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节

康因反抗专制统治者而被杀害也成了自讨苦吃——谁让你的性格“太认真”、“和世俗对立起来”、“以世俗为污浊”呢？

王蒙担心世人都成了鲁迅，也担心中国若有“五十个鲁迅”会发生“地震”。王蒙的担心是一种杞人忧天，今天的中国不是“鲁迅过剩”的中国，而是“鲁迅精神极度匮乏”的中国。今天的中国不缺少王蒙式的宽容和中庸，不缺少王蒙式的聪明和智慧；缺少的恰恰是鲁迅式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缺少的恰恰是鲁迅式的肩起闸门的担当和铁屋里的呐喊。王蒙精于盘算的性格近于官僚和商贾，而远离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正如学者房向东所论：“王蒙是幸运的，他没有生活在三十年代，以他的世故，以他的聪明，以他对无聊无耻的精神赞助他若生活在三十年代而不被鲁迅‘骂’得狗血喷头，那肯定是文坛奇迹，那鲁迅也将不成其为鲁迅，那鲁迅便成了周作人了。”

谎言是怎样炼成的？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谎言是怎样炼成的？

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德·安·沃尔科戈诺夫把他为斯大林所作的传记取名为《胜利与悲剧》。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名字，也就是说，斯大林在权力舞台上的辉煌胜利恰恰是苏联人民空前的悲剧和灾难。在斯大林的帝国里，比真理更“高贵”的是邪恶，比历史更“权威”的是谎言。这个庞大的帝国主要依赖“两只手”来实现统治：一只手是铁与血的暴力机器，包括军队、警察、克格勃以及人们业已形成的、无所不在的“内在的恐惧”，其目的是制造“顺民”；另一只手是以传播谎言为首要任务的宣传和教育机构，包括电视、广播、报刊、教科书、学校等各种不断重复谎言的渠道，其目的是制造“愚民”。一个由“顺民”和“愚民”构成的社会，虽然是一个便于统治的社会，但也必然是一个丧失了内在生命力和更新能力的社会。

传播谎言，首先就要改写历史。对于斯大林来说，既然可以一挥手就把一个民族从地图上抹去，那么改写历史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斯大林本人始终对历史著作，首先对皇帝传记保持着经久不衰的兴趣。别列亚尔米诺夫的《俄国历史教程》、维柏的《罗马帝国概述》、阿·托尔斯泰的《伊凡雷帝》、《罗曼诺夫王朝》等他都认真研读过。他把这些皇帝的传记当作自己的镜子，从这面镜子中他看到的是自己冷酷的面孔。他发誓自己将比历史上所有的皇帝都更加伟大，也更加残暴。斯大林很少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虽然他自称是一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列宁最忠诚的学生和战友。马列主义不过是他骗人的幌子而已，他更满足于充当“新沙皇”的角色。正是在对帝王传记的研究中，斯大林发现了“重写历史”的现实意义和紧迫性。对此，沃尔科戈诺夫敏锐地评述说：“不难看出，斯大林认为用适当的方式描述祖国的历史也是实行独裁、形成意识的最重要手段之一。”

于是，一个庞大的编纂历史读本的班子建立起来了，它的成员许多都是斯大林“钦定”的。经过数月紧张的工作，影响苏联社会数十年之久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终于出笼了。这部后来臭名昭著的读物，在当时却成了真正的百科全书，“半真理和反真理的木乃伊大全”。它出版了三百多版，印数超过了四千三百万册！在苏联的东欧“卫星国”以及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中，这本著作也迅速翻译成各种文字，并大量地印刷和发行。同时，这些国家也开始模仿这本书的写法，编写自己的历史。在世界范围内，《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传播范围之广泛、印刷数量之巨大，除了《圣经》和《毛选》之外，恐怕很难找到能够与之匹敌的作品了。

在苏联，这本“把各种教条木乃伊汇集在一起的书”，对全国人民来说就像《古兰经》对穆斯林原教旨主义者一样，成了必须阅读的东西。而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乃至于博士学位的历史教科书，都按照《教程》的体例来编写，并严格遵循《教程》中的论点和论据，不得有丝毫的偏差。从日丹诺夫到苏斯络夫，历届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都把《教程》当作苏维埃的《圣经》来看待。沃尔科戈诺夫指出，这部著作的全部内容都是为了培养、训练人们如何跪在斯大林的脚下。斯大林与列宁被塑造成两座高耸的山峰，而托洛茨基、布哈林、加米涅夫等人则统统被描述成“叛徒”和“人民公敌”，他们的历史贡献被一笔勾销。斯大林比在革命进程中的表现简直上帝还要未卜先知，他永远都保持着伟大、光荣和正确的立场。在《教程》中，人们看不到斯大林在内战中的失败，也看不到他在德国入侵之际的惊慌失措，更看不到他在大清洗中的残忍和嗜血。这种肆无忌惮地改写历史的做法，不仅贯穿了斯大林统治的三十年，而且贯穿了苏联的整个历史进程。赫鲁晓夫企图扭转这种局面，但当他被赶下台之后，斯大林主义又全面复活了。在漫长的勃列日涅夫时代，著名学者阿尔巴托夫感受到了这种“要求知识分子参与制造谎言”

的巨大压力：“历史学是第一个牺牲品，首当其冲的是现代史。”官方在伪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斯大林在其中的作用方面特别下功夫，因为这样能够重新神话斯大林。他们不仅改变了对若干具体的人物和事件的评价，更为重要的是，“当局用了九牛二虎之力使历史科学、历史思想倒退。”

与这种推动“倒退”相配合的行动是无情地打击那些坚持说真话的人。官方多次展开迫害诚实的历史学家的运动。阿尔巴托夫观察到，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沃洛布耶夫因为在学术上采取原则性的立场而被撤职。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方面的著作而闻名的历史学家涅克里奇遭受了特别残酷的迫害，终于被迫流亡国外。“当局这一手十分有效，因为流亡国外的人实际上好像成为叛徒，不仅他们本人的名声败坏了，而且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著作，甚至支持他们的人的名声也都败坏了。”坚持批判斯大林主义的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也被开除出党。于是，许多“聪明人”知道该怎么做了，他们开始无耻地吹捧皇帝的新装是多么的美丽。许多高级官员和将帅也在回忆录中编造虚假的故事，这些经不起历史考验的回忆录后来都声名狼藉。

与此同时，《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也在不断地重版。正如沃尔科戈诺夫说分析的那样，《教程》在国内之所以能够流传，不仅仅因为宣传机关根据斯大林指示的精神把它变成了全社会多年阅读的“主要著作”，而且因为它那极为浅显的、提纲挈领的叙述方式受到许多人的欢迎，这些人越来越习惯于别人替他们“想问题”，并且满足于这种贫乏的精神粮食。这些教条足主义的木乃伊十分通俗易懂。人们不需要研读原著，查阅参考书，而主要是不必进行紧张的思考：一切按照政治壁龛安排就绪，所有登场的人物都涂上了相应的颜色（这种颜色在这里只有两种），在每个地方都作了明白无误的评价。作者们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在每一章后面都加上了政治指示式的“简短的结论”，人们只需要背熟了这些“嚼烂了的原理”。这本书里只有一种声音，就是斯大林的声音。这本书变成了在全国和全党积极培植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主要工具。这样一来，“反真理木乃伊就从书本转移到社会和个人意识中去。”

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揭示了专制帝国存在的秘密之一在于单一的宣传教育，“词语”的权力化带来了谎言的泛滥：“词语对我们的生活拥有巨大的权威，神奇的权威。我们词语的迷惑，在相当程度上生活于它们的王国之中。”人们被迫生活在谎言之中，而放弃了真切的社会生活。人们相信种种官方认可的“说法”甚于他们看到的事实，谎言战胜了他们所有的感觉系统，同时他们的自我认知也建立在对谎言的确信之上。这样，否定谎言也就成了否定这些人本身，捍卫谎言也就成了捍卫“理想”和“希望”。于是，不知不觉地，受害者与害人者合而为一了，这才是苏联社会最大的悲剧。

在苏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导致了历史真实被掩埋，几代人义无反顾地走向盲从和迷信。沃尔科戈诺夫沉痛地指出：“这种教条主义的、按内容来来说反历史的精神粮食，造成了精神的贫乏，理论的简单化和原始化。斯大林为培养一个庞大的头脑简单者阶层准备了肥沃的土壤。从这些人中不断地招募钻营分子、告密者、勤勤恳恳的办事员、不动脑筋的执行者，由这个阶层来补充官僚机构、惩罚机关和各级干部队伍。”在斯大林时代后期，负责“党务”的第二号人物马林科夫曾经“亲自”审查过几千名被派去做党的工作（他们在历届全会上自动当选）以及被派到内务部机关和各部机关的高级干部。对于这些人来说，思想和理论成熟的标志，是“机关”方面没有揭露出他们有“丑闻”和勤恳地钻研“斯大林的案头必备书”。一些人被召到莫斯科谈话，肥头大耳的马林科夫本人，摆出一副大人物的架子，懒洋洋地坐在沙发上，在提出的问题中一定会“添上”《教程》或斯大林著作中的一两个问题——

“斯大林同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说过‘干部决定一切？’”

如果这个像小学生一样毕恭毕敬的地方干部不假思索地回答出，这句话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或者《斯大林文集》的第几章、第几页，马林科夫就会满意地点点头，这表明了应试者的“忠诚”和“勤奋”。于是，此人就获得了升迁的机会。

谎言就是这样炼成的。谎言产生了统治者所渴求的“稳定”，谎言也导致了专制制度自身的衰竭。

2003年1月24日

阿拉法特为何不愿退休？

当中东和平路线被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血泊所浸染的时候，巴勒斯坦两位领导人阿巴斯和阿拉法特之间的尖锐矛盾，也开始暴露到全世界的眼前。巴解主席阿拉法特公然宣布路线图计划已经终结，尽管他的顾问事后为这一说法作了种种解释，但仍然无法掩盖阿拉法特本人企图放弃和平的想法；与之相反，巴勒斯坦新总理阿巴斯仍然坚持推进路线图计划，他愿意在西方的帮助下继续与以色列进行谈判。可是，在这场分歧中，黯然辞职的却是阿巴斯。

阿拉法特以强硬姿态来收取民心，阿巴斯却以他的温和务实而受到许多激进分子的批评。为了确保自己的地位，阿拉法特不惜向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和恐怖组织暗送秋波；而坚守原则的阿巴斯则主张对巴勒斯坦非法武装组织进行更加严格的控制，为此他宁愿被大众诟骂。他们两人当中，究竟谁更勇敢呢？在我心目中，阿巴斯比阿拉法特更加勇敢，一个著眼未来、不惮于挑战所谓的“民意”的领导人才是真正的勇敢者；而一个迟迟不肯与恐怖组织决裂的、在所谓的“民意”面前投机取巧的领导人，迟早会被历史浪潮所冲走。但是，不该离开的阿巴斯被迫选择离开，而应当离开的阿拉法特却依然稳坐钓鱼台。显然，今天，阿拉法特已经到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刻，他却为了自己一个人的权势和地位，而置全民族的和平而不顾。与那些可耻的独裁者一样，阿拉法特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永远都不退休的、或者是“退而不休”的领导人。在我看来，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历史上，有过两次重大的失误。一次是一九七三年将和平奖授予美国政客基辛格，一次是一九九四年让阿拉法特与拉宾和佩雷斯分享和平奖。基辛格是美国典型的功利主义思路的政客，他在国际舞台上翻云覆雨，时时“变脸”。

他时而插手干涉拉美各国的内政，扶植皮诺切特等军政权；时而对专制的中国大加赞扬，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等把酒言欢。这种人，为了自己的权势，甚至年父亲都可以出卖。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在对基辛格的采访中，多次将这个不可一世的大人物逼到了墙角，让他说出了许多平时打死他也不肯说的真话来。基辛格曾经对朋友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错误之一。向这样一个投机政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简直就是对这个伟大奖项的侮辱。同样，一九九四年，阿拉法特登上诺贝尔和平奖的舞台，在当时就有很大的争论。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主席弗兰西斯塞耶斯泰德在颁奖演说中，也隐讳地谈到了人们的不同意见。在获奖者的演说中，后来为和平事业献出生命的拉宾宣称：“只有一个激进的方法可保护神圣的人类生命：没有装甲、没有坦克、没有飞机、没有水泥防御工事。这个激进的解决方法就是和平。”拉宾深知和平道路的艰难漫长与从事和平事业的危险，他说：“我们必须下决心干好这件工作，尽管有著凶残的恐怖主义带来的代价，尽管有著狂热的敌人和阴险的敌人。我们将以决心和坚毅来追求和平。我们不会松弛。我们不会放弃。”与此同时，阿拉法特蹩脚的演说却无法与拉宾精彩的演说相比。

在阿拉法特看来，“正如战争是一场巨大的赌博，和平也是挑战与赌博”。阿拉法特最关心的是世界各国给予巴勒斯坦的捐助，他在演讲中多次呼吁“认捐国”赶快将资金到位，因为“没有必要的物资条件，和平不能生长，和平进程也不会巩固”。他把诺贝尔和平奖的颁奖典礼当作国际乞讨的绝佳机会。拉宾与阿拉法特两相对照，高下立现。

阿拉法特以恐怖主义成名，他虽然在一九八八年公开宣布放弃恐怖活动，但这一宣布显然是言不由衷的。阿拉法特不到十七岁就参与向巴勒斯坦地区走私武器的活动，十九岁那年放弃大学学业到加沙地带参加战斗。一九五八年，阿拉法特与朋友们一起创立了“法塔赫”，这是一个由秘密小组组成的地下恐怖组织，实施了若干面向无辜民众的恐怖活动。“法塔赫”后来发展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中流砥柱，而阿拉法特也于一九六九年成为巴解的主席。从那时到现在，三十四年的时间过去了，阿拉法特一直牢牢控制著巴解，凡是起企图向他挑战的领导人都被他“先下手为强”地收拾掉了。正如其传记作者所说：“如同这一地区的其他阿拉伯政权一样，阿拉法特的统治更倾向于独裁而不是民主。”在还没有获得政权和正式建国的时候，阿拉法特就已经走向了独裁和专制，他让自己成为巴勒斯坦解放的象征，成为所有权力的核心。对于这样一个“前恐怖分子”，我们能够对他寄予希望吗？他的内心深处真的热爱和平吗？

一个依靠暴力上台的人自然不会轻易放弃权力。阿拉法特虽然心里明知阿巴斯的方向是巴勒斯坦人民走向和平建国的正确方向，但他不仅不将实际权力转交给阿巴斯，反而在幕后操纵种种反阿巴斯的行动，终于将阿巴斯赶下的台。阿拉法特担心阿巴斯如果实现了巴以和平，将取代自己的领袖位置，这是他不愿看到的情况。他迟迟不肯推出历史的舞台，但黑白两色的头巾已经难以让他“长袖善舞”了。去年，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已经将阿拉法特排除在巴以谈判之外，而他的阿拉伯盟友们也渐渐开始疏远他。谢幕的时候不可阻止地来临了。阿拉法特的独角戏还能够唱到几时呢？

爱国和害国

中美之间的飞机冲突已经持续了一个月，借这一偶然事件的“东风”，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再次高涨。在网络上，痛骂美国的言语铺天盖地，颇有些岳武穆当年“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味道。我知道，这些粗鲁的语言大多出自爱国青年的手笔——他们却丝毫不知道，他们所谓的“爱国”，其实才是真正的祸国殃民。诚然，美国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傲慢而霸道。但是，我们应该想一想：他们的傲慢和霸道从何而来？当然是因为背后有着强大的经济、军事等综合的国力。所谓“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也。进一步追问：美国为什么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是通过殖民掠夺吗？是发了战争的横财吗？是国家的自然资源丰富吗？是科技发明的层出不穷吗？我认为，当然不能完全排除以上这些原因，但更为根本的还在于美国的民主制度。正是美国从开国之初就确立了的民主制度，保障了每一个公民的个人权利，激发了大多数社会成员造力和想象力，从而全面提升了国民的文明素质和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美国的强大。从两年前的南斯拉夫大使馆事件到如今的飞机撞击事件，国人仇美心理逐步升级。

让我最忧虑的是：民众由仇恨美国的某一领导人和利益集团，转而敌视美国实行的社会制度和美国奉行的价值观念。这已是一个涌动的社会思潮。我认为，如此这般的“爱国”，其结果只能是“害国”。同样的思路，一百年前的义和团已经尝试过了，结果如何，不用我来重复。在今天的国际社会中，中国没有什么发言权，中国人在海外也经常受到歧视。日本这个宿敌公然在钓鱼岛修建永久性建筑，菲律宾的军舰也堂而皇之地在我们的岛屿上登陆，印度尼西亚的华裔遭到了疯狂的杀戮……作为一个中国，对于这一切难道不感到耻辱吗？然而，耻辱之余，爱国者们有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想想：其根源究竟在何处？我们自己的国家就是一个不尊重人的国家，我们自己的社会就是一个没有民主制度的社会。我们的公民权利遭到普遍的漠视和剥夺——漠视和剥夺我们基本的公民权利的，并非“亡我之心不死”的西方，而是我们自己的政府。美国不是爱国者们辱骂几声就会崩溃的，它并不是伟大领袖所说的“纸老虎”。要捍卫我们国家的尊严，唯一的途径是虚心地向欧美学习，学习他们如何建立一整套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文化多元化的社会制度。

只有我们自己尊重自己了、我们同胞之间互相尊重了、我们的政府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了，我们的未来才有希望。骂美国的风险好莱坞有一部电影，名叫《勇敢者游戏》。我曾经引用这个名字形容1998年克林顿访华时那些“刁难”他的北大学生的举动。他们为自己的“勇敢”而洋洋得意，但是在内心深处，他们深知这仅仅是一场“游戏”。在中国，所谓的“民族主义”不过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游戏而已。在中美飞机撞击事件中，中国的传统媒体以及各大网络上，充斥着辱骂美国的言论。这些以“义愤填膺”的姿态说话的人，似乎个个都勇敢无畏，恨不得奔上前线去跟“美帝国主义”拼命。但是，仔细探究他们的“勇气”，我一下子就发现了：他们的“勇气”仅仅是写在纸上的、挂在口边的勇气。我又想引用那个有名的笑话：在苏联的斯大林时代，一个美国人与一个苏联人见面了。两人都说自己的国家更民主，美国人举例说：“当然我们美国更民主，我们能够在白宫门口去游行示威，痛骂罗斯福。”苏联人哈哈大笑说：“那算什么，我们能够直接进入克里姆林宫，当作斯大林的面痛骂罗斯福。”这个笑话的发生地点也可以转移到中国。在一个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民族主义孰利孰弊，还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而我觉得，首先更应当进行鉴别的是：在中国本土之内，民族主义的“真”和“伪”的问题。在中国，究竟有多少“真诚”的民族主义者？又有多少鲁迅如所说的“孱头”，仅仅是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生存策略来使用？同样是辱骂美国、抗议美国，在民主化之前的韩国和在今天的中国，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当年，抗议美国驻军的韩国大学生，直接与本国的独裁政府对抗，并受到残酷的迫害。他们知道自己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因此面对迫害，矢志不移。而在今天的中国，辱骂美国是没有任何风险的。不仅没有风险，还会获得政府的鼓励和支持。1989年，到天安门广场要求惩治腐败、加快改革的青年学生，却遭到了********；1999年，到美国大使馆扔石头的青年学生，却受到政府的“礼遇”，坐上了官方紧急调度的豪华大巴。这是一组颇有意味的对比。批评美国是绝对安全的，风险为零。相反，如果批评当下发生在中国本土的罪恶，却需要无比的勇气。山西省岚县，有一位敢于揭露真相的青年李绿松，就被官员们残酷地割掉了舌头。日前，在兴县法院的宣判中，肇事官员被“从轻发落”

——岚县公安副局长吴容光和干警杨四成，分别以滥用职权罪和虐待被监管人员罪各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两年。判决中，丝毫没有提及割舌事件。一个勇敢的公民张口说话的可能永远丧失了。有没有人敢于步他的后尘呢？伊拉克的国歌与美国的国旗最近，伊拉克独裁者萨达姆决定更换国歌。海湾战争之后十年间，伊拉克遭到联合国严厉的经济制裁。国内食品和药品奇缺，婴儿的死亡率增加了十倍之多。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联合国实施了“石油换食品”和“石油换药品”的计划。然而，萨达姆垄断食品和药品的分配，居然将大部分都送到黑市上倒卖。从中获取的巨额金钱，被萨达姆用来修建了十几座豪华的宫殿。一边是民不聊生，一边是穷奢极欲。老百姓不可能没有意见。作为老牌的独裁者，萨达姆一手进行严酷的高压统治，一手使用愚民政策、散布精神鸦片。精神鸦片之一就是更换国歌。为了扭转伊拉克人的悲观情绪，增强他们与欧美斗争的意志，萨达姆突发奇想，开始在国歌上大作文章。伊拉克原有的国歌是七十年代开始采用的。萨达姆认为，词曲都显得过于“悲伤、沉重”，缺乏“激情”，没有起到激励和鼓舞伊拉克人民的目的。于是，他召见了一批诗人和音