动过程的周期性中断，例如在夜间，虽然会使这些劳动资料的职能中断，但劳动资料仍然留在生产场所。劳动资料不仅在执行职能时属于生产场所，在它不执行职能时也是属于生产场所。另一方面，资本家必须储备一定量的原料和辅助材料，以便生产过程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按照预定的规模进行，而不受每日市场供应的偶然情况的影响。原料等等的这种储备，只是逐渐地在生产中消费掉。因此，在它的生产时间【生产时间这个名词在这里要在能动的意义上(广义上)去理解。在这里，生产资料的生产时间，不是指生产生产资料所需的时间，而是指生产资料参加一个商品产品的生产过程的时间。——弗·恩·】和职138

能时间之间，就产生一种差别。因此，生产资料的生产时间一般包括：1. 生产资料作为生产资料执行职能，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起作用的时间；2. 生产过程中断，从而并入生产过程的生产资料的职能中断的休止时间；3. 生产资料作为过程的条件虽已准备好，即已经代表生产资本，但尚未进入生产过程的时间。

以上所说的那种差别，都是指生产资本停留在生产领域内的时间和它停留在生产过程内的时间之间的差别。但是，生产过程本身也会使劳动过程从而使劳动时间发生中断，在这个间歇期间，劳动对象听任物理过程对它发生作用，而没有人类劳动参加进去。在这种场合，虽然劳动过程从而生产资料作为劳动资料的职能中断了，但生产过程从而生产资料的职能却继续下去。例如，播在地里的谷种，藏在窖中发酵的葡萄酒，许多制造厂(例如制革厂)中听任化学过程发生作用的劳动材料，就是这样。在这里，生产时间比劳动时间长。二者的差，就是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这个超过部分总是由以下的事实产生的：生产资本潜在地处在生产领域内，但不在生产过程本身中执行职能；或者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但不处在劳动过程中。

只是作为生产过程的条件而准备好的那部分潜在生产资本，如纺纱厂的棉花、煤炭等等，既不起产品形成要素的作用，也不起价值形成要素的作用。它是闲置的资本，虽然它的闲置是使生产过程连续不断进行的一个条件。为保存生产储备(潜在资本)而必需的建筑物、装置等等，是生产过程的条件，从而也是预付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它们的职能，是在预备阶段保存生产的各个组成部分。如果在这个阶段上劳动过程是必要的，它就使原料等等变贵，但它是生产劳动，并且形成剩余价值，因为这种劳动同一切其139

他的雇佣劳动一样，有一部分是没有报酬的。在整个生产过程的正常中断期间，即生产资本不执行职能的间歇期间，既不生产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由此就产生了使工人在夜间也劳动的欲望。(第1卷第8章第4节)——劳动对象在生产过程本身中必须经历的劳动时间的间歇，既不形成价值，也不形成剩余价值；但它促进产品的完成，成为产品生涯的一部分，是产品必须经过的一个过程。现代企业管理通过追求零库存来尽力减少这个不形成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过程。但根据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理论，既然这个过程要占用资本一个时期，增加了资本的“节欲”，那么就应当给资本带来回报，并且不应当减少它，正好与企业管理的实际相反。所以，现代庸俗经济学只是对外替资本家进行歪曲宣传而已，对资本家内部并无实际用途。装置等等的价值，按照它们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转移到产品中去；产品是由劳动本身安置在这个阶段中的，这些装置的使用是生产的条件，正如一部分棉花变成棉屑，不加入产品，但仍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是生产的条件一样。

另一部分潜在资本，如建筑物、机器等等，即那些只是由于生产过程有规则的休止才中断自身职能的劳动资料，——由生产的缩减、危机等等引起的不规则的中断，是纯粹的损失，而根据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理论，是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因为资本具有边际产出。——只加进价值，不加入产品的形成；它加进产品的总价值，由它的平均寿命决定；它会丧失价值，因为它在执行职能时和在不执行职能时都会丧失使用价值。价值和使用价值虽然不同，但不是相互独立的。

最后，即使劳动过程中断，但继续留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变资本部分的价值，会在生产过程的结果中再现。各种生产资料在这里被劳动本身安置在某些条件下，让它们自己经过一定的自然过程，其结果是产生某种有用的效果或改变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形式。当劳动把它们作为生产资料实际有目的地消费时，总是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在这里，不论劳动必须借助劳动资料不断作用于劳动对象，以产生这种效果，还是劳动只需给个推动力，把生产资料安置在一定条件下，使生产资料由于自然过程的作用，无需再加劳动，自己发生预想的变化，情况都是如此。

不管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原因是什么——或者是各种生140

产资料只形成潜在的生产资本，就是说还处在现实生产过程的预备阶段；或者是它们本身的职能在生产过程中因生产过程休止而中断；最后，或者是生产过程本身造成劳动过程的中断，——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生产资料都不起劳动吸收器的作用。它们不吸收劳动，也就不吸收剩余劳动。因此，当生产资本处在超过劳动时间的那一部分生产时间时，即使价值增殖过程的完成和它的这种休止是不可分离的，生产资本还是不会增殖。显然，生产时间和劳动时间越吻合，在一定期间内一定生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价值增殖就越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的趋势，是尽可能缩短生产时间超过劳动时间的部分。不过，资本的生产时间虽然可以和它的劳动时间不一致，但前者总是包含后者，而且超过的部分本身就是生产过程的条件。因此，生产时间总是指这样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生产使用价值并自行增殖，因而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尽管它也包含这样的时间，在这个时间内，资本是潜在的，或者也进行生产但并不自行增殖。这里不考虑垄断。

在流通领域中，资本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存在的。资本的两个流通过程是：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商品转化为货币在这里同时就是包含在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实现，货币转化为商品同时就是资本价值转化为，或再转化为它的各种生产要素的形式，这种情况丝毫也不影响如下的事实：这些过程，作为流通过程，是简单的商品形态变化的过程。

流通时间和生产时间是互相排斥的。资本在流通时间内不是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因此既不生产商品，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如果我们考察循环的最简单形式，也就是总资本价值每次都是一下141

子由一个阶段进到另一个阶段，那就很清楚，在资本流通时间持续的时候，生产过程就中断，资本的自行增殖也就中断；并且生产过程的更新根据资本流通时间的长短而或快或慢。相反，如果资本的不同部分是相继通过循环的，也就是总资本价值的循环是在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循环中依次完成的，那就很清楚，资本的各组成部分在流通领域不断停留的时间越长，资本在生产领域不断执行职能的部分就必定越小。因此，流通时间的延长和缩短，对于生产时间的缩短或延长，或者说，对于一定量资本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的规模的缩小或扩大，起了一种消极限制的作用。资本在流通中的形态变化越成为仅仅观念上的现象，也就是说，流通时间越等于零或近于零，资本的职能就越大，资本的生产效率就越高，它的自行增殖就越大。例如，假定有一个资本家按订货生产，因此他在提供产品时就得到支付，又假定支付给他的是他自己需要的生产资料，那末，流通时间就接近于零了。因此，产业资本家愿意将缩短流通时间所带来的好处，转让一部分给帮助他缩短流通时间的商业资本家。

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一般说来，会限制资本的生产时间，从而也会限制它的价值增殖过程。限制的程度与流通时间持续的长短成比例。而这种持续时间的增加或减少的程度可以极不相同，因而对资本的生产时间限制的程度也可以极不相同。但是政治经济学看到的是表面的现象，也就是流通时间对资本增殖过程的作用。它把这种消极的作用理解为积极的作用，因为这种作用的结果是积极的。并且因为这种假象似乎证明了资本有一个神秘的自行增殖的源泉，它来源于流通领域，与资本的生产过程，从而与劳动的剥削无关，所以，政治经济学就更是抓住这个假象不放。我们以后会看到，甚至科学的经济学也不免受这种假象迷惑。如果说，在科学的发展中总难免受种种假象的迷惑，那么当时代的发展已经揭露假象的时候，还紧紧抓住假象不放，这种“科学”就不成其为科学。现代庸俗经济学有时为了避免被揭穿老底也承认自己不是科学的，但它同时却坚决不承认其它的经济学可能是科学的，从而表明它前面的承认只是虚晃一枪。以后也会表明，这种假象由于下述各种现象而根深蒂固：1、资本主义的利142

润计算方法。按照这种方法，消极的原因被当作积极的原因，因为对于那些处在只是流通时间不同的各种投资领域的资本来说，较长的流通时间成了价格提高的原因，简单地说，就是成了利润平均化的原因之一。如果资本家因此而追求较长的流通时间，那就是上了庸俗经济学的大当了。2、流通时间只是周转时间的一个要素；而周转时间包含生产时间或再生产时间。由周转时间引起的事情，好象是由流通时间引起的。3、商品要转变为可变资本(工资)，先要转化为货币。这样，在资本积累上，商品转变为追加可变资本是在流通领域内，在流通时间中发生的。因此，由此产生的积累，好象也是由流通时间引起的。

资本在流通领域内，不管按这个序列还是那个序列，总是要通过W—G和G—W这两个对立的阶段。因此，资本的流通时间也分成两个部分，即商品转化为货币所需要的时间，和货币转化为商品所需要的时间。我们在分析简单商品流通(第1卷第3章)时已经知道，W—G即卖，是资本形态变化的最困难部分，因此，在通常的情况下，也占流通时间较大的部分。作为货币，价值处在随时可以转化的形式。作为商品，它必须先转化为货币，才取得这种可以直接交换，从而随时可用的形式。可是，问题在于：在资本的流通过程中，在它的G—W阶段上，它要转化成在一定投资场所形成生产资本的一定要素的商品。生产资料也许在市场上还没有，还必须生产出来，或者要取自远方市场，或者它们的通常供给出现了障碍，价格发生了变动等等，总之，发生了许多这样的情况，这些情况在G—W这个简单形式变换中看不出来，但会使流通阶段的这个部分耗费的时间时而较长，时而较短。象W—G和G—W可以在时间上分离一样，W—G和G—W也可以在空间上分离，购买市场和销售市场可以是空间上不同的市场。例如就工厂来说，143

采购者和推销者甚至往往是不同的人。在商品生产中，流通和生产本身一样必要，从而流通当事人也和生产当事人一样必要。在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中，流通当事人似乎显得比生产当事人更必要。因为，商品卖不出去就几乎为零。再生产过程包含资本的两种职能，因而也包含这两种职能有人代表的必要性，不管是由资本家自己代表，还是由雇佣工人，即由资本家的代理人代表。然而，这并不是把流通当事人和生产当事人混淆起来的理由，正如不是把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的职能同生产资本的职能混淆起来的理由一样。流通当事人必须由生产当事人支付报酬。不过，如果说互相买卖的资本家，通过这种行为，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那末，即使他们的营业规模使他们能够或必须把这种职能委托给别人，这种情况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在有些营业中，采购者和推销者的报酬，是用利润分成的办法支付的。他们的报酬是由消费者支付的说法是不能说明问题的。消费者只有作为生产当事人给自己生产了商品形式的等价物，或者要末凭法律证书(例如作为生产当事人的股东等)，要末靠个人服务，从生产当事人那里占有了这种等价物，他才能支付这种报酬。

W—G和G—W之间存在一种区别，这种区别与商品和货币之间的形式区别无关，而是由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产生的。不论是W—G，还是G—W，就它们本身看，都只是一定价值由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转化。但是，W'—G'同时是W'所包含的剩余价值的实现。G—W则不是这样。因此，卖比买更为重要。正如在不能卖空的股票市场中投机，只有卖价高于买价才能赚钱。现代庸俗经济学认为，如果投机者手中有两只股票，一只当前价高于买进价，另一只当前价低于买进价。那么，投机者在选择需要卖出的股票时，应当对这两只股票同等偏好才是“理性”的。尽管卖出前一只股票意味着实现账面的盈利，而卖出后一只股票意味着落实了账面的亏损，但在现代庸俗经济学看来，前一只股票的价格虽然已经上涨但还可以再涨，而后一只股票的价格虽然已经下跌但还可以再跌。这是因为，他们不承认股票价格的波动存在偶然性，或者虽然承认存在偶然性，但却不承认偶然性会向必然性回归。于是，尽管他们发现现实与他们的理论不一致，但却不肯承认理论的错误，而是指责现实。

参见De Bondt, Werner F. M., and Richard Thaler, 1985. Does the Stock Market Overreact? Journal of Finance, 40 (3), 793-805.G—W，在正常条件下，对于表现为G的价值的增殖来说，是必要的行为，但它不是剩余价值的实现；它是剩余价值生产的导论，而不是它的补遗。

商品本身的存在形式，商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存在，使商品资本的流通W'—G'受到一定的限制。商品会自然消灭且没有任何边际产出。因此，如果144

商品没有按照它们的用途，在一定时期内，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换句话说，如果它们没有在一定时间内卖掉，它们就会变坏，并且在丧失它们的使用价值的同时，也就丧失作为交换价值承担者的属性。商品中包含的资本价值，资本价值中增长的剩余价值，都将丧失。使用价值只有不断更新，不断再生产，也就是由同种或别种新的使用价值来补偿，才是恒久而自行增殖的资本价值的承担者。而使用价值以完成的商品形式出售，从而由此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是它们的再生产不断更新的条件。它们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变换它们的旧的使用形式，以便在一种新的使用形式上继续存在。交换价值只有通过它的物体的这种不断更新才能够保持。商品不同，使用价值变坏的快慢程度也就不同；因此，在使用价值的生产和消费之间经过的时间，可以长短不等；因此，它们能够以长短不等的时间，作为商品资本停留在W—G流通阶段，作为商品经受长短不等的流通时间，而不致消灭。由商品体本身的易坏程度所决定的商品资本流通时间的界限，就是流通时间的这一部分或商品资本作为商品资本能够经过的流通时间的绝对界限。

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生产出来越要赶快消费，赶快卖掉，它能离开产地的距离就越小，它的空间流通领域就越狭窄，它的销售市场就越带有地方性质。因此，一种商品越容易变坏，它的物理性能对于它作为商品的流通时间的绝对限制越大，它就越不适于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这种商品只有在人口稠密的地方，或者随着产销地点的距离由于运输工具的发展而缩短时，才能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对象。而一种物品的生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和人口稠密的地点，甚至能够为这样一类产品，如大啤酒厂、牛奶厂生产的产品，造成较大的市场。如果存在一种使商品不容易变坏的加工方法，那么它不会增加商品的价值(显然，如果商品在产地销售，且流通时间远小于商品变坏的时间，那么保鲜加工将没有任何意义。)。但它会由于扩大了空间流通领域，从而扩大了市场来导致生产的增加，而资本家则愿意将由此而增加的好处，转让一部分给这种保鲜加工者，从而看上去就象保鲜加工者增加了商品的价值一样。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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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费用

I、纯粹的流通费用

1、买卖时间

资本由商品到货币和由货币到商品的形式转化，同时就是资本家的交易，即买卖行为。资本的这种形式转化进行的时间，从主观上，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就是买卖时间，就是他在市场上执行卖者和买者的职能的时间。正象资本的流通时间是资本再生产时间的一个必要部分一样，资本家进行买卖，在市场上奔走的时间，也是他作为资本家、作为人格化的资本执行职能的时间的一个必要部分。这是他的经营时间的一部分。并不体现价值创造。即使这种行为由雇佣工人完成，或者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劳动者自己完成，都不体现价值创造，它只是表明劳动者被限制在非劳动的行为中无法去创造价值。所以，商人的出现可以节省劳动力。但所节省的劳动力创造的价值，并不因此而成为商人创造的，尽管商人要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价值。

{因为我们假定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买卖，所以，这些行为只是指同一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即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和由货币形式转化为商品形式，只是指一种状态变化。如果商品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价值量在买者和卖者手里都不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只是它的存在形式。如果商品不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转化了的价值的总额仍旧不变；一方面的增加，就是另一方面的减少。

但是，形态变化W—G和G—W，是买者和卖者之间进行的交易；达成交易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因为在这里进行着斗争，每一方都想占对方的便宜，生意人碰在一起，就象“希腊人遇到希腊人就发生激战”一样。状态的变化花费时间和劳动力，但不是为了创造价值，而是为了使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里事情并不因双方都想借此机会占有超额的价值量而发生变化。这种劳动由于双方的恶意而增大，但并不创造价值，正象花费在诉讼程序上的劳动并不增加诉讼对象的价值量一样。但律师却因此而获得收入。如果将律师的收入作为服务业的收入纳入国内生产总值的计算，将是十分荒谬的。这种劳动对于作为总体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即对于包含着流通或被包含在流通中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来说，是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它同比如说燃烧一种生热用的材料时花费的劳动一样。这种燃烧劳动，虽然是燃烧过程的一个必要的因素，但并不生热。例如，要把煤炭当作燃料来用，我就必须使它同氧气化合，为此，必须使它由固体状态转化为气体状态(因为在燃烧的结果碳酸气中，煤炭处于气体状态)，也就是使煤炭的存在形式或状态发生物理变化。

在进行新的化合之前，结合为固体的碳分子必须分离，碳分子本身必须分解为单个的原子。这需要消耗一定的能量，这种能量的消耗不转化为热，而是热的一种扣除。因此，如果商品所有者不是资本家，而是独立的直接生产者，那末，买卖所费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劳动时间的一种扣除，因而，他们总是(在古代和中世纪)力图把这种事情留到节日去做。例如，隔一段时间，来一次赶集大会。前面关于煤炭燃烧的例子不是很好。倒不如用本人小时候生煤炉子的例子。那时，为了生火做饭，需要先烧煤炉子。为此，先在煤炉子中放些木柴，然后用纸点燃木柴，再放上蜂窝煤，即要用木柴燃烧的火点燃蜂窝煤。这时会产生大量的烟尘，要用烟筒来引导烟和空气流通，待烟尘小了，蜂窝煤就算点燃了，这时就可以拿走烟筒，放上锅烧水煮饭了。用于点燃蜂窝煤的木柴的燃烧，就没有用于直接的烧水煮饭。

当然，资本家手里的商品交易具有的规模，不会使那种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促成价值的形式变换的劳动，转化为创造价值的劳动。即使职务转移了，就是说，产业资本家并不亲自从事那种“燃烧劳动”，而把它变为由他们付酬的第三者的专业，也不可能出现147

这种变体的奇迹。这些第三者当然不是因为爱上资本家的美丽的眼睛而让他们支配自己的劳动力。一个地主的收租人或一个银行的差役的劳动不会使他们所收的租或成袋地运往另一银行的金币增加分毫，这对他们来说也是没有关系的。}服务业是否创造价值至今仍有争议。应当说，不是所有的服务业都不创造价值。比如，理发的劳动成果，对被理发的人，具有直接的使用价值，应当算是创造价值。但一个地主的收租人的劳动的确不创造价值。

对于使别人为自己劳动的资本家来说，买卖成了一种主要职能。因为他按巨大的社会的规模占有许多人的产品，所以，他也得按同样的规模出售这些产品，然后重新把货币转化为各种生产要素。这也使得推销员比生产人员更重要，收入也更多。和以前一样，买卖时间并不创造价值。错觉是从商人资本的职能产生的。但是，在这里，即使对这个问题不作进一步的考察，事情本来就很清楚：如果一种职能本身是非生产的，然而是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的因素，现在这种职能由于分工，由多数人的附带工作变为少数人的专门工作，变为他们的特殊行业，那末，这种职能的性质本身还是不会改变的。一个商人(在这里只是看作商品形式转化的当事人，只是看作买者和卖者)可以通过他的活动，为许多生产者缩短买卖时间：因此，他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机器，它能减少力的无益消耗，或有助于腾出生产时间。【“各种商业费用虽属必要，但应看作是一种繁重的负担。”(魁奈《经济表的分析》，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71页)——在魁奈看来，商人之间的竞争带来的“利润”，即竞争迫使他们“降低的他们的报酬或收入……严格地说，不外就是直接出售者和消费购买者的损失的减少。

但是，无论我们把商业本身简单地看作是与运输费用无关的交换，还是把它看作是和运输费用结合在一起的交换，商业费用损失的减少，并不是现实产品，或者并不是由商业引起的财富的增长”(第145、146页)。“如果没有什么中介费用，商业费用总是由得到买者支付的全部价格的产品出售者负担。”(第163页)“土地所有者和生产者是工资的支付人，商人是工资的领取人。”(魁奈《关于商业和手工业者劳动的问答》，载于德尔编《重农学派》，1846年巴黎版第1部第164页)】

为了简便起见(因为我们以后才把商人当作资本家和商人资本来考察)，我们假定，这种买卖的当事人是出卖自己劳动的人。他在W—G和G—W活动上，耗费自己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因此，他以此为生，就象别人靠纺纱或制药丸为生一样。他执行一种必要的职能，因为再生产过程本身包含非生产职能。他和别人一样劳动，不过他的劳动的内容既不创造价值，也不创造产品。他本身属于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他的作用，不是使一种非生产职能转化为生产职能，或使非生产劳动转化为生产劳动。如果这种转化能够通过职能的这种转移来完成，那真是奇迹了。他的作用宁可说是使社会的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只有更少一部分被束缚在这种非生产职能上。不仅如此。我们不妨假定，他只是一个雇佣工人，他的报酬尽可比较优厚。不管他的报酬怎样，他作为一个雇佣工人，总有一部分时间是无偿地劳动的。他也许每天干了十小时而得到八个劳动小时的价值产品。他从事的两小时剩余劳动，和他的八小时必要劳动一样不生产价值，虽然由于这八小时必要劳动，社会产品有一部分转移给他了。第一，和以前一样，从社会的观点看，一个劳动力在十小时内耗费在这个单纯的流通职能上。它不能用于别的目的，不能用于生产劳动。

第二，社会对这两小时的剩余劳动没有支付报酬，虽然这种剩余劳动已经由提供这种劳动的这个人耗费了。社会并没有因此占有任何超额的产品或价值。但是，这个人所代表的流通费用减少了五分之一，由十小时减为八小时。社会对以他为当事人的这一现实的流通时间的五分之一，没有支付等价物。但是，既然这个当事人是由资本家使用的，资本家会由于未对这两小时支付报酬而减少他的资本的流通费用，而这种费用是对他的收入的扣除。对资本家来说，这是一种积极的收149

入，因为他的资本在价值增殖上所受的消极限制缩小了。当独立的小商品生产者把他们的一部分时间耗费在买卖上的时候，这种时间或者是在他们的生产职能的间歇期间耗费的时间，或者是他们的生产时间的损失。当今世界，第三产业在发达国家十分发达，于是人们产生了错觉，以为第三产业也能创造价值。实际上，大部分第三产业是不创造价值的。第三产业的“产值”虽高，但它是通过将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社会产品转移到第三产业来实现的。这种转移的实现，一是由于巨大的社会生产规模和极高的劳动生产率导致了巨额的非生产费用；二是不平等交换的结果，特别是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或一个国家内的发达地区对不发达地区的不平等交换。

无论如何，用在买卖上的时间，是一种不会增加转化了的价值的流通费用。这种费用是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变为货币形式所必要的。如果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者是流通当事人，那末，他同直接的商品生产者的区别只是在于，他的买卖规模较大，因而他作为流通当事人执行职能的范围较大。一旦他的营业范围使他必须购买或者能够购买(雇用)雇佣工人来充当他的流通当事人，事情的本质也不会发生变化。劳动力和劳动时间必须以某种程度耗费在流通过程(就它只是形式转化来说)上。但是，现在这种耗费表现为追加的资本支出；可变资本的一部分必须用来购买这种仅仅在流通中执行职能的劳动力。资本的这种预付，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它相应地缩小预付资本生产地执行职能的范围。这就好象是把产品的一部分转化为一种机器，用来买卖产品的其余部分。这种机器是产品的一种扣除。它虽然能够减少在流通中耗费的劳动力等等，但不参加生产过程。它只是流通费用的一部分。2、簿记

劳动时间除了耗费在实际的买卖上外，还耗费在簿记上；此外，簿记又耗费物化劳动，如钢笔、墨水、纸张、写字台、事务所费用。因此，在这种职能上，一方面耗费劳动力，另一方面耗费劳动资料。这里的情况和买卖时间完全一样。

资本作为它的循环中的统一体，作为处在过程中的价值，无论是在生产领域还是在流通领域的两个阶段，首先只是以计算货币的形态，观念地存在于商品生产者或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的头脑中。这种运动是由包含商品的定价或计价(估价)在内的簿记来确定和控制的。这样，生产的运动，特别是价值增殖的运动，——在这里，商品只是价值的承担者，只是这样一种物品的名字，这种物品的观念的价值存在固定为计算货币，——获得了反映在观念中的象征形象。在单个商品生产者仅仅用头脑记账(例如农民；只有资本主义农业，才产生使用簿记的租地农场主)，或者仅仅在他的生产时间之外附带地把收支、支付日等等记载下来的时候，很明显，他的这种职能和他执行这种职能所消耗的劳动资料，如纸张等等，都是劳动时间和劳动资料的追加消耗。这种消耗是必要的，但是既要从他能用于生产的时间中扣除，又要从那种在现实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参加产品和价值的形成过程的劳动资料中扣除。【在中世纪，我们只在修道院中发现农业的账簿。但是，我们知道(第1卷第343页)，在远古的印度公社中，已经有一个农业记账员。在那里，簿记已经独立为一个公社官员的专职。

由于这种分工，节约了时间、劳力和开支，但是，生产和记载生产的簿记，终究是两回事，就象给船装货和装货单是两回事一样。充当记账员的那一部分公社劳动力，是从生产中抽出来的。他执行职能所需的各种费用，不是由他自己的劳动来补偿，而是由公社产品的扣除来补偿的。只要作些适当的修改，资本家的簿记人员的情况，就和印度公社的记账员的情况相同。】不论这种职能集中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手中，不再是许多小商品生产者的职能，而是一个资本家的职能，是一个大规模生产过程内部的职能，从而获得了巨大的规模；还是这种职能不再是生产职能的附带部分，而从生产职能中分离出来，成为特殊的、专门委托的当事人的独立的职能，——这种职能本身的性质都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一种职能就其本身来说，也就是在它独立出来以前，不形成产品和价值，那末，分工，这种职能的独立，并不会使这种职能形成产品和价值。如果一个资本家新投入资本，他就必须把一部分资本投在雇用记账员等等和购置簿记用品上。如果他的资本已经执行职能，处在不断的再生产过程中，那末，他就必须使他的商品产品的一部分，通过转化为货币，不断再转化为记账员、事务员等等。这部分资本是从生产过程中抽出来的，它归入流通费用，归入总收益的扣除部分。(专门用于这一职能的劳动力本身也包括在内。)簿记类的服务业也不创造价值。

但是，簿记所产生的各种费用，或劳动时间的非生产耗费，同单纯买卖时间的费用，毕竟有一定的区别。单纯买卖时间的费用只是由生产过程的一定的社会形式而产生，是由这个生产过程是商品的生产过程而产生。过程越是按社会的规模进行，越是失去纯粹个人的性质，作为对过程的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簿记就越是必要；因此，簿记对资本主义生产，比对手工业和农民的分散生产更为必要，对公有生产，比对资本主义生产更为必要。这就要求强化国有企业的财务审计，和会计信息的披露。但是，簿记的费用随着生产的积聚而减少，簿记越是转化为社会的簿记，这种费用也就越少。

我们这里谈的，只是由单纯形式上的形态变化所产生的流通费用的一般性质。这里用不着考察这些流通费用的各种详细形式。但是，这些属于价值的纯粹的形式转化的范围，从而产生于生产过程的一定社会形式的流通费用形式，在单个商品生产者那里只是转瞬即逝的、几乎觉察不到的要素，是同他的生产职能并行或交织在一起的；而这些形式在表现为巨额的流通费用时，却可以令人触目惊心，在单纯的货币收支上，一旦这种业务作为银行等等或152

单个企业的出纳员的专门职能而独立和大规模集中，我们就看到这一点。要牢记的是，这些流通费用不会因形态的变化而改变其性质。3、货币

不管一种产品是不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它总是财富的物质形式，是要进入个人消费或生产消费的使用价值。作为商品，它的价值观念地存在于价格中，这个价格丝毫不改变它的现实使用形式。但是，某些商品，如金和银，执行货币的职能，并且作为货币专门留在流通过程(也作为贮藏货币、准备金等等留在流通领域，虽然是以潜在的形式)，这纯粹是生产过程的一定社会形式即商品生产过程的产物。因为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绝大部分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从而必须取得货币形式，因为商品总量，即社会财富中执行商品职能的部分不断增大，所以，执行流通手段、支付手段、准备金等等职能的金银量也不断增大。这些执行货币职能的商品，既不进入个人消费，也不进入生产消费。这是固定在充当单纯的流通机器的形式上的社会劳动。除了社会财富的一部分被束缚于这种非生产的形式之外，货币的磨损，要求不断得到补偿，或要求把更多的产品形式的社会劳动，转化为更多的金和银。这种补偿费用，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是很可观的，因为一般说来被束缚在货币形式上的财富部分是巨大的。金和银作为货币商品，对社会来说，是仅仅由生产的社会形式产生的流通费用。这是商品生产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随着商品生产，特别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增大。它是社会财富中必153

须为流通过程牺牲的部分。【“一国内流通的货币，是该国资本的一定部分，这部分完全从生产用途中抽出来，以便促进或提高其他部分的生产率；因此，为了使金充当流通手段，必须有一定量的财富，这就好象为了制造一台机器，以促进任何另一种生产，必须有一定量的财富一样。”(《经济学家》第5卷第520页)】这种牺牲在发达的经济中可以通过纸币、电子货币和记账货币的形式而大大减少。但黄金仍然作为世界货币而被各国贮藏。II、保管费用

由价值的单纯形式变换，由观念地考察的流通产生的流通费用，不加入商品价值。就资本家来考察，耗费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部分，只是耗费在生产上的资本的一种扣除。我们现在考察的那些流通费用的性质则不同。它们可以产生于生产过程，这种生产过程只是在流通中继续进行，因此，它的生产性质只是被流通的形式掩盖起来了。另一方面，从社会的观点看，它们又可以是单纯的费用，是活劳动或物化劳动的非生产耗费，但是正因为这样，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它们可以起创造价值的作用，成为他的商品出售价格的一种加价。这种情况已经来源于以下事实：这些费用在不同的生产领域是不同的，在同一生产领域，对不同的单个资本来说，有时也是不同的。这些费用追加到商品价格中时，会按照各个资本家分担这些费用的比例进行分配。但是，一切追加价值的劳动也会追加剩余价值，并且在资本主义基础上总要追加剩余价值，因为劳动创造的价值取决于劳动本身的量，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则取决于资本家付给劳动的报酬额。因此，使商品变贵而不追加商品使用价值的费用，对社会来说，是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对单个资本家来说，则可以成为发财致富的源泉。另一方面，既然把这些154

费用加到商品价格中去的这种加价，只是均衡地分配这些费用，所以这些费用的非生产性质不会因此而消失。例如，保险公司把单个资本家的损失在资本家阶级中间分配。尽管如此，就社会总资本考察，这样平均化的损失仍然是损失。保险服务业也不创造价值。1、一般储备的形成

在产品作为商品资本存在或停留在市场上时，也就是，在产品处在它从中出来的生产过程和它进入的消费过程之间的间隔时间，产品形成商品储备。商品资本，作为市场上的商品，从而作为储备形式的商品，在每个循环中出现两次：一次是作为处在过程中的、其循环正被考察的资本本身的商品产品；另一次相反是作为另一个资本的商品产品，这种产品必须出现在市场上，以便被购买，并转化为生产资本。当然，后面这种商品资本可能只是根据订货生产的。如果这样，在它被生产出来以前，就会发生中断。然而，生产过程和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进行，要求一定量商品(生产资料)不断处在市场上，也就是形成储备。生产资本还包括对劳动力的购买，在这里，货币形式只是生活资料的价值形式，这种生活资料的大部分，工人必须在市场上找到。我们在本节后面还要详细说明这个问题。在这里，下面这一点已经清楚了。如果我们的出发点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这个资本价值已经转化为商品产品，现在必须出售，再转化为货币，因而现在在市场上执行商品资本的职能，那末，商品资本形成储备的状态，是市场上的一种违反目的的非自愿的停滞状态。出售越迅速，再生产过程就越流畅。W'—G'这一形式转化的停滞，会妨碍要在资本循环中进行的现实的物质155

变换，妨碍资本进一步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另一方面，对G—W来说，商品不断存在于市场，即商品储备，却是再生产过程不断进行，新资本或追加资本得以使用的条件。

商品资本要作为商品储备停留在市场上，就要有建筑物、栈房、储藏库、货栈，也就是要支出不变资本，还要对把商品搬进储藏库的劳动力付给报酬。此外，商品会变坏，会受有害的自然因素的影响。为了保护商品不受这些影响，要投入追加的资本，一部分投在劳动资料上，即物的形式上，一部分投在劳动力上。【据柯贝特对1841年9个月期间小麦储存费用的计算，数量的损失占1/2%，小麦价格的利息占3％，仓库租金占2％，筛选和运输的费用占1％，卸货的费用占1/2％，共计占7％，或者说，在每夸特小麦价格50先令中占3先令6便士。(托·柯贝特《个人致富的原因和方法的研究》1841年伦敦版[第140页])按照利物浦市商人向铁道委员会提出的证词，1865年谷物储存的(纯)非生产费用，每月为每夸特2便士，或每吨9—lO便士。(《皇家铁道委员会》1867年，证词第19页第331号)】

可见，资本在商品资本形式上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存在，产生了费用，因为这些费用不属于生产领域，所以算作流通费用。这类流通费用同第一节所说的流通费用的区别在于：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因此使商品变贵。在任何情况下，为保存和保管这种商品储备而耗费的资本和劳动力，总是从直接的生产过程抽出来的。另一方面，这里使用的资本，包括作为资本组成部分的劳动力，必须从社会产品中得到补偿。因此，这些资本的支出所产生的影响，就象劳动生产力降低一样，因而，要获得一定的有用效果，就需要更大量的资本和劳动。这是非生产费用。社会性的劳动生产力降低会增加单个商品所包含的价值。这种增殖是非生产费用加入商品价值的结果。

如果形成商品储备所需要的流通费用，只是产生于现有价值由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的时间，就是说，只是产生于生产过程的一定的社会形式(只是由于产品是作为商品生产的，因此必须转156

化货币)，那末，这些流通费用和第一节所列举的流通费用的性质就完全相同。另一方面，商品价值在这里被保存或者增加，只是因为使用价值，产品本身，被置于一定的、需要有资本支出的物质条件下，并且必须经历那些有追加劳动作用于使用价值的操作。相反，商品价值的计算，记载这一过程的簿记，买卖交易，却不会在商品价值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上发生作用。这些事情只是同商品价值的形式有关。因此，虽然在我们假定的场合，花费在储备(在这里是非自愿的)上的非生产费用只是产生于形式转化的停滞和必要性，但是，这些费用和第一节所说的非生产费用仍然不同，这些费用的目的本身不是价值的形式转化，而是价值的保存，而价值存在于作为产品，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中，因而只有通过产品的保存，使用价值本身的保存，价值才能得到保存。在这里，使用价值既没有提高，也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了。但是，它的减少受到了限制，它被保存下来。在这里，商品中存在的预付价值，也没有增加。但是，加进了新的劳动——物化劳动和活劳动。

现在要进一步研究，这种非生产费用在什么程度内，产生于一般商品生产和普遍绝对形式的商品生产即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特有性质；另一方面，又在什么程度内，为一切社会生产所共有，而在这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只是取得一种特殊的形式，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要想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及其经济理论中汲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益的东西，就需要这样思考问题。

亚·斯密曾提出一种荒诞的见解，认为储备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所特有的现象。相反，现代经济学家，例如莱勒，则断言储备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减少。西斯蒙第甚至认为这是资本157

主义生产的一个缺陷。

实际上，储备有三种形式：生产资本的形式，个人消费基金的形式，商品储备或商品资本的形式。虽然就绝对量来说，三种形式的储备可以同时增加，但是一种形式的储备会在另一种形式的储备增加时相对地减少。

不言而喻，在生产是直接为了满足自身需要，只有很小一部分是为了交换或出售的地方，也就是说，在社会产品全部不采取商品形式，或者只有很小的部分采取商品形式的地方，商品形式的储备或商品储备只是财富的很小的、微小的部分。但是，消费基金，特别是真正的生活资料的消费基金，在这里相对地说却是很大的。我们只要看一下古代的农民经济。在那里，产品的绝大部分正因为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所以不形成商品储备，而直接转化为备用的生产资料或生活资料。它不采取商品储备的形式，并且正因为这样，亚·斯密就认为，以这种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不存在储备。亚·斯密把储备的形式同储备本身混淆起来了，并且以为，社会历来就是干一天吃一天，或者等到明天去碰运气。【储备的形成，并不是象亚当·斯密想象的那样，只是由于产品转化为商品，消费品储备转化为商品储备而产生的，恰恰相反，这种形式变换，在自给自足的生产过渡到商品生产的时期，引起了生产者的经济的非常剧烈的危机。例如，在印度，直到最近，还保存着“大量储存丰年很贱的谷物的习惯”(《答复。孟加拉和奥里萨的饥荒。下院1867年》第1部分第230、231页第74号)。

美国南北战争所引起的对棉花、黄麻等等的需求的突然增大，使印度许多地方稻田的面积大大缩小，米价上涨，生产者纷纷出售过去的存米。加上1864年到1866年稻米向澳大利亚、马达加斯加等地的空前输出。因此，就产生了1866年的大饥荒。这次饥荒单是在奥里萨省就夺去一百万人的生命。(同上，第174、175、213、214页，以及第3部分《关于比哈尔饥荒的文件》第32、33页，这个报告强调过去的存米的外流是造成饥荒的原因之一。)】这是一种幼稚可笑的误解。

生产资本形式的储备，是以生产资料的形式存在的，这些生产资料或者已经处于生产过程，或者至少已经在生产者手中，也就是已经潜在地处于生产过程。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从而，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它比一切以前的生产方式更加发展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那种以劳动资料形式一下子全部并入生产过程，并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内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反复执行职能的生产资料(建筑物、机器等等)的量，不断增大，并且这种生产资料的增大，既是劳动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前提，又是它的结果。这种形式的财富不仅绝对增加而且相对增加的事实(参看第1卷第23章第2节)，最能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但是，不变资本的物质存在形式，生产资料，不仅由这种劳动资料构成，而且还由各加工阶段上的劳动材料和辅助材料构成。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随着劳动生产力由于协作、分工、机器的应用等等而提高，逐日进入再生产过程的原料、辅助材料等等的量也会增加。这些要素必须预先在生产场所准备好。因此，这种以生产资本形式存在的储备的规模是绝对增大的。

要使生产过程流畅地进行，——不管这种储备可以逐日更新，还是只能在一定时期内更新，——就要在生产场所不断准备好更多的原料等等，比如说要多于一天或一周的消耗量。过程的连续性，要求它的各种条件的存在不致因为在逐日购买上可能遇到中断而受影响，也不致因为商品产品逐日逐周出售，从而只能不规则地再转化为它的各种生产要素而受影响。不过，生产资本显然可以以极不相同的规模潜在地存在或形成储备。例如，纺纱厂主必须准备好够用三个月的，还是只够用一个月的棉花或煤炭，就有很大的差别。我们看到，这种储备虽然绝对地增大了，但是可以相对地减少。

这要取决于各种条件，而这一切条件实质上不外就是，要使必要数量的原料能够更迅速地、更有规则地、更有保证地不断得到供应，而不致发生任何中断。这些条件越不具备，从而供应越没有保证，越不规则，越缓慢，生产资本的潜在部分，即生产者手中等待加工的原料等等的储备就必然越大。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经典的存货模型，没有考虑到供应中断的可能性。以概率论的方式加上这种可能性可以得到一个改进的模型。这些条件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水平，因而同社会劳动的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成反比。因此，这种形式的储备也是这样。我们完全可以在这里，依照现代庸俗经济学惯用的数学模型的方法，建一个反映这种“反比”的模型。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就比马克思知道得更多，理论更先进。

这里表现为储备减少的现象(如莱勒所看到的)，部分地说，只是商品资本形式的储备即真正商品储备的减少；因此，只是同一个储备的形式变换。例如，如果本国每天生产的煤炭量，从而煤炭生产的规模和能力很大，纺纱厂主用不着储存大量煤炭，就可以保证他的生产连续进行。煤炭的源源不断的有保证的供应，使这种储备成为不必要。第二，一个过程的产品能够以什么样的速度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过程，取决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在这方面，运费的低廉有很大的作用。例如，从矿山不断向纺纱厂运输煤炭所需的费用，同利用较便宜的运输为较长时期供应较大量煤炭所需的费用相比，也许是更贵的。以上考察的这两种情况，都发生在生产过程本身。第三，信用制度的发展也有影响。纺纱厂主在棉花、煤炭等等的储备的更新上越不依赖于纱的直接出售，——信用制度越发展，这种直接依赖性就越小，——为保证既定规模的连续的棉纱生产不受棉纱出售上偶然情况的影响而需要的这种储备的相对量，就可以越小。第四，许多原料、半成品等等需要有较长的生产时间，农业提供的一切原料，尤其是这样。因此，要使生产过程不致中断，就要在新产品还不能补偿旧产品的整个时期，储备一定量这样的原料、半成品。如果在产业资本家手中这种储备减160

少了，那不过表明，它在商人手中以商品储备的形式增加了。例如，运输工具的发展，使存放在港口的进口棉花可以迅速从利物浦运到曼彻斯特，这样，工厂主就可以根据需要以相对较小的规模更新它的棉花储备。不过，这时作为商品储备存放在利物浦商人手中的棉花的数量就要相应地增大。因此，这只是储备的形式变换，而莱勒等人却看不到这一点。而就社会资本来考察，储备形式的产品量，现在仍然和以前一样多。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必须为比如说一年准备好的储备量，会随着运输工具的发展而减少。如果有大批轮船、帆船往来于英美之间，英国的棉花储备更新的机会就会增多，因而必须在英国国内存放的棉花平均储备量就会减少。世界市场的发展，从而同种物品供应来源的增多，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物品会从不同国家和在不同时期一批一批地运来。2、真正的商品储备

我们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上，商品成为产品的一般形式，而资本主义生产在广度和深度上越是发展，情况就越是这样。因此，不管和以前的各种生产方式相比，还是和发展水平较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比，即使生产规模相同，产品中大得不可比拟的部分是作为商品存在的。但是，任何商品，——从而任何商品资本，它只是商品，不过是作为资本价值存在形式的商品，——只要它不是从生产领域直接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因而在这个间歇期间处在市场上，它就是商品储备的要素。因此，商品储备本身(即产品的商品形式的独立和固定)，即使在生产规模不变的情况下，也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一同增大。我们已经知道，这只是161

储备的形式变换，也就是说，在这一方面，储备在商品形式上所以增大，是因为在那一方面，它在直接的生产储备和消费储备形式上减少了。这只是储备的社会形式的变化。如果商品储备同社会总产品相比，不仅它的相对量增大，而且它的绝对量也同时增大，那末，这是因为总产品的量随着资本主义生产一同增大了。

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生产的规模在越来越小的程度上取决于对产品的直接需求，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单个资本家支配的资本量，取决于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欲以及他的生产过程连续进行和不断扩大的必要性。因此，每一个特殊生产部门中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或寻找销路的产品量，必然增大。在较短或较长时期固定在商品资本形式上的资本量也增大。因此，商品储备也增大。需求与供给的关系，不象现代庸俗经济学所表现的那样直接。国内计划经济时代使用“产值”这个指标，是因为包产包销。后来，再使用这个指标就不合适了，因为没有卖出的产品还没有实现其价值。但是，如果已经卖出去的产品仍然是以商品储备的形式存在时，也不能算作实现了价值。这一点对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形成有重要作用。因此，将其误算作已实现价值的指标体系也是不合适的。

最后，社会上绝大部分人变为雇佣工人，他们靠挣一文吃一文过活，他们的工资按周领取，逐日花掉，因此，他们必须找到作为储备的生活资料。不管这种储备的单个要素的流动性有多大，其中一部分总要不断地停留下来，以便整个储备可以始终处于流动状态。

所有这些因素，都来源于生产的形式和它所包含的、产品在流通过程中所必须完成的形式转化。

不管产品储备的社会形式如何，保管这种储备，总是需要费用：需要有贮存产品的建筑物、容器等等；还要根据产品的性质，耗费或多或少的生产资料和劳动，以便防止各种有害的影响。储备越是社会地集中，这些费用相对地就越少。这些支出，总是构成物化形式或活的形式的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因而，在资本主义形式上，这些支出就是资本的支出，——它们不进入产品形成本身，因162

此是产品的一种扣除。他们作为社会财富的非生产费用是必要的。它们是社会产品的保管费用，不管社会产品成为商品储备的要素是由生产的社会形式所造成，也就是由商品形式及其必要的形式转化所造成，也不管我们把商品储备只是看作产品储备的一种特殊形式。产品储备是一切社会所共有的，即使它不具有商品储备形式这种属于流通过程的产品储备形式，情况也是如此。

现在要问，这些费用在多大程度上加入商品价值。

如果资本家已经把他预付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上的资本转化为产品，转化为一定量现成的待售商品，而这些商品还堆在仓库里，没有卖出去，那末，在这个期间不仅他的资本的价值增殖过程会停滞，为保管这种储备而用于建筑物、追加劳动等方面的支出，也会形成直接的损失。如果这个资本家说，我的商品存放了六个月没有卖出去，在这六个月期间，为了保管这些商品，不仅使我的这样多的资本闲置起来，而且使我花掉了x量的非生产费用，那末，最后的买者就会嘲笑他。买者会说，这算您倒霉！除了您以外，还有另一个卖者，他的商品前天刚生产出来。您的商品是陈货，放了那么久，不免多少有些损坏。因此，您应该比您的对手卖得便宜些。——不管商品生产者是他的商品的实际生产者，还是商品的资本主义生产者，也就是说，实际上只是商品的实际生产者的代表，都丝毫不会改变商品的生存条件。他必须把他的物品转化为货币。他由于把物品固定在商品形式上而支出了非生产费用，这只是他个人的冒险行为，和商品的买者无关。买者不会对他的商品的流通时间实行支付。在发生现实的或设想的价值革命的时候，资本家会有意把他的商品从市场上抽回来，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能不能捞回那笔追加的非生产费用，要看这种价值革命是否出现，163

看他投机是否成功。但是，价值革命并不是他的非生产费用所造成的结果。因此，如果储备的形成就是流通的停滞，由此引起的费用就不会把价值加到商品上。另一方面，没有流通领域内的停滞，没有资本在商品形式上的或长或短的停留，就不会有储备；也就是说，没有流通的停滞，就不会有储备，就象没有货币准备金，就不会有货币流通一样。因此，没有商品储备，就没有商品流通。如果这种必要性对资本家来说不是出现在W'—G'上，那对他来说则是出现在G—W上；不是出现在他的商品资本上，但出现在另一些为他生产生产资料并为他的工人生产生活资料的资本家的商品资本上。

不管储备的形成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也就是说，不管商品生产者是有意保持储备，还是因为流通过程本身的状况阻碍商品的出售，使他的商品形成储备，问题的实质好象不会有什么改变。不过，弄清自愿储备和非自愿储备的区别，对于解决这个问题是有益的。非自愿储备是由流通停滞造成的，或者同它是一回事，而这种停滞是商品生产者无法知道的，是违背他的意志的。自愿储备的特征是什么呢?和以前一样，卖者力图尽快地使自己的商品脱手。他不断把产品当作商品来兜售。如果他把产品留着不卖，这个产品也只是商品储备的可能的而不是现实的要素。对他来说，商品本身仍旧只是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承担者，并且只有抛弃商品形式，取得货币形式，然后才能起这种承担者的作用。

商品储备必须有一定的量，才能在一定时期内满足需求量。这里要把买者范围的不断扩大计算在内。为了满足比如一天的需要，市场上的商品必须有一部分不断保持商品形式，另一部分则流动着，转化为货币。在其他部分流动时停滞的部分，会和储备164

量本身的减少一样不断减少，直至最后完全卖掉。因此，在这里，商品停滞要看作是商品出售的必要条件。其次，储备量要大于平均出售量或平均需求量。不然，超过这个平均量的需求就不能得到满足。这部分需求可视为随机性因素造成的。马克思的时代，还没有后来的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但马克思已经把握了这门学科的思想精髓。另一方面，储备因为不断消耗，所以要不断更新。这种更新归根到底只能从生产中得到，只能从商品的供应中得到。这些商品是否来自国外，是与问题无关的。更新以商品再生产所需要的时间为转移。在这个期间，商品储备必须够用。至于储备不是留在原来的生产者手中，而是经过了从大商人一直到零售商的各种各样的储藏库，这仅仅改变了现象，而并不改变事情本身。从社会的观点看，只要商品没有进入生产消费或个人消费，资本的一部分就仍旧处于商品储备的形式。生产者本身为了使自己不直接依赖于生产，为了保证自已有一批老顾客，总想保持一批与平均需求相适应的存货。购买期限是适应于生产期间的，商品在它能够由同种新商品替换以前，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形成储备。只是由于有了这种储备，流通过程从而包含流通过程在内的再生产过程的不断连续进行，才得到保证。

必须记住，对W的生产者来说，W'—G'可以已经完成，虽然W仍然在市场上。如果生产者本人想把他自己的商品保存在仓库内，直到把它卖给最后的消费者，他就必须使二重的资本发生运动，一次是作为商品的生产者，另一次是作为商人。对商品本身来说，——无论是作为单个商品来看，还是作为社会资本的组成部分来看，——储备的费用不管是由生产者自己负担还是由从A到Z的一系列商人负担，事情是不会发生变化的。

既然商品储备不外就是储备的商品形式，这种储备在一定规模的社会生产中，在它不是作为商品储备存在时，是作为生产储备165

(潜在的生产基金)或者作为消费基金(消费资料的储存)存在的，所以，保管这种储备所需要的费用，也就是储备费用，即用于这方面的物化劳动或活劳动，不过是社会生产基金或社会消费基金的保管费用的一种变形。由此引起的商品价值的提高，只是把这种费用按比例分配在不同商品上，因为这种费用对不同种商品来说是不同的。储备费用仍然是社会财富的扣除，虽然它是社会财富的存在条件之一。

只有在商品储备是商品流通的条件，甚至是商品流通中必然产生的形式时，也就是，只有在这种表面上的停滞是流动本身的形式，就象货币准备金是货币流通的条件一样时，这种停滞都是正常的。相反，一旦留在流通蓄水池内的商品，不让位给后面涌来的生产浪潮，致使蓄水池泛滥起来，商品储备就会因流通停滞而扩大，就象在货币流通停滞时，贮藏货币会增加一样。在这里，不论这种停滞是发生在产业资本家的仓库内，还是发生在商人的栈房内，情况都是一样的。这时，商品储备已经不是不断出售的条件，而是商品卖不出去的结果。费用仍旧是一样的，但是，因为它现在完全是由形式产生，也就是由于商品必须转化为货币而产生，并且是由于这种形态变化发生困难而产生，所以它不加入商品价值，而成为在价值实现时的扣除，即价值损失。因为储备的正常形式和不正常形式，从形式上是区分不出来的，而且二者都是流通的停滞，所以，这些现象可以互相混同，加上对生产者来说，虽然他的已经转移到商人手中的商品的流通过程发生了停滞，但他的资本的流通过程仍然能够畅通，所以，这些现象更可以使生产当事人本身感到迷惑。如果生产和消费的规模扩大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商品储备的规模也会扩大。商品储备会同样迅速地被更新和被吸166

收，但是它的规模更大。因此，商品储备的规模由于流通停滞而扩大的现象，会被误认为是再生产过程扩大的征兆，特别是在现实的运动由于信用制度的发展而变得神秘莫测时，更是这样。经济现象间的因果顺序要理清。由于现象的混同，因此计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必须非常小心，否则极易得出似是而非的结论。

储备费用包含：1、产品总量的数量减少(例如，储存面粉时就是这样)；2、质量变坏；3、保管储备所需的物化劳动和活劳动。III、运输费用

在这里，我们不必考察流通费用的一切细目，如包装、分类等等。一般的规律是：一切只是由商品的形式转化而产生的流通费用，都不会把价值追加到商品上。这仅仅是实现价值或价值由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需的费用。投在这种费用上的资本(包括它所支配的劳动)，属于资本主义生产上的非生产费用。这种费用必须从剩余产品中得到补偿，对整个资本家阶级来说，是剩余价值或剩余产品的一种扣除，就象对工人来说，购买生活资料所需的时间是损失掉的时间一样。但是，运输费用起很重要的作用，因此在这里必须简短地加以考察。

社会劳动的物质变换，是在资本循环和构成这个循环的一个阶段的商品形态变化中完成的。这种物质变换要求产品发生场所的变换，即产品由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的实际运动。但是，没有商品的物理运动，商品也可以流通；没有商品流通，甚至没有直接的产品交换，产品也可以运输。A卖给B的房屋，是作为商品流通的，但是它并没有移动。棉花、生铁之类可以移动的商品价值，经过许多流通过程，由投机者反复买卖，但还是留在原来的货栈167

内。这里实际运动的，是物品的所有权证书，而不是物品本身。另一方面，例如在印加国，虽然社会产品不作为商品流通，也不通过物物交换来进行分配，但是运输业还是起着重要的作用。

因此，虽然运输业在资本主义生产基础上表现为产生流通费用的原因，但是，这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并不会改变事情的本质。

产品总量不会因运输而增大。产品的自然属性因运输而引起的变化，除了若干例外，不是预期的效用，而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祸害。但是，物品的使用价值只是在物品的消费中实现，而物品的消费可以使物品的位置变化成为必要，从而使运输业的追加生产过程成为必要。因此，投在运输业上的生产资本，会部分地由于运输工具的价值转移，部分地由于运输劳动的价值追加，把价值追加到所运输的产品中去。这表明运输业创造价值或参与价值创造。后一种价值追加，就象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下一样，分为工资补偿和剩余价值。

在每一个生产过程中，劳动对象的位置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必需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例如，棉花由梳棉车间运到纺纱车间，煤炭由井下运到地面，——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完成的产品作为完成的商品从一个独立的生产场所转移到相隔很远的另一个生产场所，只是在较大的规模上表示同样的现象。在产品从一个生产场所运到另一个生产场所以后，接着还有完成的产品从生产领域运到消费领域。产品只有完成这个运动，才是现成的消费品。

以前讲过，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是：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创造的价值成反比。这个规律，象适用于其他任何产业一样，也适用于运输业。在一定距离内运输商品所需要的死劳动和活劳动量越小，168

劳动生产力就越大；反之亦然。【李嘉图引用萨伊的话，萨伊认为商业由于运输费用而使产品变贵或提高价值，是商业的一种天惠。萨伊说：“商业使我们能够在商品的产地取得商品，并把它运往另一个消费地点；因此，它使我们能够按前一个地方和后一个地方的价格之间的全部差额增加商品的价值。”李嘉图对这段话评论说：“确实如此，但是这个追加价值是怎样加到商品上去的呢？是在生产成本中首先加上运费，然后再加上商人预付的资本的利润。这种商品价值的增加，和任何其他商品价值的增加一样，只是因为它在被消费者购买以前在生产和运输上已经耗费更多的劳动。这决不能算作是商业的一种好处。”(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1821年伦敦第3版第309-310页)】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追加到商品中去的绝对价值量，和运输业的生产力成反比，和运输的距离成正比。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由运输费用追加到商品价格中去的相对价值部分，和商品的体积和重量成正比。但是，引起变化的情况是很多的。例如，根据物品容易破碎、腐烂和爆炸的相对程度不同，在运输上就需要采取程度不同的防护措施，因而需要耗费多少不等的劳动和劳动资料。在这里，铁路大王们在幻想的物种形成上，比植物学家或动物学家展现了更大的天才。例如，英国铁路的货物分类卷帙浩繁，按其总的原则来说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倾向上的：把货物繁杂的自然属性，变为同样多种多样的运输上的困难和理所当然的骗人借口。

“玻璃从前是每一克列特<一定容积的包装箱>值11镑，现在由于产业进步和玻璃税的废除，只值2镑，但是，运费还是和以前一样贵，如果由运河运输，那就更贵了。铅细工使用的玻璃和玻璃商品在以北明翰为中心的50哩的地区内的运费，从前每吨是10先令。现在，在玻璃有破碎危险的借口下，运输价格提高了两倍。但是，玻璃真的弄破了，铁路公司并不赔偿。”

其次，运输费用追加到一个物品中去的相对价值部分和该物169

品的价值成反比，这成了铁路大王们按照和物品价值成正比对物品抽税的特别理由。古董花瓶和同样式样的普通花瓶的运输成本是一样的，但由于前者的价值大，铁路大王们收取的运输费用也多。产业家和商人对这一点的怨言，在上述报告每一页的证词中可以反复看到。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交通运输工具的发展，由于运输积聚(规模扩大)，使单个商品的运输费用减少。它使耗费在商品运输上的那部分社会劳动——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增加，首先因为把一切产品的绝大多数转化为商品，其次又因为远方的市场代替了当地的市场。

商品在空间上的流通，即实际的移动，就是商品的运输。运输业一方面形成一个独立的生产部门，从而形成生产资本的一个特殊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它又具有如下的特征：它表现为生产过程在流通过程内的继续，并且为了流通过程而继续。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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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转时间和周转次数

我们已经知道，一定资本的总流通时间，等于它的流通时间和它的生产时间之和。这就是从资本价值以一定的形式预付时起，到处在过程中的资本价值回到同一形式时止的一段时间。

资本主义生产的决定目的，总是预付价值的增殖，不管这个预付价值采取它的独立的形式，即货币形式，还是采取商品形式，因而它的价值形式在预付商品的价格中具有仅仅观念上的独立性。在这两个场合，这个资本价值在它循环时都要经过不同的存在形式。这个资本价值自身的同一性，是在资本家的账簿上或在计算货币的形式上得到证实的。

无论我们是考察G…G'形式，还是考察P…P形式，这两个形式都包含：1、预付价值已经作为资本价值执行职能，并且已经增殖；2、预付价值通过它的过程之后，又回到它开始过程时的形式。预付价值G的增殖和与此同时资本之回到这个形式(货币形式)，171

在G…G'形式中是一目了然的。但在第二个形式中情形也是这样。因为P的起点是生产要素即具有一定价值的商品的存在。这个形式包含这个价值的增殖(W'和G')和回到原来的形式，因为在第二个P中，预付价值重新取得了生产要素的形式，即它原来预付时的形式。

以前我们已经知道，“生产具有资本主义的形式，再生产也就具有同样的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劳动过程只表现为价值增殖过程的手段，同样，再生产也只表现为把预付价值作为资本即作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来再生产的手段。”(第1卷第21章)(I)G…G'、(II)P…P和(III)W'…W'这三个形式有如下的区别：在形式II(P…P)中，过程的更新，即再生产过程，表现为现实的，而在形式I中，只表现为可能的。但是二者和形式III相区别的是：预付的资本价值——无论它采取货币的形式，还是采取物质的生产要素的形式——是出发点，因而也是复归点。在G…G'中，复归点是G'＝G+g。如果过程以同一规模更新，G就重新成为出发点，g则不进入过程，而只是表示G作为资本已经自行增殖，已经生产了一个剩余价值g，但是把它抛开了。在P…P形式中，以生产要素P形式预付的资本价值同样是出发点。这个形式同样包含预付资本价值的增殖。如果进行简单再生产，同一资本价值就以同一形式P重新开始它的过程。如果进行积聚，P'(按价值量=G'=W')就作为已经增大的资本价值开始过程。但是，资本价值虽然比以前大了，过程仍然以原来形式的预付资本价值开始。相反，在形式III中，开始过程的资本价值不是预付的资本价值，而是已经增殖的资本价值，是处在商品形式上的总财富，预付资本价172

值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这最后一个形式对第三篇来说是很重要的，因为在那里，各单个资本的运动要和社会总资本的运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但是在考察资本周转时，这个形式是不适用的，因为资本的周转总是以货币形式或商品形式的资本价值的预付开始，并且总是使循环中的资本价值回到它预付时的形式。至于循环I和循环II，那末，在主要是研究周转对剩余价值的形成的影响时，我们应该抓住前者；而在主要是研究周转对产品的形成的影响时，我们就应该抓住后者。

经济学家既不区分不同的循环形式，也不分别考察它们和资本周转的关系。他们通常是考察G…G'形式，因为这个形式支配着单个资本家，从而也就支配着现代庸俗经济学家。即使货币只是在计算货币的形式上成为出发点，这个形式也对他的计算有用。另一些人则从生产要素形式上的支出出发，一直考察到收回，但是对收回的形式是商品还是货币则闭口不谈。例如：“经济周期……即整个生产进程，是从支出时起，直到收回时为止。在农业中，播种期是它的开端，收获是它的终结。”(赛·菲·纽曼《政治经济学原理》安多佛和纽约版第81页)另一些人则从W'(形式III)开始：“生产交往的世界，可以看作是在我们称为经济周期的循环中运转的，一旦企业完成它相继进行的交易，又回到它的起点，每次的循环就完成了。起点可以从资本家得到收入，从而收回资本的时候算起；从这时起，他重新着手做以下的事情：招雇工人，并以工资的形式分给他们生活资料，或者确切地说，分给他们获得生活资料的权力；从他们那里取得他所经营的制成的物品；把这种物品送到市场去，在那里把它们卖掉，在货款中收回全部投资，而结束这一系列运动的循环。”(查默斯《论政治经济学》1832年格拉斯哥第2版第85页)173

单个资本家投在任何一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价值，在完成它的运动的循环后，就重新处在它的原来的形式上，并且能够重复同一过程。这个价值要作为资本价值永久保持和增殖，就必须重复这个过程。单个循环在资本的生活中只形成一个不断重复的段落，也就是一个周期。在G…G'这个周期的末尾，资本重新处在货币资本的形式上，这个货币资本重新通过包括资本再生产过程或价值增殖过程在内的形式转化序列。在P…P这个周期的末尾，资本重新处在生产要素的形式上，这些生产要素形成资本新的循环的前提。资本的循环，不是当作孤立的行为，而是当作周期性的过程时，叫做资本的周转。周转的定义。这种周转的持续时间，由资本的生产时间和资本的流通时间之和决定。这个时间之和形成资本的周转时间。因此，资本的周转时间，包含着总资本价值从一个循环周期到下一个循环周期的间隔时间，包含着资本生活过程的周期性，或者说，包含着同一资本价值的增殖过程或生产过程更新、重复的时间。

把可以加速或缩短单个资本的周转时间的个别冒险行为撇开不说，资本的周转时间在不同的投资部门是不同的。

正如工作日是劳动力职能的自然计量单位一样，年是处在过程中的资本的周转的自然计量单位。这个计量单位的自然基础是，在温带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祖国，最重要的农产品都是一年收获一次。

假定我们用U表示周转时间的计量单位——年，用u表示一定资本的周转时间，用n表示资本的周转次数，那末n=U/u。举例来说，如果周转时间u等于3个月，那末n=12/3=4；资本在一年中完成4次周转，或者说，周转4次。如果u=18个月，那末n=12/18=2/3，或者说，资本在一年内只完成它的周转时间的2/3。如果资本174

的周转时间等于几年，那末，它就要用一年的倍数来计算。

对资本家来说，他的资本的周转时间，就是他必须预付他的资本，以便使它增殖并回到它原来形式的时间。

在进一步研究周转对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影响以前，我们要考察两种新的形式，这两种新形式是资本由流通过程得到的，并且会对资本周转的形式发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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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I、形式区别

我们在第一卷第六章已经看到，一部分不变资本和它帮助形成的产品相对立，保持着它进入生产过程时的一定的使用形式。因此，它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在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中，总是反复地执行着相同的职能。例如厂房、机器等，总之，凡是称作劳动资料的东西，都是这样。这部分不变资本，按照它在丧失使用价值时丧失掉的交换价值的比例，把价值转给产品。这种生产资料把多少价值转给或转移到它帮助形成的产品中去，要根据平均计算来决定，即根据它执行职能的平均持续时间来计量。这个持续时间，从生产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时起，到它完全损耗，不能使用，而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或再生产时为止。

因此，这部分不变资本——真正的劳动资料——的特征是：一部分资本是以不变资本的形式即生产资料的形式预付的。生产资料在它保持着进入劳动过程时的独立使用形式的期间，作为劳动过程的因素执行职能。完成的产品，从而已经转化为产品的产品形成要素，就脱离生产过程，作为商品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流通领域。相反，劳动资料一进入生产领域，就不再离开。它的职176

能把它牢牢地限制在那里。一部分预付资本价值，被固定在这个由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所决定的形式上。劳动资料在执行职能时，也就是在损耗时，把一部分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部分则仍旧固定在劳动资料中，也就是仍旧固定在生产过程中。这样固定的价值不断地减少，一直到劳动资料不能再用；因此它的价值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期间内，分配在由一系列不断反复的劳动过程产生的一批产品中。但是，只要它还起劳动资料的作用，就是说，只要它还不需要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不变资本价值就总是固定在它里面，而另一部分原来固定在它里面的价值则转移到产品中，从而作为商品储备的组成部分进行流通。劳动资料越耐用，它的损耗越缓慢，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这个使用形式上的时间就越长。但是，不管耐用的程度如何，劳动资料转移的价值总是和它的全部职能时间成反比。如果有两台价值相等的机器，一台五年磨损掉，另一台十年磨损掉，那末，前者在同一时间内转移的价值就是后者的两倍。同一时间内对前者计提的折旧也是后者的两倍。

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这部分资本价值，和其他任何部分一样要进行流通。我们曾经一般地说过，全部资本价值是处在不断流通之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切资本都是流动资本。但这里考察的这个资本部分的流通是独特的流通。首先，这个资本部分不是在它的使用形式上进行流通，进行流通的只是它的价值，并且这种流通是逐步地、一部分一部分进行的，和从它那里转移到作为商品进行流通的产品中去的价值相一致。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内，它的价值总有一部分固定在它里面，和它帮助生产的商品相对立，保持着自己的独立。由于这种特性，这部分不变资本取得了固定资本的形式。在生产过程中预付的资本的其他一切物质组成部177

分，则与此相反，形成流动资本。

一部分生产资料——即这样一些辅助材料，它们在劳动资料执行职能时由劳动资料本身消费掉，例如煤炭由蒸汽机消费掉；或者对过程只起协助作用，例如照明用的煤气等等——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只是它们的价值形成产品价值的一部分。产品在它本身的流通中，也使这部分生产资料的价值流通。在这一点上，它们和固定资本是相同的。但是，它们在所参加的每一个劳动过程中被全部消费掉，因此对每一个新的劳动过程来说，必须全部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它们在执行职能时不保持自己的独立的使用形式。因此，在它们执行职能时，资本价值没有任何部分固定在它们的旧的使用形式即实物形式上。这部分辅助材料在物质上不加入产品，只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加入产品的价值，成为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因此，这种材料的职能被牢牢地限制在生产领域之内，——这种情况曾经使象拉姆赛这样的经济学家(他同时还混淆了固定资本和不变资本)错误地把这部分生产资料列入固定资本的范畴。

在物质上加入产品的那部分生产资料，即原料等等，由此部分地取得了以后能够作为消费品进入个人消费的形式。真正的劳动资料，即固定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只被生产地消费，不能进入个人消费，因为它不加入它帮助形成的产品或使用价值，相反，它与产品相对立，在它完全损耗以前一直保持独立的形式。运输工具则例外。运输工具在它执行生产职能时，从而在它停留在生产领域时产生的有用效果即场所变更。同时进入个人消费，例如旅客的个人消费。旅客使用运输工具就象使用其他消费资料一样，也要支付报酬。我们说过，例如在化学工业中，原料和辅助材料彼此是分178

不清的。劳动资料、辅助材料、原料之间也是如此。例如在农业中，为改良土壤而投下的物质，就有一部分作为产品的形成要素加入植物产品。另一方面，这些物质会在较长的时期如4—5年内发挥作用。因此，其中一部分会在物质上加入产品，同时也就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部分则保持它原有的使用形式，把它的价值固定在这种形式上。它继续作为生产资料存在，因而取得固定资本的形式。牛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如果它被吃掉，它就不是作为劳动资料，从而也不是作为固定资本执行职能了。

决定一部分投在生产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具有固定资本性质的，只是这个价值的独特的流通方式。这种特别的流通方式，是由劳动资料把它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或者说，在生产过程中充当价值形成要素的特殊方式产生的。而这种方式本身，又是由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的特殊方式产生的。

我们知道，同一个使用价值既作为产品从一个劳动过程出来，又作为生产资料进入另一个劳动过程。一种产品之所以变为固定资本，只是由于它在生产过程中作为劳动资料执行职能。而产品本身刚从生产过程出来时，决不是固定资本。例如，一台机器，作为机器制造业者的产品或商品，属于他的商品资本。它只有在它的买者手里，即在生产上使用它的资本家手里，才成为固定资本。

在其他一切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劳动资料固定性的程度随着劳动资料的耐久性的增加而增加。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资本价值和这个价值量中由劳动资料在反复劳动过程中转给产品的部分之间的差额，就是由这种耐久性决定的。这种价值转移进行得越慢，——而价值是在同一个劳动过程的每次反复中由劳动资料转移出去的，——固定化的资本就越大，生产过程中使用的资本和生179

产过程中消费的资本之间的差额也就越大。这个差额一旦消失，劳动资料的寿命就完结了，它的价值也就和它的使用价值一同丧失。它不再是价值的承担者了。因为劳动资料和不变资本的其他任何物质承担者一样，只是按照它在丧失使用价值时丧失价值的程度，把它的价值转给产品，所以很清楚，它的使用价值丧失得越慢，它在生产过程中越耐用，不变资本价值固定在劳动资料上的期间就越长。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

有的生产资料，例如辅助材料、原料、半成品等等，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劳动资料，但从价值转移来看，因而从价值的流通方式来看，是和劳动资料一样的，因此，它们也是固定资本的物质承担者即存在形式。上面说过的土壤改良就是这样。这种改良把化学成分加到土壤中去，它的作用会延续若干个生产期间或若干年。在这里，价值中还有一部分在产品之外，继续以它的独立形式或固定资本的形式存在，价值的另一部分则转给产品，因而和产品一起流通。在这个场合，不仅固定资本价值的一部分加入产品，而且这个价值部分借以存在的使用价值，即实体，也加入产品。

撇开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范畴混同于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范畴这一根本错误不说，经济学家们迄今为止在概念规定上所以陷入混乱，首先是由于下述原因：他们把劳动资料在物质上具有的某些属性，看成固定资本的直接属性，例如象房屋具有的物理不动性。但是我们也很容易证明，其他—些本身也是固定资本的劳动资料具有相反的属性，例如象船舶具有的物理可动性。

或者，他们把那种由价值流通引起的经济的形式规定性，和物质的属性混同起来，好象那些就本身说根本不是资本，只是在一定180

社会关系内才成为资本的东西，就它们本身说天生就可以是具有一定形式的资本——固定资本或流动资本。我们在第一卷第五章说过，不管劳动过程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进行，每一个劳动过程中的生产资料都分为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但是，二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才成为资本，成为前一篇所说的“生产资本”。这样，这个以劳动过程性质为基础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区别，就以新的形式，即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再反映出来。只是因为如此，那种执行劳动资料职能的东西，才成为固定资本。如果按照物质属性，它除了执行劳动资料的职能之外，还能执行别的职能，那末它是不是固定资本，就要根据它的职能的不同来决定。牲畜作为役畜，是固定资本；作为肥育的牲畜，则是原料，它最后会作为产品进入流通，因此不是固定资本，而是流动资本。

有的生产资料较长期地固定在反复进行、但是互相联系、连续不断、因此形成一个生产期间——即制成一个产品所需的全部生产时间——的劳动过程中，单是这种固定存在，就和固定资本一样，要求资本家进行相当长期的预付，但是并不能使他的资本变成固定资本。例如，种子不是固定资本，而只是原料，它差不多要有一年固定在生产过程中。一切资本在执行生产资本的职能时，都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因而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不管它们的物质形式、职能和价值流通方式如何，也都是如此。由于生产过程的种类不同或预期的有用效果不同，资本的这种固定存在，在时间上是长短不等的，但这并不造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由于给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下一个定义有困难，罗仑兹·施泰因先生就认为，这样加以区别只是为了说明上的方便。】

一部分劳动资料，包括一般劳动条件在内，一旦作为劳动资料进入生产过程，或准备执行生产职能，就固定在一定的地点，例如机器；或者一开始就在这种不动的、同所在地点不能分开的形式上被生产出来，例如土壤改良、厂房、高炉、运河、铁路等等。在这里，劳动资料在它们执行职能的生产过程中的持续固定存在，同时也为它们的可感觉的存在方式所决定。另一方面，一种劳动资料，也可以在物体上不断变更位置，不断运动，然而却不断处在生产过程中，例如机车、船舶、役畜等等。在前一场合，不动性不会使劳动资料取得固定资本的性质，在后一场合，可动性也不会使它丧失这种性质。不过，劳动资料固定在一个地点，把根牢牢扎在地里这个事实，使这部分固定资本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一种独特的作用。它们不能被运往国外，不能作为商品在世界市场上流通。为了利用这一部分资源，就只能对该国进行投资，即使投资收益归外国投资者所有。这种固定资本的所有权证书却可以变换，可以买卖，就这一点说，可以观念地流通。这种所有权证书，甚至可以在国外市场上流通，例如以股票的形式。但是，这一类固定资本的所有主的变换，不会使一个国家财富中不动的、物质上固定的部分和可动的部分之比发生变化。

固定资本的独特的流通，引起独特的周转。固定资本因损耗而在实物形式上丧失的那部分价值，作为产品的一部分价值来流通。产品通过流通由商品转化为货币；从而劳动资料中被产品带入流通的那部分价值也变为货币，而且随着这种劳动资料在多大程度上不再是生产过程中的价值承担者，这部分价值也就在多大182

程度上从流通过程中作为货币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因此，这种劳动资料的价值这时获得双重存在。其中一部分仍然束缚在它的属于生产过程的使用形式或实物形式上，另一部分则作为货币，脱离这个形式。在劳动资料执行职能的过程中，它以实物形式存在的那部分价值不断减少，而它转化为货币形式的那部分价值则不断增加，一直到它的寿命完结，它的全部价值和它的尸体脱离，转化为货币为止。在这里，生产资本的这个要素在周转上的特征显露出来了。它的价值转化为货币，是和作为它的价值承担者的商品蛹化为货币同时进行的。但是，它由货币形式再转化为使用形式，是和商品再转化为商品的其他生产要素分别进行的，确切地说，是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期间决定的，即由劳动资料已经损耗掉，必须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替换的时间决定的。假定一台价值10000镑的机器执行职能的期间是10年，原来预付在这台机器中的价值的周转时间也就是10年。在这10年内，它不需要更新，而以它的实物形式继续发生作用。在这个期间，它的价值一部分一部分地，作为用它不断生产出的商品的一部分价值而流通，这样逐渐转化为货币，最后直到10年结束时，全部转化为货币，并由货币再转化为一台机器，也就是完成它的周转。在这个再生产时间到来之前，它的价值先以货币准备金的形式逐渐积累起来。

生产资本其余的要素，一部分是由存在于辅助材料和原料上的不变资本要素构成，一部分是由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资本构成。

对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分析(第1卷第5章)表明，这些不同的组成部分，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是完全不同的。由辅助材料和原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那部分不变资本的价值完全一样，——是作为仅仅183

转移的价值，再现在产品的价值中，而劳动力则通过劳动过程，把它的价值的等价物加进产品，或者说，实际上把它的价值再生产出来。其次，一部分辅助材料，如充作燃料的煤炭、用于照明的煤气等等，在劳动过程中消费掉，但不会在物质上加入产品，而另一部分辅助材料以物体加入产品，并成为产品实体的材料。不过，这一切差异，对流通来说，从而对周转的方式来说，是没有关系的。只要辅助材料和原料在形成产品时全部消费掉，它们就把自己的全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这个价值也全部通过产品而流通，转化为货币，并由货币再转化为商品的生产要素。它的周转不象固定资本的周转那样被中断，而是不断地通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全部循环，因此，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不断地在实物形式上更新。

至于生产资本中投在劳动力上的可变组成部分，那末，劳动力是按一定时间购买的。一旦资本家购买了劳动力并把它并入生产过程，它就构成他的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即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它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发生作用，在这个时间内，它不仅把它一天的全部价值，而且还把一个超额价值即剩余价值，加到产品中去；在这里，我们暂且把这个剩余价值撇开不说。在劳动力比如说按一周购买并且发生作用之后，这种购买必须按习惯的期限不断更新。劳动力在执行职能期间把它的价值的等价物加到产品中去，这个等价物随着产品的流通转化为货币。要使连续生产的循环不致中断，这个等价物就必须不断地由货币再转化为劳动力，或者说，不断地经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完全的循环，就是说，必须不断地周转。

因此，预付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价值，完全转移到产品中去(我们在这里总是撇开剩余价值不说)，同产品一起经过184

流通领域的两个形态变化，并通过这种不断的更新，不断并入生产过程。所以，不管劳动力和不变资本中非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就价值的形成来说是多么不同，它的价值的这种周转方式却和这些部分相同，而与固定资本相反。生产资本的这两个组成部分——投在劳动力上的价值部分和投在非固定资本的生产资料上的价值部分——由于它们在周转上的这种共同性，而作为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相对立。

我们以前讲过，资本家为使用劳动力而支付给工人的货币，实际上只是工人必要生活资料的一般等价形式。就这一点说，可变资本在物质上是由生活资料构成的。但是在这里，在我们考察周转时，问题却在于形式。资本家购买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而是工人的劳动力本身。形成他的资本的可变部分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而是工人的发挥作用的劳动力。资本家在劳动过程中生产地消费的，是劳动力本身，而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是工人自己把出卖劳动力所得的货币转化为生活资料，以便把生活资料再转化为劳动力，以维持自己的生命；这和下述情况完全一样：为取得货币而出售商品的资本家，把商品中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转化为他自己的生活资料，但是不能因此就说，购买他的商品的人是用生活资料支付给他的。即使工人的一部分工资是用生活资料，即用实物支付的，但在今天来说，这是第二步的交易。工人按一定的价格出卖劳动力，并且双方约定，他以生活资料的形式取得这个价格的一部分。这只改变支付的形式，但不会改变他实际出卖的是他的劳动力这个事实。即使支付的是小额股票，也是如此。与工人节省部分开支，去购买少量股票没有什么差别。

即使工人掌握了少量股票，仍然需要不断地出卖他的劳动力，仍然要给资本家大量提供剩余价值。这与工人持有工人合作工厂中的股权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个第二步的交易不再是在工人和资本家之间进行，而是在作为商品的买者的工人和作为商品的卖者的资本家之间进行；在第一步的交易中，工人是商品(他的劳动力)的185

卖者，资本家则是商品的买者。这种情况，和资本家用另一种商品来替换他的商品，例如用铁来替换他卖给铸铁厂的机器完全一样。因此，和固定资本相对立而取得流动资本的规定性的，不是工人的生活资料，也不是工人的劳动力，而是生产资本投在劳动力上的那部分价值。这部分价值，由于它的周转形式，取得了这种和不变资本某些组成部分相同，但和它的另一些组成部分相反的性质。

投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上的流动资本的价值，只是为制成产品所需要的时间而预付的，它要和由固定资本的大小所决定的生产规模相适应。现代庸俗经济学将这种比例关系解释成替代关系，似乎减少原材料(棉花)的数量而增加厂房的面积可以保持同样的产品(棉纱)数量。这个价值全部加入产品，因此通过产品的出售又全部从流通中返回，并且能够重新预付。流动资本组成部分借以存在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按照形成和出售成品所需要的量，从流通中取出，但它们必须不断地通过再购买，通过由货币形式到生产要素的再转化，而实行替换和更新。和固定资本要素相比，它们一次从市场被取出的量是比较小的，但必须更加频繁地再被取出，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的预付是在较短期间内更新的。这种不断的更新，是通过把它们的全部价值带入流通的产品的不断出售来进行的。最后，它们不仅在它们的价值上，而且在它们的物质形式上，不断地完成形态变化的全部循环；它们不断地由商品再转化为同种商品的生产要素。

劳动力在把它自己的价值加进产品的同时，还不断地把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的化身，加到产品中去。因此，剩余价值也和成品的其余价值要素一样，不断地被成品带入流通并转化为货币。不过在这里，我们要研究的首先是资本价值的周转，而不是和它一起同时周转的剩余价值的周转，所以，暂且撇开后者不说。现代财务报表制度是按现代庸俗经济学的理论设计的，难以真正体现资本各个组成部分的实际周转情况。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186

1、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形式规定性之所以产生，只是由于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或生产资本有不同的周转。而周转之所以不同，又是由于生产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是按照不同的方式把它们的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的，而不是由于它们在产品价值的生产中有不同的作用，或它们在价值增殖过程中有独特的作用。最后，价值转给产品的方式——从而这个价值通过产品而流通的方式和通过产品的形态变化而在原来的实物形式上更新的方式——之所以有差别，又是由于生产资本借以存在的物质形式有差别，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在形成单个产品时全部消费掉，另一部分只是逐渐消耗掉。因此，只有生产资本能够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相反，这种对立，对产业资本的其他两种存在方式来说，也就是，不论对商品资本还是对货币资本来说，都是不存在的。它也不是这两种资本和生产资本之间的对立。这种对立只有对生产资本并且在生产资本之内才是存在的。不管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怎样执行资本的职能，怎样顺利地流通，它们只有转化为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才能够变为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但是，因为资本的这两种形式存在于流通领域，所以，正如我们以后会看到的，亚·斯密以来的经济学错误地把它们和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一起列入流动资本这个范畴。实际上，它们是与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资本，但不是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2、固定资本组成部分的周转，从而它的必要的周转时间，包括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多次周转。在固定资本周转一次的时间内，流动资本周转多次。生产资本的一个价值组成部分，只是由于它借以存在的生产资料在产品制成并作为商品离开生产过程的期间未被全部消耗掉，才取得固定资本的形式规定。它的价值的一部187

分必须仍旧束缚在继续保存下来的旧的使用形式上；另一部分则被完成的产品带入流通，而完成的产品的流通，却同时会使流动资本组成部分的全部价值流通。

3、投在固定资本上的那部分生产资本的价值，是为构成固定资本的那一部分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整个期间全部一次预付的。因此，这个价值是由资本家一次投入流通的；但它只是通过固定资本一部分一部分地加进商品的价值部分的实现，而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再从流通中取出的。另一方面，一部分生产资本借以固定的生产资料本身，则一次从流通中取出，以便在执行职能的整个期间并入生产过程，不过在同一时间之内，不需要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替换，不需要再生产。它们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继续参加投入流通的商品的形成，但并不从流通中取出自身更新的要素。因此，在这个时间内，它们也不要求资本家重新预付。最后，投在固定资本上的资本价值，在它借以存在的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期间，不是在物质上，而只是在价值上经过它的各种形式的循环，并且这也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地进行的。这就是说，它的价值的一部分不断地作为商品的价值部分而流通，并转化为货币，但不由货币再转化为它原来的实物形式。这种由货币到生产资料的实物形式的再转化，要到生产资料执行职能的期间结束，即生产资料完全不能用的时候，才会发生。

4、要使生产过程连续进行，流动资本的各种要素就要和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一样，不断地固定在生产过程中。不过这样固定下来的流动资本要素，要不断地在实物形式上更新(生产资料是通过同一种新的物品，劳动力是通过不断更新的购买)；而固定资本的各种要素，在它们存在的整个期间内，本身既不更新，它们的购188

买也不需要更新。原料和辅助材料不断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但是当旧的原料和辅助材料在完成的产品的形成上用掉时，总是用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更新。劳动力也不断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但这只是由于劳动力的购买的不断更新，而且往往有人员的变动。相反地，同一建筑物、机器等等，却在流动资本反复周转时，在反复进行的相同的生产过程中继续执行职能。II、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补偿、修理和积累

在同一个投资中，固定资本的各个要素有不同的寿命，从而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例如在铁路上，铁轨、枕木、土建结构物、车站建筑物、桥梁、隧道、机车和车厢，各有不同的执行职能的期间和再生产时间，从而其中预付的资本也有不同的周转时间。建筑物、站台、水塔、高架桥、隧道、地道和路基，总之，凡是在英国铁路上称为技术工程的东西，多年都不需要更新。最易磨损的东西是轨道和车辆。

最初修建现代铁路的时候，有一种看法很流行，并得到最优秀的有实际经验的工程师的赞同。按照这种看法，一条铁路可以百年不坏，铁轨的磨损极不明显，以致从财政和实用两方面都不必加以注意；当时估计，好的铁轨的寿命为100—150年。但不久表明，铁轨的寿命平均不超过20年，当然这要取决于机车的速度、列车的重量和次数、铁轨本身的厚度以及其他许多次要因素。美国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失事是否也与高估了航天飞机的使用寿命有关？在某些火车站，在大的交通中心，铁轨甚至每年都有磨损。大约在1867189

年，开始采用钢轨，费用比铁轨约大一倍，而耐用时间却长一倍多。枕木的寿命为12—15年。至于车辆，货车的磨损要比客车的磨损大得多。机车的寿命，按1867年的计算，是10—12年。

磨损首先是由使用本身引起的。一般说来，铁轨的磨损和列车的次数成正比(R. C. 第17645号)。【凡引语标有R. C.字样的，都是摘自《皇家铁道委员会。委员们听取的证词记录。提交议会两院》1867年伦敦版。——问答有编号。编号也附在这里了。】速度增加时，磨损增加的比例大于速度增加的平方；就是说，列车的速度增加到两倍时，磨损则增加到四倍以上(R. C. 第17046号)。国内的火车提速不提价，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呢，还是另有原因，比如车速并没有提高而只是减少了停靠车站和停靠时间？

其次，磨损是由于自然力的影响造成的。例如枕木不仅受到实际的磨损，而且由于腐朽而损坏。

“铁路养路费的多少，主要不是取决于铁路交通引起的磨损，而是取决于暴露在大气中的木、铁、砖、石等物的质量。严寒冬季一个月给铁路造成的损害，比整整一年的铁路交通所造成的损害还要严重。”(理·普·威廉斯《铁路的保养》，在土木工程师协会的报告，1867年秋。)最后，在这里和在大工业的各个部门一样，无形损耗也起着作用。原来值40000镑的车厢和机车，10年之后，通常可以用30000镑买到。因此，即使使用价值没有减少，也必须把这些物资由市场价格所引起的25%的贬值计算在内。(拉德纳《铁路经济》[第120页])“涵洞桥不会按它们现在的形式更新。”

(因为现在这种桥的形式已经改良。)“对它们进行普通的修理，去掉和替换某些部分，是不适宜的。”(威·布·亚当斯《公路和铁路》1862年伦敦版[第136页])劳动资料大部分都因为产业进步而不断革新。因此，它们不190

是以原来的形式，而是以革新的形式进行补偿。一方面，大量固定资本投在一定的实物形式上，并且在这个形式上结束一定的平均寿命，这一点就成了只能逐渐采用新机器等等的一个原因，从而就成了迅速普遍采用改良的劳动资料的一个障碍。另一方面，竞争，特别是在发生决定性变革的时候，又迫使旧的劳动资料在它们的自然寿命完结之前，用新的劳动资料来替换。迫使企业设备提前按照更大的社会规模实行更新的，主要是灾祸，危机。于是，有人认为灾祸也是有益的，甚至能够促进社会进步，当然这是指那些不会降到他自己身上的灾祸。

这种损耗(无形损耗除外)是固定资本通过消耗而逐渐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部分。这种转移是按照固定资本丧失使用价值的平均程度进行的。

这种损耗部分地是这样的：固定资本有一定的平均寿命；它为这段时间实行全部预付；过了这段时间，就要全部替换。就活的劳动资料来说，例如马，再生产时间是由自然本身规定的。它们作为劳动资料的平均寿命是由自然规律决定的。这段时间一过，损耗掉的头数就必须用新的来替换。一匹马不能一部分一部分地替换，只能用另一匹马来替换。

固定资本的另一些要素，可以进行周期的或部分的更新。在这里，必须把这种部分的或周期的补偿与营业的逐渐扩大区别开来。

固定资本有一部分是由同一种组成部分构成的，但这种组成部分耐用时间不一样，因而要在不同期间一部分一部分地更新。例如，车站上的铁轨要比别处的铁轨替换得快些。枕木也是这样。按照拉德纳的计算，在五十年代，比利时铁路上的枕木每年更新8%，因而在12年内全部更新了。因此，这里的情形是这样：一个金额比如说是为10年而预付在一定种类的固定资本上。投资是一次完成的。但是，这个固定资本的一定部分，其价值加入了产191

品的价值，并且和产品一起转化为货币，因而这一部分每年都要以实物形式进行补偿，另一部分则继续保持原来的实物形式。投资是一次进行的，实物形式上的再生产只是一部分一部分进行的，——正是这一点使这种资本作为固定资本而与流动资本区别开来。

固定资本的其他部分，是由不同的组成部分构成的，它们在不同期间内损耗掉，因而必须在不同期间内进行补偿。机器的情形特别是这样。前面我们关于一个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具有不同的寿命所说的，在这里对于作为这个固定资本一部分的同一台机器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寿命来说，也是适用的。日本人则力图使机器的各个不同组成部分的寿命相同，以便一次全部更换，减少修修补补的维护。

关于在局部更新中企业的逐渐扩大问题，我们要指出如下几点。虽然固定资本，如上所述，继续以实物形式在生产过程中发生作用，但它的价值的一部分，根据平均损耗，已经和产品一起进入流通，转化为货币，成为货币准备金的要素，以便在资本需要以实物形式进行再生产时来补偿资本。固定资本价值中这个转化为货币的部分，可以用来扩大企业，或改良机器，以提高机器效率。这样，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就要进行再生产，并且从社会的观点看，是规模扩大的再生产。如果生产场所扩大了，就是在外延上扩大；如果生产资料效率提高了，就是在内含上扩大。这种规律扩大的再生产，不是由积累——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引起的，而是由从固定资本的本体分出来、以货币形式和它分离的价值再转化为追加的或效率更大的同一种固定资本而引起的。指将固定资产的折旧金拿去扩大生产。一个企业能够在什么程度上，以多大规模进行这种逐渐的追加，其次，必须积累多大数量的准备金，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把它再投入企业，而要做到这一点又需要多长时间，所有这些，当然都部分地取决于该企业的特殊性质。另一方面，现有机器的局部改良能够达到什么程度，192

当然取决于改良的性质和机器本身的构造。例如在铁路建筑上，一开始就很注意这一点，这可以用亚当斯的话来证明：“全部构造必须符合蜂房构造的原理，这就是要具有无限扩张的能力。一切过于牢固的、本来就很匀称的结构都是不好的，在扩张时非拆毁不可”(第123页)。计算机程序设计所采用的模块式结构，也是为了便于扩张。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取决于可以利用的空间。有些建筑物可以加高几层；有些建筑物必须侧面扩张，这就要有更多的地皮。如果原地皮上有其它用途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就可能必须拆毁。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一方面有许多资财被浪费掉，另一方面，在企业逐渐扩大时，又有许多这种不适宜的侧面扩张(部分地说对劳动力有害)，因为一切都不是按照社会的计划进行的，而是取决于单个资本家从事活动时的千差万别的情况、资财等等。由此就产生了生产力的巨大浪费。如果考虑到这种浪费，二十世纪末期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就要大打折扣。因为这种增长率的计算只计算了新盖的房子的价值，而没有相应扣除为了盖新房子而拆毁的旧房子的价值。这里且不说这种增长率的计算还可能有的浮夸水份。

货币准备金(即再转化为货币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这样一部分一部分地再投入企业，在农业中实行起来最容易。在这里，有一定空间的生产场所，能够最大限度地逐渐地吸收资本。在进行自然再生产的地方也是这样，例如畜牧业。

固定资本需要有各种特别的维持费用。固定资本的维持，部分地是依靠劳动过程本身；固定资本不在劳动过程内执行职能，就会损坏。(见第1卷第6章和第13章：机器由于不使用而引起的磨损。)因此，英国的法律把那种不按国内习惯耕种租地的行为明确地看作破坏。(伍·阿·霍德兹沃思律师《关于地主和租户的法律》1857年伦敦版第96页)这种在劳动过程中通过使用而得到的保存，是活劳动的无偿的自然恩惠。而且劳动的保存力是二重的。一方面，它保存劳动材料的价值，把这种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另一方面，它不把劳动资料的价值转移到产193

品中去，但通过劳动资料在生产过程中的活动，通过保存劳动资料的使用价值而保存其价值。因此，资本家拿出资本给工人使用，应当就象他将资本存于地窖中那样，得到等量的回报，而不应包含剩余价值的获取。事实上，如果他将资本存于地窖，是会受到某种损失的。

但是固定资本的维持，还要求有直接的劳动支出。机器必须经常擦洗。这里说的是一种追加劳动，没有这种追加劳动，机器会变得不能使用；这里说的是对那些和生产过程不可分开的有害的自然影响的单纯预防，因此，这里说的是在最严格的意义上把机器保持在能够工作的状态中。不言而喻，我们计算固定资本的正常寿命时，是以它在这个期间内正常执行职能的各种条件已经具备为前提的，正象说人平均活30年时已经把洗脸洗澡也考虑在内一样。这里说的，也不是对机器所包含的劳动的补偿，而是为使用机器所必需的不断的追加劳动。这里说的不是机器所做的劳动，而是加于机器的劳动，在这种劳动中，机器不是生产的当事人，而是原料。投在这种劳动上的资本，虽然不进入作为产品来源的真正的劳动过程，但是属于流动资本。这种劳动在生产中必须不断地耗费，因而它的价值也必须不断地由产品价值来补偿。投在这种劳动上的资本，属于流动资本中要弥补一般非生产费用的部分，这个部分要按年平均计算，分摊到价值产品中去。我们说过，在真正的工业中，这种擦洗劳动，是工人利用休息时间无偿地完成的，正因为这样，也往往是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的，这就成了大多数事故的根源。

这种劳动不计算在产品的价格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者是无代价地得到了它。另一方面，资本家也由此节省了机器的维持费用。这种费用是由工人用自己的身体来支付的，这是资本自我维持的秘密之一。现代庸俗经济学有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这两个概念，但既然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享有剩余，那就表明这种剩余既不来自消费者也不来自生产者(现代庸俗经济学中的生产者是所谓的厂商，即资本家)，因此，这种剩余如果不是来自上帝，就只能来自辛苦的工人。事实上，这些秘密构成工人对于机器的法律要求权，甚至从资产阶级的法律观点看，也使工人成为机器的共有者。中国有句古话，叫“刑不上大夫”。资产阶级的法律也不会将其调节资产阶级内部关系的准则同样地用于调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关系。但是，在有些生产部门，机器必须离开生产过程才能擦194

洗，因此，擦洗不能是附带进行的工作，例如机车就是这样。在这些生产部门，这种维持劳动列入经常费用，成为流动资本的要素。一台机车至多行驶三天就要回车库进行擦洗；锅炉必须冷却后再进行擦洗，以免损坏(R. C. 第17823号)。

真正的修理或修补劳动，需要支出资本和劳动。这种支出不包括在原来预付的资本内，因此，它不能或者至少不总是能通过固定资本的逐渐的价值补偿而得到补偿和弥补。例如，假定固定资本的价值＝10000镑，它的全部寿命＝10年，那末，10年后全部转化为货币的这l0000镑，只补偿原来投下的资本的价值，而并不补偿这期间在修理上新追加的资本或劳动。这是追加的价值组成部分，它也不是一次预付的，而是根据需要分别预付的，它的不同的预付时间自然是偶然的。任何固定资本都需要事后在劳动资料和劳动力上一点一滴地支出这种追加资本。

机器等等的个别部分所受的损伤，自然是偶然的，因而由此造成的修理也是偶然的。但是从这中间可以分出两类修理劳动，它们都多少具有固定的性质，并且是在固定资本寿命中不同的时期进行的。这就是幼年期的病患和中年期以后更多得多的病患。例如，一台机器的构造不管怎样完美无缺，但进入生产过程后，在实际使用时就会出现一些缺陷，必须用补充劳动来纠正。另一方面，机器越是超过它的中年期，因而正常的磨损越是增多，构成机器的材料越是消耗和衰老，使它维持到平均寿命的末期所需要的修理劳动就越频繁，越多。正象一个老年人，为了防止不到时候就死去，心须比一个年轻力壮的人支付更多的医药费。因此，修理劳动虽然有偶然的性质，但仍然会不均衡地分配在固定资本寿命的不同时期。偶然中蕴含着必然。在财务管理上要注意这种规律。

根据以上所述和机器修理劳动的一般的偶然性质，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一方面，用在修理上的劳动力和劳动资料的实际支出，和造成这种修理的必要性的情况本身一样，是偶然的；必要修理量不均衡地分配在固定资本寿命的不同时期。另一方面，在估计固定资本的平均寿命时，必须肯定固定资本始终保持在工作状态中，这部分地是由于擦洗(包括清扫场地)，部分地是由于必要时进行的修理。由固定资本损耗而引起的价值转移，是按固定资本的平均寿命计算的，而确定这个平均寿命本身，又是以维修所需要的追加资本的不断预付为前提的。

另一方面，同样很清楚，通过资本和劳动的这种追加支出而追加的价值，不能在实际支出的同时，加入到商品价格中去。例如，一个纺纱业主不能因为这个星期坏了一个轮盘或断了一根皮带，就在这个星期以高于上个星期的价格来出售纱。纺纱的一般费用，不会因为一个工厂发生这种事故而起任何变化。所以，不能象现代庸俗经济学所称的那样，按照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办法来确定生产规模。这是因为，即使整个市场价格不变，从而边际收益不变，但边际成本都可能由于企业内部的偶然性因素而变动。一个随机的变量(边际成本)是不能与一个确定性变量(边际收益)直接相等的。在这里，和在所有的价值决定上一样，起决定作用的是平均数。经验会把投在一定生产部门的固定资本在平均寿命期间遇到的这种事故和所需要的维修劳动的平均量表示出来。这种平均支出被分配在平均寿命期间，并以相应的部分加进产品的价格，从而通过产品的出售得到补偿。超出平均支出的部分将得不到补偿。

这样得到补偿的追加资本，虽然支出的方法不规则，但也属于流动资本。因为立即排除机器的故障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所以每一个较大的工厂，除了真正的工厂工人，还雇有一批工程师、木匠、机械师、钳工等等。他们的工资是可变资本的一部分，他们的劳动的价值分配在产品中。另一方面，在生产资料上需要的支出，196

也按平均计算决定，并按照这个计算，不断形成产品的价值部分，虽然这种支出实际上是在不规则的期间内预付的，从而也是在不规则的期间内加入产品或固定资本中去的。这种投在真正修理上的资本，从某些方面看，形成一种独特的资本，既不能列入流动资本，也不能列入固定资本，但作为一种经常支出，算作流动资本较为合适。

当然，簿记的方法改变不了账簿所记事物的实际联系。但会影响基于簿记内容的各种数量分析。但重要的是指出，在许多生产部门，常常把修理费用和固定资本的实际损耗按以下方法合在一起计算。假设预付的固定资本为10000镑，它的寿命为15年；每年的损耗为666 2/3镑。但现在损耗只按10年计算，就是说，每年有1000镑，而不是666 2/3镑，作为固定资本的消耗加到所生产的商品的价格中去；这就是说，为修理劳动等项保留了333 1/3镑。(10年和15年都只是为举例而假定的。)因此，要使固定资本经用15年，就要在修理上平均支出这样多的金额。这种计算方法，当然不会妨碍固定资本和投在修理上的追加资本形成不同的范畴。根据这种计算方法，例如，人们曾假设，轮船的维持和替换的最低预算费用每年为15％，从而再生产时间＝6 2/3年。在六十年代，英国政府每年按16%补偿“半岛东方公司”这笔费用，与此相当的再生产时间是6 1/4年。在铁路上，一台机车的平均寿命为10年，但加上修理费用，每年的磨损则规定为12 1/2%，寿命因此减为8年。客车和货车，每年的磨损按照9％计算，因此寿命规定为11 1/9年。

在房屋及其他对所有者说来是固定资本并作为固定资本出租的物品的租约中，法律都承认正常损耗和临时性修理的区别。前者是由时间、自然影响和正常使用本身引起的，通常由所有者负197

担；后者是在房屋正常寿命和正常使用期间为了保持房屋完好而不时需要的，通常由承租人负担。修理还分小修和大修。大修是固定资本在实物形式上的局部更新，所以在租约没有明确的相反规定时，也由所有主负担。例如按照英国法律：“按年租赁房屋的承租人，在不用大修就能做到的限度内，只承担使建筑物不透风雨的义务，一般说来，只负责可以称之为小修的修理。甚至在这方面，也还要考虑到，开始租赁时建筑物有关部分的已使用的年限和一般的状态，因为承租人没有义务用新的材料去替换旧的已经损耗的材料，也没有义务赔偿那种由时间和正常使用引起的不可避免的贬值。”(霍德兹沃思《关于地主和租户的法律》第90—91页)对于由异常的自然现象，火灾、水灾等等引起的破坏所作的保险，和损耗的补偿及维修劳动完全不同。保险必须由剩余价值补偿，是剩余价值的一种扣除。或者，从整个社会的观点来看，必须不断地有超额生产，也就是说，生产必须按大于单纯补偿和再生产现有财富所必要的规模进行，——完全撇开人口的增长不说，——以便掌握一批生产资料，来消除偶然事件和自然力所造成的异乎寻常的破坏。

事实上，为补偿所需要的资本，只有极小部分是货币准备金。这个资本的最重要部分，是用于生产规模本身的扩大，这种扩大部分地是现实的扩大，部分地是属于生产固定资本的各生产部门的正常范围。例如，一个机器制造厂在作安排时要考虑到，主顾的工厂每年在扩大，而且一部分工厂不断地需要全部的或局部的再生产。

按照社会平均数来决定损耗和修理费用时，必然会产生很大的差别，甚至对那些属于同一个生产部门、数量相同而且所处的其198

他条件也相同的投资来说，也是如此。实际上，机器等等在一个资本家手里可以使用到平均时期以上，在另一个资本家手里却不能使用这样长的时间。一个资本家的修理费用会高于平均数，另一个资本家的修理费用会低于平均数，如此等等。但是，由损耗和修理费用决定的商品加价，却是一样的，都是由平均数决定的。因此，一个资本家由这种价格追加得到的，比他实际追加的要多，另一个资本家则要少。这种情况，和其他一切造成同一生产部门的不同资本家在劳动力剥削相等时获得不等利润的情况一样，使人难于理解剩余价值的真正性质。现代庸俗经济学有意或无意地将这种平均利润率规律本身带有的随机性波动视为资本家的所谓“企业家才能”的贡献。

真正的修理和补偿之间、维持费用和更新费用之间的界限，带有一定的伸缩性。因此，例如在铁路上，关于某些支出属于修理还是属于补偿，应当算在经常性支出内还是算在基本投资内，总是争论不休。把修理费用记入资本账户，不记入收入账户，是铁路公司人为地提高股息的人所共知的手段。对这种手段的滥用是股票市场发生种种财务丑闻的一个原因。但在这方面，经验也已经提供出非常重要的依据。例如，在铁路寿命初期追加的劳动，“不算作修理，而必须看作是铁路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应该记入资本账户，因为这种追加劳动，不是由磨损或者运行的正常影响造成的，而是由铁路建筑原来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缺点引起的”(拉德纳《铁路经济》第40页)。

“相反，唯一正确的方法，是把那种为获得收入必然会产生的贬值记入每年的收入账户，而不管这个数额实际上是否支出。”(凯利多尼亚铁路调查委员菲兹莫里斯上校的论文，发表于1868年《货币市场评论》。)在农业上，至少在还没有采用蒸汽作业时，要区分固定资本的补偿和维持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在现有器具<各种必要的农具、其他工具和经营器具>颇为完备但不是特别多的地方，人们常常根据当时情况的差别，按原始资本15—25％的比199

率，来大致平均地估计器具每年的磨损和维持。”(基尔霍夫《农业经营学手册》1852年德骚版第137页)拿铁路的车辆来说，修理和补偿是根本分不开的。

“我们保持着车辆的总数。不管有多少台机车，我们都保持这个数目。如果有一台机车由于时间太久不能使用了，而新造一台比较有利，我们就动用收入来制造一台新的。旧机器剩下的材料的价值，我们当然记入收入账户……剩下的东西总是相当多的……车轮、车轴、锅炉等等，总之，旧机车留下许多东西。”(丹·古奇，大西铁路公司董事长，R. C. 第17327、17329号)——“修理就是更新；对我来说，‘替换’这个名词是不存在的……一个铁路公司既然买进一节车厢或一台机车，就应当把它修理成永远可以使用的东西。”(第17784号)“机车的费用，我们按每英里8 1/2便士计算。我们用这8 1/2便士就永远维持住机车。我们更新我们的机器。如果你们要购置一台新机器，那末，你们花费的钱就比必须花费的要多……在旧机器上总会有几个车轮，一个车轴，或别的可以利用的零件，使我们可以更便宜地制造出一台和全新机器一样好的机器。”(第17790号)“我现在每周生产一台新机车，就是说，和新机车一样好的机车，因为它的锅炉、汽缸和车身都是新的。”(阿奇贝尔德·斯特罗克，大北铁路公司机务处主任，R. C. 1867年第17823号)客车也是这样。

“随着时间的推移，旧有的机车和车厢不断地更新；有时安装一个新轮，有时新添一个车身。运动着的、因而磨损得最厉害的部分，会逐渐地更新；这样，机车和车厢可以进行一系列这样的修理，以致有些机车和车厢一点旧材料的痕迹也没有留下来……甚至在旧车厢或机车完全不能再修理的时候，也还有一些部分可以用在别的车厢或机车上，永远不会从铁路上完全消失。因此，投在车辆上的资本是处在不断的再生产中；在整条铁路重新铺设时，对路基来说必须在一定时间内一次完成的事情，对车辆来说，却是年复一年地逐渐完成的。车辆的存在是连续的，因为它处在不断的除旧布新之中。”(拉德纳《铁路经济》第115、116页)拉德纳在这里以铁路为例所说明的这个过程，对单个工厂说200

是不适用的，但它可以形象地说明，在一个整个产业部门之内，或者，从社会规模来看，甚至在整个生产之内，固定资本的再生产，是怎样不断地、一部分一部分地、和修理互相交错地进行的。

这里有一个证据，可以说明狡猾的经理们为了获得股息，可以在怎样广阔的界限之内玩弄修理和补偿这两个概念。按照以上引证的理·普·威廉斯的报告，英国各个铁路公司多年以来按平均计算，曾从收入账户扣除如下的金额，作为路基和建筑物的维修费用(按每年每英里铁路计算)：伦敦—西北线……………………370镑米德兰线…………………………225镑伦敦—西南线……………………257镑大北线……………………………360镑郎卡郡—约克郡线………………377镑东南线……………………………263镑布莱顿线…………………………266镑曼彻斯特—设菲尔德线…………200镑这些差异只有极小极小的部分产生于实际支出的差别；它们几乎完全是由计算方法的不同造成的，有的把各项支出记在资本账户，有的记在收入账户。威廉斯直截了当地指出：“之所以记入较小的支出数字，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高股息；之所以记入较大的支出数字，是因为已经有了较大的收入，能够负担这种开支。”内部人控制问题。而且不是激励机制可以解决的，因为激励机制恰恰是要得到高股息，而不是保存足够的再生产资本。

在若干场合，损耗，从而它的补偿，实际上是一个小到近于零的量，所以，只有修理费用需要计算。下面引证的拉德纳关于铁路上的技术工程的一段话，一般也适用于运河、船坞、铁桥和石桥等一切这类坚固耐久的工程。

“比较坚固的工程经过时间的缓慢的影响也会引起损耗，但这种损耗在较短时间内几乎是看不见的；然而，经过很长时间以后，例如数百年，甚至那些最坚固的建筑物，也必须进行全部的或局部的更新。这种看不见的损耗和铁路其他部分的较易察觉的损耗相比较，类似天体运动中的长期差和周期差。时间对于桥梁、隧道、高架桥等等相当坚固的铁路建筑的影响，可以作为长期损耗的例子。较快的和较为明显的、可以在较短期间内通过修理或替换而恢复的损坏，则与周期差相似。即使相当耐久的建筑物的表面，有时也会遭到偶然的损伤。对这种损伤进行的修补，也包括在常年的修理费用中。但除开这种修理不说，这些建筑物也不会不受年龄的影响；总有一天，它们的状况会使重建成为必要，尽管这个时间还很遥远。诚然，从财政和经济方面来说，这个时间也许离得太远了，不必在实际上加以考虑。”(拉德纳《铁路经济》第38、39页)这里所说的，适用于所有这类非常耐久的工程，就这种工程说，预付在它们上面的资本不能按损耗逐渐地补偿，而只能把维修的年平均费用转移到产品价格中去。

我们已经讲过，为补偿固定资本的损耗而流回的货币，大部分都是每年，或者甚至在更短的时间内，就再转化为它的实物形式。尽管如此，对每个单个资本家来说，仍然必须为要经过若干年才一下子到达它的再生产期间，从而要全部补偿的那部分固定资本，设置折旧基金。固定资本中相当大的一部分，由于它们的性质，不可能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再生产。此外，在再生产一部分一部分地进行，使已经损坏的部分在较短时间内换新的地方，在这种补偿能够实行之前，必须根据生产部门的特殊性质，事先积累一笔或大或小的货币。为了这个目的，不是随便一个货币额都行，必须有一个一定数量的货币额。

如果我们只在简单货币流通的前提下考察这个问题，完全不考虑以后才加以阐述的信用制度，那末，运动的机构就是这样202

的：第一卷(第3章第3节)已经指出，社会现有的货币总有一部分作为贮藏货币闲置不用，而另一部分则执行流通手段或直接流通的货币的直接准备金的职能，但是货币总额分为贮藏货币和流通手段的比例却在不断地变化。用我们的例子来说，那种必须作为贮藏货币大量积累在一个大资本家手中的货币，在购入固定资本时一次投入流通。这笔货币本身在社会上又分为流通手段和贮藏货币。固定资本的价值，按照它的损耗的程度，以折旧基金的形式流回到它的起点。通过这种折旧基金，流通货币的一部分，又在一个或长或短的时间内，在那个曾经为购置固定资本把贮藏货币转化为流通手段并使它离开自己的资本家手中，形成贮藏货币。这是社会现有贮藏货币的一种不断变化的分配，它交替地充当流通手段和贮藏货币，先是执行流通手段的职能，然后又作为贮藏货币离开流通货币的总量。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它的发展必然是同大工业和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并行的，——这种货币不再执行贮藏货币的职能，而是执行资本的职能，不过不是在它的所有者手中，而是在另一些使用这种货币的资本家手中。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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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付资本的总周转。周转的周期

我们知道，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和流动组成部分，是按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期间周转的；我们又知道，同一企业的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根据它们的不同的寿命，从而不同的再生产时间，又各有不同的周转期间。(关于同一企业的流动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周转上的实际差别和表面差别，见本章末的第6点。)1、预付资本的总周转，是它的不同组成部分的平均周转；计算方法见后。如果问题只是不同的期间，那末，计算它们的平均数当然是再简单不过了。但是：2、这里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有质的差别。

进入生产过程的流动资本，把它的全部价值转移到产品中去，因此，要使生产过程不间断地进行，它就必须通过产品的出售，不断用实物来补偿。进入生产过程的固定资本，只把它的一部分价值(损耗)转移到产品中去，尽管有损耗，但它继续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因此，固定资本要经过一段或长或短的时间，才需要用实物来补偿，但这种补偿无论如何不象流动资本那样频繁。补偿的这种必要性，再生产的期限，对固定资本的不同组成部分来说，不仅有量的差别，而且如前所述，寿命较长、能使用多年的固定资本，有一部分能一年或不到一年补偿一次，用实物加到旧的固定资本中去；204

至于具有其他性能的固定资本，补偿只能在寿命终结时一次进行。

因此，必须把固定资本不同部分的特殊周转化为周转的同种形式使它们只有量的差别，即周转时间的差别。

如果我们用P…P即连续生产过程的形式作为起点，这种质的同一性是不会发生的。因为P的某些要素必须不断用实物来补偿，另一些要素则不必如此。但G…G'形式无疑会提供周转的这种同一性。例如有一台价值10000镑的机器，寿命为10年，因而每年有1/10＝1000镑再转化为货币。这1000镑在一年之内，由货币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资本和商品资本，又由商品资本再转化为货币资本。它象我们在这个形式下考察的流动资本一样，回到它原来的货币形式，而这1000镑货币资本，年终是否再转化为一台机器的实物形式，是没有关系的。因此，在计算预付生产资本的总周转时，我们把它的全部要素固定在货币形式上，这样，回到货币形式就是周转的终结。我们总是把价值看作是以货币预付的，甚至在价值的这种货币形式只是以计算货币出现的连续生产过程中，也是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计算出平均数。

3、由此可见：即使预付生产资本的极大部分，是由再生产时间从而周转时间包含一个持续多年的周期的固定资本构成，但是，由于流动资本在一年内反复周转，一年内周转的资本价值还是能够大于预付资本的总价值。

假定固定资本＝80000镑，它的再生产时间＝10年，这样每年有8000镑回到货币形式，或者说，固定资本每年完成它的周转的1/10。假定流动资本＝20000镑，每年周转5次。这样，总资本=100000镑。周转的固定资本＝8000镑；周转的流动资本=5×20000＝100000镑。因此，一年内周转的资本＝108000镑，205

比预付资本大8000镑。资本的1+2/25周转了。

4、因此，预付资本的价值周转，是和它的实际再生产时间，或者说，和它的各种组成部分的现实周转时间相分离的。假定一个4000镑的资本每年周转5次。这样，周转的资本是5×4000＝20000镑。但每次周转终结时回来而被重新预付的，是原来预付的4000镑资本。它的量，不会因为它重新执行资本职能的周转期间的数目而改变。(把剩余价值撇开不说。)因此，用第3点的例子来说，按照假定，年终回到资本家手中的有：(a)一个20000镑的价值额，它重新用作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b)一个8000镑的价值额，它由于损耗从预付固定资本价值中分出，同时，这个固定资本仍然存在于生产过程中，不过价值已经不是80000镑，而是减为72000镑了。生产过程还要继续九年，那时，预付固定资本才结束自己的寿命，不能再作为产品形成要素和价值形成要素执行职能，而必须替换。因此，预付资本价值必须完成一个包含多次周转的周期，例如在上述场合，就是一个包含十个年周转的周期，而这个周期是由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寿命决定的，从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时间或周转时间决定的。

所使用的固定资本的价值量和寿命，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增加，与此相适应，每个特殊的投资部门的产业和产业资本的寿命也会发展为持续多年的寿命，比如说平均为十年。一方面，固定资本的发展使这种寿命延长，而另一方面，生产资料的不断变革——这种变革也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而不断加快——又使它缩短。因此，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自己有形寿命终结之前

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这是否意味着危机的周期与固定资本的更新周期相一致或有关联？这一点是可以由实证研究来检验的。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要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

5、关于周转的计算方法，我们听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是怎样说的。

“在一些生产部门内，全部预付资本在一年内周转或流通多次；在另一些生产部门内，预付资本一部分在一年内周转一次以上，另一部分则没有这么频繁。资本家必须按照他的全部资本经过他的手或周转一次所需要的平均期间，来计算他的利润。假定某人把资本投入某种营业时，一半投在建筑物和机器上，十年更新一次；四分之一投在工具等等上，两年更新一次；其余四分之一投在工资和原料上，一年周转两次。他的全部资本为50000美元。在这种情况下，他每年的支出如下：50000/2=25000美元(10年)＝2500美元(1年)50000/4＝12500美元(2年)＝6250美元(1年)50000/4＝12500美元(1/2年)＝25000美元(1年)1年＝33750美元207

因此，他的全部资本周转一次的平均时间是16个月……假设有另一种情形：总资本50000美元的四分之一是10年流通一次，四分之一是一年流通一次，其余二分之一是一年流通两次。在这种情况下，每年的支出如下：12500/10＝1250美元12500＝12500美元25000×2＝50000美元1年的周转额＝63750美元。”

(斯克罗普。见阿朗佐·波特尔编《政治经济学》1841年纽约版第142、143页)6、资本的不同部分的周转上的实际差别和表面差别。——同一个斯克罗普在同一处[第141页]还说：“工厂主，农场主，或商人用于支付工资的资本流通得最快，因为如果他对工人每周支付一次，这种资本就可能由于他每周的卖货或结账所得的进数每周周转一次。投在原料和商品储备上的资本流通得没有这样快，它每年或许周转两次或四次，这要看买进原料和卖出商品之间所需的时间而定，这里假定资本家是以相等的信用期限进行买和卖的。投在工具和机器上的资本流通得更慢，因为它平均也许要5年或10年才周转一次，也就是才消费掉，才被更新，虽然有不少工具经过一系列操作之后，就已经不能使用了。投在例如工厂、店铺、栈房、谷仓等建筑物和投在道路、灌溉工程等上的资本，看来几乎是根本不流通的。但实际上，这些设施完全和上述各项一样，会在它们协助生产进行的时候消耗掉，并且必须再生产出来，以便生产者的活动能够继续下去。差别只在于：它们比其他各项消费得更慢，也再生产得更慢……投在它们上面的资本也许要20年或50年才周转一次。”

在这里，斯克罗普把那种对单个资本家来说由支付期限和信用关系而在流动资本某些部分的流动中引起的差别，和那种由资本性质引起的周转混为一谈。他说，工资必须每周用每周的卖货或结账所得的进款来支付。首先这里要指出，就工资本身来说，也208

存在着差别，因为支付期限有长有短，即工人不得不给予资本家的信贷的时间有长有短，也就是工资的支付期限有一周的、一月的、三个月的、半年的，等等。这里也适用我们以前已经阐明的规律：“必需的支付手段量(也就是要一次预付的货币资本量)，与支付期限的长短成正比。”(见第1卷第3章)其次，加入每周产品的，不仅有在生产产品时由一周劳动加进的新价值的总量，而且有在一周产品上所消耗的原料和辅助材料的价值。产品中包含的这个价值，和产品一起流通。通过这个产品的出售，它获得货币形式，并且必须重新转化为同一些生产要素。这一点既适用于劳动力，也适用于原料和辅助材料。但我们已经知道(第6章第II节)，生产的连续性需要有生产资料的储备，这种储备在不同生产部门是不相同的，在同一生产部门，就流动资本的这个要素的不同组成部分(例如煤炭和棉花)来说，也是不相同的。因此，虽然这些材料必须不断用实物来补偿，但是不需要不断重新购买。重新购买的次数多少，要看现有储备量的大小，要看储备可用多久。由此引出储备和购买成本最小化的问题。至于劳动力，这样的储备是没有的。投在劳动上的资本部分和投在辅助材料和原料上的资本部分，是一起再转化为货币的。

但是，货币一方面向劳动力和另一方面向原料的再转化，是分开进行的，因为这两个组成部分的购买期限和支付期限是不同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即生产储备，在较长的时期购买一次；另一个组成部分，劳动力，在较短的时期例如一周购买一次。另一方面，资本家除了生产储备之外，还必须有成品的储备。撇开销售上的困难等等不说，比如说，有一定量商品是要按订货生产209

的。在商品的最后一部分正在生产的时候，已经制成的部分则堆在仓库内，直到订货全部制成。只要流动资本的某些要素必须在生产过程的一个准备阶段(例如木材的干燥)上比其他要素停留得久些，就会在流动资本的周转上产生其他的差别。

斯克罗普这里提到的信用制度，和商业资本一样，对单个资本家来说，会使周转发生变化。按社会规模来说，信用制度只有在不仅加速生产，而且也加速消费的情况下，才会使周转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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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理论。

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

在魁奈那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表现为“原预付”和“年预付”。他正确地把这种区别说成是生产资本即并入直接生产过程的资本内部的区别。因为在他看来，农业上使用的资本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是唯一的实际的生产资本，所以，这种区别也只是对于租地农场主的资本来说才是存在的。因此，他也就认为，资本一部分是每年周转一次，另一部分是多年(十年)周转一次。重农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曾偶然把这种区别应用于其他种类的资本，应用于一般产业资本。年预付和多年预付的区别对社会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许多经济学家，甚至在斯密以后，还是要回到这个规定上来。

这两种预付的区别，只有在预付货币转化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时才产生。这种区别唯一地只是存在于生产资本中。所以，魁奈不把货币算在原预付内，也不把它算在年预付内。作为生产预付，即作为生产资本，这两种预付是同货币和市场上出现的商品相对立的。其次，在魁奈那里，生产资本这两种要素的区别，正确地归结为它们加入成品的价值的方式不同，从而归结为它们的价值随着产品的价值一起流通的方式不同，并从而归结为它们的补偿或211

再生产的方式不同，因为一种要素的价值是一年全部补偿的，而另一种要素的价值是在较长时期内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的。

亚·斯密的唯一进步是上述范畴的普遍化。在他那里，这些范畴已经不仅涉及一种特殊形式的资本，即租地农场主的资本，而且涉及每一种形式的生产资本。因此，不言而喻：从农业中得出的年周转和多年周转的区别，被周转时间的不同这个一般的区别所代替，因而，固定资本的一次周转，总是包含流动资本一次以上的周转，而不管流动资本的周转期间是一年，是一年以上，还是不到一年。这样，在斯密那里，“年预付”就成为流动资本，“原预付”就成为固定资本了。但是，他的进步只限于范畴的这种普遍化。他所作的说明是远远落在魁奈后面的。

斯密一开始研究就采用的粗浅的经验主义方法，立即产生了糊涂观念：“一个资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以便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国富论》1848年阿贝丁版第2篇第1章第189页)那些使价值可以投入，以便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给它的所有者提供剩余价值的方式，和投资部门一样，是不相同的，而且是多种212

多样的。这是资本可以投入不同生产部门的问题。如果问题这样提出，那就还会进一步引伸。它包含着这样一个问题：价值即使不作为生产资本投入，究竟怎样会对它的所有者作为资本执行职能，例如，作为生息资本，商人资本等等执行职能。因此，在这里，我们已经离开分析的真正对象十万八千里了。这里的问题只是：把不同的投资部门撇开不说，生产资本分割为不同的要素，对这些要素的周转有什么影响。

亚·斯密紧接着说：“第一，一个资本可以用于耕种，制造，或购买货物，再把它们卖掉而取得利润。”

在这里，斯密只是告诉我们，资本可以用于农业、制造业和商业。因而，他只是谈到不同的投资部门，并且谈到象商业这样的部门，在这些部门，资本不并入直接生产过程，因而不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这样，他就把重农学派在阐明生产资本的区别和它们对周转的影响时所依据的那个基础抛弃了。他甚至立即以商人资本作为例子，虽然这里的问题只是关于生产资本在产品形成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中的区别，而这种区别又引起资本的周转和再生产中的区别。

他接着说：“这样使用的资本，在仍然保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时，不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

“这样使用的资本”！但是，斯密说的是投入农业，投入工业的资本，并且他以后还告诉我们，这样投入的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因此，用这种方式投入资本，既不会使资本变为固定资本，也不会使它变为流动资本。

或者，他想说的是：用来生产商品并把这种商品卖掉而取得利润的资本，在转化为商品之后必须卖掉，并且通过出售，第一，必须由卖者所有转为买者所有，第二，必须由它作为商品的实物形式转化为它的货币形式，因而，如果它仍然保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或——对他——保持原状，它就会对它的所有者毫无用处？但是，这样一来，问题就不过是：同一资本价值，从前是以生产资本的形式，以属于生产过程的形式执行职能，现在却是作为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以两个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执行职能，因此，已经既不是固定资本，也不是流动资本了。而以上所说，既适用于以原料和辅助材料，即以流动资本加入的价值要素，也适用于以劳动资料的消耗，即以固定资本加入的价值要素。因此，我们没有朝着阐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方面前进一步。

接着又说：“商人的货物在没有卖掉而换得货币以前，不会给他提供收入或利润；而货币在没有再换得货物以前，也是如此。他的资本不断地以一种状态离开他，以另一种状态回到他那里，并且只有通过这样的流通或连续的交换，才能给他提供利润。因此，这种资本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流动资本。”

亚·斯密在这里规定为流动资本的东西，就是我要称之为流通资本的东西。这种资本处在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即处在属于以交换(物质的变换和所有者的变换)为媒介的形式变换的形式，因而是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是和属于生产过程的资本形式即生产资本的形式相对立的。这不是产业资本家用来划分他的资本的两种特殊种类，而是同一预付资本价值在它的生活过程的循环中不断重新依次采取和抛弃的不同形式。亚·斯密把这一点和这样一些形式区别混为一谈，——这同重农学派相比是一个巨大的214

退步，——这些形式区别，是在资本价值的流通中，在资本价值依次经过各种形式的循环中，当资本价值处于生产资本形式时产生的，并且正是由于生产资本的不同要素按不同的方式参加价值形成过程，按不同的方式把价值转移到产品上而产生的。我们以后将会看到，把生产资本和处于流通领域的资本(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同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根本混同起来，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预付在固定资本上的资本价值，和预付在流动资本上的资本价值一样，都通过产品来流通，都通过商品资本的流通而转化为货币资本。区别只是产生于这个事实：固定资本的价值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流通的，因此，必须一部分一部分地在或短或长的时间内补偿，以实物形式再生产出来。

亚·斯密在这里所说的流动资本不过是流通资本，是处在属于流通过程的形式的资本价值(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这由他非常拙劣地选择的例子就证明了。他所用的例子是那种根本不属于生产过程，而仅仅留在流通领域，仅仅由流通资本构成的资本，即商人资本。

用一种根本不是执行生产资本职能的资本作为例子来开始，是多么荒谬，这由他自己的话就立即说明了：“一个商人的资本完全是流动资本”。

但是，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的区别，正象他以后告诉我们的，是一种由生产资本本身内部的本质区别产生的区别。在亚·斯密的头脑里，一方面是重农学派所说的区别，另一方面是资本价值在它的循环中所经过的形式的区别。这二者杂乱无章地混在一起。

但是，货币和商品的形式变换，价值从一个形式到另一个形式的单纯转化，怎么会产生利润，这是绝对不可想象的。说明这一215

点，也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在这里是以仅仅在流通领域内运动的商人资本开始的。我们回头再谈这一点；我们先听他关于固定资本是怎么说的：“第二，它<资本>可以用来改良土地，用来购买有用的机器和劳动工具，或者用来购买这一类东西，这些东西不必更换所有者或进一步流通，就可以提供收入或利润。因此，这种资本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固定资本。行业不同，它们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极不相同……每个手工业主或工厂主的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固定在他的劳动工具上。可是，这个部分在一些行业中是很小的，在另一些行业中是很大的……但是，一切这样的手工业主<如裁缝业主，制鞋业主，织布业主>的资本的更大得多的部分，或者作为他们的工人的工资，或者作为他们的原料的价格来流通，而且由制成品的价格偿付，并取得利润”。

把他对利润的源泉所下的幼稚的定义撇开不说，弱点和混乱立即从下面一点暴露出来：例如，对一个机器制造厂的厂主来说，机器是产品，会作为商品资本来流通，因此，用亚·斯密的话来说是“会卖掉，会更换所有者，会进一步流通”。

因此，按照他自己的定义，机器似乎不是固定资本，而是流动资本了。这种混乱仍然产生于斯密把下面两种区别混为一谈：一种是由生产资本不同要素的不同流通方法产生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另一种是由同一个资本在生产过程内作为生产资本执行职能，在流通领域内却作为流通资本(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执行职能而产生的形式区别。因此，在亚·斯密看来，同样的东西，按照它们在资本生活过程中所处的地位，既能够作为固定资本(即劳动资料，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又能够作为“流动”资本，商品资本(即离开生产领域，转入流通领域的产品)执行职能。

但是，亚·斯密一下子改变了他区分资本的全部基础，这是和216

他前几行开始全部研究时所说的话相矛盾的，特别是和这样的论点相矛盾的：“一个资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使用方法，以便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就是说，作为流动资本或作为固定资本。因此，按照这个说法，这里是互相独立的不同资本的不同的使用方法，例如，资本可以或者用于工业或者用于农业。——但是他又说：“行业不同，它们所使用的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的比例也极不相同。”

现在，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不再是不同的独立的投资，而是同一生产资本的不同部分，这些不同部分在不同投资部门形成这个资本总价值的不同部分。因此，这种区别是由生产资本本身的适当的分割产生的，因而也只适用于生产资本。但是，商业资本只是作为流动资本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说法，又是和这一点相矛盾的，自相矛盾是一切庸俗经济学的固有特点。因为亚·斯密自己说：“一个商人的资本完全是流动资本”。

其实，这种资本是仅仅在流通领域内执行职能的资本，并且作为这样的资本总是同生产资本，即同并入生产过程的资本相对立，而正因为这样，它不能作为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同生产资本的固定部分相对立。

在斯密所举的例子中，把“劳动工具”规定为固定资本，把投在工资和原料(包括辅助材料)上的资本部分规定为流动资本(由制成品的价格偿付，并取得利润)。

因此，他的出发点首先只是劳动过程的不同组成部分：一方面是劳动力(劳动)和原料，另一方面是劳动工具。但是，它们是资本217

的组成部分，因为在它们上面已经耗费了一个要作为资本执行职能的价值额。就这一点来说，它们是生产资本即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的物质要素，存在方式。为什么把一部分称作固定的呢？因为“资本的一定部分必须固定在劳动工具上”。

但是，另一部分也会固定在工资和原料上。而机器和“劳动工具……这一类东西……不必更换所有者或进一步流通，就可以提供收入或利润。因此，这种资本可以非常恰当地称为固定资本”。

以采矿业为例。采矿业是完全不用原料的，因为劳动对象，例如铜，是一种自然产物，它是首先要通过劳动去占有的。这种首先要去占有的铜，是过程的产品，只是在过程结束以后才作为商品或商品资本流通，这种铜不是生产资本的要素。生产资本价值的任何部分都没有投在这种铜上。另一方面，生产过程的其他要素，劳动力和辅助材料(例如煤炭、水等等)，也同样没有在物质上加入产品。煤炭被完全消费掉，只有它的价值加入产品，正如机器等等的一部分价值加入产品一样。最后，工人和机器一样，仍然独立于产品铜之外。只有工人通过他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价值，现在是铜价值的组成部分。因此，在这个例子中，生产资本的任何组成部分都没有转手(“更换所有者”)，或者都没有进一步流通，因为它们都没有在物质上加入产品。因此，在这里，还有什么流动资本呢？按照亚·斯密自己的定义，在采铜业上使用的全部资本只是由固定资本构成的。

相反，我们以另一种产业为例。这种产业使用原料，原料形成产品的实体，还使用辅助材料，它在物体上加入产品，而不象燃烧的煤炭那样只在价值上加入产品。构成产品例如棉纱的原料，218

棉花，会和产品棉纱一起转手，并从生产过程进入消费过程。但是，只要棉花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执行职能，所有者就不会把它卖掉，而是对它加工，把它纺成棉纱。他不会把棉花脱手。或者用斯密的极其错误而又庸俗的话来说，他不会“通过卖掉，通过更换所有者，或者通过流通”而获取任何利润。他不让他的材料流通，就象不让他的机器流通一样。这些材料完全和纺纱机、厂房一样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当然，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必须不断固定在煤炭、棉花等形式上，就象固定在劳动资料的形式上一样。区别只是在于：比如一周棉纱生产所需要的棉花、煤炭等，会不断地在一周产品的生产中完全消费掉，因此必须由新的棉花、煤炭等来补偿；就是说，生产资本的这些要素虽然总是同一种类的，但是要不断地由同一种新的物品组成，而同一台纺纱机，同一座厂房，却会在许多周的生产上继续发挥作用，无需由同一种新的物品来替换。作为生产资本的要素，生产资本的一切组成部分不断地固定在生产过程中，因为没有它们，生产过程是不能进行的。而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无论是固定的或流动的，作为生产资本，都一样同流通资本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相对立。

劳动力也是这样。生产资本的一部分必须不断固定在劳动力上，不论在什么地方，同样一些劳动力，和同一些机器一样，在较长的时间内是由同一个资本家使用的。在这里，劳动力和机器的区别，并不是在于机器一次全部买下(在分期付款时，情形就不是这样)，工人不是一次买下，而是在于工人耗费的劳动全部加入产品价值，机器的价值却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加入产品价值。

斯密在说明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时，把不同的规定混同起来：219

“这样使用的资本，在仍然保留在它的所有者手中或保持原状时，不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或利润。”

他把产品即商品资本在流通领域中通过的、以商品的转手为媒介的纯粹形式上的商品形态变化，同生产资本的不同要素在生产过程中通过的物体上的形态变化相提并论；在这里，他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商品转化为货币和货币转化为商品即卖和买，同生产要素转化为产品混为一谈。他举的流动资本的例子，是商人资本。商人资本由商品转化为货币，由货币转化为商品，是属于商品流通的形式变换W—G—W。但是，流通中的这种形式变换，对执行职能的产业资本来说，具有这样的意义：货币再转化成的商品是生产要素(劳动资料和劳动力)，因此，这种形式变换使产业资本的职能具有连续性，使生产过程成为连续的生产过程，即再生产过程。整个这种形式变换是在流通中进行的；正是这种形式变换使商品实际上由一个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相反，生产资本在它的生产过程中通过的形态变化，却是属于劳动过程的形态变化，它是生产要素转化为要生产的产品所必需的。亚·斯密停留在这个事实上：一部分生产资料(真正的劳动资料)在劳动过程中发生作用(用他的错误说法：“给它们的所有者提供利润”

)，并不改变它们的实物形态，只是逐渐损耗，而另一部分生产资料(材料)却发生变化，并且正是通过这种变化来完成它们作为生产资料的使命。但是，生产资本的各种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不同作用，只是固定资本和非固定资本的区别的起点，而不是这种区别本身，这一点从以下事实已经可以看出：这种不同作用同样存在于一切生产方式，无论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或非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但是，和这种不同物质作用相适应的，是向产品的价值转移，和这种价值转移相适220

应的，又是通过产品的出售进行的价值补偿；而只是这一点才形成这里所说的区别。因此，资本成为固定资本，不是因为它固定在劳动资料中，而是因为它投在劳动资料上的价值的一部分，在另一部分作为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流通时，仍然固定在劳动资料中。

“如果它<资本>被用来获得未来的利润，那末，要获得这个利润，他<所有者>就必须或者保留它，或者放弃它。在前一个场合，它是固定资本；在后一个场合，它是流动资本。”(第189页)在这里，首先引人注目的，是关于利润的粗浅的经验主义的观念，这种观念是从普通资本家的看法中得出来的，是和亚·斯密自己的较为深刻的内在的见解完全矛盾的。在产品的价格中，不仅材料的价格和劳动力的价格已经得到补偿，而且劳动工具因磨损而转移到产品上的那部分价值也已经得到补偿。这种补偿无论如何不会成为利润的源泉。为了生产产品而预付的价值不管是通过产品的出售全部一次补偿，还是通过产品的出售一部分一部分地逐渐补偿，所改变的只能是补偿的方法和时间；但是，无论如何，都不能把这两种情况的共同点——价值的补偿——转化为剩余价值的创造。这里的基础是这种普通的看法：因为剩余价值只是通过产品的出售，通过产品的流通而实现，所以它也只是通过出售，通过流通而产生。实际上，这里所说的利润产生的不同方法，只是对生产资本的不同要素发生的不同作用的错误表达，也就是对它们作为生产要素在劳动过程中发生的不同作用的错误表达。最后，这个区别不是从劳动过程或价值增殖过程引出的，不是从生产资本本身的职能引出的，而是被认为仅仅对单个资本家具有主观上的意义，在单个资本家看来，资本的一部分是在这种形式上有用，另一部分则是在那种形式上有用。

相反，魁奈却从再生产过程和它的必然性本身引出这些区别，为了使过程连续进行，年预付的价值必须每年由年产品的价值全部补偿，相反，基本投资的价值只是一部分一部分地补偿，因此，必须经过许多年，例如十年，才完全补偿，从而完全再生产出来(由同一种新的物品补偿)。可见，亚·斯密是远远落在魁奈的后面。

因此，在亚·斯密的固定资本的定义中仅仅剩下一点：固定资本是劳动资料，这种劳动资料同在它帮助下制造的产品相对立，不会在生产过程中改变它的形态，而会继续在生产中发挥作用，一直到不能使用为止。他忘记了，生产资本的一切要素，不断以它们的实物形式(作为劳动资料，材料和劳动力)和产品相对立，和作为商品流通的产品相对立。他也忘记了，由材料和劳动力构成的部分同由劳动资料构成的部分的区别仅仅在于：就劳动力来说，它必须不断重新购买(不象劳动资料那样是按照它的全部使用时间购买的)；就材料来说，在劳动过程中执行职能的，不是同一些东西，而总是同一种新的物品。同时还产生了一种假象，好象固定资本的价值不会流通，虽然亚·斯密在前面已经说明，固定资本的损耗自然是产品价格的一部分。在谈到与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时，他没有着重指出，这种对立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流动资本是生产资本的这样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组成部分必须全部由产品价值补偿，因此，必须全部参加产品的形态变化，而固定资本却不是这样。相反，他把流动资本同资本从生产领域转到流通领域时所采取的形式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混为一谈。但是，这两种形式，即商品资本和货币资本，既是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的价值承担者，又是它的流动组成部分的价值承担者。二者是和生产资本相对立的流通资本，而不222

是和固定资本相对立的流动资本。

最后，由于那种完全错误的看法，认为固定资本保留在生产过程中而产生利润，流动资本离开生产过程并进入流通而产生利润，而且由于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流动部分在周转中具有同一形式，所以，它们在价值增殖过程和剩余价值形成上的本质区别就被掩盖起来，因而资本主义生产的全部秘密就更加隐蔽了。在流动资本这个共同的名称下，这个本质区别被抹杀了。以后的经济学走得更远，它认定，作为本质的东西和唯一的区别的，不是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的对立，而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对立。现代庸俗经济学则因为流动资本的量比固定资本的量更频繁地随产量的多少而变化，就将这种流动资本称为可变资本，妄图偷换经济科学中的可变资本的概念。

亚·斯密在刚刚说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是两种特殊的投资方式，按各自本身考察都会提供利润之后，又说：“任何固定资本，没有流动资本的帮助，都不会提供收入。最有用的机器和劳动工具，如果没有流动资本给它们提供加工的材料，给使用它们的工人提供给养，那是什么东西也生产不了的”(第188页)。

由此可见，以上所说的“提供收入”，“取得利润”等等的意思就是：资本的两个部分是产品的形成要素。

亚·斯密然后举了如下的例子：“租地农场主投在农具上的那部分资本是固定资本，投在他的雇工的工资和给养上的那部分资本是流动资本。”

因此，在这里，他正确地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区别只是归结为生产资本不同组成部分的不同的流通和周转。

“他从前一种资本取得利润，是由于他把它保留在自己手里；他从后一种资本取得利润，是由于他把它卖掉。役畜的价格或价值，和农具的价格一样，是固定资本”；这里又是正确的，因为区别是同价值有关，而不是同物质要素有关。

“它<役畜>的给养，和雇工的给养一样，是流动资本。租地农场主取得利润的方法，是保留役畜，而卖掉它的给养。”

租地农场主保留牲畜的饲料，不把它卖掉。他把它用来饲养牲畜，而把牲畜本身作为劳动工具来使用。区别仅仅在于：用来饲养役畜的饲料会全部消费掉，必须不断通过从农产品或它的出售取得新的牲畜饲料来补偿；牲畜本身却只是随着一头一头不能干活而替换。

“不是为了役使，而是为了出售才买来肥育的牲畜的价格和给养，是流动资本。租地农场主把它们卖掉而取得利润。”

任何商品生产者，从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者，都出售他的产品，出售他的生产过程的结果，因此，这个产品就既不是他的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也不是他的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相反，他的产品现在处于已经离开生产过程而必须执行商品资本职能的形式。肥育的牲畜在生产过程中是执行原料的职能，不象役畜那样是执行工具的职能。因此，它作为实体加入产品，而它的全部价值也和辅助材料{它的饲料}的价值一样，加入产品。因此，它是生产资本的流动部分，但这并不是因为出售的产品，即已经肥育的牲畜，在这里和它的原料，即尚未肥育的牲畜，有相同的自然形式。这是偶然的事。同时，斯密本来应该从这个例子看到，使生产要素中包含的价值规定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不是生产要素的物质形式，而是它在生产过程中的职能。

“种子的全部价值也是固定资本。虽然种子往返于土地和谷仓之间，但它从不更换所有者，所以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流通。租地农场主取得利润，不是靠种子的出售，而是靠种子的繁殖。”

斯密所作的区分的荒谬，在这里暴露无遗了。按照他的看法，224

如果种子不“更换所有者”，就是说，如果种子直接从年产品中补偿，从年产品中扣除，它就是固定资本。相反，如果把全部产品卖掉，而用其中一部分价值来购买别人的谷种，它就是流动资本。在一个场合，“更换所有者”；在另一个场合，没有“更换所有者”。在这里，斯密又把流动资本和商品资本混同了。产品是商品资本的物质承担者。但是，当然只有实际进入流通、而不直接再进入自己作为产品出来的生产过程的那部分产品，才是这样。

不论种子直接作为产品的一部分扣除，还是把全部产品卖掉，把它的一部分价值换成向别人购买的种子，在这两种场合，都只是补偿。通过这种补偿，不会产生任何利润。在后一种场合，种子，和产品的其余部分一样，作为商品进入流通；在前一种场合，它只是在簿记上当作预付资本的价值组成部分。但是，在这两种场合，它总是生产资本的流动组成部分。它被完全消费掉，以便完成产品的生产，并且它必须全部由产品补偿，以便再生产成为可能。

“原料和辅助材料丧失了它们作为使用价值进入劳动过程时所具有的独立形态。真正的劳动资料却不是这样。工具、机器、厂房、容器等等，只有保持原来的形态，并且明天以同昨天一样的形式进入劳动过程，才能在劳动过程中发挥作用。它们在生前，在劳动过程中，与产品相对保持着独立的形态，它们在死后也是这样。机器、工具、厂房等等的尸骸同在它们帮助下形成的产品仍旧是分开的。”(第1卷第6章)生产资料在产品的形成上具有不同的使用方法，一种是生产资料和产品相对保持独立的形态，另一种是生产资料改变或全部丧失独立的形态。这个区别属于劳动过程本身，因此，对没有任何交换，没有商品生产，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例如，家长制家庭225

自己的需要的劳动过程来说，也是存在的。这个区别被亚·斯密歪曲了，这是因为：1、他塞进了和这里完全无关的关于利润的规定，说什么一些生产资料在保持原来的形态时，给所有者带来利润，另一些生产资料在丧失原来的形态时，给所有者带来利润；2、他把一部分生产要素在劳动过程中的变化，和属于产品交换、商品流通，同时包含流通中的商品的所有权变换的那种形式变换(买和卖)混为一谈。

周转包含着以流通为媒介的再生产，也就是，以产品的出售，以产品转化为货币和再由货币转化为产品的生产要素为媒介的再生产。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者本身的一部分产品直接被他自己重新用作生产资料，那末，他就好象是把这部分产品卖给自己的卖者了，而在他的账簿上事情就是这样表现出来的。因此，再生产的这一部分不是以流通为媒介的，而是直接进行的。但是，这样重新用作生产资料的那部分产品是补偿流动资本，而不是补偿固定资本，只要 1、它的价值全部加入产品；2、它本身在实物形式上全部由新产品中同一种新的物品补偿。

亚·斯密接着告诉我们，流动资本和固定资本是由什么构成的。他列举了构成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物品即物质要素，好象这种规定性是这些物品在物质上天然具有的，而不是由这些物品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一定职能产生的。然而，他在同一章(第2篇第1章)中指出，虽然某种物品，例如，一所保留下来供直接消费的住宅，“会给它的所有者提供收入，因此会对他执行资本的职能，但是决不会给公众提供收入，不会对公众执行资本的职能。全体人民的收入决不会因此增加一丝一毫”(第186页)。

因此，在这里，亚·斯密说得很清楚，资本属性并不是物品本身在一切情况下都固有的，而是一种职能，物品是否承担这种职能，要看情况而定。但对一般资本适用的，对它的部分也适用。

同样的物品是构成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还是构成固定资本的组成部分，要看它在劳动过程中执行什么职能。例如牲畜，作为役畜(劳动资料)，是租地农场主的固定资本的物质存在方式，相反，作为肥育的牲畜(原料)，却是租地农场主的流动资本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同一物品可以时而成为生产资本的组成部分，时而属于直接的消费基金。例如，一所房子，用作劳动场所，是生产资本的固定组成部分，用作住宅，就根本不是资本的形式，而只是一所住宅。在许多场合，同一些劳动资料，可以时而充当生产资料，时而充当消费资料。

从斯密的见解产生的错误之一，是把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性质看作是物品固有的性质。劳动过程的分析(第1卷第5章)已经指出，劳动资料，劳动材料或产品的规定，是随着同一物品在过程中所起的不同作用而改变的。而固定资本和非固定资本的规定，也是建立在这些要素在劳动过程中，从而在价值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一定作用的基础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