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节

”

“你是指城墙，大屋顶和牌楼吧？”父亲问，张伯驹点点头。

父亲慨然道：“对中共的某些领导人而言，他们没有昨天，所以也不需要昨天。这样一来，从昨天延续到今天的许多伟大之物，如城墙、牌楼，自然也就不屑一顾了。”

谈到当代画家，父亲用请教的口气问张伯驹：“你觉得刘海粟的画，水平如何？”

“他和谢稚柳，都不错。”

父亲说：“我也觉得他的画很好。刘海粟③和朱光潜④，一个是画家，一个是学者，两个都是我们安徽人。解放前，他们就已经很有成就了。可是解放后，因为政治历史问题，两个人都抬不起头。连人都不好做了，还怎么做画，做学问？（19）56年冬我和彭真一道出国的时候，跟他谈了谈杨啸天（即杨虎）⑤的问题。我联络任公（即李济深）和其他几个党外人士愿意做担保，希望能把他放出来。那次是全国人大代表团，走访的国家特别多。日程排得满满的，几乎没有私下交谈的时间。彭真和我商定等回国后，再找专门的时间，约上罗瑞卿一起讨论这件事情。我打算在谈杨虎问题的时候，也反映一下刘海粟和朱光潜的处境。有政历问题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底应该如何对待？怎样使用？中共有关方面负责人和党外人士能否坐下来，共同研究研究。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它关系到人的后半辈子，关系到中国的艺术和学术发展。”

“后来呢？”张伯驹关切地问。

“（19）57年春，我们这个人大代表团才回国。回来就是整风，接着便反右。我失去了说话的资格，替谁都讲不了情。我现在和今后的情况，可能比刘海粟、朱光潜还要槽糕。”

而后，他们话题又不可绕避地转到了“反右”。

父亲说：“共产党可以不需要我们这些搞政治的人，但需要科学家、艺术家。（19）56年因为文化部和中国美协有轻视国画的倾向，我联络努生（罗隆基），再拉上李任潮（即李济深），向周恩来反映了这个问题。后来又与叶恭绰、汪慎生、王雪涛、徐燕荪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北京画院，为的是把国画创作和研究独立出来。结果凡是与此事有关的画家，除齐白石外其余一概划为右派。叶誉虎（叶恭绰）是我把他拉到北京画院当院长的，不想也给这位老先生戴上了帽子。你和京剧院的叶盛兰，叶盛长兄弟、李万春等人，也因为参加农工（即中国农工民主党）或参加农工组织的鸣放座谈会，也都划了右派。总之，这些事使我的罪疚心情，永难消却。但我很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你捐献了那么多有价值的文物，居然在政治上没有起到作用？

张伯驹摆摆手，打断了父亲的话头：“章先生，你不必向我讲这些话。

你是个懂政治的人，都成了右派。那么，我这个不懂政治的人划成右派，也就不足为怪。再说，右派帽子对你可能是要紧的，因为你以政治为业；这顶帽子对我并不怎么要紧，我是个散淡之人，生活是琴棋书画。共产党用我，我是这样。共产党不用我，我也是这样。”

那时，到我家做客的，已多为同类。无论是博学雄辩的罗隆基，还是北伐名将黄琪翔，只要提及自己的“划右”，不是愤愤不平就是泪流满面。没有一个像张伯驹这样泰然、淡然和超然的。社会主义政治课教给我们对待挫折的一句豪迈的话语是：“跌倒了，算什么？爬起来！再前进。”可跌倒了的张伯驹，怎么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没跌倒，所以，张伯驹不必“爬起来”，而我父亲，罗隆基，黄琪翔，就要“爬起来”，他们自己也很想“爬起来”

父亲听罢翘起大拇指，赞道：“张先生，真公子也！”

提及公子二字，父亲想到另一个公子──袁克定。父亲问：“袁克定后来的情况怎么样？想必张先生是清楚的。”

父亲的提问，使不太爱讲话的张先生有了话头儿。他开始侃侃而谈：“克定大半生随父，为袁世凯出谋划策，自己也身受荣华富贵。到了抗战时期，克定的家境就每况日下，手头拮据。那时他还想通过关系，请求蒋介石返还他被没收的袁氏在河南的家产。老蒋没答应，克定只好以典当为生。华北沦陷，有一次曹汝霖劝克定把彰德洹上村花园卖给日本人。袁家的亲戚听说这个消息，也都议论纷纷。赞同的、怂恿的颇多，其目的无非是每个人借机能分得些“条子”（金条）罢了。克定坚决不同意，说这是先人发祥地，为子孙者不可出售。当时占领华北的日本陆军长官土肥原贤二，由于从前与老袁认识，所以在网罗到吴佩孚、靳云鹏之后，还想拢络袁氏之后，尤其是长子克定。如果克定能在华北伪政权任职，恐怕对北洋旧部还能施加些影响。

克定曾几次向我谈到这事。他掂量再三，说出任则从此有了财源，但也从此当了汉奸，得不偿失，决计不干。所以，一直住在颐和园内。”

张伯驹讲到这里，不无感慨地说：“人知梅兰芳蓄须明志，其实北京沦陷八载，克定身处困顿之境，拒任伪职，也是有气节的。可惜知之者甚少。

后来，我看他家产耗尽，生活难以为继，便将他从颐和园接到我的承泽园寓所。他住在楼上，满屋子的书，以德文书最多。他这个人，儒雅正派，每日读书译述。我们家里的诗词书画，弦歌聚会，他是不下楼的。后来，我把承泽园卖了，把家搬到了城里。（19）58年克定八十大寿，他是在我家过的，也是在我家中去世的。⑥”

“他的生活由谁负担？有经济来源吗？”父亲问。

“克定每月有五、六十元的收入，也算是工资吧。这还是行严（即章士钊）以中央文史馆馆长身份，在文史馆给克定弄个名义，按月发下的生活费。他每次拿到钱，都要交给潘素。我不让潘素收他的钱。我既把他接到家里住下，在钱上就不能计较了。”

张伯驹说话的口气，平静如水，清淡如云。可我扳起手指一算，袁克定在张宅整整寄居了十年，且又是个七、八十岁的垂暮之人。这样一件天天费神化钱、时时劳心出力的事要是轮到我，说什么也得在人面前念叨念叨。

我家的厨师把晚餐伺弄得极其精美，连盛菜的盘碟，也一律换成了官窑清（代）瓷。席间，张伯驹只是吃，既不评品菜肴的窳劣，也不留意杯盘的质地。喜欢听两句好话的父亲和站在那边厢等着叫好的梁师傅，算是白费了心机。倒是潘素，每上一道菜，都要微笑着点点头，连连夸道：“这个菜做得不错。”

饭后，他们夫妇稍坐片刻，便起身告辞。爸叫洪秘书通知司机将老“别克”开出来，送客归家。

潘素听后，忙说：“不用叫车。地安门离什刹海很近。”而此刻，张伯驹什么客气话也不说，背着双手走出大客厅，一个人站在庭院当中，打量起我家的这座四合院来。

从此，父亲每年都要在家请张、潘夫妇吃几次便饭。其中的一次，是固定在春节初五至十五之间。我想，这顿饭，是在替我谢师了。父亲若是新购得几件字画，饭前必拿出来请张伯驹过目，说说真假，评评优劣。他们不谈政治。

父亲曾问：“你认为徐邦达的鉴定水平如何？”

张伯驹摇着头，说：“不行。他的毛病是把真的说成假的。”

张伯驹在看过父亲的藏画目录后，认为爸的收藏除了尽量搜集皖籍文人、画家的作品，显示出明确目的之外，其余的藏品过杂，建议今后以明清佳品为主。他说：“现在想找宋元字画，已经很困难了。如今，有了什么好的东西，不是交公家，就是拿给康生、邓拓。你莫说买，连见都见不到。”

父亲苦笑着说：“我哪有野心和财力去买夏圭、马远，能弄到一两幅石涛、八大，就很满足了。我现在是右派，好东西更不易搞到，工资也减了很多。就是当部长的时候，文物商店有了好字画，也都是先通知中共领导干部，或者直接送到他们的家里。对他们，价格也是出奇地低。所以，不要讲康生、邓拓，就我所知道的李一氓，家中的字画不比我多，却比我好。而他们化的钱，却要比我少。有时候，一幅字画在跑了几个中共首长之后，人家不要，才送到我们这些人手里。价钱嘛，标价是多少，我们大概就要掏多少。

乃器（即章乃器）算有是钱的。而我就只有靠工资了。（19）57年以后，我的工资大减。有时买些古书，字画就很少问津了。再说，从前还能借些钱，现在谁借给你？”

说到字画的价钱，父亲遂问张伯驹：“你的那些名贵字画，听说全是用金条、房产换来的？”

张先生点头，对我们讲：“陆机《平复帖》是用四万大洋从溥心畬的手里买的。这个价钱算便宜的，因为溥心畬开口就要二十万大洋。买展子虔的《游春图》，是我把公学胡同的一所宅院（据说是李莲旧居）卖给辅仁（大学），再用美元换成二百二十两黄金，又让潘素变卖一件首饰，凑成二百四十两，从玉池山秀老板那里弄来的。那老板张口索要的黄金是八百两！《三希堂帖》、李白字《上阳台帖》、唐寅《蜀官妓图》，当时老袁的庶务司长郭世五愿以二十万大洋卖我。我一时也搞不到这么个数目的钱，只好先付六万大洋的订金，忍痛把《三希堂帖》退给郭家。范仲淹手书《道服赞》是我用一百一十两黄金购来的。”

讲到这里，张伯驹喟叹道：“不知情者，谓我搜罗唐宋精品，不惜一掷千金，魄力过人。其实，我是历尽辛苦，也不能尽如人意。因为黄金易得，国宝无二。我买它们不是为了钱，是怕它们流入外国。唐代韩干的《照夜白图》，就是溥心畬在（19）36年卖给了外国人。当时我在上海，想办法阻止都来不及。七·七事变以后，日本人搜刮中国文物就更厉害了。所以我从30岁到60岁，一直收藏字画名迹。目的也一直明确，那就是我在自己的书画录里写下的一句话──予所收藏，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潘素还告诉我们，抗战爆发以后，他俩为保护这些文物珍品，把所有的字画一一缝入衣被，全部携往西安。一路的担惊受怕，日夜的寝食不安。怕土匪抢，怕日本人来，怕意外的闪失，怕自己的疏忽，时刻地小心，整日地守在家中。外面稍有动静，气不敢大出，心跳个不停。总之，为了这些死人的东西，活人是受够了颠簸和惊吓。

我知道，朱自清、闻一多是极有气节的爱国者。可我翻来覆去地想，怎么都觉得张伯驹也是个极有气节的爱国者。我搞不懂：为什么像“民革”里和共产党动过刀枪的人物，在57年风浪中被认为表现良好；而“民盟”里传播知识的教授，如潘光旦；“农工”里治病救人的大夫，如李宗恩；以及眼前这个把用黄金房产买下的、用身家性命保下的好玩意儿都捐献给国家的张伯驹，倒成了右派？其实，我的搞不懂，也是父亲的搞不懂。

客人走后，我对父亲说：“听张伯伯讲买字画又捐字画的事，心里很不是滋味。把你划为右派，你到底还说过共产党的长短，可人家张伯驹呢！把家产都拿去共产了，共产党也给他扣上个右派。他把李白的字拱手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怎就不对他高抬贵手？”

父亲用一句话回答了我：“老毛的动机从来不是出于私人的。”

在中国的文化里，诗的地位是最高的。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也是诗的。张伯驹在任何场合，都忘不了诗。随时可吟诗，可赋诗。这风度，倾倒了包括毛泽东、陈毅在内的许多中共高官。别说是外出作客、看戏归来，他有所感。就是午眠乍醒、夤夜起风，也能引出诗兴。于是，隔三差五，便有新作。他作诗吟联填词，比我心算一加二加三等于几还快。我随便出个题，他张口就来。既合格律又切题，真叫绝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文思、才思和神思啊！与他的诗相匹配的，是他的字。因独创一格，人称鸟羽体。我甚至觉得张伯驹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诗作中的人物。或者说他的诗作是一面镜子，里面映照出来的一个风流俊赏之人，那便是张伯驹自己。

张伯驹瘦削的脸型和冷漠面容所显示的一种尊贵神情，常使人感到难以接近。其实，素不相识者只要踏入他所精通、爱好的领域，便可体味到一个诗人的天性——浪漫的自信与理想主义的热情。正是这个天性，让张伯驹在一般中国人尚不知书法、韵文为何物的五十年代，就组织了“北京中国书法研究会”“北京中国韵文学会”等民间团体。他经常亲自出面，办展览，开讲座。不仅在北京搞，还跑到济南、青岛去搞。因为活动内容的高质量，单是书法研究会的会员在1957年就从一百多人激增到三百多人。张伯驹这样做，无非是希望喜好诗的人，能写出合乎规范的好诗；但愿喜好书法的人，能通过指导写出好字来。反右时，那些左派说他如此卖力是在扩大个人影响和共产党抢夺文化阵地，实在是冤枉。

父亲也好诗。在他的藏书里，单是杜甫诗集的版本，就不下几十种。反右以后，就更爱读诗了，而且开始学写诗。偶尔诌几首绝句、律诗什么的，就举着涂改得一塌糊涂的诗作，从书房里狂奔出来，大呼小叫地让我和母亲都来听他的吟诵。

我对父亲说：“怎么张伯驹作诗填词，连想都不用想。你把一本《白香词谱》放在书桌上，翻来翻去，颠来倒去，也没当成诗家词手？”

已是一张老脸的父亲，被我说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不无辩解地说：“我怎么能和张伯驹比？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是极有天赋的。写出来的东西，颇有纳兰之风。你的爸爸本科读的是英语，留学攻的是西方哲学，以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学诗呢。”

父亲写的诗，仅用于自我欣赏。他拿给母亲和我看，也是为了能获得我们对他的欣赏。他有一首题为《车叹》的五言绝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