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古代中国什么人从事天学？
官营天学之传统/ 巫觋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天学家/ 皇家天学家之专职与兼职/ 李淳风论历代“传天数者”/ 子产、箕子、蔡邕、刘表和诸葛亮/ 郭璞和开普勒——星占学家信不信自己的预言？/ 因天学而招祸的天学家——吴范、庾季才和刘基
在古代世界各文明中，有没有民间的、私人的天文学传统，也许是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这种传统很可能和现代天文学的兴起有着内在的联系。在古希腊，以及古希腊精神财富的继承者欧洲，确实有着私人天文学的传统，（尽管这种传统有时候若隐若现，不太明显）。只要看看古希腊的天文学家，如爱奥尼亚的塔利斯（Thales）、撒摩斯的阿利斯塔克（Aristarchus）、尼杜的欧多克斯（Eudoxus）以及后来大名鼎鼎的希巴恰斯（Hipparchus）和托勒密（Ptolemy）等等，都不是官方的天文学家。相传欧多克斯就有自己的私人天文台。
而在古代东方各文明中，要发现这样的传统就不太容易。在封建专制政权中，天学事务总是由皇家直接拥有和经营。古代中国的情形是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官营天学的传统在中国持续了至少三千年之久。如果我们相信——现在看来没有什么理由不相信——《尚书·尧典》所述帝尧分命天文官员去四方之事，那就显然可以将这一传统追溯到更早。至于象古希腊那样私人性质的天学活动，我们在上面一章中已经看到，在中国直到明代中叶，一直是非法的（仅在南北朝时期出现过一个可能的例外，我们将在下一章专门谈到）。
天学既然是皇家禁脔，那就不难想象，在古代中国，从事天学事务者自非等闲之人。事实大体上也正是如此。不过此事也有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上古之时，从事天学者非常神圣（例如，我们已经看到帝舜曾亲自去“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而数千年后，到了明清时代，钦天监里的那些天学官员就只是一些平庸而琐屑的小人物了。这与天学在古代中国最先是王权确立的必要条件，后来演变为王权的象征，再演变至末期而仅成王权的装饰，正好完全对应。重要的事由精英人物来做，不重要的事只需由平庸人物去干，古今中外大多如此。
最先从事天学的是何等样人? 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科学家”，恰恰相反，他们竟是现代人通常概念中与科学家相对立的人物——巫觋(女巫曰巫，男巫曰觋)！
巫觋的职责，就是沟通天地人神。这在今天，自然被认为是迷信、是骗人的无稽之谈。但是在上古社会中，他们却因此而被认为是非常神圣的人物----甚至可以说是处在介于人神之间的半人半神状态。而巫觋与王权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张光直等人的研究早就表明∶在上古时代，帝王本人往往就是巫师，而且是群巫之首。张光直说∶
(夏商周三代王朝的创立者们)的所有行为都带有巫术和超自然的色彩。如夏禹便有阻挡洪水的神力，所谓“禹步”，成了后代巫师特有的步态。又如商汤能祭天求雨；……据卜辞所记，唯一握有预言权的便是商王。此外，卜辞中还有商王舞蹈求雨和占梦的内容。所有这些，既是商王的活动，也是巫师的活动。它表明∶商王即是巫师。[1]
我们前面已经谈到过古代中国“通天者王”的政治观念，巫能通天，进而为王，自是顺理成章的意料中事。帝尧之任命天文官员，帝舜之“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其行事与商王作为群巫之首而祭天求雨等等，正是同一性质。后世帝王仍要领头进行祭天等多种沟通天地人神的仪式，从中也不难看出上古时代作为群巫之首的流风遗韵。
然而帝王毕竟还有一大堆人间政务要处理，巫觋们的司职，不可能长期去全力从事。因此自然就需要专职进行通天事务的巫觋为之服务。有了为自己服务的通天巫觋，也就是有了自己的通天能力，王权于是得以确立。可知上古之时，通天巫觋的地位是何等神圣而神秘。
对于这些神秘的通天巫觋，我们今天所能得到的最重要的早期历史线索，必须归功于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给出了一份称之为“昔之传天数之者”的名单∶
高辛之前∶ 重、黎。
唐、虞∶ 羲、和。
有夏∶ 昆吾。
殷商∶ 巫咸。
周室∶ 史佚、苌弘。
宋∶ 子韦。
郑∶ 裨灶。
齐∶ 甘公。
楚∶ 唐昧。
赵∶ 尹皋。
魏∶ 石申。
对于这份名单，我在《天学真原》中已作过较为详细的研究，[2] 考证的细节这里不再重复，仅概述其结果及意义如下∶
司马迁所提供的上述名单，以巫咸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分，重、黎、羲、和、昆吾，皆为上古时代专司交通天地人神之巫觋，其人其事，多在传说之间。后半部分，自史佚以下，则皆为春秋战国时代著名的星占学家，其行事在史籍中皆有记载，确切可考。至于巫咸，原是殷帝太戊时的著名巫者，后来被视为上古巫觋之化身，巫咸也就成为巫觋的共名。
司马迁“昔之传天数之者”名单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显示了古代中国天文-星占之学与上古通天巫觋之间的历史渊源。这种渊源、或者说古代中国从事天学之人的身份的演变，可以表示如下∶
通天巫觋 → 星占学家 → 天学家
必须注意的是，这三者在本质上其实是相同的，区别仅仅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呈现出来的表面色彩。
司马迁所开的“传天数者”名单，后人亦有步武者，比如《晋书·天文志·上》有如下的名单∶
高阳∶ 重、黎。
唐、虞∶ 羲、和。
有夏∶ 昆吾。
殷商∶ 巫咸。
周室∶ 史佚。
鲁∶ 梓慎。
晋∶ 卜偃。
郑∶ 裨灶。
宋∶ 子韦。
齐∶ 甘德。
楚∶ 唐昧。
赵∶ 尹皋。
魏∶ 石申夫。
与太史公所述大同小异。增加的鲁之梓慎、晋之卜偃，皆为《左传》、《国语》等古籍中有行事记载之真实人物。
“传天数者”固然是自巫觋沿革而来，后来历朝太史局、太史院、钦天监中的官员又都是专职，但有时皇家首席天学家反而身兼它职。这一现象渊源久远，在司马迁提供的“昔之传天数者”名单中，史佚、苌弘就是这种情形。史佚是“周文、武时太史尹佚也”，[3] 古时太史地位尊崇，殆类帝师，天学事务当然是他的重要职责之一，但他也还有许多旁的职责，非后世太史令之专一职责可比。[4] 苌弘则是“周大夫”，[5] 但他却是“周室之执数者也”。[6] 汉代以下，这一现象更为明显，比如北魏的崔浩，在朝中被公认为天学第一人，遇有重大天象出现，只有崔浩为众望所归，能出来发言，[7] 但其时太史令却另有其人。又如明末的徐光启，他无疑是当时朝廷天学事务中最重要、也最活跃的人物，但他却不是钦天监的负责人。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这一现象虽不普遍，却应该看作是上古的流风遗韵──通天之学作为“王者之师”必须掌握的最重要的技艺之一，不仅有其程式化的外表（比如皇家天学机构及其负责人），更有其实质内容，担任通天重任的人选，是可以不拘一格的。关于这一方面，可以从李淳风所提供的另一份古代天学家名单中认识更多的内容。
在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种传世星占学著作之一，唐代李淳风的《乙巳占》自序中，李淳风将历代著名的“传天数者”分成十一类，依次如下∶
开基阐业，以济民俗，因河洛而表法，择贤达以授官∶
轩辕、唐、虞、重、黎、羲、和。
畴人习业，世传常数，不失其所守，妙赜可称∶
巫咸、石氏、甘公、唐昧、梓慎、裨灶。
博物达理，通于彝训，综核根源，明其大体∶
箕子、子产。
抽秘思，述轨模、探幽冥，改弦调∶
张衡、王兴元。
沉思通幽，曲穷情状，缘枝反干，寻源达流∶
谯周、管辂、吴范、崔浩。
托神设教，因变敦奖，亡身达节，尽理辅谏∶
谷永、刘向、京房、郎（豈页）之。
短书小记，偏执一途，多说游言，获其半体∶
王朔、东方朔、焦贡、唐都、陈卓、刘表、郗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