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节

厦门温馨，地理使然；西安古朴，深圳新潮，历史使然；北京大气，上海雅致，政治经济使然。当然，没有哪一个城市的个性是由单一原因形成的，所以，要把一个城市的个性和特质准确无误而又形象生动地说出来，是很难的。比如南京，就不好说它是儒雅还是粗俗，是伤感还是豪壮。总之，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要真正读懂，并不容易。

记者：你虽然在试着给城市下定义，却不是轻易下的，而是下得很“圆滑”。比如你说北京醇和，上海雅致，北京贵族，上海理性。北京人很大气，但这大气常常变成霸气；北京人很平和，但这平和可能变成平庸。上海人虽然世俗，但上海人的理性精神颇为可贵。那么你是如何解读城市，又是如何给城市下定义的呢？

易中天城市像人，也是有“人格”、“性格”甚至“性别”的。北方的城市大抵是“男性”的，南方的城市则多半是“女性”的。四十年代就有人说过，杭州是大家闺秀，苏州是小家碧玉，上海是洋城少妇，重庆是徐娘半老等等。在我看来，城市甚至就像人一样，是有“体味”的。这个体味，就是城市的“文化味儿”，但要把现象背后的原因找出来。比如，说“有事您说话”的多半是北京人，说“关侬啥事体”的则肯定是上海人。但北京人只会对自己的“哥们”说那句话，上海人则会对所有人说“关侬啥事体”。因为北京是城，城就是“圈子”，北京人不可能没有“圈子意识”；上海是滩，滩涂上的人都是互相不搭界的。城市的差异无处不在，关键是要小处见大。只要对一个城市的人的活法有感性具体的体验，又能“读”出形成这些活法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原因，就不难给这个城市做一张“文化名片”了。

记者：你是从人的心态、人群的比较、人的品格以至人的习俗上解读城市的，像是一个横向切片。我想问，城市在多大程度上造就了人的气质的差异？按照这个思路，再过几十年，许多城市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小，是否人的差异也越来越小了？

易中天可以肯定，一个城市，越是文化特征突出，文化性格鲜明，它对人的气质的影响就越大。这种影响是有可能超物质的。不要说里弄拆了，石库门没了，就算大上海沉没了，上海文化也还是上海文化。你看犹太人曾经一度连国家地盘都没了，犹太人不还是犹太人？北京的牌楼拆了好些年了，老北京变成了新北京，但北京人没有变成上海人或别的什么城市人。这就叫“辫没了，神留着”（此说来自冯骥才小说《神鞭》）。至于某些原本就没有多少性格特征的城市，就不好讲了，它们很可能在城市一体化的进程中变得越来越平淡无奇。

记者：说到城市一体化，你是否认为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使得许多城市有趋同的倾向？

易中天当然有。中国的城市正在变得越来越没有个性。到处都是似曾相识的店面和千篇一律的建筑：时装屋、精品屋、海鲜酒楼娱乐城，一些宝贵的传统连同它们的风味一起，已经渐次消失。这其实是对现代化的误解。现代化并不等于玻璃墙马赛克，摩天大厦立交桥。当然，批量化、标准化、模式化和数字化确实会造成许多雷同，不但城市，就连人，也可能越来越没有个性。

读易中天《帝国的惆怅》

作者： 蔚蓝海岸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这幅对联曾惹得少年贾宝玉不喜，又因在越剧《红楼梦》中被编剧挪用为贾政的唱词，便一直颇受负面评价，仿佛帘(联)子里当真充斥着俗不可耐的世故气息。其实，这又落入因人废言的俗套了。读易中天先生新著《帝国的惆怅》(文汇出版社2005年8月版)时，这幅对联便不时在我眼前高悬着，我觉得，若撇开贾政父子联手投给它的历史阴影，而是拿它提供的治学、写作标准来掂量易中天的写作，简直就是不二之选。

《帝国的惆怅》是一本容易被误认为集子的专著，原因在于，该书由十篇各自独立的万字长文组成，其中超过半数的文章，又可以视为某种“言在书内，意在书外”的读后感，如《鸦片的战争与战争的鸦片》一文，写作缘起即得自茅海建的史学专著《天朝的崩溃》，《非典型腐败》和《好制度，坏制度》两章，分别站在吴思《潜规则》和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两书的终点上；末篇《千年一梦》中大量的精彩论断和动人感喟，与陈平原《千古文人侠客梦》，也有着一根时隐时现的思维纽带。正是这些书组成的思想港口，使《帝国的惆怅》得以扬帆起航，行驶到一个个全新的论域。而这些书之间的内在关联，经易中天统筹调度之后，无论就内容的连贯、思想的递进还是表述的完整而言，都显现为一本学术专著的内核，思辨性、独创性扑面而来。

本书借以启碇远航的那些著作，多是易中天认同乃至服膺的。作者的写作冲动里，基本可以排除“商榷”之意；可以同时排除的，是代为介绍的热情。对每一本给予自己思想启迪的同行著作，作者都曾予以充分肯定，但肯定过后，作者还另有活儿要做，另有话儿要说。说，有时是接着说，把他人未尽之意再奋勇前推；有时是宕开一笔，给读者另外开出一面天窗。无论怎么说，作者的表达都俨若一支思想奇兵。正是那一支支不期而至又犀利无比的思想奇兵，构成本书的突出特质，我们得以顺着作者招牌式的展开方式(我曾概括为“侦探小说式的随笔写作法”)，一路惊奇，一路惆怅，为两千年帝国，亦为我们自身，那一个个浸透了帝国无意识的衰颓心灵。

虽然作者学养丰厚，文史上的综合功夫常为人称道，但我大致可以认为，本书非凡之处，并非在材料的新颖和资料的丰富上。作者的优势在哪儿呢？试以打牌为例，我发现易中天并没有握住一手令人艳羡的好牌，但是，他在理牌的手法、出牌的顺序和打出王牌的时机上，显出了他独到的能力。这份能力的取得，便与文前提到的那幅对联密不可分了。作者的学问里有机地融入了对世事的洞明，笔墨中则“如盐在水”地显示出人情上的练达。如作者在《跋：历史总是让人惦记》中所言：“有文学感的人一般也都有历史感”，“要想理解历史，必须穿透人性”，在本书中，作者文学与历史“双感齐下”，对历史事件的分析和思考，始终不离“人性”之域，这样，他就有能力用自己充满思辨力度的悬疑式笔墨，带领读者走出思维的迷宫。无论得出“变法帮了腐败的忙”的结论，还是“替宋江拿个主意”，作者均能打通文史关节，勾兑世事人情，静观辅以动观，仰视继之俯察，务使自己的见解，踩在一个更加宽广也更加坚实的地基上。作者在末三章中集中笔力探讨帝国制度的问题所在和中国知识分子的“出路与对策”，取材不避雅俗，立论兼顾朝野，视界宏阔又着眼细微，观点正大又批亢捣虚，几使人无从闪避。个中款曲，惟深读继以深叹、深叹继以深思的读者，方可得之。作者以惆怅之心写惆怅之事，而读者的终卷心事，又岂可以“惆怅”了之。

易中天说：“历史也是可以酿酒的”。有此一分雅兴助阵，读者阅读后倘能别生一丝微醺薄醉的体验，我是毫不奇怪的。

从方仲永想到易中天

宋王安石写《伤仲永》一文，讲方仲永从一个小神童蜕变成一个“泯然众人矣”之辈的根源，不外乎其父利令智昏，再者是炒作和做秀所带来的扼杀。但，做秀的好处也有，譬如能“扬名立万”，不过，似乎不巧，方仲永没有坚持住他的慧根；譬如能带来一时的耀眼和光彩夺目，也不巧，方仲永反而在鲜花与掌声中丢失了自我，从一代奇才变成一位茫茫众生中的一个普通之人。

这些“小天才”和“小神童”的悲剧根源，到底是谁惹的祸？又是什么扼杀了他们？我们该三思了。今天我们的社会更加善于炒作，不凡有很多小小年纪的儿童，在阅世未深的时候，都已经成为一颗璀璨的童星，令人兴奋之余，也难免概叹。

而对于一个潜心搞学术的人来说，特别对于一个一直默默无闻，潜藏在后台的学者来说，再来一个第二春，化上五颜六色的装束，像花旦又似小丑，跑道前台大跳“肚皮舞”，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景状呢？

实录一：“刘备对诸葛亮的好，好到让关羽和张飞觉得，就像老鼠爱大米。”

实录二：“周瑜帅不帅，孔明会K歌，关羽是爱神。”

2005年4月，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开讲“汉代人物风云”后，他“无厘头”式的说史风格，迅速掀起了一股易中天热潮，这股热潮来得似乎超级凶猛，在这个时代里，一个易中天所引发的震荡不亚于发生于 1976年7月28日的那次八点八级唐山大地震。是谁造就了易中天的迅速窜红？易中天到底给这个社会文化带来了什么启示和推进？他会不会又是一个被当今媒体的功名利禄所利用的一个靶子，一个刽子手，一个合成起来的做秀楷模？

只就易中天在央视《百家讲坛》品三国的讲座来看，他带给我三点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