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暖，来煎人寿’。”读那首韦应物的《调笑令》的时候，我会轻轻地念：“胡马胡马，远放燕支山下。跑沙跑雪独嘶，东望西望路迷。迷路迷路，边草无穷日暮。”一面觉得自己就是那从唐朝一直狂弛至今不停的战马，不，也许不是马，只是一股激情，被美所迷，被莽莽黄沙和胭脂红的落日所震慑，因而心绪万千，不知所止的激情。看书的时候，书上总有绰绰人影，其中有我，我总在那里。《旧约·创世纪》里，堕落后的亚当在凉风乍至的伊甸园把自己藏匿起来。上帝说：“亚当，你在哪里？”他噤而不答。如果是我，我会走出，说：“上帝，我在，我在这里，请你看着我，我在这里。

不比一个凡人好，也不比一个凡人坏，我有我的逊顺祥和，也有我的叛逆凶戾，我在我无限的求真求美的梦里，也在我脆弱不堪一击的人性里。上帝啊，俯察我，我在这里。”“我在”，意思是说我出席了，在生命的大教室里。几年前，我在山里说过的一句话容许我再说一遍，作为终响：“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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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者，不期而会也——《论语义疏》

生命是一场大的遇合。一个民歌手，在洲渚的丰草间遇见关关和鸣的睢鸠，——于是有了诗。黄帝遇见磁石，蒙恬初识羊毛，立刻有了对物的惊叹和对物的深情。牛郎遇见织女，留下的是一场恻恻然的爱情，以及年年夏夜，在星空里再版又再版的永不褪色的神话。夫子遇见泰山，李白遇见黄河，陈子昂遇见幽州台，米开朗基罗在浑炖未凿的大理石中预先遇见了少年大卫，生命的情境从此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我渴望生命里的种种遇合，某本书里有一句话，等我去读、去拍案。田间的野花，等我去了解、去惊识。山风与发，冷泉与舌，流云与眼，松涛与耳，他们等着，在神秘的时间的两端等着，等着相遇的一刹——一旦相遇，就不一样了，永远不一样了。我因而渴望遇合，不管是怎样的情节，我一直在等待着种种发生。人生的栈道上，我是个赶路人，却总是忍不住贪看山色。生命里既有这么多值得伫足的事，相形之下，会不会误了宿头，也就不是那样重要的事了。

匆匆告别主人，我们搭夜间飞机前往维吉尼亚，残雪未消，我手中犹自抱着主人坚持要我带上飞机的一袋苹果和一袋蛋糕。那是80年代的有一年，华盛顿大雪，据说五十年来最盛的一次。我们赶去上一个电视节目，人累得像泥，却分明知道心里有组纲架，横横直直的把自己硬撑起来。我快步走着，忽然，听到有人在背后喊了一声音调奇怪的中国话。“你好吗？”我跟丈夫匆匆回头，只见三个东方面孔的年轻男孩微笑的望着我们。“你好，你们从哪里来的？”“我们不会说中文。”脸色特别红润的那一个用英文回答。“你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也改用英文问他。“我只会说那一句，别人教我的。”“你们是ABC（华裔美人）？”“不是。”“日本人？”“不是，你再猜。”夜间的机场人少显得特别空阔宽大，风雪是关在外面了，我望着三张无邪的脸，只觉一阵暖意。“泰国人？”“不是。”不是。“菲律宾人？”“不是。”不是。愈猜不到，他们孩子式的脸就愈得意。离飞机起飞时间已经不多，我不明白自己怎么会站在那里傻傻的跟他们玩猜谜游戏。“你怎么老猜不到，”他们也被我一阵乱猜弄急了，忍不住大声提醒我，“我们是你们最好最好的朋友啊！”“韩国人！”我跟丈夫同时叫了起来。“对啦！对啦！”

他们三个也同时叫了起来。时间真的不多了，可是，为什么，我们仍站在那里，彼此用破碎的英文续继说着……“你们入了美国籍吗？你们要在这里住下去吗？”“不要，不要。”我们说。“观光？”“不观光，我们要去维吉尼亚上电视，告诉他们中国是个好地方，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中国人是值得尊敬的。”“有一天，我们也要去看看。”“你们叫什么名字？”他们把歪歪倒倒的中文名字写在装苹果的纸袋上，三个人里面有两个是兄弟，大家都姓李。我也把我的名字告诉他们。播音器一阵催促，我们握了手没命的往出口奔去。那么陌生，那么行色匆匆，那么辞不达意，却又能那么掏心扒肺，剖肝沥胆。不是一对中国夫妇在和三个韩国男孩说话，而是万千东方苦难的灵魂与灵魂相遇。使我们相通相接的不是我们说出来的那一番话，而是我们没有说出来的那一番话，是民族史上长期受外敌欺凌血枯泪尽说不完的委屈——所有的受苦民族是血脉相连的兄弟，因为他们曾同哺于咸苦酸痛的祖国乳汁。我已经忘了他们的名字，想必他们也忘了我们的，但我会一直记得那高大空旷的夜间机场里，那一小堆东方人在一个小角落上不期然的相遇。

菲律宾机场意外的热，虽然，据说七月并不是他们最热的月份。房顶又低得像要压到人的头上来，海关的手续毫无头绪，已经一个钟头过去了。小女儿吵着要喝水，我心里焦烦得要命，明明没几个旅客，怎么就是搞不完，我牵着她四处走动，走到一个关卡，我不知道能不能贸然过去，只呆呆的站着。忽然，有一个皮肤黝黑，身穿镂花白衬衫的男人，提着个007的皮包穿过关卡，颈上一串茉莉花环。看他样子不像是中国人。茉莉花是菲律宾的国花，串成儿臂粗的花环白盈盈的一大嘟噜，让人分不出来是由于花太白，白出香味来，还是香太浓，浓得凝结成白色了。而作为一个中国人，无论如何总霸道的觉得茉莉花是中国的，生长在一切前庭后院，插在母亲鬓边，别在外婆衣襟上，唱在儿歌里的：“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我搀着小女儿的手，痴望着那花串，一时也忘了溜出来是干什么的。机场不见了，人不见了，天地间只剩那一大串花，清凉的茉莉花。“好漂亮的花！”我不自觉的脱口而出，用的是中文，反正四面都是菲律宾人，没有人会听懂我在喃喃些什么。但是，那戴花环的男人忽然停住脚，回头看我，他显然是听懂了。他走到我面前，放下皮包，取下花环，说：“送给你吧！”

我愕然，他说中国话，他竟是中国人，我正惊诧不知所措的时候，花环已经套到我的颈上来了。我来不及的道了一声谢，正惊疑间，那人已经走远了，小女儿兴奋地乱叫：“妈妈，那个人怎么那么好，他怎么会送你花的呀？”更兴奋的当然是我，由于被一堆光璨晶射的白花围住，我忽然自觉尊贵起来，自觉华美起来。我飞快的跑回同伴那里去，手续仍然没办好，我急着要告诉别人，愈急愈说不清楚，大家都半信半疑以为我开玩笑。“妈妈，那个人怎么那么好，他怎么会送你的呀？”小女儿仍然誓不甘休的问道。我不知道，只知道颈间胸前确实有一片高密度的花丛，那人究竟是感动于乍听到的久违的乡音？还是简单的想“宝剑赠英雄”，把花环送给赏花人？还是在我们母女携手处看到某种曾经熟悉的眼神？我不知道，他已经匆匆走远了，我甚至不记得他的面目，只记得他温和的笑容，以及非常白非常白的白衫。今年夏天，当我在南部小城母亲的花圃里摘弄成把的茉莉，我会想起去夏我曾偶遇到一个人，一串花，以及魂梦里那圈不凋的芳香。

那种树我不知道是黄槐还是铁刀木。铁刀木的黄花平常老是簇成一团，密不通风，有点滞人，但那种树开的花却松疏有致，成串的垂挂下来，是阳光中薄金的风铃。那棵树被圈在青苔的石墙里，石墙在青岛西路上。这件事我已经注意很久了。我真的不能相信在车尘弥天的青岛西路上会有一棵那么古典的树，可是，它又分明在那里，它不合逻辑，但你无奈，因为它是事实。终于有一年，七月，我决定要犯一点小小的法，我要走进那个不常设防的柴门，我要走到树下去看那枝错柯美得逼人的花。一点没有困难，只几步之间，我已来到树下。不可置信的，不过几步之隔，市声已不能扰我，脚下的草地有如魔毯，一旦踏上，只觉身子腾空而起，霎时间已来到群山清风间。这一树黄花在这里进行说法究竟有多少夏天了？冥顽如我，直到此刻直橛橛的站在树下仰天，才觉万道花光如当头棒喝，夹脑而下，直打得满心满腔一片空茫。花的美，可以美到今人恢复无知，恢复无识，美到令人一无依恃，而光裸如赤子。我敬畏地望着那花，哈，好个对手，总算让我遇上了，我服了。那一树黄花，在那里说法究竟有多少夏天了？我把脸贴近树干。

忽然，我惊得几乎跳起来，我看见蝉壳了；土色的背上一道裂痕，眼睛部分晶凸出来，那样宗教意味的蝉的遗壳。蝉壳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但它是我三十年前孩提时候最爱拣拾的宝物，乍然相逢，几乎觉得是神明意外的恩宠。他轻轻一拔，像拔动一座走得太快的钟，时间于是又回到浑沌的子时，三十年的人世沧桑忽焉消失，我再度恢复为一个一无所知的小女孩，沿着清晨的露水，一路去剥下昨夜众蝉新褪的薄壳。蝉壳很快就盈握了，我把它放在地下，再去更高的枝头剥取。小小的蝉壳里，怎么会容得下那长夏不歇的鸣声呢？那鸣声是渴望？是欲求？是无奈的独白？是我看蝉壳，看得风多露重，岁月忽已晚呢？还是蝉壳看我，看得花落人亡，地老天荒呢？我继续剥更高的蝉壳，准备带给孩子当不花钱的玩具。地上已经积了一堆，我把它痛上裂痕贴近耳朵，一一于未成音处听长鸣。而不知什么时候，有人红着眼睛从甬道走过。奇怪，这是一个什么地方？青苔厚石墙，黄花串珠的树，树下来来往往悲泣的眼睛？我探头往高窗望去，香姻缭绕而出，一对素烛在正午看来特别黯淡的室内跃起火头。我忽然警悟，有人死了！然后，似乎忽然间我想起，这里大概就是台大医院的太平间了。

流泪的人进进出出，我呆立在一堆蝉壳旁，一阵当头笼罩的黄花下，忽然觉得分不清这三件事物，死，蝉壳以及正午阳光下亮着人眼眩的半透明的黄花。真的分不清，蝉是花？花是死？死是蝉？我痴立着，不知自己遇见了什么？我仍然日日经过青岛西路，石墙仍在，我每注视那棵树，总是疑真疑幻。我曾有所遇吗？我一无所遇吗？当树开花时，花在吗？当树不开花时，花不在吗？当蝉鸣时，鸣在吗？当鸣声消歇，鸣不在吗？我用手指摸索着那粗砸的石墙，一面问着自己，一面并不要求回答。然后，我越过它走远了。然后，我知道那种树的名字了，叫阿勃拉，是从梵文译过来的，英文是golden shower，怎么翻叱？翻成金雨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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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阙也

“月，阙也”那是一本二千年前的文学专书的解释。阙，就是“缺”的意思。那解释使我着迷。曾国藩把自己的住所题作“求阙斋”，求缺？为什么？为什么不求完美？那斋名也使我着迷。“阙”有什么好呢？“阙”简直有点像古中国性格中的一部分，我渐渐爱上了阙的境界。我不再爱花好月圆了吗？不是的，我只是开始了解花开是一种偶然，但我同时学会了爱它们月不圆花不开的“常态”。在中国的传统里，“天残地缺”或“天聋地哑”的说法几乎是毫无疑问地被一般人所接受。也许由于长期的患难困顿，中国神话对天地的解释常是令人惊讶的。在《淮南子》里，我们发现中国的天空和中国的大地都是曾经受伤的。女娲以其柔和的慈手补缀抚平了一切残破。当时，天穿了，女娲炼五色石补了天。地摇了，女娲折断了神鳌的脚爪垫稳了四极（多像老祖母叠起报纸垫桌子腿）。她又像一个能干的主妇，扫了一堆芦灰，止住了洪水。中国人一直相信天地也有其残缺。我非常喜欢中国西南部有一少数民族的神话，他们说，天地是男神女神合造的。当时男神负责造天，女神负责造地。等他们各自分头完成了天地而打算合在一起的时候，可怕的事发生了；女神太勤快，她们把地造得太大，以至于跟天没办法合得起来了。

但是，他们终于想到了一个好办法，他们把地折叠了起来，形成高山低谷，然后，大地才虚合起来了。是不是西南的崇山峻岭给他们灵感，使他们想起这则神话呢？天地是有缺陷的，但缺陷造成了皱折，皱折造成了奇峰幽谷之美。月亮是不能常圆的，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当我们心平气和地承认这一切缺陷的时候，我们忽然发觉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在另一则汉民族的神话里，说到大地曾被共工氏撞不周山时撞歪了——从此“地陷东南”，长江黄河便一路浩浩森森地向东流去，流出几千里的惊心动魄的风景。而天空也在当时被一起撞歪了，不过歪的方向相反，是歪向西北，据说日月星辰因此哗啦一声大部分都倒到那个方向去了。如果某个夏夜我们抬头而看，忽然发现群星灼灼然的方向，就让我们相信，属于中国的天空是“天倾西北”的吧！五千年来，汉民族便在这歪倒倾斜的天地之间挺直脊骨生活下去，只因我们相信残缺不但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是美丽的。而月亮，到底曾经真正圆过吗？人生世上其实也没有看过真正圆的东西，一张葱油饼不够圆，一块镍市也不够圆，即使是圆规画的圆，如果用高度显微镜来看也不可能圆得很完美。真正的圆存在于理念之中，而在现实的世界里，我们只能做圆的“复制品”。

就现实的操作而言，一截圆规上的铅笔心在画圆的起点和终点时，已经粗细不一样了。所有的天体远看都呈球形，但并不是绝对的圆，地球是约略近于椭圆形。就算我们承认月亮约略的圆光也算圆，它也是“方其圆时，即其缺时”。有如十二点正的钟声，当你听到钟声时，已经不是十二点了。此外，我们更可以换个角度看。我们说月圆月阙其实是受我们有限的视觉所欺骗。有盈虚变化的是月光，而不是月球本身。月何尝圆，又何尝缺，它只不过像地球一样不增不减的兀自圆着——以它那不十分圆的圆。花朝月夕，固然是好的，只是真正的看花人那一刻不能赏花？在初生的绿芽嫩嫩怯怯的探头出土时，花已暗藏在那里。当柔软的枝条试探地在大气中舒手舒脚时，花隐在那里。当蓓蕾悄然结胎时，花在那里。当花瓣怒张时，花在那里。当香销红黯委地成泥的时候，花仍在那里。当一场雨后只见满丛绿肥的时候，花还在那里。当果实成熟时，花恒在那里，甚至当果核深埋地下时，花依然在那里。或见或不见，花总在那里。或盈或缺，月总在那里，不要做一朝的看花人吧！不要做一夕的赏月人吧！人生在世那一刻不美好完满？那一刹不该顶礼膜拜感激欢欣呢？因为我们爱过圆月，让我们也爱缺月吧——它们原是同一个月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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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人什么时候开始，我变成了一个容易着急的人。行年渐长，许多要计较的事都不计较了，许多渴望的梦境也不再使人颠倒，表面看起来早已经是个可以令人放心循规蹈矩的良民，但在胸臆里仍然暗暗的郁勃着一声闷雷，等待某种不时的炸裂。仍然落泪，在读说部故事诸葛亮武侯废然一叹，跨出草庐的时候；在途经罗马看米开朗基罗一斧一凿每一痕都是开天辟地的悲愿的时候，在深宵不寐，感天念地深视小儿女睡容的时候。忽焉就四十岁了，好像觉得自己一身竟化成二个，一个正咧嘴嘻笑，抱着手冷眼看另一个，并且说：“嘿，嘿，嘿，你四十岁啦，我倒要看看你四十岁会变成什么样子哩！”于是正正经经开始等待起来，满心好奇兴奋伸着脖子张望即将上演的“四十岁时”，几乎忘了主演的人就是自己。好几年前，在朋友的一面素壁上看见一幅英文格言，说的是：“今天，是此后余生的第一天。”我谛视良久，不发一语，心里却暗暗不服：“不是的，今天是今生到此为止的最后一天。”我总是着急，余生有多少，谁知道呢？果真如诗人说的“百年梳三万六千回”的悠悠栉发岁月吗？还是“四季攸来往，寒暑变为贼，偷人面上花，夺人头上黑”的霸道不仁呢？

有一年，眼看着患癌症的朋友史惟亮一寸寸的走远，那天是二月十四，日历上的情人节，他必然还有很绵缠不足的爱情吧，“中国”总是那最初也是最后的恋人，然而，他却走了，在情人节。我走在什么时候？谁知道？只知道世方大劫，一切活着的人都是叨天之幸，只知道，且把今天当作我的最后一天，该爱的，要来不及的去爱，该恨的，要来不及的去恨。从印度尼泊尔回来，有小小的人世间的得意，好山水，好游伴，好情怀，人生至此，还复何求？还复何夸？回来以后，急着去看植物园的荷花，原来不敢期望在九月看荷的，但也许咯什米尔的荷花湖使人想痴了心，总想去看看自己的那片香红，没想到她们仍在那里，比六月那次更灼然。回家忙打电话告诉慕容，没想到这人险阴，竟然已经看过了。“你有没有想到，”她说，“就连这一池荷花，也不是我们‘该’有的啊！”人是要活很多年才知道感恩的，才知道万事万物包括投眼而来的翠色，附耳而至的清风，无一不是豪华的天宠。才知道生命中的每一刹时间都是向永恒借来的片羽，才相信胸襟中的每一缕柔情都是无限天机所流泻的微光。而这一切，跟四十岁又有什么关连呢？

想起古代的东方女子，那样小心在意的贮香膏于玉瓶，待香膏一点一滴的积满了，她忽然竟渴望就地一掷，将猛烈的馨香并作一次挥尽，啊！只要那样一度，够了。想起绝句里的剑客，“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似君，谁有不平事？”分明一个按剑的侠者，在清晨跨鞍出门，渴望及锋而试。想起朋友亮轩少年十七岁，过中华路，在低矮的小馆里见于右任的一幅联“与世乐其乐，为人平不平”，私慕之余，竟真能效志。人生如果真有可争，也无非这些吧？又想起杨牧一把纸扇，扇子是在浙江绍光买的，那里是秋瑾的故居，扇上题诗日：连雨清明小阁秋，横刀奇梦少时游。百年堪羡越园女，无地今生我掷头。冷战的岁月是没有掷头颅的激情的，然而，我四十岁了，我是那扬瓶欲作一投掷的女子，我是那挎刀直行的少年，人世间总有一件事，是等着我去做的，石槽中总有一把剑，是等着我去拔的。去年九月，我们全家四人到恒春一游。由于娘家至今在屏东已住了二十八年，我觉得自己很有理由把那块土地看作故乡了。阳光薄金，秋风薄凉，猫鼻头的激浪白亮如抛珠溅玉，立身苍茫之际，回顾渺小的身世，一切幼时所曾羡慕的，此刻全都有了。

曾听人说流星划空之际，如果能飞快的说出祈愿便可实现，当时多急着想练好快利的口齿啊，而今，当流星过眼我只能知足的说：“神啊，我一无祈求！”可是，就在那一天，我走到一个小摊子前面，一些褐斑的小鸟像水果似的绑成一串吊在门口，我习惯后伸出手摸了它一下，忽然，那只鸟反身猛啄我一口，我又痛又惊，急速的收回手来，惶然无措的愣在那里。就在那一瞬间，我忽然忘记痛，第一次想起鸟的生涯。它必然也是有情有知的吧？它必然也正忧痛煎急吧？它也隐隐感到面对死亡的不甘吧？它也正郁愤悲挫忽忽如狂吧？我的心比我的手更痛了。这是我第一次遇见不幸的伯劳，在这以前它一直是我案头古老的《诗经》里的一个名字，“七月鸣”。便是伯劳了，伯劳也是“劳燕分飞”典故里的一部分。稍往前走，朋友指给我看烤好的鸟，再往前走，他指给我看堆积满地的小伯劳鸟的嘴尖。“抓到就先把嘴折下来，免得咬人。然后才杀来烤，刚才咬你的那种因为打算卖活的，所以嘴尖没有折断。”朋友是个尽责的导游，我却迷离起来。这就是我的老家屏东吗？这就是古老美丽的恒春古城吗？这就是海滩上有着发光的“贝壳沙”的小镇吗？这就是入夜以后诏气的蓝焰会从小泽里亮起来的神话之乡吗？“恒春”

不该是“永恒的春天”吗？为什么有名的“关山落日”前，为什么惊心动魄的万里夕照里，我竟一步步踩着小鸟的嘴尖？要不要管这档子闲事呢？寄身在所谓的学术单位里已经是几十年了，学人的现实和计较有时不下商人，一位坦白的教授说：“要我帮忙做食品检验？那对我的研究计划有什么好处？这种事是该卫生部门管理部门做的，他们不做了，我多管什么闲事，我自己的Paper不出来，我在学术界怎么混？”他说的没有错，只是我有时会想起胡胡金铨的《龙门客栈》，大门碰然震开，白衣侠士飘然当户。“干什么的？”“管闲事的！”回答得多么理直气壮。我为什么想起这些？四十岁还会有少年侠情吗？为什么空中无中总恍惚有一声召唤，使人不安。我不喜欢“善心人士”的形象，“慈眉善目”似乎总和衰老、妇道人家、愚弱有关。而我，做起事来总带五分赌气性质，气生命不被尊重，气环境不被珍惜。但是，真的，要不要管这档闲事呢？管起来钱会浪费掉，睡眠会更不足，心力会更交瘁，而且，会被人看成我最不喜欢的“善士”的模样，我还要不要插手管它呢？教哲学的梁从香港来，惊讶的看我在屋顶上种出一畦花来。看到他，我忽然唠唠叨叨在嘻笑中也哲学起来了。

“你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终于慢慢明白，我能管的事太少了，北爱尔兰那边要打，你管得着吗？巴基斯坦这边要打，你压得了吗？小学四年级的音乐课本上有一首歌这样说：‘看我们少年英豪，抖着精神向前跑，从心底喊出口号，要把世界重改造，为着民族求平等，为着人类争公道，要使全球万国间，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