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节

得你的回眸呢？错误，对中国故事而言有时几乎成为必须了。如果你看到《花田错》《风筝误》《误入桃源》这样的戏目不要觉得古怪，如果不错它一错，哪来的故事呢！有位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写过一出《高加索灰阑记》，不但取了中国故事做蓝本，学了中国平剧表演方式，到最后，连那判案的法官也十分中国化了。他故意把两起案子误判，反而救了两造婚姻，真是彻底中式的误打误撞，而自成佳境。

身为一个中国读者或观众，虽然不免训练有素，但在说书人的梨花简嗒然一声敲响或书页已尽正准备掩卷叹息的时候，不免悠悠想起，咦？怎么又来了，怎么一切的情节，都分明从一点点小错误开始？我们先来讲《红楼梦》吧，女娲炼石补天，偏偏炼了三万六千五百零一块。本来三万六千五百是个完整的数目，非常精准正确，可以刚刚补好残天。女娲既是神明，她心里其实是雪亮的，但她存心要让一向正确的自己错它一次，要把一向精明的手段错它一点。“正确”，只应是对工作的要求，“错误”，才是她乐于留给自己的一道难题，她要看看那块多馀的石头，究竟会怎么样往返人世，出入虚实，并且历经情劫。就是这一点点的谬错，于是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便有了一块顽石，而由于有了这块顽石，又牵出了日后的通灵宝玉。整一部《红楼梦》原来恰恰只是数学上三万六千五百分之一的差误而滑移出来的轨迹，并且逐步演化出一串荒唐幽渺的情节。世上的错误往往不美丽，而美丽每每不错误，惟独运气好碰上“美丽的错误”才可以生发出歌哭交感的故事。《水浒传》楔子里的铸错则和希腊神话“潘朵拉的盒子”有此类似，都是禁不住好奇，去窥探人类不该追究的奥秘。但相较之下，洪太尉“揭封”

又比潘朵拉“开盒子”复杂得多。他走完了三清堂的右廊尽头，发现了一座奇神秘的建筑：门缝上交叉贴着十几道封纸，上面高悬着“伏魔之殿”四个了，据说从唐朝以来八九代天师每一代都亲自再贴一层封皮，锁孔子还灌了铜汁。洪太尉禁不住引诱，竟打烂了锁，撕下封条，踢倒大门，撞进去掘石碣，搬走石龟，最后又扛起一丈见方的大青石板，这才看到下面原来是万丈深渊。刹那间，黑烟上腾，散成金光，激射而出。仅此一念之差，他放走了三十二座天罡星和七十二座地煞星，合共一百零八个魔王……《小浒传》里一百零八个好汉便是这样来的。那一番莽撞，不意冥冥中竟也暗合天道，早在天师的掐指计算中——中国故事至终总会在混乱无序里找到秩序。这一百零八个好汉毕竟曾使荒凉的年代有一腔热血，给邪曲的世道一副直心肠。中国的历史当然不该少了尧舜孔孟，但如果不是洪太尉伏魔殿那一搅和，我们就是失掉夜奔的林冲或醉打出山门的鲁智深，想来那也是怪可惜的呢！洪太尉的胡闹恰似顽童推倒供桌，把袅袅烟雾中的时鲜瓜果散落一地，遂令天界的清供化成人间童子的零食。两相比照，我倒宁可看到洪太尉触犯天机，因为没有错误就没有故事——而没有故事的人生可怎么忍受呢？

一部《镜花缘》又是怎么样的来由？说来也是因为百花仙子犯了一点小小的行政上的错误，因此便有了众位花仙贬入凡尘的情节。犯了错，并且以长长的一生去截补，这其实也正是部分的人间故事吧！也许由于是农业社会，我们的故事里充满了对四时以及对风霜雨露的时序的尊重。《西游记》时的那条老龙王为了跟人打赌，故意把下雨的时间延后两小时，把雨量减少三寸零八点，其结果竟是惨遭斩头。不过，龙王是男性，追究起责任来动用的是刑法，未免无情。说起来女性仙子的命运好多了，中国仙界的女权向来相当高涨，除了王母娘娘是仙界的铁娘子以外，从女仙也各司要职。像“百花仙子”，担任的便是最美丽的任务。后来因为访友棋未归，下达命令的系统弄乱了，众花的雪夜奉人间女皇帝之命提前齐开。这一番“美丽的错误”引致一种中国国仙界颇为流行惩罚方式——贬入凡尘。这种做了人的仙即所谓“谪仙”（李白就曾被人怀疑是这种身份）。好在她们的刑罚与龙王大不相同，否则如果也杀砍百花之头，一片红紫狼藉，岂不伤心！百花既入凡尘，一个个身世当然不同，她们佻达美丽，不苟流俗，各自跨步走属于她们自己那一番人世历程。这一段美丽的错误和美丽的罚法都好得令人艳羡称奇！

从比较文学的观点看来，有人以为中国故事里往往缺少叛逆英雄。像宙斯，那样弑父自立的神明，像雅典娜，必须拿斧头开父亲脑袋自己才跳得出来的女神，在中国是不作兴有的。还算捣蛋精的哪咤太子，一旦与父亲冲突，也万不敢“叛逆”，他只能“剔骨剜肉”以还父母罢了。中国的故事总是从一件小小的错误开端，诸如多炼了一块石头，失手打了一件琉璃盏，太早揭开坛子上有法力的封口。（关公因此早产，并且终生有一张胎儿似的红脸。）不是叛逆，是可以了解的小过小犯，是失手，是大意，是一时兴起或一时失察。“叛逆”太强烈，那不是中国方式。中国故事只有“错”，而“错”这个既是“错误”之错也是“交错”之错，交错不是什么严重的事，只是两人或两事交互的作用——在人与人的盘根错节间就算是错也不怎么样。像百花之仙，待历经尘劫回来，依旧是仙，仍旧冰清玉洁馥馥郁郁，仍然像掌理军机令一样准确的依时开花。就算在受刑期间，那也是一场美丽的受罚，她们是人间女儿，兰心惠质，生当大唐盛世，个个“纵其才而横其艳”，直令千古以下，回首乍望的我忍不住意飞神驰。年轻，有许多好处，其中最足以傲视人者莫过于“有本钱去错”

，年轻人犯错，你总得担持他三分——有一次，我给学生订了作业，要他们每念几十首诗，录在录音带上缴来。有的学生念得极好，有时又念又唱，极为精彩。有的却有口无心，苏东坡的“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橘绿时”，不知怎么回事，有好几个学生念成“一年好景须君记”，我听了，面摇头莞尔，一面觉得也罢，苏东坡大约也不会太生气。本来的句子是“请你要记得这些好景致”，现在变成了“好景致得要你这种人来记”，这种错法反而更见朋友之间相知相重之情了。好景年年有有，但是，得要有好人物记才行呀！你，就是那可以去记住天地岁华美好面的我的朋友啊！有时候念错的诗也自有天机欲汇，也自有密码可按，只要你有一颗肯接纳的心。在中国，那些小小的差误，那些无心的过失，都有如偏离大道以后的叉路。叉路亦自有其可观的风景，“曲径”似乎反而理直气壮的可以“通幽”。错有错着，生命和人世在其严厉的大制约和惨烈的大叛逆之外也何妨采中国式的小差错小谬误或小小的不精确。让叉路可以是另一条在路的起点，容错误是中国故事里急转直下的美丽情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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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五月天，我到香港去演讲，诗人知道了，叫我到他任教的中文大学去吃饭，中文大学的地势是“据山为王”的。如果走路当然很辛苦，但如坐在别人开的车子里上上下下攀爬自如倒也有趣，何况车子里还坐满了此地“盛产”的作家。“这广东话，有时候倒也有现代诗的作风，”诗人说。我听人论广东话不免立刻肃然起敬，这玩意对我而言太高深了。“有一句话叫‘水净河飞’……？他接着说。“咦，河怎么会飞？”我毕竟是写散文的，不懂这句怪话。“不是河飞不飞，是这样的啦，”梁锡华是老广，立刻摆出权威姿态，“譬如说，你今天到了中文大学，原来顾期会有番盛况的，谁知人影也不见一个，这时候你可以说：“咦，真是水净河飞啊！’”我立刻牢宁记住了这个成语，甚至不免因此还觉得几分神气，毕竟粤籍以外的人懂这句话的也不多哩。事隔年馀，我有一天为了一篇论文来翻关汉卿的望江亭杂剧。元杂剧的语言向来生鲜活辣，我自己午夜披卷都有时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那天读到第二折，有一句：你休等得我恩断意绝，眉南面北，恁时节水尽鹅飞。我正暗暗叹好，却猛然一惊，咦？这句话好熟，原来老广的那句话不是“水净河飞”，而是“水尽鹅飞”，鹅变了河，就这样一路误传下来了。

我一高兴，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想再找找其他杂剧里有没有类似的用语，这一找居然大有所获，又得四条例证如下：我则为空负了雨云期，却离了沧波会，这一场抵多少水尽鹅飞（《柳毅传书·楔子》）可不道一部笙歌出了随，抵多少水尽也鹅飞（《杀狗劝夫二折》）我则道地北天南，锦营花阵，偎红倚翠，今日个水净鹅飞。《云窗梦四折》）怕不到瓜甜蜜就，少不得水净鹅飞（《雍熙乐府（四）点绛唇》）这一来，几乎可以说是证据确凿了，元杂剧的语言是以大都（今北京）为依准，这语言七八百年后怎么和老广相通的，倒也出奇。记得家父有一次问我：“我们徐州乡下过年，有些喜庆游行，里面有个节目，我们乡下人叫它‘月饼和尚镀了翠’，大家都那么说，但说的是什么，你怎么也猜不到。”“我知道，”我笑起来，“这一点难不到我，那是‘月明和尚渡柳翠’给念走了音。”想来不知有多少语言多少故事在江南江北流衍，就算念走了音，错误中竟也仍然不失其美丽。有一次听一位佛教大师说，佛经多有误译处，但从误译的地方却也自己发展出一番教义来，真是令人称羡。原来只要人好，情好，自有好话出口：“水尽鹅飞”固然传神，“水净河飞”也另有风采。“月明和尚”

也罢，在游行的队伍至，他都要除去高僧的岸然道貌，变成可亲的嘻笑的木头笑面，要去引渡一个凡世的姑娘。中国太大，但大而同舌也就够好了，尽管传舌有误，却有白纸黑字的文字可以为凭。和百舌各说各话最后竟不免要拿英文来沟通的印度相比，真是幸运。这样想想居然忽地兴高采烈起来了一虽然平时一提到中国这大题目，总几乎要眼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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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美执言

我想，开始的时候，她自己也不知道后来会走得那样远。就像嫘祖，偶然走到树下，偶然看见闪闪发光的茧，听到微风拨划万叶的声音，她惊奇的伸手摘下那枚洁白如雪凝炼如蕾的椭圆形，然后拉开它，伸展它，才发现那是一缕长得说也说不完的故事。她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扯出了一种叫“丝”的东西，她更不知道整个族人将因而产生一部丝的文化，并且因而会踏出一条绕过半个地球的“丝路”——她只知道那棵碧绿的好桑树，长在一个温暖柔和的好春天。树上有一枚银银亮亮包容无限的茧，她哪里知道那样轻柔细微的一纤，竟能坚韧得足以绾住一部历史。又如另个不知名的先民，在一个露水犹湿的清晨来到黄河边。听见水鸟婉啭和鸣，一时兴起，便跟着学叫一声：“关——关一”水鸟傻傻的应了一声，他顽皮的再学一声。忽然，他发现那以“马”收尾的关字是多么圆柔婉艳。“关关。”他说。“关关雅鸠。”他说，忽然，他知道那是一个好句子。“关关睢鸠，”他继续念，而水鸟在沙洲上，沙洲在河上，并且由于春草萋萋，看来轻而膨松，仿佛随时都会顺流飘走。唉，这样简单，一条河，一个春天，河上一夜之间绿透半实半虚的沙洲，洲上半隐半现的水鸟，以及一个看见这一切的又欢喜又悲切的自己。

他觉得有话冲到嘴边，就照直说了出来：“关关睢鸠——在河之洲。”他并不知道那就是诗，他只想把春天早晨听到看到的说出来罢了。然而，他却吟出了一首诗，从一条河开始。初识碧华，只知她是诗人罗青的妻子。而“诗人的妻子”这一职分，恐怕已经是负累颇重的名衔了。我一时也没注意她本人。后来在1982年我为泰北难民筹款，办了“作家小手艺义卖”，她拿出一些精致的刺绣首饰，才真正把大家吓了一跳。1986年她又在台湾民艺文物之家展出一次，作品更见丰美繁富，最近她把心得和作品结成集子，一页页掀开，只觉是一幅幅有插图的诗集——或者说，有说明的画册，歆羡之馀，很愿意为她“仗美执言”。碧华和丝线的因缘其实也很偶然。那年，她母亲出国，留一盒丝线给她，那大概是她第一次惊艳吧？中国人的色彩表现最早的可见于彩陶，至于文字方面的记载，则见于尚书：“以五采彰于五色的，作服汝明。”可见早期的色彩是和丝线连在一起的（虽然并不因而和各别的连在一起）。彩色丝线的绚丽艳泽足以用来调剂单色的布，进而可以区别官阶军种，算得上是源远流长了，碧华爱上的那盒丝线，溯其源竟可以上接五千年前中国人对蚕丝爱悦流盼的目光。

碧华拿起针来，描摹之际，竟不知不觉便做出类似香包的小手艺，香包其实正是往古时代农业社会初夏时日的好心情，新嫁的女子，在第二年端午节，照例要做些香包分送族人，特别是小孩子，往往可以像“佩六国相印”般带着婶婶、嫂嫂、姊姊等人的不同香包。名为辟邪，其实自有手艺高下巧拙的比较，而新嫁娘的手艺一向是大家争看的焦点。碧华初试手艺时，心情亦如新嫁娘吧？分给大家围观传阅的时候，心情亦不过是节庆期间的一团喜气吧？但缝着缝着，一针一线之馀，她竟缝出自成一格的刺绣首饰来了。世上的首饰虽然有金有银有铜有锡有珠有玉有各种钻石宝石，且有玻璃、陶瓷、种子、木头、骨头、牙齿……但要找一条精致的刺绣首饰却必须到碧华的工作间去——这件事，开头的时候，我敢说，碧华自己是一点也不知道的，她只是觉得丝线鲜活美丽，她只是知道把两根丝线放在一起会比一条更鲜活美丽，线线相叠，不意就这样竟撞出一番乾坤来了。我看碧华作品的心情，也如端午节小儿伸手讨新嫁嫁的香包，挂在身上，无限喜悦——为那一手生香活色的好针线，为村社间的好年成好节景好兴致，为玩着玩着不知不觉开了宗创了业的潇洒。细赏碧华作品，或仿战国玉器，莹润温婉。或拟印度色彩，幽艳玄秘。

或作螭蛟腾云或成花团锦绣。其心思之至于致密，品味之醇雅，用色用针之能宏肆能守成，都令人惊喜错愕不已。如果碧华一开始就立好计划，打出旗号，拟定十年工作进度表，要把自己造成一位“现代化刺绣首饰制作人”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好。但我更喜欢她目前的程序，是不知不识间拈起一根属于母亲的丝线——然后再拈起另一根。色与色相授，神与形相接。她在不能自持的情况下，一步步陷入困惑和奋扬，作品在梦中涌现，在冥思中成长，复在静定中一针一缕的完成。我为碧华喜，但更为可以产生碧华的社会喜，为艺术上英雄四起开疆拓土的鹰扬时代喜，为传统可楔入现代喜，更为自己可以看到好东西的权利窃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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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欢喜赞叹的《欢喜赞叹》

做学生的时候，读到前人评谢灵运的句子，曰：“谢五言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竟觉这样漂亮的句子简直比谢诗本身还要动人啊，后来又读词话，见王国维拿温飞卿自己的句子“画屏金鹧鸪”来形容其人自己的风格。同样的办法他也用来形容韦庄和冯延已，（取两人的句子各为“弦上黄莺语”及“和泪试严妆”），初读之下，觉得简直不可思议，却也认为很好，不以为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及至接触西洋文学批评，不免惊为天外美物，如此条析缕陈，真是中规中矩，毫厘必较。少年心性不免一见倾心，一时之间，人也变得沉重起来。仿佛一句“中国没有文学批评”是冲着我讲的。当时在报章杂志渐渐注意到学院式的批评，逐日取代了感性评述，所谓感性的评述，大约只须记住二十个左右的成语，便无住不利。论山水则曰‘叹为观止”，论美食则是“腴而不腻”，论文学不外“清新感人”，论声乐家则“收放自如”“馀音绕梁”，至于气韵生动”“力透纸背”则是论书画必祭之咒语。——在那时代所有的评述，少有不从一个模子里拓出来的，不同的只是像香烟或槟榔摊贩，谁先占了位子谁卖，至于货色全同，倒也没有人来过问。而所谓学院人士，则不外搬弄另一套术语。

那套术语比较高深莫测，常见的是英文，必要的时候也须加拉丁文及希腊文。而且必须五步一注解，十步一原文（所谓原，当然不可能指中文原文罗）。在那种迸代走火入魔的批评家，不免以文章遭人看懂为耻，整个说来，那时代的评论家仍是摊贩，不同的是此摊卖的是洋烟洋酒了。前几年——大约前五六年吧，有个对艺评很在兴趣的老外，在“留台”一阵子之馀，曾经发出自认为“石破天惊”之论，他先认为台北没有艺评，因而艺术很难进步，他甚至举林怀民为例，曰，此人全台北艺术家几乎都是他的朋友，叫他到哪里去接受严苛的批评呢？没有严苛的批评，他又何由进步呢？言之凿凿，使我不免静下来想想这个问题。要说中国没有西方意义的批评，其实也不算错。正如胡适认为中国缺乏希腊定义的“哲学”一般。批评之为事，多少和商业社会的发展有些关系，亚里斯多德之所以写出《诗学》一书，成为西方批评的鼻祖，是因为在他之前三大戏剧家的作品都完成了，他乐得跟在后面批评。而三大戏剧家是在发售门票（如有穷人买不起票，另有辅助办法），且有“最佳剧本桂冠奖”之下产生的。人必须付了钱买了票才能说话，此理甚明。否则像刘十九接到白居易的诗笺“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万万不能想到批评一事，（假如你在杂志上读到不满意的诗，也许会骂几句因为你有权认为诗太坏，对不起买杂志的钱。）又如朋友送你一幅画，言明是供你“补壁”（贴糊破墙壁）用，更谦虚的则说他的诗休你“覆瓿”（拆开了可封坛子口），这种时候，你又有什么资格去批评人家？至于钟子期听伯牙弹琴，一文未花，只不过站在窗外偷听——这种听法只合喃喃自语：“这是高山。”“这是流水。”或凭第六感，知道弹琴人必有不禅。至于谈批评，则于理不合，人家既非专业弹琴手，又没叫你来听，批评纯粹成了多事，至于寒山子写诗，也无非在隐居的岩穴里除了满墙，后人集而成帙，他自己全是顽童行径，后人如何能置喙评之？中国虽也有“批”字“评”字，但在艺术上批字会让人想到“批水讲”，“评”字则让人想到“评话小说”，一向缺少剑拔夸张居高临下的气势，对于把艺术看作“馀事”的文人而言，很难进行专业的要求和精确的批评，只因将艺术看作“馀事”也自有优点，连带的也就不必认为缺乏西方定义的批评有什么不好了。中国人当然也讨论诗，那不叫批评，叫《诗话》（《词话》《曲话》也同此意义）。

讨论画的叫《历代名画记》（张彦远），《图画见闻志》（郭若虚）《画继》（邓椿）或《画禅室随笔》（董其昌）。讨论音乐戏剧的则名为《录鬼簿》（钟嗣成）或《顾曲麝谭》（吴梅），整个文学美术音乐，从来不曾因为缺乏西方意义的批评而呆滞不进步，相反的，这些随笔或手拿拂尘随便聊天式的著作，也很正常的辅佐了中国艺术的前进。近年来，由于本土文化的自觉，批评文学渐自牵强而一面倒的西方系统回归。其中如康来新教授之论小说戏剧，以及蒋勋教授之论美术，皆在反映接受西方模式之后，返回到诗话系统的雍容和熙，而且坚持把削铁如泥的批评利剑，嵌镶拭擦成华美的舞器，剑之为器不一定用来割切杀伤，大可于点劈收放之间，以智慧决疑辨惑，并且一比一划一招一式，无不自成绝代风华。近读蒋勋《欢喜赞叹》，击节之馀很想为他的一番“艺话”说几句话：能摆脱无知的“感性批评”以及无趣的“学院批评”，而进入此番新的协调，对创作者和欣赏者而言，都该是一桩值得欢喜赞叹的事。作者的“历史系出身”对他的艺术观影响也极为显然，以中国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感的民族而言、不谙历史，几乎可以算为“半个文盲”，蒋勋的“历史感”使他的美学体系有一种“行到水穷处”

的溯流而上的探奥幽趣，以及在“坐看云起时”的安静中始能有见的玄冥天机。以范畴言，此书包括一般艺术理论（《托尔斯泰说：将来的艺术……》）建筑林园（《藏须弥于芥子》）舞蹈（《云门的新舞台》《我舞影零乱》）戏剧（《人偶与人》《有什么东西被阉割了》（再创剧驼的高潮》）平剧（《部樵》）摄影（《认识我们的土地与人民》）雕塑（《欢喜赞叹》《雕塑之种种》《人群与群众》）绘画（《把台湾画进中国的山水》《悲愁又美丽》）电影（《看中国早期电影》）音乐（《天长路远魂若飞》）等，如果要以庞杂形容，亦无不可。事实上这部《欢喜赞叹》如能配合去年出版的《美的沉思》来看，是更为理想的，对于作者思想的纵深和走向亦可以更加脉络分明。以《藏须弥于芥子》一文看来（题目本身出于佛经喻语，已多少可以看出本土化批评的色彩），作者旨在讨论苏州造园的精神，但在资料上，他先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造苏州园林的盛事开始，继而又先谈中国建筑——他主为园林是建筑物延伸出来的弹性空间，而为了谈建筑，他又谈了儒家思想中的位与分。最后，他终于使读者同意中国建筑的规格尺度来自儒家理念，而其林园的逸兴遄飞则来自道家思想。

不可信的是，峰回路转，文章最后却在令人惊愕的观察中结束。下面所选录的片段也许可以把该篇起伏跌宕的“美感传递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