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节

，更重要的是找回了学生时代那份求知上进的感觉。平时在社会上在单位里扮老练，装持重，自己也觉得累，但到老师面前，可以做一些可笑的事，问一些幼稚的问题，顽皮卖乖都没什么心理负担。有段时候聊得较多的是盗版。其实，老师在这个问题上受到的伤害比他在文章中写到的要严重得多。盗版集团越来越规模化、现代化，他们有许多线人，盯住你的一举一动。骚扰电话可打到家里、酒店里，有强逼也有利诱，一句很不经意的话就可能为他们带来牟取暴利的机会。老师总说那些人印书就像印钱。有次我去海口出差，在书店看到大约有七种“余选”，连忙打电话向老师咨询，结果被告之有三种是盗版。在反盗版问题上，老师一反平时宽容随和的风格，态度非常强硬，在多篇文章中义正词严地予以反击。当然我还记得他说过一句话：与盗版集团既要斗勇，更要斗智。跟老师聊天是学习，是享受，是一次“精神桑拿浴”，我总是期待和珍惜这种机会。

中国知识界的方向（厉震林） 转型这个概念，是目前中国使用频率较高的一个词汇，但是，它的意义，主要是指政治和经济领域。其实，它更深刻地反映在文化和精神的方面。在这个转型过程中，余秋雨老师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个方向。余秋雨老师也曾经彻夜于青灯黄卷下，著书立说，按照传统文人生活形态，在书斋中安身立命，成就辉煌巨著，但是，终于有了一天，余秋雨老师感觉如此继续做下去，可能会产生知识的失效，产生一种重复怪圈，必须走出书斋，到文化和历史的第一现场，亲自触摸知识生命的原生态，寻找学术灵感，然后回到书斋，重新著书立说。这走出的一步，对余秋雨老师是一小步，但对中国知识界，却是一大步。因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直较为缺少田野调查精神，在书斋里，在前人的材料中，东抄西抄，剪剪贴贴，做些所谓“学术”。自然，这也可能做出好的文章，但是，难度很大，很容易失却鲜活的学术原创力量，而成为“掉书袋”学问。余秋雨老师的走出，并不是否定这种书斋学问，但是，中国这样的学问家太多了，需要出现像余秋雨老师一般的学者，到原始的知识现场，给中国文化研究注入一种新的活力。

余秋雨老师出走得早了一点，许多人便不习惯，原有学术生态受到冲击，于是议论纷纷，但是，并不奇怪。正是因为接触了知识现场，余秋雨老师感受到了蓬勃的自然和文化真实气息，形成文字以后，便与大众对原创的知识渴望产生吻合部位，余秋雨老师的文章，成为社会文化“圣经”。余秋雨老师又将自己的考察思想广为传播，让文化走向大众，走向应该走向的地方。文化最终是为大众服务的。沙龙式的学者，又不习惯，于是，同样议论纷纷，但是，同样并不奇怪。余秋雨老师的一步，对于中国知识界而言，是一件幸事，而他走出了这一步，指引了方向，必将会有更多的人跟上去。 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华之）(1) 一余秋雨先生与湖南有缘。这种缘分首先体现在他对这方山水的喜爱上。一九八一年五月，秋雨老师来长沙招生，在考场上我们相识。自此之后，我记得他来过湖南六次，加上以前的往来，约有十余次。每次讲学、授课之余，他亲历三湘四水，前后到过长沙、岳阳、韶山、张家界、郴州等地。据我所知，除了他的故乡和长期工作、居住的省市之外，湖南是他来得最多的省份之一。

对湘地山水风情、文化蕴涵的感悟，形成了郁集于心的情结，于是便有了两篇脍炙人口的散文--《洞庭一角》和《千年庭院》。前者写洞庭湖，写岳阳楼，写君山，浩淼洞庭成了文人骚客胸襟的替身，对着它，想人生，思荣辱，知使命，游历一次，便是一次修身养性；于是，“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后者写长沙的岳麓书院，那是先生心中的圣殿，他曾多次拜访，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也曾陪他去过，聆听了他心中的感慨。文章从“二十七年前一个深秋的傍晚”，他第一次拜谒岳麓书院写起，牵出了他对中国教育乃至中国文化的绵绵思绪和深层思考，历史与现实交融，古人与今人对话，景物与情感相撞，从延绵千年的庭院，读出了中国文化的人格和灵魂。这两篇文章的确是两篇散文佳作，对读者的影响颇深，对这几处文物和景观的推介作用也很大。岳阳文化界的朋友告诉我，不少来岳阳的旅游者和考察者，都会提到《洞庭一角》。笔者多次陪同外省朋友参观岳麓书院，虽然他们的职务和职业不同，却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千年庭院》。一九九七年元旦，我随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美国，洛杉矶湖南同乡会邀请我们出席新年联欢会。

会上，我唱了一曲家乡的花鼓调《刘海砍樵》，远在异乡的家乡人得知我曾经就读于上海戏剧学院，便围过来打听余秋雨老师的情况，几位教授和画廊老板，还与我谈起了余先生的散文，说得最多的便是《千年庭院》。握别之时，含泪相约，来年同游岳麓书院，再聊秋雨散文。作为学生，在向余秋雨先生求教的过程中发现，他对湖南的人文传统和文化名人相当敬仰。他在讲学和文章中对湖湘文化深怀敬意，对屈原、朱熹、张轼、王阳明、王夫之、陶澍、魏源、左宗棠、曾国藩、郭嵩焘、杨昌济、齐白石、田汉、欧阳予倩等湖南的或是在湖南留下巨大文化遗存的文化名人，也崇敬有加。写文章，他教我不要脱离湖南的文化传统；思考问题，他要求我必须立足湖湘文化的基础。前不久，因创作一位湘籍艺术名家电视连续剧一事，我向先生求教，他一再告诫我，要写出湖湘文化的影响，从中看出湖湘文化的积极意义。其实，无论是从余老师的散文所体现的文化精神，还是在众多文化活动中显现的人生态度，都可以觉出作为湖湘文化重要内容的“经世致用”和“忧患意识”对他的重大影响。余秋雨先生不仅喜爱湖南的山水和人文传统，还对湘菜情有独钟。每次来湖南，他都要与学生们聚会，每次都提出吃湘菜。

作为江浙人，他不仅不怕辣，而且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们领他去吃湘春楼的名菜--水煮活鱼，坐了半个小时的车，来到长沙郊区株易路口，走进简陋的小店，品尝一大脸盆鱼，吃得赞不绝口。也许是吃出了味道吃上了瘾，他在北京、上海、深圳也经常点湘菜吃，湘菜成了他最喜欢的菜系之一。前年去上海，先生请我吃饭，宴设假日大酒店，点的是满满一桌湘菜。去年去深圳，几位学生一起去看先生，他与夫人马兰商议，还是在一家湘菜馆请我们吃饭。我们来到华侨城边上的一家饭馆，先生说这里的湘菜最正宗，进去之后，饭店的老板和服务员与他们夫妇很熟悉，“余老师、马老师”叫个不停，很是亲热。点菜时，根本不用菜谱，他如数家珍地点了一大桌，还不无遗憾地对我说，今日不巧，店里没有新鲜鱼头，吃不到最有味道的酱辣椒蒸鱼头了。余秋雨老师在《千年庭院》的结尾处写道，“为此，在各种豪情壮志一一消退，一次次人生试验都未见多少成果之后，我和许多中国文化人一样，把师生关系和师生情分看作自己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不否认，我对自己老师的尊敬和对自己学生的偏护有时会到盲目的地步。

我是个文化人，我生命的主干属于文化，我活在世上的一项重要使命是接受文化和传递文化，因此，当我偶尔一个人默默省察自己的生命价值的时候，总会禁不住在心底轻轻呼喊：我的老师！我的学生！我就是你们！”这篇文章我读过许多遍，每每读到这段话，都不禁泪水朦胧，发热的眼眶里浮现出一些难忘的人和事。余老师的湖南学生很多。湖南进过上海戏剧学院的有几百人，现场听过他讲课的有几千人，电视上看过他讲学的有几十万人，读过他的书的人则是数不胜数。据我所知，不管是哪种情况下相识，他都会很珍惜缘分，不管他教过你多长时间，或者根本不曾谋面，只是通过屏幕和书本相识，你一旦有事相求，他一般都不会拒绝，并且尽力相帮。见不着面时，一封信写过去，不日便会收到厚厚的回函；有机会在一起，不管讲学、应酬多忙多累，他都要把你的问题扯清楚了才肯休息。一位在基层工作的学生因病去世后，其女想报考父亲的母校，余老师知道后，虽然他当时极忙，又不常在上海，仍千方百计帮忙联系，而且一直牵挂在心，来岳麓书院讲学时，还在问询这事，并看望了学生的遗孀和女儿。

这次余老师到郴州讲学路过长沙，聚会时看到一位学生气色不佳，离开湖南时一再叮嘱我，要与这位学生聊聊，并托我转告，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面对，积极生活。 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华之）(2) 湖南号称“戏剧大省”和“电视大省”，涌现过不少优秀的戏剧剧目、电视剧和著名的戏剧艺术家、电视艺术家。其中不少艺术家听过余老师的课，不少剧目和节目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余先生的影响。前不久，我与余老师谈到一部有争议的电视剧，这部电视剧的主创人员也曾听过余先生的课，余老师托我转告，面对批评不要紧张，要有自信，这部片子总会有人写的，如果需要，他愿意给这部片子题写片名。学生需要，余老师会毫不犹豫给予援手；先生有事，他则不愿学生为他担心。当他遇到不公正的舆论环境时，学生们也曾写信、打电话、甚至拍电报，安慰、声援老师，并要求写稿子参与讨论。而余老师则以乐观的情绪、健康的心态回应大家，认为这是文化转型时期的正常现象，不值得大惊小怪，要大家安心做自己的事，不要介入无意义的纷争。这次在湘南大学讲学，一位学生提了一个很不礼貌的问题，余老师十分宽容大度，一再要求学校领导不要难为这个学生。

二余秋雨老师与湖南结缘，应始于岳麓书院。但令人们始料末及的是，也是因为这座名闻天下的岳麓书院，使浩荡湘水掀起了澎湃的“余”波。据说，清代有一位湖南名士到江浙一带讲学，当地的学子不买他的账，处处与他为难。他作了一幅对联，硬是把那些人震住了。联曰--吾道南来，原系濂溪一脉；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笔者把这幅充满湘人自信心和自豪感的对联中的一句稍加改动，自然有些玩笑意味，但如果以湘水代湖南，以波澜寓影响，余秋雨先生在岳麓书院的演讲，确实曾经令湖南的文艺界、知识界风生水起、波涛起伏。那是一九九九年的夏天，七月流火的长沙闷热异常。火热的电视屏幕上频频出现余秋雨老师的头像和岳麓书院的背景，煽情的文化广告一再强调--“千年学府，世纪之交，学术盛会，麓山论道--余秋雨设坛岳麓书院”。不少媒体采用多种方式，预告余秋雨要来讲学的消息，也发表了一些人对这次活动的担心和质疑。面对这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势，我心中既兴奋又忐忑。兴奋的是又能见到先生听他演讲，这是难得的启迪和享受；忐忑的是如此情势，恐怕会起一场风波。大约是七月八日，新闻界一位朋友给我打来电话，说余老师已经到了长沙。我问住在哪里？

他说不能告诉我，但离我的住处不远。我觉得奇怪，先生来湖南，一般都会提前告诉我，行程紧急也会到了以后马上给我电话。有一次他来长沙给全国获奖的电视编导讲课，就是到了以后马上给我电话，我问他在哪？他说就在我楼上，我以为他开玩笑，上去一看，果然在那里。这次他来长沙，一点信息都没有，使人将信将疑。我到附近几家宾馆查询没有结果，最后来到九所宾馆。担心总台保密，便直接上楼问服务员。服务员看我不像坏人，便问是不是马兰的先生，我连忙说是，她告诉我先生在二零五房。敲开房门，先生惊喜地起身迎接。他说正在找我，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将寻找经过简述一遍，便向先生讲述了心中的忐忑，还向先生提出电视广告中说的“论道、设坛”不妥，影响形象。先生听了以后，马上给电视台的人打电话，要求修改，但对方答复已经这样了，不好再改。余先生告诉我，这次来长沙，是为了找个清静地方改剧本，中央电视台请他把黄梅戏《秋千架》改成电影剧本，要尽快交稿，他看了看地图，考虑到自己是湘财证券的文化顾问，便决定来湖南，既然来了，邀请参加一些文化活动也是自然之事。聊了一会，我说想请先生吃饭，他却说他要请长沙的学生吃饭。

因时间已是中午十二点，我连忙约来几位校友，与先生共进午餐。一九九九年七月十一日，应该是岳麓书院--这所千年学府值得纪念的日子。今天，在这座千年庭院里，将第一次出现四百位听众现场听讲提问，整个过程由电视台现场直播，互联网站实况传送的空前盛况。这次活动的门票十分紧张，很多朋友找我讨票，我上窜下跳也没能满足他们的要求。我本人也是多次找电视台的朋友，最后在台领导那里才谋得一张。那天下午，天一直下着雨，给闷热的长沙带来了些许凉意。演讲定在下午四点三十分开始，我三点钟赶到岳麓书院，只见门外围着几百名没有入场券的学生和文化界人士，其中还有我的一些朋友，他们有的还是从几百里以外专门赶来听课的。进门之后，场内已挤满了听众，大家撑着雨伞，穿着雨衣，在雨中静静地等待着秋雨老师的出现。下午四点三十分，演讲开始了。余秋雨先生被雨中的听众感动了，他走上台来便说：“我没有料到今天的场面会如此奇特又如此感人，下雨，大家穿着雨衣，带着伞，在这个千年学府里边聚会。”他称自己这次在岳麓书院的讲学，不是什么“设坛论道”，而是“朝拜千年庭院”，是“众学子朝拜”，自己则不过是这次朝拜的“主持者”。

此次演讲的题目是《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人》，主题是讲中华文化的传承问题。余先生认为，直到二十世纪末，中华文化还没有以一种完整的群体人格形象屹立于当今之世。如何把文化的高贵传承下去，他觉得可以在以往的中华文化传承中搭建的经典学理、世俗民艺、信息传媒三座桥梁之外，再搭建一座能够强有力地体现民族灵魂、揭示中国人的艺术神韵的、被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艺术创造之桥。这座桥的搭建，他寄希望于二十一世纪，因此“我们要做的是积极准备，大力欢呼并期望建设者”。他强调要有良好的心态，要用智慧的灵眼去观照未来时空。他预言，中国文化在２０２０年左右可以打破目前这种局面，在大范围内出现复兴。 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华之）(3) 余教授的报告进行了一个小时，之后又与听众及网络观众进行了现场交流。面对各种提问，余先生侃侃而谈，他的机智、幽默，不时引起在场观众阵阵热烈的掌声。作为现场听众之一，我穿着雨衣听完了先生的演讲。大雨透过雨衣打湿了我的衣衫，雨水不时将我的眼镜弄得十分模糊，这一切都没有影响我全神贯注听讲。我看到，大雨把一些人逼到旁边的走廊里，演讲持续到下午六点三十分，天都要黑了，仍然没有人提前退场。

这场演讲通过湖南经济电视台和经视网站现场直播，使观众大幅度增加，现场问答中，便有网络观众的提问；听讲过程中，我也接到了远方朋友打来的电话，他正在看电视直播，说是看见我在幸福地淋雨。演讲会之后，余老师还应邀到湘财证券作了一场文化讲座，很快便离开了长沙。送先生到机场的路上，先生应允了我想把先生在长沙的两个演讲再加上《千年庭院》的文章和有关照片出一本书的设想，不料还没来得及准备，湖南文化界已闹得沸沸扬扬。湖南不愧是一个传媒大省，各类报刊和电视都很发达，制造新闻和抢眼球的本事不同凡响。对余秋雨老师在岳麓书院的演讲本来就是众说纷纭，加上媒体的釜底“加”薪、火上浇油，以巨大的版面和宝贵的时段，组织各类人士大加评说，一时间弄得褒贬毁誉，波澜四起。事后，我问那些当时对此事十分起劲的新闻界人士因由何在，他们笑着说，不为什么，只有这样搞，才会有人看。“余秋雨岳麓书院讲学事件”所激起的“湘水余波”，是非功过最终要让历史来评说。不过，也不知为什么，自此以后陆续来在这里演讲的杜维明、余光中、黄永玉等人却都平安无事、波澜不惊了。

前不久，我陪一位外地朋友去岳麓书院参观，发现这座饱经沧桑的千年学府似乎年轻了许多，院子里参观的人很多，柜子里摆着不少新出的研究这所庭院和湖湘文化的书。看到这一切，我与友人谈到四年前那场故事，似乎少了许多沉重，多了一些轻松。三自一九九九年夏天的岳麓书院讲学之后，余秋雨先生整整四年没来湖南。其间不少活动邀他，一些媒体甚至播出了他即将莅湘的消息，结果都末能成行。二零零三年八月的一天，郴州某文化单位的负责人来到我的办公室，带来了余秋雨先生近期来湘的消息。这信息既令我兴奋又令我生疑，我马上拨通了余夫人的电话。从马兰那里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我们惊喜不己，马上又与余先生的特别助理金克林先生联系，着手安排余先生来湘的行程。九月十二日，金克林先生和吴克琼小姐来到长沙。十三日晚，余秋雨先生从杭州飞抵长沙。为了让先生休息得好一点，我们封锁了一切消息。第二天中午，几位学生与余先生在“一路吉祥”酒店小聚之后，驱车直奔湖南的南大门郴州市。车上，我们聊起了先生此行的缘由。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余老师应湖南省文化厅之邀，给一批戏剧创作骨干讲课。听了课，学生们大有“胜读十年书”之感。

其中一位来自郴州的学生更是相见恨晚，因与先生不太熟，便托人请先生去郴州小憩，没想到先生竟然答应了，后因先生行程变化，终于没能去成。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这位学生的心愿始终不改，辗转得到先生的电话号码之后，给先生寄去一本自己写的介绍郴州的小书的同时，又向先生发出了诚挚的邀请。也许是学生的诚心，也许是山水的吸引，也许是人生的缘分，一年到头忙得脚不着地的先生答应了学生的邀请，腾出宝贵的时间来赴这个晚了二十年的约会。来到郴州，正赶上市里的生态旅游节，热情的市委、市政府领导，使我们想让先生休息几天的计划落了空。余老师真是好说话，对别人的要求有求必应，也不怕急坏了我们这些怕他累着的学生们。不管我们怎么挡驾，怎么眨眼睛打手势 ，他依然微笑着点头答应那些似乎没完没了的要求。事后问他为什么这样，他依然微笑着说，答应一件事比拒绝一件事容易，拒绝要找许多理由，挺麻烦。我们抬出马兰师母来威胁他，不料先生依然微笑着说，你师母比老师更好说话。

我们事先商量好的计划全部打乱了，先生成了生态旅游节最重要的嘉宾，几乎跑遍了郴州的旅游景点，参加了旅游节的主要活动，我们这些学生累得衣衫湿透粗气直喘，他依然微笑着嘲笑我们没用，比不上老师。在郴州几天，先生的行程排得满满的，白天要讲学、参观、应酬，晚上要看演出，接待来访，每天很晚才能休息，离开郴州市的前一个晚上，第二天他要演讲，他也是两点多才送走来访者，还题了二十几幅字，直到清晨才小憩片刻。余秋雨先生在郴州的学术活动主要集中在九月十六日下午和十七日上午。九月十六日下午，余秋雨老师应邀到湘南学院讲学。作为莅临湘南学院的第一位文化名人，余教授对学院的校风、学风建设提出了极富人文精神的建议。他说，湘南学院作为最年轻的大学应克服负面的影响，在传承校风的基础上，打造一种更轻松更富有创新精神的新学风。湘南学院的第一代大学生肩负着开创校风并使之成为经典的重任。他强调，善良、欢乐、健康是当代大学生的学风之本、人格之源。演讲结束之后，余老师还生动、幽默、得体地回答了学生们的提问。 余秋雨老师的湖南缘（华之）(4) 十六日晚，绵绵秋雨使郴州的空气清新土地滋润，夜色美丽无比。

余秋雨教授在苏仙岭下的牧艺茶馆与郴州市委和省市文化单位的负责人聚首，一边品茶，一边讨论文化问题。就着清雅的茶香，余先生赞扬郴州的生态资源得到了良好的保护，具有开发现代旅游的基础。得感谢有眼光的领导和纯朴的老百姓，比较完美地保存了一块风水宝地，没有成为“富裕但是不美丽的地方”。在座的郴州市委书记李大伦在散文和诗歌的创作上颇有造诣，余秋雨先生认为从政的人应该做一些历史进程的记录，为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做一些宝贵的细节记录。没有内容、没有细节的散文是贫弱的，没有生命力的。文章应该在大范围内思考，不能够成天吟风弄月，那样显得比较肤浅。唐宋是散文最鼎盛的时期，唐宋的大散文家都是政治家，他们的策论中包含着许多对人生的感悟和对社会的思考，他们的散文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社会主流。目前正处于一个文化转型期，文化界应该主动思考社会需要，并按社会的需要来记录和反映社会。十七日上午是余秋雨先生此次郴州之行的重头戏。上午9点，余秋雨老师在郴州市人民会堂作了题为《现代旅游文化》的演讲。演讲廓清了人们习惯上对文化和旅游的误会。

余老师认为，人们习惯上对文化的误会主要有三种：一是文化的书面化误会。文化不仅是书面化的东西，书本上留下的文化规则是转型前的，如果用它来指导今天正在发生的转型和转型后的文化是不适宜的。因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