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节

球“项链”，还对她拳打脚踢，施以种种人格污辱。王光美在武力面前不屈服，坚持说理斗争。她严词回答造反派说：“我不是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我是毛主席的共产党员！”“你们要是不摆事实不讲道理，那我就不讲了，你们斗吧！”

4 月14 日，刘少奇向“南海卫东革命造反队”交出一份书面答复，具体回答了戚本禹文章中“八个为什么”对他的攻击诬蔑，逐一说明事实真相。

工作人员把原件上报，另外用大字报形式抄了一份在中南海院内贴出。但几个小时后，这份答辩285大字报不知被什么人撕了个粉碎。

在这险象环生的日子里，刘少奇还不能不为儿女们的处境担忧。他无法估计等待着孩子们的将是什么命运，但他确信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保护他的后代。他叮嘱眼前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一定要在群众中活下去。最小的女儿小小只有6 岁，平时活泼可爱，是刘少奇夫妇的掌上明珠。可现在，刘少奇预料自己已经无法保护和抚养她了。他决定把小小托付给保姆赵淑君，让这位朴实的农村妇女把小女儿带出去，带到群众中去。他交待妻子说：“要记住小小的特征，将来一定要把她找回来。”

连续不断的打击使刘少奇的精神和身体每况愈下。7 月4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通知刘少奇说，中央的意见要刘少奇向北京建工学院“新八一战斗团”写一个检查。刘少奇实在写不出什么新东西来，只好按他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检讨的内容改写。

“检查”由刘少奇签名送出后，他又把它要回来，在第三部分的开头加了一句话：“在毛主席不在北京时，是毛主席党中央委托我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

这份检查尤其是后加的这句话，被造反派指责为“假认罪、真反扑的铁

证和宣言书”。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煽动下，北京和外地的上千个造反派组织成立所谓“揪刘火线”，纠集数以万计的人在四周安营扎寨，包围中南海，扬言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

围困中南海的造反派几次三番“勒令”刘少奇检查。刘少奇十分气愤，拒绝再写检查。他手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对送“勒令”来的人抗议道：“是谁罢免了我的国家主席？凭什么向我下勒令？”他当即把这些“勒令”原封不动转送中共中央，听凭处理。

尽管刘少奇作了最坏的打算，但重大的打击还是比他预计的来得更快、更严酷。

7 月中旬，江青、陈伯达、康生趁毛泽东、周恩来去武汉视察不在北京之机，决定组织群众批斗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和他们的夫人，由戚本禹具体指挥。其中重点是批斗刘少奇夫妇，决定在批斗会的同时抄家，批斗会后对刘少奇、王光美分别“监护”。

7 月18 日上午，刘少奇、王光美得到了当晚要开大会批斗他们的消息。

刘少奇预感到生离死别的日子也许就在今天。他对王光美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晚上，一群造反派闯进福禄居前院，七手八脚把刘少奇、王光美分别押送到中南海西大灶食堂和西楼大厅两个地方。批斗会开了两个多小时，不许刘少奇说一句话，却强行要他自始至终低头站着。他掏出手帕想擦一下汗，被造反派一巴掌打落在地。

批斗会结束，刘少奇被带回到已经查抄过的福禄居前院，王光美被带到后院。两个人被分别看管，互相见不到面，也不准子女同他们接近。

从此以后，刘少奇完全失去自由，除关押地点外同犯人没什么两样。他和王光美的一举一动都处于严密监视之下，随时写成书面报告上呈。

8 月5 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一周年。与此同时，中南海内的三四百人又批斗了刘少奇、王光美，由中央文革小组曹轶欧、王道明坐阵指挥。算起来，这已是对刘少奇、王光美的第六次批斗。

这次批斗是最残暴的一次。

刘少奇的几个儿女，也奉命参加批斗会，目睹他们的父母287遭受凌辱。他们看到了这样惊心动人的一幕：

爸爸被打得鼻青脸肿，鞋被踩掉，光穿着袜子。就在这时，妈妈突然挣脱，一把紧紧抓住爸爸的手，爸爸不顾拳打脚踢，也紧紧拉着妈妈的手不放。他俩挣扎着挺着身子，手拉手互相对视。这是爸爸跟妈妈最后握手告别..几个坏人狠狠地掰开了他们的手，妈妈又奋力挣脱，扑过去抓住爸爸的衣角，死死不放..

批斗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结束之后，造反派们将刘少奇押回福禄居前院。一进办公室，刘少奇不顾浑身伤痛，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愤慨地对来人抗议道：“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

这次批斗会后，刘少奇、王光美仍被分别关押在福禄居前后院。看管措施更加严格，昼夜有哨兵监视。从这一天起，一直到1969 年刘少奇逝世，他再也没有见到过任何一个亲属。8 月7 日，《北京日报》发表《篡党篡国阴谋的大暴露》一文，说刘少奇策划和支持了所谓的“畅观楼反革命事件”。

刘少奇读到后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写信，反驳这种毫无根据的指责。他写道：“说我的目的就是要‘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要阴谋篡党篡国’等，我是不能接受的，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而我想的都是同这些相反的。”

“我没有在党内组织任何派别，没有在党内进行过任何非法的组织活动。”

他再次郑重提出辞职，“我请求毛主席、党中央免除我党内党外的一切职务。

如果有任何一项要写出什么书面文件，我随时都可以写出。”

但是，随着林彪、江青、康生一伙地位的上升，他们逐渐垄断了处理刘少奇问题的大权。刘少奇一次又一次的申诉、抗议。要求辞职，都被置之不理。9 月13 日，王光美被正式逮捕。他们的子女被赶出家门，住到各自的学校，接受批判审查。刘少奇孤零零一人被关在福禄居前院，对他的迫害还在一步步加剧。

刘少奇终于意识到，他已经落入一伙坏人的魔掌，一切争辩都将无济于事。从此，他不再写信，不再申述，说话越来越少，最后索性连一句话也不说了，用沉默来表示他无声的抗争。

中共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北京城西的玉渊潭东北侧，有一个风景幽雅、设施考究的去处，人称钓鱼台。传说金章宗完颜璟在这个地方钓过鱼，钓鱼台由此得名。金代还有一个文人叫王郁，也曾在这里“筑台垂钓”，可见当时这一带大概鱼不少。到了清代，乾隆皇帝也看中了这块地方。他调集大批工匠在这里整治湖面，大兴土木修建行宫，盖起了登漪亭、潇碧轩、养源斋等别墅型建筑，成为一处著名的皇家园林。1949 年后，人民政府经过多年修茸建设，把钓鱼合辟为国宾馆，用以接待最重要的来宾，作为外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下榻之地。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江青坚持要把文革小组的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

她自己率先搬进来占据了地势、环境优裕的11 号楼。其他文革小组要员也陆陆续续跟着搬了进来。陈伯达进了15 号楼，康生占了8 号楼，张春桥、姚文元住了16 号楼，王力、关锋、戚本禹等散住在16 号楼等处，可谓各得其所，优哉游哉！

钓鱼台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前线指挥部。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员们，在这里密室策划，基层点火，把个平静的中国搅得天下大乱，浊浪滚滚。

在中央文革小组指挥“文化大革命”的诸多繁杂事务当中。有一件事是他们始终紧抓不放的，这就是千方百计打倒刘少奇。

中央文革一帮人，还有林彪一伙，几乎都是靠反刘少奇起家和攫取高位的。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展，他们获得了处理刘少奇专案的权力。为剪除后患，他们加紧从政治陷害和人

身摧残两方面入手，置刘少奇于死地。

他们首先控制了刘少奇专案的领导权。“刘少奇专案组”的组长是执掌公安大权的谢富治，他是专案工作的前台负责人。但

帅上有帅，谢富治又唯江青的马首是瞻。 1968 年2 月22 日，他在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

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

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他还专门开会向专案人员交持：“要有组织观念，脑子里要有个江青同志，重大事要请示江青同志，有

利于把案子搞好，有利于把叛徒抓完，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搞

好。”还有一个康生，他作为中央常委分管这个专案，也加入了

穷凶极恶迫害刘少奇的行列。刘少奇的命运落到这伙人手里，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