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这里，宗教极端主义分子在几分钟内射杀了数十名外国旅行者；那里，近两个月就有三批外国人质被反政府武装绑架；再往前，三十几名警察刚刚被贩毒集团杀害……
以前我在实地考察中国现存原始文化、写作《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的时候，也曾一次次地投入过肢体历险和精神历险，但与这次相比，那时总还能转弯抹角地找到帮助和保护。而这次，小小的车队就像几只蚂蚁在荒原上蠕动，任何一种不知来由的暴力都能把它们捻得粉碎。
不仅仅是荒原。荒原深处有断壁废堡、幢幢黑影、闪闪目光。硬说自己没有恐惧，是不真实的，但我的恐惧有一大半被震惊所掩盖，震惊人类文明的巨构崩坍得如此凄凉。它们究竟是如何崩坍的？历史书提供过一些猜测性的答案，多数也是大而化之、语焉不详。其实，一切摧残都是具体的，一切委屈都是难以表述的，因此那些答案也是值得怀疑的。不必怀疑的是结果，衰草瓦砾，承载着一个个从古到今的灾难。
我甘愿在毫无保护机制的险境中去面对这一切，就像脱去手套去抚摸老人的伤痕。
这种抚摸经常会引发苦思：作为我们的生命基座，中华文明也伤痕累累，却如何避免了整体性的崩坍？这种避免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哪些代价是正面的，哪些代价是负面的？过去的避免能否担保今后？
更重要的是，现在世界上生龙活虎的年轻文明，过多少时间，会不会重复多数古代文明的兴亡宿命？
整部日记，都贯穿着这种疑问。
在这样一个历险过程中每天写一篇日记，不太容易。
我是随香港凤凰卫视的越野车队进行这次历险考察的，起初谁也没有指望我能坚持把这些国家一个个走完。每天行车十几个小时，沿途买不到什么像样的东西下肚，找到旅馆后还是饥饿不敌困倦，倒头便睡，但伙伴们入睡前都会关切地看我一眼，大家知道我还要熬夜写作。我不会抽烟，要提神只能靠喝茶，但沿途十个国家的旅馆客房都没有开水供应，同车的赵维便每天端着自己的保温杯，满面笑容地到餐厅向侍者讨半杯剩余的红茶，讨来后就倒给我。另外一些伙伴知道我喜欢吃萝卜，每到一座城市便满街找，终于在伊朗买到一种黑萝卜送来，可惜这种黑萝卜实在太难吃了。
很多住地无法写作，我只能趴在车上写，蹲在路边写，所以多数字迹都歪歪扭扭。这些字迹当天就要通过卫星传送万里，接收者看不清，便造成海内外各家报刊发表时的很多错讹。我把原稿放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随身带着，直到进入伊拉克前几分钟才想起，那个洗衣袋上印有以色列的希伯来文，赶快停车换下，要不然如果被伊拉克海关查到，不知会产生多么严重的后果。我怎么能够说得清，这厚厚一大堆装在敌国口袋里的象形文字，居然是什么“日记”？
在穿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边境这个目前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段时，我把这包书稿放在离身体最近的背包里，连每天做梦也都是抱着这包书稿奔逃的狼狈情景，而且每次奔逃的结果都一样：雪花般的纸页在荒山间片片飘落，匪徒们纷纷去抢，却不知是什么。
为此，我对这样的写作方式珍惜起来，愿意小心翼翼地保存它的原生状态和粗糙状态，只等春节那天车队进北京后就把这包书稿交给出版社，基本上不作整理修改。这种做法有点像现代的行为艺术，一切只在行为过程中完成，不再在行为之外进行涂饰；也有点像中国书法，大笔一挥总有诸多遗憾，却不宜在收笔之后东修西描。根根攀攀、泥污水渍都留着，图个真切。
这也是一种有关写作态度的边缘试验。没有资料可供查证，没有时间琢磨文句，未及修改便已经传送出去发表，比较彻底地阻断了“做学问”或“做文章”的任何企图。我早期的散文还有一点“做”的痕迹，容易碰擦到我已经离开的某些领域，这次终于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表白了。与笔端相比，我更看重脚步；与文章相比，我更关注生命；与精细相比，我更倾情糙粝。荒原上的叹息总是糙粝的，如果要把它们调理成书斋里的柔声细气或沙龙里的尖声尖气，我如何对得起自己多年前就开始的辞职远行？
时间越长，越庆幸自己的选择。支持我选择的，是广大沉默的读者，因此只管安心走路，神清气爽。
这篇自序，写于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深夜，时在黄河壶口，隔窗俯视，见万千激浪全被冻住，无风无雪，无声无息，却严寒彻骨，吐气呵手，方可执笔。离“千禧之旅”结束还有五天。（二千年一月三十一日夜至二月一日晨）
/* 8 */自序七（《行者无疆》序） 余秋雨连载：出走十五年 出版社：南海出版公司 作者：余秋雨 一
北极圈的欧洲一侧，二千年的最后几天，我站在雪地里。
现在人们到北极、南极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难事了，但一般都会选在夏天。听说我们要在冬天最冷的日子里闯北极，一路上不知有多少人来劝阻，可惜已经劝不住了。花那么长时间考察了九十六座城市，还有哪一座城市有资格作终结？没有一条街道能收纳千万条街道，没有一扇大门能关闭千万扇大门。只有冰雪荒原能够阐述欧洲大地的本质，这是东方哲学的玄机。因此，敢于在这样的季节摸到这里来的，会有几个东方人。
紧紧地裹着两套羽绒滑雪服，还是冷得无可言喻。土著人的窝棚既不挡风也不挡雪，好歹生了一堆火。主人见我们冻成这个样子，捧出一碗鹿血酒。接过来抖抖索索端到嘴边，只觉又冷又腥，喝了一口便递给了边上的伙伴。就在此刻，我站起身，走到窝棚外面。这里是冷得站不久的，我赶快抬头看星星，辨别方向。然后，朝南，心里说一句：我走完了。
我说话的对象，不是别人，正是十五年前的自己。十五年前那天晚上，也是这个时辰，刚看完一个僻远山区极俗极辣的傩戏，深感自己多年来的书斋著述与实际发生的文化现象严重脱节，决心衔耻出行。是从事社会实务？还是投身考察旅行？当时还不肯定，能肯定的只有一项，这个决定充满危险。你看这么一次实地考察，为了去赶清晨的早班航船，不得不独自在山间赶路，还捡了块石头捏在手上防身。文人离开书斋总是危险的，离开越远危险越大。
后来，倒是英国近代学者科林伍德的一段话帮我进一步作出了决定，因为他指出了隐藏在象牙塔里的更大危险，而这种危险我们平日早已隐隐约约感觉到。他说，象牙塔看似高雅精致，却是一种自我囚禁。他不客气地描述道，囚禁在象牙塔里的文艺精英除了自己之外别无可谈，谈完了自己就互为观众。他认为，全部无聊、麻烦、伤害，就产生于这种小空间里的“互为观众”。由此他得出了一个惊人的论断：真正的文化人、艺术家要做的事，正是文化艺术界竭力要反对的事。这个事，显然就是离开。象牙塔里“互为观众”的囚禁者们只要看到有人离开象牙塔，就会暂时地一致对外，对付叛逃者。但科林伍德认为，正因为这样，证明除了叛逃别无选择。
囚禁是叛逃的理由，但走得远了，这个理由渐渐退去，前一段路成了后一段路的理由。
每一段路都能解答一些问题，却又带出了更多的新问题，因此越走越远，很难停步。远行毕竟孤独，便写下一些文字来与远近读者沟通，沟通的方式当然不会去模仿象牙塔里的“互为观众”，长天大地不需要那些尖声厉气，或唧唧哝哝。
就这样一圈圈越走越大，每一个新空间都带来新责任，终于从国内走到国外，从中华文明走到了其他文明。既从其他文明来审视中华文明，又从中华文明来审视其他文明，然后横下一条心，只要对人类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文明，哪怕已成瓦砾，已沦匪巢，也一个不能缺漏。
像是在森林里走疯了的人，全然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也遇到过盗贼拦路、树顶泼污、夜禽环视、枭鸣如歌，但天际还有隐隐月光，远处还有朋友的呼声，我没有在半路失踪。前些天一位芬兰教授对我说：“想不起哪个欧洲旅行家走欧洲走得你们这样长，据说以前你还冒险走完了那条目前世界上最恐怖的路，当然还要加上中国……”
于是今天晚上我要站在北极圈向十五年前刚下决心的自己禀报一声：我走完了。
与每次出行一样，这次走欧洲，走完后的想法与出发时有很大不同。例如出发时是不准备写书的，理由众所周知，但此刻我改变了主意。
仍然是空间带来的责任。但这空间不仅仅是欧洲，还包括我以前考察的另外两个空间——败落成恐怖的中东、中亚、南亚，和尚未败落的中华大地。三大空间对比在眼前，涡旋在心中，产生的感受难以言表，包括某种隐忧。感受可以咽下，隐忧应该吐出，吐给谁听呢？那两个空间暂时还不会在意一个中国旅行者的想法，那就只能给我们自己人说说。
我要说，欧洲文明确实优秀而又成熟，但这些年，却因过度的自满、自享而自闭，对世界对自己有不少时空错觉。
欧洲文明值得我们仰望的地方很多，例如，中华文明倡导“中庸之道”几千年，至今还经常为“非此即彼”的极端性思维互损互耗。欧洲文明为什么反倒能把古典传统和现代创新、个人自由和社会公德融会贯通？更羡慕街边咖啡座里微笑的目光，只一闪，便觉得日月悠长、山河无恙。这种文明从早年的扩张和后来的大战中记取了不少东西又洗刷掉不少东西，近年来欧洲各国的联合使它更加悠闲和安详。它甚至觉得自己已进入文明发展的极致境界，没有必要再作艰苦奋斗。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书所阐述的法国哲学家柯杰夫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ｅ Ｋｏｊｅｖｅ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即认为欧洲集中了从基督教文明到法国大革命的多种营养，战胜了诸多对手，在物质的充裕、个体的自由、体制的民主和社会的安定等各个方面都已进入历史的终结状态，今后虽然还会有局部冲突，整体趋向却是在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消费和游戏。
对此我深表质疑。因为我无法忘记从中东到南亚的一路景象，而那里离欧洲并不遥远。不讲全球一体化倒也罢了，一讲，又怎能把那满目的危机、积怨、暴力从“全球”的概念里省略掉？然而他们却常常省略掉，躲藏在自己的价值系统里闭目塞听。我们在那条路上穿行几个月，几乎没有遇见过欧洲人，这与他们勇于冒险的前辈相比实在差得太多。其实不必说大危机，即便是成批偷渡来的移民，也已经频频穿插在街边咖啡座之间，把欧洲不想正视的空间塞到了眼前。历来最有逻辑预见性的欧洲文化人理应对世界作一点危机提醒，但已经好久听不到这样的声音了。
记得上次刚刚穿过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接壤地区来到印度，便遇上了一位在那里等着采访我的发达国家的记者。他问我穿越这一目前世界上最危险地区时是否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惊慌，我说更惊慌的是人类的自相残杀、宗教冲突、人口爆炸直到世纪之交还没有缓和的迹象。这天晚上我发给香港凤凰卫视的日记中写道：
一切问题都迫在眉睫。文化本来应该是一种提醒和思索的力量，却又常常适得其反，变成了颠倒轻重缓急的迷魂阵。这次在路上凡是遇到特别怵目惊心的废墟我总是想，毁灭之前这里是否出现过思考的面影、呼唤的声音？但是大量的历史资料告诉我，没有，总是没有。在一代雄主、百年霸业的庇荫下，文化常常成了铺张的点缀、无聊的品咂、尖酸的互窥，有时直到兵临城下还在作精心的形象打扮。结果，总是野蛮的力量战胜腐酸，文化也就冤枉地跟着凋零，而跟着文化一起凋零的，总是历史上罕见的一段光明。因此，文化最容易琐碎又最不应该琐碎，最习惯于讲究又最应该警惕讲究。文化道义和文化良知，永远是文化的灵魂所在，否则，营营嗡嗡的文化，是自我埋葬的预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